从公元前5世纪丝绸之路在草原人民奔波的马蹄下显露雏形，到1840年鸦片战争拉开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序幕，古代丝绸之路经历2500年的历史，并且，丝绸之路的繁荣与衰落在很大程度上受丝绸之路贸易发展状况的影响。可以说，丝绸之路的发展史同样是一部古代中西方贸易史。
　　一、丝绸之路贸易的兴起与国际贸易的产生
　　在大多数人的认知中，丝绸之路始于张骞出使西域。司马迁在《史记》中把张骞通西域的壮举称为“凿空”①，这是中国有史记载以来的第一次政府行为主导下的中外交流。然而这条横贯东西、连接欧亚的经济通道，并不完全由张骞“凿空”而来。中国中原地区与西域②，乃至西亚、欧洲的经济、文化交流与贸易有着悠久古老的历史。早在原始社会末期，尼罗河流域、印度河流域、两河流域和黄河流域以北的广漠草原上出现了许多不连贯的小规模贸易路线，将这些路线衔接起来便描绘出丝绸之路的雏形。汉代以前，中西方之间大多数的商品交换还是由西域地区少数民族通过游牧方式进行，除此之外鲜有外商往来。因此，这种原始的中西经济往来还不能称为正式的国际贸易。公元前138年至公元前119年，张骞两次出使西域，收集了很多西域各国的地理、物产、军事等方面相关资料，使汉王朝的视野得以拓宽，同时也让统治者意识到进行对外交往在军事和经济上具有双重效益，“广地万里，重九译，威德遍于四海”③，广布国威的政治手段逐渐取代最初的征战和抑制，汉王朝与中亚、西亚各国相互贸易的愿望也变得强烈。自此之后，中国的商人将货物开始源源不断地输出，外国的货物也相应输入，这种有进有出的贸易关系逐渐形成，中西之间在经济、文化上的联系日益加强。公元前60年西域都护府的设立，中西之间正式的、大量的、经常性的贸易往来更为频繁，丝绸之路这条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的大动脉也正式地登上历史舞台。
　　1．贸易产生的根源：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恩格斯指出：“随着生产分为农业和手工业这两大主要部门，便出现了直接以交换为目的的生产，即商品生产，随之而来的是贸易，不仅有部落内部和部落边界贸易，而且还有海外贸易。”④西域位于内陆干旱地区，由于自然条件和地理环境的限制，其经济形式主要以绿洲经济和游牧经济为主。在长年“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影响下，畜牧业发展十分繁盛，在整个西域社会经济中占重要地位。除此之外，西域部分民族在战国时期开始进入铁器时代，开始由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的过渡，手工业在生产工具的更新换代下也逐步发展起来，形成技术精良、具有民族特色的冶铁、铸铜、制陶、皮毛和金银制品等部门。而同样是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原地区正在经历着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大变革，家庭手工业和独立经营的个体手工业逐渐兴起并迅速发展，生产力水平得到进一步的提高。因此，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催生大量剩余产品的出现，这为之后的商品交换乃至贸易往来奠定了基础。
　　2．贸易开展的基础：绝对优势
　　无论是最原始的交换，还是大规模的贸易往来，古代中国中原地区与西域地区之间的经济交往，基本建立在双方各自所拥有的“绝对优势”之上。
　　由于半农半牧绿洲经济的封闭独立和不稳定性，西域地区的生产技术和社会发展水平都相对落后于中原地区，尽管畜牧业和手工业在一定程度上有所发展，但是仍不能左右整个经济社会，人们生活的基本需求无法完全自给自足。而中原地区的农业和手工业则经历商代以来的技术经验的积累和进步，已经达到较高的发展水平，其中桑蚕丝织业的技术水平和发展程度更是处于领先地位。于是，为弥补生产上的落后、解决生活上的需求，西域人以牲畜、皮毛产品和金、银、玉器手工艺品等具有绝对优势的产品同中原地区的农产品、手工业品和丝织品等进行交换。随着这些交换在交换内容、地域范围和形式规模上的扩大，贸易的萌芽也逐渐开始显露，贸易的对象也从沿边西域地区延伸至西方各国。在丝绸之路真正打通之后，西域地区成为中西方经济文化交往的中转站，中国与西方国家之间的贸易依旧遵循着“绝对优势”的原则。中国对外出口丝绸、陶瓷等绝对优势产品，进口西方国家的绝对优势产品，如珠宝、香料等。
　　3．贸易扩大的条件：重叠需求
　　从西汉开始，丝织品在官方经营后开始出口，丝绸也成为西方各国最喜爱的中国商品。除中国丝绸本身所具有的吸引力之外，丝路贸易能够发展壮大，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中西各国之间消费偏好、需求结构、需求品质接近，即存在重叠需求。
　　以当时中国丝绸的最大消费国罗马帝国为例，在丝绸贸易形成之时，正是罗马经济繁荣、国力强大之时。随着罗马在公元前1世纪至公元2世纪不断地对外扩张，大量的奴隶和黄金流入罗马，统治阶级对奢华生活和远方珍品的需求不断增加。因此，当时的罗马社会中对丝绸这一奢侈品有着一个稳定的市场和需求，中国丝绸的销路也由此大开。此时的汉朝经历“文景之治”之后，社会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人民生活安定，国力也逐渐强盛，汉武帝时期更是达到汉王朝繁荣昌盛的顶峰。汉朝对丝织品的消费需求向来数量庞大、种类丰富，上至皇室贵族，下至平民百姓都极其追捧。结合两国国情来看，中国和罗马的经济水平不断提高，两国国民收入水平都达到一个较高的水平，从而两国的需求偏好具有一定的相似性，以丝绸为代表的奢侈品是其重叠需求的主要内容。基于中国先进的丝织技术，种类繁多的丝织品又不断地扩充着两国的重叠需要的商品，因此贸易便相应地不断扩大，两国之间的贸易关系也逐渐密切。当罗马帝国经历“三世纪危机”⑤，农村枯竭，城市衰落，内战连绵，帝国政府全面瘫痪时，中国的封建经济也因东汉灭亡后长期的混战分裂局面遭到严重破坏，尤其是北方地区。不管是陆上丝绸之路还是海上丝绸之路，尽管贸易之路并没有中断，但都因两国经济衰败、收入下降、需求减少而受到一定冲击。
　　二、古代丝织业的发展与国际贸易的分工
　　丝绸之路以“丝绸”命名的主要原因在于当时在这条商路上输出的物资中数量最多、最受欢迎的是以丝绸为代表的丝织品，这种质轻利高的商品为丝路贸易注入强大活力。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明养蚕种桑、缫丝纺织的国家，丝织业是中国最古老的传统手工业之一，丝绸之路贸易更离不开丝织业的支撑，古代中国正是以发达的丝织业为载体参与丝绸之路上国际贸易的分工，要素禀赋、规模经济、技术差距和运输成本等因素均对古代丝织业的繁荣与衰落产生重大影响。
　　1．要素禀赋
　　中国的丝织业有着十分悠久的历史，种植养蚕业和丝织手工业传承和积累了自春秋战国以来的生产技术经验，在汉代已经达到较高水平，到唐朝更是处于世界领先地位。耕织并重的传统生产文化以及“劝课农桑”的政府支持，越来越多的劳动力参与到桑蚕丝织的行业中来。从出口方面来看，不管是桑蚕业还是丝织业，其要素禀赋所构成的优势既有自然资源优势，又有劳动力优势、资本优势和技术优势，这些优势乃是古代中国丝织品得以大量出口的重要基础。从进口方面来看，用大量华丽的丝质品从西域、欧洲乃至非洲地区所交换回来的是各种香料、珠宝和金属制品，这些异域的稀有产物恰恰来自于这些地区的要素禀赋优势产业。通过丝绸之路所进行的进出口贸易遵循了贸易发展的基本规律。
　　2．规模经济
　　在汉、唐两朝，丝绸之路贸易都处于繁荣兴盛时期，这是建立在丝织业的高度发展的基础之上的。也就是说，没有国内大规模的丝织业生产，丝路贸易是无法进行的。不管是官办还是民办，丝织业都聚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和技术资源，形成较大的生产规模，生产效率也有所提高，因而中国的丝织品在国际市场上处于垄断地位。然而物极必反，大规模、大批量的生产对丝织业发展也造成重创，形成“规模不经济”的效应。从元朝开始，丝织业以及其他手工业的大部分生产都是为满足政治军事需要以及统治阶级消费之便，进入市场流通的产品只有很少的一部分，因而毫无经济利益可言；虽然从事丝织业的劳动者数量十分庞大，但大多都是以无偿奴役形式进行的官营生产，缺乏生产积极性。这种不计成本、违反社会经济规律的生产严重阻碍了丝织业的发展，使经济陷入入不敷出的境地。
　　造成丝织业萧条，尤其是严重影响北方丝织业发展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则是中国古代经济中心的南移。⑥唐朝安史之乱后，中国各地战火纷飞，为丝绸之路直接服务的北方地区经济大受打击，据史料记载，黄河流域的丝绸生产几乎陷于停顿。北方地区对自然资源的过度开发利用以及频繁的战乱，导致生态环境遭到破坏，人们迫于巨大的生存压力开始向南迁移。由于在封建经济的社会生产中，土地、工具等生产要素变化十分有限，劳动力数量的多少直接决定生产规模以及生产效率。人口南移导致北方地区丝织业劳动力大量流失，因而丧失因行业地理集中所带来的外部规模经济，同时统治阶级在南方定都也使得北方地区丝织品的消费需求急剧减少，丝织业发展也逐渐衰落；相反地，南方地区由于人口的迁入和政权南移，劳动力数量的增加促使丝织业形成新的产业集聚与分工，进而产生规模效应，社会经济也因此得到较快发展(如表9-1、表9-2所示)。
　　3．技术差距
　　中国古代的丝织技术以绝对优势领先于其他国家或地区，丝绸之路贸易的开展也正是建立在这种技术差距之上的。随着精美的丝织品沿着丝绸之路运往西方，先进的丝织技术也不断地被西方所学习。东汉末年，养蚕缫丝之法传入西域于阗(今新疆省和田地区)，后又传入欧洲，随之引起中亚和西亚的丝绸工业逐步兴起，意大利和法国也开始本国化的丝绸生产。这样一来，西方对于丝绸的需求随着技术差距的缩小也在逐渐减少，贸易也随之萧条。
　　4．运输成本
　　从唐朝开始，海上贸易逐渐兴起。随着宋代经济重心南移，以及造船、航海技术的发展，海上贸易空前繁荣。海上运输较陆地运输来说有着通过能力强、运量大、运费低，以及对货物适应性强等优势，再加上新航道的开辟引起中西贸易商道的变化，传统陆上丝绸之路贸易因此受到冲击。从国家整体进出口的水平来看，海上贸易的兴起可以说是对丝绸之路贸易的衰败的一种弥补和替代，因此也有人称之为“海上丝绸之路”。但考虑运输成本这一因素的影响，海上贸易终究会超越古老的陆上丝绸之路贸易。
　　三、丝绸之路的兴衰与政府行为
　　古代丝绸之路以及丝路贸易发展从一开始就处于国家的直接控制和指导之下，因此，丝绸之路的兴衰与政府行为有着十分直接的联系。
　　1．中国古代重商主义思想的体现
　　汉、唐两朝丝绸之路贸易的繁荣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两朝政府的政策与经营，其中，唐朝更是中国封建王朝中经营西域和丝绸之路用力最勤、付出代价最大的朝代。首先，唐朝政府重视和鼓励发展农业、手工业和商业，使商品经济稳定而迅速地发展，这从根本上确保了能有更多的“剩余产品”可供出口；其次，对赋税制度、货币制度以及交通条件等一系列的优惠制度安排和措施为商业营造了良好的发展环境。例如，唐朝将古长安的市场分为东西两市，东市为国内贸易市场，西市为国际贸易市场。当时的西市不仅是唐朝社会发展、经贸繁荣和文化发达的重要窗口，也是丝路之源和国际贸易中心。在西市上交易的绝大多数商品“任其往来流通，自为交易，不得重加率税”⑦，实行的是低关税或“零关税”政策。同时还针对来华的各国商人制定和实行许多配套的优惠政策，如在丝绸之路沿途派兵镇守以确保商旅安全，对外商移居采取宽容和支持态度等。这些政策措施不仅提高了丝绸之路的贸易便利化程度，减低进出口贸易的交易成本，促进丝路贸易的繁荣，而且使大唐西市已经具有“自由贸易区”的雏形。值得一提的是，唐朝政府为稳定西北边疆所进行的艰苦斗争，更是确保丝绸之路这条贸易通道的畅通，为丝绸之路走向鼎盛奠定战略基础。通过唐朝政府这些优惠制度安排与措施，既可以看出其中的“重商主义”意味，更具有一定的自由贸易色彩。
　　重商主义产生和发展于16—17世纪欧洲封建制度瓦解与资本原始积累时期。重商主义贸易理论强调积累金银货币和对外贸易的重要性，认为财富的真正源泉是对外贸易，应在国家干预下进行对外贸易，鼓励出口并限制进口(尤其是奢侈品进口)，维持贸易顺差。但中国古代的这种重商思想与西欧重商主义思想之间还是有所不同。如果单从政府干预这一方面来看，早在两汉时期的政府行为也体现出一定的重商主义思想。但这并不是推动丝绸之路贸易发展的主要动因，因为丝绸之路单作为一条交通通道来看，最初是作为一条政治军事要道而产生，其贸易通道性质是随着汉朝与西域的政治、军事交流加强而逐渐显露。即便在丝绸之路逐渐发展成熟之后，贸易也是排在政府对外进行遣使、通婚和朝贡之后所进行的。在唐朝，虽然通过丝绸之路进行的经济、文化交流更为频繁，内容更为丰富，但依然不能掩盖其背后“怀柔远人，弘扬国威”的政治色彩。这与西欧国家的“先经济再政治”的发展套路截然相反。另外，西欧重商主义者主张政府在发展对外贸易时扮演积极的、保护主义的角色，运用国家力量支持商业资本的发展，最好是由政府管制农业、商业和制造业；通过高关税率及其他贸易限制来保护国内市场，并利用殖民地为母国的制造业提供原料和市场。正如前文所述，唐朝政府对于商业的支持促进社会经济和丝路贸易的发展，这方面符合重商主义的政策主张。但是，唐朝对外贸易所取得的成果并非建立在贸易保护和贸易限制以及殖民地掠夺之上。相反地，唐朝有限度地实行“废关弛禁”的对外贸易政策，减少了对外贸易的关卡和限制；无论是官方“朝贡”与“回赐”还是民间互市，均非“零和博弈”，贸易双方均从中有所收益。因此，唐朝的对外贸易具有一定的自由贸易色彩。
　　2．国际政治、经济地位与国家竞争优势
　　鸦片战争的爆发彻底改变了中国社会发展和对外贸易的历史进程，丝绸之路上平等、文明的对外贸易也不复存在。弱国无外交。同样，弱国也无外贸。主权的丧失使得对外贸易变成强取豪夺。国家之间的竞争不仅是政治、军事实力的竞争，更是经济实力的竞争。纵观整个丝绸之路兴衰的历史可以看出，丝绸之路贸易发展繁荣的时期，有着高水平发展的丝织业作为经济支撑，中国的国力强盛，在世界范围内处于发达领先的地位；而当不同的时代原因阻碍了丝织业的发展时，丝路贸易也因此出现停滞，国家的经济和政治也陷入不同程度的困境。由此可以看出，发达的丝织业在影响着丝路贸易的繁荣，同时也影响着中国国力的强盛；反之亦然。
　　在一国的众多行业中，最有可能在国际竞争中取胜的是国内“四因素环境”特别有利的那些行业。以唐朝丝绸之路鼎盛时期的丝织业为例，在生产要素方面，无论是资源、技术还是劳动力要素，都处于一个十分充裕的状态；在需求状况方面，国内外市场都对中国丝绸以及其他丝织品有着强烈的需求；在相关产业方面，农业、桑蚕业、商业等产业也很突出；在企业战略组织方面，丝路贸易离不开唐朝官营和民营的丝织机构与工场的大规模生产。因而唐朝有着特别突出的国家竞争优势，唐朝的政治、经济实力的强大也令世界各国叹服。反观明清时期，在这四个方面也有些许优势，但却不能与唐朝的繁盛同日而语，其国家竞争优势大大丧失，国际地位也因内部战争和外敌入侵而不断下降。随着世界范围内政治和经济格局的变化，古老的丝路贸易已经不再持续拥有往日的辉煌，而是逐渐衰落于历史洪流之中。
　　四、丝绸之路贸易的发展历程与经济周期的变动
　　将丝绸之路贸易发展与我国封建社会的历史更迭相对照，2500多年的丝绸之路贸易史本身就包含着若干经济周期。
　　第一，从宏观层面来看，最明显的表现是政治性经济周期。通过对丝绸之路贸易历史的分析可以看出，整个丝绸之路经济贸易的发展兴衰同我国封建时期政治、经济周期是一致的。当时代趋于和平时，丝路贸易显现和趋强；当统治强盛时，贸易也随之繁荣；当统治没落时，贸易逐渐消亡。改朝换代和战争的起始，都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各个时代的思想和制度的变革。在这样的政治因素变化影响之下，丝绸之路的发展顺应着封建社会的经济兴衰潮流，进而丝路贸易的发展也嵌入各朝代所存在的经济周期之中。
　　第二，从微观层面来看，创新经济周期性理论在丝绸之路的兴衰中也有所体现。奥地利经济学家J．熊波特在《经济发展理论》一书中提出“创新经济周期性理论”，他把周期性的原因归之为科学技术的创新，而科学技术的创新不可能始终如一地持续不断的出现，从而必然有经济的周期性波动。丝路贸易是以中国古代手工业，尤其是丝织业为基础而发展壮大的，古代劳动人民在纺织技术上的创新与突破，直接会影响到丝路贸易的规模与发展程度。反之，没有了技术上的支持，丝路贸易便丧失活力。
　　①《史记》123卷《大宛列传》：“乌孙使既见汉人众富厚，归报其国，其国乃益重汉。其后岁余，骞所遣使通大夏之属者皆颇与其人俱来，于是西北国始通于汉矣。然张骞凿空，其后使往者皆称博望侯，以为质于外国，外国由此信之。”
　　②“西域”，系历史地理概念，泛指玉门关、阳关以西广大地区。广义指包括我国新疆在内的古代中亚地区以西、南亚等部分地区；狭义上指历史上的我国新疆地区。本节所用概念主要为后者。
　　③司马光．资治通鉴[M]．长沙：岳麓书社，2005：256．
　　④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J]．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63-164．
　　⑤罗马帝国在235年(皇帝亚历山大·塞维鲁被杀)至284年(皇帝戴克里先即位)间受到三项同时发生的危机而衰落甚至接近崩溃的过程。这三个危机分别是：外敌入侵、内战及经济崩溃。在此期间，罗马帝国的组织、社会、日常生活乃至宗教均产生了根本的转变，包括承认基督教，因此该危机被视为古典时代前期和后期之间的分水岭。
　　⑥本节中划分南方、北方的标准是以长江、淮河、秦岭一线为分界线。
　　⑦《全唐文》，卷75，《太和八年疾愈德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