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发达的中外交通为东西方之间的文化交流和中外贸易创造了极好的条件。许多中国人随元朝远征军移居海外，他们把中国的文化带到遥远的异域。高度发达的航海技术使中外贸易急速增长。大量西域人入元为宦、经商、传教、游历，他们中许多人在中国落地生根，定居下来，带来了异域奇物和文明。元帝国区别于中国历朝历代的一个显著特征即它是一个世界帝国，这一时期的东西方文化交流和中外贸易也带有这个时代的特征。
　　(一)《史集》与《中国史》
　　蒙古人扩张到遥远的西域，在那里定居下来，建立了伊利汗国、钦察汗国和察合台汗国。伊利汗国统治波斯之地，其统治者与元朝统治者同出于成吉思汗第四子拖雷，血缘关系最近。故元政府与伊利汗国的关系要远远密切于同其他汗国的关系。双方使节沿陆路和海路往来不绝于途。
　　旭烈兀是忽必烈之弟，伊利汗的建立者。他的后裔在继位承袭伊利汗之号时，仍需经元廷册封。至合赞汗时，在波斯定居的蒙古人已经渐渐伊斯兰化和突厥化。为保存自己民族的历史，伊利汗合赞组织了《史集》的编纂工作。《史集》是一部波斯文著作，其波斯文名称为Jami’al-Tawarikh，直译“诸史之汇集”。《史集》是一部前所未有的历史巨著，它包括三大部分，每一部分又各包括一些分册，其内容分篇如下：
　　一、蒙古史
　　(1)部族志(述成吉思汗以前蒙古各部的历史)
　　(2)成吉思汗纪(述元太祖成吉思汗祖先及其本人事迹)
　　(3)成吉思汗的继承者们(述成吉思汗诸子及其后裔，包括钦察汗国、察合台汗国、窝阔台汗国和元成宗初年以前的元朝历史)
　　(4)伊利汗国史(述合赞汗初年以前之波斯蒙古史)
　　二、世界史
　　(1)以色列史(述《圣经》中《创世记》的故事)
　　(2)突厥史(述乌古思汗的历史及操突厥语各部落的情况)
　　(3)佛朗史(述欧洲历史)
　　(4)印度史(述印度历史)
　　(5)中国史
　　三、五世系(述蒙古和其他重要民族的世系)
　　仅从以上内容分篇便可看出，《史集》是近代以前世界上最伟大的一部包罗万象的百科全书式的历史著作。
　　拉施都丁的《中国史》是第一部详细描述了中国历史的波斯著作，书中首先介绍了契丹(辽)和宋的历史，其成书时间比脱脱主持在元朝本土编成的《辽史》、《宋史》还要早。而后，拉施都丁介绍了远古直到他那个时代的中国帝王世系，包括辽、金和南宋历史：
　　“第一王朝”，即第1位帝王盘古及其后裔，包括天皇氏、地皇氏、人皇氏等10人；
　　“第二王朝”，即第11位帝王伏羲、其姊妹女娲氏及其后裔共16人；
　　“第三王朝”，即第27位帝王神农及其后裔共16人；
　　“第四王朝”，即第35位帝王黄帝及其后裔共18人；
　　“第五王朝”，即第53位帝王少皞及其后裔共10人；
　　“第六王朝”，即第63位帝王高阳氏及其后裔共10人；
　　“第七王朝”，即第73位帝王高辛氏及其后裔共10人；
　　“第八王朝”，即第82位帝王帝尧；
　　“第九王朝”，即第83位帝王帝舜；
　　“第十王朝”，即第84位帝王夏禹王及其后裔共17人，此即夏朝；
　　“第十一王朝”，即第101位帝王成汤及其后裔共30人，此即商朝；
　　“第十二王朝”，即第130位帝王周武王及其后裔共37人，此即周朝；
　　“第十三王朝”，即战国时代；
　　“第十四王朝”，即第133位帝王秦始皇及其后裔共3人，此即秦朝；
　　“第十五王朝”，即第136位帝王霸王，此即项羽；
　　“第十六王朝”，即第137位帝王汉高祖及其后裔共13人，此即西汉；
　　“第十七王朝”，即王莽；
　　“第十八王朝”，即第151位帝王更始帝及其后裔共2人；
　　“第十九王朝”，即第152位帝王后汉光武及其后裔共14人，此即东汉；
　　“第二十王朝”，即三国；
　　“第二十一王朝”，即第171位帝王晋武帝及其后裔共3人，此即西晋；
　　“第二十二王朝”，即第174位帝王晋元帝及其后裔共11人，此即东晋；
　　“第二十三王朝”，即第185位帝王宋武帝及其后裔共8人，此即刘宋；
　　“第二十四王朝”，即第193位帝王萧道成及其后裔共7人，此即南齐；
　　“第二十五王朝”，即第200位帝王梁武帝萧衍及其后裔共4人，此即南梁；
　　“第二十六王朝”，即第204位帝王后梁宣帝及其后裔共3人，此即后梁；
　　“第二十七王朝”，即第207位帝王陈武帝及其后裔共5人，此即陈。
　　拉施都丁的《中国史》以南朝为正统，对西晋以后北方的历史，拉施都丁不叙述王朝序号，而是分为几部分介绍，即“第一组”十六国，“第二组”北魏，“第三组”东魏、西魏，“第四组”北周和“第五组”北齐。
　　“第一组”十六国：
　　在契丹(即北方)首先是占据敦煌的“凉”，包括张轨、乌孤、李暠、蒙逊、吕光等5位国王；
　　其次是汗八里(大都)地区的“燕”，包括前燕和后燕的慕容氏、慕容德和冯跋等4位国王；
　　第三是京兆(陕西关中)地区的“秦”，包括苻健、姚苌、乞伏等3位国王；
　　第四是阿合八里(河北真定)的“赵”，包括刘渊、石勒两位国王；
　　第五是吐蕃地区的“夏”国的赫连勃勃国王；
　　第六是蛮子之地(指华南)的(“蜀”国)李特国王。
　　“第二组”北魏：
　　魏道武帝及其后裔，共13人。
　　“第三组”东魏、西魏：
　　孝静帝及西魏文帝。
　　“第四组”北周：
　　孝闵帝及其后裔共5人。
　　“第五组”北齐：
　　文宣帝及其后裔共5人。
　　十六国、北朝历史介绍完以后，拉施都丁重新开始他的王朝序号。陈朝名列第二十七王朝，故隋朝成为第二十八王朝：
　　“第二十八王朝”，即第212位帝王隋高祖及其后裔共3人，此即隋；
　　“第二十九王朝”，即第215位帝王唐高祖及其后裔共22人，此即唐；
　　“第三十王朝”，即第237位帝王梁太祖及其后裔共3人，此即后梁；
　　“第三十一王朝”，即第240位帝王唐庄宗及其后裔共4人，此即后唐；
　　“第三十二王朝”，即第244位帝王晋高祖及其子共2人，此即后晋；
　　“第三十三王朝”，契丹耶律德光篡后晋位；
　　“第三十四王朝”，即汉高祖及其子，此即后汉；
　　“第三十五王朝”，即周太祖及其后裔，此即后周；
　　“第三十六王朝”，即宋太宗及其后裔共16人，此即宋。
　　在宋之后，拉施都丁叙述金的历史：金太宗完颜晟及其后裔9人。
　　仅从上述内容介绍，便可知《中国史》是一部罕见的奇书。它反映出随着蒙古世界帝国的建立，中国的文化向西传播的真实面貌，尽管《中国史》中提到的中国帝王名称和其在位历史纪年存在某些错误，但却反映出元代波斯、西域知识分子对中国历史了解到何等深刻的程度。拉施都丁的《中国史》是元代中外文化交流史中的一束奇花。
　　(二)火药的传播
　　火药发明以前，中国用于战争的纵火武器的主要成分是松香、草艾、油脂、硫磺等。这种火器在周代已经出现。希腊人大约在公元前4世纪开始使用火攻武器，这种技术后来经罗马人、拜占庭人传到阿拉伯人手中，阿拉伯人称之为“希腊火”，其成分中含有石油和石脑油。五代时这种“希腊火”输入中国，当时译称“猛火油”。中国人注意到这种火器遇水火焰更炽的特性。在火药发明以前，所有的火攻武器都不含硝，而所谓“希腊火”则是黏稠状液体，与近代火药无关。
　　火药是由炼丹家发明的。9世纪时的炼丹学著作《真元妙道要略》已经提到，曾经发生过“以硫磺、雄黄合硝石并蜜烧之，焰起，烧手面及烬屋舍”的惨剧。炼丹家还注意到，硝石不可与硫黄、雄黄和雌黄合在一起燃烧，否则“立见祸事”。唐末时，火药在中国已经应用于军事，当时的火炮乃是一种用抛石机发射的火药包。宋代《武经总要》中所记载的黑色火药配方，已经与现代黑色火药配方十分接近。宋代的爆炸性火器中有一种“霹雳火球”，在火药中掺入碎瓷片，使杀伤力大为增加。金代爆炸性火器的威力有所提高，可穿透牛皮、铁甲。金末还出现了管状发射性火器。
　　火药很早就传到海外。元代周达观曾出使真腊(今柬埔寨)，看到那里的人民点放焰火爆竹。中国出口真腊的商品中有硫黄、焰硝等制造火药的原料。火药不仅传到东南亚，也传到遥远的西方。西方诸国不但进口中国火药成品，也学会按配方自制火药。大约在13世纪中叶阿拉伯人开始自制火药，成于13—14世纪之际的阿拉伯文著作《焚敌火攻书》中已经有制造火药和火器的内容。制造火药的硝是中国重要的出口产品，成书于1240年的大食医生伊本·白塔尔(Ibnal-Baytar)的著作《单药大全》提到了硝石，并称之为“中国雪”(ThaijSini)，而波斯也把硝石称为“中国盐”(namak-iChini)。这说明阿拉伯、波斯诸国虽然能够制造火药，但主要原料之一硝最初却从中国进口。
　　(三)外销陶瓷
　　我国先秦时代的硬陶或原始瓷，上的是用铁作呈色剂的灰釉。东汉中叶，我国出现了以涂有铜、铁为呈色剂的铅釉的绿褐色陶器。这种釉色在中国本土缺乏渊源，而与占有东地中海地区的罗马帝国的绿褐色釉陶器相似，我国制陶业很可能在与罗马帝国的交往中学会了这种着色技术①，并接受了以绿褐色釉为美的审美观点。
　　唐以后，随着东西海上交往的迅速发展，中国的出口也急剧增长。许多中国商品在海外诸国找到了自己的市场。瓷器是8世纪新崛起的大宗出口商品。唐代陶瓷“南青北白”，均极为发达。越州、长沙等地的青瓷大量涌进国际市场。据考古发现，广东瓷器外销颇为可观，陶瓷业已形成外向型特色，是我国重要的外销瓷生产基地。在现代已经发现的22处唐代陶瓷窑址中，外销瓷窑有8座，占总数的36％，分布于沿海地区。其中粤东2座(潮州北郊、梅县水车各1座)，粤中4座(南海、新会官冲、三水、广州西村各1座)，粤西2座(廉江、遂溪各1座)②。
　　从国外考古发现看，在东南亚、菲律宾出土过唐代广州西村窑产的凤头壶③。泰国曼谷也出土过梅县水车窑的产品④。
　　笔者于1990年底在泰国参加“海上丝绸之路”考察时，曾在泰国南部暹罗湾畔素叻泰尼市距茶亚(Chaiya)区6公里处的林坡(LaemPho)村海滨见到大量唐代长沙铜官窑的瓷片。而在半岛另一侧攀牙市的Takuapa河注入安达曼海的河口处发现有大量伊斯兰陶器。从地图上可以看到，从泰国南部向南延伸的马来半岛深深地切入大洋，是两个大洋，即太平洋水系与印度洋水系的自然分界。马来半岛以东是西太平洋的边缘海暹罗湾，半岛以西是东印度洋的边缘海安达曼海。从直线距离来说，安达曼海与暹罗湾很近，但由于马来半岛的分割，往来于暹罗湾和安达曼海之间的海舶要绕过长长的马来半岛，行程、风险和费用都增加许多。而马来半岛最窄部分宽不过40余公里。因此暹罗湾—马来半岛—安达曼海之间的水陆联运贸易应运而生。而林坡和Takuapa河口就是半岛两侧的转驳港。
　　从这两处遗址可推知，当时的太平洋—印度洋贸易并不全是直达贸易，有相当部分是间接贸易。唐末时许多中国海商把中国陶瓷器贩往海外时，并不直接把船驶往印度、西亚，而是以暹罗湾边像林坡这样的港口为终点港。华商在这里装上当地商贩翻越马来半岛运来的印度异域货物后便返航。而来自印度、西亚的商贾也往往舍远求近，在渡过孟加拉湾之后便在Takuapa河口这样的小港卸货，然后装上从暹罗湾边翻越马来半岛转运来的中国货返航。
　　由马来半岛向西，东西海路交通的另一个中介点是斯里兰卡和南印度。斯里兰卡有几处重要的贸易港，如西北方的满泰(Mantai)、北方的珊巴勒图拉(Sambalturai)、东北方的特林考玛里(Trincomalee，即停可马里)、南方的哥达瓦雅(Godavaya)、西南方的西尼伽玛(Sinigama)和中世纪晚期的西方的高朗步(Colombo，今科伦坡)等。其中以位于斯里兰卡岛东北方与印度次大陆最近处的满泰半岛最为重要。在满泰可以发现许多11世纪前后的中国及伊斯兰陶瓷器，中国陶瓷中最早的为唐代器皿，唐三彩、越窑器、长沙铜官窑硬质陶及黑釉器皿，而其中白底棕蓝色釉的器皿恐怕是最早的。而这里发现的碗的形制与永泰公主墓中出土者相似。满泰的青瓷碎片很多，当为唐朝中期器物⑤。
　　与斯里兰卡隔海相望的印度南部的马八儿，因其地理方位也是东西海路交通的一个重要中转站和中国陶瓷的销售地。在中世纪以前中国陶瓷器很少出口到印度，因为印度湿婆教徒吃饭方式十分简单，地上铺一张芭蕉叶，饭放在叶上，用手抓食，不用餐具。伊斯兰教传入印度以后，印度许多人改变了生活习惯，他们吃饭时使用桌子，在桌上摆上盛食品用的陶瓷器皿。因此，宋代以后，中国陶瓷在印度社会的销路大增⑥。
　　据汪大渊记载，在“西洋”国之后，有一个地方称为“大八丹”，元时商人曾去贸易。这里的西洋国之后的方位坐标中心是中国，说明航海从中国出发，先至西洋国，再到“大八丹”。也就是说，“大八丹”应大致位于西洋以西不远处的海滨某处。我们已经提到“西洋”是马八儿国的汉文名称，马八儿位于今印度泰米尔那度州。“大八丹”既然在西洋之后，应当也位于泰米尔那度州一带。
　　约于20世纪80年代，印度泰米尔大学考古学教授苏拔拉雅鲁(Y.Subbarayalu)在与斯里兰卡满泰半岛相对的印度南端海滨的一个名曰帕里雅八丹(Pariyapattinam)的小村中发现了一些13—14世纪的中国龙泉青瓷碎片和一些14世纪景德镇的青花瓷碎片。日本东京大学教授辛岛昇认为，发现中国瓷器的这个小村Pariyapattinam就是“大八丹”。因为pariya在泰米尔语中意为“大”，而“八丹”就是pattinam的音译，意为“港市”。1987年印度考古学者对这个小村进行了发掘，共发现了1000多块中国陶瓷器残片，其中青瓷占60％(龙泉青瓷占35％，福建青瓷占25％)，白瓷占15％(德化白瓷占10％，景德镇白瓷为5％)，青花瓷为10％，均为景德镇产品，褐釉瓷占10％，其他陶瓷为5％。其中最早的一片似为9—10世纪的邢州窑产品。
　　唐代中期以后，中国的陶瓷器已经开始远销西亚和北非。在埃及首都开罗城内的富士达特(al-Fustat，意为“帐幕”)遗址是古代海外著名的陶瓷发现地。遗址中央的陶瓷碎片山积，数量在60万—70万片以上。考古学家们从1912年开始对这里进行发掘。埃及把调查出土陶瓷残片的工作委托给日本学者。日本学者不仅从进口品中区分出了远东的陶瓷与叙利亚、伊朗、意大利、西班牙的陶瓷残片，也从埃及本土陶片中区别出模仿中国的陶片。
　　据日本学者小山富士夫和三上次男统计，除了埃及陶片以外，发现最多的就是中国陶瓷片，共发现约12000片，占全部发现的瓷残片的1/50—1/60。在远东的陶瓷片中还有泰国、越南和日本伊万里制品。中国陶瓷残片的时代从8—9世纪的唐代至清代，其中以唐三彩的残片最早，此外还有邢州白瓷、越州瓷、黄褐釉瓷、长沙窑瓷等，而以越窑产品最多。至于宋瓷，多属影青瓷及龙泉窑瓷。这里发现的中国陶瓷多为华南制品，华北的极少，只发现了少量的“辽白瓷”，这个现象说明中国与红海地区的贸易港集中在华南。开罗发现中国瓷片的并非只有富士达特一处，如巴扑·达尔布·马鲁贺(BabDarbal-Mahruq)山丘就散布着许多中国陶瓷片，时代包括南宋、元、明时代的龙泉青瓷和景德镇青白瓷，也有元明清各代的青花瓷器。
　　在富士达特发现的中国器物制作非常精良，使参加研究工作的日本学者感到惊异。富士达特出土的同一时代的越窑瓷、黄褐釉瓷的碗内则饰以各种花纹，还有少量的镂空制品，均为精品。日本北九州博多的和平台球场遗址，即唐末至五代时日本的鸿胪馆，这里也曾发现过大量越窑瓷片，估计为供外宾使用的珍贵餐具，但都是没有任何花纹的粗瓷器。就是被日本收藏家收藏的越窑观赏瓷，也很少有与富士达特出土的瓷器能够相比。而伊朗东部的你沙不而(Nishapur)遗址、波斯湾沿岸和东非出土的中国越窑制品也多为粗瓷器。青花瓷器从元末开始流行，但当时产量尚不大。据日本学者小山富士估计，当今世界上现存的完整的元代青花瓷器只有200件左右，而富士达特发现的元青花器残片就有数百片之多。日本学者认为，这是当时埃及的富裕程度、进口规模远远超过日本和其他地方的反映⑦。集中在富士达特的中国陶瓷被大食商贾们转贩至尼罗河河口处的亚历山大，然后再被转运至木兰皮(马格里布)诸国、地中海东岸诸地和欧洲。
　　黑衣大食的中心伊拉克是中国陶瓷器在西亚的主要销售地之一。宋元时代，中国瓷器仍然源源不断地被贩运到这里。在巴格达以北120公里处的撒玛拉(阿拔斯王朝在836—892年期间的都城)，本世纪已进行过数次大规模调查与发掘，发现的中国陶瓷碎片有唐三彩式的碗、盘，绿釉和黄釉的瓷壶碎片，白瓷、青瓷片，多属晚唐、五代和宋代器物，其中不少为9—10世纪越窑瓷。巴格达东南处的阿比尔塔，考古学家也发现了9—10世纪制作的褐色越窑瓷和华南白瓷残片⑧。巴格达以南35公里处的斯宾城遗址中也发现12—13世纪龙泉青瓷片。伊拉克南部的库特城(Kut)东南70公里处的瓦西特(Wasit)出土了外侧起棱的南宋青瓷碎片和内侧及中央贴花的元代龙泉窑青瓷残片。
　　阿拔斯王朝的其他地区、蒙古时代的伊利汗国及其周邻地区，也都有中国陶瓷的踪影。在叙利亚，1931年至1938年丹麦国家博物馆调查队在哈玛(Hamat)也掘到元代白瓷、青花瓷、青瓷碎片。其中有些被考古学家辨认为是宋德化窑白瓷片、南宋官窑的牡丹浮纹青瓷片和内侧及中央贴花的元代龙泉窑青瓷残片。在黎巴嫩贝卡谷地的巴勒贝克(Baalbek)，发现了宋代龙泉窑莲花瓣纹青瓷碎片和元代花草图纹的青花瓷碎片。汪大渊在《岛夷志略》中曾提到，“青白花瓷”是天方所需的中国商品。在波斯湾地区和阿拉伯半岛南部的考古发现证实了汪大渊的记载。巴林，人们曾在卡拉托林之南的清真寺废墟和海滨收集到28块青瓷片和58块青花瓷片。另外，阿拉伯半岛南端的也门、阿曼的许多地方都出土过中国瓷片。
　　伊朗东部呼罗珊地区自古与中国关系密切。1936年、1937年、1939年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三次发掘伊朗内沙布尔古城，发现大量唐宋瓷器与残件，其中有唐代广东窑白瓷钵、碗残件⑨。
　　此外，波斯湾地区还发现过中国宋代铜钱。巴林对岸沙特达兰市附近的卡提夫出土过北宋铜钱“咸平通宝”(998—1003年)、“绍圣元宝”(1094—1097年)和南宋的铜钱“绍定元宝”(1228—1233年)。
　　陶瓷器是最受西亚、北非人民欢迎的中国商品。中国陶瓷器火候高，质地坚硬，花色品种多，造型优美，色彩柔和美丽。但因长途转输不易，能够用上中国舶来品的只是少数豪富之家。巨大的销售市场吸引了西亚的能工巧匠，他们纷纷努力钻研，尽可能地模仿受人喜爱的中国陶瓷。1936、1938年，先后在9世纪阿拔斯王朝都城遗址萨玛拉，出土绿釉系、三彩系、黄褐釉系的陶器。这些都是当地陶工按中国式样的釉色仿制的陶器，其火候很低，只是一种软陶，质地虽然远不能与中国陶相比，但却受那些用不起真正中国陶器的人家的欢迎。
　　在埃及法蒂玛王朝，一位名叫赛义德的工匠以宋瓷为模式努力仿制，终于成功。他教授了许多弟子，形成流派。他们十分注意中国瓷器的变化，并不断地更新自己的仿制品：最初仿制青瓷、白瓷，元以后又仿制青花瓷。他们从形制到纹样一概仿制，据11世纪中叶到过埃及的波斯人纳赛尔·火思鲁记载，这些仿制品“十分美妙、透明，以致一个人能够透过瓷器看见自己的手” ⑩。从考古学家发现的器物看，11世纪以后的仿制品从外观上来看，的确与真品甚近。
　　尽管西亚、北非的工匠努力模仿中国产品，但他们的仿制品只是陶器，而非瓷器。制瓷需要有两个必要条件：一是原料，瓷土是一种专门的土，称为高岭土；二是烧窑技术，制瓷的窑温比制陶高得多。画虎画皮难画骨，这些异域工匠当时所追求的不过是形似，当时西亚没有发现制瓷的原料高岭土，当地的窑也无法烧到制瓷所需的高温，所以这些仿制品并不是瓷器，而是陶器。中国青花瓷乃釉下彩，制作时涂画青花颜料氧化钻后，便入窑烧制，出窑后上一层釉再入窑烧制。这种产品色彩在釉之下，永远洗不掉。埃及仿制的青瓷、青白瓷和青花器，乍看上去，无论器形、颜色，还是纹样均与中国原产品十分相似，但埃及仿制品的胎质为陶，硬度远低于中国瓷，釉普遍比中国产品厚，像一层玻璃覆盖在器物表面，其质量远远比不上正宗的中国货。这些仿制器物虽然质量不高，但毕竟满足了西亚普通百姓喜爱中国瓷器的心理。
　　埃及富士达特遗址堆积如山的残存陶瓷片中，有70％—80％是仿制中国器物的残片。入明以后，奥斯曼帝国所在的小亚成为新的仿制中国青花瓷中心，这一流派的产品在西亚、北非许多地方都有发现，其中保存完好的珍品被世界上许多著名的大博物馆收藏，成为伊斯兰世界陶瓷业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阶段。富士达特遗址的发现及其以后时代西亚、北非大量出现的中国瓷器仿制品证明，中国陶瓷的大量出口改变了西亚、北非的社会审美观，以至于社会上流行的器皿审美观以是否与中国式样相近为准。因此从唐末以来，西亚、北非陶业界仿制中国陶瓷成为一种风气，成为一项极为有利可图的行业。数百年来长盛不衰。
　　前面我们提到埃及开罗城内富士达特是9—12世纪北非著名的陶瓷器集散地。这里的中国陶瓷应有相当部分来自位于今东非苏丹红海岸边的阿伊扎卜(’Aydhab)。据12世纪后半期旅行家伊本·朱拜尔(Ibn Jubayr)等人记载，10世纪以来，从印度驶往埃及的商舶均先抵达阿伊扎卜，舶货中以中国瓷器为大宗。至今在阿伊扎卜绵延约2公里的海岸边，到处散布着中国陶瓷碎片，其最早者为唐末器物，还有越窑青瓷、龙泉青瓷、白瓷、青白瓷、青花器、黑褐釉瓷等，时代从唐末至明初。在一些朴质无华的黑褐釉壶的残片内，可发现有“口清香”字样的戳印。这些发现证实了文献记载的可靠性。中国瓷器运抵阿伊扎卜后，一般使用驼队运到尼罗河中游的库斯和阿斯旺。从库斯可溯尼罗河而上，运抵埃塞俄比亚，从阿斯旺可顺流而下，运往富士达特和尼罗河口。红海边另一个装卸中国瓷器的重要港口是埃及南部的库塞尔，距苏伊士湾口约650公里，至今那里尚可找到大量中国唐末宋初的越窑瓷、宋龙泉青瓷、景德镇青白瓷和元末明初的青花瓷碎片。
　　唐宋以后，瓜达富伊角以南的东非地区也成为中国陶瓷的重要销售市场。在东非沿岸的许多遗址，中国瓷片堆积之多简直可以整铲整铲地挖掘(11)。这些中国陶瓷残片的发现、收集、整理和鉴定为研究中非经济文化史及东非本地经济发展史提供了宝贵的资料，以至于一些学者认为：“东非的历史乃是由中国的瓷器所写成的。” (12) 
　　中世纪时东非沿海地区的中国陶瓷转运港口极多。在索马里的主要有沙丁岛和伯贝拉、摩加迪沙、基斯马尤，以及克伊阿马诸岛。在肯尼亚的主要有坦福德·帕塔、曼达岛、拉木岛、曼布尔伊、格迪、马林迪、基利菲、马纳拉尼、蒙巴萨等。其中在格迪发现一只质量甚为精美的瓷瓶，饰以红铜色，学者们认为这是一件外交礼品。
　　在坦桑尼亚沿海发现中国陶瓷碎片的遗址有46处，主要有奔巴岛、马菲亚岛、基尔瓦岛等。其中在基尔瓦岛出土有唐末到宋初的越州窑瓷，有白瓷碗，有元代描绘着凤凰蔓草花纹的青花瓷，素地雕花白瓷，还有大量14—15世纪的青瓷，种类繁多。这里还发现了14—15世纪的越南黑褐釉陶器、同时代的泰国宋加禄窑青瓷和一片日本古伊万里青花瓷残片(13)。而在基西马尼·马菲亚也发现了一只瓶，大致与在肯尼亚发现的瓷瓶属于同类，饰以红铜色和蓝白色(14)。
　　中国瓷器在东非不仅是生活日用品，而且成为建筑装饰品。在诸如肯尼亚的迪格、基利菲等许多沿海古老的清真寺遗址中，都可见到墙壁上隔一定距离便镶有一件中国瓷碗或瓷碟，有些寺院还把中国瓷器镶在大厅圆形的拱顶上。甚至在埃塞俄比亚距海岸遥远的冈达尔地区，宫殿的墙壁上也镶有中国瓷器。这证明在中世纪时东非上流社会中存在着建筑物中以镶嵌中国瓷器为美的风气，这种风气不仅在沿海地区存在，而且传到东非内陆。同时，东非这一时期的许多墓碑也镶有中国瓷器，瓷器上的花纹有花、树、果、鱼、鸟兽等。有的墓碑顶部还有一只中国瓷罐，表明愿死者在另一个世界也能与中国瓷器为伴是死者亲属的最大心愿。
　　(四)制糖技术的交流
　　中国是甘蔗的原产地。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中国人不断比较中国土种蔗与海外甘蔗的优劣，从交趾、扶南、印度引进新蔗种。中国早期种蔗是用来榨取汁液。三国时孙权曾命匠人仿交趾方法制蔗糖。当时用甘蔗汁直接熬成的糖是固体状的。后来印度以石灰为澄清剂的制糖法由海路传入中国，大约从5—6世纪，中国开始制造砂糖。砂糖的名称源于梵文gula或guda，原意为“球”，在佛经中译为糖或砂糖。
　　东汉时，印度、波斯的石蜜传到中国。唐太宗于贞观二十一年(647年)曾遣人赴印度摩揭陀(今印度比哈尔邦巴特那)学习石蜜制法。据《新修本草》记载，石蜜又称为乳糖，其制法是用砂糖(即固态糖)水、牛乳、米粉混合，煎煮后成块。学习制糖的匠人从印度回来，唐太宗命扬州贡甘蔗，制出的石蜜比西域原产的还要好。
　　中国人在三国时代学会制作的砂糖应当是赤砂糖。白砂糖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是稀罕的舶来品。《宋史·大食传》记载雍熙元年(985年)和至道元年(995年)大食人进献的贡品中均有白砂糖。《宋会要辑稿》中也记载咸平二年(999年)大食人进献白砂糖之事。宋末的《岭外代答》在记述“阇婆国”(今印尼爪哇岛)时说，其地出产红、白蔗糖。可见东南亚人先于中国人掌握制取白砂糖的技术。中国人既知白砂糖好于赤砂糖，遂开始引进制取白砂糖的技术。其过程大致是这样：首先是一些掌握制糖技术的异域人以一技之长定居中国，在中国以外国法制白砂糖，而后这种技术渐渐传播开来，为中国匠师所熟知。
　　白砂糖制取技术的引进约始于元代。元代在杭州设立砂糖局，任职者“皆主鹘，回回富商也”(15)。“主鹘”即阿拉伯—波斯语Juhud的音译，元代又译作“术忽”，意为犹太人。这就是说元代在杭州主持制糖的都是犹太人。杨禹解释说，这些“主鹘”都是回回富商。他们应当都是掌握制糖术的西域商人，所以受到蒙古贵族的信用。元代制白砂糖最重要的地方是福建泉州的永春(Unguen)。据马可·波罗记载，永春在元代并入蒙古版图以前，不知精炼白糖的技术，只能生产赤糖。入元以后，来自西亚的制糖匠在这里传授了用木炭灰脱色的技术，使这里成为蔗糖的主产地，供应大都的蒙古宫廷食用。西亚的制取白砂糖技术在泉州落地生根后迅速发展。14世纪40年代，摩洛哥旅行家伊本·拔图他到中国后看到，中国出产大量的蔗糖，其质量较之埃及蔗糖有过之而无不及(16)。制取白糖的技术从泉州逐渐向外传播，据福建莆田《兴化府志》记载，白砂糖制法源出泉州，正统年间(1436—1449年)莆田人学会此法。直至明末人们还知道白砂糖的制法来自海外。宋应星(1587—约1666年)在其《天工开物》中记载了制糖法，说所制的糖“最上一层五寸许洁白异常，名曰洋糖”。作者还说，“西洋糖绝白美，故名”。制白砂糖技术最初是在泉州传播开来的。
　　中国生产的白糖不但能满足国内市场的需求，而且出口海外。中国的白糖出口印度以后，深受当地富人喜爱，他们不再吃当地原产的赤砂糖。至今印地语称白糖仍为cini，意为“中国的”(17)。
　　冰糖生产技术为中国首创。据南宋王灼《糖霜谱》记载，唐大历年间(766—779年)一名邹姓僧人在四川遂宁传授冰糖生产技术。至宋时外国尚无冰糖。冰糖是元代中国主要的出口商品之一，据元末汪大渊《岛夷志略》记载，冰糖已经出口印度(18)。
　　①三上次男著，李锡经、高喜美译：《陶瓷之路》，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第12页。
　　②参见《广东唐宋窑址出土陶瓷》，香港大学冯平山博物馆，1985年，第11页。
　　③张维持、胡晓曼：《从出土陶瓷看古代中菲关系》，载《景德镇陶瓷》“中国古陶瓷研究专辑”，第1辑。
　　④广东省博物馆：《广东省古墓葬和古窑址调查发掘报告》，《考古》1987年第3期。
　　⑤P.L.Prematileke：Chinese Ceramics Discovered in Sri Lanka-an Overview，in Sri Lanka and the Silk Road of the Sea，ed.by Senake Bandaranayake etc，Colombo，1990，pp.233-237.(普雷玛梯勒克：《综述斯里兰卡发现的中国陶瓷器》，载森那克·班达纳亚克等人编《斯里兰卡与海上丝绸之路》，科伦坡，1990年，第233—237页。)
　　⑥辛岛昇：《13—14世纪南印度与中国的贸易关系》，载《东西方海路交通》卷1，1989年，第61页。
　　⑦三上次男著，李锡经、高喜美译：《陶瓷之路》，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第14—16页。
　　⑧三上次男著，李锡经、高喜美译：《陶瓷之路》，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第82页。
　　⑨引自沈福伟：《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08页。
　　⑩参见希提著，马坚译：《阿拉伯通史》，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756页。
　　(11)B.Davidson：Old Africa Rediscovered，London，1960.(戴维森：《古老非洲的再发现》，伦敦，1960年，第221页。)
　　(12)G.S.Freeman-Grenville：The Medieval History of the Coast of Tanganika，Berlin，1962.(弗里曼·格林维尔：《坦噶尼喀海岸地区中世纪史》，柏林，1962年，第35页。)
　　(13)三上次男著，李锡经、高喜美译：《陶瓷之路》，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第32页。
　　(14)参见何芳川：《源远流长、前途似锦的中非文化交流》，刊于《中外文化交流史》，第815页。
　　(15)杨禹：《山居新语》，《癸辛杂识》外八种，四库笔记小说丛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
　　(16)马金鹏译：《伊本·白图泰游记》，第545页。
　　(17)季羡林：《CINI问题——中印文化交流的一个例证》，载《季羡林学术论著自选集》，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第650—661页。
　　(18)参见金秋鹏：《海事活动中的中外科技交流》，载《中国与海上丝绸之路》，第13—1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