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半岛与我国山河相连，唇齿相依，历来关系密切，情同手足。自公元5世纪以来，朝鲜半岛上高句丽、百济与新罗三国彼此兼并，相互争夺。开始唐与朝鲜三国都很友好，由于新罗积极主动，与唐关系更为密切。7世纪中后期，新罗得到唐的支持帮助，先后灭了百济和高句丽，统一了朝鲜半岛。8世纪以后，唐与新罗交往更加频繁，有唐一代的289年(618～907年)中，新罗以朝贡、献物、贺正、表谢等名义向唐派出使节126次，唐以册封、答赉等名义向新罗派出使节34次，双方相互交往共160次。
　　双方使节往来中，都携有大批珍贵物品作为礼品馈赠对方，这些礼品实际是双方交易的商品。据朝鲜的《三国史记》等文献记载，新罗向唐所献物品有：朝霞绸、朝震锦、大花(小花)鱼牙锦、鱼牙绸、三十升纻衫缎、龙稍、布等各种纺织品；金、银、铜等金属；金钗头、鹰(鹞子)金(银)锁镞子、镂鹰铃、金花鹰(鹞子)鎝铃子、金(银)镂鹰尾(鹞子尾)筒、瑟瑟细金针筒、金花银针筒、金(银)佛像等金属工艺品；人参、牛黄、茯苓等药材；马、果下马、狗、击鹰、鹞子等动物；以及海豹皮等。贡品不仅种类多，而且数量很大，如869年入贡，所带物品有37种，其中金100两、银200两、人参100斤、牛黄15两，相当可观。而唐回赠物品有：彩素、锦彩、绫彩、五色罗彩、绫罗、瑞文锦、绢、帛等高级丝织品；锦袍、紫袍、绿袍、紫罗锈袍、押金线绣罗裙衣、金带、银带、银细带、锦细带等衣带；金器、银器、金银细器物、银碗、银榼等金属工艺品；道德经、佛经、孝经及孔子、十哲、七十二弟子像等书籍；以及佛牙、茶种、甲具等等。可见这些礼品绝大部分是供上层统治者需要的高级奢侈品。
　　新罗原在朝鲜半岛东南部，北接高句丽，西邻百济，后虽统一了朝鲜半岛，但我国东北地区又崛起了渤海国，受它们阻隔，与唐交往主要靠海路。它是我国海上丝路东线最近国家，与山东半岛隔海相望。地处中日之间，唐代以前，为中日间航线必经之地。唐与新罗间的主要航路，有传统的航线：由山东半岛登州渡渤海海峡，沿辽东半岛南岸东行去朝鲜半岛。另一条航线由登州直接东航，横越黄海，直达朝鲜半岛西海岸的江华湾或平壤西南的大同江口，或汉江的汉江口，或临津江的长口镇(即穴口镇)。再有一条是从长江口出发，沿大陆海岸北上至山东半岛成山角，东渡黄海，即达朝鲜半岛。新罗商舶来唐，主要停泊长江口扬州，及苏北的楚州(今江苏淮安市)和山东半岛的密州(今山东胶州湾南岸诸城县一带)、登州(今山东蓬莱)等地。
　　由于唐代对外国人迁居入唐者采取种种优惠政策，如据《唐户令》记载：“诸没落外蕃得还，及化外人归朝者，所在州镇，给衣食，具状送省奏闻，化外人于宽乡附贯安置。”这里的“化外人归朝者”，即指外国人来唐居住者，不仅发给衣食，还被安排到地多人少的宽乡生产。在《赋役令》中还规定，从外国回归的中国人按他们居住年限长短，分别免除一定的租税负担，而外国人来定居的可以免除租赋10年。7世纪中后期，受新罗灭高句丽和百济影响，大量百济、高句丽人纷纷迁居来唐。加上新罗的造船业和航海技术的高度发达，为大批新罗人从海上迁来提供了物质基础。所以唐代是朝鲜人民迁来中国最多的时期，如《旧唐书·东夷传》记：元和十一年(816年)“新罗饥，其众一百七十人求食于浙东”。从日本高僧圆仁的《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可看到，当时圆仁到过的地方：扬州、楚州、密州、海州(包括宿城村)、泗州(包括涟水)、登州、青州等地都有新罗人居住，他们住的街巷叫“新罗坊”，旅店叫“新罗馆”或“新罗院”。有新罗人住的地方均设有管理新罗坊的“勾当新罗所”，即“新罗事务所”的意思，内设通事、翻译等，均由新罗人担任。
　　大量的新罗侨民居住在我国长江以北黄海沿岸的各州县，他们基本上都是商人、船主和水手，新罗商船经常往来于日本和唐朝之间，既从事唐与日本的中介贸易，从中兴贩商利，又从事客商的海洋运输。如前面已述的第18次日本遣唐使回国时，就是在楚州雇用了9条新罗商船，从淮水出航，东渡返国的。随着官方贸易活动日益衰落，民间贸易得到蓬勃发展，新罗大商人集团便迅速成长起来。新罗商人中有的既是海外贸易的富商，又是新罗的官吏，如新罗清海镇守护将军张保皋，在山东文登县清宁乡赤山村设立贸易据点，从事海外走私偷运活动。他在赤山村建有佛寺叫法花院，有新罗常住僧三十多人，并拥有大片庄田，年收五百石米，供寺僧费用。他们用新罗语言、新罗风俗、新罗仪式(个别地方用唐俗)举行诵经礼忏式，每年正月十四、十五日，举行讲经法会，总有200多新罗人参加，足以反映当年新罗侨民在我国留居之多。
　　新罗商船的活动是多方面的，除了做中日间的中介贸易外，主要还是替本国的官方进行贸易，这种民间贸易规模也很可观。新罗出口商品基本还是锦、绫、丝、布等纺织品，金、银、铜等金属，人参、牛黄等药材，以及熟铜、乐器、扇子等。而唐商出口商品有：丝绸、陶瓷、书籍、文化用品、服装、饰件和茶叶等。朝鲜最早从我国进口茶叶，并在828年从中国带回了茶种，开始在朝鲜半岛种植茶树。新罗商船同时还参与唐朝国内商业运输，如圆仁在新罗船上，看到他们“从密州来，船里载炭，向营州去，本是新罗人”。
　　新罗与唐在政治上友好交往，经济上平等互利地贸易往来的同时，文化交流也很频繁。由于朝鲜是我国近邻，两国交往一直很密切，所以中国的先进文化对朝鲜的影响要比别国更早更深，许多方面甚至通过他们，还间接地传往日本；同样，朝鲜先进的文化也是最快传入中国。为了学习唐代的先进文化，新罗派遣了大批留学生和求法高僧来唐学习，在唐朝“国学”中学习的留学生中就数新罗的最多，仅840年回新罗的留学生(包括质子)就有105人。在唐学习的新罗留学生中，曾有58人在唐应试中举，并在唐做了官。其中以崔致远最为突出，他18岁在唐登科，在唐学习期间广交朋友，能诗会文，并练就一手好书法，回国后仍常作使节来往于唐朝。这些留学生吸收了唐代先进文化，回国后为新罗的社会发展和文化繁荣作出了积极贡献。
　　新罗统一全国后，于8世纪中叶，为了健全国家体制，参考唐朝的制度，新设了从中央到地方的行政机构：如仿唐的尚书省设执事省；仿六部设礼部、兵部、仓部(相当户部)、位和府(相当吏部)、例作府(相当工部)、左右理方府(相当刑部)；仿内侍省设内省；仿御史台设司正府。地方行政制度仿唐州郡制，也建立州郡制，全国共分9州5小京117郡293县，而且将9州名称也改成汉式名称，连州郡县的官名也与唐基本相同。
　　经济制度方面，仿唐建立了户籍制，实行租庸调法，仿唐均田制推行丁田制，即按丁授田。在教育方面，682年新罗在中央仿唐设立国学，主要讲授中国的五经三史，747年改为太学监，设博士助教讲授儒学，专门讲《论语》、《孝经》、《周易》、《尚书》、《毛诗》、《礼记》、《春秋》、《左传》、《文选》等儒家的书。极力推崇经学，崇尚儒家思想，儒家的敬天、修德、尊贤、正名的政治思想和君仁、臣忠、父慈、子孝等社会思想在新罗广泛传播，儒家思想成为新罗统治阶级政治思想，一直影响着朝鲜半岛人民。在选拔官吏方面，788年也仿唐科举制度设读书出身科，而且以法律形式规定，以学习儒学经典和汉学来选拔人才。继设立国学之后，692年有新罗学者薛聪、强首等人，总结朝鲜人民长期使用汉字的经验，创造用汉字的音或意标记朝鲜语的方法，这就是“吏读”。可见汉字对朝鲜文字的创制有很大贡献，吏读为以后创造朝鲜自己的语言文字——谚文创造了有利条件。
　　要说宗教方面，两国法僧间的交往就更深刻了。随着佛教在新罗的逐渐兴盛，来唐留学的新罗僧日益增多，有的终身留在中国，长期从事佛经的翻译和注疏，对中国佛教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有的学成回国，成为新罗佛教流行中各重要宗派的鼻祖。其中圆测于627年来唐长安留学，开始从法常、僧辨学佛教经论，后成为玄奘著名弟子之一，他精通汉语、梵文，终身留在中国从事佛经的翻译，死后与玄奘另一弟子窥基分别葬在玄奘墓塔两侧。另一位新罗僧金乔觉，原是新罗王族，他航海来到安徽池州府青阳县九子山(后称九华山)，面壁端坐山头数十载，803年圆寂后尸坐石函，肉身三年不腐，与佛经中地藏菩萨瑞相相似，故被奉作地藏菩萨化身，尊为“金地藏”。此后九华山香火兴盛，成为我国佛教四大名山之一。由于唐时还盛行道教，新罗也受此影响，于是738年，唐帝特派邢璹出使新罗，将老子的《道德经》等书送给新罗国王。从而道教在新罗也逐步传播，以后来唐学习的留学生金可纪、崔承佑等在唐还专门向申元学习道教的经传，从而新罗的道教也盛行起来了。
　　建筑方面，新罗的石塔、石灯、砖塔、寺院、石窟、王陵、碑碣以至城郭建筑，无不受唐影响。新罗京城庆州(金城)是新罗最大城市，以宫城月城为中心，采取纵横交错如棋盘状的条坊制，里坊都有围墙，显然是仿唐长安规划布局而建。在庆州南邑的王陵中，有的坟前有十二生肖兽首人身的浮雕，甚至配有文武石人、石兽和华表，显然也是模仿唐代制度而建的。
　　至于音乐、美术、历法、天文、书法、印刷、医学等等各方面，受唐影响之处更是不一而足，举不胜举。新罗与唐的经济文化交流，通过海上丝绸之路的连接，对两国社会发展起了积极作用，同时也使两国人民的友谊得到了增进和巩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