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兴盛发达，促使沿海港口城市兴起和发展。随着航海技术的提高，要求港口的设置有利于航程的缩短、航线的安全，便于物资的集散和货物的装卸等。随东西方航路的发展，我国的港口逐渐从南北两端向中部延伸，并有由北向南推移的趋向。到唐代后期已初步形成广州、泉州、明州、扬州四大名港，同时还有交州、福州、登州等辅助港口。
　　广州港 古称番禺，秦汉时已成为我国最早对外贸易港之一，南朝开始成为南海航路的始发港口。唐代随海上丝绸之路的兴盛，广州对外贸易活动日益频繁，据《旧唐书》中记载：广州“每岁有昆仑乘舶以珍物与中国互市”，“有蛮舶之利，珍货辐辏”，“环宝山积”。由于“广州地当会要，俗号殷富，交易之徒，素所奔凑”，为了加强对外贸易活动的管理，于开元二年(714年)在广州最早设置了市舶司，由周立庆为岭南市舶使。
　　天宝九载(750年)鉴真和尚第5次东渡日本失败，漂泊到海南岛后，被接到广州，见到“江中有婆罗门(指今印度一带)、波斯(今波斯湾一带的国家)、昆仑(今马来半岛、印尼一带)等舶，不知其数；并载香药、珍宝，积载如山。其舶深六七丈。师子国、大石国(即大食国)、骨唐国、白蛮(指欧洲白人)、赤蛮(指非洲黑人)等往来居(住)，种类极多”。一片外商云集的繁盛景象。不久，在安史之乱中，广州遭到严重骚扰破坏，大历四年(769年)李勉来广州任刺史时，港口萧条得“西域舶泛海至者，岁才四五”；他到任后，由于他“既廉洁，又不暴政，故外商乐于远道而来，舶商大增”，经他整治后，很快便“岁四千余”。后来，王锷来广州任岭南节度使时，诸蕃舶“日十余艘载皆犀、象、珠琲，与商贾杂出于境”。由于贞元年间(785～804年)外来海舶大增，港市需扩大，于是元和年间(806～820年)，以岭南节度使监领之，又将市舶使升称为“押蕃舶使”，作为中央特派驻港官员，即由岭南节度使主管内事，押蕃舶使主管外商。其后由于市舶官吏巧取豪夺，迫使外商海舶纷纷避往交州港，广州港又一次萧条起来。此时，唐文宗旨令：“不得重加税收。”经整顿后广州港市得以振兴。
　　随着海外贸易的兴盛，前来中国的外国商人、水手、宗教人士等不断增多，史书称之为“蕃客”，即外国客人的意思。如前所述鉴真和尚在广州就见到有许多外国人居住在那里，当时阿拉伯旅行家苏莱曼来到广州，他估计在广州的外国商人约有12万之多。开始当地人与外国人杂居，婚娶相通，到开成元年(836年)，为了便于管理，严格规定外商不得在城内与华人杂居，必须集中住在城外，这样把他们聚居地区叫做“蕃坊”，当时广州蕃坊在今光塔街附近。蕃坊内居住的多数是阿拉伯人和波斯人，他们都信仰伊斯兰教，所以在蕃坊专门修建了伊斯兰教寺——怀圣寺，寺中有塔，俗称光塔或蕃塔，当年塔在珠江岸边，每当商船进港，它又成为导航的标志。蕃坊里由侨民们自己选出“蕃长”自行管理，主持日常事务工作。
　　泉州港 位于福建省南部、晋江下游的泉州湾内，航道深邃，港湾曲折，是我国古代天然良港。前面已述，早在南朝梁时，当时为梁安郡，已与今马来半岛的狼牙修国通航。唐代开始，已初步发展成对外贸易港了，何乔远的《闽书·方域志》记：唐武德年间(618～626年)有阿拉伯伊斯兰教创始人穆罕默德四个门徒来到中国，一个到广洲，一个到扬州，另外两个来到泉州传教，后死在泉州，葬在东门外灵山，迄今其墓尚存。1965年在泉州郊区出土一方古阿拉伯文的墓碑，碑文所记为回历29年，即唐贞观二十三年(649年)所立，可见唐初已有阿拉伯人来到泉州侨居。唐代泉州因南海蕃舶常到，岛夷斯杂，唐诗中记这里商贾云集，“市井十洲人”的繁荣景象。因此，开元六年(718年)州治则由南安丰州移到近海港的今泉州市。元和六年(811年)泉州从中州升为上州，正是泉州海外贸易繁盛，促使该城地位提高。
　　为了加强对海外贸易的管理，特在泉州设立“参军事，掌出使赞导”。这“参军事”实际施行的就是市舶使之权。为了适应海外贸易发展的需要，唐后期及五代十国时，泉州城一再扩建。特别是在五代十国闽政权时期，这里避免了战乱的破坏，社会比较安定，经济得到很大发展，这时期这里的蚕桑、陶瓷、铸造、茶叶等方面都比唐时更进一步的发展，为海外贸易的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同时不断“招来海中蛮夷商贾”，促进海外贸易的迅速发展。《泉州府志》记：王延彬任泉州刺史“凡三十年，仍岁丰稔，每发蛮舶，无失坠者，人因谓之招宝侍郎”。
　　明州港 地处甬江下游，杭州湾口，地理位置适中，出海方便，是天然良港。唐代中期以后，得到迅速发展，开元二十六年(738年)开始在此置明州，但州治在鄮县，北临鄞江，地形卑隘，发展有一定局限。到长庆元年(821年)，州治移至三江口，即奉化江、余姚江、甬江的交汇处，三江由此汇合入海；加上杭甬运河的整修，使之与南北大运河沟通，于是这里成了水路运输集散中心。同时在此筑城，并建有码头设施和造船场，从而使明州逐渐发展成为唐代对外贸易重要港口之一。再说唐代以后，这一带发展成为丝绸、青瓷的著名产地，周围经济日益发达，为海外贸易提供了良好的经济腹地。
　　尤其是中日间南路航道开辟后，唐政府便明确规定：新罗梗塞海道，更徭明、越州朝贡。天宝十一载(752年)，第11次遣唐使来唐四条船中，除第一条船漂流安南(今越南)外，其余三条船均于明州登陆，这是遣唐使第1次到达明州。其后，德宗贞元二十年(804年)，第17次遣唐使四舶中，第二条船抵达明州，第一条船漂到福建长溪县，第二年回国时，特意让第一条船开到明州会合，然后一同从明州起航回国。特别是在839年日本停派遣唐使后至893年唐亡前，中日间海上交通主要由民间商舶替代，相互往来三十多次，其中有6次是从明州出发的。至于五代十国时，主要有吴越国与日本经常往来，基本都由明州出航。后梁时，“江淮道梗，吴越江海通中人，于是沿海置博易务”，博易务实际也是市舶管理机构。可见明州在唐代后期至五代时期海外交通获得空前发展，为宋以后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
　　扬州港 隋唐时期长江在扬州附近入海，自隋开通南北大运河以后，扬州地处南北大运河与长江入海口交汇处，这里具备江、海运会合的综合性大港口的自然地理条件。自从唐代后期经济重心南移，江淮经济发达，“赋取所资，漕挽所出，军国大计，仰于江淮”；而且从敦煌发现的《水部式》残卷注记，当时南方桂、广二府(今广西、广东)和岭南(今福建、广东一部分)诸州的租调也都先运到扬州，再转运北方。可见唐代扬州已成为南北漕运中转大港，南北物资集散中心。它地处我国中部，正是海上丝绸之路东线与南线的连接点，从而成为海上丝绸之路与中国内地广大地区联系的枢纽，因此，它很快发展成为唐代海外贸易和国内商业经济中心。
　　唐代扬州的兴盛与周围的经济发达有很大关系，安史之乱以后北方经济破坏较大，江淮地区未受波及，于是北方富商多避江淮地区。江淮地区经济得到空前发展，以至“赋之所出，江淮居多”；贞元时韩愈亦说：“今天下赋，汇南居十九。”致使扬州“舟樯栉比，车毂鳞集，东南数百万艘漕船，浮江而上，此为搤吭”。唐代盐利在国家财政收入中居重要地位，“天下之赋，盐利居半”，而扬州又是淮盐集散之地。宋代洪迈曾说：“唐盐铁转运使在扬州，尽干利权，判官多至数十人。商贾如织，故谚称扬一益二，谓天下之盛，扬为一而蜀次之也。”史籍记载：“广陵(即扬州)当南北大冲，百货所集”；“江淮之间，广陵大镇，富甲天下”；“扬州雄富冠天下”。唐诗亦赞誉：“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无赖是扬州”；“春风十里扬州路”，“十里长街市井连”。可见扬州之繁华，几乎成为全国第一大城市。
　　同时扬州还是国际贸易大港。前面已述，中日间自开辟南岛线和南路航线以后，自日本南部岛屿横渡东海即可抵达长江口扬州港，航路大为缩短，但风险随之加大，以后遣唐使来扬州的增多了，著名的荣睿、普照、吉备真备、阿倍仲麻吕、圆仁等都来过扬州，圆仁的《入唐求法巡礼行记》还作了详细记载。由于扬州与京城及其他各地的水陆交通便利，又是海上交通直航港口，所以前来经商的“胡人”络绎不绝。唐人笔记中经常提到扬州的“波斯邸”、“波斯庄”，有的波斯商人在扬州经商已逾20年，年迈以后还“思归江都”，把扬州看做第二故乡。前面讲到，唐初伊斯兰教传入中国时，穆罕默德四门徒中，有一门徒就来到扬州。1980年在扬州城东北郊的唐人墓中出土一件烧有阿拉伯文“大哉真主”铭文的背水瓷壶，证明唐代有阿拉伯人在扬州传教的事实。另外，在扬州唐城中，还出土了酷似马来人的人像陶范；扬州出土的唐代陶俑中，有不少波斯胡人的造像。这些大都是来扬州经商的胡人，他们在扬州开设“胡店”，杜甫《解闷十三首》中也记：“商胡离别下扬州，忆上西陵故驿楼。”唐肃宗上元元年(760年)，刘展叛乱，因受其影响，“商胡、大食、波斯等商旅死者数千人”。这只是唐代中期状况，到唐代后期，扬州更加繁盛，想必外来的商船、商人则会更多。
　　唐代海上贸易的繁盛，促使沿海港口大发展，逐步形成上述四大名港，为以后海上丝绸之路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其中广州为南海航线的起航港，独占鳖头，久盛不衰；扬州仅在唐代盛极一时，经唐末破坏后，因海岸东移，失去昔日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以后一蹶不振，在海上丝路上消失了它的光彩；明州、泉州在唐时才初露头角，但在唐末五代时获得很大发展，所以潜力很大，到宋元时便大放异彩。
　　除了这四大名港之外，唐代还有一些辅助港，如交州、福州、登州等港，在海上丝路上也起了不小作用。
　　交州港 交州为唐代最南一州，其交通口岸是比景港。位于今越南顺化东南的灵江口北。一作匕景，地处占婆之北，适在昆仑岛去广州的中途，由匕景去广州为南海航路上最简捷航线，是这一带海域中航行海船理想避风港。自汉以来，一直为南海航行必经之地，南朝刘宋时，“商货所资，或出交部，浮海陵波，为风远至”；这里的交部即指交州，也就是比景。南齐时被称“交广富实”，已交、广并称了。到8、9世纪，因广州市舶官吏，勒索过深，于是外国舶商“舍一近而趋远，弃中而就偏”，转往交州港卸货交易，促使交州港由此繁盛起来。甚至欲去“安南收市”，元和时的李肇《国史补》称：“南海舶，外国船也，每岁至安南、广州”。这里安南即指比景港。实际航船到这区域，每遇气象变化，不便航行时，便就近到比景寄泊。直至宋初仍有此记载，如《宋会要》记，天禧二年(1018年)，广州商船“发往南蕃买卖，因恶风，飘往交州管界州郡博易”；乾道三年(1167年)大食海商来华，“至占城国外洋暂驻候风”。宋初安南独立，交州实际已脱离中国管辖。
　　福州港 古称东冶港，早在东汉时交趾(即今越南)贡品就是运至东冶，转运都城洛阳。西晋时已与台湾等地有海上交通，历来为福建地区重要港口。唐代海外贸易的兴盛也促进了福州港的发展，但缺乏史书明确记载，仅在前面提到的太和八年(834年)唐文宗的招抚优待外商旨令中提及“福建”，有人认为是指泉州，有人认为是指福州。直至唐末广州港一度衰落，五代时王审知在闽执政期间，积极发展海外交通，开辟了福州的甘棠港，招徕海中蕃客，使福州到北宋时有更大发展。
　　登州港 在今山东蓬莱，地处山东半岛北岸突兀部位，濒临渤海，与辽东半岛隔海相望，其北越过庙岛群岛即达辽东半岛，向东即往朝鲜、日本。在唐中叶开辟中日间南岛航线以前，登州是与朝鲜、日本交往的主要港口，在19次遣唐使中，有9次是抵达登州的。它是我国古代北方最大对外贸易港，唐时它还是海运基地和发兵攻高丽的军港基地，并是北方主要造船基地。直至北宋时，因宋辽关系紧张，于庆历二年(1042年)被禁令封港后，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