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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败不丧志

强铁牛

14．渭华战将 　　高天滚滚寒流急，大地微微暖气吹。白色恐怖笼罩的三秦大地随着时令的变化，越加显得奇冷无比。大道上的村镇时常有军警暗探出没，谢子长、唐澍、阎揆要只好避开大道钻梢林、走小路。在那空旷山野少人行、虎豹豺狼常出没的山沟里，有时一两天都见不到一户人家。偶尔路过一二十户人家的村镇，早些时候被游斗的地主老财又耀武扬威起来，“哼!穷棒子要翻身没那么容易!”每当碰到这种叫人压抑的情景，谢子长的心情就显得格外沉重，他恨不得一夜之间就把人世间的恶魔赶尽杀绝。然而倒在眼皮底下的起义战士的身影总在眼前晃动，又不得不使他悔恨自责。失败两个字时刻萦绕在脑际挥之不去，就像无形的大山压在他的身上，又像在油锅里受煎熬一样难受。奇耻大辱啊!多少回夜深人静的时候他遥望星空，对着大山无声呐喊：不甘心啊!那么多战友流血牺牲!给我命令，再举义旗! 　　走出梢林便是高低坐落的黄土原，路上的人是多了起来，但大都行色匆匆。久违了的高亢苍凉的秦腔又在耳边唱响： 　　原以为国共携手世事要改变， 　　谁料想说翻脸就翻脸， 　　乱世臣子把社会搅了个黑地昏天， 　　黑手高悬霸主鞭。 　　换招牌像变脸都是些撒谎欺骗， 　　百姓们还在油锅里受熬煎， 　　贪官污吏鬼叫狼嚎乱当朝， 　　山河破碎民潦倒。 　　神州沉沦谁来挽狂潮? 　　苍天有眼容我重整旗鼓除祸害! 　　青天白日今何在? 　　满地红尽是兵荒与血灾! 　　这豹狼当道、昏天黑地的世道终要改! 　　只是个时间迟与早来慢与快。 　　人说吼一声秦腔地动山摇，打一场腰鼓尘土飞飘，这话一点都不假。那情景、那阵势，只有在历史积淀深厚的陕西大地上才能够听到和看到。两个“富商”驻足路旁侧耳倾听，不时点头称是。大个子富商说：“是我们的理想幼稚?还是抱负狂妄，志向不现实?”小个子“富商”说：“都不是，我们已交过了昂贵的学费，自然会变得聪明起来，这难道还容质疑?你听，‘苍天有眼容我重整旗鼓除祸害’!唱得多好啊!”这两个“富商”就是化了装的小个子谢子长和大个子唐澍，他们的激情始终是那么饱满，悲天悯人的情怀永远是那么感人。 　　西安，一条僻静而又不起眼的小胡同里，一座四合院的大门紧闭着。周围有几个摆小摊、钉鞋、卖香烟瓜子的小贩转过来悠过去，警惕地盯着过往行人。这里就是转移地下的中共陕西省委的租住地——红埠街九号院。省委军委书记李子洲和谢子长、唐澍秘密召开会议，讨论总结清涧起义失败的经验和教训。他面对归来的两位爱将，心情虽说十分沉重，但却表露出并不气馁的神情，鼓励他们从中吸取经验教训，继续战斗。谢子长、唐澍此刻也是五味俱杂，出师未捷……你一言我一语交谈起义的准备和作战过程。李子洲不时打断话头，向谢子长和唐澍刨根究底地问这问那。他说：“清涧起义的失败，省委也有责任。去年11月26日作出的《目前军事行动决议案》，计划要许权中旅北上策应形成合力，建立革命根据地，但终久未能付诸实施。同时对陕北农民的革命积极性估计过低，也是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之一。根据唐澍的报告，省委又于1928年1月作出了《陕北军事行动与决议案》，这是在起义败局已定的情况下形成的，所以是一份迟到的《决议》。幸亏浩如同志带出了一部分部队，否则这《决议》将是一纸空文。从中看出我们的指导思想是落后于形势的。”唐澍说：“我们到了韩城和浩如一起对李象九做了许多争取工作……浩如则坚决按照省委的指示率部北上……”谢子长明白李子洲、唐澍是在鼓励自己，把责任往自己身上揽。他站起来说：“……我认为失败的原因有四：一是起义部队在政治上没有形成坚强的领导核心。唐澍虽为军委书记，但军权实际掌握在李象九手里，他的动摇和妥协，必然导致了今天的结果。另外，党的工作仅限于部队，没有向地方延伸。那时地方党组织虽然受到破坏，但保留下一批同志……白乐亭事前去绥德请求派同志来未果，部队只好提前行动。二是军事指挥上的失当。在宜川关于军事行动问题，我和唐澍对李象九提出的意见进行过争论，但没有坚持自己的意见，为此至今乃深感痛悔。三是起义部队成分复杂，各自心里都在打小算盘，念小九九，拼命维护既得利益。李象九虽不愿意让我们清除他带出来的军官，但我们的措施也没有到位。事实证胡党的工作还是薄弱的。四是起义没有和工农革命群众结合，这是致命的一条。如果当时我们能组织号召安定、清涧、绥德一带的群众和我们一块战斗，说不定将会产生新的局面。我曾有过组织安定县农民暴动的想法，但没有得到批准，真后悔没有把农民自卫军带出来。综上所述，我作为起义的组织领导之一，责任自然难以推脱，愿意接受处分……”唐澍紧接着说：“我该和浩如坚持战斗，可我却回西安……处分应该由我来背。”李子洲示意二位坐下后说：“你二位不必过分自责，还得认真总结。清涧起义失败的原因是应该好好地找一找，但这不是一时半会能说清楚的事情。所以省委决定起义失败回来的同志，边学习边总结，到时候还要分配你们去干大事情。” 　　尽管人为的“寒流”疯狂肆虐、迟迟不肯散去，但它却无法挡得住春天的脚步，1928年的春天如约来到了八百里秦川。这时，陕北保安人刘志丹也被冯玉祥礼送出境，从河南辗转来到西安找省委。他与谢子长前几年见过一面，彼此都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后来他们天各一方为党的事业四处奔波。在这非常时刻二人一见如故，刘志丹一把拉住谢子长的手说：“老哥，你没有食言呀，当初的诺言终于实现了，拉起队伍与国民党反动派对着干，我是在你的感染下才报考了黄埔军校。”一晃四五年没见，谢子长仔细端详着眼前这位年轻英俊的小伙子，从他的眉宇间看到了武装斗争的希望。“快不敢这样说，我是败军之将呀!……”“这不是你的过，听子洲先生说宜川战斗不是你的部队早完了……从总的指导方针来看，清涧起义是我西北党第一次组织这样的行动，没有经验那是自然的，以后再搞会更好一点……”刘志丹的话字里行间都显露出对谢子长老大哥的钦佩与关爱。 　　1927年11月30日，中共陕西省委召开贯彻中央指示的会议。李子洲在总结“八七”以来工作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讨论武装起义的问题。唐澍他们走了以后，再无清涧起义部队的消息，他们现在究竟在哪里呢?生死未卜。在这次会上，省委常委张幕陶却认为农民暴动的时机已完全成熟，力主部署与发动。省委书记耿炳光则认为时机的到来，需要一个很长的过程，主张先从做准备工作入手……可是发生了意见分歧。经过争论，与会者同意李子洲“起义既可采取保守态度，也不可‘左’倾盲动”的意见。由李子洲起草《关于发动渭华暴动的决议案》。因为耿炳光思想右倾，撤销了其省委书记一职，改由潘自力担任。因潘去上海参加中央召开的会议，省委书记暂由李子洲代理。 　　1928年初春，中共陕西省委改组，潘自力出任书记。新组成的省委在总结清涧起义、吸取教训的同时，向党内接连发出通告，再次部署武装起义，着重强调起义必须与农民运动相结合。省委指示李虎臣部由共产党人控制的国民党西北军新编第三旅旅长许权中积极准备起义，并派遣大批共产党员到许旅协助开展工作。 　　许权中，陕西临潼人，1918年参加陕西靖国军，任司令部副官。靖国军改为国民军后他先后任营长、团长，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许权中任国民联军驻陕总司令部政治保卫队队长，成为于右任先生身边的一员虎将。1927年7月冯玉祥步蒋介石的后尘与共产党翻了脸，中山军事学校校长史可轩就把政治保卫队和军校学员合编成旅，并自任旅长。出潼关作战的冯玉祥当然不会养虎为患，连电急令史旅开赴河南，相机瓦解。陕西省委也在为这支部队的生存寻找出路，决定史可轩率领全旅将士借离开西安之机开赴陕北，与唐澍、谢子长领导的清涧起义部队会合，建立陕北革命根据地。史旅开出西安东门于灞桥掉头北上，途经富平县时史可轩被冯玉祥的爪牙、地方军阀田生春杀害，许权中出任旅长。许权中北上无望，陕西省委又指示其开赴洛南三要司，暂接受正与冯玉祥开战的李虎臣收编。 　　三要司东临河南伏牛山区，西南接夜雨巴山，北靠巍巍秦岭，群山环抱，地势险要，是一处进可攻、退可守的战略要地。为加强许权中旅的起义准备工作，陕西省委先后派遣刘志丹、唐澍、谢子长、吴浩然等数十人，参加许旅的旅党委工作。谢子长出任副营长兼政治教导员，唐澍任旅参谋长，刘志丹任参谋主任。为争取农民的支持和参与，旅党委按照省委的指示，选择政治上可靠、思想觉悟高、精明能干的党、团员组成工作组，由刘志丹带领分赴农村发动群众，组织农民协会，组建农民赤卫队……1928年3月28日，《中央给权中同志信》中指出：“你们现在寄生于李虎臣之下，绝对的不是你们的出路。现在是革命与反革命斗争到了生死关头的时期。陕西的军队无论他是冯玉祥、岳维峻或李虎臣以及一切一切的杂色军队，都是反革命的。从今日起必须下决心脱离，若是犹豫妥协，终会被他们解决的。目前要做的工作，第一，肃清内部，一要军官尽量换成我们的同志，有反动倾向的应不姑息地解决之。第二，发展组织。第三，扩充军队，你们现有一千八百支枪，至少扩充到二千五百多人。你们脱离李虎臣之后的出路，现在驻地三要司农民运动及党的力量都没有基础，又在，敌人四面包围之中，恐不能久驻。据我们现在想到的，你们的出路：第一，开赴陕东农运与党比较有基础的地方，去帮助农民并发动农民运动，有可能时可以形成一割据的局面。第二，开赴豫西，帮助河南的农民暴动。第三，开赴鄂北，预备将来与两湖的革命势力联贯起来。”要求许旅“开赴豫西，帮助河南农民暴动”。之后，陕西省委决定举行渭华起义，又要正在开赴豫西的许旅返回三要司待命。省委作出这个决定与刚发生的“宣化事件”密切相关。 　　事情是这样的。渭南县西北乡槐衙村西南面有一座不知何年何月修建的古庙名宣化观。前些年村里农民把庙里的神像搬了出去，稍加整拾办起了宣化初级小学。村里豪绅地主看到穷棒子也办学校，心里哪能舒服，于是在附近也办起了名曰乐育的高级小学，对面锣、对面鼓地唱起了对台戏。可是他们聘请的教师却大多数是共产党员，乐育高小自然成了党的秘密活动点。1927年国共关系破裂，卷土重来的地主民团赶走在该校任教的共产党人，然而共产党人就像泰山顶上的青松，任凭风骤雨狂决不会轻易放弃已得到的阵地。他们转往宣化初小推举党员李维屏为校长，初小也改为高小。地主老财一看架势不对，让他们安稳地住下来，再搞赤化宣传，说不定真有那么一天穷鬼们被鼓动来……于是勾结国民党反动派软的不行来硬的，于2月2l日捣毁宣化高级小学。这件事，恰好被在陕东巡视的张幕陶获悉，于是认为这是最佳的暴动时机。他立即赶赴渭南，出席党团联席会议，大讲特讲暴动!暴动!!促使会议决定：“对渭南豪绅予以坚决反击。”经省委同意，很快就成立了陕东特委，刘继曾出任书记，是渭华暴动的领导机关。就这样一场轰轰烈烈的总暴动在关中平原上演了。 　　事情到此并没结束，共产党人也没有在敌人的淫威面前被吓倒。是夜，他们分头行动，深入附近农村动员农民，组织学生起来斗争。第二天一早迎着初升的朝阳，数千农民、学生拥进渭南县城示威游行，农民革命的导火线却被残暴的敌人点燃了。县长见这阵势如此之大，若不弹压形成气势，又怎向上峰交代，更何况自己的官位也会被这帮穷鬼搬走，情急之下，调来军警阻拦围攻。渭南中学校长王文忠，教师冀月亭被活埋，更加激怒了广大民众。因此，事情越闹越大，只得请求武装部队前来镇压。赤手空拳的农民没有被拿枪扛炮的敌人吓倒，揭竿而起挥舞着锄镰镢头展开了殊死的搏斗。陕东赤卫队应运而生，成为一支声势浩大的农民自己的队伍。为配合支持如火如荼的农民暴动，省委要求许权中旅北出秦岭，共图大业。对于北上问题旅党委意见不一，只好先派雷天祥教导营先行赶赴渭华。一场别开生面的斗争开始了，前头是扛枪的军队，后面跟着整齐的农民队伍。他们唱着歌，喊着号子，浩浩荡荡拥进地主土豪的深宅大院，像秋风扫落叶一样摧毁了渭南、华县一带的反动堡垒，许多村庄成立了自卫队和苏维埃政府。 　　4月27日，省委批准成立西北工农革命军事委员会，刘志丹任主席，谢子长、唐澍、许权中等为委员。军委之下又建立了西北工农革命军总司令部，唐澍任司令，许权中为总顾问兼骑兵分队队长。之后不久，全军1000多人枪改编为四个大队、赤卫大队和骑兵分队，谢子长兼任第二大队队长。 　　5月1日，渭南东塬1000多农民集会崇凝镇，宣布起义，成立了崇凝区苏维埃政府，革命烈火在村村寨寨燃烧起来。“不爱金子不爱财，光爱工农苏维埃；不爱银子不爱钱，光爱人民新政权”的歌谣到处传唱。5月16日，许权中旅抵达华县高塘镇，正式打出了西北工农革命军的红旗。 　　往日名不见经传的高塘镇仿佛开了锅的水，一下子沸腾热闹起来了。附近十里八乡的男女老少，敲着锣打着鼓参加西北工农革命军和赤卫大队共同举行的联欢大会。一个须发花白的光头凝视着迎风飘扬、绣有“镰刀斧头、西北工农革命军”字样的红旗，绽开了满是皱纹的笑脸：“好!好!这下有盼头了!”再从他们的歌声里也能体会到他们渴望革命的迫切心情。 　　农民苦，农民难， 　　一年四季不得闲； 　　农民苦，农民难， 　　打的粮食地主全吞完。 　　共产党，领导咱， 　　打土豪，打劣申； 　　为咱农民来申冤， 　　红旗一展天下全红遍。 　　“革命起来了!”这吼声像春雷似狂飙，在关中东部广袤的原野上滚动着!滚动着!东起九纹龙史进大闹过的少华山，西到秦始皇帝长眠之地的临潼，北达渭河之北的旱原，南括西安的后花园秦岭山脉。方圆200平方公里的大地上到处都回响着“一切政权归苏维埃!打倒土豪劣绅!武装暴动开展土地革命”的口号。积压了许久许久的怒火就像地下喷出的岩浆，荡涤着沉淀很久很久的污泥浊水……谢子长率领西北工农革命军第二大队300余人，驻守起义总指挥部高塘镇。眼前的这一切使窝在肚子里的窝囊气终于一吐为快了，谢子长心里能不高兴吗! 　　新生活刚起步不到半个月，陕西省主席宋哲元闻讯大为震惊。渭华地处豫陕交通要道，向来为兵家必争之地，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酣睡。何况这股军民联手的洪流，说不定哪一天会把西安的城墙冲垮……思虑再三，宋哲元急急忙忙集中了三个师的兵力，在地方反动民团的摇旗呐喊下，杀气腾腾向渭华扑来。地里锄草的农民跑回家拿起了火枪，山坡上砍柴的农夫放下扁担掂起了老斧。他们高呼着“保卫农民协会”、“保卫苏维埃”的号子奔向火线，颇有赴汤蹈火在所不辞的英雄气概。 　　被挤压于生死边缘的农民，一旦认识到通过斗争才能过上好日子这个简单的道理，他们就会坚决参加反对统治阶级的革命。陕北李自成不就是扛着锄头从老家起步，打进了明王朝的都城北京吗!这个尘封百年的故事，谢子长小时候就从父辈们那里不止一次地听说过。现如今老陕的农民再次揭竿而起了，我是呐喊是助威，还是融入他们之中冲锋陷阵?谢子长这个人的生性就不是干打雷不下雨的人，更不是一个指手画脚、光说不练的人。他带着队伍袭击敌人据点，破坏敌人交通线，把渭华搅了个天翻地覆，使敌闻风而丧胆、惶恐不安。 　　有一次，谢子长率队去赤水镇的路上，碰见两个收税人仍然为非作歹，向老百姓逼粮催款。赤水镇商会会长赵登科勾结民团反攻倒算，恶毒攻击共产党。应农民的强烈要求，谢子长命令战士将这三个祸害拉到赤水河滩处决。当地农民看到谢子长对这帮坏蛋不心慈手软，敢动真格的，纷纷找他控告土豪的劣迹。有求必有应，人们才会相信你，跟着你冲锋陷阵。接着谢子长又派人杀掉三张村一个恶霸，烧毁了盘剥农民的高利贷“三合兴”、“福寿昌”商号。地主老财有的闻讯出逃，有的则抱着地契文约到苏维埃求饶。谢子长心里畅快极了，他亲自带队把没收的粮食衣物分给穷苦百姓。只要你能为人民群众撑腰作主，为他们谋生存，他们就会感恩你。“谢青天”的美名从陕北叫起，又叫响关中平原，由此可见谁歪谁好，老百姓自然会用心里的那杆秤来称量。 　　6月8日，敌一旅之众进攻渭南、华县、洛南三县交界的陕东赤卫队驻地塔山。这个新组建不久的赤卫队只有百十人，七八十条枪。面对来势汹汹的敌人，陕东赤卫队奋起反击，他们打退来犯之敌的第一次进攻。当敌人又攻上来时，他们拼光了子弹，又举起山上能搬动的石圪蛋劈头盖脸往下砸。危急时刻，一队人马仿佛从天而降杀向敌阵。谢子长把裤腿编在半腿把上，举着枪冲在最前头，刹那间黄尘硝烟罩住了朗朗天空，杀声、枪声把秦岭山中的悬崖深涧震的哇哇直响。赤卫队从正面山上往下扑，工农革命军撵着敌人往前赶，腿长跑得快的留下一条小命，顽固死硬分子成了刀下之鬼。 　　过了几天，更加疯狂的进攻开始了。宋哲元命令田金凯骑兵师直袭工农革命军司令部驻地高塘镇，这一直捣心窝的战术果真厉害。司令部除过留守人员，只有30多名赤卫队员，主力都在第一线的战场上。护卫司令部的二大队，也由谢子长率领围攻华县县城。这天拂晓敌已冲至高塘附近，总司令唐澍、参谋长王泰吉亲自披挂上阵，指挥留守人员与敌展开激战。高塘周围的农民手持大刀、长矛、土枪、土炮赶来了，村里的赤卫队放下手中的活计扛着枪赶来了。没有动员，也来不及号召，他们都是听到枪声自觉地赶来了。再看那战场，真是一场今古奇观的人海大战，革命之深入人心可见一斑。敌骑兵被潮水般的人群围在了镇子中央，失去了纵横驰奔的作用，人挤人、马碰马，丢下了一大堆人和马的尸体夺路而逃。被打蒙了的敌人如惊弓之鸟，慌不择路，逃到瓜坡村想喘一口气，却又碰上了克星，赶回来增援的谢子长部正好路过这里。谢子长果断下令从村中道路的两头夹击，听到枪声，敌以为又中了埋伏，不敢恋战。谢子长率部乘胜追击，仅瓜坡敌人就丢下近百名死伤者和数十匹战马。事后，唐澍、王泰吉无不感慨地说：“……高塘反击战的胜利，浩如可是及时雨呀!要不我二人怎敢演‘空城计’哟。将帅身先士卒三军才会用命，二大队真是我工农革命军中一支能攻善守的劲旅呀!” 　　6月9日，宋哲元不甘失败，亲自指挥孙连仲、魏凤楼、田金凯三师人马，大举“围剿”渭华地区。谢子长奉命率二大队于高塘东面阻击，在数倍之敌的炮火轰击下，二大队与敌激战半天之多，数次打退敌人的进攻。战场形势瞬息万变，一个聪明的指挥员绝不会像赌红了眼的赌徒孤注一掷，更不会拿战友的生命当儿戏。战斗是在最大限度地保护自我，有效杀伤敌人的情形下速战速决。谢子长立马找到随二大队行动的总司令唐澍说：“仗不能这样打下去了，不然我们要输光的，赶快下令撤出战斗，进秦岭山区保存有生力量。”二大队边打边退，随司令部转移到秦岭北坡的街峪口一带。 　　6月10日上午，谢子长、唐澍一行撤至洛南县保安镇，气还没喘过来，又闻一大队被敌包围于两岔河附近，他二人又率部马不停蹄的赶去解围。我数百人与敌三个旅交手，那战斗肯定是一场异常激烈的恶战。唐澍饮弹倒下再没有爬起来……工农革命军主要领导人廉益民、吴浩然、李大德、薛自爽、赵雅生也倒在了敌人的枪口下。他们死得何其英勇，何其悲壮，山河为之动容，涧水为之呜咽，秦岭为之垂首……谢子长跟看着战友们一个献出了青春年华，悲痛的泪水像断线的珠子掉在脚下的土地上。“缴枪不杀，抓活的”。谢子长看到敌人如此嚣张狂妄，挥泪高喊着冲向敌阵。大厦将倾独木难支，大势已失，恨无回天之力。谢子长只得率二大队百余人突出重围，隐没于深山老林之中。 　　6月底，谢子长带队向蓝田县境内张家坪转移。张家坪村的坡底下，谢子长一把拉住刘志丹，泪水又一次夺眶而出：“老兄，我都知道了，东线突围损失惨重，唐澍他们……”刘志丹说着眼泪也掉了出来，他想该用什么语言安慰眼前的这位兄长、战友呢?谢子长哭着叙说：“太残忍了，简直是丧心病狂地惨无人道，敌人把唐澍的头割下来，挂在洛南县的城楼上……此仇不报何以瞑目啊!”两位从陕北走出来的战友以泪洗面，脱帽遥祭牺牲的烈士。 　　张家坪是一个大山裹夹的小村庄。据1928年8月1日，《陕西省委临时通讯》第二号，“关于渭华暴动，军事及经费情况”报告中记载：“陕东特委书记刘继曾召集刘志丹、谢子长，许权中、赵葆华、雷天祥、杨晓初等开会。总结起义失败的原因，讨论暴动部队的出路。”刘志丹首先说：“……起义之初，权中同志认为渭华地处西安附近，敌强我弱打不赢。曾提出把部队拉到白水，韩城一带山区，先保存力量，以后找有利时机再起义，但省委起义的命令已下，部队开始行动，不可能改变了。在这种情况下，我根据上级指示召开军委会，开除了权中的党籍，取消了他的指挥权，只让他担任了一个顾问职务，骑兵分队队长。权中年龄大，长期指挥打仗有经验。我当时也考虑到他的意见，但更多的是从政治上考虑，盲动成分大，还要服从上级决定。就这样，我做错了。事后我要向权中同志道歉，但在敌人的追赶下，我们分散了，没有机会了，真遗憾。”初出茅庐的刘志丹谦虚为怀，知错即改，显示出了大将之肚量和风范。经过讨论，根据主观条件与客观环境，只得暂时取消工农革命军的旗帜及军事委员会，党在军队中的组织宜暂时秘密起来的共识。会议决定暂时收起红旗，已公开的党员先离开部队。突围出来的部队仍由许中权率领，设法保存党领导的这一支革命武装。谢子长、刘志丹等去找省委汇报。 　　渭华起义终因寡不敌众而失败，这对于谢子长来说百思而不得其解。说清涧起义没有和农民运动相结合，在渭华农民起来了，也参与了，可为什么又失败了呢?谢子长是个一竿子插到底的人，他在苦苦地寻觅着……但是他有一条毫不动摇的信念，那就是要像愚公一样挖山不止，反动派总有一天会被打倒!反动政权总有一天会被摧毁!人民当家作主的新政权总有一天能够建立起来。 　　15．另辟新途 　　1928年秋，西北旱魃开始肆虐，秋底里粮食几乎绝收，陕西尤为严重。这就是轰动全国，震惊世界的民国十八年西北大旱的序曲。在这哀鸿遍野的时候，国民党反动派仍然搜捕杀害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西安大街小巷贴着悬赏通缉谢子长、刘志丹等人的告示。省委根据他们在西安无法安身的实际，遂决定他们回陕北领导士兵运动，组织武装斗争。 　　8月骄阳似火，地里的庄稼晒得叶干枝枯，一路上满目苍凉，随处可见携儿带女逃荒的人群，偶尔也能碰上抬着龙王楼子祈雨的场面。使人有“枯藤老树昏鸦，古道西风瘦马”的悲怆感觉。人也是这样，当他身处顺境的时候，似有春风得意、志得意满之感；当他身处逆境的时候，或许卧薪尝胆、志在东山再起，或许就此消极颓废而无所事事。村镇路口地方民团、驻军设卡盘查，不时有过往行人被脚踢手打，跌倒爬起，拍拍身上的黄土含着泪又向前远行。谢子长的心揪得更紧了，天灾降临，人祸为患，苦日月啊!何年何月才能熬到尽头。1928年8月22日，《任子良关于陕北社会现状、党的组织及工作缺点等问题给中央的报告》中，描述旱灾引发的惨状：陕北系称苦寒，去、今两年又逢大旱，饥民四起，人民的生活苦到十二万分……普通人民多以树皮煮熟为日常食品。往西与甘肃附近等地(定边、安边、横山)的人民连树皮草根都没有，牛粪泥土都不可多得，各地饿死的饥民堆满道旁。强壮的农民都携幼扶老往山西逃走，乡村间有许多房屋尽成破烂无人居住的石堆……到最近互相残杀食其肉的都有。一个小女孩(八九岁)五六元即可买到，大女孩(十四五岁)八九元即可买到，贩卖人口的因此非常之多。他们对于国民党一点不相信，农民说：“国民党是刮民党，对于我们太可恶了。去、今两年陕北大旱……账款不发给饥民，现在还又要打仗。” 　　谢子长为减少路上的麻烦，专拣乡间小道，心急火燎地往北走。他想渭河两岸八百里秦川的庄稼都没了收成，多风少雨的陕北山峁圪塄会如何呢?毛泽东、朱德带领人马会师井冈山与国民党分庭抗礼……此刻，我手中无一兵更无一卒，今后的路怎么走?想着走着，走着想着，谢子长一头钻进从陕北直贯关中的子午岭。现时的子午岭草茂林深少人烟，可在两千多年前，子午岭上却是另一番红火热闹的景象。秦始皇帝为拓疆开域、雄视天下，不惜劳民伤财，在子午岭上斩山堙谷开筑了一条从咸阳直达云中的直道。那个时候子午岭上“车辚辚、马啸啸，行人弓箭各在腰……”汉代以后这条地球上的奇迹被逐渐遗弃而荒废。 　　位于陕甘交界的太白镇，正是昔日秦直道经过的地方，而今虽说只有一二十户人家，可它却是甘肃陇东进入陕西北部的门户，这里往东不远处出了山口便是延安富县的地界。傍晚时分，一个身着长衫，头戴礼帽，像是做皮货生意的商人快走进镇子时，悄悄把身上带的盒子枪藏在了路边白桦林中的喜鹊窝里，才大摇大摆地走进镇子中间的一家客店，这个皮货商便是敌人悬赏捉拿的谢子长。太白镇虽地处深山老林，但也不是清净的世外桃源。这里的住户人家大都是生计无着流落至此，也有负案在逃，隐姓埋名的恶棍。总之这太白镇里鱼龙混杂，什么样的人都有，也可以说是个藏污纳垢的黑窝子。 　　经过几天翻山越岭的跋涉，谢子长本想美美睡上一觉，赶明早点上路。咚……咚……咚的打门声搅得他睡意顿减。他披上衣服，擦了擦眼睛问：“有什么事?到明说吧!”没等话音落地，四五个团丁已拥到炕楞跟前，不容分说连拉带拽就把谢子长推出门外，一看阵势他想这下遇上大麻烦了。果然，最近奉上峰指示，太白民团严加盘查过往行人，防止谢子长、刘志丹窜回陕北闹事。太白民团团总黄玉麟本身就是拉杆子出身的土匪，所以绝不会放过借机发财的机会。平日里匪性不改的黄玉麟在这条道上打家劫舍，无所不为，近日里又挂上了一块堂而皇之的民团招牌，更为有恃无恐，过路人都得雁过拔毛，人过留钱，否则就往死里整你。 　　“老总，咱是清清白白的买卖人。半夜三更不问情由把我拉来，要干什么，请说明白!”谢子长理了理拉乱了的衣服，面不改色、神情自若地问。“妈的，实话告诉你，是送命还是掏钱。要活命留下300块大洋走人。不然弄你个是共匪谢子长、刘志丹的同伙，这可吃不了兜着走。”一个尖嘴猴腮的团丁首先道出了半夜捉人的原委。谢子长一听心里明白，便暗自发笑说：“老总，咱只晓得经商不欠款、不拖税，交300块大洋是哪条哪项的开支?说清楚才能出呀!”这一发问倒把众团丁弄得瞠目结舌，不知如何回答是好。袒胸露臂的黄玉麟吐着烟圈心想，这家伙倒是个见过世面的老油条，不相信在他身上榨不出二两油来。“嘿!给我讲开道理来了，嘴还挺硬的不是!老子连王法都不怕，跟你讲个啥球道理!不叫你看看厉害，哪还知道马王爷脑上长着三只眼，把他捆起来吊上二梁”。若明若暗的灯光下黄玉麟露着满嘴的大黄牙狞笑着。“诸位且慢，咱也是陕北本地人，请高抬贵手放兄弟一马。西安城里搜查甚严，生意赔了本不说，一听陕北口音的人就抓起来审问。因此，咱不敢久留，除这身衣裳外，只有这个小包袱，身无分文。要是生意好，别说三百，就是千数八百咱也能拿得出呀，下次路过时，咱一定加倍孝敬你们……”谢子长仍旧滴水不漏地和团丁们周旋着。黄玉麟歪鼻子竖眼窝瞪了谢子长半天说：“不要听他那一套，天下奸商一路货。我看你是不吃敬酒吃罚酒，弟兄们扒光衣裳，打!”三四个贼眉怪眼的团丁你拉胳膊，他抱腿。突然一个团丁惊叫道：“有枪!”黄玉麟一扑站起来吼道：“快拿下!”原来是谢子长穿的白衬衫上被汗水浸渍出的枪套印痕。黄玉麟在谢子长身前转过来转过去哼哼地奸笑着说：“哪里是商人，分明是谢子长一伙的共匪!”烧红的铁片烙在谢子长的屁股上，屋子里弥漫着烧肉的焦煳味，……一次次严刑拷打，谢子长都一口咬定自己是商人。至于枪，那是借杨虎城部一个老朋友的，玩了一段时间，临走时就还给人家了，衬衣上的枪印子自然是那个时候留下的。黄玉麟看着这个体无完肤的小伙子，任凭如何折磨，总是紧咬牙关不哼一声，不由地感叹道：“卖生米的碰上了吃生米的了，真是条好汉!” 　　时任保安县教育局长的刘约三听说谢子长被困太白镇，心想对这个起义清涧，暴动渭华的英雄不能坐视不管，得想办法救他脱离虎口。刘约三虽与谢子长没有直接共过事，但他却知道和了解谢子长。刘约三前两年在绥德师范上学时，谢子长隔三差五来拜会李子洲，有时还和学生拉家常，这位貌不惊人的人却是众口称之的“谢青天”。有一次谢子长来绥德还给刘约三等7名穷苦学生每人捐助了20块钱银元。刘约三知道谢子长是陕北有名的共产党员，眼下遇险，岂有袖手旁观之理。于是刘约三找来张三，要他把信连夜交到太白镇酒坊掌柜李绪增手里。 　　山西中阳人李绪增，50来岁，凭着酿造烧酒的好手艺，在太白镇立住了脚跟，且又仗义疏财，所以在百八十里周围都知道太白烧锅李绪增。后来他自己开起了酒店，自酿自卖，生意也能说得过去。李绪增提着两瓶酒进了民团的门，一见黄玉麟就直道好话：“团总，前几年他路过常来酒店歇息，日子久了混熟了，他确是个商人。黄团总送个顺水人情，以后我得好好招待你们喝我酿制的上等好酒……”李绪增好话说了一大箩，黄玉麟心想看来在这个硬骨头身上榨不出油来了，有李掌柜担保，落个人情不说，自己也好找个台阶下……李绪增好人做到底，又花钱雇人把谢子长送到保安县金丁曹力如家养伤。后来谢子长又先后转移到刘志丹、刘约三家。这时他才知道刘志丹也回了陕北，在家住了几天，就去榆林找特委去了。 　　半年没下一滴雨，秋粮绝收已成定局。除阴湿的河湾里能看到蔬菜，庄稼的绿色外，荞麦、小麦连籽种都下不了地。谢子长伤未痊愈就踏上了过了深沟又是山的弯弯小路。放眼看去陕北的旱情比关中更为严重，整个大地都被日头晒灰了，生命力顽强的野草也恹头得拉地往地皮里钻。哎!这不是要这一茬人的命嘛!1929年5月4日，《陕西代表团给中央的报告》——“关于政治、党务、农村经济概况”中谈到：“陕西去年春初以至现在，始终是旱魃为虐、密云不雨。所以去年夏秋两料都是莫收，只渭河沿岸的少数地域薄收了一点麦……其他渭河以北各地不但夏秋一粒莫收，而秋后的麦种一籽未播，至今仍是赤地千里……在这种情形之下，真是野无青草、室如悬磬、哀鸿遍野、饿荤载途了。农民大部分是挖草根、刮树皮以煮食……陕北与甘肃接近之数县，流离失所的灾民布向延安一带者已近数万，有些已入山为匪，抢劫为生……此问题实为西北上唯一的重大问题。”安定县更是如此，老百姓苦苦祈盼着老天爷睁开眼下场保墒雨，普救苍生。安定县又是井岳秀认定的“匪窝子”，所以特意增加了安定县驻军，日谋夜算要捉拿“匪首”谢子长。渭华起义之后，井岳秀也接到过宋哲元的命令，要他严加防范，单等谢子长、刘志丹回陕北自投罗网。 　　谢子长秘密回到家中，一家人又怕又喜，怕的是敌人三天两头来庄里盘查……喜的是他活着回来了……看到兄嫂双鬓新添的白发，谢子长心头涌起阵阵酸楚。这些年，自己为革命四处奔波，父母离世都未曾膝下尽孝。家里为支持自己，要人给人，要钱给钱，倾尽家财在所不惜。大哥还说怕什么!打虎亲兄弟，上阵子弟兵!说归说，一家人时刻牵挂着自己……谢子长面对一家老小动情地说：“有你们的理解和支持，让我更充满信心……可你们却要受连累吃苦头，甚至……”德惠抢过话头说：“老三，别担心，天塌下来有我们哩。倒是你要小心。敌人出高价买你的脑袋，安定城里的密探到处打听你的下落，得想个法子。”占元说：“三弟，我看你还是先藏起来，不要抛头露面。干什么事你拿主意，我和大哥为你张罗。”面对亲人的关爱，谢子长的眼圈红了，泪水在眼眶里打转……这之后，谢子长白天躲在山窑子里，晚上出来活动。哥哥先后找来参加过清涧起义的雷恩均、张雄夫、白应奎、郝怀仁、贾信之；嫂嫂烧火做饭，望风放哨。劫后余生，更多的鼓励与筹划，面对一双双渴望的眼睛，谢子长说：“……我住潮湿阴暗的山窑子……唐澍在渭华暴动中牺牲了……革命就得不怕死!就得能吃苦!眼下的旱情蔓延西北，没有缓解的迹象。因此，我们要紧紧依靠党组织，发动群众抗粮抗税要饭吃。大家串连清涧起义失散的战友，凝聚力量，从头再来……” 　　陕北党的组织从1924年开始建立，到1926年许多县中、小学及陕北驻军中有了党的组织。这一年6月北方区委批准成立绥德地委，下辖安定、清涧、定边、佳县四个特别支部，一个工人支部和一个军队支部。1927年初陕甘区委成立，陕北党组织归其领导。这年7月陕甘区委改称为陕西省委，同时在陕北设立了缓德、肤施(延安)两个县委。8月国共反目，除少数党支部继续坚持斗争以外，大部被迫停止工作，绥德、肤施两县委也解散无形。11月陕西省委为加强陕北地区党的工作，决定成立陕北特委，即派杜衡，焦维炽到绥德着手恢复党团组织。1928年3月，中共陕北第一次代表会议在绥德苗家坪南风寨召开，正式宣布成立了中共陕北特别委员会，杜衡任书记，杨国栋(代理军委书记)、冯文江、白乐亭、焦维炽、赵通儒为委员，焦维炽兼任团特委书记。8月，特委决定在米脂召开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不慎走漏了消息，一些前来参加会议的党员被捕，史称米脂中秋节事件，特委遭到破坏……之后杜衡调省委工作，特委书记由杨国栋接任，冯文江、李文芳、刘澜涛、贾拓夫、赵通儒、白乐亭、霍世杰等为委员。 　　一冬没飘一片雪花。人常说“三冬有雪地生金”，可这一冬无雪恐怕就要地生火了。1928年年底，农历腊月下旬，陕北特委扩大会议于绥德西川，今子洲县境张家岔村召开。居住在村子路边的柳迎丕，是位精明能干的农民。他在大路边的空地上盖起了一间瓦房，经营油盐酱醋，针头线脑，洋火(火柴)、烟酒之类的杂货，这柳记杂货店可是党的一个秘密联络点。 　　接到出席会议的通知，谢子长即从枣树坪起身，半天就走到了安定县北部的任家砭村。昔日的农友任广盛已满头华发，蚯蚓似的趋纹竖一条横一条爬在脸上，一年多没见就苍老了许多。“广盛啊，这一年多你是怎么过来的?”谢子长瞅着任广盛含着深情问道。任广盛看着战友憔悴的面容，心想还能说些什么呢?谢子长再三追问他才开了口：“老谢，你走后，咱安定的形势一天不如一天，白军到处抓人、杀人，地主老财反攻倒算……以前咱一块的同志有的在暗地里继续坚持斗争。有的脱离了革命，上门去找，总是借三推四，这些人被敌人吓破了胆。还有极少数投敌叛变充当走狗到处咬人。今年夏天，在绥德师范念书的赵通儒、贺晋年、吴志渊，还有前沟里杨苏家沟村的杨国栋陆续来找过我……之后我和你大哥德惠联系，秘密联络党员开展工作，只能偷偷摸摸地干，今半夜到这家，明半夜又到那家，这样长期下去你说该怎办吗?”两个患难与共的战友睡在一条热炕上，灯里的油也添了好几回，话拉上个没完没了。谢子长把起义清涧、暴动渭华的一幕幕可歌可泣的英雄壮举向任广盛尽情掏出。“广盛，我思谋了好久，西北的两次起义我都参加了，为什么终久没有成功且又失败得那么快呢?现在回想起来真叫人痛心而难过。我在想是不是党的指导思想出了问题?我又不敢对人说，你看党一味地强调起义、暴动，不管天时、地利、人和……盲目地干能有好结果吗!我想把这些问题带到党代会上说一番，把它讲深讲透，使革命少走或不走弯路。”打鸣的公鸡叫了一遍，又叫一了遍，谢子长带着任广盛送的干粮，隐没在黎明前黑暗的夜色里。 　　陕北特委扩大会议就在柳家小店后院的窑洞里召开，谢子长赶到时会议正在进行之中。一盏马灯放在小炕桌上，杨国栋、冯文江、谢子长、白乐亭、焦维炽、赵通儒、常立德、贾拓夫、刘澜涛、杜衡、马文瑞及安定孙兰馥等各县代表围坐在炕桌四周，有的还坐在脚地里的长条木凳上。那时候一次次重要的会议就是这样召开的，没有奏乐、没有会标、没有开幕词，更没有富丽堂皇的会议厅。大家自由地往那一坐，主持人一报告，就各自发表意见，最后形成共识，便分头去落实去战斗。特委书记杨国栋说了几句开场话，便由冯文江就陕北党的工作向大家报告。杜衡代表省委传达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精神及省委的指示。党的六大提出：“党内的‘左’倾思潮是当前的主要危险；党的工作重心要从盲目地组织暴动转移到长期的、艰苦的群众工作上来；党的总路线的首要任务是争取群众，转入土地革命，组织游击队、创建红军、开展武装斗争，建立革命根据地。” 　　会议讨论武装斗争问题时，毕业于黄埔军校的杨国栋曾随叶挺独立团攻打汀泗桥输了胆，因此，面对敌人的残暴显得悲观失望。他说：“搞不起，即使搞起也不易立足，非依附于人不可。”谢子长、赵通儒则认为：一下或一日往起搞千人万马不可能，应不拘形式、大小，拿上一条枪配上几根棍棍，没有搞不起的。河南国民二军用丝手帕裹笤帚把还一样收缴别人武器，真枪真子弹……要革命，要改造社会、国家，实现共产主义于中国，困难和问题当然很多，但没有过不了的火焰山……革命的武力只能由反剥削、反压迫、打富济贫斗争剥夺反革命而生存……对于利用新军阀混战发展武装，杨国栋、杜衡认为：“这是幻想，是玩火、要上当……”看似文质彬彬的赵通儒首先起而攻之，他从连环计、草船借箭、借锅做饭、借妻生子诸方面旁征博引，说得杨、杜二人哑口无言、面红耳赤。众人则以大笑鼓掌而赞许……经过激烈争论，形成共识。 　　大家觉得陕北苏维埃运动的条件还不成熟，土地革命谈何容易。目前党应该深入群众，加强农民工作，巩固党已占领的学校阵地，积极开展兵士运动工作，为苏维埃运动和土地革命创造条件。会议在批判只单纯交结白军军官的“军事工作”观点和做法的基础上，确定了搞武装斗争可以有白色的(白军工作)，灰色的(土匪工作)和红色的(公开组建革命军队)三种形式，当前尤以瓦解白军为革命队伍为要。鉴于陕北旱情将有延续的迹象，会议决定党要组织领导广大灾民分地主的粮，吃大户…… 　　谢子长就清涧、渭华起义失败的原因和应吸取的教训在会议上发言。他总结的三条可以说是一箭中的，抓住了要害：“一、革命没有共产党直接领导下的武装力量是不行的；二、根据地只有建在敌人统治薄弱的地方，我们才能生存和发展；三、走井冈山道路，相信人民群众，依靠人民群众，革命就能取得胜利。”他深深地吸了一口烟接着又说：“说实话在座的大家谁不想把革命尽快搞成功……清涧、渭华的失败已雄辩地告诉我们，目前的条件不允许再一哄而上了，如果再这样搞那就是典型的‘左’倾盲动。当前我们应该采取借水养鱼、借鸡下蛋的办法，打入白军和土匪中去，分化瓦解拉出他一部分公开打出红旗，使其成为一支由党领导的红军武装，然后和农民运动结合起来，开展农村游击战争。到那时我们就能养鸡下蛋，蓄水养龟啦……”会议选举谢子长为陕北特委委员、军委书记，统一领导陕北的兵运和武装工作。会后，谢子长和赵通儒、白乐亭一起赴清涧、安定恢复党的县委和基层工作，冯文江先行一步去了安定。 　　快过年了……白乐亭看着谢子长疲惫不堪的样子怦然心动地说：“浩如，到我家去过年，好好恢复一下身体。回安定没个安全的地方，你还得钻山窑子。”一股暖流顿时让谢子长来了劲头，感动地说：“乐亭，你的伤没留下后遗症吧?”清涧起义后的宜川战斗中，白乐亭的右大腿上被子弹钻了个洞，是谢子长把他从战场上背了下来，又派人护送回老家养伤。崎岖的山路上，谢子长、白乐亭、赵通儒继续回味着会议上当仁不让的争论，杨国栋、杜衡阴阳怪气、优柔寡断的腔调让他们感到忧心忡忡。谢子长回过神说：“我感觉党内可能有大的思想行为分化，尤其可能有人在发动与敌人残酷斗争时叛党，应做好思想行动方面的准备。一过年赶紧召集一次解决实际问题的会议……” 　　清涧黄河畔高杰村，白乐亭家石头接口的土窑洞里，一次会议紧锣密鼓地召开了。清涧县的区党委负责人刘耀三、白子和、张子良、周自封被赵通儒带来了，七八个人坐在谢子长身旁静静地听着老谢掏自心窝里的话：“党的八七会议以来，各地群众运动及武装斗争有成有败，有经验也有教训。南方有‘八一’、秋收起义，北方有清涧、渭华暴动……当前，我们执行党的六大决议就是推翻蒋介石国民党的反革命统治，简言之就是造国民党的反。虽然反动派并未停止‘清党’、‘反共’，革命暂时处于低潮，但我们相信新的革命高潮一定会再次到来、一波一澜合成巨浪，形成全国高潮。全国高潮是各地小浪头汇集起来的，我们要在陕北、西北先搞小波小澜，将来汇成大浪大潮。因此，不能坐等，不能观天看地，要自觉行动起来，事在人为，人定胜天……告诉党内同志能文的文去，能武的武去。会搞武力的不拘名义、不拘形式，由无到有、由小到大，向红军方向往起干。干起来可一定要绝对听党指挥，这一点马虎不得!不会搞武装的想办法混进各式各样的军队借水养鱼、借鸡下蛋，时机一到来个金蝉脱壳就变成革命武装了。既然来革命，就应生为革命人，死为革命鬼。对那些消极怕死不想革命的人坚决清理，对为虎作伥、危害革命的叛徒坚决镇压之……” 　　经过一天一夜的讨论研究，决定利用赵通儒清涧中心县委书记、南路特派员的身份，先从清涧、安定、延川、延长、宜川五县干起。白乐亭返陕北特委工作；谢子长上后九殿策动杨庚武起义；迅速恢复与陕西省委和北方局的联系…… 　　人们还沉浸在年节欢乐的氛围中，不幸的消息使谢子长、白乐亭放下的心又提了起来。陕西省委遭到破坏……杜衡去了西安如泥牛入海……杨国栋躲进榆林城为杨庚武找门路牵线搭桥……党在陕北再经不起折腾了，必须迅速与上级联系。谢子长、白乐亭在这关键时刻力挽狂澜，立即决定分途赴安定找冯文江一块研究对策。正月十五闹秧歌的老鼓还在嘁哩咚哩地响着……谢子长便悄悄潜回家乡枣树坪。第二天冯文江、孙兰馥闻讯秘密赶来了，白乐亭、赵通儒改扮得让人一眼看不出他们究竟是干什么的。一次紧急会议就这样在枣树坪谢子长家里召开了，史称“枣树坪会议”。 　　由于情况紧急，会议没有争论，因为眼前发生的事情让他们再次明白，革命队伍中时刻都有人消极怠工，都有人离经叛道……所以不到一天时间就形成了一致意见：由赵通儒在三个月左右时间内找到北方局，恢复与陕北特委的联系，保证不能找错关系，尤其不敢找到托派；冯文江速去西安……发挥谢子长、刘志丹在西北之威望与作用，立即着手各种武装活动。会议一结束大家立即分头行动，投入紧张的工作。 　　就在这个时候，国民党也加紧向基层延伸统治，选择有声望的人，便软硬兼施要其为他们服务。安定县北区的任广盛，西区的谢德惠就是被利用的对象。为此，刚恢复工作的安定县党组织立即于枣树坪召开秘密会议，谢子长、冯文江出席，研究讨论应对之策。根据形势需要，会议同意任广盛、谢德惠出任国民党安定县北区、西区区长。同时为加强西、北两区党的领导。会议决定谢德惠、任广盛分别担任中共西区、北区区委书记。以内红外白的身份开展工作，掩护营救革命同志，发动带领饥民吃大户分粮食，抵制苛捐杂税。 　　安定县党组织初步恢复之后，谢子长赶赴宜川，他想争取杨庚武回到革命怀抱，还计划拉出梁占魁一部组建革命队伍。 　　16．宜川围城 　　黄龙山及其北面的宜川梢山里，历来就是杀人越货的惯匪和被逼无奈的百姓栖身之所。这里全国各地人都有，尤以河南、安徽、山东人居多。辛亥革命兴起之后，散居在深山老林里的匪伙大鱼吃小鱼逐渐火拼，形成了三五股比较大的团伙。瓦窑堡人杨庚武被杨虎城礼送回家后，找到杨国栋、赵通儒商量，联络旧时同学好友野树林、周维祺到黄河畔马家河拉起一支小队伍。赵通儒又从清涧、安定动员了一批年轻人，不到一年时间就发展到600余人枪，成了陕北名噪一时的民间武装。杨庚武此刻觉得翅膀硬了，再也听不进赵通儒的劝告，不等谢子长、刘志丹到来就把队伍带上宜川后九殿山寨。他想借陕北一席之地，自成体系开创一个局面。他们虽与官府，地主土豪作对，但没有明确的政治目的和方向，所以纪律涣散，且又各自心怀鬼胎。啸聚黄龙山的梁占魁部更是鱼龙混杂，什么样的人都有，既有为生计所迫、走投无路的穷苦农民，也有行凶作恶、祸国殃民的匪徒。他们对贪官污吏、恶霸劣绅虽深恶痛绝，可也做一些偷鸡摸狗、欺男霸女的坏事。因此，老百姓大都对他们没有什么好感，口碑当然不会好。怕不过还躲不过，老百姓见了他们只好躲着走。 　　后九殿山寨东临黄河，南接黄龙梢山，西南有宜川古城，北控延长、延川两延之地，山势奇伟、寨墙高筑，一夫当关万夫莫开。这个古老的小山寨于清朝年间被白莲教的一支队伍所占据，历经扩建加固房窑众多，是理想的屯兵之所。后九殿山寨的大庭房梁上吊着一盏咝咝作响的汽灯，照得整个大庭晃若白昼。谢子长、杨庚武、野树林、周维祺时而低声细语地交谈，时而高喉咙大嗓门地争论。杨庚武反问道：“浩如你说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队伍上了井冈山和袁文才、王佐的杆子队伍会合，举起了中国工农红军的旗帜。我认为与我后九殿山寨的队伍没有什么两样，都是占山为王嘛!这年头得先占住了山头，再说以后走什么路、举什么旗的话?”野树林接着说：“浩如你是个明白人，上过军校，闯过大世面。你说共产党到底能成个啥气候?咱陕北人对清涧起义抱有很大希望，结果呢?没几个月就兵败如山倒。去年渭华暴动你也参加了，其结果又是如何呢?你心里比谁都清楚。”周维祺则干脆说：“浩如我看你就留在山寨咱一块干，我们正在为缺一个军事参谋而发愁呢?你说共产党能干成大事业，我看那是牛年马月的事。咱就先看眼前的吧。”几个安定老乡说过来说过去，谁也说服不了谁，但杨庚武他们还是对谢子长很尊重的。他们佩服谢子长的才干，敬佩谢子长的大公无私和一心为民的高尚情操，更为他坚忍不拔、失败了再重干的作风所感动。谢子长擦了擦模糊的眼睛说：“诸位兄弟，我有一句话你们得千万记住：而今社会只有跟着共产党干才是唯一的出路，否则终有一天你们会被国民党反动派吃掉，这世上可是没有卖后悔药的。”听完谢子长的话，杨庚武他们只好说：“以后怎样干，先走着看吧!浩如快到山西绛州找阎红彦帮助治疗你的眼疾，要不然灰皮把眼窝全遮住了，那可就什么都看不见了。”原来，谢子长因操劳过度，加之在太白遭受严刑，内伤还未痊愈，近来眼睛里出现了灰皮(白内障)，看东西模模糊糊，有时把一个人看成两个人。眼睛是心灵的窗户，如果这扇窗户被迫关闭，那么他心灵里美好向往不就成泡影了吗?为此，谢子长给陕北特委写信要求速派人来，并提出去太原治疗眼疾和请辞军委书记一职，建议由刘志丹接任特委军委书记…… 　　不久，陕北特委派马云泽、李锦峰等到宜川。谢子长一见特委来人十分高兴地说：“……我们现在要是有支枪就好了……”马云泽、李锦峰自然理解谢子长所说的“有支枪”就是指建立一支党领导的革命武装。谢子长火一样的革命激情，深深感染和鼓舞了马云泽、李锦峰他们。谢子长简要地讲述了黄龙山武装的基本情况和目前的工作进展……他们讨论确定：一、加强兵运工作，策动敌之内部起义。尔后消灭小股或零星之敌，夺取敌之枪支弹药，武装人民群众。二、千方百计发动，依靠群众，鼓励他们参军参战。武装斗争没有群众的支持参与是注定要失败的。三、收编改造一些自发的群众武装，派党员进去带动……交代清楚任务之后，谢子长说：“你们看我这眼窝不争气……”大家安慰他说：“老谢，你就放心地走吧，一定要把眼疾治好，回来咱再一块战斗……” 　　清涧起义失败后，阎红彦为逃避敌人的追捕，东渡黄河匿居张汉民家。张汉民，中共党员，山西绛州人，为杨虎城的旧属。1927年底，他和杨庚武一样被遣送回家。谢子长找到阎红彦和张汉民说明来意，二人十分重视，赶紧陪谢子长北上太原，托门子、拉关系，找到了一位可靠的大夫为谢子长做了白内障手术。 　　1929年春夏，整个大西北赤日炎炎似火烧，野田禾草尽枯焦。一眼望去黄蒙蒙、光秃秃的大地毫无一点生气，随处可以听到饥嚎饿哭、悲天怆地的哀叹。找一点草根，寻一块树皮充饥已比登天还要难了。有的地方人们抢食观音土，甚至出现了人吃人的悲惨场景。 　　据伪陕西省救灾委员会1929年4月调查报告：“截至1929年2月底，全省灾民已达6555318人，放赈济款1124602元，灾民每人只有1角7分钱，这就是反动政府对灾民的所谓‘救济’。古人云杯水车薪，这种‘救济’只能说是点水车薪，少得够可怜了。全省受灾地区达80余县，面积50余万平方公里。伪陕西省政府在玩弄‘救济’骗术的同时，抓紧了对灾民的剥削和掠夺。仅1929年5月全省每县摊派的军粮竟达数千石至2万余石之多。”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党捐、保甲费、差捐等多达数十种，灾民食不果腹，自身难保，去哪里找这么多钱粮交差。为完成任务各县保安队天天窜入乡间绳拴棒打，逼死人命者屡见不鲜。灾民们也在想，交了得饿死，不交被打死，与其躺着死不如站着死，团结起来反抗斗争，说不定还有一条出路。各地党组织深入农村，发动群众……绥德县四五千农民冲进县城围住县衙要饭吃；延长县700多农民包围了县城，反对征收粮款；安定县乡村农民一见到催粮要款的差役，就鸣锣聚众围攻殴打这伙缺心少肝的家伙。鉴于日益严重的旱情和流离失所的灾民，中共中央指示陕西省委把领导灾民斗争作为1929年党的中心任务。省委立即提出了抗粮、抗款、抗捐、抗债和要饭吃、要土地、要自由的四抗三要斗争口号。 　　1929年夏，谢子长眼疾初愈即返回宜川，一踏进民怨鼎沸的土地，耳朵里听到的满是黑宪章(字子斌)为民情愿，率众抗粮抗款被省府派人关押的事情。他沿着秋林川急急西行，时而迂回在路狭谷深的山径，时而穿行于卵石铺底、水流清澈的沟道。他一路走一路想，因为统治阶级对灾民的剥削越发残酷，且没有丝毫的减轻与让步，所以黑宪章才被扣押。老百姓仍在灾荒中苦苦挣扎、喘不过气来，苛捐杂税更是层层叠叠无以复加、饥馑荒零，生活到了走投无路的境地。因此，农村的阶级斗争无疑是更加尖锐起来了。在这叫天不应、叫地不灵的时候，我能为他们做些什么呢?谢子长情不自禁地自语道：“不能置身其外，应投身其中，组织灾民要饭吃、要活命!”他的两条腿不由得加快了迈动的频率。斜阳惨白、鸟雀归巢，谢子长看到了坚固的宜川城墙。坐落于山谷间的小城，只需五分钟就能从这头走到那头，沿街的铺面大都关着门，显得萧条冷落。这座小城对谢子长来说，已经是熟悉不过了，他顺着小巷找了一家客店，安顿好简单的行李，准备上街探个究竟。客房门推开了：“老谢，我叫王金奎，是黑旅长的部下，受人之托前来求你赶快救救老旅长吧!”来人一进门便自我介绍并向他提出了要求。谢子长见来人心急火燎，满头大汗，便叫他不要急坐下慢慢说。 　　黑宪章为晚清世家子弟，他继承了祖上留下的丰厚遗产，成为陕北地面上的名门望族。民国初年，一伙蒙面土客闯进古州村黑家拉票，杀死了黑宪章的弟弟。这次变故彻底打破了黑家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生活，于是黑宪章就花钱买枪、雇人办起了看家护院的私人武装。1923年各地乡民自谋保卫，黑宪章顺应潮流一跃而成为宜川县民团团总。人多了、枪多了，黑宪章也成了陕北东南部一个响当当的人物。1924年底，杨虎城收编黑宪章民团为第一游击支队，黑宪章自然当上了支队司令。1927年初，黑宪章被任命为第十军二师三旅旅长(三营制)，随杨虎城东出潼关参加北伐。1928年蒋介石羽翼渐丰，借故缩编军队，实为排除异己。黑宪章旅被缩编为两个营，杨虎城东渡日本，黑本人一气之下带着老班底脱离杨部愤然回了故乡宜川。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回到家乡的黑宪章本想过一段与世无争的清静生活。谁曾想连年大旱，饿殍遍野，十里八乡沾亲带故的踢塌门槛来找他叙说难处、乞求救命……黑宪章终于坐不住了。他想老百姓已挣扎在死亡线上，你官府不救济倒也罢了，可还照样层层加码乱摊乱派，这人怎么连禽兽都不如了呢?百姓家破人亡，宪章义愤填膺。他拍案而起联合当地开明人士，头面人物带领群众抗粮抗款。为此，国民党宜川县长李恩荣密告黑宪章“勾结匪类、煽动灾民，扩充实力、图谋不轨”。伪省长刘郁芬便派警备区区长武天桢带兵赴宜川，对黑宪章相机行事、就地解决。武天桢到宜川后摆下一副“大善人”的架子，假惺惺地设宴请客，诱捕了黑宪章。城乡绅民对此虽然愤慨，但苦于无力对付武天桢。 　　“老谢呀，你不出面，老旅长就没命了”，王金奎近乎哀求般地说。谢子长虽对黑宪章的所作所为有所耳闻，但与他从未谋面并共过一回事。现在他为民请命身陷囹圄，岂有坐视不管之理!这时李锦峰闯进门来：“老谢!总算把你盼回来了!现在的宜川老百姓就像一堆久经风吹日晒的干柴，有点火就会立即燃烧起来。我看这是个机会，带领百姓围攻宜川城救出黑宪章……”谢子长转过头问王金奎：“宜川民团是什么态度，他们能听从调遣指挥吗?”“只要你老谢出面指挥，民团那边的事由我去做!”王金奎回答得爽快干脆。“行!你快去吧!有情况随时与李锦峰联系!”谢子长说完王金奎拔腿就走。目送王金奎走出大门，谢子长回过头问：“锦峰，云泽呢?”“前几天特委通知他上三边去了，才走了两三天。你去山西后我和马云泽奔走于后九殿与黄龙山之间，口舌没少费，杨庚武的态度还是不明朗，好像在徘徊观望。至于那梁占魁和夏老幺的话更难说，他们总认为共产党没有资本和他们谈联合……”“看来，我们得另外选择目标了。这里的工作，我再派别人来做吧!现在当紧的事是救黑宪章。你赶紧联系宜川地下党组织，然后去黄龙山说服梁占魁、夏老幺他们率部来宜川……”谢子长交代完任务，李锦峰二话没说转身也走了。此时，本就不安的小城又嘈杂起来了，谢子长一夜没顾得上合眼，本想理一理纷乱的头绪，呐喊声、唱歌声从不远处传进屋来： 　　西北劳农真可怜， 　　大旱跨了年，农村都破产； 　　恶军阀，狗贪官，越发要得欢。 　　父亲背大债，哥哥垦荒田， 　　我们小孩子，少吃又没穿； 　　思想起来，好不伤心，泪滴洒胸前。 　　社会太可恶，穷人受可怜； 　　这样活下去，我们心不甘! 　　大家团结起，砸死县老爷； 　　消灭黑暗鬼政府，人人见青天。 　　正待吃早饭的时候，李锦峰领着宜川地下党员二高校长刘奋生，二高教员地下党支部书记刘子善来到谢子长暂住的客店。谢子长把两位身穿长袍的先生让到凳子上问：“外边什么人在闹腾?”刘子善回答：“那是我们组织的集义、云岩、宜川一高、二高的学生到县政府门前请愿游行，声援宜川农民抗粮、抗税的斗争。”谢子长说：“这很好!你们应该动员学生到农村去，宣传动员农民包围县城，救出黑宪章。”两位先生对动员学生到农村去满口答应，可对救黑宪章……便说：“他儿子黑志德在后九殿当司令有的是人，有的是枪，他怎不去救呢?”谢子长笑了笑说：“他当然应该冲锋陷阵了。再说我与黑宪章一不亲二不故，他这次被捕还不是为了百姓嘛!我们应该抓住这个时机，组织群众与反动派斗争。听说后九殿的队伍大都在安定、绥、米一带活动，一时半会儿还弄不到一块。黑志德带的兵不多，我叫锦峰立即上黄龙山，说服动员梁占魁、夏老幺他们带兵来支援。为此，我想赶快组建围城指挥部，免得群龙无首，到头来没有个拿主意的人。”“好，应该这样办!”李锦峰、刘奋生、刘子善表示赞成。谢子长心里清楚，自清涧起义部队离开这里后，党组织是很薄弱的，党的县委虽没建立，但党的支部一直没有停止活动。 　　宜川城对谢子长来说并不陌生。他曾率部在这里驻防并组织参加了集义大整训。一年前他又率清涧起义部队浴血奋战宜川城……现时一场震动陕北，风传西北的围城战斗就要打响了。宜川一带的老百姓看到昔日的战将站在自己的行列里，那个振奋劲溢于言表。他们扛着长矛、大刀、锄、镰、老镢占住了城外的山头摇旗呐喊，黑志德、王金奎领着民团打先锋、攻城头；梁占魁、夏老幺所部把住路口……这阵势、这场面，谢子长虽在渭华看到过，但在陕北还是第一次。只要你代表人民群众的利益，人民群众就会跟着你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可不是嘛，你看他们在烈日之下挥汗擂鼓敲锣，都快把眼前这座山旮旯里的小城震得晃动起来了。作为围城总指挥的谢子长再次领略了人民群众所迸发出的力量。武天桢生来就没见过这样的阵势，急忙枪杀了黑宪章并把头割下来挂在城门楼上，他想这样做可以镇住眼前的乌合之众。宜川围城虽经一星期之多，但只凭数十支破枪和锄头老镢要攻破城池谈何容易。冯玉祥又命马腾蛟骑兵旅星夜赶赴宜川解围，谢子长决定立即撤围免使百姓受到更大伤害。从此，谢子长回陕北活动的消息自然就传开了，马腾蛟、武天桢随即封锁出入宜川的路口，企图一举捕杀陕北共匪头子谢子长。宜川地下党组织全力掩护，刘奋生的老父亲冒着生命危险把谢子长藏在黄河畔的老家里，才躲过了马腾蛟、武天桢的追杀。 　　任子良于1929年8月22日，《关于陕北社会现状、党的组织及工作缺点等问题给中央的报告》第五节中提到：“陕北的农民是富有革命性的，因为受了小军阀井岳秀以及豪绅地主十余年的压迫与剥削，其痛苦真已到极点。加以去、今两年的旱灾，更使一般农民走到必死之路。他们有干的表示，但不知道干的方法，从五六月间他们集合数千农民包围城市，打县长、捉财主等事实都证明陕北农民已逼得无路可走，只有起来拼命了!……陕北农运究竟怎样呢?……其中虽有党的领导，但是作用甚微，在组织上更缺乏系统与坚固，在宣传上也没有使他们受党的政治口号影响而同情于工农革命运动。饥民须要极短时间能得到饭吃，久了他们就自行分散，因此领导饥民很不容易。”躲过追捕的谢子长在总结宜川围城的经验教训时说：“这次行动救人心切，没有深入地发动群众，虽说群众自愿起来一块干了，但主要依靠的还是有武装的破产农民。当群众干起来的时候，党的组织力量就显得捉襟见肘了……尽管反动派杀害了黑宪章，但让农民看到了只有经过斗争，才能有生存的希望。人常说吃一堑长一智嘛，有些事得从头做起。” 　　1929年秋天，冯玉祥与阎锡山缔结联盟，调兵遣将讨伐独夫民贼蒋介石，不久蒋、冯、阎大战在中原接上了火。冯玉祥把驻西北各地的主力统统调往河南、安徽前线，留下收编的小军阀看守门户。这些小军阀并不都是忠实的看家狗，他们各怀鬼胎，日谋夜算扩充势力抢占地盘。谢子长审时度势适时向陕北特委建议：抓住地方小军阀招兵买马之机，选派大批党团员和进步青年以参军的名义打入其内部，组织我党控制和指挥的军队。与此同时，做好地方民团，哥老会、保商武装，占山为王的土匪队伍的工作，分化瓦解其中的一部分成为革命军队。作为陕北特委的军事首脑，谢子长当然明白，所提建议一经特委批准，便由自己负责实施，一步走不到，或者走错就会满盘皆输。人说染缸里拿不出白布，得好好掐算掐算定要从大染缸里拉出一块块白布来…… 　　 奠基大西北 谢子长与中国革命/强铁牛.—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