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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子长传

忽培元

西北革命斗争的历史，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上，占有极其特殊而重要的历史地位。而谢子长将军与刘志丹将军在西北红军和西北革命根据地创建过程中的作用，是无可争议的核心领导人物。刘志丹、谢子长二烈士的名字，是永远紧紧地连在一起的。从这个意义上讲，他们的个人传记其实便是西北革命斗争历史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谢子长，原名谢世元，又名谢德元，字子长，号浩如，化名秋阳。1897年1月19日出生于陕西省安定县(今子长县)枣树坪村一个在当地来讲还算富裕的农民家庭。父亲谢彪鹏，粗通文字，以务农为业，兼开柴草店。母亲贺氏，清涧人，出身贫寒，勤劳贤惠，精明能干。子长兄姊七人，四个姐姐，两个哥哥，他排行最小。子长从小随大哥德惠、二哥占元下地劳动，上山放羊。陕北文化教育落后，子长11岁才得以上乡村冬学，他还随拳师魏进德练功习武。他天资聪慧，性格坚强，学文习武格外用功，进步非常快，坚定了父兄供他求学深造的信心。1914年，子长转入安定县城的文笔书院读书。1918年，考入西安陕西省立第一中学，次年春转入陕北联合县立榆林中学。 　　大革命中涌现的“谢青天” 　　在榆林中学读书期间，受校长杜斌丞和其他进步教师的影响，谢子长阅读了大量进步书刊，开始接受新文化、新思想。由于品学兼优，又善于团结同学，他被推举为校学生会负责人。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他和榆中进步师生一起集会声讨北洋政府的卖国罪行，声援北京学生的爱国运动，并组织学生开展反封建、反压迫的斗争，宣传妇女放足和婚姻自主。榆林上学期间，他热烈追求进步与光明，表现出求真好实的处事风格和较强的组织领导能力，深受师生拥护和好评。 　　当时，偏远闭塞的陕北教育事业十分落后，许多乡村数十户人家没有一个识文断字之人，过年写春联，农民就用碗底蘸上墨汁在红纸上按圆圈儿。没有文化，愚昧无知，封建地主借机盘剥，贫苦农民苦不堪言。与许多有志青年一样，谢子长目睹此景，心急如焚，决心投身贫民教育，以自己的满腔热情，解民于倒悬。1920年春季，谢子长在榆林中学未及毕业，就怀着教育救国的梦想，毅然回乡创办村教育。但在那时，书生办学，谈何容易。经费无着落，生源无保障，种种阻力，所料不及，困难重重。加之大小军阀、土豪劣绅鱼肉乡里，穷人家中多无隔夜之粮，哪里供得起孩子上学。严酷的现实使谢子长认识到仅靠办学救不了劳苦大众。 　　纵观人类社会发展史，青年谢子长意识到，民众的贫困与苦难，是封建势力所致。一介书生，难平天下，他萌生了习武救国之念。同年秋季，谢子长下决心投笔从戎，只身赴山西并考入阎锡山在太原设立的山西陆军学兵团学习军事。他吃苦耐劳，功课及军事训练科目均名列前茅，深得教官与同学的称赞和敬重。1923年秋，谢子长由太原学兵团毕业后，即赴北平求职，结识了陕北同乡、共产党人李子洲，接触到共产主义思想，决心唤起民众，武装工农。1924年春，谢子长返回家乡安定，积极创办县民团，被推选为团总。期间，利用其掌握的民团武装，公开惩治土豪劣绅，打击地方恶势力，为民声张正义，赢得百姓拥戴。当时安定一带流传的顺口溜道：“民呼谢青天，出头有日子。” 　　谢子长不断追求进步，开阔视野，探索革新、改造社会之路。1925年，他怀着寻求革命真理的强烈愿望，再次告别亲友，离开家乡，长途跋涉奔赴平、津，住在中共外围进步组织共进社总社办公处——北京大学后门三眼井公寓。在此，他不辞辛苦，在革命处于高涨时期的平、津两地奔波不止，不断结识着革命同志，潜心阅读所能见到的马列著作和各种进步书刊，经常与陕西旅平学生中的共产党员白超然、白志诚、白志强、李波涛、白志立等纵论俄国十月革命和中国的政治问题。特别是结交了共产党人魏野畴和中共北平地区负责人刘伯庄后，在他们的影响感召下，谢子长逐步确立了共产主义思想和信念，并加入了共进社，积极参加反帝反封建斗争。同年，谢子长经白超然、白志诚介绍并得到中共北平地委批准，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刘志丹一样，他成为当时陕北地区为数不多的几位共产党员之一。从此，他义无反顾地走上了革命道路。 　　1925年底，受中共北方区委派遣，谢子长回到陕北，与中共绥德特别支部负责人李子洲、田伯荫取得联系。根据党的指示，他又回到家乡安定，继续以县民团团总身份为掩护，积极开展革命活动，千方百计建立共产党掌握的革命武装。谢子长首先利用团总身份的有利条件，帮助县警佐、共产党员李象九招收一批进步学生和贫困农民，在陕北军阀井岳秀部石谦团里建立了学兵连，后又经多方策划和努力，将安定县民团也编入石谦部三营十二连，谢子长任连长。这是陕北历史上第一次有了由共产党人带领的武装力量，为以后的清涧起义埋下了重要伏线。由于谢子长与李象九的加盟，使得石谦部队顿时充满了生机与活力。后经李子洲、田伯荫、蔡南轩介绍，一大批共产党员陆续到李、谢连担任班、排长，负责士兵的思想教育和军事训练，每天除两小时军事训练外，其余时间主要用来学习政治和文化。连里还订有《中国青年》、《向导》等进步书刊。谢子长经常对士兵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教育，讲解马克思主义常识，教士兵唱他编的歌，其中有“孙文在广东，列宁一声唤，双手迎接世界共产党”等歌词。他和李象九还多次邀请杨明轩等共产党人到部队演讲，宣传革命道理。谢子长对士兵十分关怀，不惜变卖自己的家产改善连队生活，深受士兵爱戴。随着革命思想在部队中的传播，士兵和下级军官中要求进步和请求入党的人越来越多。为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谢子长、李象九等征得上级同意，在石谦团中秘密建立了中共特别支部，由李瑞阳担任书记，谢子长、李象九等任支部委员，发展了阎红彦、雷恩俊等一批新党员。连队还组织了士兵自治会，举办俱乐部，学唱《国际歌》、《国民革命歌》、《少年先锋队歌》等革命歌曲，演文明戏，组织篮球赛，气氛十分活跃。同时，在官兵中提倡艰苦朴素，自己缝衣补鞋，禁抽鸦片，禁止酗酒，使部队一改旧军队的一切旧习气，逐步建立起新的生活风气。 　　1926年夏秋之际，在北伐军不断取得胜利的形势影响和推动下，在中共北方区委的正确领导下，陕北地区的革命运动出现了蓬勃发展的喜人局面。此时，石谦升任十一旅旅长。中共绥德地委很重视这支受党影响的部队，先后派李瑞阳、杜衡、冯景翼、史唯然、阎揆要等到石谦旅同谢子长、李象九一起工作，开办青年军事训练班，发展共产党员，加强部队党的建设。1927年春，石谦旅中的中共特别支部改为直接受中共陕甘区委领导的军队支部，杜衡任书记，谢子长，李象九任委员，下属营、连都建立了支部，共计100多名官兵加入中国共产党。接着，又利用国共合作在全国范围内的影响，中共军支和谢子长等努力促使石谦接受全旅官兵在宜川集义镇附近进行政治军事大集训的建议，借此机会把许多进步书籍散发给官兵，争取更多的官兵接受进步思想。还直接向石谦旅长宣传革命道理，使石谦及大部分官兵倾向革命。 　　1927年1月，谢子长率部由宜川返回安定驻防。他进一步利用国共合作的有利形势和地方驻军首领的权威，广泛开展对民众的宣传和组织工作。联合当地学生和进步绅士，组织讲演团和奉劝妇女放脚的天足会等团体，向群众宣传识字、禁烟、禁赌、剪发、放足、破除迷信等进步思想和文明行为。谢子长痛恨弊政，试图改革行政体制，造福地方。他建议安定县知事张鸣盛召开地方行政会议，解决旧行政体制问题。张知事公告全县：“幸逢子长连长回防，提倡整理地方，召集全县民众共图改革计划，是安定兴利除弊之发初。”在谢子长的积极建议和敦促下，安定县地方行政会议于2月21日至23日召开，谢子长被推选为大会主席。他在讲话中指出：“安定从前开会既无程序又无结果，此次大会应当重新组织，并将议决案件须确定施行。”经过认真讨论，一致通过了《安定县地方行政会议组织大纲》及其《细则》和有关教育、财政、税务、驻军、差役、农协会、天足会(妇女会)等决议案。《组织大纲》和决议案以“改进地方一切行政事宜，解除民众种种痛苦”为宗旨，对改革教育、革新社会、兴利除弊的办法做了明确规定。在这次会上谢子长当选为安定县地方行政会议主席团成员和农民协会促成会委员。 　　安定地方行政会议结束的当天，为贯彻执行会议精神，子长和十连连长李瑞生联名发布了《敬告安定父老昆弟》的布告，散发《敬告父老哥弟们》的传单。布告强调：“我们既是民众的军队，自然以拥护民众利益为前提”，“不但要将这次议决案尽力帮助实行，而且对于你们将来兴革事宜，还要当努力”，最后号召“大家更要不分男女老少切实的联合起来，共同奋斗，完成国民革命”。传单指出：军队“务必……拿上最诚恳的心志，助我同胞起来自决痛苦，从此以后你们再不要受军队的无故欺负了，凡是过路的兵士，不能任意拉差；就是办公的军人，都已发给他们旅费，不论吃了你们的饭，买了你们的货物，及其用了你们的草料等事，他们必要按实价给发，不准赊欠登账，亏损可怜的老百姓。所以除出布告外，恐民众不能周知，又出此传单，以后若有不肖兵士违令损民等事，望即速送来或报告我们，必严厉惩办，决不宽容。”谢子长说到做到，身体力行。大冬天，他带头不住民房，和士兵一起住在城隍庙大殿里。2月29日，子长又主持召开了安定县市民大会，通过了《各团体宣言》，号召各团体紧密团结，并提出了“铲除军阀官僚”，“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改善我们民众的生活”等口号。 　　谢子长还特别重视农民运动。在地方行政会议期间，他领导制订了《农民协会章程》。他根据外地农运工作的经验教训，分析了形势，规定了农协的性质、任务、组织机构和权利，明确指出“本会以团结农民，互相维持，改善自己的生活为宗旨”，当时被称颂为“谢制农民运动协会章程”。《农民协会章程》体现了谢子长兴利除弊的革新务实精神，对唤起民众和推动安定以及周围各县和陕北地区的农民革命运动起了很大作用。当时，在邻近的米脂西南区(后划归子洲县)从事学生运动的马文瑞，就因受这个《章程》的启发，开始带领学生演讲团，下乡村动员组织农民协会，开启了当地的农民运动。 　　为了切实贯彻执行行政会议的决议，谢子长还协助上级党组织建立了中共安定县特别支部(冯景翼任书记)，以加强对全县各项工作的统一领导。同时，为培养骨干，推动农民运动更加广泛深入，他还协助中共地方党组织开办了安定县农民运动讲习所，训练农协骨干。要求每区选送两至三名农协骨干和有文化的进步青年到讲习所参加培训。他亲自给学员上课，在学员中发展党员。他还经常到瓦窑堡、杨家园则等地利用集会宣讲《农民协会章程》，揭露军阀和贪官污吏的罪行，号召广大农民群众参加农民协会，有力地推动了安定农民运动的发展。全县迅速成立14个区农民协会、100个村农民协会。安定农协的许多骨干后来成为陕北红军游击队和地方党组织的骨干。 　　1927年5月1日，安定县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在县城明伦堂召开，谢子长被推选为主席团成员。2日，成立了县农民协会，子长任执行委员。他亲自领导县农民协会开展对土豪劣绅和放高利贷者的斗争；亲自拘禁和审判了大土豪宋运昌、李耀辉、王伯阳；赶走了全县两个最大的放高利贷者王玉书和马子厚；当众烧毁契约、账簿；宣布欠债作废，撤换了混进农协中的地主豪绅。在谢子长的积极领导下，安定县农民运动空前高涨，压迫农民的贪官污吏、恶霸兵丁和放高利贷者以及公款杂税的胡摊滥收现象一时销声匿迹。贫苦农民扬眉吐气，社会秩序空前稳定。群众对谢子长的领导才能由衷敬佩，“谢青天”之名众口相传，闻名陕北。 　　打响西北高原第一枪 　　1927年4月，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反革命武装政变，大肆逮捕和枪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在北方，李大钊等惨遭奉系军阀张作霖杀害。谢子长得悉，义愤填膺。4月30日和5月1日，他和冯景翼等共产党员领导安定县农民协会召开代表大会，追悼李大钊，声讨帝国主义和新旧军阀血腥镇压革命的反革命罪行。8月间，白色恐怖笼罩陕西各地，井岳秀在陕北公开进行“清党”反共活动，中共组织和共青团组织大部分遭到破坏。各地农会、工会和学生会等进步团体被迫解散，陕北党、团组织活动的中心据点——省立绥德第四师范和省立延安第四中学被先后查封，中共绥德、肤施(即延安)县委负责人被驱逐出境，大批革命同志被捕入狱。在这种形势下，中共陕西省委派魏野畴、唐澍、白乐亭(白明善)等秘密来到石谦驻防的清涧等县巡视工作。魏野畴讲了全国革命形势和党的任务，指示在白色恐怖日趋严酷的情况下，谢子长、李象九等继续留在石谦部队中坚持开展党的秘密工作，作好武装反抗陕北军阀的准备。为了进一步加强军队中党的力量，决定留唐澍、白乐亭同谢子长、李象九一起开展工作。 　　1927年8月下旬，同情革命的十一旅旅长石谦在榆林被军阀井岳秀诱杀，反动营长康子祥被任命为代理旅长。井岳秀部师长高双成令李象九营开赴延安，准备将其“改编”为骑兵团；同时令谢子长连从安定县开往宜川换防，准备分而歼之，借机消灭这两支“赤化”了的部队。面对严峻局势，谢子长、李象九、唐澍、白乐亭等立即召开党的会议，分析形势，研究对策。会上，谢子长力主以革命的暴力回击敌人的反革命暴行。会后将会议的情况立即向中共陕西省委汇报。省委同意并明确指示：敌人妄图借整编、换防之名，消灭我李、谢部队，李、谢部队不能坐等敌人消灭，应立即举行起义。不久，省委为贯彻中共中央八七会议精神而召开的“九二六”会议文件传到部队。其中，《军事运动决议案》指出：“本党的军事行动已经是迫不容缓了……我们的军事根据地，除去东南以西北为重要，所以在西北培植革命军事基础，是中国共产党目前的重要任务之一，更是党在陕西的特要任务。”为贯彻八七会议精神和省委指示，成立了陕北军事委员会，唐澍任书记兼中共军支书记，谢子长、李象九、白乐亭等任委员，统一领导和指挥起义。军委成立后，在清涧县城召开了党员大会和排长以上干部会议。会上，唐澍、谢子长等传达了省委关于发动武装起义的指示，并作了具体的部署。会议决定驻清涧的四个连首先起义，然后会合延川县的另一个连南下宜川，与宜川其他三个连会师。同时派代表去神木联合高志清旅，与其约定在神木起义，共同夺取绥德、米脂，夹攻榆林，全歼井岳秀的反革命武装。会后利用公祭石谦之机，以“为石谦旅长报仇”为动员口号，加紧进行起义的准备工作。10月8日城内逢集，部队征用赶集的牲口用以运输装备、物资；10月11日，部队封锁交通要道，割断与榆林的通讯联系；查封了清涧县城内五大商号的银柜，没收了高双成的鸦片数万两；向县长和大绅士“商议借款”，共筹集辎重银两200多驮。 　　1927年10月12日清晨，震惊西北的清涧起义爆发，中共领导的军队向国民党反动派在西北的反动势力打响了第一枪。起义军指挥部及谢子长、白润泽、雷进财、韩启胜四个连沿清涧河南下。子长率十二连为先锋，里应外合，奇袭延长，一举歼灭了驻军两个连并一个营部，处决了反动营长齐梅卿。驻宜川敌人闻讯后，先发制人，向该县准备参加起义的石部三个连发起攻击，激战一昼夜，据城各半，相持不下。15日，起义部队主力赶到宜川城下，敌代旅长康子祥率部逃跑。于是，三支起义部队在宜川胜利会师。附近很多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纷纷前来参军。至此，起义部队发展到近1000人，枪1300多支，辎重弹药近300驮，力量可观。 　　谢子长作为清涧起义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在起义中发挥了重要骨干作用。他不仅作战英勇，指挥有力，还是一个颇有远见的军队政治工作者。他对起义部队的纪律十分关注，特别教育士兵，要加强与老百姓的联系。在清涧起义爆发的前一天晚上，李象九营的一个卫兵乘机抢劫老百姓的财物。谢子长发现后，立即找李象九研究处置办法。他说：“我们做革命事，是替人民谋利益、解除剥削压迫的大事，并不是为当土匪抢人做坏事。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队伍，就是老百姓的队伍，这样抢人刁人，能对得起谁?”李象九当即下了这个卫兵的枪，卫兵畏罪而逃，子长派兵迫擒，并将其处决，以此教育部队严守纪律。他在向官兵讲话时说：“我们时刻不要忘记老百姓，不论走到哪里，都要爱护他们，要给他们办好事。谁要是乱抢老百姓的东西，就要受到严厉的处罚。”从此，部队官兵中违犯群众纪律的行为大为减少。 　　宜川会师后，起义部队领导人在部队的行动方向问题上发生分歧。唐澍、谢子长主张立即打起革命红旗；整顿干部队伍，提拔政治可靠、立场坚定的人担任连、排干部；主动进攻延安，相机消灭敌人，扩大革命力量。而李象九则认为仍沿用石谦旅的旧番号为妥。由于意见分歧，部队滞留宜川，唐澍去省委汇报。唐走后，李象九打出十一旅的旗号，将部队改编为三个营，他自任旅长，委任谢子长、韩启胜、李瑞生为一、二、三营营长。这时，驻延安的井岳秀部第二师师长高双成一面写信麻痹起义部队，劝降连、排干部；一面调集六个营的兵力，进逼宜川。起义部队在敌众我寡，没有根据地的情况下仓促应战。在防守宜川城的战斗中，虽经起义部队奋力迎敌，城外重要阵地凤翅山、二郎山还是失守。撤退时又遭敌军堵截，部队损失很大。谢子长于激战中带领第一营临危受命，担任突围先锋，虽经浴血奋战，只有一营二三百人和韩启胜等少数官兵由南门突围冲出，退居宜川以西，不久转移到韩城西庄镇。在此，接受王保民部改编，称为独立旅。这时，中共陕西省委派唐澍、阎揆要、白自强等来韩城，传达了省委指示，总结了清涧起义以来的经验教训，决定由唐澍、谢子长、白乐亭、阎揆要、史唯然等重组军委，准备再次起义。以谢子长营的100余人为基础，部队改编为西北工农革命军游击第一支队，唐澍、谢子长分别为总指挥和副总指挥，阎揆要任参谋长。军委提出“打倒贪官污吏”、“打倒土豪劣绅”和“劫富济贫”等争取人民群众拥护和便于发动群众的斗争口号，并决定将部队带到党和群众基础较好的清涧、安定一带开展游击战争。唐澍、谢子长、阎揆要遂于1928年元旦率部北上，向清涧、安定一带进发。途中由于轻信宜川城内只有敌人一个连的传闻，贸然攻打宜川。实际上敌人有一个营的兵力，激战半天，起义军伤亡重大，即向西北撤退。部队行至延长交口时，又遭敌人袭击，加之沿途给养困难，连续行军，士兵非常疲乏，致使一部分人员失散，当1月中旬到达甘肃合水县豹子川时，仅剩20人。清涧起义至此宣告失败。 　　清涧起义部队，面对强敌围追，顽强坚持三个多月，转战千余里，传播了革命火种；锻炼和培养了干部；打响了西北地区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第一枪，在陕西乃至西北党领导的革命武装斗争史上写下了悲壮而辉煌的一页。 　　渭华起义 震惊西北 　　革命者的坚定体现在对敌斗争的百折不挠，特别是在敌人白色恐怖愈演愈烈的情况下，反抗、失败、再反抗，再失败，直至胜利。谢子长将军正是在这样严酷的斗争实践中，不断经受着常人难以忍受的考验和锻炼，逐渐成长为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清涧起义失败后，敌人的反动气焰更为嚣张。不少革命者，包括个别起义领导者都发生了动摇，怀疑革命的前途和共产党的命运，发出了类似于“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疑问。 　　1928年1月下旬，谢子长、唐澍历尽艰辛，回到西安向省委汇报了清涧起义经过和经验教训。旋奉省委命令赴洛南三要司共产党控制的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第八方面军新编第三旅(旅长许权中)工作，准备组织新的起义。到洛南后，唐澍担任旅参谋长，谢子长任营特派员兼副营长。根据中共中央和中共陕西省委的指示，许权中旅积极准备在渭华地区举行武装起义。 　　1928年5月上旬，渭华起义爆发。许权中旅由洛南、潼关至华县瓜坡镇，宣布起义。不日，起义部队到达华县高塘镇，正式宣布成立西北工农革命军，刘志丹任军委主席，唐澍任总司令，谢子长任军事委虽会委员兼第三大队大队长。起义军民打土豪、斗地主，建立区、村苏维埃政权，形成以华县高塘、渭南塔山为中心，东至华山，西到临潼，北临渭河，南至秦岭约200平方公里的红色区域。6月3日，谢子长率第三大队到赤水镇同当地农民一起，处决了散布谣言、破坏革命的商会会长赵登科、商号经理赵绍普及两个敲诈勒索农民的税收委员，没收了“三兴合”、“祝寿昌”等不法商号的财产，将大部资产分给当地贫苦农民，其余没收用作军需。 　　6月上旬的一个夜晚，陕东亦卫队同国民党渭南县保安团在该县的塔山脚下发生激战。谢子长闻讯，率部急往增援，两面夹攻，猛冲猛打，把该民团打得落花流水，仓皇溃逃。6月10日左右，敌骑兵师侵犯起义指挥部所在的高塘镇。在此之前，革命军第一大队被派往赤水公路沿线进行游击活动，谢子长率领三大队受命袭击华县县城。由于革命军对敌情侦察不够，防范疏忽，致使东犯敌军一直冲到司令部东北三里多远的骆驼渠时，才被哨兵发觉。在此十分危急的情况下，总司令唐澍先后派陕东赤卫队队长张汉俊和参谋长王泰吉指挥部队英勇还击。但终因寡不敌众，无法击退敌人的进攻。危机关头，适逢谢子长和高克林(时任参谋主任)执行袭击华县县城的任务后率领部队归来，路经瓜坡时，发现敌我正在激战，立即投入战斗，从东南两面形成对敌夹攻之势，敌误以为中了革命军埋伏，惊惶失措地丢下许多箱迫击炮弹，逃回华县县城。6月19日，冯玉祥部调集孙连仲等三个师，在宋哲元指挥下，兵分三路对红色区域发动大规模进攻。由于敌人兵力强大，军委决定不死拼硬打，撤进秦岭山区，以保存革命力量。当时，宋哲元亲自指挥中路一个师敌军从赤水东西川向高塘进攻，使用重炮连续袭击革命军的前沿阵地。谢子长奉命率部防守，奋勇阻击，激战竟日，击退敌人多次进攻，并多次率部出击。在敌占领高塘镇魏家原后，终因兵力悬殊，革命军被迫转移到洛南县境内的两岔河山区。唐澍在战斗中牺牲，起义失败。渭华起义失败后，7月，谢子长和刘志丹离开部队，回省委接受新的任务。 　　渭华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它是大革命失败后西北地区党组织发动和领导的农民运动与起义军队密切配合的一次最大规模的武装起义。起义的同时，建立了各级地方红色革命政权，这在西北革命的历史上是具有深远意义的，标志着中共在西北地区领导武装斗争的基本方针是正确的。尽管由于敌我力量悬殊过大，起义遭到失败，但它打击了国民党在陕西的反动势力，扩大和加深了中国共产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影响，培养和锻炼了大批革命骨干，为刘志丹、谢子长等后来在陕甘边、陕北领导武装斗争，成功创建革命根据地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教训。 　　百折不挠开展兵运 　　1928年8月，谢子长、刘志丹回到西安，向省委汇报了渭华起义的经过和失败的经验教训。这时，国民党陕西当局到处通缉刘志丹、谢子长等人，由于形势险恶，在西安难以开展活动，省委决定派他俩重回陕北，开展武装斗争。 　　1929年2月，中共陕北特委在绥德张家岔召开扩大会议，会议传达了中共六大和省委第四次扩大会议精神，做出积极开展兵运工作的决定。会议推举谢子长任中央陕北特委军委书记。会后，谢子长受命去宜川县凤凰山作争取梁占魁绿林部队的工作。4月，刘志丹接替谢子长任陕北特委军委书记。夏天，省委派谢子长等一批共产党员打入西北国民党地方部队从事兵运工作。 　　同时，谢子长还利用同李象九等人的关系，大力争取陕北地方实力派人物，扩大进步力量，开展合法斗争。谢子长和中共陕北特委先后派遣共产党员赵洪枝、赵文蔚、马云泽、阎红彦、李维钧等到杨庚武部(时踞守宜川延长交界的后九殿山寨)建立中共组织，准备创建革命武装。但后来这支600余人的民间武装受高双成的欺骗，除周维祺一个营由阎红彦带出外，其余均被高部收编。随即杨庚武与一大批武装骨干被杀。杨在临刑前叹息道：“悔当初没听谢子长的话，今天落个死在高小人手里。” 　　在开辟陕北革命根据地漫长而艰苦的日子里，谢子长以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的姿态，凭借不寻常的机智和胆略，常常一人外出侦察敌情，开展兵运工作和群众工作。1929年的一天晚上，一个连的国民党军住进枣树坪谢子长家上院，要求管饭。谢德惠的妻子正在磨房磨面，却见谢子长从井沟渠上来，走进磨房。大嫂吃惊地问他怎么敢回来，子长镇定地说，正因为敌人住在咱家上院，所以他根本想不到我敢回来。了解完敌情后，子长从容地离去。 　　1930年1月，宁夏驻军骑兵十四师苏雨生部扩充势力，谢子长又受命西去宁夏打入苏部活动，任该部骑兵师十旅旅长职务，驻银川以北李岗堡，后移防盐池县。此时，刘志丹也奉命打入苏部。在谢子长、刘志丹的领导下，该部成立了中共军委(张东皎任书记)。地方党组织在陕北选送近300名学生兵到第十旅，扩大革命力量，其中绝大多数是中共党员，组成了学兵队，培训干部。中共陕北特委当即派张秀山、高鹏飞、李树林、黄玉华、郝兴民、贺晋年等一批党员随谢子长打入苏部。谢子长、刘志丹在苏部九旅(志丹任九旅十六团副团长)附近召集党员会议，到会的有曹又参、张东皎、王子元、牛化东、高岗、刘约三等33人，会议分析了国际国内形势，认为苏雨生与马鸿逵的矛盾一触即发，决定一旦苏、马开战，党控制的各部即回陕北、陇东、庆阳五属区(即庆、环、宁、合、镇五县)，以扩兵为名，发展壮大部队。2月，马鸿逵向苏开战，苏部溃退，十旅转归陇东民团军总司令谭世麟部队。刘志丹任谭部骑兵第六营营长，与谢子长利用公开的职务收拢各地逃避敌人追捕的党团员和革命同志，争取民团、哥老会，在敌人力量薄弱的陕甘宁边界地区开展革命活动。是年夏季，谢子长、刘志丹率部队在陕甘交界的三道川集结训练。谢子长很重视周维祺营，该营时有300人枪，是一支可观的力量。为充实这支队伍，子长将安塞县党组织带来的20多人、枪全部划归该营，以加强对其的控制，并叮嘱共产党员阎红彦等做好周的争取工作，警惕军阀张廷芝吞并的阴谋。同时将刘志丹营与周维祺营合编为一个团，谢子长任团长。就在该部准备起义时，张廷芝以提亲为名诱骗周维祺，将周部缴械，制造了惊心动魄的“三道川事件”。谢子长、刘志丹闻讯脱险，暂避保安永宁山。 　　这一时期陕甘边和陕北的兵运工作，之所以往往失败，主要原因在于军事工作与地方党的工作结合不够，从事兵运工作的同志往往孤立行动，不能及时得到地方党组织的掩护和支持，因此，虽经千难万险，终都归于失败。谢子长等作为地方革命领袖，也在这些斗争与失败中不断积累经验，逐步走向成熟。 　　1930年10月初，谢子长、刘志丹赴绥德参加陕北特委扩大会议。这次会议成立陕北行动委员会，书记赵伯平，谢子长、刘志丹被任命为行动委员会正、副总指挥，确定要积极开展城乡武装暴动。 　　12月，谢子长赴天津向中共中央北方局汇报工作，薄一波赠其手枪两支。谢子长返回陕北途中，到山西定县会见了在国民党第四十七军从事兵运工作的拓克宽、吴岱峰、胡廷俊等人，传达了北方局关于清除“立三路线”“左”倾错误的精神，指示不要盲动，要长期埋伏，积蓄力量，坚持斗争，等待时机发动兵变或起义。 　　1931年春，根据中共陕西省委的指示，谢子长在甘肃平凉一带从事兵运工作。继清涧起义、渭华起义之后，在长达两年半的时间里，谢子长、刘志丹等同志在党的领导下，为在西北地区建立一支党直接指挥的革命武装，前赴后继，英勇斗争，历经千辛万苦，屡败屡战，百折不挠，开展各种形式的兵运工作和武装活动。唐澍、白明善等优秀共产党员先后牺牲，建立武装的计划终因敌强我弱，缺乏巩固的革命根据地和经验，武装斗争的战略方针不明确或脱离实际等种种原因，而终未实现。然而正是反复的斗争和失败，使刘、谢等革命领袖更加地坚定和成熟起来。也正因为有了他们艰苦卓绝的斗争，才孕育了西北地区早期革命武装力量。 　　1931年秋，中国工农红军晋西游击队遭阎锡山重兵围攻，处境非常困难。9月8日，游击队30余人在队长拓克宽，参谋长杨仲远，副队长阎红彦、吴岱峰等带领下，西渡黄河，进入陕北清涧、安定一带，寻找地方党组织。游击队在安定县枣树坪，通过谢子长的哥哥、地下党员谢德惠找到陕北特委委员兼中共安定县县委书记马文瑞。马文瑞当即动员一批党团员和青年参加游击队，队伍很快发展到六七十人。农历八月下旬，游击队先后接到杨琪、师储杰两股保烟队(也叫土客)的信函，提出愿与游击队联合行动。游击队与马文瑞商定，在其同意接受游击队统一指挥、不抢穷人、不奸污妇女的三个条件下，同意联合行动。为帮助改造土客，游击队还派了雷恩俊等骨干任他们的指导员，并建立了执法队，维护游击队的纪律。此时，红军晋西游击队加上土客队伍已经发展到300多人，遂改称陕北游击支队。10月中旬，在杨仲远、阎红彦、吴岱峰等率领下，陕北游击支队来到甘肃省合水县林锦庙同刘志丹领导的南梁游击队会合。10月下旬，谢子长受中共陕西省委委派，到南梁传达省委关于整顿部队、打出红旗，建立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的指示。谢子长一到部队，就主持成立了新的队委会，由谢子长、刘志丹、阎红彦、杨仲远、胡廷俊、白锡林等同志组成，谢子长任书记。紧接着，子长又主持召开队委扩大会议，分析当时军事斗争形势，总结晋西游击队发展壮大的经验，研究今后的行动方向。大家对形势看法不一，有的同志认为立即打红旗条件尚不成熟，主张把现有的武装暂时编入军阀部队，依托合法地位，积蓄和扩大力量，待时机成熟后再打出红旗。为了说服不同意打红旗的同志，谢子长进一步分析了西北形势，分析了有利于打出红旗的种种有利因素，并强调指出毛泽东、朱德等开辟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为我们树立了光辉榜样，提供了宝贵经验，指明了方向。因为部队领导层意见不统一，谢子长从实际情况出发，遂将分歧意见报告省委。为了摆脱四面受敌的被动局面，经过谈判，在保证独立自主的前提下，部队假受驻平凉暂编十三师陈国璋部第十一旅番号，使部队争取到大量的急需军服、枪支、军饷、药品等。但谢子长始终没有放松警惕。 　　12月，中共陕西省委军委委员荣子卿到南梁传达省委指示，要求部队脱离军阀部队，将两支部队改编为西北反帝同盟军，以适应九一八事变后抗日形势发展的需要和争取社会各界的同情和支持。月底，谢子长、刘志丹率领部队向正宁方向转移，途中于柳树原击溃陈国璋部两个连。1932年1月初，南梁游击队与陕北游击支队在甘肃合水柴桥子改编为西北反帝同盟军，下辖两支队和一个警卫队，谢子长任总指挥，刘志丹任副总指挥兼第二支队队长，杨仲远任参谋长。西北反帝同盟军成立后，谢子长等认真总结多年的斗争经验，果断、清醒地采取了两大举措。一方面对外发表通电表示坚决抗日，争取民众和各界人士支持，以求得外部生存空间；另一方面，针对革命任务和实际情况，在部队内部组织党员、干部学习党的古田会议决议和中央苏区及毛泽东有关游击战争战略战术的文件，开办了军政干部训练班。通过学习，使许多同志提高了认识，明确了红军的政治任务，开始纠正部队中的军阀主义和极端民主化等不良倾向，为建立和扩大一支政治上可靠、军事上过硬的正规红军武装，开展游击战争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转战陕甘建奇功 　　1932年2月12日，西北反帝同盟军根据中共陕西省委指示，在甘肃正宁县三嘉原正式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谢子长任总指挥，省委军委书记李杰夫(后叛变)兼任政委，杨仲远任参谋长，马云泽任经济处主任，下辖一、二两个步兵大队，一个骑兵队和一个警卫队，400余人。同时，成立了中共陕甘游击队委员会，各大队成立党支部。从此，中国共产党人在陕甘边地区第一次打出了中国工农红军的旗帜。红军陕甘游击队成立后，在谢子长率领下，于紧张的战斗之余，积极练兵；建立政治工作制度，成立士兵委员会、宣传队和“列宁室”；提高了干部战士的军事、政治素质，增强了战斗力。部队制定灵活的游击战争战略、战术，以地方党和群众基础较好的旬邑、淳化、耀县、宜君和甘肃的正宁、宁县、合水为游击战争的主要区域，开展对敌斗争。 　　陕甘游击队成立后立即投入紧张而激烈的战斗。谢子长指挥游击队首先消灭了旬邑职田镇民团，捣毁了敌区公所。逮捕了罪大恶极的土豪劣绅，并在该镇召开了群众大会，烧了区公所的账簿和地主豪绅的契约，组织了农民协会，领导群众开展分粮、分财物的斗争。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使统治阶级恐慌不安，大小地主、土豪、官吏闻风丧胆。国民党陕西当局命令警卫团三营和彬县、旬邑、长武、三原县的民团约千余人向职田镇扑来，妄图消灭红军游击队。谢子长得悉敌人的进攻计划后，当即指挥游击队撤至职田镇以东20华里之阳坡头，占领有利地形待机歼敌。1932年2月15日，当敌先头部队进入阳坡头村边时，谢子长指挥两个步兵大队出击，猛打猛冲，将其击退。敌复以猛烈火力还击，双方形成对峙。这时，谢子长当机立断，令阎红彦带两个冲锋枪班，向敌迂回侧击，攻入敌阵。敌人顿时混乱，三营四连连长、中共地下党员李明轩乘机掉转马头，大喊：“红军来了，快跑!”敌人争相逃命。谢子长指挥游击队趁势全线反击，敌人溃不成军，四处逃窜。红军跟踪追击，将敌警卫团三营和民团一部歼灭，毙敌160余名，俘敌400余名，缴枪400余支。这是陕甘游击队成立后打的第一个以少胜多的漂亮仗。战后，谢子长亲自向俘虏宣传红军政策，对愿意参加红军的数十人，开了欢迎会，其余的发给路费，礼送回家。对伤员进行救护，将敌尸悉数埋葬，以仁义之举揭穿了敌人“红军杀害俘虏”的欺骗宣传。从此，红军游击队的政治影响大震。2月19日晚，游击队南下清水原、土桥原，发动群众打土豪。这时，敌警卫团、特务团由淳化向旬邑集结，准备再度“进剿”。谢子长率部避敌锋芒，转移至耀县照金。20日元宵节之夜，趁敌不备，全歼该镇民团，缴枪30余支。2月下旬，游击队进入宜君地区，五天之内，先后消灭了瑶曲镇民团及驻焦坪之敌十六师一个连，击溃一个营及富平、铜川、耀县三县民团的两次进攻，歼敌200余人，缴枪100余支。之后，又西跨桥山，进入中部(今黄陵)上畛子地区，决定乘陕军十七师与甘军暂编十三师于陇东混战之机，出击陇东，袭取山河镇。 　　山河镇为甘肃正宁县政府所在地，城内驻暂编十三师百余人。3月19日夜，游击队由上畛子一带出发奔袭山河镇。途中因天黑林密走错了路，误了夜袭之机，只得于白天攻坚，结果首战失利，伤亡较大，撤出战斗。20日，谢子长率部进驻山河镇以南寺村原、湫头原，积极开展地方工作，很短时间内，将当地群众自发组织的民团改编为赤卫军，并成立了总指挥部，统一指挥军民作战。4月上旬，谢子长领导召开了有五六百人参加的农民代表大会，在寺村原宣布成立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群众习惯称之为“寺村原革命委员会”)。他们组织群众积极开展打土豪、分财产的斗争，处决了民愤极大的豪绅赵元亨及其走狗巩德功。寺村原革命委员会是陕甘边区建立地方革命政权的一次有益尝试，开创了西北地区红色政权建设的先河，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历史作用。 　　1932年4月1日，红军游击队在当地赤卫军和千余农民群众的配合下，再次袭击山河镇，因敌人防守严密，进攻两日未克。2日，驻西峰镇之陈国璋部一个骑兵营慌忙前来增援山河镇之敌，谢子长巧妙地采用“围城打援”的战术，在敌必经之路设置埋伏，指挥游击队集中力量打敌援兵，结果大胜，歼敌四五十人。中旬，旬邑县中共地下组织和游击队报告，旬邑城内只有敌警卫团两个连及民团一部驻防，警戒疏忽，防守不严。谢子长当即决定奔袭旬邑县城。4月12日，游击队从寺村原出发，星夜兼程，次日拂晓抵达旬邑城下，立即发起攻击，一举歼灭守敌2个连约300余人，缴枪近400支，弹药万余发，击毙敌县长和警察局长。打开旬邑县城，是红军陕甘游击队第一次夺取敌人县城，在西北产生很大的影响。此时，顽固执行王明“左”倾错误的中共陕西省委书记杜衡来游击队巡视工作。他对游击队成立以来的主要战绩未作全面评价，更没有对省委要求游击队攻打城镇和进攻敌人重兵盘踞的平原地区作战的错误指导方针作任何检讨，反而把两次攻打山河镇失利的责任全部推到指挥员身上，错误地批评谢子长是“逃跑主义”、“梢山主义”，撤了谢子长总指挥的职务，强令他离开部队，去甘军警备第三旅王子元部搞兵运工作。 　　谢子长顾全大局，以革命利益为重，去王部后积极策划武装起义。1932年5月5日，他领导了靖远起义，宣布成立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第四支队，谢子长任总指挥，焦维炽任政委。不日，起义部队遭敌突袭，归于失败。5月30日，谢子长与杜润芝、王儒林等集中失散人员，在靖远水泉再次组织王子元部起义，建立了红军陕甘游击队一、二、三支队，谢子长担任总指挥。6月，部队合编为第三支队，孙作宾到后，又扩编了第四支队。7月，三、四支队遭敌王云山部偷袭，旋又受到冶成章部进攻，损失较大，起义部队复遭失败。7月1日，谢子长以省委特派员的身份派遣共产党杨林、苏杰儒等到甘肃合水县西华池向新编警备十一旅特务营一连连长、共产党员高鹏飞传达了相机起义的指示。此时，适逢敌旅部命令该营开赴庆阳，中共支部决定利用换防之机举行起义，并派人与陕甘游击队取得联系。7月9日，高鹏飞等率一、二连170余人起义，随即拉出和陕甘游击队胜利会合于盘克原。起义的成功，壮大了游击队的力量。至此，陕甘游击队编为三个大队和一个骑兵队，兵力增加到500余人。但是，7月底中共陕西省委再次派代表李艮到游击队担任政委，推行“左”倾的错误方针、对游击队领导人阎红彦、刘志丹、杨仲远等进行无情打击，使部队又遭到极大的损失。 　　危难更显英雄本色 　　由于受王明“左”倾错误的干扰，李艮到部队后不顾敌人准备进攻游击队的严峻形势和刘志丹、阎红彦等人的反对，连续开会，空谈创建新苏区和正规红军，并限在20天完成土地分配和建立政权的任务。在敌人进攻时，又命令死守，致使陕甘游击队屡遭挫折。8月24日，红军陕甘游击队在旬邑马栏附近召开军人大会，批评李艮的“左”倾错误。会后，要艮到西安向省委汇报。8月30日，省委复派谢子长担任游击队总指挥。谢子长毫无怨言，临危受命，力挽狂澜，到任后当即率部南下耀县地区。 　　此时，敌人开始了新的“进剿”。以陇东绥靖司令部九十七团、九十八团从山河镇、早胜等地自西向东进攻；八十六师五一一团以同官(今铜川王益区、印台区)为中心，由东向西进攻；陕西警卫团与省保安第一游击队由彬县、旬邑等地向北“搜剿”；富平、同官、耀县三县民团以照金为中心堵击，企图四面围攻游击队。9月上旬，游击队进至照金以南之杨柳坪，从捕捉的敌探口中获悉情况非常严重，谢子长与刘志丹、杨仲远、阎红彦等商议，决定避敌主力，集中兵力，打其弱点。当即游击队西退20华里。敌进至照金扑空，误以为在强大攻势之下游击队已经逃遁。但是，敌人万万没有料到，红军游击队当夜回师东进，直奔照金。拂晓，在照金坟滩，柿坪等地，于敌酣睡之际将其四面包围，在大雾中激战不到两小时，歼敌400余人，缴枪300余支，击毙敌富、同、耀三县民团总指挥党谢芳，生擒耀县民团团总蔡子发等。照金战斗的胜利，大大鼓舞了红军与群众的斗志。 　　照金战斗后，游击队获悉敌人将向红军反扑的消息，决定避开强敌，向西北转移。当部队行至淳化安子洼时与敌何高侯部意外遭遇。在谢子长指挥下，红军抢先占据山头有利地形，经过几个回合的激战，将敌人击溃，又缴获一批枪支弹药。部队遂北上正宁刘家店，在此遭陇东警备旅袭击，到石底子时，才摆脱了敌人的围追堵截。当时，作战无依托，无后方保障，部队缺乏战略性作战目的和周密计划，只是应付敌人的追堵，疲于奔波，处境十分艰难。这时，谢子长主张部队向保安、安定一带山区转移。大家一致同意，认为这一带地域辽阔，回旋余地大，且地处偏僻，反动势力统治薄弱，便于开展游击战争。更重要的是这里党的地方工作有基础，群众拥护革命。1932年9月中旬，谢子长率部攻打保安县城。游击队员冒着枪林弹雨，直逼敌驻地石窑洞脑畔。敌人放弃石窑洞，一部分据守旧城，一部分占据西山烽火台。这时，红军得知敌情有变。原侦察守城的只有敌八十六师高玉亭营一个连，现已经由延安增援至三个连。子长审时度势，随机应变，果断命令部队撤出战斗。敌尾追不舍，红军且战且退。部队从保安退出，夜间沿着一道山梁行军，不料马踏了老百姓的西瓜。谢子长发现后，即向看瓜的老乡赔礼道歉，并按价赔了西瓜钱。看瓜人感动地说：“高玉亭的人来吃了西瓜，不给钱还打人骂人，红军的马无意间踩坏了几个瓜还赔钱，你们真是老百姓的好队伍。” 　　1932年10月上旬，游击队转移至陕甘交界的墩儿梁、八卦寺(今属富县)一带，又遭敌人追击。为摆脱敌人的进攻，游击队被迫撤至南梁附近人烟稀少的合水平定川一带，住在破窑洞里，没有粮吃，没有衣穿，战士们情绪低落。谢子长一边以自己乐观坚定的情绪鼓舞士气，一边针对当时的被动局面，同刘志丹一起主持召开队委会。会议决定游击队分散活动，一面做群众工作，一面筹集粮款、衣服，并寻机消灭小股敌人，恢复部队的战斗力。会后，游击队分为四路：一路70多人由刘志丹带领，至甘肃合水拓儿原一带活动；一路50多人由杨森、黄子文带领，到三原武字区活动；一路由阎红彦、杨仲远、杨琪负责带领骑兵队，到耀县、宜君一带活动；谢子长与吴岱峰带领30余人，留驻陕甘交界的平定川、瓦子川一带，照看伤病员，并负责与上级组织联系和指挥各路游击队的行动。 　　在艰苦的战斗岁月里，在敌我力量强弱悬殊很大的情况下，新生的红军游击队遭受挫折与失败是在所难免。针对一些同志遇到挫折和失败就动摇消沉的现象，谢子长经常对大家说：“失败是成功之母，一次不成再来一次，最后胜利总是我们的。”他还十分乐观地打趣说：“老子不行交给儿子，儿子不行交给孙子，有志者事竟成嘛。”就在严酷的斗争形势下，1932年的冬季来临了。天气骤寒，游击队所在的梢山，一派萧瑟景象。伤病员既无医药，又无粮食，全靠野果、野菜充饥，处境十分艰难。谢子长知道当地老百姓生活也十分困难，尽量不打扰群众，便派人到较远的地区去买粮食。山高路远，买的粮食运不回来，他和留守人员一起去背。游击队筹得少量衣物，子长总是先发给伤病员，自己则在篝火旁铺一条毛口袋过夜。平时放哨、查哨、碾米、煮饭、抬伤员、给伤病员洗伤换药，谢子长总是带头去干。他这种吃苦耐劳、以身作则和爱兵如子的精神，深深地影响着大家。游击队上下团结一致，士气高昴，战胜了重重困难。经过近两月的艰苦奋斗，各路游击队(除去三原武字区的外)都得到了巩固和发展。阎红彦、杨重远、杨琪率骑兵队，从耀县回到谢子长所在的平定川，带回了很多现款、衣物、药品等，解决了部队的燃眉之急。两支游击队会合后，在谢子长带领下，转移到安塞真武洞一带打土豪，并在东营、西营扩大了80多名骑兵。 　　这一时期，谢子长在异常艰苦的斗争形势下，不仅千方百计操持部队给养，还处处想着地方党组织和整个革命事业。当时，为了帮助中共中央北方局解决经费困难，他在部队给养极缺的情况下，派高鹏飞、强龙光、冯金福等携带一大笔现款，在陕北特委帮助下东渡黄河送往北平。同时通过马文瑞将一部分款子转给陕北特委作为活动经费。 　　斗争实践证明，谢子长主张把部队分散活动，同时深入发动群众，积极开展游击战争的决策是完全正确的。1932年12月上旬，各路游击队圆满完成既定任务，在甘肃合水会合。中共陕西省委根据中共中央决定，将陕甘游击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并令部队开往宜君转角杨家店子(今属旬邑)整编。12月中旬，长期居住省会西安、脱离军事斗争实际的杜衡以省委代表身份来到游击队，极力进行宗派活动，打击原来的部队领导以夺取指挥权。12月20日，他召开党员大会，公然宣扬“山沟里没有马列主义”，诬蔑谢子长、刘志丹犯了所谓“右倾机会主义”、“土匪路线”、“梢山主义”的错误，实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蛮横地撤销了谢子长、刘志丹、杨重远、阎红彦等同志的领导职务，并擅自决定给谢、阎以留党察看处分(后经中央查明事实真相，撤销了这个错误决定)。之后，强令谢子长、阎红彦离开部队，往上海“受训”。12月24日，杜衡在宜君转角镇主持召开军人大会，宣布将陕甘游击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第二团(仅此一团)，杜衡担任军、团政委，错误规定原游击队排以上的干部无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结果选举班长王世泰任团长，刘志丹、杨重远虽被留在部队，但却降职使用。事实证明，这一错误决定给陕甘红军造成巨大的损失，几乎断送了这支来之不易的红军武装。 　　在杜衡推行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影响下，部队离开山区游击根据地南下，向敌人兵力强大的平原地区集结，准备攻打中心城市。1933年6月下旬，红二十六军主力南下渭华地区，遭到强敌围攻，损失惨重。杜衡则在部队南下时回到西安，后被捕叛变。刘志丹、王世泰等潜入秦岭山中，在当地群众掩护下，历经千难万险，突出重围，返回照金，重整旗鼓。 　　回顾这段历史，可以清楚地看到红军陕甘游击队，是在党的领导下，在谢子长、刘志丹、阎红彦、杨重远等同志的直接指挥下，经过坚强的党团骨干和全体指战员共同努力。排除“左”倾种种错误思想的干扰，坚持中国共产党正确的建军路线，坚持毛泽东的建军原则，高举革命红旗，在西北地区建立起来的一支党直接领导的独立的革命武装。谢子长率领部队坚持建立山区革命根据地，坚持密切联系群众，广泛发动群众，武装工农群众，虽屡受错误干扰，但仍然使这支有生力量得以发展，为开辟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建立了卓越的、不可磨灭的功勋。 　　1933年夏，谢子长在上海中央局“受训”期满，被派往河北工作。到天津后，又由中央驻北方代表派往张家口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第十八师(师长为共产党员许权中)工作。谢子长在十八师负责党的工作，同时协助许权中指挥作战。8月，谢子长在张家口同尤祥斋结婚。抗日同盟军先后在张北等地与日、伪军激战，收复了康保、固源、宝昌、多伦、独石口等地，把日，伪军驱逐出察哈尔省境。抗日同盟军的行动，得到广大群众的拥护，全国人民掀起了大力援助同盟军的热潮。但是，抗日同盟军却遭到国民党反动派和日寇的双重围攻。在前沿阵地，许权中、谢子长指挥战士英明反击。由于敌人过于强大，许权中、谢子长率部且战且退，历尽艰险，才退到河北顺义县。10月中旬，在数倍敌人疯狂进攻下，十八师终因弹尽粮绝被打散。抗日同盟军失败后，谢子长秘密回到北平，与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取得联系。 　　发展陕北革命根据地 　　1933年11月，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孔原派谢子长等再度回陕领导游击战争。谢子长被任命为中央北方代表派驻西北军事特派员，负责西北的军事领导工作。当时陕北革命根据地正值困难时期。红军陕北游击队第一支队在枣树坪、温家坡、关庄战斗中伤亡过大，并与陕北特委、安定地方党组织失去联系，支队负责人牺牲，处境异常艰难，被迫决定压枪隐蔽。1934年1月22日，谢子长由北平经太原渡黄河，秘密回到清涧。不日，由陕北特委护送到安定，他联络刘明山、谢绍安、李胜堂、南贵臣等同志，着手恢复红一支队。敌人听到谢子长回到安定的消息，惶恐不安，立即在安定一带布置兵力，实行戒严，严查行人。谢子长不能回村居住，就和随行同志一起住在山中一孔破窑洞里。时值隆冬，天寒地冻。谢子长手脚冻破，鲜血和黄水直淌，行走十分困难。但他仍然乐观面对，经常深入浅出地讲述革命道理，总结兵运工作失败的教训，鼓励同志们树立革命必胜的信心，坚持对敌斗争。他说：“咱们吃这点苦算什么!那么多好同志都为革命牺牲了，熬过严冬就是春天。”在此期间，谢子长避开敌人的追捕，与地方党组织抓地主老财，筹集活动经费；联络失散战士，起出枪支，着手恢复红军陕北游击队第一支队。他还给红二十六军和刘志丹写信，言明情况，请求陕甘边红军的支援。刘志丹接信后，当即回信并派人送来银元200元，解决了经费困难。为鼓舞群众士气，谢子长派刘明山等处决了当地民众所痛恨的恶霸韩九成。经过艰苦努力，1934年3月8日谢子长在安定县刘家圪崂村刘海旺家主持会议，宣布红一支队正式恢复，任命李胜堂、谢绍安为正、副支队长，刘志清(后叛变)为政委。谢子长在这次会议上还讲了有关斗争方针、政策和任务。他说：扩大红一支队的方针是从小到大，由弱变强，兵源要依靠原来的老战士，并招收一些政治上可靠的青年入伍；枪弹要从敌人手中夺；对国民党基层政权乡、镇长和敌特人员要打击坏中之坏，要坚决消灭张建南营和李丕成民团。他强调指出：充分发动群众，恢复和扩大革命根据地是当务之急；主张要以李家岔为中心成立苏维埃政权，组建赤卫军、贫农会、妇女会等群众组织，以配合红军游击队行动。他要求每个同志要学会打仗，学会向群众宣传，学会建立政权。会后，谢子长把一块红布包袱皮子剪成三角形，在上边亲笔写了陕北工农红军第一支队，革命的红旗重新树立了起来。谢子长主持的这次陕北根据地历史上的秘密会议，是在白色恐怖严重，革命遭受严重挫折，许多人思想动摇的关键时刻召开的，犹如严冬的黑夜里燃起的一把火，标志着陕北地区武装斗争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会议所确定的斗争方针是完全符合实际的，为以后陕北游击战争的大发展奠定了基础。 　　红一支队恢复第二天，谢子长就给地方反动势力来了个下马威。拂晓，子长率部移驻李家砭。下午群众送信说，胡家洼沟来了乡长姬占富，带着乡丁收粮要款，打骂群众。谢子长问：“这人平时表现怎样?”刘明山等一致说：“姬占富坏透了，革命高潮时他在城里造谣谩骂红军；革命低潮时当官镇压革命，平时吃喝嫖赌占全了。”谢子长听后，果断地说：“抓起来处决了，要叫他知道我们红军的厉害。”李胜堂立即带人抓来姬占富，审判处决。民团头子李丕成闻讯带团丁20余名进至李家岔企图袭击红军。谢子长认为这是消灭李丕成的机会，决定偷袭击李家岔。因内应告密，结果只击毙团丁一名，缴枪一支。虽然战果不大，但公开了谢子长领导的红一支队，重振了红军游击队的声威，打击了反动势力的嚣张气焰。红一支队如星火燎原，迅速扩展到20多人。谢子长率队转移至横山，得悉石湾镇民团在梨树台祸害群众，便令李胜堂指挥游击队突袭梨树台。敌遭袭击，仓皇南逃。游击队缴获敌团总乘骑一匹，当众烧毁了催粮账本，群众争相围观“谢青天”，红军声威大震。随后，谢子长根据斗争形势需要，把游击队员分成三五人的若干小组，分散到农村，在当地党组织的配合下，发动群众，抗丁、抗税、抗租，有条件的地方还组织了赤卫军组织。待革命武装进一步壮大，谢子长提出攻打石湾镇的计划。石湾镇处于横山和安定两县交界处，地势险要，有民团30多人，常有国民党驻军，是周围地主老财和土豪劣绅藏身的老巢。一天晚上，谢子长率红一支队如神兵天降，冲进镇内，歼灭了民团。谢子长向镇上群众宣传党的政策，号召人民起来闹革命。攻克石湾镇，红一支队威震陕北。 　　在谢子长指挥下，红一支队高举武装斗争的旗帜，像火炬一样，在陕北高原点播着革命的火种。部队配合马明方、郭洪涛等领导的地方党团组织，打土豪，分浮财，筹经费，搞宣传，在游击区的基础上，建立红色根据地。部队时常采取夜战奇袭等战术，接连打了许多胜仗，鼓舞了军民士气，壮大了斗争声势。在此期间传来的消息说，被关在牢里的尤祥斋已遇难，不久谢子长同共青团员史秀云结为革命伴侣。 　　部队撤出石湾镇后返回安定西区，协助地方党组织在李家岔川、中山川开展群众工作，在广大农村成立了赤卫军、少先队、妇女会等群众组织，建立了安定、延川苏区，扩大了党和红军的政治影响。同时，陕北游击队红一支队也发展到80多人。同年6月，红二十六军派刘约三率领庆阳、保安游击队30多人来到陕北，在安定西区同红一支队会合。这时，国民党军八十六师所属张建南营受窑则峁河大地主贾生金邀请，率营部及一个排人到窑则峁河修筑碉堡。当晚，张建南带敌军由西进村，谢子长率红军绕东进村，双方发生遭遇战。红一支队主攻，庆阳游击队掩护，把敌人打出村子。为了歼灭这股敌人，谢子长命李胜堂、谢绍安、梁文有、陈文保、刘明山等组成突击队，抢占西山制高点。但张建南部已抢先一步占了这个山顶。红军攻了几次没攻下来。谢子长见状，高卷裤脚，挽起袖头，手提驳壳枪，大喊一声：“冲啊!拿下这个山头就是胜利!”亲率突击队攻上山去。随后赤卫队也冲上山头。顿时，杀声震天，敌人被压到黄泥河里，鬼哭狼嚎，乱作一团。这一仗消灭敌人一个排，俘敌6人，缴获步枪20支，短枪3支，还有不少弹药。战后，红一支队发展到100多人。在陕北特委及谢子长的领导下，仅仅几个月时间陕北红军游击队得到大发展，新成立了十几支游击队，加上原有的游击队，陕北红军游击队已发展到二十六支。为了加强对各地游击力量的统一指挥，1934年7月8日在安定县杨道峁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总指挥部，谢子长兼任总指挥，郭洪涛任政委，贺晋年任参谋长，直辖一、二、五支队和赤卫队、少先队，共计600余人。7月17日，谢子长经过周密的侦察和部署，在城内地下党员的策应下，指挥各支队和赤卫队(队长薛兰斌)奇袭安定县城。红一支队攻城，二、五支队负责掩护，赤卫队配合。红军迅速攻占了炮楼，谢子长登上炮台指挥。贺晋年带领谢绍安、刘明山等冲进县衙，歼灭民团数十人，缴获一批弹药、物资，还打开监狱，救出被捕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200多人。红军打开安定县城，进一步扩大了政治影响，有力地推动了陕北游击战争的开展。游击队的迅猛发展，为建设一支执行野战任务的正规军打下了基础。当时，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主力在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内外活动，而陕北游击队主力及各地游击队在以安定为中心的陕北广大地区活动。南北两支红军主力分别在刘志丹和谢子长的率领下，像两把锋利的钢刀，插在西北大地上，有力地打击着国民党反动统治。革命力量的发展壮大，使国民党当局恐慌万状，急调重兵“围剿”。为了保卫新生革命政权，粉碎敌人对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围剿”，谢子长、郭洪涛、贺晋年率队南下陕甘边根据地。7月23日，南北两支红军主力在南梁地区的阎家洼子胜利会师。25日，中共陕甘边特委、军委，红四十二师和中共陕北特委、陕北游击队总指挥部在阎家洼子召开联席会议。会议着重分析研究了陕甘边和陕北根据地的革命斗争形势，决定由谢子长兼任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政委。会议同时决定红四十二师第三团(团长王世泰)北上，配合陕北游击队粉碎井岳秀部对陕北苏区的第一次“围剿”。这次会议统一了陕甘边、陕北两地红军对形势的认识，促进了两区的相互了解和团结，对于两区的战略协同和革命斗争的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征战负伤 虽死犹生 　　1934年，随着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发展壮大，国民党当局不断调集重兵对其发动大规模进攻。7月，国民党军第八十六师井岳秀部乘陕北红军主力南下陕甘边之机，派遣一个师配合地方民团向以安定、绥德，清涧为中心的陕北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一次“围剿”。敌人采取设据点、筑碉堡、步步为营的堡垒政策，在他们所到的地区实行残酷的烧杀抢掠，并强化保甲制度，强迫群众并村，制造“无人区”，妄图断绝红军游击队与人民群众的联系。正当陕北根据地军民与敌作殊死斗争之际，8月15日，谢子长率红四十二师第三团和陕北游击队第一、二、五支队回师安定西区。18日他指挥主力红军、游击队和赤卫军，首战便取得安定景武家塌大捷。 　　景武家塌是个很小的山村，只有十几户人家，坐落在群山中。8月17日，驻石湾镇的敌八十六师姜梅生团一个连窜入该村。谢子长抓住战机，决心消灭这股孤军深入之敌。他召集团与支队干部会议，缜密地研究了作战部署，决定由正世泰带领红三团担任主攻，贺晋年带领一、二、五支队助攻。战斗打响后，红三团首先从村东北面山头冲下来，占领了脑畔山，然后居高临下扔了一通手榴弹，炸得敌人血肉横飞。同时，一、二、五支队从东南方向攻进村子，负隅顽抗的敌人大都做了刀下之鬼。十几个漏网之敌向南逃窜，跑到一块庄稼地里，被游击队追上消灭。此役全歼敌人一个连，缴获长短枪100多支，毙俘敌160余名。景武家塌战斗的胜利，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使小股敌人吓得再也不敢轻举妄动。从此，安定县的革命形势大为好转，贫苦农民自动组织起赤卫军，站岗放哨，送粮送草，支援红军反“围剿”。地下党团组织也公开活动，妇女会、儿童团更像雨后春笋般地发展起来。安定县除几个点还被敌人占据外，大部分成了革命根据地，农村包围城市的态势开始形成。谢子长率领红军乘势挥戈东进，于8月22日，到达绥德张家圪台，歼敌2个排，缴枪70余支。 　　红军屡战屡胜，大大鼓舞了根据地群众的胜利信心。张家圪台战斗后，当地群众纷纷要求红军攻打河口镇。河口镇位于清涧县无定河和黄河交汇处，易守难攻。8月下旬，谢子长等商量决定攻打河口镇，拔掉这颗钉子。8月26日夜，战斗打响，敌凭借有利地形死守，红军缺乏攻坚重武器，连攻数次未克。谢子长亲临前线指挥作战，不幸胸部中弹，鲜血渗透了他穿着的紫褐色夹袄。他怕影响战士情绪便咬牙忍着疼痛，用衣襟掩住伤口，继续指挥战斗。大雨中激战一日，双方死伤严重，僵持不下。红军主动撤退。敌军亦绕道逃回清涧县城。河口镇遂宣告解放并成为苏区，扩大了清涧以东的革命根据地。子长身负重伤之际，正是陕北根据地反“围剿”斗争形势严峻之时。由于缺医少药，部队经常转移，他的伤情不断恶化。同志们十分焦急，再三劝他尽快离开部队养伤，但他坚决不离开战斗岗位，坚持同部队一起行动。他在干部会上说：“要革命就不要怕牺牲，打仗总是有伤亡，我这点伤不要紧。”起初，他强忍伤痛，骑在马上指挥战斗。后来，身体虚弱得连马也骑不成了，就坐在担架上继续工作。8月28日，谢子长出席了中共陕北特委在清涧县寺墕里召开的扩大会议，决定在游击区成立各级工农民主政权，开展分配土地工作，进一步扩大红军；决定将红一、二、三支队扩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北独立师第一、二、三团；通过了《关于冲破“围剿”决议案》。9月初，谢子长又带伤率领红军北上，攻打安定董家寺，击溃高玉亭团一个营的进攻。至此，红军四战四捷，彻底粉碎了国民党军对陕北革命根据地的第一次“围剿”。当时敌人报纸曾这样记载：“近日陕北驻防军多被匪缴械俘虏，驻军虽全力剿除，惟因匪出没无常，时而千百成群，时而三五分散，难以奏效。”敌人万万没有想到，指挥这场战役的谢子长是重伤在身。陕北军民所爱戴的“谢青天”，虽是伤情日重，但革命者的决心更大，心气更足，理想更加远大。 　　此时，西北革命形势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统一趋势。陕北游击战争已发展到延河流域，陕甘边游击战争已发展到洛河川，陕北、陕甘边两苏区相距不足百里，把陕北与陕甘边连成一片，统一领导，协同步调，势在必行。面对发展迅速的西北革命形势，谢子长在9月5日给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的信中提出：“领导关中、陕甘边、陕北、甘宁等地的实际工作里，需要中央派得力同志去组织西北代表团或组织西北工作委员会，领导西北全部工作。”他首先向上级党组织提出了统一陕甘边和陕北等红色区域，建立统一的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建议。 　　1934年9月15日，谢子长带伤经长途奔袭，在安定河畔石宫寺指挥新编一支队、八支队、保卫队，与安定县民团内的地下党员白应奎等里应外合，击溃敌军一个营，再次攻克县城，击毙安定四大民团之一的西区团总李丕成(外号“大狼”)，将该民团几十人枪全部拉出。老乡们拍手叫好说：“谢青天又为咱百姓除了一大害!”在谢子长领导的陕北红军的影响下，安定北区、东区民团打死团总，光荣起义，南区民团负隅顽抗，被红军全歼。为害多年的安定四大民团终于被全部铲除。 　　1934年9月18日，部队转至安定崖窑沟，根据中共陕北特委佳县神堂沟会议精神，以陕北游击队一支队为基础与八支队共200余人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北独立师第一团，贺晋年为团长，马佩勋为政委。谢子长亲自到会讲话并亲手向团长贺晋年授军旗。神府三支队在神木王家庄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北独立师第三团。11月，红二支队在清涧扩编为第二团。不久，红六支队和十五支队合编为第五团。 　　1934年10月间，谢子长伤势恶化，身体实在难以支持，不得不离开部队到离家不远的杨道峁村养伤。敌人得到谢子长负伤的消息，时刻侦探他的行迹，图谋杀害。为了避开敌人的追踪，红军指战员和广大群众先后把谢子长从杨道峁转移到周家峻、水晶沟，后又转移到安塞县韩河里村。狡猾的敌人又向水晶沟追来，情况异常紧急。负责护理的他外甥、保卫队中队长薛兰岗把消息告诉他，谢子长激愤地说：“抬我走吧，抬不动就一枪打死，你们逃命，绝对不要让他们把我捉去!”在转移疗伤的过程中，谢子长仍关心着群众的疾苦。11月的一天，谢子长经过小界墕村续殿革家休息，续家热情地为子长一行烧水。此时，谢子长说话已经困难，但仍关切地问长问短。他见续家五口人，炕上连一床被子都没有，几个娃娃躲在墙角冻得发抖。临走时，他告诉警卫员白盛武说：“把我的被子留给续家吧。”白盛武为难地说：“你只有这床被子，留下了你盖什么?”谢子长坚决地说：“我有这件皮袄就行了。”一旁的续殿革忙说：“这可不行，谢青天大人你受了伤，我们帮不了你什么，怎能留下你的被子呢?”谢子长坚持说：“被子留给娃儿们盖吧!”续家非常感激，含着热泪送子长出村。 　　第一次反“围剿”胜利后，由于陕北特委和谢子长的正确领导，及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的大力支援，陕北革命根据地迅速扩大，各地红色政权相继建立。1934年下半年先后建立安定县、佳县、神木县、清涧县、吴堡县革命委员会。这是陕北革命史上第一次建立的县级苏维埃政权，不久延川县、绥德县、延水县等县级革命委员会政权相继建立。1935年1月25日，陕北省第一次工农代表大会在安定县白庙岔村召开，成立了陕北省苏维埃政府，选举马明方为主席，崔田民、霍维德为副主席。1月30日，中国工农红军陕北一、二、三团在白庙岔合编为第二十七军八十四师。至此，经历过无数次胜利和挫折，谢子长和他的战友们终于实现了在陕北地区建立正规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理想，这对于重伤在身的他来说是多么大的鼓励和安慰啊! 　　1934年冬，晋、陕军阀再次向陕北根据地发动“围剿”。在身负重伤的情况下，谢子长强忍伤痛与中共陕北特委研究，并致信刘志丹陕甘边特委，建议红二十六军北上陕北商谈陕甘边、陕北军事统一指挥及粉碎敌人第二次“围剿”等问题。1935年1月中旬，刘志丹率红二十六军第二团和陕甘边五、六支队来到安定。20日，刘志丹赴灯盏湾水晶沟看望养伤的老战友谢子长。两人就当前的斗争形势、党的政治策略、军事战略战术、两地区和两军统一领导等问题做了深入交谈。谢、刘在交谈中，就如何粉碎敌人对陕北苏区第二次“围剿”和对两地区军事力量实行统一指挥问题达成共识，一致同意成立一个军事指挥机构，统一指挥两支红军。只是在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人选问题上相互推让未决，刘志丹提出让谢子长担任军委主席，谢却对刘说：我伤重不能工作，主席由你担任。刘坚持说：只要你在世，主席就由你担任。两人推让相持不下，谢子长便对刘志丹说：“我以西北军事特派员的名义，指定你为主席。”刘志丹临走时，摸着谢子长盖的薄被子，亲切地说：“你的被子太坏了，应当给你换块好的。”谢子长笑了笑说：“只要能把伤养好，被子坏点没关系。”刘志丹走后，谢子长对身边的同志诉说：“老刘来了就好了。” 　　1935年2月5日，中共陕北特委和陕甘边特委联席会议在赤源县(今属子长县)周家崄召开。会议决定成立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统一领导两个苏区的工作，惠子俊任工委书记(未到职前由崔田夫代理)，崔田夫、谢子长、刘志丹等为委员。并决定成立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推选谢子长为军委主席(一说刘志丹)。谢子长因伤势严重未到职，实际工作由刘志丹负责。 　　谢子长住在赤源县灯盏湾时，看望他的干部和群众络绎不绝，院子里、村子里、道路上常常挤满了人群，警卫人员动员他们走，但是谁也不愿意离开，都想见一面“谢青天”。伤病中的谢子长，日夜反思着自己和西北地区革命斗争多年来所走过的艰难历程，总结着经验教训。他时刻关心着西北革命的发展，不断考虑着如何不断壮大红军武装力量。每次有同志来看他，他总要把自己想到的工作告知。一次，他躺在炕上给前来探望的贺晋年交代任务，要他到安塞吊儿沟找团总薛应昌(那时薛还是共产党员，以后背叛了革命)，要他把民团带出来参加革命。临别，谢子长语重心长地说：“看来搞革命武装，依靠在旧军队里的合法地位招兵买马是不行的，这个教训已经很多了，还是要走井冈山的道路，发动群众，搞土地革命，建立工农政权。用从敌人手中夺来的武器武装工农，建设一支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只有和人民群众血肉相连的部队才是人民自己的队伍，永远不会被敌人打垮。招兵买马的武装，摆脱不了旧军队的那一套，脱离群众，一打就垮。” 　　快过春节时，谢子长病情突然再度恶化，高烧不止。但他仍关心红军游击队的活动和各种消息。一天，薛兰岗去看望他，谢子长问战士们怎么过年?兰岗说：“已准备有肉和白面。”谢子长高兴地嘱咐说：“有这么多好东西，应该让同志们吃好些。可以做八碗叫大家吃嘛!”临终之前，谢子长仍念念不忘红军的建设和革命根据地的发展。当他感觉到自己的伤情已无好转的希望时，他流着泪说：“就这样死了，我对不起老百姓!我给他们做的事太少了!” 　　1935年2月21日(农历正月十八)，谢子长处于弥留之际，仍在昏迷中呼喊战友的名字和指挥部队冲锋的口令，直至逝世，时年38岁。谢子长逝世后，为防止敌人乘危袭击，中共西北工委决定：暂不发讣告，不举行丧礼和追悼会；对下级和老百姓绝对保密，行文仍签署谢浩如的职衔姓名。子长的家属毫无怨言，件件依允。直到1935年5月上旬，安定县城和延川县永坪镇等地解放后，才逐渐解除保密。 　　谢子长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军事指挥员，西北红军和西北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建者和领导者之一。正如2002年在党的十六大召开之际，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辑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一书中讲的：“陕甘根据地是谢子长、刘志丹等领导红二十六军和红二十七军经过多年艰苦战斗创建的。”谢子长一生驰骋疆场，骁勇善战，胜不矜功，败不丧志，对党和人民的革命事业无比热爱，无限忠诚，为革命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在西北党组织和人民群众中享有崇高的威望。他不仅自己献身于革命，还教育和带动全家投身革命，成为一个革命的家庭。他家中先后有11人参加革命，在1932年至1936年短短的三年多时间里，就有八人为革命英勇献身。他们是谢德惠(子长大哥，曾任中共安定县西区第一任区委书记)、谢占元(子长二哥，1934年牺牲于狱中)、谢绍安(子长侄儿，曾任红二十七军四团团长)、谢绍斌(子长侄儿)、谢福成(子长侄儿)、谢财娃(子长侄儿)、谢福玉(子长侄儿)、谢玉梅(子长侄女)。面对险恶的环境和凶残的敌人，谢子长革命意志更加坚定。他曾经说：“革命是要花本钱、花代价的。敌人想多杀害我家几个人，逼迫我不革命，根本办不到，敌人的暴行只能促使我革命到底!”表现出一名共产党员无比宽广的革命胸怀和舍小家为大家的共产主义精神。 　　为了纪念谢子长，1935年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决定改子长的家乡安定县为子长县。1938年，中共陕甘宁边区委员会和陕甘宁边区政府，决定将子长的遗骨移葬于子长的家乡枣树坪，并修建子长烈士墓。毛泽东于1939年6月29日和7月9日两次亲笔为子长墓题词：“民族英雄”、“虽死犹生”，并亲笔为子长墓撰写了碑文。1946年，中共中央西北局和陕甘宁边区政府又为子长在瓦窑堡修建了子长陵园。同年2月19日，举行了隆重的移葬公祭仪式，凭吊者逾2万人。毛泽东于2月28日再次题词：“谢子长同志千古。前仆后继，打倒人民公敌蒋介石。”朱德题词：“谢子长同志，陕北人民领袖，前仆后继。”中共中央西北局送的挽联上写着：“一生为人民创造红地，百姓到如今叫你青天。”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其他领导人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彭德怀、彭真、贺龙、刘伯承、林伯渠等也题了词。1947年国民党胡宗南部侵占瓦窑堡后，把子长陵园全部破坏，并将题词石碑打碎修了工事。1953年，陕西省人民政府在原址重修了子长陵园。 　　谢子长光辉的一生，受到党和人民高度的赞扬。他的革命事迹与崇高精神至今仍在西北地区人民群众中广为流传。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为了记念谢子长烈士，邓小平为谢子长陵园题写“子长陵”。当时的中央领导陈云、彭真、薄一波、徐向前、聂荣臻、杨尚昆、习仲勋，李鹏、方毅、萧劲光、马文瑞、程子华、杨静仁、邹家华等先后为子长陵题了词。江泽民为《谢子长》一书题写了书名，以志纪念。可见他的精神与业绩影响之大，感人之深。 　　 谢子长纪念文集/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