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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志丹研究述评

郭林

刘志丹将军牺牲67年以来，国内外对于他的研究是与对他的宣传纪念活动紧密联系的，这其中有一个曲折发展的过程。总的来看，经历了四个大的发展阶段。 　　一、延安时期为宣传研究刘志丹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对于刘志丹的宣传研究起步于延安时期对烈士的纪念活动，这一活动在1943年春达到高潮。     　　1936年4月14日，刘志丹在东征前线指挥作战时英勇牺牲。他的遗体于23日运抵瓦窑堡，24日举行了有二三千人参加的追悼大会。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主席博古出席大会并致词悼念，中共西北中央局组织部副部长郭洪涛代表组织报告了刘志丹史略，会后刊登在1936年4月26日的《红色中华报》上。虽然这个史略只有200余宇，也不够准确，颇像个简单的任职履历，但它是第一份由组织公布的比较正式的刘志丹生平传略，在战火纷飞中，人们第一次从文字资料中了解了刘志丹一生经历的大概轮廓。据王世泰回忆，追悼会前一周，周恩来曾专门找他了解刘志丹的生平事迹，谈话持续了两个小时，周恩来不时插话询问每个细节，并让参谋作了记录。周恩来最后说：“志丹同志确实是我党的好儿子，人民的英雄，他的英雄业绩，永远值得我们怀念。”周恩来对刘志丹的关心与评价，是非常重要的历史情节，也是以后追悼大会和纪念活动的基调。他第一个将刘志丹定位在人民英雄这个层次上，指出值得永远怀念。1943年他又题写了“上下五千年，英雄万万千。人民的英雄，要数刘志丹”。这体现了中共中央对刘志丹的充分肯定。而更重要的纪念与宣传活动集中在1943年4月至5月间。 　　1941年，在党中央、西北局和陕甘宁边区政府的关心和大力支持下，开始在志丹县修建刘志丹烈士陵园。1943年4月竣工后，将烈士遗骨从瓦窑堡迁葬于志丹县陵园。这次迁灵，受到延安党、政、军、民各方面的高度重视。移灵过程中在子长、延安、志丹都举行了隆重盛大的公祭仪式。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中央领导和边区党、政、军领导为刘志丹题词，中共中央书记处、中宣部、西北局及各地党政领导机关为刘志丹题写了大量的挽诗挽词，均高度评价刘志丹的革命贡献、伟大精神和高尚品德，在边区人民群众和革命干部中产生了广泛影响。 　　这次移灵，既是一次隆重的悼念活动，更是一次在比较大的范围内宣传刘志丹，以刘志丹的英雄事迹、革命精神和高尚品德教育广大干部、群众的革命传统教育活动，同时也是研究刘志丹的第一个高潮。这是因为，首先这次纪念活动对刘志丹的历史地位给予了高度评价，中共中央将他定位在了领袖人物的地位。毛泽东题词称他是“群众领袖，民族英雄”，中共西北中央局称他是“西北人民的领袖”，陕甘宁边区政府称他是“陕甘宁边区的创造者”。这些说明党中央对刘志丹历史地位的认识更深入了一步，评价也更高了。第二，通过整风运动，特别在批判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的基础上，总结了西北党史上的经验教训和争论问题，从而对于刘志丹等人所坚持的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有了更加统一的认识，作出了正确的评价。在1943年4月23日延安公祭大会上报告的《刘志丹同志革命事略》和由林伯渠撰文、谢觉哉手书、至今竖立在志丹陵的《烈士刘志丹同志革命事略》碑文中，都高度评价了刘志丹的历史地位和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理论水平与思想路线，说他虽然“远离中央，能从革命实践中体会马列主义之精髓，使马列主义之普遍真理具体实现于西北。在建军、建党、建政及领导革命战争中，其方针策略，无不立场坚定，实事求是，坚持党之正确路线，与‘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进行不调和之斗争”。这就把刘志丹的实践经验提升到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高度，至今看来都是十分精辟准确的。第三，对刘志丹的思想作风、革命精神、高尚品德进行了概括总结。这就是“对党无限忠诚；密切联系群众；百折不回、从不消极的革命精神；实事求是、不铺张、不夸夸其谈的工作作风；善于独立决定方向；战术、战略、政策，机动灵活”，以及“虽受人诬陷，不自矜功，宁肯自己冤死，毫不失革命立场。其艰苦朴素，知有党不知有身之优良品质，尤堪称道”。1943年4月24日，边区《解放日报》以《向刘志丹同志学习》的署名文章为代论，比较全面地论述了刘志丹的革命活动，号召学习刘志丹对党对革命的无限忠诚，再接再厉百折不回的革命毅力，眼睛向下、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和艰苦朴素、模范遵守党纪的优秀品质。第四，对刘志丹的生平有了更准确全面的叙述。与1936年的生平史略相比，《烈士刘志丹同志革命事略》不仅篇幅增长，文字凝练生动，而且评价准确，至今仍是研究刘志丹的基本文献。 　　从以上几点，可以看到，1943年的迁灵活动不仅在刘志丹纪念活动中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在刘志丹的研究中也是非常重要的。它对刘志丹的历史地位给予了明确定位，指出了刘志丹所以成为群众领袖的历史原因和内在原因，为这个英雄人物勾画出了从事革命活动的历史轮廓和思想、品质特点。同时，《解放日报》相继发表了林伯渠《永恒的记忆》、王世泰《回忆志丹同志》、王子宜《记志丹同志二三事》、贺晋年《志丹同志永远活在我们的心里》、朱子休《回忆琐记》等回忆文章，使刘志丹的革命事迹得到广泛宣传。此外，这一阶段，为悼念刘志丹还创作了许多文艺作品。主要有贺敬之作词、麦新作曲的《志丹陵》歌。边区中国民间音乐研究会根据关鹤童、安波从民间采录的歌颂刘志丹的歌谣谱成曲在《解放日报》上刊登的《刘志丹》歌：“正月里个正月正，陕北出了个刘志丹，刘志丹来是清官，他带上队伍上横山，一心要共产。”这首《刘志丹》歌，一直传唱到今，可以说家喻户晓。而由石鲁按照刘志丹照片创作的刘志丹画像，不仅当时作为公祭大会的遗像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喜爱，而且至今都被广泛使用在各种书刊和宣传资料中，起了标准像的作用。古元的版画《刘志丹和群众》、《刘志丹和赤卫军》等生动地刻画出刘志丹的精神风貌。还有王伯惠创作的诗歌《最伟大的纪念》表达了人民深切的怀念。 　　此后，对刘志丹的宣传、研究陆续展开。董纯才1944年受中宣部、西北局宣传部委托，于1945年冬天编写完成、1953年在中宣部《党史资料》上刊登的《陕甘宁边区简史》中，第一次对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历史作了比较系统的研究，其中，第一、二章基本是以刘志丹、谢子长的革命活动为线索，以陕甘边、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为主要内容展开叙述的，而对刘志丹的军事活动作了专节论述。结束语中，对陕甘宁边区的历史经验和教训进行了简明的总结，其中分析第四条经验“革命必须善于建立统一战线才得成功”时，肯定了刘志丹等“善于同各个社会阶层，由哥老会、土匪以至开明的民团和白军军官，都建立了适当的联系，取得了他们的帮助或支持”的做法是正确的，这就完全否定了所谓刘志丹“右倾”的错误说法。1947年，董均伦编写、古元插图、柯仲平作序的《刘志丹的故事》由晋察冀新华书店出版。这是第一本以故事形式宣传、歌颂刘志丹的文学作品。这本两万字的小册子有12个故事，写得短小、生动、通俗易懂，流传很广。该书解放后又再版了三次，其中有的故事被选入小学课本，而内容在这本书的基础上，解放后又有所增加。 　　更值得介绍的是，早在30年代中期，刘志丹的革命活动和生平事迹通过范长江、埃德加·斯诺、海伦·斯诺等中外著名记者的报道就传到了全国和世界各地。     　　1935年夏，时为《大公报》记者的范长江到西北采访后以游记形式连续在《大公报》上发表报道文章，1936年11月出版了《中国的西北角》一书。该书第二篇第四节中专门写了“刘志丹之鼓动与民心之背向”一段。他主要分析了刘志丹的革命活动与以往绿林运动不同的地方在于“他的活动，有目标，有方法，有组织，把个人主义的绿林运动，变为与社会合同一致的社会运动。他针对着政府的缺点，来宣传组织民众。分大地主的土地和羊子给一般农民，反对捐税，反对派款”，因此得到了农民的拥护，得到了民心。他还描写了国民党蒋介石对西北根据地发动的第三次“围剿”如何遭到根据地军民的抗击，致使政府军“陷于进退失据之苦境中”，认为这“不能不归功于刘志丹之民众组织基础”。这本书是目前看到的最早从正面宣传、研究刘志丹革命活动的新闻报道类书籍，它在国统区出版，几个月内连出七版，影响很大，真实地驳斥了许多对刘志丹和西北红军的反面宣传。 　　继范长江之后，1936年7月，美国记者斯诺来到西北革命根据地进行实地采访。这时刘志丹刚牺牲两个多月，他没有看到刘志丹本人，但却听到了关于刘志丹的大量事迹，访问了刘志丹的许多战友，在红都保安(这时已经改为志丹县)见到了刘志丹的夫人同桂荣和年仅六岁的小女儿刘力贞。他撰写的著名的《红星照耀中国》一书中，对刘志丹的事迹作了生动报道和评论。他认为刘志丹为陕甘宁苏区打下了基础，他的“威望在西北苏区声闻遐迩”，而“产生对英雄崇敬情绪的是生存条件本身产生的这场轰轰烈烈的人民运动”。《红星照耀中国》1937年7月由伦敦戈兰茨公司第一次出版，到11月已发行了五版，很快风行各国。1938年2月，中译本在上海以复社名义用《西行漫记》的书名出版，同样成为“一切中国读者”喜爱的书籍。他对西北根据地、对中国共产党领导集团人物的真实报道，扩大了中国革命在国内外的积极影响。这是将刘志丹介绍到世界的第一本书。 　　后来，美国记者海伦·斯诺1937年也到陕甘宁边区采访，同样访问了同桂荣，给刘力贞拍了照片，以后写下了《陕甘革命根据地的创始人——刘志丹》一文。这篇文章虽然发表得比较晚，但比以前的报道写得详细了许多，分为游击队、东征、分配土地三个部分。虽然分配土地部分糅进了瓦窑堡会议以后的土地政策，但对刘志丹和陕甘边根据地在土地革命中“耕者有其田”的做法表示赞同。特别是这篇文章看到了刘志丹“十分注意策略”的统战思想，说他“主张团结国民党中的爱国者，包括他们的军官。他不主张对没有人命案的地主搞肉体消灭，不主张把富农扫地出门，主张给地主民团、山大王中的一些当兵的做工作，争取他们反正，参加红军”等，为此刘志丹“一直被‘左’倾分子认为是右倾，是投降主义的”，甚至遭到逮捕“清洗”。但毛泽东认为刘志丹做得对。所以，海伦认为刘志丹“是中国现代史上一位杰出的人物，共产党的政治家、军事家的一个典型”。海伦关于刘志丹策略思想的提出和政治家、军事家的评价，可以说在研究刘志丹的革命思想中前进了一步。     　　总之，从1935年开始，国内外就开始关注对刘志丹的研究、宣传。特别是1943年达到了高潮。其特点是党中央的评价为刘志丹的历史地位定了性，从而树立了刘志丹在西北革命根据地创建中的领袖地位，充分肯定了以刘志丹为代表的正确主张，这无论是对西北革命历史的编写还是对于克服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发扬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进一步统一党内思想，团结一切力量进行抗日战争，开展解放战争，都发挥了很大作用。当时发表、出版的文章、书籍理出了刘志丹生平与革命活动的线索和轮廓，为以后深入研究打下了良好基础。当然，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和战争环境，也还有局限性，但延安时期对刘志丹的宣传研究直到今天还是我们纪念和宣传研究活动的指南。 　　二、刘志丹研究中的曲折 　　全国解放初期，党和人民对革命先烈充满了怀念敬仰之情。1950年，新华书店曾印刷并在全国发行了石鲁1943年所画的刘志丹像，当时究竟发行了多少，现在无法可查。从保存在志丹陵纪念馆和家属手中的印刷品画像看，约有八开纸大小，还上有彩色，显得像中人物生气十足。1951年，西北局组织举办了陕甘革命烈士生平展览，并委托西北局党校开始广泛收集历史资料。同时，有关刘志丹的文学书籍不断出版。1953年，刘志丹诞辰50周年时，西北人民出版社再版了《刘志丹的故事》。1962年，东风文艺出版社再次出版《刘志丹的故事》以纪念烈士诞辰60周年。1959年1月，陕西人民出版社以64开本的单行本出版了一套革命斗争故事丛书，其中有刘景范著《刘志丹和赤卫军》(原载1957年8月1日《解放军报》)，董均伦著《刘志丹用巧计》、《刘志丹永宁闹革命》等册。由于当时国家处在困难时期，书籍的纸张粗糙，但印数在7万至10万之间，发行量可观。1961年11月，陕西人民出版社以普通32开本出版了阎红彦等人撰写的《回忆刘志丹和谢子长》。该书收入了13篇文章，有已经发表过的《看望刘志丹》等文，还有第一次发表的阎红彦写的《回忆陕甘高原早期的革命武装斗争》、刘景范《刘志丹太白收枪》、郭根存的《笤帚把子换枪》等回忆文章和故事。1962年5月，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了刘杰诚编写的《刘志丹少先队》。同时，这一时期回忆文章不断刊登在报纸刊物上。如1951年7月14日，马锡五在《群众日报》上发表《忆刘志丹同志》；1957年《中国青年》第22期刊登了孔令甫写的《回忆刘志丹几件事》；1961年8月23日《北京晚报》发表了刘占江《看望刘志丹》—文；1959年和1961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星火燎原》第一集、第四集分别刊登了王子宜、裴周玉写的《和刘志丹同志相处的日子》和《刘志丹同志和我们在一起》等文。裴文首次记述了刘志丹牺牲经过和最后遗言等等。这些文章对于深入研究刘志丹生平非常重要。1959年，中共陕西省委组织的中国共产党在陕西地区党史调查也抢救、积累了许多宝贵资料。更可喜的是，1952年，中央人民政府指示西北军政委员会、陕西省人民政府对1947年胡宗南进攻延安时被严重破坏的刘志丹烈士陵园进行整修。1953年烈士诞辰50周年前夕竣工。整修过的志丹陵庄严肃穆，刻着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领导同志手迹的碑石最为显著，深受人民欢迎。1959年清明节，刘志丹夫人建国后第一次回到家乡祭扫烈士陵墓。 　　建国后十年间，对刘志丹的纪念、宣传是正常的积极的。但同时由于高岗事件的出现，影响了对西北革命历史的研究，特别从1962年9月小说《刘志丹》被打成“反党小说”后，对刘志丹的纪念、宣传活动基本陷于停滞。“文化大革命”动乱中，刘志丹陵园遭到损坏，“四人帮”对刘志丹的光辉形象横加中伤，宣传纪念活动基本停止。周恩来总理知道后非常生气。他多次谈到刘志丹的高尚品德，号召学习刘志丹的革命精神。1970年3月下旬，他接见延安地区知识青年工作座谈会代表时又再次谈到刘志丹。周恩来在三个原则问题上充分肯定了刘志丹。一是，刘志丹像赣东北的方志敏、海陆丰的彭湃、广西的韦拔群一样，是值得纪念的。二是，在错误肃反中，刘志丹看到逮捕他的命令后，单身匹马到瓦窑堡，表现了对党的忠贞不贰。他是一个非常守纪律的党员。三是，刘志丹在陕北人民中很得人心，确实是人民群众的领袖。这样，“四人帮”诬陷刘志丹的阴谋才没有得逞。1975年，在周恩来的关怀下，对刘志丹烈士陵园再次进行了修葺。人民群众以一炷香、一枝花寄托对革命先烈的怀念和崇敬。     　　三、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 扩大宣传和深入研究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标志着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改革开放以来到20世纪末，对刘志丹的宣传纪念和研究工作经过两个阶段，逐渐走上了一个大的发展时期。 　　(一)70年代末至80年代恢复纪念，终止争论，研究逐渐深入 　　新时期开始的一项重要工作是拨乱反正，恢复被“文化大革命”颠倒了的党的历史。这样，中断了多年的对烈士的纪念宣传活动又重新举行了。 　　1977年，延安地委和志丹县联合召开了纪念座谈会。这是“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举行的第一个活动。 　　1979年4月，陕西人民出版社以普通32开本第一次出版了《刘志丹的故事》，印数达到20余万册。 　　1979年10月16日，《人民日报》、《陕西日报》发表了习仲勋所写的《群众领袖民族英雄》一文。作者比较详细地回忆了刘志丹的革命活动、思想路线和人民群众对他的热爱，表达了对刘志丹深切的怀念之情。同年，文物出版社出版了段明轩编辑的《刘志丹烈士陵园碑刻》图片，更直观地展现了陵园景色和对烈士的纪念。 　　1980年2月，中共中央为包括小说《刘志丹》作者在内的所有有关人员和众多的受牵连人员平反。同年4月，为纪念刘志丹牺牲44周年，张秀山、裴周玉分别在《解放军报》、《陕西日报》发表文章，缅怀先烈的丰功伟绩和“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品质和共产主义精神”。同年的《革命史资料》第一期，也发表了聂洪钧撰写的《刘志丹同志冤案的产生》。 　　1981年，陕西省革命烈士事迹编纂委员会主编的《革命英烈》第二期，集中刊登了张达志、高朗亭、贺晋年、王森然、谢文祥、同桂荣、刘景明、杨丕盛等回忆刘志丹的多篇文章。以后1986、1989年出版的《革命英烈》以及陕西、甘肃党史资料继续刊登了白冠五、李果等许多曾与刘志丹共同战斗过的老同志的回忆文章。特别是陕西人民出版社同年11月出版的《中共党史人物传》第三卷上发表的由李振民、张守宪撰写的两万多字的《刘志丹传》，使研究工作达到了新的高度。这是1943年以来的最高研究成果。它全面记叙了刘志丹的成长过程、革命经历、优秀品质和英勇牺牲的情景，是一篇比较翔实的传记，至今仍是研究刘志丹的重要成果。     　　这些回忆文章的陆续刊出和传记的发表，说明党对刘志丹及西北革命根据地历史的研究已经开始重视，禁区已经打开。随着全国党史资料征集工作全面展开，对西北革命历史和刘志丹、谢子长的研究逐步深入。影响这一进程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年份是1983年。这年4月，中共中央为了彻底解决长期以来在西北党史问题上存在的争议和分歧，指定由李维汉、王首道等组成五人小组，邀请原陕甘边、陕北的八位老同志，对西北根据地30年代前期以错误肃反为中心的一段历史问题进行座谈，以解决争论问题。其宗旨是分清路线是非，总结经验教训，统一认识，不再追究个人责任，最终结束这种争论。会议的结果是形成了中共中央(1983)28号文件，即中共中央关于印发《五人小组对于解决西北历史争论问题的分析和方针》的通知。中央在文件中指出，“对党的历史的研究和探讨，必须坚持历史唯物主义态度，必须从全局出发。”在对刘志丹的评价上，党中央指出“陕北、陕甘边的党、革命武装和人民群众，在刘志丹、谢子长同志领导下，立下了重大的功勋，应当载入光荣的史册”，“刘志丹同志是一个一向胸怀大局，具有崇高品德的领袖人物”。这个评价与延安时期的评价是一致的。这一重要文件成为以后宣传、研究西北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历史，宣传研究刘志丹、谢子长必须遵守的原则和政治依据。 　　为彻底解决争论问题，1985年9月，党中央又委托冯文彬、宋时轮邀请有关老同志对《西北红军战史》中若干有争论的问题及如何处理进行了座谈。会后形成了《关于西北红军历史问题座谈会的报告》。中共中央办公厅在印发这个报告的通知中说：“这个《报告》，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分析和解决了长期以来关于西北红军历史上有争议的几个问题，统一了认识。这是一项很有意义的工作。会后对西北红军历史有关问题的提法，应以这个《报告》为准。”该报告在几个关键问题上统一了认识。一是肯定了刘志丹领导的南梁游击队和晋西游击队尽管当时部队中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部队的番号有不同叫法，但这两支游击队都是党领导的革命武装。二是肯定了“三嘉原缴枪”问题中，不论是谁的决定，都是不对的，更不能说是完全正确的。好在这支队伍中许多同志以大局为重，始终坚持革命，为西北革命和红军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刘志丹同志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三是在“南北分家”问题上，刘志丹、阎红彦都反对分家，都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同时指出了尚未统一的问题有两个以及解决的办法。一是在1935年2月5日至2月21日这16天中，是刘志丹还是谢子长担任西北军委主席的问题，“在没有找到足以说明问题的原始资料之前，似可采取暂时回避的办法，只写成立了西北军委，不写由谁担任主席，也可两说并存，写作刘志丹任主席(一说谢子长)。”二是1933年12月谢子长到达陕北时，是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派驻陕北还是派驻陕西或西北的军事特派员问题。经过访问，在“没有找到可靠文字资料之前，似可暂取李生华同志的说法”，即为派驻西北的军事特派员。 　　以上两个座谈会和两个中央文件，对于研究西北革命历史非常重要。此后，不仅停止了争论，而且使宣传、学习和研究工作有了依据和继续深入的可能。在此基础上，才有20世纪90年代的丰硕成果。这里，也应该提到的是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委托冯文彬于1986年1月初主持了对小说《刘志丹》中存在的问题的讨论，经过中央同意，停止了该书的出版，这也是贯彻停止争论精神的一个措施。它丝毫不影响对刘志丹的纪念、宣传和研究。   　　解决了以上问题之后，纪念、宣传和学习刘志丹的活动更加活跃。     　　1984年10月，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出版了白黎写的文学作品《陕北出了个刘志丹》。 　　1986年4月，刘志丹牺牲50周年时，中共延安地委和志丹县委、县政府联合举行了隆重的纪念活动，在北京工作的部分老同志汪锋、张秀山、黄罗斌、张策、刘景范等出席了祭陵活动和纪念座谈会。中共延安地委党史办公室和志丹县委党史办共同征集、编印了《民族英雄刘志丹》一书。这本书辑录了历史文献、资料、回忆录、刘志丹传、刘志丹遗文、题词、碑文和歌颂刘志丹的歌谣等40余篇文章，内容比较丰富。其中有许多篇是专门为纪念烈士牺牲50周年第一次发表的，还编写了第一个烈士年谱。虽然这是一本内部刊印的资料书，还有许多不准确的地方，但它是国内第一本关于刘志丹的史料专集，为深入研究提供了基础。同时，南梁革命纪念馆于同年11月7日建成，并举行了隆重的开馆仪式，这对于研究刘志丹早期的革命活动提供了许多可贵资料。 　　此外，这一阶段，美国作家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写的《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1985年10月先在美国出版，1987年8月由解放军出版社出版了中文本。这样，刘志丹的事迹在20世纪80年代又一次在国外得到宣传。同时，国内的文章也不断发表。如，1984年的《军事历史》、1986年的《军史资料》、《党史文汇》等报纸、杂志还发表了王帜的《陕北红军忠勇的领导者刘志丹同志》，柳泽宁、徐德合写的《刘志丹东征遇难纪实》等文章。 　　20世纪80年代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的起步年代，也是党史界非常活跃的年代。在这十几年里，随着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为标志的思想解放运动的开展和中央及各省、市党史资料征集研究部门的成立，党史研究的步伐大大加快。回忆刘志丹的文章不断发表，研究性的传记已经刊出，编印了史料性书籍，特别是中共中央对西北红军和西北革命根据地历史研究给予了高度重视，廓清了影响深入研究的争论问题，制定了研究原则，统一了思想认识，这对深入宣传、学习和研究刘志丹发挥了重要的推动和导向作用。中共中央对刘志丹是一个“具有崇高品德的领袖人物”的评价，是深入研究的指南。此外，相关革命回忆录及研究成果的不断涌现，也为研究刘志丹提供了许多史料。如1986年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了李维汉的《回忆与研究》，1987年解放军出版社出版的《王首道回忆录》，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革命回忆录《南梁曙光》、《陇原星火》、《浩气传千古》、《峥嵘岁月》、《戎马春秋》等，陕西省社会科学院编写了《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创立和发展》，甘肃省社会科学院编写了《陕甘革命根据地斗争史话》，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共党史人物传》等，都是研究刘志丹与西北革命根据地的成果。     　　(二)90年代的广泛宣传，加快了研究步伐 　　经过80年代的思想准备和一定的史料准备，进入90年代以后，随着党史资料征集工作的深入展开，刘志丹研究进入了广泛宣传、加快进行的阶段，各种成果纷纷问世。 　　1992年9月，解放军出版社出版了白黎撰写的纪实性文学传记《刘志丹传》。这是作者多年调查研究的成果，是关于刘志丹的第一部长篇文学性著作。     　　1993年烈士诞辰90周年之际，陕西举行了隆重的纪念座淡会，同时由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和延安地委党史研究室联合选编、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刘志丹》研究资料专辑。江泽民同志为该书题词：“学习刘志丹同志的革命精神，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并在纪念邮封上签名表示敬意。这充分体现了中共中央对纪念活动的高度重视和对刘志丹烈士的深切怀念，更指出了纪念先烈的现实意义。这本书收入刘志丹传、年谱、回忆录、怀念文章、历史文献、烈士遗文等各类材料80余篇，史料翔实，内容丰富，全面反映了刘志丹的革命一生。特别值得重视的是，这本书首次正式发表了1970年3月周恩来总理谈刘志丹的讲话记录和中共中央[1983]28号文件的部分内容以及有刘志丹署名的四篇历史文献和刘志丹在榆林中学时写的散文以及他的八首诗作。这是目前为止被利用最多也最具权威的一本资料书。1998年，刘志丹诞辰95周年时，应众多需求者的要求，刘力贞、张光在这本书的基础上又增加了16篇资料(包括敌方的资料)，编印了《纪念刘志丹》一书。其中有习仲勋、马文瑞为纪念烈士诞辰95周年撰写的《善做团结工作的模范》，郭洪涛发表在1998年《中华魂》第二期上的《忆刘志丹在陕北的战斗岁月》。同年，他们还编选了由三秦出版社出版的画册《人民英雄刘志丹》，内中收录了许多珍贵的历史照片、文献照片和纪念活动的照片。 　　20世纪90年代，除了以上所列的史料书，还出版了不少与研究刘志丹紧密相关的历史书、资料书和革命回忆录。如白山出版社1994年出版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战史》，由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主编、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12月、1997年11月和1998年10月出版的《陕北革命根据地》、《陕甘边革命根据地》、《西北革命根据地》，张策著《我的历史回顾》等等以及文学类书籍如小丽编著、花山文艺出版社1997年6月出版的《刘志丹的故事》，白黎搜集整理的歌谣集《闹红岁月》，冯捷著、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6年11月出版的《陕北红军征战纪实》等。此外，电视剧《刘志丹与谢子长》播放，纪念邮票、国画等艺术作品也有许多。这说明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人们仍然景仰刘志丹。刘志丹的革命精神和高尚品质是进行精神文明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的宝贵财富。同时，这一时期虽然有些史书中的事实还有矛盾的地方，但中共党史研究部门的概述类成果对历史事实的研究已经比较清楚准确了。1996年，刘志丹被中共中央军委列为中国人民解放军36位军事家之一。 　　四、新世纪开始后的研究走向了学术性和理论性 　　从20世纪30年代中期开始的对刘志丹的纪念、宣传和研究经历了曲折，到世纪末走上了新阶段。总体来看，上个世纪对刘志丹的研究工作重在政治定位、历史评价和搞清生平事实。因为党史人物与党的历史是分不开的。对刘志丹的评价也可以说是对西北革命根据地历史的一种评价。肯定或否定刘志丹，就是肯定或否定一段历史。搞清刘志丹的经历、活动，也就基本搞清了西北革命根据地创立发展的过程。为此，结合纪念活动，党在延安时期就充分评价了刘志丹的革命贡献和历史地位，这也就是评价了陕北和陕甘边两块根据地的历史地位。这一点，成为研究工作的基本出发点。有了这个基点，研究工作才可能有正确的方向。从研究阶段看，到上个世纪末，除了文学作品，大量的史学工作是积累资料、抢救资料、鉴别资料，这方面成绩显著，出了许多成果，同时，先后在不同时期写出了内容详略不同的三个传略。已经出版的这些回忆录、纪念文章和历史文献是非常宝贵的史料，它生动地展现了刘志丹的革命活动和精神面貌，而生平传略则以系统的叙述基本理清了刘志丹的生平活动情况。但比较欠缺的是学术和理论研究，即对经验教训的总结、历史贡献的发掘、思想品德的分析、现实意义的探讨、历史事实的考证等。新世纪开始后，这方面的研究有所加强，出现了理论研究方面的初步成果。  　　2000年3月，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延安时期统一战线问题研究》一书中，发表了魏福泉、王彦龙撰写的《刘志丹在统战工作上的贡献》，这篇文章从理论上阐述了刘志丹的统一战线思想和工作策略，认为西北革命根据地没有失败的原因之一是刘志丹等领导者认真执行了党的统一战线政策。 　　2000年11月，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张宏志撰写的30万字的《西北革命根据地史》。该书是第一本论述西北革命根据地创立发展的学术著作，因此，研究刘志丹在西北红军游击战争和创立根据地中的历史贡献和作用可以说是这本书的一个重点和一条主线。该书比较深入地分析了刘志丹游击战争的战略思想和军事指挥才能，这就突出了刘志丹战略家、军事家的特点。 　　2003年1月，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印的《党史资料与研究》(内部资料)第一期刊登了《刘志丹对红军长征的重要贡献》、《浅论刘志丹同志创建西北根据地中的统战思想》、《为自己的信念奋斗》等论文。作者从不同角度探讨了刘志丹的思想、贡献和始终保持共产党人先进性、能够成为领袖人物的深层原因，将对刘志丹的纪念和宣传提到了理论研究的层次，使人们能够从理论上更深入地认识和学习英雄。《陕西党史》2003年第二期发表了文萋、文颖《解开刘志丹牺牲之“谜”》一文。作者经过考证，以充分的史料证明刘志丹确实是牺牲在敌人的枪口下，澄清了一些怀疑。更可喜的是，在2003年刘志丹诞辰100周年时，举行了大型的纪念活动。不仅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了高规格的纪念座谈会，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辑出版了纪念文集，而且在陕西也举行了纪念大会并召开了首次学术研讨会，出版了《刘志丹与西北革命根据地》论文集。这是第一次结集出版学术研究成果，它从不同角度重点探讨了刘志丹在创建西北革命根据地中的杰出贡献、历史经验、军事战略思想和优良作风、高贵品质，并且进一步修订充实了1981年发表的刘志丹传略。同时，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主编了《刘志丹将军》画册，真实、生动地展示了将军短暂一生的革命业绩，全面、立体地再现了西北红军和根据地军民英勇战斗的壮丽场景。可以说，纪念刘志丹诞辰100周年的活动提升了刘志丹研究的水平，加上《人民英雄刘志丹》电视文献片的拍摄，使宣传研究进入了新的阶段。 　　同时，新世纪开始，关于刘志丹的文学作品同样不衰。2001年8月，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了白占全撰写的纪实文学作品《碧血丹心——东征中的刘志丹》，国际炎黄文化出版社出版了白黎编写的《刘志丹是清官》。2002年1月，《陕北红军征战纪实》再版，8月延安市邮政局推出了纪念刘志丹系列邮品等等。 　　由于资料掌握得不够全面，以上所述仅是一个大概轮廓和基本情况。尽管如此，我们也可以看到，改革开放以后对刘志丹的宣传、研究出现了良好局面。这说明党和人民不会忘记为祖国解放、富强，为人民自由、幸福而献身的先烈，他们永远是共产党员的光辉榜样、中国人民宝贵的精神财富和中华民族伟大精神的象征。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征程中，仍然需要千千万万像他们这样信仰坚定、意志顽强、甘于奉献、有开拓精神和高尚品德的英雄人物。学习他们，以他们的精神激励后人，传承民族精神，这才是纪念、宣传和研究刘志丹的目的。 　　综上所述，刘志丹研究在中共中央和各级地方组织的推动和支持下，取得了比较好的成绩。同时也还有许多问题需要进一步深入发掘史料和研究。如1932年2月至4月间刘志丹到省委汇报工作期间的情况、刘志丹发布的反“围剿”动员令等文献资料以及周恩来讲到刘志丹的其他谈话，刘志丹在革命根据地建设、军队建设中的经验、教训，他的群众观点、统一战线思想、战略战术以及如何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学习他的革命精神、高尚品德等；更高的研究成果应该向着撰写一部信史——《刘志丹传》而努力。 　　 刘志丹与西北革命根据地/陕西省社会科学院，中共志丹县委员会，志丹县人民政府编；郭林等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