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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西北军事委员会主席一职两种不同说法的商榷

刘志学

刘志学 　　（中共志丹县委党史研究室） 　　1935年2月5日，刘志丹在赤源（原安定、今子长）县周家崄主持召开了陕甘边特委、陕北特委及红二十六军、二十七军联席会议，史称周家崄会议。根据老同志的回忆，出席这次会议的还有高岗、崔田夫、马明方、郭洪涛、白坚等。会上成立了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和西北军事委员会，正式统一了陕甘边和陕北两个地区党和军队的领导。会议通过选举产生了中共西北工委书记、委员，选举产生了西北军委主席和委员。因为战争原因，会议记录没能妥善保存，以致今日关于西北军委主席一职出现了两种不同的说法：一说是刘志丹，一说是谢子长。针对两种不同的说法，与大家进行商榷。 　　一、根据1935年1月20日刘志丹到灯盏湾与谢子长会面时两人谈话内容的分析 　　1935年1月，根据中央驻北方代表派驻西北巡视员黄翰的建议，中共陕甘边特委书记惠子俊、军委主席刘志丹等率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第二团北上。1月20日，刘志丹来到陕北根据地赤源（原安定、今子长）县灯盏湾看望了病情严重的谢子长，两人就统一陕甘边和陕北两块苏区党和军队的领导、成立机构，以及组织第二次反“围剿”等问题进行了商讨和研究，并达成了共识。 　　刘、谢两人这次会西，在场的有郭洪涛、刘明山、刘青山等人，他们在后来回忆当时的情景，以及刘、谢两人的对话都基本相同，本文就以刘明山、刘青山两人的回忆为例做如下分析： 　　刘明山、刘青山两人在《革命情谊深，光照后来人——谢子长、刘志丹的战斗情谊》①一文中写道：“1935年1月20日，志丹来到安定县灯盏湾看望子长。志丹进窑后，一把拉住子长的手说：‘老谢，你成这么个样子了，为甚不早给我说。’子长看到志丹，心情更是激动，立时泪流满面，用微弱而颤抖的声音说：‘老刘，我早就盼着你来哩，我约莫你快来了！’‘老刘啊，你来了就好了！看样子我是不行了，陕甘和陕北军事工作的重担就要全落在你肩上了，现在也只有你的肩膀才有力量挑起这副担子！’听到这里，志丹十分难过地说：‘老谢，不要这么说，你要活着，你应当有信心活下去！党和人民需要你，我们都离不开你呀！你的伤能好，一定能好！’两位无产阶级革命家感人肺腑的话，使在场的人都哭出了声。” 　　“接着两人就陕甘、陕北及红二十六军、二十七军的统一领导，成立西北工委和西北军委等问题交换了意见。志丹提议要子长担任西北军委主席，子长诚恳地说：‘这样不好，从革命利益考虑，还是你当主席合适，我成了这么个样子，不能到职工作，何必应那个名哩？’志丹说：‘你是老大哥，是北方代表派的特派员，再说，在陕北，群众熟悉你、了解你，你的威望比我高，还是你把帅挂上，我协助你完成任务。’子长坚决反对志丹的意见，最后生气地说：‘我是特派员，我决定由你担任主席！’” 　　从刘、谢的第一段对话中，可以看出，谢子长盼望刘志丹已经很长时间了，他之所以盼望刘志丹来陕北，是有重要的事情相托付，那就是陕北的军事工作，即红二十七军。试问，谢子长为什么要把如此重要的事情托付给刘志丹，而不托付给其他人呢？这只能说明一个问题，谢子长在痛定思痛之后，经过深思熟虑，反复比较，不论从个人经历、工作能力、群众基础、还是人的道德品质等，在他心目中，刘志丹是最好的人选。所以，他只盼望刘志丹早点到来，好将陕北的军事工作重任托付给他，说明子长对志丹的信任。 　　从刘、谢的第二段对话中，我们可以看出，刘志丹提议谢子长担任军委主席的理由有三点：子长是老大哥，子长是特派员，子长在陕北人熟、群众基础好、威望高。同样，谢子长让刘志丹担任军委主席的理由也有三点：只有刘志丹的肩膀才有力量担起这副担子；子长病重在身，不能到职工作，从革命利益考虑，还是志丹当军委主席合适；子长以特派员的名义决定志丹担任军委主席。 　　仅从上述他们各自的理由分析，刘志丹提议谢子长任军委主席，除了子长的经历、能力、群众基础和威望以外，还出于对子长的敬重。而谢子长提议刘志丹担任军委主席更是从革命的利益考虑，这一点非常重要，不可忽视。因为子长、志丹都是无产阶级革命家，不论在什么时候，他们都不会考虑个人名利，而以革命利益为重。更何况面对红军力量十倍的国民党军队的“围剿”，担任军委主席并不是什么名和利，而是以生命为代价的一种神圣的责任，难道刘志丹胆小怕死吗？我们知道，刘志丹自参加革命以来，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他面对敌人的“围剿”怎能想逃避责任呢？假设谢子长担任军委主席，谢重病在身，不能到职工作，战场上的局势瞬息万变，当需要调整作战计划，改变作战方案时，要不要请示军委主席？时间上允许不允许？这一点谢子长考虑得很清楚了。那么，刘志丹想不想这个问题呢？如果说刘志丹不考虑这个问题，到时候也不请示军委主席，而是自作主张，这岂不架空了军委主席？这样，既不符合党的组织原则，也不是刘志丹为人做事的风格。如果说刘志丹按照组织原则，事事请示主席，一旦贻误战机，这又如何能以革命利益为重呢？ 　　再者说，如果谢子长是军委主席。那么，2月21日谢子长去世以后，到当年的八九月，又是谁担任的军委主席呢？如果说谢去世以后，军委主席是刘志丹。那么，刘志丹又是怎么当上军委主席的？是在什么时间？什么地方？哪一次会议？是选的还是任的？这一切能有一个合理的说法吗？能让人信服吗？ 　　另外，2月5日周家崄会议刘志丹虽是主持人，但他也不能独断专行，让选谁大家就选谁。他要讲民主，要尊重大家的意见，与会大多数人都推选刘志丹担任军委主席，何况这一切都是他跟子长事先达成了共识，他怎么能轻易改变呢？ 　　所以，通过以上分析，我认为，在2月5日的周家崄会议上，成立西北军事委员会以后，会议选举的军委主席应该是刘志丹。当然，这只是仅凭分析得出的结论，分析毕竟是分析，分析只能帮助大家从不同角度去了解和认识这件事情，它并不能成为真正的历史，历史是要依靠事实来说话的，历史要有人证和物证才能站得住脚。 　　二、根据诸多老同志回忆分析 　　关于西北军委主席一职，王世泰、吴岱峰、贺晋年、张邦英、雷恩钧、马佩勋、张达志、张秀山、郭洪涛、刘景范等许多老同志都有回忆。不过，大部分老同志并非当事人，他们的回忆不论是哪一种说法，都是在重复别人的话，不能作为第一手资料。但其中有两位老同志的回忆不可忽视。一个是郭洪涛的回忆，因为郭洪涛参加了周家崄会议，是当事人；一个是张秀山的回忆，张秀山虽然没有参加周家崄会议，但周家崄会议上选举张秀山为西北军事委员会委员，不是当事人也应该是直接的知情者。下面分别介绍一下郭洪涛和张秀山的回忆： 　　郭洪涛于1997年6月，在《谢子长在陕北的最后岁月》②一文中写道：“我记得在这次会议（即周家崄会议——编者注）上，谢子长同志被任命为军委主席（还有一说是刘志丹任军委主席）。”又于同年8月，在《忆刘志丹在陕北的战斗岁月》③一文中说：当时有同志建议志丹同志担任西北军委主席，志丹同志坚持说，子长是老大哥，应担任主席。与会同志对志丹同志的豁达大度深为佩服。 　　从以上几个方面分析，郭洪涛的回忆缺乏可信度。我们再看张秀山的回忆。张秀山在《我的八十五年》中写道：“1935年2月初，陕甘边特委根据中央驻北方代表派驻陕北的巡视员黄翰的建议，派惠子俊和刘志丹去陕北，在安定县周家崄与陕北特委的同志召开联席会议，研究建立党的统一领导问题。会上，正式成立了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选举惠子俊为书记；成立了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选举刘志丹为军委主席”④。 　　张秀山的回忆不同于郭洪涛的回忆：第一，张秀山对西北军委主席一职的回忆是肯定的，而且态度非常明确，毫不含糊。第二，会议选举产生了军委主席这一说法符合历史事实，有别于郭洪涛回忆的“任命”“贤让”等。第三，张秀山作为周家崄会议选出的军委委员，按常理军委委员应该知道军委主席是谁。如果军委委员不知道军委主席是谁，岂不成了天大的笑话？第四，张秀山在陕北错误“肃反”中，在“左”倾分子的严刑逼供下，都没胡说一个字，他有极强的党性原则。那么，在这个问题上他更没有胡说八道的必要了。 　　张秀山对刘、谢两位领导人都十分敬重。笔者认真地看过张秀山的《刘志丹在陇东搞兵运》和《谢子长领导我们在靖远》两篇纪念文章，《刘志丹在陇东搞兵运》全文不足4000字，《谢子长领导我们在靖远》全文6000多字，文章中字字句句都言真情切，从头至尾倾注了张秀山对刘、谢两位领导人的深切怀念和深情厚谊。在张秀山心中，刘、谢两人没有谁高谁低之分，所以，他在回忆西北军委主席一职时，也没有重刘轻谢的必要。综合以上几点，我认为张秀山的回忆更有可信度。 　　但是，有效的人证只有两个人，而且又是一对一。根据“孤证不立”的原则，我们仍然不能认定郭洪涛和张秀山两人的回忆，谁的说法正确，谁的不正确，我们权且把他们的回忆只作为参考，再进一步寻找有效的历史证据。 　　三、根据有关重要历史文献资料分析 　　1.1939年7月9日，毛泽东主席为谢子长写的碑文，⑤全文如下：“谢子长，名德元，安定人。一九二五年在北平加入共产党。自此即以共产主义为解放中国人民之道路，创农民讲习所，组农协会，领导人民参加反帝反军阀运动。人民因有‘谢青天’之称。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子长起义于清涧，继参加渭南暴动。败不丧志，奔走西北华北各地。九一八事变后，于陕甘之间组织反帝同盟军，改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即是红军第二十六军之前身。一九三三年赴察哈尔参加抗日同盟军。失败后回陕北。组织第二十七军。协同刘志丹、高岗诸同志创造了陕甘宁边区。一九三四年于河口之役负伤，一九三五年春因伤逝世。党政军民各界感子长之功德，改安定县为子长县，以志纪念，于政府及人民为子长立墓之时书以叙之。毛泽东题，中华民国二十八年七月初九日” 　　2．《谢子长同志革命事略》原文⑥：“谢子长同志，原名世元，后改德元，最后改名子长，号浩如。于一八九六年十二月生于陕北安定枣树坪一个小康的农家，少年时在家牧羊种地，十七岁入小学，发奋求学，成绩常列第一。后升西安第一中学，不久又转入陕北榆林中学，未及毕业即回他家乡安定办小学。此时子长同志目睹陕北军阀横行霸道，鱼肉乡民的暴行，常思投笔从戎，以谋反抗。遂于一九二零年夏入山西太原学兵团学习军事，一九二三年冬毕业后到北京，结识陕北旅京同乡共产党人李子洲、魏野畴等，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于一九二四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年子长同志回安定办民团，翌年又在本县井岳秀驻军石谦部下任连长，他对士兵爱护备至，不惜出卖自己的家产以改善士兵生活。此时子长同志除在部队建立秘密的共产党支部外，并利用他的公开合法地位进行革命活动，开办青年军事训练班，联合当地学生与开明士绅组成演讲团、放足会等团体，宣传识字、禁烟、放足。及至大革命运动高涨时期，子长积极发动农民运动，组织农民协会，反对土豪劣绅与高利贷的封建剥削，禁止军队拉差，不准官方放赌，老百姓歌颂谢子长同志为谢青天。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军阀井岳秀密令解除石旅中共产党人的武装，子长同志遂与唐澍同志等于是年九月在清涧举行武装反抗，不幸失败。旋于十二月在韩城西庄又组织革命起义，打起工农革命旗帜。一九二八年四五月间，子长同志随刘志丹、唐澍二同志在渭华地区组织士兵和农民群众举行起义，成立西北工农革命军。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一个月，子长同志和高岗同志奉党的使命到南梁与刘志丹同志共同建立西北第一支人民武装反帝同盟军。翌年一月反帝同盟军改编为陕甘工农游击队，子长同志被任命为总指挥。一九三二年冬，子长同志被后来成为叛徒的杜衡排挤离开部队，到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复奉党命回陕北，领导游击战争。子长同志归来后首先恢复了安定游击队，随后又统一了陕北几个游击队的组织，由子长同志任总指挥。在陕甘革命军事委员会、红二十六军的直接帮助下，开展了陕北游击战争。一九三四年夏，国民党军阀向陕北苏区举行头次‘围剿’，子长同志率领陕北游击队配合红二十六军主动粉碎了敌人的‘围剿’。不幸子长同志于此次反‘围剿’战争中光荣负伤，于一九三五年一月十八日（农历——编者按）逝世。⑦享年三十七岁。子长同志是西北红军的创建者之一，西北人民领袖之一，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他献身革命，为人民解放战争事业不屈不挠奋斗到底，其精神永垂不朽，西北人民对谢子长同志的牺牲，深为哀悼。为了纪念这位人民领袖，边区人民将他的故乡安定县改为子长县，以示不忘。”⑧ 　　毛泽东给谢子长撰写的碑文和刊登在1946年2月22日延安《解放日报》上的《谢子长同志革命事略》，这两份重要的文献史料，对谢子长革命的一生做了盖棺论定，但都没有提及谢子长曾担任过西北军委主席一职。碑文全文只有262个字，受字数限制，没有写可以理解。但是，《谢子长同志革命事略》全文1000多字，何况又不受字数限制，为什么没有写呢？这只能说明谢子长同志根本没有担任过西北军事委员会主席。 　　3.1943年5月1日，林伯渠代表党、代表政府、代表人民群众写的《烈士刘志丹同志革命事略（碑文）》⑨中清清楚楚地写道：“……二十四年（即1935年——编者注），先后粉碎陕甘宁晋绥数十万大军之三次‘围剿’，打通陕北与陕甘边苏区，并扩大而巩固了陕甘苏区，扩大了红二十六军与二十七军，广泛开展了陕甘游击战争，时志丹同志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兼红军前敌总指挥。西北红军在志丹同志的领导下，已成为强大之红军矣。” 　　以上的碑文及事略，都是公开发表了的历史资料，对于1935年2月5日周家崄会议之后，谁担任西北军委主席一职，已经明确无误，再无须赘述。 　　①刘明山、刘青山：《革命情谊深，光照后来人——谢子长、刘志丹的战斗情谊》，原载《谢子长纪念文集》，陕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14页。 　　②郭洪涛：《谢子长在陕北的最后岁月》，原载《郭洪涛文集》，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年版，第53页。 　　③郭洪涛：《忆刘志丹在陕北的战斗岁月》，原载《郭洪涛文集》，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年版，第60页。 　　④张秀山：《我的八十五年》，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78页。 　　⑤碑文见谢子长陵园碑刻；张峰著：《民族英雄谢子长》，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年版；《谢子长纪念文集》，陕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原碑无标点符号，现文为编者所加。 　　⑥《谢子长同志革命事略》，原载延安《解放日报》1946年2月22日，见《谢子长纪念文集》，陕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578页。 　　⑦谢子长是1935年2月21日逝世，农历应为1935年一月十八日。 　　⑧载于1946年2月22日延安《解放日报》。 　　⑨碑文见刘志丹烈士陵园碑刻，或见《刘志丹纪念文集》，军事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694页。 　　 刘志丹将军与刘志丹精神论集/梁星亮，姚文琦，刘志学主编.—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