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现在的位置：首页 > 西北革命根据地主要创始人 > 刘志丹 > 全文图书 > 刘志丹将军与刘志丹精神论集

刘志丹与陕甘边苏人物群体革命精神述论

梁星亮

梁星亮 　　(西北大学)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在全国诸多的革命根据地中，陕甘边根据地可谓独树一帜，它肇始于甘肃正宁寺村塬，发展于陕西耀县照金，全盛于甘肃华池南梁，不仅造就了以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为代表的卓越领导者，还涌现出以张秀山、王世泰、汪锋、杨森、阎红彦、马文瑞、杨琪、张策、张邦英、黄罗斌、高锦纯、刘景范、刘懋功、王兆相、马锡五等一大批优秀指挥员，成为颇有影响而至今为人们怀念的“人物群体”。这个“人物群体”为创建西北红军和根据地矢志不渝，不懈奋斗；败不丧志，勇往直前；临危不惧，相忍为党；善与人同，肝胆相照。尤其他们面对曲折，历经挫折，屡受波折，信念不变，精神不倒，人格不泯，堪为真正的共产党人和民族骄子。他们共同的理想信念、精神风范、人格魅力，是中国共产党璀璨的精神财富和共产党人的前进动力。在当今举国上下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国梦”新的历史起点上，缅怀刘志丹和他的战友们的丰功伟绩与精神风范，以告慰逝者，启迪来者。 　　矢志不渝 不懈奋斗 　　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之所以成为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硕果仅存”的根据地，其根本之点在于根据地的领导人审时度势，艰苦探索，以矢志不渝，不懈奋斗的进取精神，使革命力量得以保存和发展起来。 　　陕甘边根据地，是中共陕西省委在党中央的领导下，由刘志丹、谢子长、高岗、习仲勋等在陕甘边界地区以开展兵运工作为基础建立起来的。但是，“几年来，陕甘地区先后举行过大大小小70多次兵变，都失败了”。兵运工作屡屡受挫的现实，使刘志丹、谢子长等认识到：“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军事运动没有同农民运动结合起来，没有建立起革命根据地。如果我们像毛泽东同志那样，以井冈山为依托搞武装割据，建立根据地，逐步发展扩大游击区，即使严重局面到来，我们也有站脚的地方和回旋的余地。”①搞革命武装，单纯依靠在旧军队里的合法地位招兵买马是不行的，还是要建立起自己的武装，到国民党统治力量薄弱的边远山区开展游击活动，逐步建立根据地，从此他们便甩开了军阀部队而另寻途径。1931年9月，刘志丹、马锡五等先后到南梁地区，将分散在合水、庆阳山区的赵连璧、杨培胜、贾生财三支武装集合起来，在合水县太白镇附近的倒水湾进行整编，建立了刘志丹任总指挥的南梁游击队(亦称陕甘边境游击队)。南梁游击队建立后，首战二将川，歼灭国民党军张廷芝部一个连，接着又击溃合水民团的进攻。此后，游击队在南梁、东华池一带组织发动群众进行抗粮、抗捐斗争，逐渐发展壮大。 　　陕甘边根据地位于陕西、甘肃交界的桥山山脉中段，周围沟壑纵横，森林茂密，回旋余地大，又距离国民党在西北统治中心的西安、兰州、银川等大城市较远，基本上属于“三不管”地区，方圆几百里的广大地区都便于红军的游击活动，为红军和根据地的创建提供了良好的地理优势。同时，南梁地区的群众有着强烈的革命愿望，易于发动群众和开展土地革命，使根据地的建立有着良好的群众基础。再次，南梁还是国民党反动派统治的薄弱地区，当时陇东的地方军阀和陕西的地方军阀矛盾重重，南梁一带敌人兵力空虚，正是建立革命根据地的理想之地。 　　陕甘边根据地建立后，根据地领导人刘志丹、高岗、习仲勋等，根据毛泽东“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从实际出发，一村一村做调查，逐家逐户做工作，组织武装，开辟苏区，建立政权，使根据地逐渐发展起来。1934年11月，在荔园堡正式建立了陕甘边苏维埃政府和革命军事委员会，陕甘边的革命斗争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到1935年初，陕甘边根据地以甘肃庆阳的南梁为中心，在东至宜川、西到定边、南接耀县、北迄靖边，纵横数百里的陕甘边界广大区域建立苏区和游击区。在陕西保安、安塞、甘泉、富县、宜川、中部、宜君、旬邑、淳化、耀县和甘肃庆阳、合水、宁县、正宁等县部分农村建立了工农政权，新设陕甘边南区及华池、赤安、庆北、安塞、赤淳、富西、富甘、合水、中宜、宁县、正宁等11个苏维埃县治，成为后来的西北革命根据地重要组成部分。当年，延安《解放日报》曾发表文章，指出：“刘志丹同志远离中央，能从革命实践中体会马克思主义之精髓，使马列主义普遍之真理具体运用于西北，”“使根据地立于不败之地。”这一论述，既是对陕甘边根据地发展原因和斗争经验的总结，也是对刘志丹和他的战友们矢志不渝，不懈奋斗精神的肯定。 　　败不丧志 勇往直前 　　陕甘边根据地创建的历程，是充满荆棘和坎坷的历程。这里既有恶劣的自然环境，直接威胁红军和根据地的生存，也有国民党军阀的屡屡“围剿”，使红军和根据地面临着生与死的严峻考验，还有党内和根据地内部各种错误思想的干扰，使红军和根据地多次出现危机，几濒失败危险。尽管如此，刘志丹和他的战友们没有低头，没有屈服，保持共产党人败不丧志，勇往直前的英雄气概。 　　1933年上半年，是照金苏区和红军的胜利发展之时。3月8日，成立中共陕甘边区特委，不久又成立陕甘边区游击队总指挥部。4月5日，成立周冬至为主席，习仲勋为副主席兼党团书记的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基本形成了以照金为中心，横跨耀县、淳化、旬邑等县边界的陕甘边根据地，根据地面积达2000平方公里。但是，1933年6月，执行“左”倾错误的中共陕西省委常委、红二十六军政委杜衡，不顾刘志丹等的反对，强令红二十六军第二团离开照金苏区，到关中东部的渭(南)华(县)创建新苏区。结果导致红二团在蓝田张家坪被敌包围，部队虽在终南山与国民党军队苦战，终因孤军作战，弹尽粮绝，几乎全军覆没。刘志丹带领十余人冲出重围，困于山涧，以野果充饥，后历尽艰险回到照金。 　　在严重危机的情势下，何去何从？年仅20岁的习仲勋勇担重任，他和秦武山等在耀县陈家坡主持召开会议，纠正根据地和部分干部中出现的悲观情绪，成立了陕甘边区红军临时总指挥部，确定积小胜为大胜的游击战术，坚持在陕甘边交界地区开展游击战争，保证了党对陕甘边根据地的统一领导，使陕甘边根据地度过最危险的时刻。陈家坡会议之后，在陕甘边特委领导下，红军临时总指挥部指挥红军连续取得张洪镇、合水城、毛家沟门战斗的胜利，初步扭转了被动局面。 　　但不久，国民党陕西当局命令刘文伯率部分兵向照金薛家寨逼近，企图占领薛家寨，消灭红军。在这危急关头，留寨的红军战士、游击队员、工人和妇女挺身而出，奋勇抗击，打退敌人的多次进攻。但由于叛徒的出卖，战斗失利，薛家寨陷落，李妙斋战斗中不幸牺牲，照金苏区再次陷入严重危机之中。11月初，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和陕甘边区红军临时总指挥部在甘肃合水县包家寨召开会议，决定划分三个游击战略区，并组建三路游击队总指挥部：陕北为第一路游击区，以安定为中心；陇东为第二路游击区，以南梁为中心；关中为第三路游击区，以照金为中心。在三路游击区中，南梁与红二十六军居中策应，沿桥山子午岭山脉向南北发展，从而保证了陕甘边根据地的斗争沿着正确方向发展。 　　几年里，刘志丹和他的战友们以坚定的信念，屡奋屡挫，屡挫屡奋，他曾深切地对战友们说：“月亮都有时圆时缺呀！革命在一时一地的失败，算得了什么？失败了再干呀！咱们道理正，穷苦人都在咱们一边！”“天不能老是阴雨，总有个放晴的时候！”正如朱德当年在延安纪念刘志丹时满怀深情地说：刘志丹和他的战友们“虽屡遭失败，但他百折不回，至死不变，垮了再来，再垮再来，这种精神和毅力，就是建军的基本条件”。“如果有人要问共产党员是什么样子！那么就请看看刘志丹同志。” 　　临危不惧 相忍为党 　　在陕甘根据地创建和发展的几年间，由于全党弥漫着浓厚的“左”的情绪，加之广大党员对“左”倾错误的本质认识并不十分清楚，以及个别领导人的恶劣政治品质，导致“左”倾错误频频出现，对红军和根据地的发展造成了极大的危害，也使红军和根据地领导人数度蒙冤受屈。但他们光明磊落，不改初衷，相忍为党，表现了对党和革命事业的至忠至诚，感天地而泣鬼神！ 　　1932年12月，杜衡来到陕甘游击队召集党员会议，诬蔑刘志丹、谢子长、阎红彦、杨仲远等“有反革命阴谋”，攻击他们的主张是“游击主义”“梢山主义”“土匪路线”“逃跑主义”“右倾机会主义”，并撤销了谢子长、刘志丹等人的领导职务，欲将刘志丹、谢子长、阎红彦、杨仲远等开除出部队。由于谢子长、王世泰等广大指战员的强烈要求，才将刘志丹、杨仲远留在部队，由王世泰任团长。令谢子长、阎红彦去上海临时中央“受训”。面对这种无理责难、无情打击，刘志丹泰然处之，在王世泰坚持不当团长的情况下，鼓励王世泰说：“边干边学嘛！你打了几年仗，总算是个老兵吧，我要不离开，会帮你的。”②他积极协助王世泰做好工作，安抚情绪，起草训令，整顿军纪，尽一切可能维护部队团结。刘志丹的行为得到了战友们的一致称赞，虽然他没有正式职务，但大家都亲切地称他为“我们的参谋长”③。 　　在后来陕北的错误“肃反”中，刘志丹、高岗、习仲勋、张秀山、马文瑞、杨森等原红二十六军和陕甘根据地的领导人被诬陷为“右派反革命”，被捕关押，受尽折磨。一次，错误“肃反”的执行者刑讯陕甘根据地的主要领导人张秀山，张秀山宁死不招供，慷慨地说：“我死，没有问题！二十六军创造不易，它是许多同志用头颅换来的呀！”审到最后，张秀山放声痛哭着呼喊：“你们可怜可怜二十六军罢！这里边的干部全是好的呀！”④张秀山忠勇刚烈的气概，就连错误“肃反”的执行者也受到极大震撼，开始怀疑陕北“肃反”“肯定是弄错了”“这里恐怕有冤枉吧！”⑤ 　　在错误“肃反”中，当刘志丹看到逮捕自己的密令时，出于坚强的党性和对革命的忠诚，他宁肯牺牲自己，也不愿意看到党的分裂和红军的自相残杀，给敌人以可乘之机。他自己前去就被关押起来。幸有党中央和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派人将受诬被捕的同志全部释放。刘志丹胸怀坦荡，毫无怨言，但一些获释的干部因蒙受不白之冤而愤愤不平，他告诫大家：“中央来了，今后一切事都好办了。”还说：党内问题不必性急，要忠诚为党工作，让党在实际行动中鉴定每个党员。大家不要再记前仇，应该想大局、想团结，在党中央的领导下，把革命工作做好，再不要提这回事了。对此，党中央予以高度评价：刘志丹等所坚持的政治路线和立场是正确的，当陕北肃反问题未彻底弄清楚时，他们一贯地把握了布尔什维克的立场和态度，这是值得我党同志们学习和效法的。 　　善与人同 肝胆相照 　　土地革命战争中期，在党的统一战线工作受到“左”倾错误严重干扰的情势下，刘志丹和他的战友们在建立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的同时，结合当地敌、我、友的实际，十分重视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并取得了显著成就。刘志丹的老战友习仲勋曾回忆说：刘志丹经常告诉我们，搞革命朋友越多越好，敌人越少越好。多一个朋友，我们就增加一份力量，少一个敌人，敌人就减少一份力量。为此，刘志丹提出了“搞革命斗争要采取三种形式，即‘红色’(组建自己的武装)、‘白色’(做白军工作，争取国民党部队里的进步分子和爱国人士)、‘灰色’(做土匪工作，改造哥老会，收编山大王)”⑥。刘志丹运用“三色”理论开展了对各种社会力量的统战工作，使他们弃暗投明，为我所用。对地方民团的统战工作，采取团结自发组织的民团，争取保持中立的民团，消灭极端反动的民团的政策；对土匪的统战工作，采取收编倾向进步的土匪武装，改造投奔革命的土匪武装，彻底消灭政治土匪和惯匪的政策。对哥老会的统战工作尤为成功，既同情哥老会的处境和遭遇，也照顾和保护哥老会成员的利益，最终争取哥老会首领的支持，孤立了哥老会中的反动分子。党中央到达陕北后，对陕甘边根据地重视改造哥老会的工作予以肯定。对一时不了解共产党政策的知识分子，刘志丹、习仲勋等也十分尊重他们，晓之以理，当他们知道共产党和根据地的真相后，都点头称赞：“上面把你们说成是反贼，我也以为你们是草莽英雄，胡闹哩。你们原来都是治世英才。”⑦在刘志丹和他的战友们影响下，一些有威信的知识分子也参加了革命，群众说：“共产党本领真大，人们都愿意跟他们走。”由此可见，坚持从实际出发，正确分清敌友，正确化敌为友，是陕甘根据地得以发展的重要原因和成功经验，也为党的统一战线策略思想提供了丰富的内容。 　　中国革命的发动，人民对革命的支持，是中国共产党人艰苦细致的工作取得的。在陕甘边根据地众多的领导人中，习仲勋就是密切联系群众的共产党人之一。在创建照金苏区时，习仲勋深入细致做调查研究和群众工作，在这里相继组织起农会、贫农团、赤卫队、游击队，发动群众进行分粮斗争，实行分土地、分粮食、分牛羊、戒烟、戒赌、放足等政策。当年亲历这段历史的红二十六军第二团团长王世泰曾回忆：习仲勋是筹建根据地民主政权的主要负责人，大量的工作是习仲勋做的，大大小小的事情都得他去过问。凡熟悉这段历史的同志，都为仲勋扎实的工作作风、任劳任怨的品德、身先士卒的精神所感动，认为他是搞地方工作的一个典范。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在合水县莲花寺成立后，习仲勋和特派员张策受刘志丹之命，深入到阎家洼子、东华池、南梁堡，村村开会，逢人讲演，发动群众配合游击队去分牛羊，还组织健全了二将川、白马庙川、豹子川等地群众组织。春节过后，这里相继成立了农民联合会、赤卫队、贫农团、雇农会等，初步形成了主力红军、地方游击队、群众武装相结合的三位一体的游击战争武装体系。后来，习仲勋以热情洋溢的文字回忆当年的情景：“红军横扫陕甘边的反动武装，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根据地建立起来了。当地的小伙子见红军回来了，高兴地唱起了信天游：‘鸡娃子叫来狗娃子咬，当红军的哥哥回来了’。”⑧由于习仲勋突出的成绩和出色的才能，在1934年2月红四十二师组织召开的群众大会上，他被选举为陕甘边革命委员会主席。这年11月，在陕甘边区工农兵代表大会上，习仲勋当选为陕甘边苏维埃政府主席，这时他刚满21岁。 　　习仲勋担任陕甘边苏维埃政府主席，得到刘志丹等边区领导的支持和鼓励，更受到根据地军民的真诚爱戴。习仲勋深感身上的担子更重了，经常深入实际，深入群众，了解群众冷暖。在他的主持下，陕甘边政府不仅制定了土地政策、财经政策、军事政策、社会政策、肃反政策、知识分子政策等“十大政策”，而且他利用一切机会，走村串户，了解这些政策的贯彻执行情况。时任政府秘书长的蔡子伟曾回忆：几乎每逢集市，习仲勋和我们几个人都要出去转一转，听取老百姓各种意见反映。每次群众总是把我们围拢起来，问这问那，亲热极了。群众纷纷赞扬：共产党和国民党就是不一样！ 　　陕甘边根据地的历史已成为记忆，当年的“人物群体”也先后作古，但南梁精神依然犹存，激励来者。随着历史的变迁和岁月的流逝，我们应当深深地思考：当年陕甘边根据地何以在全国诸多革命根据地中独树一帜，“硕果仅存”；当年的根据地的“人物群体”何以受到人民群众衷心的爱戴和信赖。毛泽东曾经指出：“一切政治的关键在民众，不解决要不要民众的问题，什么都无从谈起。要民众，虽危险也有出路；不要民众，一切必然是漆黑一团。”⑨由此可见，党的宗旨、目标、使命实现的唯一途径，是群众的参与和支持；党性、党员先进性评判的唯一标准，是群众的公认。今天，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两个一百年的“中国梦”，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历史任务，党同样离不开广大人民群众的参与和支持。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是党始终保持生机与活力的重要源泉。 　　①习仲勋：《群众领袖，民族英雄》，原载《人民日报》1979年10月16日。 　　②王世泰：《刘志丹与陕甘边根据地》，原载《刘志丹纪念文集》，军事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10页。 　　③习仲勋：《群众领袖，民族英雄》，原载《人民日报》1979年10月16日。 　　④吴殿尧、宋霖：《朱理治传》，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125页。 　　⑤吴殿尧、宋霖：《朱理治传》，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126页。 　　⑥刘志学主编：《红都情深》(中册)，陕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52页。 　　⑦习仲勋：《难忘的教诲》，原载《人民日报》1993年10月24日。 　　⑧习仲勋：《群众领袖，民族英雄》，原载《人民日报》1979年10月16日。 　　⑨《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02页。 　　 刘志丹将军与刘志丹精神论集/梁星亮，姚文琦，刘志学主编.—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