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现在的位置：首页 > 西北革命根据地主要创始人 > 刘志丹 > 全文图书 > 刘志丹将军与刘志丹精神论集

刘志丹与谢子长的革命情谊

侯卫刚

侯卫刚 　　(中国延安干部学院)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进入极其艰难的历史时期。刘志丹和谢子长也从这时期起领导西北的革命武装和人民群众英勇奋斗，百折不挠，创建了西北红军和西北革命根据地。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在全国革命根据地丧失殆尽的情况下，这块根据地成为中央红军和各路红军长征的落脚点和出师抗日出发点。就在这段奋斗的历程中，刘志丹和谢子长两位革命家，有时并肩作战，有时分别活动，但是他们的革命志向始终如一、坚定不移。他们两人不论革命情谊或个人关系都是亲密无间的，彼此之间既能坚持原则、顾全大局，又能互相谅解、互相帮助，体现了共产党人团结奋斗的合作精神和真诚的革命情谊。 　　一、对党和人民革命事业的无限忠诚是他们崇高友谊的基础 　　道不同不相与谋，共产党人的革命情谊在于事业，在于共产主义信仰。共同的事业和信仰，让两位英雄共同奋斗，互相扶持，团结互助。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人民革命斗争进入最艰苦的年代。党的“八七”会议提出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的总方针。中共陕西省委“九二六”会议也提出：共产党员“到国民党军队中去”，做艰苦的工作，争取国民党军队起义、倒戈、哗变，“培植革命的军事基础”，“借水养鱼”，以建立中共领导的人民武装，实现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身为共产党员的刘志丹、谢子长并没有被当时的白色恐怖所吓倒，他们按照“八七会议”和陕西省委的指示，先后发动和领导清涧起义、渭华起义等武装起义，并利用军阀混战的有利条件，先后进入苏雨生、谭世麟等军阀部队从事“兵运”工作。然而由于这些起义部队没有很好地和群众特别是农民群众结合起来，取得群众的支持和拥护；也没有和红军结合起来，建立巩固的根据地，没有坚强的依托和回旋的余地，因此这些起义和兵变均遭失败。 　　这些失败并没有使他们气馁，丧失信心，反而让他们认识到建立革命根据地和独立武装的重要性。刘志丹、谢子长等同志总结经验教训，经过不懈努力，建立了党直接领导的革命武装反帝抗日同盟军、陕甘边游击队、陕北游击队、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等革命武装力量和陕甘边、陕北根据地。 　　刘志丹和谢子长在大革命失败后，继续坚持革命，实事求是，开拓创新，并最终建立西北红军和西北革命根据地，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他们具有坚定的革命理想信念，这个理想信念也是他们革命情谊最重要的基础。 　　二、团结奋斗的合作精神、真诚为党的革命情怀是他们革命情谊的最大体现 　　1930年以前，整个陕西党的组织和党的领导还都是统一的，1930年后，由于形势发展和斗争需要，党、政、军组织就形成了陕北和陕甘边两个部分。虽然两个部分在组织名称、武装力量的建制、根据地的建设以及领导关系等各方面不相同，但两个部分始终互相帮助、互相支援、亲如兄弟、情同手足。特别是作为两个部分领导者的刘志丹和谢子长，不论革命情谊或个人关系都是亲密无间的。他们既能坚持原则、顾全大局，又能互相谅解、互相帮助，体现了共产党人团结奋斗的合作精神和真诚的革命情谊。 　　刘志丹、谢子长长期在一起战斗、生活，始终保持着革命的战斗情谊。渭华起义时，刘志丹任西北工农革命军军事委员会主席，谢子长任西北工农革命军军事委员会委员兼革命军第三大队大队长。在苏雨生部从事兵运工作时，谢子长被任为苏雨生部第十一旅的旅长，刘志丹被任命为第九旅第十六团的中校副团长(后又提升为十九团的团长)。1930年10月，陕北特委在绥德合龙山召开的特委第五次扩大会议，讨论如何贯彻党的路线、举行革命暴动问题，谢子长和刘志丹被任命为中共陕北特委军事行动委员会正、副总指挥。在甘军谭世麟部从事兵运活动时，谢子长担任直辖第三团团长，刘志丹在谢团担任第六营营长。 　　1931年10月，陕北游击支队与南梁游击队在南梁会师，合编为西北抗日反帝同盟军，谢子长为总指挥，刘志丹为副总指挥。1932年2月，西北反帝同盟军在甘肃合水县三嘉塬正式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中共陕西省委军委任命谢子长为总指挥，刘志丹为副总指挥。刘志丹、谢子长带领陕甘游击队经历了极为艰苦的斗争历程，在四周白色政权包围之下，在敌人四面“围剿”之中，转战南北，驰骋东西，参加大小战斗数百次，消灭敌人有生力量几千人，为创造建立红二十六军和陕甘根据地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1934年7月，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总指挥部成立，谢子长担任总指挥。7月23日，谢子长、郭洪涛率领陕北游击一、二、五支队的主力和200多名赤卫队员南下到达南梁堡，与刘志丹率领的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会晤，并参加了陕甘边特委召开的阎家洼子会议。会上，决定由谢子长任红二十六军第四十二师政委。两支兄弟部队互相学习、取长补短，体现了无产阶级的战斗友谊。 　　阎家洼子会议之后，红二十六军派王世泰率领红二十六军第三团北上，配合谢子长率领的陕北游击队粉碎了陕、甘军阀对陕甘根据地的第一次“围剿”。 　　1935年1月21日，刘志丹到赤源县的水晶沟亲自探望重病养伤的谢子长，二人就陕北和陕甘两个根据地党和军队的统一领导及粉碎敌人第二次反革命“围剿”问题，就成立中共西北工委和西北军委等领导机构问题，就两支红军的统一指挥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并且取得了完全一致的意见，但在西北军事委员会主席人选问题上却互相谦让，谢子长主动提出要刘志丹担任，刘志丹再三谦让要谢子长兼任。最后谢子长说，他是西北军事特派员，就决定刘志丹担任西北军委主席。后来在联席会议上，刘志丹还是提议，选举谢子长担任西北军委主席，他任副主席并兼任前敌总指挥。直到谢子长去世后，刘志丹才继任西北军委主席。① 　　西北工委和西北军委的成立，为实现陕北和陕甘两个根据地党的领导和军事指挥的统一奠定了基础，真正显示了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奋斗的合作精神。所以说，没有以刘志丹为领导的陕甘根据地和以谢子长为领导的陕北根据地的广大共产党员在革命斗争中不计名利得失的真诚合作和互相帮助，就没有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创建。 　　三、始终坚持党的领导，以党的利益为重，顾全大局、忍辱负重，消除“左”右倾错误的影响，实事求是、开拓创新，建立并形成了根据地坚强的领导集体，这是刘志丹和谢子长为西北红军和西北根据地建立做的最重要的贡献，也是他们共同奋斗的最大成果。 　　坚持和改善党对根据地和红军的正确领导，是陕甘边根据地之所以会“硕果仅存”的一条最根本的经验。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党和红军领导人始终坚持革命信念不动摇，坚决服从党的统一领导，无论是面对“左”倾错误领导者的无端指责和降职，还是内部的意见分歧和争论，甚至被错误“肃反”、身陷囹圄，他们都能以革命大局为重，始终保持坚定的党性原则和高度的组织纪律观念，最大限度地维护党和红军的团结，保存了革命力量，巩固和发展了革命根据地。② 　　1932年，在“左”倾错误指导下的陕西省委一再要求已经在南梁地区开辟了根据地的陕甘游击队南下关中平原，开辟根据地，为了维护大局，谢子长、刘志丹等遵照陕西省委的指示，挥师南下，进军关中，执行在平原创建根据地的任务，但遭受到强敌的围攻，无法立足，几次南下受挫后，陕甘游击队退回陕甘边境继续游击战争。而在此时，陕西省委派来的政治委员李杰夫要求继续南下，并提出：愿南下者跟我们走，愿北上者跟刘志丹走。刘志丹等坚决反对“分家”，经过耐心细致的工作，统一了部队的思想，最终决定坚持在陕甘边区开展游击活动，伺机向南北发展，从而避免了分裂，维护了团结。 　　1932年12月20日，时任陕西省委书记的杜衡来到陕甘游击队召集党员会议，宣布省委改编陕甘游击队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第二团的决定，指责刘志丹、谢子长等在陕甘边区创建根据地的正确主张是“右倾机会主义”“游击主义”“梢山主义”“逃跑主义”，并撤销了他们的领导职务，强令远到上海临时中央“受训”。24日，部队举行改编授旗仪式，杜衡宣布自任军政委和团政委，王世泰任团长。 　　刘志丹、谢子长以高度的党性原则，坚决服从省委的决定。但又考虑到杜衡不懂军事，为了让红军少受损失，在谢子长和广大指战员的强烈要求下，刘志丹留在了队伍，谢子长去上海临时中央“受训”。面对这种打击，刘志丹顾全大局，表现出坚强的党性，他积极协助王世泰做好工作，帮助起草了《政治工作训令》和纪律条例，尽一切可能维护部队的团结。刘志丹的行为得到了部队指战员的一致称赞，虽然他没有正式职务，但大家都亲切地称他为“我们的参谋长”。 　　1933年，在刘志丹、习仲勋等为代表的陕甘边区党和红军的不懈努力下，创建了照金苏区，革命事业有了新的发展。但是，杜衡继续坚持“左”倾错误方针，强令红二十六军第二团南下渭华，结果使党在陕甘边区创建起来的第一支红军主力几近全军覆没，给陕甘边区的革命事业造成了巨大损失。杜衡等人被捕叛变后，陕西省委和陕甘各地的党组织都遭到敌人的破坏，大批共产党员牺牲在敌人的屠刀下。在这紧要关头，中共陕甘边区特委领导人习仲勋等于8月14日主持召开陈家坡会议，纠正了党和红军部分干部中出现的右倾悲观错误倾向，成立了陕甘边区红军临时总指挥部，确定了积小胜为大胜的游击战术，坚持在陕甘边区开展游击斗争，保证了党对陕甘边区革命事业的统一领导，使陕甘边区的革命事业度过了最危险的时刻。 　　在杜衡“左”倾冒险主义破产后，刘志丹、王泰吉、习仲勋等以毛泽东红色政权理论为指导，紧密联系西北革命斗争实际，做出了向南梁进军等重大战略决策，使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得以继续发展，也使毛泽东红色政权的理论最早在西北地区得到具体体现。所以，在当时有“南有瑞金，北有照金”的说法。③ 　　正是因为以刘志丹、谢子长为代表的陕甘边区党和红军领导人具有坚强的党性，胸怀博大，襟怀坦荡，忍辱负重，严于律己，才维护了党和红军的团结，消除了“左”右倾错误的影响，使整个根据地始终保持着坚强的领导核心，形成了巨大的凝聚力、向心力和战斗力，为根据地得以“硕果仅存”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和组织基础。 　　四、面对分歧，顾全大局，坚持信念不变 　　刘志丹与谢子长都是具有坚定理想信念的革命战士，他们在一起奋斗的过程中，团结奋斗、真诚相待，但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分歧。下面两个重要事件可以说明两个人之间的分歧： 　　第一，1932年的“三嘉塬缴枪事件”。1932年南梁支队与陕北游击支队合编为西北反帝同盟军，谢子长任总指挥，刘志丹任副总指挥。同年初，西北反帝同盟军在甘肃正宁县三嘉塬进行整编，期间，发生“三嘉塬缴枪事件”，缴了包括刘志丹在内的整个二支队三个大队的枪，开除了刘景范，打死了二支队的几个人，刘志丹被软禁。这是刘志丹与谢子长就部队的整编问题分歧而发生的令人痛心的事件，刘志丹对此做法有意见。当天晚上谢子长和刘志丹睡在一个炕上，继续谈心，但刘志丹仍旧想不通，于是刘志丹去西安向省委说明情况，直到4月中旬再次返回陕甘边。1986年在中共中央有关文件中明确指出：“三嘉塬事件，不论是谁的决定，都是不对的，好在这支队伍中许多同志以大局为重，始终坚持革命，为西北革命和红军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刘志丹同志是其中的杰出代表。”④ 　　第二，阎家洼子联席会议上的两封指示信。1934年7月，在南梁阎家洼子召开的陕甘边特委、红二十六军、陕甘边游击队总指挥部和陕北游击队总指挥部联席会议上，谢子长宣读了上海临时中央局、中央北方代表给红二十六军的两封指示信，指责红二十六军和陕甘边特委犯有“右倾机会主义”“逃跑主义”“梢山主义”“枪杆子万能”“浓厚的土匪色彩”等错误。刘志丹、习仲勋等从大局出发，集中精力讨论和研究如何配合陕北游击队开展第一次反“围剿”斗争问题，决定由谢子长任红二十六军第四十二师政委，并派红四十二师第三团随其北上，协助粉碎敌人的“围剿”。红二十六军在自身给养十分困难的情况下，还给陕北游击队提供了100余支步枪、弹药和数百银元的经费支援。 　　在刘志丹、习仲勋的努力下，阎家洼子会议取得了积极成果，加强了陕甘边与陕北两地党组织和红军的联系，为两个区域协调配合反“围剿”斗争打下了坚实基础。红四十二师第三团到达陕北后，与陕北游击队密切配合，四战四捷，为粉碎敌人对陕北的第一次“围剿”做出了贡献。⑤ 　　从这两个事件中，我们可以看到，刘志丹与谢子长之间有分歧，然而这种分歧不是私人恩怨，而是与当时的党内政治环境有关，与根据地现实的情况有关，而且我们也可以看到，尽管有分歧，但是他们彼此还是以大局为重，继续信任尊重对方，坚持革命，这是两个人党性坚定的体现。 　　1935年2月21日晚，谢子长在灯盏湾逝世，终年38岁。谢子长逝世后，刘志丹万分悲愤。他要求部队对谢子长逝世的噩耗绝对保密，到哪里都要打谢子长的旗号，大张旗鼓说是谢子长的队伍。他说：“就能给群众壮胆，使群众受到鼓舞，同时，反动派一听老谢还活着，必然闻风丧胆。这么干对革命有利。”⑥ 　　五、刘志丹、谢子长革命情谊对我们的启示 　　英雄已逝，但他们之间这段英勇悲壮的革命情谊对我们当前加强党员领导干部理想信念建设、正确处理同事之间、上下级之间的关系都有着重要的启示作用。 　　第一，不断加强个人道德品格建设是每位党员领导干部不懈的追求。刘志丹和谢子长高尚的人格魅力是我们每一位党员学习的楷模。作为新时期的党员领导干部，就要有积极向上的人格追求，要自觉摆脱名利的束缚，以坦荡的心胸把真挚、纯朴、深厚的感情倾注在同志和群众身上，做到有容人之量、忍让之风、助人之德，使同志间情感交融、思想共鸣，营造和谐的工作生活环境，更好地凝聚人心干事业。 　　第二，具备大局意识和大局观念是党员领导干部必备的政治素质。刘志丹和谢子长的大局意识和大局观念是我们的榜样。作为新时期的领导干部，同样也要树立正确的大局观，这就要求我们要站高一些，看远一些，不能只看到自己的鼻子尖、眼皮下。讲大局，就是要服从大局，服从全局利益。就全党而言，就是要服从中央的决策、决定和决议，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围绕既定的目标抓好落实；就个体而言，就是要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想方设法把每个人手头上的工作做好。作为每个党员领导干部只有具备了大局观念，他才能够围绕一个共同目标、站在一个共同立场上来思考问题，看待问题。 　　第三，牢记宗旨使命，坚定理想信念。中国共产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刘志丹和谢子长的革命情谊就是建立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基础上的，他们对党和人民的事业无限忠诚的精神是我们共产党人永远的表率。每一个共产党员和要求入党的积极分子，都要深刻理解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科学内涵，始终坚持和自觉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新的形势下，要更加自觉地践行群众路线，抵制各种诱惑，切实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 　　总之，刘志丹和谢子长这段雄浑悲壮的伟大的革命情谊，是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实践历史的集中体现，它跨越时间的长河，永远为后世所传诵所敬仰，并将永远定格在历史的记忆中，党和人民将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历史功绩。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为主的陕西共产党人在带领人民群众建立西北根据地的革命斗争实践中形成的独立自主的探索精神、团结奋斗的合作精神、敢于牺牲的献身精神和对党和人民的革命事业无限忠诚精神将激励我们后辈不断前行。 　　①谢绍明口述，王凡、东平整理：《我那红色年少的日子——访谢子长之子谢绍明》，原载《名人传记(上半月)》2008年第11期。 　　②陕甘边根据地与中国革命研究课题组：《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硕果仅存”的历史必然性》，原载《中共党史研究》2011年第10期。 　　③万生更：《照金精神探析》，原载《党史博采》2010年第4期。 　　④张秀山：《我的八十五年——从西北到东北》，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40页。 　　⑤张秀山：《我的八十五年——从西北到东北》，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74—76页。 　　⑥强铁牛：《奠基大西北——谢子长与中国革命》，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10年版，第359页。 　　 刘志丹将军与刘志丹精神论集/梁星亮，姚文琦，刘志学主编.—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