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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志丹传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 中共延安地委党史研究室

刘志丹，名景桂，字志丹。1903年10月4日出生于陕西省保安县金汤镇。祖父刘士杰是清同治年间的拔贡，秉性刚直，喜欢打抱不平，颇受乡亲敬重。父亲刘培基是乡里的秀才，志丹出生时，他在金汤小学教书，后转而经商，一度担任地方民团文职副官。志丹6岁后，随母回到金汤镇北30里的山村老家楼子沟，在这里度过了他的童年。稍长，就读于永宁山本县县立高等小学堂。由于军阀官僚和豪绅地主的残酷统治，陕北人民生活极端贫困。志丹自幼生活在群众之中，目睹家乡饿殍遍野、民不聊生的凄惨景象，十分同情穷苦人民，他和家里的长工张万银关系很好，亲昵地称张为“干大”(对长辈的一种尊称)，有空即随张一起上山劳动。张万银也很喜欢志丹，常向他讲说贪官豪绅的罪恶，加以陕北一带，李自成等农民起义领袖为民除害的故事又流传甚广，这些都孕育了少年志丹对旧势力仇恨的种子。志丹勤奋读书，立志改变社会上的不平等现象，但究竟怎样才能达到目的，却还是茫然的。小学毕业后，十八九岁的志丹，抱着朦胧地改造社会、复兴中华的愿望，于1922年徒步来到离家六七百里的榆林，考入陕北联合县立榆林中学。时值五四运动之后，新思潮的影响逐渐波及偏僻的陕北，志丹迅即跟上时代的潮流，从此开始了他艰苦奋斗的革命生涯。 　　在时代的激流中成长 　　榆林中学是当时陕北23县唯一的一所中学，在文化落后的陕北高原要算是最高学府了，但浓厚的封建教育仍然充斥着这个学校。校长杜斌丞是个爱国人士，为了振兴教育事业，他力主改革校政，设法延聘名师，志丹入学后，正是魏野畴、李子洲、呼延震东等进步教师陆续来校任教的时候。由于他们积极传播新文化、新思想，榆林中学的面貌开始改观，逐渐变得活跃起来了。志丹因为和魏野畴、李子洲等共产党员教师经常接触，深受他们的熏陶和影响，如饥似渴地阅读《向导》、《新青年》等进步书刊。李大钊等革命先驱的马克思主义观和对未来世界的憧憬，常常使他激动得彻夜难眠。不久，榆中学生在魏野畴帮助下发起组织学生自治会，1923年后，志丹当选为会长。在他的主持和进步老师的指导下，学生会积极开展各项活动：推销革命书刊，组织了社会科学研究会、文学研究会、时事研究会、剧社、画社等团体，开办了平民小学，同陕北军阀井岳秀操纵的土封建迷信组织同善社作斗争，并胜利地领导了榆中学生反对旧势力的一次罢课风潮。后来旅京陕西学生进步组织——共进社发展到榆林，志丹立即成了这个组织的骨干成员。他积极参加各项政治活动，亲自带头演话剧和为刊物撰稿，并以学生会名义，发动“非基督教运动”，揭露帝国主义利用教堂进行文化侵略、搞间谍活动的罪恶，劝说学生中的教徒退教，表现十分活跃。1924年冬，李子洲、王懋廷在陕北建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支部，志丹等成为榆中第一批团员。不久，转为共产党员①。从此，他的眼界更加开阔，对学生运动的领导更为得力。6月上旬，上海“五卅”惨案的消息传到陕北，志丹立即组织榆中学生积极响应，上街游行示威，开展援沪募捐，宣传抵制日货，进行街头讲演，声讨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罪行。反帝反封建的爱国热潮，使闭塞的陕北高原顿时沸腾起来了。 　　志丹在陕北学生运动中，一开始就显示出他的组织才能。1925年7月，他被选为陕北学生联合会代表，赴三原参加全省学生代表会议和共进社第二届代表大会。因交通不便，旅途延误，到三原时学代会已经结束，只赶上参加共进社的会议，被选为该会第一审查委员会委员。他在会上作了关于榆林地区共进社活动情况的发言，并满怀激情地为大会题词：“共进！共进!同志引着被压迫民族向帝国主义者进攻!不惜牺牲，杀开血路!前途自有光明与幸福！”表现了高昂奔放的革命热情，充满了对未来前途的无限信心。 　　1925年秋，广东处于革命高潮，党组织决定选派志丹等去黄埔陆军军官学校学习。这时，他中学尚未毕业，校方不准退学，家庭也希望他毕业后再去。但志丹的心早已奔向当时的革命中心，便说服家庭，冲破了校方的阻拦，断然离开榆中，绕道山西，经京津乘船南下，于是年冬到达广州。翌年初，进入黄埔军校第四期步兵科。黄埔军校是孙中山在苏联帮助和中国共产党合作下创办的一所革命军事学校，充满着革命救国的热烈气氛。志丹到后，眼界为之一新，和政治教官恽代英、肖楚女，政治部宣传科长王懋廷及留校工作的第一期学员陈赓、唐澍等同志交往甚密。在党组织的教育和同志们的关怀下，他热情学习，政治上也十分活跃。由于不服水土，一度曾患重病，医生让他休学，但他意志坚强，重病后仍坚持学习，不曾稍怠。 　　1926年秋，志丹在黄埔军校毕业，随军东征。这时，冯玉祥从苏联回国，成立国民军联军，在绥远五原誓师参加国民革命，要求我党选派干部到其部队工作。冬，志丹奉命被派往国民军联军第四路军马鸿逵部，任党代表兼政治处长。马部多系回民，实行的是封建家长制和雇佣军事教育，一说要打仗，从上到下，都伸手要钱。但由于回民尚武，骑兵较多，这支部队还有一定的战斗力。志丹到任后，耐心地向马鸿逵进行说服工作，指出：参加革命的军队，就要有革命的行动。征得马的同意，志丹在军、师、团、营逐级建立政治工作机关，制定新的军容风纪，又开展了新式练兵。回民战士和下级军官大都出身穷苦，灌输革命思想后，觉悟迅速提高。这支部队后来在解围西安，东出潼关，会师中原的战斗中，行动迅速，作战有功，这与志丹所做的政治思想工作是分不开的。 　　次年春，豫陕正处在革命高潮中，被赶出陕境的吴佩孚余孽刘镇华部，还盘踞豫西山区作乱，志丹作为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总司令的代表，去豫西收编刘镇华的军队。刘镇华阴险狡猾，不愿接受改编，但又怕得罪冯玉祥，尔后对已不利，便企图以重金收买刘志丹，要志丹在冯玉祥面前替他说好话。刘志丹立场坚定，严词怒斥刘镇华的收买阴谋，使其狼狈不堪，不得不答应接受改编。     　　时势造英雄。志丹这时虽只有23岁，但因为他一入党就完全置身于党的领导之下，性格坚强，勇于进取，乐于迎着一个又一个的风浪前进，所以很快成长起来了。 　　渭华起义展红旗 　　1927年春夏之交，蒋介石背叛革命。6月下旬，冯玉祥追随蒋介石反共，也在军队实行“清党”。他借“集训”为名，下令将刘志丹、宣侠父、方仲如、刘贯一等几十名在该部从事政治工作的共产党员扣押于开封，逐个进行“审查”。冯玉祥威逼共产党员“必须宣言脱离共党，听国民党之领导，守国民党之规则”②，否则要“查明枪决”③。志丹等毫不畏惧，断然拒绝了这一无理要求。7月中旬，冯玉祥下令将这批党员押送出境，原想借湖北反动派之手杀害之。志丹等20余人便被分别装进两辆闷子车，送出武胜关，甩在湖北孝子店车站。这些共产党员机警地躲过了敌人的暗算，设法到武汉去找党。到武汉后，始知武汉政府亦已叛变，遂又辗转通过地下关系找到了党组织。按照党的指示，大部分同志被派往苏联，一部分参加南昌起义，志丹奉命回陕，担任省委交通，往返于上海和豫陕间，进行联络工作。 　　1927年9月26日，陕西省委召开扩大会议。这次会议根据党中央“八七”会议精神，在革命的紧要关头，纠正了陕西党组织内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总结了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党领导陕西人民进行革命斗争的经验教训，决定实行策略上的转变，并通过了农民斗争和军事运动等九项决议案，强调党必须掌握武装力量，组织革命兵变，准备武装起义。 　　1928年1月上旬，陕西省委进行改组，撤销了犯有右倾错误的原省委书记耿炳光，改选潘自力为书记。新省委成立后，接连发出党内通告，部署武装起义，并具体划分了陕西各地的暴动区域。通告强调武装部队的起义必须与农民运动相结合，指示建制上接受军阀李虎臣收编、实际上由我党控制的新编第三旅许权中(中共党员)部积极准备起义。与此同时，志丹、唐澍、廉益民、吴浩然、谢子长等，陆续被派往该旅加强领导工作。志丹等根据中央和省委指示精神，在许旅驻地洛南三要司和河南卢氏一带，帮助地方党组织开展农民运动，恢复和发展农民协会，建立赤卫队，培训革命武装骨干，开展反对土豪劣绅的斗争，并公审和处决了几个恶霸地主，迅速扩大了革命影响。3月，渭华地区因“宣化事件”④出现了新的革命形势，陕西省委决定首先在这个地区发动起义，为了加强领导，正式成立陕东特派委员会，刘继曾为书记。4月6日，陕东特委根据省委关于渭华暴动的《行动大纲》，具体制定了起义计划。与此同时，省委又转发了1927年冬中央致朱德的信，强调革命军队一定要脱离军阀部队，作农民暴动的“副力”；并指示许权中旅迅速扩大力量，以配合渭华农民起义。这时，李虎臣乘冯玉祥主力离陕参加军阀混战之际，发动了反冯战争，企图独霸陕西。李除以大部兵力围攻西安外，并调驻商洛地区兵力进攻潼关。唐澍、志丹等在陕西省委书记潘自力和组织部长李子洲的支持下，5月10日夜率领部队撤离潼关，开赴华县高塘，和5月1日在渭南崇凝镇已经爆发的农民暴动相结合，正式宣布起义，后在高塘举行了盛况空前的军民联欢大会，热烈庆祝工农革命军的诞生。志丹在大会上发表讲话，他通俗地说明了社会上贫富不均的原因，指出：要想不受穷，只有起来闹革命。大会正式宣布了西北工农革命军的诞生，志丹任军事委员会主席，唐澍任前敌总指挥，刘继曾任政治委员，许权中任军事顾问，革命军近千人，下分4个大队、1个赤卫队和1个骑兵分队。革命军所到之处，大力帮助农民群众开展反对地主豪绅的斗争，进一步推动了渭华起义的发展，很短时间内，东起少华山，西至临潼县，南靠秦岭，北到西(安)潼(关)公路200多平方公里地区的反动政权被基本摧毁，打土豪，分财物，建立苏维埃政权的革命运动搞得热火朝天。农民群众热情歌唱：“不爱银子不爱财，光爱工农苏维埃；不爱金子不爱钱，光爱人民新政权”。 　　渭华地处豫陕交通要道，向为兵家必争之地。党领导革命军民在这里发动起义，使敌人大为惊恐。因此，从6月上旬开始，敌军先后向这里发动了3次大规模的军事进攻。由于起义军民团结奋战，头两次进攻均被胜利粉碎。6月19日，敌人又调集了孙连仲等3个师的兵力，在宋哲元指挥下，分左、中、右3路向革命军发动第三次围攻。因敌进攻兵力过强，我军原计划转移陕北的路线已被切断，根据情况的变化，革命军决定向南山撤退，以保存力量。为了阻击敌人，志丹率部在高塘附近骆驼渠的半坡上，和宋哲元亲自指挥的中路敌军1个师作战。骆驼渠是革命军司令部的前沿阵地，敌人用重炮连续轰击，战斗十分激烈，面对数倍于己之敌，志丹镇定自若，一面指挥革命军英勇阻击，一面掩护司令部和伤病员迅速撤退，多次击退敌人的进攻，形成对峙局面。与此同时，在唐澍的指挥下，五六百手持长枪、锄头的农民，英勇地击退了自赤水西川进攻的敌人。革命军在完成阻击任务后，于22日相继撤退至洛南两岔河。但立足未稳，又遭李虎臣部5旅之众的进攻，唐澍壮烈牺牲，革命军被迫转移蓝田山区，只剩下不到200人。渭华起义失败了。7月初，根据省委指示，陕东特委在蓝田张家坪召开军事会议，志丹在总结失败原因时指出了以下几点：1.光杆斗争；2.军事冒险；3.脱离群众；4.烧杀政策⑤。严肃指出了这次起义中政策上一些“左”的错误。会后，志丹和子长等回省委汇报工作，一部分同志离开部队分散活动，部队由许权中率领，离陕开赴河南确山地区，途中在邓县失利，全军覆没。     　　渭华暴动虽然失败了，但它是大革命失败后，西北地区爆发的一次农民运动和军队配合的大规模武装起义，它打击了国民党在陕西的反动势力，扩大和加深了党在群众中的影响，培养和锻炼了一批革命骨干，为志丹、子长等后来在陕甘、陕北领导武装斗争，创立革命根据地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教训。 　　出生入死的兵运工作 　　1928年7、8月间，志丹等冒着敌人通缉的危险，化装潜回西安，向省委汇报了渭华起义的情况和失败的经验教训。秋，省委派志丹和子长等回陕北工作，任命志丹为中共陕北特委军事委员会书记。志丹在途经家乡保安时，曾和当年榆中同学、保安县党组织负责人王子宜及皖北暴动失败后回到家乡闹革命的曹力如一起，整顿地方党的组织。他们利用党员担任县教育局长职务的方便，安排党员和进步人士到全县7所小学，以学校为立足点，开展革命工作。冬，志丹到达陕北特委所在地——榆林，参加特委工作。特委负责人杨国栋慑于国民党的白色恐怖，主张只做点宣传工作，不搞武装斗争，甚至荒谬地提出党组织暂时停止活动。志丹和特委其他成员一起，同这种右倾错误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1929年春，志丹返回保安，根据陕北特委第二次代表大会关于派大批党团员打入军阀部队开展兵运工作的决议，开始以主要精力从事兵运活动。当时，保安民团团总路仰之横行乡里，群众恨之入骨，县长及地方上一些士绅与路也有矛盾。志丹和王子宜、曹力如一面分头联络士绅们，争取他们赞成改选民团，一面揭露路仰之欺压老百姓的罪行，鼓动广大群众到县长那里告状，要求改选团总。县长迫于人民压力只好答应改选。党组织又通过社会关系提出志丹、力如为团总候选人，并巧妙地争取了多数选票，使志丹、力如当选为正副团总。选举胜利后，路仰之收买了一部分人，企图拒绝志丹上任。党组织又及时发动广大团丁进行抗争，结果把路煞费苦心安排的拒绝志丹上任的示威，变成了欢迎志丹上任的仪式，使斗争取得了完全的胜利。志丹担任团总后，立即对民团进行整顿，废除打骂，改善生活，加强政治教育，建立党的组织，把一个本来反动的民团，改造成为党掌握的武装力量。 　　1929年7月，中共陕西临时省委第三次全体会议选举刘志丹为候补常委。1930年7月，中共陕西省委在渭南举行全体会议，志丹被选为省委候补委员，8、9月间，省委任命吉国桢为陕北特委书记，志丹仍继续负责特委军委工作，在陕甘一带活动。那时候，陕甘交界地区北至定边，南至淳化、耀县的桥山山脉，是个“三不管”的地区，军阀统治比较薄弱，不少土匪搞几杆枪就可割据一座山头，一些因反抗压迫走投无路的农民也常在此聚义，封建社团如哥老会、青红帮等也在这里占有地盘。志丹看清了这个特点，就号召党团员占山头闹革命。他常说：连土匪都可以在这些地方称“山大王”，弄得军阀无可奈何，为什么我们共产党人不可在这里闹革命呢?从1929年到1931年，志丹、子长利用亲友等各种关系，先后打入陕甘边界一些军阀军队和民团进行兵运活动。志丹先于1929年夏秋，打入陕北军阀张廷芝部队；1930年春，又打入驻甘骑兵第四师苏雨生部任十六团副团长。陕北特委同时派张秀山、贺晋年、张东皎、高鹏飞等一大批党团员和革命青年相继进入苏部工作，并且在苏部秘密地建立了党的军委(张东皎任书记)，大力做争取群众，训练军事干部的工作。随后，志丹、子长又回陕北打入地方军阀谭世霖部队活动，工作有了一定的基础。1930年夏，志丹、子长等随谭部驻防庆阳、吴旗交界的三道川，准备利用机会举行起义，不意突遭张廷芝的袭击而失败。 　　1930年8月中旬，志丹和子长同到绥德参加陕北特委(书记为赵伯平)第五次扩大会议，研究如何在陕北开展武装斗争的问题。决定继续进行兵运工作，条件成熟时举行起义，建立独立的革命武装。这次会议正值立三“左”倾错误时期，按照立三“左”倾错误的要求成立了中共陕北行动委员会军事指挥部，子长、志丹分任正、副总指挥。但是，由于立三“左”倾错误很快就被纠正，实际工作中并没有贯彻执行。会议期间，特委曾提议由志丹继续担任军委书记，留机关工作，志丹以基层武装斗争更重要为理由，请求派他仍回陕甘边搞兵运，特委同意了他的意见，另由北方局派孔祥桢为军委书记。 　　9月，志丹回到保安，向党组织传达了特委会议精神，研究了扩大革命武装的计划。这个月的下旬，志丹即和曹力如等一起在永宁山一带组织革命武装。他们先是借用陇东民团骑兵第六营的名义，到甘肃合水县太白镇以商借粮草为名，击毙该镇民团团总黄毓麟以下10余人，缴获枪支60余支，骡马几十匹。战斗胜利后，志丹带着这支队伍，驰骋于保安、安塞，合水、甘泉一带，几个月内使部队发展到200余人。人马发展了，志丹又抓紧机会在永宁山南石峁湾的深山密林里进行练兵。当时民谣曾有：“刘志丹练兵石峁湾，要把世事颠倒颠”等句。后因遭优势敌人“围剿”，转移途中失利。 　　1931年春，志丹奉命继续和苏雨生合作，任该部团长，驻旬邑职田镇，准备起义，不慎暴露，被当地豪绅告发，志丹被捕，囚禁彬县，部队亦被缴械改编。志丹“虽受镣锁囹圄，仍暗中策令其他同志工作，毫无惧怠”。旋经党组织和南汉宸、杜斌丞等通过杨虎城关系营救获释。 　　同年4、5月，志丹出狱后，根据省委指示，利用地方军阀之间的矛盾，又打进平凉甘军新编十三师陈珪璋部。陈明知志丹是共产党员，但对志丹的能力十分钦佩，又想利用志丹反对当地其他军阀张廷芝、谭世霖，扩充自己实力。志丹心中有数，亦借此以陈的名义在桥山的南端宁县成立了一个旅，号称十一旅，自任旅长，人枪300余，并不断吸收当地农民及共产党员参加。这期间，陕西省委曾有一个策动甘军5个旅兵变，建立桥山根据地的计划，并派高岗(时任省委交通)到平凉和志丹进行过联系。但是这些起义多系单纯的兵暴，没有和农民运动相结合，且在路线上带有某种盲目性，因而都没有成功，志丹的十一旅也因与陈部发生火并而被打散。志丹在危急情况下安排了党的工作，连夜出走，只身回到南梁，以百折不挠的精神，集合起部分失散了的战士，沿着桥山山脉，逐渐又发展成一支二三百人的革命队伍。 　　志丹在兵运工作中，面对千变万化的复杂形势，出生入死，表现了共产党人大无畏的革命胆略，一向被当作传奇式的英雄人物。他虽经多次挫折而从不气馁，并善于从实践斗争中不断总结经验，探索前进的道路。这种利用军阀间的矛盾，发展革命武装的做法，当然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策略原则的，但并不是根本办法。正象志丹后来所总结的：“利用军阀是暂时的，利用军阀的公开名义是搞不成的，准备好了条件，我们就单出去搞。”⑥正反映了他思想认识上的日渐成熟。 　　从陕甘游击队到红二十六军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9月22日，中共中央号召组织群众性的反帝运动，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全国出现了新的革命形势。10月下旬，志丹领导的革命队伍在甘肃合水县灵锦庙同杨重远、阎红彦、师祝杰等率领的部队⑦胜利会合，到南梁一带休整。是年冬，转移至合水县柴桥子。根据当时全国抗日运动日益高涨的形势，部队改称西北反帝同盟军，下辖两个支队，谢子长任总指挥，志丹任副总指挥兼第二支队队长。 　　1932年2月，根据省委指示，反帝同盟军在甘肃正宁县三家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子长任总指挥，李杰夫(后叛变)任政委，杨重远任参谋长。改编之始，志丹即离部队赴省委汇报情况，随后在渭北搞了一段农运工作，又返回陕甘边。此时，游击队已分编为三、五两个支队，志丹任第三支队队长，率部在永寿、乾县一带开展游击战争。5月10日，省委改任志丹为总指挥。这时，敌人部署重兵数旅“进剿”陕甘游击队，省委指示游击队立即北上。志丹主持召开队委会议，分析了敌情，认为分驻中部(今黄陵)、宜君、洛川之敌八十六师二五六旅五一一团战斗力弱，且距榆林、西安均远，增援不易；这一带又系山区，游击队在群众中有一定影响，利于作战；于是决定向该地区行动。5月15日夜，志丹指挥游击队奔袭旬邑马栏镇；一举歼灭敌五一一团两个连及民团一部，缴枪200余支。17日，一天之内又连歼凤凰山守敌五一一团两个连及焦家坪、五里镇两地民团共500余人，缴枪100余支。战斗结束后，游击队在五里镇一带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粮食，扩大红军，队伍迅速发展至1500余人。20日，继续向敌进攻，歼灭了白水县及中部县民团百余人。随后，部队在宜川英旺镇歼敌八十六师一个营，缴枪300余支，弹药两万余发。至此，敌八十六师转入守势，中、宜、洛反动民团基本被歼。在此次反“围剿”中，志丹和他领导的游击队，依靠地方党组织的配合和人民群众的支持，运用游击战术，半月之内，挺进数百里，经过5个县，大小9战，8次获胜，共歼敌1400余人，缴枪1200余支，粉碎了敌人的“进剿”。6月上旬，志丹率游击队自富县东移，在集义镇消灭民团一部，进至韩城的上官庄，发动群众，帮助地方党组织建立了50余人的赤卫队。原计划在此开辟游击根据地，但因遭强敌袭击，伤亡较大，被迫退至甘肃正宁麻子掌，部队思想混乱，在行动方向上发生了南下三原和北上桥山的争执，相持不下，最后决定就地开展游击战争，阎红彦被选为总指挥。这时，执行“左”倾错误的陕西省委却指示“红军开始演习阵地战和平原战”，反对游击战争。7月下旬，省委派代表到游击队，进一步推行“左”倾错误，对刘志丹、杨重远、阎红彦等进行批判，戴上“逃跑主义”、“上山路线”等帽子加以打击。8月，当部队打下正宁五顷原后，又错误地提出死守只有十几户人家的五顷原，消灭附近敌人的坚固据点，20天分完土地等一套过“左”的计划。志丹坚决同这种“左”倾错误进行了斗争，并耐心进行说服。但这些人根本不听，仍令进攻敌人设防坚固的城镇，结果连打败仗，使部队遭受极大挫折，被迫退至马栏附近。 　　8月底，省委又派子长为陕甘游击队总指挥，志丹为副总指挥，率部南下耀县地区。此时，敌人分3路对游击队开始了新的“进剿”。敌第一路贺高侯部千余人，由旬邑土桥经安子洼向照金进发；第二路井岳秀部一个营配合民团200余人由宜君进占马栏，企图截断红军退路；第三路由胡三带领富平、耀县、铜川3县民团400余人，以素著恶名的耀县团总蔡子发为首，由耀县进攻照金，情况非常严重。但子长、志丹沉着应战，在摸清敌人部署后，当机立断，决定避敌主力，歼其薄弱环节，趁敌贺高侯部进展迟缓，当晚运用以退为进的战术，先佯装向宜君、铜川方向后撤，埋伏在照金以西20华里的地方，诱敌蔡部进驻照金，游击队立即杀了个“回马枪”。拂晓，当敌还在酣睡之中，即被我四面包围，在大雾中激战不到两小时，打死民团总指挥党谢芳，生擒耀县团总蔡子发，歼敌400余。照金战役的胜利大大鼓舞了士气。战后，由于敌人又集结几个县的兵力联合反扑。为了避敌主力，部队只好撤离照金，北上保安。临离照金时，志丹留下他的特务队，交由两当兵变失败后回到这个地区进行革命活动的习仲勋领导，就地坚持游击，开辟根据地。 　　9月，游击队进攻保安失利。10月，再战又失利，撤至合水县梢林地区的平正川，部队情绪低沉。子长、志丹在这里召开队委会，决定分散活动，筹集粮款，解决冬衣问题，并寻机消灭小股敌人。会后，游击队分3路活动；志丹带领一个大队到合水塔尔原；杨森、黄子文带领60余人到三原武字区；杨重远、阎红彦带骑兵队到照金一带活动；子长依靠群众的掩护，带领30余人，留住平正川、豹子川的山林里，照看伤病员。经过一段工作筹得了一批粮款，取得了一些胜利，部队又恢复了战斗力。 　　12月上旬，各路游击队在合水县黑慕原、塔儿原地区会合，旋即南下淳化地区游击，此时，根据中央北方会议的决定，省委指示游击队开往宜君转角镇整编，准备改编为红二十六军。省委书记杜衡为此以中央特派员的身份来到部队，利用改编机会极力进行宗派活动，打击原来的领导干部。同月22日，杜衡在宜君杨家店召开党团员大会，对游击队1年来的活动横加指责，诬蔑刘志丹、谢子长、阎红彦、杨重远等“有反革命阴谋”；攻击他们的正确主张是“游击主义”、“梢山主义”、“土匪路线”、“逃跑主义”、“右倾机会主义”；并且蛮横地撤销了子长、志丹等同志的领导职务，强令子长、红彦去上海临时中央“受训”、志丹、重远虽因杜衡不懂军事，勉强被留在部队，但不分配重要工作。24日，杜衡在宜君转角镇召开军人大会，宣布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正式改编为红军二十六军第二团(当时只有这一个团)，王世泰任团长，杜衡兼军、团两级政委。为了便于控制部队，杜在改编中规定干部必须从班长和战士中“选举”、由政委任命产生，原游击队排以上的干部全部被剥夺了选举权和被选举权。面对这种无情打击，志丹表现出坚强的党性修养。他心地坦然，顾全大局，毫不计较个人得失，仍积极协助王世泰做好工作，帮助起草了《政治工作训令》和纪律条例，并尽一切可能来维护部队的团结，遇到战斗，则精心协助拟定作战计划，争取打胜仗。由于他工作出色，干部战士都亲切地称他为“我们的参谋长”。 　　由于杜衡一意孤行，一味蛮干，红二十六军成立半年多时间几乎被搞垮了。 　　本来红二十六军成立后，就决定建立以照金为中心的根据地。因为照金位于旬邑、淳化、三原、耀县、宜君5县之边，北连桥山，南接渭北平原，其间山岳连绵，便于红军活动。同时，这里曾是陕甘与渭北游击队的老游击区，群众基础好，居民大多是外来灾户，有土地革命的迫切要求，当地虽有几个民团，但人数不多，居住分散，其中庙湾民团又和红军订有友好协定；加以习仲勋、李妙斋等率领的游击队一直在此活动，红二团成立后，又正式成立了中共陕甘边特委和陕甘边革命委员会，党政组织均已建立，只要路线政策正确，在这里是大有发展前途的。但杜衡坚持推行“左”倾错误，只知斗争，不搞联合，主张打倒一切。当时白军有些军官是共产党员或进步分子，和红军干部有秘密联系，送枪支弹药给红军，杜衡就骂红军干部勾结军阀。对和红军订有友好协定的庙湾夏玉山民团也要进攻，结果使周围民团联合起来反对红军。后来又烧了香山寺，惹得几百个和尚也成了革命的对头，敌人越打越多，根据地越打越小，只剩下照金中心区薛家寨，孤零零地处在敌人四面包围之中，闹得伤员无处安置，粮食无人供应，情况十分困难。 　　1933年5月下旬，杜衡召开党政军干部临时联席会议，在会上作形势报告时，故意夸大敌人进剿的严重性，主张放弃照金根据地，南下渭华重建新的根据地，说什么渭华形势险要，“一夫当关，万夫莫敌”，又距西安甚近，可威胁敌人反动统治中心，宣称这是“百分之百的正确方针”。志丹坚决反对南下，指出：渭华暴动失败后，那里的群众受到极大的摧残，有失败情绪，我们费尽心血，才搞起这一块根据地，那能轻易放弃!只要我们坚持创造和发展陕甘边苏区，形势是会好转的，红军脱离根据地，就是自己毁灭自己。杜衡根本不听，诬蔑志丹是“老右倾机会主义”。在杜衡的错误决定下，红二十六军主力二团被迫南下，5月30日，到达三原武字区，经高陵玉桥渡口过渭河后，杜衡被强大的敌人所吓倒，中途动摇，以向省委汇报为名，私自离开部队跑回西安。不久省委机关破坏，杜衡被捕叛变。杜衡离队后，政委由汪锋担任，志丹任参谋长，与追击的敌人边走边战，进到蓝田张家坪时，被5000多优势敌人包围。志丹等见势不利，立即召开队委会，决定丢掉辎重，分3路轻装突围。志丹、曹士荣率一路，汪锋、杨琪率一路，王世泰、吴岱峰率一路，在终南山一带苦战两月，终因孤军作战，弹尽粮绝，全团覆没，造成了极可痛心的损失。   　　志丹带领10余人冲出重围，又被围困在深山老峪里，靠采集野果充饥。时值盛夏多雨，加之敌人重赏通缉志丹，经常派兵搜山，处境十分困难。革命的严重挫折，动摇不了志丹坚定的意志，他亲切地和战士们谈心，鼓舞士气说：“月亮都有时圆，有时缺呀！革命在一时一地的失败，算得了什么?失败了再干呀！咱们道理正，穷苦人都站在咱们这边！”“天不能老是阴雨，总有个放晴的时候！”后来他动员大家突围，在通过封锁线时又遭到敌人的袭击，大部分同志牺牲了。志丹经过一场激烈的战斗，死里逃生，一个人冲了出来，隐蔽在一个深山里，昼伏夜出。一次，从一个险峻的高崖上滑了下去，摔成重伤，又遇着一场暴雨，几乎丧生。但他坚强地战胜种种困难，后来遇见红二十六军先锋队一个战士，才扶他下山，和失散的王世泰、曹士荣等会合。下山不远，又路遇叛徒险遭出卖，幸赖他们智斗敌顽，得以脱险。后在渭南党组织的帮助下化装成游乡小贩，担着货郎担子，渡过渭河，绕道洛河川，爬山越岭，奔向根据地。一路非常危险，但志丹等仍坚持不丢掉武器，他们把货郎担子分做两层，上层放货物，下层放武器，历尽艰难险阻，终于在1933年10月4日，带着几枝驳壳枪回到了照金根据地。 　　奠基南梁和首次反“围剿”的胜利 　　1933年夏，全国革命形势又有一个新的发展。由于日本帝国主义侵入华北，全国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宣告成立，同时，中央红军胜利粉碎了敌人第四次“围剿”，红四方面军又创造了川陕革命根据地。抗日运动和红军的胜利推动了陕甘革命斗争的发展。在陕西省委领导下，7月21日，陕军骑兵团团长王泰吉率部在耀县通电起义，成立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受挫后，与新成立的耀县游击队(负责人张邦英、张仲良、陈学鼎)等部，先后转入照金，壮大了在艰苦斗争中坚持创业的照金根据地。同时，由于这时陕西省委被破坏，陕甘边摆脱了“左”倾错误的直接统治，形势很好。8月14日，陕甘边特委在陈家坡举行了党政军联席会议，批判了分散红军的错误主张，决定成立陕甘边红军临时总指挥部，统一指挥革命武装力量，任命王泰吉为总指挥。10月4日，志丹由南山脱险回到照金，即被任命为副总指挥兼参谋长，部队甚为振奋。志丹总结了红二十六军南下失败的教训，对习仲勋说：“这次我们又上了机会主义的大当，又吃了一次大亏！”习仲勋汇报了陈家坡会议的情况，志丹兴奋地说：“这就好了!陈家坡会议总算清算了“左”倾错误，回到正确路线上来了。现在需要把部队集中起来，统一领导，统一指挥。我们重新干起来，前途是光明的。”⑧     　　由于红军集中指挥，运用灵活的斗争策略，很快就取得了一系列胜利。敌急调4个正规团和三原、耀县、淳化等6县民团共6000余人，发起对照金根据地的进攻。指挥部分析敌情，认为敌人“进剿”兵力较大，不宜在狭小的根据地内与敌人周旋，要粉碎其进攻，必须转移外线作战，深入敌后打击敌人。于是决定留游击队坚持内线斗争，主力红军北上。10月中下旬，志丹和泰吉遂率红军北上。配合游击队一举攻克敌人守备薄弱的甘肃合水县城。接着在合水毛家沟门和杨家店子进行战斗，三战三捷，歼敌数百人，重挫了敌人锐气，大振了红军声威。此后，部队继续在合水、庆阳一带游击，又接连获得一些胜利。 　　11月上旬，陕甘边特委和红军总指挥部，在合水包家寨召开联席会议，根据志丹的建议，总结了以往武装斗争的经验，并讨论了部队改编、根据地建设和行动方针等问题，决定撤销陕甘边红军临时总指挥部，恢复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先成立四十二师为主力，王泰吉任师长，志丹任参谋长，高岗任政委，下辖第三团和骑兵团，全师人枪500余，并决定建立师党委。同时，会议鉴于红军暂时撤离照金根据地，部队在无后方的情况下，连续作战十分不利，为坚持和发展革命武装，决定开辟以南梁为中心的新的革命根据地。南梁位于陕甘两省交界处，东距延安、西距庆阳、北距保安均远，南临原照金根据地，四周地形复杂，敌人统治薄弱，便于开展游击战。会后，志丹和泰吉为完成建立南梁中心根据地的计划，分兵两路积极扫荡反动民团。师部及第三团向东北行动，在洛川之葡萄沟门击退敌人一个营。骑兵团向西北方向行动，全歼新堡民团，后在梨园堡、阎家洼子歼敌两个连，接着又歼赵沟门民团，然后会师二将川。此次行动为建立南梁根据地打下初步基础。随后，部队利用战斗空隙，分兵发动群众，以连为单位，分别到平正川、太白川、白马庙川、二将川一带，打土豪分粮食。11月下旬，首先在合水小合沟四合台成立了陕甘边临时革命委员会。不久，南梁附近农村都相继建立起农会组织，并建立了约1000人的赤卫军。此时，陕甘边根据地的范围，以南梁为中心，北至黑水坡，南至莲花寺，西至老爷岭，东至平正川，幅员达百余华里。从此，以桥山中段为依托的红军游击战争，就如燎原烈火发展起来了。 　　红军的胜利发展，引起了敌人的极大恐慌。12月初，西安绥靖公署调集驻保安、合水、庆阳等县的正规军4个营及地方民团共约5000余人，分9股向陕甘根据地发动了第一次“围剿”。志丹和泰吉缜密部署，决定红四十二师南下作战，以二路游击队之一部打击来犯南梁根据地之敌。但此时适值福建事变发生，敌人未能立即发动进攻，红军遂乘机大力开展群众工作。在正宁、旬邑、淳化一带扩大武装。在此期间，志丹写了《军事教育大纲》作为教材，对部队进行军事整训。 　　1934年1月上旬，红四十二师返回合水廉家砭。因王泰吉请求去豫陕边做兵运工作，师党委决定志丹任师长，杨森任政委。2月，敌人又重新发动进攻。红军配合地方游击队和敌人连打9仗，均获胜利，特别是4月西华池一仗，全歼敌人一个团部和两个整营，取得了重大成果。此后，志丹根据师党委决定，率红四十二师南下三原、淳化、耀县，帮助开展第三路游击战争。5月，敌人又跟踪追迹调兵“围剿”。志丹遂率部回师南梁，随后又经过一两个月的战斗，第一次“围剿”即被粉碎。总计从1933年冬到1934年夏，在陕甘边特委的正确领导下，志丹等率红二十六军主力和游击队配合作战，从南到北，大小战斗30余次，歼敌3000余人，解放了陕甘地区10多个县的广大农村，拔掉敌人成百据点，摧毁了敌人的保甲制度，建立了大片地区的工农兵政权和14个游击支(中)队。同年秋，在梨园堡正式成立了陕甘边苏维埃政府及革命军事委员会，志丹任军委主席，习仲勋任苏维埃政府主席，贫农团、农会、赤卫军、工、青、妇、儿童团等组织也相继建立。边区党政军发布了一系列政策法令，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到群众生活都作了明确规定。为了培训干部还办了军政干校，志丹兼校长，习仲勋任政委，马文瑞、蔡子伟、吴岱峰等负责教学工作，分批轮训各级干部和战斗骨干。各乡还办起了列宁小学，发展教育，扫除文盲，陕甘边银行还发行了布制货币，建立了集市贸易，根据地的经济文化日益繁荣和发展起来。     　　与此同时，陕北地区的革命斗争也有了很大发展。1933年夏，以崔田夫，马明方为首的陕北持委，决定划陕北为4个游击区，开展游击战争。1934年1月，谢子长回到陕北，由中共中央北方代表任命为驻西北军事特派员。在陕北特委和子长的领导下，陕北游击战争迅猛发展。同年7月28日，子长带领陕北游击队来到陕甘根据地，参加了陕甘边特委在阎家洼子召开的红二十六军和陕北游击队干部扩大会议，推子长为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政委。会后，子长率领红二十六军三团返回陕北，先后在安定、绥德、清涧、横山等地连打胜仗，粉碎了井岳秀部对陕北根据地的“围剿”。不幸的是，8月26日，子长在清涧河口战役中弹负伤。10月，中共中央北方代表孔原派巡视员黄翰来陕北，指示统一陕北、陕甘两个地区的武装力量及改编陕北游击队问题，决定调志丹负责西北军委工作。遵照北方代表的指示，12月，陕北各路游击队正式改编为红二十七军八十四师(后改为八十一师，师长先后为杨琪、贺晋年，政委张达志)。12月底，志丹亲率红二团和陕甘五、六支队赴安定，并于1935年1月，到水晶沟、柳沟、灯盏湾等地，多次探望辗转养伤的子长，两人就陕甘和陕北两地区统一领导、两支红军统一指挥共同作战等问题交换了意见，谈得十分融洽。2月5日，志丹参加了中共陕甘边特委和陕北特委在周家崄(今属子洲县)举行的联席会议。这次会议正式统一了两地区党和军队的领导，决定成立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西北军事委员会以及西北军委前敌总指挥部。志丹当选为西北工委委员和西北军委主要负责人⑨。会议还讨论通过了志丹、子长提出的粉碎敌人新“围剿”的战略方案，为进一步推动西北革命形势的发展创造了条件。新的反“围剿”斗争开始后，志丹又兼任了前敌总指挥。 　　在第二、三次反“围剿”斗争中 　　1935年2月，蒋介石由于对西北革命形势发展的极度不安，调驻河南的高桂滋部八十四师及陕、甘、宁、晋4省军阀军队，总兵力约4万余人，对陕甘边和陕北根据地发动了第二次“围剿”。此时，根据地武装虽有迅速发展，但红二十六军和二十七军主力还只有4000人左右，游击队也不过3000多人。面对这种形势，如何粉碎敌人的进攻?当时红军和西北工委领导人中有两种不同意见：以志丹为代表的一种意见，主张向南发展，进攻延长、延川、保安、安塞，以与陕甘苏区打通；另一种意见主张攻打敌坚固据点绥德、米脂、佳县、吴堡，以与神府苏区打通。大多数同志同意志丹意见。志丹即据此和周家崄会议精神，亲自为西北军委起草了粉碎敌人第二次“围剿”的动员令，动员令分析了敌我形势，命令首先打击深入陕北根据地但对陕北人地生疏，又与陕北军阀井岳秀互有戒备的高桂滋部，尔后向南、向西发展，使陕甘和陕北根据地联成一片。为了保证第二次反“围剿”的胜利，动员令要求红军、游击队、赤卫军、少先队实现严格的军事化，服从命令，听从指挥，反对散漫习气和无组织无纪律状态。动员令下达后，根据地党政军民立即投入战斗，红军所到之处，群众紧密配合，赤卫军站岗放哨、带路送信，妇女补衣做鞋、看护伤员，整个根据地森严壁垒，众志成城。 　　反“围剿”战开始后，红二十七军先和敌人接触。红二十六军主力接着北上，4月22日，在横山寺儿畔首战告捷，歼灭井岳秀一个精锐连。5月1日，两支红军在赤原县白庙岔胜利会师，当日举行了盛大的联欢会，志丹和两支红军的代表都在会上讲了话，会场洋溢着兄弟部队亲密团结的气氛。会后又进一步进行了深入的战斗动员，士气更加旺盛。接着在志丹统一指挥和根据地群众武装协同作战的配合下，红军连战皆捷。先在吴家寨、马家坪歼敌高桂滋部两个营又一个连，迫使驻安定县瓦窑堡和延川县永坪镇的敌人撤离逃跑，10日安定解放。这是西北革命根据地解放的第一座县城。根据地军民乘胜再战，又在清涧无定河边，歼高部一个连。接着，再以声东击西的奔袭战术，制造假象，扬言要打清涧和绥德县城，给敌人造成错觉，主力则兼程南下，隐蔽运动到延长城下。30日凌晨，志丹亲自指挥攻城，全歼守敌400余人，一举解放了延长县城，吓得附近甘谷驿民团自动投诚，延川守敌弃城而逃，延川遂告解放。延长和延川相继解放后，前总决定乘胜拔除陕甘边与陕北根据地中间的敌人据点，以便打通两根据地的联系。为此，制定了先夺甘泉，孤立延安，然后再打安塞的作战计划。6月4日，红军昼夜兼程，南下奔袭甘泉。但因意图暴露，敌人戒备增强，未能得手，志丹遂改变原计划，在甘泉虚幌一枪，率主力沿洛河两岸西上，于6月中旬重重包围了安塞县政府所在地兴隆寨。在政治争取无效后，红军挖地道爆破寨墙，强攻占领山寨，歼敌200余人，俘虏了安塞县新旧两任县长，解放了安塞县城，安塞县境的地主武装、反动民团亦被相继扫光，基本上打通了陕甘边与陕北根据地的联系。6月下旬，志丹又率红军主力挥师北上，奔袭靖边县城——镇靖。该城西山寨是个制高点，火力足以控制全城，地形对我不利，敌人负隅顽抗，战斗十分激烈。由于主力红军和赤卫队紧密配合，经过反复强攻，终于全歼了守敌一个营，胜利攻下镇靖。靖边县城打开，保安随之孤立，“围剿”根据地的敌人大为震惊，保安守敌不战而逃，红军不费一枪一弹解放了保安城。接着，志丹又令贺晋年率红一团乘敌人外出抢劫之际，在老君殿高家塌全歼高桂滋部一个营，击溃两个营，打伤团长艾捷三。至此，敌人第二次“围剿”被彻底粉碎。总计此次反“围剿”中，缴获长枪3000支，轻重机枪200余挺，俘敌约2000人，解放了延长、延川、安塞、安定、保安、靖边6座县城，使陕北、陕甘两根据地完全联成一片，在20多个县建立了工农民主政权，游击区扩大到30多个县，根据地范围扩大到北起长城、南至淳耀、西接环县、东临黄河的广大地区，主力红军发展到5000人左右，游击队发展到4000人，形势一片大好。 　　第二次反“围剿”中连打了几个漂亮仗，取得了很大胜利，从根本上说，这是由于主力红军和游击队紧密配合，并在人民群众大力支援下取得的结果；同时也集中体现了志丹的军事指挥才能。他在指挥作战中，善于审时度势，捕捉战机，常常出其不意，攻其无备，以劣势对优势而战胜敌人。特别是在接连取胜的形势下，他仍十分注意总结经验，一再告诫部队戒骄戒躁，因而能够提挈全军，取得一个又一个的胜利。 　　第二次反“围剿”取胜时，正是中央红军长征快要到达陕北的时候，蒋介石为了使中央红军无立足之地，于8月间，又发动了对西北工农红军的第三次“围剿”，妄图一举摧毁这块我党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唯一保存下来的革命根据地。正因为这样，蒋介石对这次“围剿”下的本钱更大。他在西安设立了“西北剿匪总司令部”，并且自兼总司令，除调集陕、甘、宁、晋、绥5省军阀军队外，还调集了驻陕西的东北军主力和国民党中央军一部分，共10多万人，超过红军10余倍。志丹根据敌强我弱的形势，制定了集中主力红军各个击破敌人的作战方针，趁敌部署尚未就绪之时，先发制人。8月中、下旬，在东线的绥德、吴堡一带，首先打垮了刚渡过黄河的阎锡山部两个旅，迫使阎军退回山西。接着又集中兵力进攻北线敌人。正在这时，徐海东、程子华等率领红二十五军，由鄂豫陕苏区西征北上经陕甘边到达陕北。志丹亲自起草了《欢迎红二十五军的指令》，并派陕甘边苏维埃政府主席习仲勋、陕甘边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刘景范前往保安瓦子川热情迎接。9月中旬，红二十五军和红二十六、二十七军在延川永坪镇胜利会师，会师后，中央驻北方代表派驻西北代表团在永坪镇召开了中共西北工委和中共鄂豫陕省委联席会议(简称永坪联席会议)，决定撤销西北工作委员会和鄂豫陕省委，成立陕甘晋省委，并改组原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同时，为统一红军指挥，确定3个军合编为红十五军团，徐海东任军团长，程子华任政委，志丹任副军团长兼参谋长。红十五军团成立后，海东、志丹即率部南下。10月2日，在延安以南的劳山地区全歼敌一一〇师两个团和师直属队，击毙敌师长何立中。劳山战役的胜利对敌人震动很大，瓦窑堡守敌八十四师所部连夜弃城逃往绥德，我军乘胜追击，拔除了瓦窑堡周围原安定县敌人的全部据点。5日，根据地首府迁驻瓦窑堡。这时中央红军已进至甘肃通渭、静宁地区，敌“西北剿总”一面急调大军阻击，一面电令董英斌、王以哲、孙楚等部，立即在陕北“聚歼”刘志丹、徐海东部，“不准与毛、周靠拢”，反“围剿”斗争进入紧张阶段。 　　受诬入狱和重见天日 　　正当反“围剿”斗争胜利进行的紧要关头，王明“左”倾错误却在陕北恶性发展。早在1934年初，陕北特委执行正确路线的同志就被无端指责为“富农路线”和“右倾机会主义”，此时，王明“左”倾错误的执行者又决定“开展反对右倾取消主义的斗争”和“肃反运动”。他们先是利用永坪联席会议决定的组织上的变动，不公正的将志丹排斥在新的省委和军委领导之外，同时安插“左”倾错误的执行者担任要职，接着即以肃反为名到处捕人。他们始则攻击志丹“一贯右倾”，诬陷他是“右派”，“同国民党部队有秘密勾结”，继则干脆戴上“白军军官”、“反革命”的帽子。凡是原红二十六军营以上的干部和西北军委机关、陕甘边县委书记和县苏维埃主席以上的干部几乎全部被捕，严刑逼供，指名要招出刘志丹是“右派反革命的首领”，并残酷地杀害了一批干部。但许多忠于党和革命的干部，虽经多次严刑拷打，宁死不屈，拒不承认他们的诬陷。当时，志丹正在前线，他们采取欺骗手段，以调往北线指挥作战为名，于10月初劳山战役之后将志丹骗离前线。志丹在途经安塞县直武洞时，恰好碰见从瓦窑堡来的通讯员，通讯员认识志丹，说有一封给十五军团的急件，顺手交给了他。志丹一看，原来是密令逮捕自己和其他人员的名单。他对这种不顾大局、搞阴谋诡计陷害同志的卑劣行径，十分愤慨。但他有极高的党性。为了不使党分裂，不使红军自相残杀，不给敌人以可乘之机，他丝毫不顾个人安危，镇定地把信交还通讯员，说；“你快把信送到军团部，说我自己去瓦窑堡了。”随即策马扬鞭，毫不犹豫地毅然直赴瓦窑堡，打算向中央驻西北代表团申诉，宁愿自己就捕，不要逮捕前线其他指挥员。但他一到即被投入监狱，连他的带着5岁幼女的妻子同桂荣，也被同时禁闭起来。“左”倾错误的执行者无视志丹这种赤胆忠心和大义凛然的行为，竟然胡说：“志丹明知要被逮捕，反而不跑，是狡猾地以此使党对其信任”，并进一步错误地断定志丹是“为消灭红军而创造红军根据地的反革命。”诬陷他率领红军打开县城消灭白军，纯系反革命欺骗群众的“花招”。志丹蒙受不白之冤，在监狱受尽折磨。但他面对随时可能被处死的残酷现实，始终泰然处之。 　　陕北这次“左”的错误的肃反，制造了大量冤案，造成了革命根据地人人自危的恐怖混乱局面。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乘机捣乱，根据地一些地区发生了“反水”现象。同时，敌人也增调兵力，完成了对根据地新的“围剿”部署，妄图从南北两路夹击红军而消灭之。内遭错误路线的破坏，外受强大敌人的包围，本来形势大好的革命根据地，一下陷入了岌岌可危的严重局面。 　　正当陕北革命根据地和红军陷于严重危机的关键时刻，1935年10月19日，中央红军突破敌人的“围剿”到达陕北吴起镇(今吴旗县城)。喜讯传来，军民振奋。毛泽东等同志是在突破腊子口后，始从敌人的报纸上得知陕北有个刘志丹，到达陕北后，了解到根据地正在进行错误肃反，刘志丹等已被关押，立即下令：“刀下留人”，“停止捕人”。并派王首道、刘向三、贾拓夫等代表党中央，奔赴瓦窑堡接管“左”倾错误领导控制的保卫局。经过审查，于11月初，将刘志丹等受诬被捕人员全部释放，志丹出狱后，陕北军民欢欣鼓舞，奔走相告。毛泽东和周恩来亲切地接见了志丹。志丹先见到周恩来，亲热地说：“周副主席，我是黄埔四期的，你的学生。”周恩来说：“我知道，我们是战友。”⑩接着周恩来又领他去见毛泽东。他们亲切地安慰和鼓励志丹，说：“你和陕北的同志受委屈了。”志丹毫无怨言，立即代表全体获释干部感谢党中央的英明处理，激动地说：“中央来了，今后事情都好办了。”在党中央召开的受害同志座谈会上，志丹一再谦虚地表示：我们工作中也有缺点错误，强调要“团结起来，在党中央领导下努力工作，为完成我们的伟大事业而奋斗。”        　　毛泽东同志不但及时纠正了陕北的错误的“肃反”，并且亲自指挥红军打击敌人的进攻。接着，中央红军和陕北红军配合，打了著名的直罗镇一仗，最后粉碎了敌人对革命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红军声威大振，根据地空前发展。之后，党中央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将陕北与陕甘根据地重新划分为陕北、陕甘两个省委和关中、神府两个特委，并相应地建立了政府机构。同时，又成立了革命军事委员会西北办事处，统一管辖西北的革命武装，并将陕甘游击队和地方武装编成红二十八军。志丹先后被任命为革命军事委员会西北办事处副主任(周恩来兼主任)、红二十八军军长、红军北路军总指挥和中央所在地瓦窑堡警备司令等要职。在此前后，有些受迫害的同志出自对王明及其“左”倾错误执行者的义愤，多次要求志丹向党中央、毛泽东同志反映，处理犯错误的人。志丹胸怀坦荡，一再进行解释说服工作，他一方面严肃批评那些犯错误的人是“不相信从土地革命中生长出来的红军，不相信从长期斗争中锻炼出来的干部，而表现了小资产阶级的极左主义与疯狂病。”(11)另一方面又一再劝慰受害同志，以大局为重，团结一致，共同对敌。他常说：党内历史问题不必性急，要相信党中央、毛主席会分清是非，作出正确结论(12)。1936年初，他要习仲勋转告受过整的同志：“过去了的事都不要放在心上，这不是哪一个人的问题。要相信党中央毛主席会解决好，要听从中央分配，到各自岗位上去积极工作。”(13)他向部队讲话时，每次都要强调：革命利益高于一切，要顾大局识大体，绝对服从中央的领导，听从中央的调遣，要向中央红军学习，加强团结。在他的影响下，许多受害同志都不计个人恩怨，勤恳为党工作，陕北红军和中央红军团结得亲密无间。周恩来多次赞扬说：刘志丹同志对党忠贞不二，很谦虚，最守纪律，他是一个真正具有共产主义品质的共产党员。 　　东征抗日 英勇献身 　　1935年底，华北事变以后，全国抗日形势迅速高涨。11月13日，中共中央发表《为日本帝国主义吞并华北及蒋介石出卖华北出卖中国宣言》。28日，中央工农民主政府及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表《抗日救国宣言》。12月8日，毛泽东、彭德怀、刘志丹联合署名发表了《告陕甘苏区工农劳苦群众书》，指出亡国灭种的大祸已迫在眼前，揭露蒋介石围攻革命根据地，实际上是要“把我们陕甘的土地人民卖给日本帝国主义，要使我们做亡国奴。”号召劳苦群众争当红军，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进攻和日本帝国主义的宰割，“和万恶的敌人血战！”“来保卫我们神圣的苏区！” 　　1936年2月上旬，中共中央决定为适应全国人民抗日救亡的迫切要求，组织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渡河东征。17日发布《东征宣言》，并随即派主力红军一军团和十五军团，东渡黄河进入山西，在汾河河谷击败阎锡山的堵截，逼近同蒲铁路，积极准备东出河北、察哈尔与日本帝国主义作战。蒋介石对毛泽东亲自率红军渡河东征怕得要死，慌忙下令从洛阳、徐州等国防要地，调遣10个师以上大军配合晋绥军拦截红军去路；同时，又令东北军和十七路军进攻陕甘红军后方。为了粉碎蒋介石的阴谋，党中央命令志丹和宋任穷率领红二十八军担任侧翼，从佳县以北渡黄河，插入晋西北地区，配合中央红军迅速打通走向抗日前线的道路。 　　志丹率领部队向黄河挺进的行军中，沿途受到根据地群众的热烈欢迎。人们听说刘志丹带着红军回来了，甚至专程几十里跑来看望，志丹的宿营地经常挤满了亲切慰问的群众。一次在神木县境，一位70多岁双目失明的老大娘，也拄着拐棍，颠颠跛跛地赶来探望，众人笑着说：“大娘，你怎能看见老刘啊！”她说；“看不见，我还摸不着吗?”志丹立即站到老人家面前，拉着她的手，亲切地说：“大娘，我就是刘志丹。”老人家把志丹从头摸到脚，又从脚摸到头，激动地流着热泪说；“好哇！……好哇，你真是咱们老百姓的好人啊！”在场的好多人都感动得流下了眼泪，充分反映了志丹和广大劳苦群众的血肉联系。 　　3月，红二十八军打下神木沙峁镇后，住在贺家川一带进行紧张的渡河准备。志丹在广大群众的帮助下，经过昼夜不停的详细调查研究，最后选定在通往山西兴县的沙峁头渡河。3月底，部队在志丹指挥下，胜利渡过了黄河。渡河后立即摧毁罗峪口敌军指挥部，随即向兴县黑峪口、康宁镇横扫过去，沿途连获胜利。当部队进至山西临县白文镇时，接中央军委急电：“为了配合红军进逼汾阳，威胁太原，并打通前方与陕北之联系，保证红军背靠老苏区，着令二十八军即向离石以南黄河沿岸地区进击。并可相机攻占中阳三交镇，牵制和调动敌人。”(14)志丹率领部队立即由白文镇出发，经过激烈战斗，自离石按时到达三交镇附近。4月13日，彭德怀司令员、毛泽东政委下达了消灭三交镇敌军的命令。三交镇是山西省中阳县一个重要渡口，河西就是陕北根据地绥德，该镇周围都设有坚固工事，并有一个团敌人防守。志丹为打好这一仗，昼夜不眠，亲自观察地形，仔细研究敌情，严密部署战斗。4月14日(15)在围攻三交镇的战斗中，志丹一直在军部指挥所里紧张地指挥战斗，由于过度疲劳，眼里充满了血丝，同志们劝他休息一会儿，他怎么也不肯，笑着说：“不知怎么一回事，枪一响，一点也不困了。”当他得知一团攻击不太顺利时，便立即和政委宋任穷商议，让宋留在军指挥所掌握全面情况，他亲自来到一团指挥所，和指战员一起研究突破敌军碉堡的方案，指出：“这次战斗与河东整个红军的安危有关，要号召每个共产党员拿出最顽强的毅力，狠狠打击敌人，争取战斗的胜利。”当日午后，正当他在前沿阵地观察敌情，指挥战士向敌人发起冲锋时，不幸左胸中弹，伤了心脏，当即昏迷过去，清醒过来后，仍以顽强毅力，断断续续地告诉身边同志：“让宋政委……指挥部队……赶快……消灭……敌人。”说完就停止了呼吸。 　　志丹牺牲时年仅34岁，他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贡献出了自己年青的生命，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刘志丹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西北红军和陕甘宁革命根据地的最早创始人之一。他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是为劳动人民解放奋斗的一生。他从不计较个人的地位得失，时刻将自己置于党的领导之下，对党赤胆忠心，无限忠诚；对敌斗争勇敢坚决、威武不屈，任何艰难险阻、高官厚禄都丝毫不能动摇他的意志，他虽遭多次失败，总是再接再厉，百折不回。在党内斗争中，他一向光明正大，襟怀坦白，严于解剖自己，善于团结同志，坚持党的正确路线，和“左”右倾错误进行坚决斗争，虽受诬陷，不自矜功，实事求是，顾全大局。特别是他无限热爱人民群众，经常和群众打成一片，同志们和老乡们都一直亲切地以“咱们的老刘”称呼他。他每到一地，就立即深入群众，了解群众的疾苦。他十分重视调查研究，善于了解当地社会情况、地理环境等，对陕甘宁边区的山山水水、村庄道路都十分熟悉，人们称他为“活地图”。他指挥作战有方，爱护战士情同手足，行军中他的战马经常让给伤病员骑，有时还亲自抬担架。他一生艰苦朴素，只知吃苦，不图享受，完全和普通战士一样，身穿千补百纳的粗布衣，脚蹬自己编织的麻草鞋，牺牲时战友们清点他的遗物，除了衣袋里几份党内文件和6支香烟外，其他一无所有。刘志丹啊，真不愧为“群众领袖，民族英雄”，不愧为“红军模范”、“共产党员的模范”。 　　志丹同志的优秀品质和对革命事业的杰出贡献，使他在红军和人民中赢得了很高的威信，西北人民对他怀有深厚的感情。当他牺牲的噩耗传出后，陕北高原顿时为之震动。4月24日，根据地首府瓦窑堡数千人集会追悼志丹，广大群众和红军指战员莫不为失去这位象自己亲人一样的红军领导人而无比悲恸。“沙场喋血报党国，留得万民哭志丹”，正反映了当时人们的心情。为了纪念刘志丹，1936年，党中央应广大群众要求，将保安县改名志丹县。1941年开始兴建陵园。1942年，志丹牺牲6周年时，毛泽东同志亲笔题词：“我到陕北只和刘志丹同志见过一面，就知道他是一个很好的共产党员。他的英勇牺牲，出于意外，但他的忠心耿耿为党为国的精神永远留在党与人民中间，不会磨灭的。”1943年5月，党中央和陕甘宁边区人民，在志丹县为刘志丹举行隆重的公葬典礼。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张闻天、博古、王稼祥、陈云、林伯渠、李富春、彭德怀、叶剑英、贺龙、徐向前、蔡畅等党政军领导人以及李鼎铭先生等均为志丹陵题词，续范亭因病未能参加葬礼，也遥寄哀诗，中有：“有志竟成千古业，丹心一片付工农。多痛未能亲执绋，西望云天吊将军”等句，深切地表达了广大老同志对刘志丹的真挚感情。 　　由于戎马倥偬，志丹虽然没有能够给我们留下多少文字上的遗产，但他为人民解放事业赴汤蹈火的革命精神和优秀品德，却炳耀千古，传颂万世。流传至今的刘志丹的许多革命故事和民谣颂歌，不正是历史和人民给予这位杰出革命家的公正评价吗?正象周恩来同志的题词： 　　上下五千年， 　　英雄万万千。 　　人民的英雄， 　　要数刘志丹。 　　(李振民 张守宪执笔) 　　注：①刘志丹的入党时间有两说，一说1925年在榆林中学转为共产党员，一说1926年在黄埔军校转为共产党员。待考。 　　②《冯玉祥日记》北平东方书社，1930年8月版。 　　③转引自《中共陕西省委扩大会议党务报告》(1927年9月26日)，原件存陕西省档案馆。      　　④指渭南我党区委机关被捣毁引起的事件：1928年2月28日，渭南反动豪绅捣毁我党区委机关所在地——宣化观小学。次日，中共渭南县委发动了部分学生和农民，打死肇事反动豪绅刘铭初，鼓舞了群众的斗争情绪。此后，敌人进行反扑，先后封闭了渭南县中、渭南东关小学等我党活动据点，并捕去党团员和革命群众40多人，使这个地区的敌我矛盾进一步尖锐化。 　　⑤郑殿华：《渭华起义回忆》：见《陕西文史资料选辑》第六辑，陕西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⑥王世泰，《“九一八”以前志丹同志的军事活动》(1945年7月17日)。 　　⑦系由西渡黄河而来的工农红军晋西游击队及陕北几股保运武装组成。 　　⑧习仲勋：《群众领袖、民族英雄——回忆刘志丹同志》，1979年10月16日《人民日报》。     　　⑨关于西北军委主席的说法有二：一说谢子长为主席，刘志丹、高岗为副主席。一说刘志丹为主席，谢子长为副主席。关于西北工委和西北军委成立的时间，亦有两种说法：一说同一会议上成立，一说军委先工委而成立。均待进一步核实。 　　⑩张秀山：《裹革沙场虽死犹生，纪念先烈以启后人——纪念刘志丹同志牺牲四十周年》，载1980年4月1日《解放军报》。 　　(11)刘志丹：《三边事变的经验与教训》，载中共西北局机关报《斗争》第八十二期。 　　(12)王子宜：《纪念伟大的革命战士——刘志丹同志》，原文存陕西省档案馆。 　　(13)习仲勋：《群众领袖、民族英雄——回忆刘志丹同志》，载1979年10月16日《人民日报》。 　　(14)转引自裴周玉：《回忆和刘志丹同志最后在一起的时刻》，载1980年4月1日《陕西日报》。    　　(15)关于刘志丹的牺牲日期说法不一，经查证1936年4月14日的说法较为可靠。主要根据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战史研究部关于东征的档案资料、周士第日记、志丹牺牲时在身边的军委驻红二十八军特派员裴周玉、志丹的警卫员谢文祥及红二十八军有关干部伍晋南、于占彪、白寿康、高克恭、杨树元等同志访问纪录。另据天津《大公报》(1936年4月21日)、西安《西北朝报》(1936年4月22日)亦记为4月14日。 　　 刘志丹/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延安地委党史研究室编.-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