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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心耿耿 为党为国——纪念无产阶级军事家刘志丹诞辰100周年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

今年10月4日，是刘志丹同志百年诞辰。 　　刘志丹是我党我军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西北红军和西北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始人之一。他一生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追求真理，英勇善战，百折不挠，艰苦奋斗，忠心赤胆，为创建工农红军和革命根据地，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被毛泽东誉为“群众领袖，民族英雄”。    　　西北红军的主要创建者 　　追求真理，救国救民，是刘志丹一生的宿愿。从参加学潮到报考黄埔军校，从参加北伐战争到领导武装起义，从投身兵运工作到创建西北红军，他坚韧不拔，奋斗不息。 　　刘志丹从青少年起，就对除暴安良的英雄人物十分崇敬。特别是在五四运动新文化、新思想的影响下，他崇尚科学民主，反对封建压迫。他生长在贫瘠落后的陕北，亲眼目睹民不聊生、饿殍遍野的凄惨景象，对旧中国的黑暗状况十分不满，立志救国救民、从根本上改变这种不平等的社会。1922年，他考入充满开明、革命气息的榆林中学。在共产党人魏野畴、李子洲等老师的教育指导下，他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懂得了无产阶级领导人民进行革命的道理。1924年冬，他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翌年转入中国共产党。从此，他逐步成为一名坚定的共产主义者，决心“为自己的信仰奋斗到底”。 　　刘志丹是我党早期培养的军事骨干。1926年初，他按照陕西党组织的决定，毅然投笔从戎，考入广州黄埔陆军军官学校。这是他一生中的重要经历，也是他军事生涯的开始。黄埔军校毕业后，他被党组织派到冯玉祥的国民军联军工作。大革命失败后，他深深感到中国共产党独立掌握军队和领导武装斗争的极端重要性。他说：“我们没有枪杆子，只靠笔杆子不行。结果人家一翻脸，我们就只有滚蛋。”这是他对大革命失败教训的深刻反思，也是对党内右倾错误严重危害的深刻认识。从此以后，他更加坚信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著名论断，为创建党所独立领导的革命武装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经历了艰难曲折的战斗历程。 　　组织领导渭(南)华(县)起义，是刘志丹创建革命军队的起点。1928年初，他根据陕西省委的决定，与唐澍、谢子长等前往洛南县我党所控制的国民党新编第3旅(旅长许权中，中共党员)开展武装起义工作。5月，他们率领该旅与渭华地区的农民暴动队伍相配合，正式举行起义，打出工农革命军的旗帜。渭华起义是继南昌起义、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之后，我党在西北地区举行的规模最大的一次武装起义。国民党反动当局为了扑灭这一武装革命烈火，急忙调集几个师的兵力向起义武装发动大规模进攻。刘志丹等指挥部队奋起抗击，与敌展开浴血奋战，多次打退敌军的进攻。然而，由于敌我兵力十分悬殊等原因，至7月初，起义武装遭受重大损失，唐澍等壮烈牺牲，渭华起义遂告失败。但是，刘志丹毫不灰心，坚定地表示：失败不要紧，跌倒了再干! 　　按照陕西省委的决定，刘志丹于同年冬到达榆林，不久担任陕北特委军委书记。当时，陕甘地区的各派军阀正在竭力扩张势力。他根据这种形势，在1929年四五月间陕北特委召开的红石峡会议上，提出“变敌人的武装为革命的武装”的重要思想。这是刘志丹为建立革命军队而提出的大胆创见。会议根据刘志丹的意见，决定采取以“红色”、“白色”、“灰色”三种斗争形式，开展武装斗争，创建革命军队。 　　所谓“红色”，就是发动组织工农群众，建立党所独立领导和指挥的人民军队。这是刘志丹长期从事的中心工作之一。他认为，工农武装是进行革命战争的骨干，必须坚持走毛泽东同志开创的井冈山道路，采取“有计划地建设政权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扩大人民武装的路线是经由乡赤卫队、区赤卫大队、县赤卫总队、地方红军直至正规红军这样一套办法”，使陕甘地区的革命斗争有光明的发展前途。他把分散的、弱小的群众武装逐步集中起来，先建立游击队，后组织成为正规红军。这是他在创建人民军队实践中所实行的正确建军路线。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根据全国抗日救亡的新形势，阎红彦、杨重远等率领陕北游击支队到达南梁，同刘志丹领导的游击队会师，合编为西北反帝同盟军，后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根据中共临时中央关于建立红26军的决定，1932年12月，陕西省委将陕甘游击队正式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26军第2团。这是陕甘地区建立的第一支正规红军，是进行武装斗争、开展土地革命和创建革命根据地的骨干力量。但是，由于“左”倾错误的干扰，这支弱小的红军南下渭华遭到失败。刘志丹历经艰辛，只身回到以照金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1933年11月，他又组织恢复了红26军，组建了第42师，还新成立了骑兵团。红26军的重建，标志着刘志丹在创建西北红军的道路上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所谓“白色”，就是派共产党人到白军中开展兵运工作，发展革命武装。这是刘志丹发展革命武装的大胆尝试。红石峡会议后，他返回家乡保安，勇敢机智地采取合法斗争方式，当选为该县民团团总，把民团改造成为党所掌握的革命武装。随后，他打入国民党军骑兵第4师苏雨生部，任副团长，以合法身份发展革命力量。中原大战爆发后，他计划乘机率部起义，不意被敌人发觉而夭折。中原大战结束后，他又根据形势的发展变化，打入陇东国民党部队任骑兵营营长，消灭了当地无恶不作的民团，为老百姓除了一害。尔后，他又奉命同苏雨生部合作，任补充团团长，积极吸收革命青年，扩大革命武装。不久因反动豪绅告发而被捕。经党组织和南汉宸、杜斌丞等著名人士的营救获释。此后，他根据中共陕西省委的指示，利用地方军阀之间的矛盾，打入驻甘肃平凉的新编第13师陈珪璋部，在宁县新编一个旅，任旅长。由于陈珪璋内部发生火并，该旅被缴械，刘志丹也遭扣押。在敌人内部混乱之际，他乘机脱险。兵运工作是一项极其危险的工作，刘志丹以非凡的胆略，一次次打入军阀部队，执着地从事兵运工作，出生入死，毫不退缩，表现了一个共产党人不畏艰险、不怕牺牲的英雄本色。     　　所谓“灰色”，就是争取、教育和改造绿林武装，为创建人民军队准备群众基础和武装力量。这是刘志丹发展革命武装的又一成功的实践。他认为，在陕甘地区诸多绿林武装中，不少“山大王”出身贫苦，侠肝义胆，由于生活所迫，铤而走险，被“逼上梁山”。他们同官僚军阀、地主豪绅之间的矛盾相当尖锐、复杂。只要有共产党的领导和教育改造，他们就有可能走上革命的道路。1931年9月，刘志丹把党在南梁地区所领导的游击武装，连同分散活动在合水、庆阳山区的民间武装改编为南梁游击队，亲自担任总指挥。在游击队中成立了中共队委会，按照古田会议的精神，对部队进行了艰苦细致地教育和改造，使之不断成长壮大为一支活跃的革命武装力量，为尔后组建正规红军和开辟根据地创造了重要条件。一些“山大王”后来还成长为人民军队的将领和人民政府的重要领导干部。 　　陕甘边红军与陕北红军的会师，是创建西北红军的里程碑。1935年1月，刘志丹根据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的指示，率红26军北上，到达陕北安定县(今子长县)，同谢子长领导的红27军会合。2月5日，中共陕甘边特委和陕北特委在安定的周家崄举行联席会议，决定成立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统一陕甘边和陕北两个地区的党政军领导工作。不幸的是，谢子长负伤久治不愈于2月21日逝世。红26、红27军在西北军委主席刘志丹的统一领导和指挥下，逐步成长壮大为中国工农红军的一支重要正规武装力量。 　　刘志丹对创建西北红军做出了卓越贡献，朱德同志称他是“忠实英勇的红军领导”。 　　西北根据地的杰出奠基人 　　刘志丹从西北地区的实际出发，创造性地开辟西北革命根据地，为探索走以农村包围城市的中国武装革命道路作出了独特的历史性贡献。 　　渭华起义失败后，刘志丹及时总结经验教训，认识到根据地对于革命成功的极端重要意义，明确提出“向井冈山学习”，实行“工农武装割据”。经过艰苦努力，逐步建立起以照金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后来，由于敌我力量悬殊和叛徒的出卖，陕甘边根据地一度沦于敌手，红军陷于无根据地作战的困难境地。中共陕甘边特委和陕甘红军临时总指挥部在甘肃合水包家寨召开联席会议，根据刘志丹恢复红26军和创建南梁根据地的意见，决定把工作重点由照金转向南梁。同时，采取“狡兔三窟”的办法，决定在安定、南梁、照金依次成立第一、第二、第三路游击总指挥部，分别在陕北、陇东、关中开辟游击区，建立游击队和赤卫军，配合红26军主力开展游击活动。经过刘志丹和广大军民的艰苦奋斗，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和红军部队日益发展壮大。后来，毛泽东十分赞赏地说，刘志丹创建的根据地，用了“狡兔三窟”的办法，创出局面，这很高明。 　　在创建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刘志丹实行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和根据地建设三者结合的战略方针，使根据地不断巩固和扩大。他认为，只有进行武装斗争，才能在一定范围内开辟农村根据地并建立苏维埃政权；只有进行土地革命，满足人民群众对土地的要求，才能获得人民群众的支持，巩固根据地；只有建立起巩固的根据地，武装斗争才不至于变为流寇式的战争，才可能避免失败的命运。正是由于刘志丹采取这三者紧密结合的方针，使得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不断巩固和扩大。在刘志丹、谢子长的共同努力和正确领导下，陕甘边、陕北根据地终于连成一片，成为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全国仅存的一块具有战略基地作用的革命根据地，成为党中央和各路红军结束长征的立足点和北上抗日的出发点。西北红军及其创建的西北革命根据地，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人民军队的发展历史中，有着特殊的贡献和重要的地位。作为西北根据地的两位主要创建者和群众领袖，刘志丹和谢子长立下了重大功勋，永载史册。 　　坚持从西北地区的实际出发，创造性地实行一系列正确的方针、政策。刘志丹认为，中国革命战争实质上就是农民战争。领导这样的革命战争，必须发动和组织广大农民参加武装斗争，建立政权；必须把落后的农村造成先进的巩固的根据地，造成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伟大革命阵地，借以对付利用城市进攻农村区域的凶恶敌人，借以在长期战争中逐步地争取革命的胜利。为此，他采取了许多行之有效的方针、政策。特别是实行正确的土地政策，满足广大农民对土地的要求。他认为，在中国，大多数人口是农民。因此，中国革命战争必须与农民运动相结合，必须把农民问题放在核心的位置上，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引导与动员农民参加革命战争。他带领根据地的党政军领导，发动群众，开展土地革命，摧毁了封建土地所有制，把土地归还给广大农民群众，从而焕发了他们的革命热情。他们纷纷建立贫农团、农会、赤卫军、工、青、妇、儿童团等群众组织，踊跃参军，积极支前，成为红军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力量源泉。在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的过程中，刘志丹非常关心群众的疾苦，始终同人民群众心贴心。无论在指导武装斗争，还是在开展土地革命，他每到一地，总是要深入群众，问寒问暖，为群众伸冤除害，帮助群众解决实际困难，从而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和爱戴，被群众亲切地称为“老刘”，在人民群众中享有崇高的威望。周恩来曾写下“上下五千年，英雄万万千，人民的英雄，要数刘志丹”的挽词，对他高度赞誉。 　　为了壮大革命力量，刘志丹主张正确地实行革命统一战线的政策。他常说：“革命需要建立统一战线，敌人越少越好，朋友越多越好。我们增加一份力量，敌人就减少一份力量。”要建立革命统一战线，必须正确执行党的政策。他主张在政治上消灭地主阶级，而在生活上给一般地主以生活出路，并允许富农分得一部分好田。这不仅有效地调动了人民群众的革命积极性，而且使地主、富农也有了安身立命之本，保证了社会的安定和正常的生活、生产秩序。刘志丹对根据地周围的民团和地主武装也采取区别对待的政策：孤立和打击极端反动的，争取中间的，团结友好的。实践证明，采取这些正确的政策和策略，对于削弱敌人力量，壮大革命力量，巩固红色政权，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刘志丹还在根据地内实行正确的经济政策，发展生产，保障红军供给，不断改善军民的生活。在他和根据地其他领导的努力下，先后成立了银行，发行自制的布币，开展集市贸易，吸引外来商人经商，使根据地的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军民生活有了明显的改善。同时，他为了提高人民群众的文化水平和思想觉悟，还创办了列宁小学，使根据地的文化教育事业也有所发展。 　　正是由于刘志丹坚持从实际出发，创造性地实施了一套正确的方针、政策，使西北革命根据地不断得到巩固和扩大，使长征到达陕北的各路红军依托这一根据地，把它发展为陕甘宁根据地，成为中国革命的战略基地和指挥中心，有力地推动了中国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 　　战功卓著的高级指挥员 　　刘志丹是在残酷的武装斗争环境中锤炼出来的红军高级指挥员和杰出的军事家。他创造性地提出和制定了正确的战略战术并运用于实践，指挥部队连续粉碎敌人的“进剿”、“会剿”和大规模“围剿”，取得了辉煌的战绩。 　　在战略指导上，他注重把握全局，运筹帷幄，正确决策。1935年2月，蒋介石调集4万兵力，对陕甘边和陕北根据地发动第二次大规模“围剿”，并把重点置于陕北根据地。刘志丹立足战略全局，缜密分析敌情，决定集中兵力，首先打击刚刚由河南经晋入陕的高桂滋部第84师。他认为：高部是“围剿”陕北根据地的主力，但它人地生疏，没有同我军作战的经验，更不善于山地作战。集中兵力首先打退其进攻，对于巩固和发展陕北根据地，乘胜打通与陕甘边根据地的联系，具有重要战略意义；高部装备精良，给其以歼灭性的打击，即可获取大量补充；而且高桂滋与陕北军阀井岳秀矛盾很深，难以协同作战，便于我军利用矛盾，各个击破。遂命令红26军第42师主力北上陕北，与红27军第84师协同作战；留下红26军第42师一部就地坚持游击战争，骑兵团相机向外线游击，地方游击队深入敌后，开展游击活动，牵制和打击敌人。由此，形成了主力红军与游击队相结合、游击队与群众武装相结合，主攻方向与牵制方向相配合，外线作战与内线作战相配合的阵势，发挥了人民战争的强大威力。同时，为加强对红26、红27军等部的统一领导和统一指挥，成立了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前敌总指挥部，刘志丹担任总指挥，亲自起草反“围剿”动员令。由于战略决策正确、作战部署得当，陕甘边和陕北根据地第二次反“围剿”取得了重大胜利。 　　在西北红军反“围剿”胜利进行之际，获悉徐海东、程子华等率红25军到达陕北保安，刘志丹非常兴奋。他指出，红25军到达陕北是一件事关战略全局的大事，是加强党在西北地区革命力量的“千载一刻的好机会”。他立即起草紧急通知，要求陕甘地区的各级党组织，迅速动员全体党员和劳苦群众热烈欢迎红25军，并派陕甘边苏维埃政府主席习仲勋、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刘景范前往迎接。红26、红27军同红25军会师后，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15军团，刘志丹任副军团长兼参谋长。为了迅速打破敌人对西北革命根据地的第三次大规模“围剿”，红15军团决定设伏歼敌。人称“活地图”的刘志丹，“提出了一个理想的伏击区——劳山”。并协助徐海东军团长指挥了著名的劳山战役，一举全歼东北军两个团及一个师直属队，毙伤敌师长以下1000余人，俘敌团长以下3700余人，为粉碎敌人的第三次大规模“围剿”奠定了重要基础。 　　在战役战斗指挥上，刘志丹灵活机动，战法独特。他熟悉地形、民情，知己知彼，善于审时度势，灵活用兵，务求使每仗有计划、有准备、有把握。他认为，处于防御地位的弱小红军，要打破强大之敌的“围剿”，必须抓住关节点，不能蛮干浪打；必须周密部署，有取胜的把握。在第三次反“围剿”之初，敌人调集了10万大军，其势汹汹。刘志丹仔细分析了敌情，认为阎锡山的晋绥军西渡黄河不久，态势孤立，立足未稳；其他各派军阀畏惧被歼而处于守势；粉碎敌人“围剿”，打击阎军是关键。因此，他决定集中兵力，重点打击阎锡山的晋绥军，指挥部队在绥德、吴堡地区向敌军发起突然进攻，定仙墕一战歼敌一个团，毙伤其副团长以下200余人，俘敌1800余人。此举迫使入陕的晋绥军两个旅退回山西。 　　避强击弱，声东击西，也是刘志丹灵活用兵的重要思想。他说：“打仗一定要灵活，不要硬打。能消灭敌人就打，打不过就不打。游击队要善于隐蔽，平常是农民，一集合就是游击队；打仗是兵，不打仗是农民，让敌人吃不透。”正是在这种正确思想的指导下，连续粉碎了敌人对陕甘边根据地的三次“进剿”，又粉碎了敌人对陕甘边根据地的第一次大规模“围剿”，特别是西华池一仗，全歼敌一个团部和两个整营，创造了步骑协同作战的范例。刘志丹还善于把握战场形势，适时向敌人侧后迂回，敌进我进，发动袭击，大胆诱敌深入，聚而歼之，充分显示出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 　　在艰苦的战争环境中，刘志丹还十分重视培养部队的顽强战斗作风和严明的军事纪律。他既具有压倒一切敌人而决不被敌人所屈服的英雄气概，而又善于捕捉战机，出敌不意，攻敌不备，以劣胜优。并且胜不骄败不馁，及时总结经验教训，从而仗越打越精明，战绩越来越辉煌，就连对手国民党军官对刘志丹的军事才能也很佩服。刘志丹既用兵巧妙，又治军严格，赏罚严明。对于作战勇敢，表现突出的，给予大力表彰；对于违反纪律的，不论哪一级干部，都坚决处罚。由于红军执行严格的纪律，不仅提高了干部战士的政治觉悟，也赢得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 　　党指挥枪的忠诚实践者 　　刘志丹是中国共产党人一个优秀代表，是贯彻党指挥枪这一根本原则的忠诚战士。在创建西北红军、指导革命战争的伟大斗争中，他忠心耿耿为党工作，不折不扣践行党的根本宗旨和历史使命，始终把党和人民的利益看作高于一切，表现了一个共产党人崇高的政治品质。 　　在创建西北红军的过程中，刘志丹十分重视党的组织建设和政治思想建设，从根本上保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他认为，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是部队发展壮大的根本保证。他按照古田会议决议的精神，在部队中逐步建立健全党的各级组织，使团以上单位有党委，连有支部；建立健全政治工作制度和政治机关，实行政治委员制；实行民主制度，在连、营、团各级设立士兵委员会；实行官兵一致、优待俘虏、瓦解敌军等原则。同时按照古田会议决议的精神，努力加强部队的思想政治工作，同各种错误的思想倾向进行坚决斗争；并且规定红军除了打仗以外，还要担负发动群众开展土地革命、建立革命政权以至建立党的组织等项重大任务。从而，使西北红军沿着正确的政治方向，不断成长壮大为新型的人民军队。 　　在人民军队建设中，刘志丹高度重视对党的干部的培养训练。他认为，加强干部培养，提高干部素质，是搞好部队建设的决定性因素。除了在战争实践中摔打、训练干部以外，刘志丹还根据党的指示，开办红军随营学校，轮流培训干部。在极端艰难困苦的环境里，他创办了军政干部学校，并亲自兼任校长，亲手制定教育方针，审定教学大纲和教学计划，经常给学员讲课。在他的正确领导下，陕甘地区培养了一大批军政骨干和领导干部，后来许多人成为治党、治国、治军的栋梁之才。 　　在建设人民军队和执行党的各项任务中，刘志丹处处以大局为重，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光明磊落，严于律己，表现出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宽广胸怀和共产党人的坚强党性。在他革命的生涯中，经历坎坷，几多磨难，多次遭受“左”倾错误的排挤、诬陷和打击，被撤职、降职，甚至被关押，但他对党和人民的事业一贯忠贞不渝。最严重的一次是1935年西北根据地发生错误肃反，将刘志丹等一大批领导干部关押，部分干部遭杀害。在这万分危急时刻，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率中央红军到达陕北，立即下令“刀下留人”、“停止捕人”，使刘志丹等一大批干部获释。毛泽东接见刘志丹时说“你和陕北的同志受委屈了”，刘志丹听后十分感动，对党中央表示衷心感谢。同时，他对一些有怨气的同志积极做工作，要大家相信党，忠诚为党工作，让党在实际行动中来鉴定每个党员。他还多次告诫西北红军的指战员：“革命利益高于一切，要识大体，顾大局，绝对服从中央的领导，听从中央的调遣。”在他的带领下，西北红军同到达陕北的各路红军亲密无间，情同手足，受到周恩来的高度称赞。周恩来说：“刘志丹同志对党忠贞不二，很谦虚，最守纪律，他是一个真正具有共产主义品质的党员。” 　　作为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红28军军长的刘志丹，在东征战役中身先士卒，英勇果敢，亲临一线指挥，于1936年4月14日不幸壮烈牺牲，为党和人民的解放事业战斗到最后一刻。刘志丹牺牲后，毛泽东十分悲痛。他说：“我到陕北只和刘志丹同志见过一面，就知道他是一个很好的共产党员。他的英勇牺牲，出于意外，但他的忠心耿耿为党为国的精神永远留在党与人民中间，不会磨灭的。”1943年8月，毛泽东在一次干部大会上，又语重心长地讲了一段意义很深的话。他说：“一个人死了开追悼会，群众的反映怎样，这就是衡量的一个标准。有些人高高在上，官位很大，称首长，好像老百姓都拥护他，其实这不能说明问题，要看最后的盖棺论定，要看开追悼会那一天老百姓落不落泪。有些干部死了，我看老百姓就不见得落泪，他是自封的群众领袖。因为你做了官，老百姓不得不和你打交道，其实公事一办完，人家就掉头而去，不大理睬你了。真正的群众领袖，到开追悼会那一天，老百姓会觉得他死了很可惜，至少不会觉得死了也好，可以省下小米。刘志丹同志牺牲后，陕北的老百姓伤心得很，这说明他是真正的群众领袖。”这是对刘志丹光辉一生的最好褒奖。 　　今天，我们纪念刘志丹，应该学习他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祖国、忠于共产主义事业的坚定信念，学习他不怕牺牲、勇于拼搏、百折不挠、一往无前的英雄气概，学习他顾全大局、严守纪律、团结一致、艰苦奋斗的高尚品德，学习他联系群众、关心群众疾苦、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优良作风。我们一定要紧密团结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坚决听从党中央、中央军委的指挥，深入贯彻党的十六大精神，努力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积极推进中国特色的军事变革，不断把我军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事业从胜利推向更大的胜利。 　　 刘志丹纪念文集/刘志丹纪念文集编委会编.-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