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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章 少年老成 |
| 罗银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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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湖南省益阳，是黎锦晖曲中“桃花江是美人窝”的那个地方，“桃花千万朵，比不过美人多”；是周立波笔下普山普岭茶子花的山乡，楠竹绿如海，资水碧于玉；是岸芷汀兰、渔歌互答的浩荡洞庭，风月无边，美景如画；是特产松花皮蛋和水竹凉席的地方，益阳砖茶是远销西北的名茶，水产、苎麻、芦苇的品质和产量全国知名；是吃芝麻豆子茶又吃擂茶的地方，农家的好客让你难忘；益阳花鼓西湖调的热烈和益阳弹词的柔婉，唱尽了益阳人的苦辣酸甜……益阳，就是本书的传主周扬的家乡。
周扬，字杰生，号运宜，原名周起应，主要笔名有周笕、绮影、企新、谷扬等。1907年11月7日①，周扬出生于湖南省益阳县(今益阳市)赫山区新市渡莲庄湾一个破落的地主家庭，在兄弟姊妹中排行老二。
周扬的家庭是益阳名门望族，据考证，乃三国周瑜之后裔。这样算起来周扬是周瑜的59代孙，周氏族谱就明明白白这样写着。从周瑜到周扬，这59手接力棒是怎样一棒一棒传递的，人类这种传递的神秘不由得让人对造化肃然起敬。
从益阳城西魏公庙过资水，便是资水南岸最末一条支流志溪河入资水的河口。一踏上风景秀丽的志溪河谷，沿着这条小河走，两岸的山林田园，方圆几十里土地都是周家的。隔不远便有一座天井连天井的黑壳大瓦屋组成的大宅院。不用问，那些大瓦屋都姓周。周氏族内以邓石桥涧山大屋最大，绵延有72个天井。志溪河岸有一集镇名“新市渡”，上岸往西走3里便见树木掩映的丘岗，丘岗下有一青砖瓦屋相连的大宅院，大院面对一大片水田。宅院的围墙上写有“肃静”、“回避”4个灰白色的大字，这一栋完整的庄园便是新市渡莲庄湾周家大屋。周家大屋东倚绵延的丘陵，西对上百亩的良田。黑铁皮包裹的大门，门上有铁环。进大门是轿厅，轿厅过天井是中厅，中厅而后过天井是内厅。内厅特别大，横梁上悬有“天地君亲师”的牌位。厅的两边是相对应的横屋，两边横屋各有堂屋、厢房、客房、杂屋、厨房等。全院有20处大小天井，天井里有茶花树、桂花树、芭蕉树、天竹和芙蓉。两边房子都有后院和水井，后院倚山，有梨树、枣树、木瓜树。
周扬两岁时，他的父亲周稚仙不幸去世。周扬对于父亲没有任何印象。父亲刚去世时，周家家境尚好，一年能收700多担租，家有5个佣人。随后家业开始破落，家里的田只有卖出没有买进。
据周氏族谱记载，周扬之父墓地详图。那墓地地形图图案本身特别好看。墓址在血脉村象鼻山。不知周扬生前有没有读过那本族谱。那是一套记录着他的家族来龙去脉的几十本线装书。也许周扬对他的来路和去路都不感兴趣，周氏宗族的辉煌对于革命家的周扬也许会避之不及。
翻开周氏族谱，仿佛摸到一条条扑朔迷离的由人传递的链索。那一册册尘封的卷帙记录了周氏这一支600年来的兴衰与发展。
周氏这一支的祖先是明成化年间由江西吉水迁至益阳15里裴家村的。当年的祖先只是一对夫妇。从那时起至六修族谱的500多年内，周氏宗族发展为嵩、泰、衡几支，共6000多人。清朝几百年间，周氏族内官至知府督府的人无数，传说周家有“八顶红缨官帽子”。在益阳的民间传说中，《周家涧山》的故事在益阳无人不知，故事是讲述周氏怎样发家的，说周氏祖婆心善，寄居在她家的地生(风水先生)被其善良打动给她看一处“牛练凼”的阴宅地，并嘱要有“鱼上树，马骑人，头戴铁帽子”三样东西到齐后才可下葬。这样可以大发。祖婆的儿子周伟东在娘死后一切按地生要求，先买一条鱼挂在树上，时辰快到时已挖好墓穴，这时看热闹的人中有一木掮一木马(木匠的工具)，另有人买一口新铁锅顶在头上，时辰一到，鱼上树，马骑人，头戴铁帽子的人都已到齐，周伟东吩咐宰鸡下葬，不期刚宰下的鸡被一黄鼠狼拖了就跑，周伟东穷追不舍，见黄鼠狼潜一洞中，周伟东不甘心，沿洞一掘，竟然掘得一缸金、一缸银，从此周伟东成了大财主。
据说这个传说还有几个版本，不管传说如何荒诞，但是周家在600多年内繁衍出这么多人丁，获得志溪河两岸的大片土地，造就无数地主，显然与周家祖先的暴富有关。至于周家祖先是什么机缘暴富的，在这几千人丁的子孙中竟无一人知晓。
周家的土地在志溪河两岸方圆几十里，几十里之间没有别姓的土地，在这片土地上有丰富的金矿。近年来，邓万桥、谢林港一带的农民有好多人因挖金发了财，周家当年的暴富可能与这片土里的黄金有关。
周氏家族的身材很特别，他们当中的许多人，他们的脸庞，他们的五官总有一种不同于旁人的气势。饱满的天庭，开阔的脸庞，周正的鼻梁，疏朗而漂亮的眉眼，耳廓厚实耳轮长。他们的个子都比较高大魁伟，在南方较为少见。周氏家族的仪表是一种华美和福相的体现，美男子周扬就很有代表性。看过周扬的照片，可以发现在繁衍的枝枝蔓蔓中总摆脱不了那种写在外表上的贵族血统。同时还可发现益阳人像所有南方人一样，长得高大的不多，然周氏一门不同，像周扬一样南人北相的就很多。美男子周扬集中了周氏家族的典型特征，他的形象是一个家族的代表。
周扬是周家最小的儿子，人称“二少爷”。二少爷小时候长得细皮嫩肉，圆团团的大脸，大脑袋、大眼睛。人家都说二少爷长得像小狮子。
然而这个小狮子可不是一个易长成人的主。周扬小时候很难带，请了几个奶妈都带不了他。他有时候睡到半夜里还要起来玩，两岁时还吃奶。喜欢牵着奶妈的手去看猪罗罗。
最使周扬母亲担心的是童年的周扬多病，他一睡到床上就看见蚊帐外有许多东西，各种昆虫动物，都是叫小孩子害怕的东西，益阳人称这种现象为“插篱棘”。插篱棘的人能够看见别人看不见的动物和鬼，整日不得安生。周扬的母亲请来师公道士驱鬼画符，不让周扬走出这所院子。
据周扬的长子周艾若介绍，他的“父亲小时候身体非常不好，老生病，童年时常见蚊帐外面有鬼，祖母担心他活不下来。祖母生了三个孩子，老大是女儿，父亲是老三，还有一个哥哥。那时我们姓周的家族里有一家没有儿子，族里开会，决定要把父亲过继到那一家去。祖母非常心疼父亲，不忍心让父亲走，天天哭得很伤心。看到这个样子，族里就改变主意，让另外一家的孩子过继过去。晚年父亲在医院里告诉我这件事，还这样说：‘如果过继了，我后来就可能走另外一条路，整个人生肯定就不一样了。’”
幼年时，周扬不仅声称能看见鬼，还爱哭。周扬12岁就做了舅舅，他到姐姐家看外甥。他喜欢刚生下来的小外甥。从姐姐家回来，刚从轿子上一下来，人家问：“你外甥长得乖不?”周扬不答，却扑在床上大哭起来。
周扬的脆弱、敏感、爱哭都是与生俱来的，这些影响到他的健康，他从小体质很弱。1975年，周扬从秦城监狱出来后连续三天不会讲话，只晓得逢人便哭。
莲庄湾(又称“田庄湾”)的周家大屋有一种神秘、阴森的气氛，传说那里的后厅闹鬼。大屋里的孩子们即使白天也不敢独自一人从那个阴森森的后厅里走过，总觉得有人跟着。大厅的梁上常常爆出各种响声，这里一下，那里一下，有时候是木头炸裂的声音。周扬的大外甥胡有萼以及从城里来乡下避难的人都说在那屋子里见过鬼。
周家大门外的田埂下有处深不见底的涵洞直通周家大厅，涵洞有大鱼藏身。说起那个涵洞，周家人都觉得有点神秘恐怖。
周扬不喜欢这座宅院，很小的时候，母亲给他在床上穿衣时，他说：“妈妈，我们家要这么多房子做什么?这些屋子终究要分给别人的。”周母听后，大吃一惊，小伢子家何出此言?周扬十来岁时，曾把家里神龛上的木雕祖宗菩萨全都扔进池塘里。
周扬的母亲周继芳是一个不寻常的女性。周扬从小失父，少年教育与母亲有关，周扬的母亲娘家姓刘，在娘家时叫“刘喜菊”。刘喜菊的名字有点俗，但人不俗。她的父亲在广东当县令，她从小读私塾通文墨。有一次，她的叔叔到兰溪漆家桥考学，先生刘宜元出对：山中宰相。叔叔一时没对上，回家一说，想不到年幼的刘喜菊说：“咯还不易得，就对月里嫦娥啦。”叔叔把侄女对的对子说给先生听，先生大喜，还说“对得好”。这位先生后来为刘喜菊做媒，刘喜菊便嫁给了周扬的父亲周稚仙。周母后来还请这位老先生到家里来教周扬。
老先生到周家来教书时，随同的挑夫挑了一担书，那一担书只是一套木刻本大字的《御批资治通鉴》。刘先生让周扬读《御批资治通鉴》时要他在御批一侧写上自己的批语。这种学习方法很独特，不但在文字形式上与皇上左右论道，还可以批写与皇上相左的意见。私塾先生大概有意培养学生的不畏上的精神人格，敢言人所不敢言，养成一种独立思考的习惯。刘老先生在周家后厅那块“天地君亲师”的牌位下，用自己的心血，要把这一担《资治通鉴》全部教给这位小弟子。
如此说来，《资治通鉴》的阅读是周扬的“奶操”，“奶操”益阳话的意思是指一种童年训练。这种训练将影响人的一生。刘宜元先生对周扬的作文指导也是一种严格的训练。周扬晚年对儿子周迈谈及刘先生，总是感慨不已，他觉得刘先生对他的教育使他终生受用。他还告诉儿子，刘先生对他的文章不是很满意，曾在他的作文上批示：水至清则无鱼。刘先生的意思是说周扬的文章不含蓄，一目了然，如此则成不了大器。刘宜元先生早在周扬的童年时代就透视到了他的将来，这个老私塾先生真是了不得。所以说，周扬在生命中的很长一段时间是违背了刘宜元的期望的。刘宜元对周扬在儿童期进行独立思考与精神人格的强化训练，实际上影响到他的一生，直到他走近生命的终结，还时常提到这位老先生。
1951年，周扬对长子艾若说：“你要有两个崇拜，一是崇拜毛主席；二是崇拜苏联，这样才能成就事业。不仅要崇拜，而且要迷信。”当时的青年周艾若对“迷信”二字甚为不解。直到1983年，周扬在《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一文中，他对毛泽东的客观评价，使人们感到这些话出自周扬，也包括了他对自己几十年来的反思。这确是周扬人生历程中最具有价值的一页。周扬的中文与外文的扎实基础都是在童年和少年时期打下的。因为乡下闹土匪，周扬的妈妈便搬到城里来住。周扬进入益阳一所有名的教会学校——信义中学读书。信义中学是挪威传教士所办，聘请了多名外籍教师，学生英文都很棒。国民党的几位有名的外交家都出自该校。当年这所学校的学生不只是来自益阳本地，当年的湘潭人钱歌川(著名报人)、新化人谢冰莹(女作家)也都在信义中学读过书。
周扬在信义中学读书期间不仅学好了英文，从这里还开始接受了西方进步思想的启蒙。其时，他受五四新思潮影响，徜徉于新文学书林，阅读了大最新文学书刊，得其浸润，对文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周扬在信义中学读书期间，租住于益阳市乾元宫下首。益阳城是一条沿资水蜿蜒15里的麻石长街，乾元宫在益阳城街的中部，房东姚仁涛是一位私塾先生，在他的私塾里有一女弟子是吴公馆的小姐，名叫“吴淑媛”，她和周扬年岁相当，人长得很漂亮。姚仁涛看见周扬也长得很好，书又读得好。周、吴二人郎才女貌，天生一对，便向双方的家长推荐，为之撮合。
姚仁涛对周扬的妈妈说：“一个好伢子，一个好妹子，正好一对。”
吴公馆与姚家相距不远，经过姚先生的安排，周扬到吴公馆相亲。据周扬的姐姐周玉润回忆：有一天，吴淑媛正在绣花，梳一条黑油油的大辫子，周扬一看很满意，笑嘻嘻地回来了。所以没过多久就办喜事。婚后小两口感情极好，形影不离，连喝水都要共用一个杯子一把壶。娇小姐回娘家，即使刮风下雨，二少爷也要亲自接送。
二
古有周瑜与小乔成双结对，今有周扬与吴淑媛这一对。1923年2月，年仅15岁的周扬与官宦人家的千金吴淑媛成亲了②。周扬与吴淑媛在益阳城里的颇为轰动的婚礼，使这一对美貌的少年夫妻成为当时人们羡慕的佳偶。
吴淑媛乳名“娇娇”，人称“娇小姐”，见过她的人都说她长得很漂亮，难怪周扬一见倾心。
吴淑媛的漂亮是有来历的，这要从她的祖父说起。
吴淑媛的祖父吴家榜是益阳近代史上一个传奇人物。
吴家榜是益阳羞山人，羞山是有名的美女之乡。吴家榜是一个孤儿，上无片瓦，下无寸土，以在资水操舟为业，往来湖湘之间，他人生得高大威猛，不甘做船夫。他在离开家乡时对乡亲们说：“我不讨8个老婆不回来。”
这不是一句戏言。
清咸丰年间，吴家榜投入清军外江水师，在与太平军作战中，以“不怕死”出名，冲锋陷阵，屡建奇功，由士兵及哨弁、哨官一直升到守备都司，最后升到长江水师提督，官至一品。听说吴家榜一身战伤衣锦还乡之日，在羞山下搭了一个台子，他自己坐中间，8个老婆分坐两边。那8个来自江淮的美女坐在台上，让乡亲们大饱眼福。在这个台子上，敲锣打鼓唱了3天大戏。吴家榜的传奇一直流传到如今，也为地方史所记载。吴家榜重义疏财，他做官后在其任职的扬州、镇江、瓜洲一带广结善缘，还捐出17000两银子，为益阳增加文武秀才名额各1人。吴家榜带回的那8个美女，其中有一个是吴淑媛的祖母。每年7月，吴公馆举行祭祖活动时，那8个美丽的祖母的画像都会挂出来让后代祭拜。
对此，周艾若回忆说：“我母亲的娘家吴家才是官宦人家。吴家是打太平天国起家的，在县城还有一个公馆。老外祖父3次见过皇帝。在江苏瓜洲当水军总督，人称‘吴军门’。好像还是一品官，相当于军区司令之类的职务。母亲便是在这样的家庭里长大。她是外婆的掌上明珠。外婆是外公的第二个老婆，扬州人，她娘家也姓周，听母亲讲，外婆选择父亲做女婿，与他姓周也有关系。”
吴淑媛的母亲不是益阳人，她本是扬州艺技，人长得高挑好看，娘家姓周。吴淑媛的父亲弃世时，吴淑媛和她的兄弟尚小。吴周氏是妾，又不是本地人，族内未分任何财物给她，于是她牵一双小儿女，披麻戴孝闯公堂，据理力争，使她分得了吴公馆及羞山乡下的大片田庄。
吴淑媛是她母亲的掌上明珠，真是含在口里怕化了，托在手心怕打烂了。娇娇从小在这种至贵至尊的环境里长大，备受呵护疼爱。她只晓得读书、绣花，不出吴公馆深闺。她的善良与纯真，使她对这个世界的险恶毫无应变能力，这与她的天性和生存环境有关。
吴淑媛与周扬同年，大周扬7个月，1923年2月结婚时，吴淑媛刚满16岁。据老人们回忆，当年周扬的婚礼十分阔气排场，新娘坐的是8人抬的大红轿子，接亲的队伍站满一条街，嫁妆中首饰珠宝就有一抬盒。陪嫁的丫环都戴金耳环。
吴家阔气，周家也殷实，周扬结婚不在自己家里。而是在益阳城的仁和码头租了一套房子。结婚时，因婚礼的排场与新娘子的漂亮引起了族内人的嫉妒，说什么“我们周家只结财主不结官门”。族内一个叫“曙胖子”的无赖为首闹房，闹得把新房中的被褥全搬走，使周扬进不了洞房。婚礼后连续几天都不得安生，不断有人听“壁脚”、“捅窗户纸”。后来周扬干脆把木窗揭起，两人睡一头，大声说：“你们要看尽你们看。”这样才把闹房的事平息下去。
周扬的婚礼似乎不太愉快。婚礼上，周家人觉得淑媛的妈妈是姨太，小看她，故意不用正礼相待。去接亲的人有意不穿裙子，按理说不穿裙子接高亲等于光屁股。到了晚上拜过祖宗再拜长辈时，周扬没有对岳母双膝下脆，岳母生气了，执意要喊轿回家，周扬慌忙赔礼才作罢。
周扬的岳母，这位扬州女子，这位漂亮体面的吴夫人，她把女儿交给这位周公子，从女儿离家上轿的那一刻开始，她的心便是悬着的。周扬才貌双全，是她中意的女婿。女儿的婚礼，她是全力操办，她不能让周家人小看了她。她不想让女儿受委屈。
好在周扬结婚后与吴淑媛感情特别好，这才使这位牵肠挂肚的妈妈放下心来。
不久，周扬由新娘子吴淑媛陪同到长沙读书，还带着一个男佣人和一个名叫“瑞云”的丫环。一家四口都住在旅馆里。开销可不小。
周扬夫妇两人相互照顾。周扬让夫人读初中，自己的学校在长沙戥子桥的复初中学。淑媛随身丫环瑞云照看家。后来淑媛怀孕休学，1924年生下他们的第一个女孩宝宝，周扬16岁便做了父亲。这个女婴长得又聪明又漂亮，人见人爱。两岁多时，益阳街上的招牌字全认得，可惜这女孩只活了4岁。
1927年，大儿子周艾若出生；1931年又有了老二周迈。到1934年老三周岳(又名“约瑟”)出生以前，周扬夫妇关系一直很好，尤其是吴淑媛对丈夫爱得很痴心，不惜牺牲自己的一切。
周扬晚年回忆往事时还痛哭流涕地对儿子说：
“我对不起你们的妈妈。”
“你妈妈真是善良啊!那是人世间少有的善良。”
周扬没念完高中便去考大学，考上武汉的大学，看榜时是头名，因一同报考的好友没考上，没去。后来再读上海的大夏大学，但大学也没读完。
周扬发蒙早，5岁读书，研墨要跪着研。周扬从小就是善于读书的人，他读书不限于学校规定读的那些东西。
周扬的姐夫胡祖荫是胡林翼的侄孙，胡祖荫是一个绝顶聪明人，书读得好，诗也作得好。他在世时对妻子说：“你家运宜和别人不一样，看的书也不同，可能会走另外一条路。”
在周家大屋时，周扬平时话不多，埋头看书，亦不理人。姐夫与兄长乃至嫂子都有点怕他，他看不惯便要说。周扬晚年回忆时对儿子说，那时，他是家里的“红卫兵”。
周扬结婚时已与哥哥分家，他分得周家大屋的一半，40担田产和一些财物。给母亲过40岁生日把钱花得差不多了，开始卖田。没多久，他名下的40担田也就全卖完了，幸好太太的娘家有的是钱。田地多，金银珠宝多，在益阳城里还有偌大一个公馆。
以周扬当年在上海西装革履，风流倜傥地出入舞厅结交明星的气派，自然靠稿费是不行的。周扬参加地下工作，经济上主要是指望妻子接济。据周艾若回忆：“每年父亲和母亲都要带我们回湖南一次。一是外祖母非常想念我们，感情上需要。另外是经济上的需要。每次回去，外祖母都要给母亲一些珠宝银元，这些珠宝差不多都花在父亲的地下工作上。可以说，在长达七八年的时间里，外祖母无条件地支持父母，用很多经费支持着父亲的革命工作。那时，到我们家里来的有左联的不少人，我还有点印象。还让我拍过一次电影，但我没有拍完。梅志阿姨(胡风夫人)对我说，她还记得我们一家当年的一些情况。……那时父亲在家里楼上经常开会，母亲她们就在下面打麻将望风，实际上起到掩护的作用。……母亲自己(虽然)没参加具体革命工作，但作出了自己的贡献。有一次，形势很紧张，我表叔来说服父母撤走，他们不听，一气之下，他把家里的珠宝全部卷走，想以此逼着他们走，但仍然没有说服他们。过了一个星期，只好又把珠宝送回来。作为一个年轻文人，在当时生活中，追求真理，充满热情，很有意思。而我母亲紧相依傍，带着孩子，也不怕危险。”
对此，周扬晚年对儿子周迈说：“我那个时候在上海生活全靠你妈。你妈靠什么呢?靠你外婆给的首饰，金首饰一大包就放在抽屉里，也不锁，没钱用了便取一件去换钱。当年家里人来人往，益阳的林伯森、刘宜生都住在我们家，来往的人中还有地下党和左联的朋友。这么多人都靠你妈的首饰维持。你表舅(刘宜生)不想革命了，要我们一起回益阳，我不同意，他就把那一包金首饰全部拿走了，以此要挟我们回益阳。几天之后，他又回来了，把那包金首饰又送了回来。”周扬讲的也是这回事儿。
吴淑媛这位吴公馆深闺中长大的娇小姐，像一个透明的水晶人。当年，她有风流倜傥的丈夫和漂亮得像洋娃娃一样的儿子，她满足了。她一点也不相信这个家还会发生变化。她教儿子唱歌、跳舞，唱儿歌和电影里的插曲，她亲手给他们织各色毛衣。这些漂亮娃娃是她的作品，她感到十分骄傲。当年左翼影界把她的长子艾若找去演戏里的一个儿童角色，小小的孩子便进了摄影棚。这事儿极大地满足了吴淑媛作为一个母亲的虚荣心。
吴淑媛甘心做一个贤妻良母，她对周扬的革命事业全身心地支持。她认为运宜爱她对她好，她对丈夫的感情深信不疑。在上海时，她曾在丈夫的西服口袋里发现过异性写给丈夫的信，吴淑媛极为坦然地还给周扬。1928年，益阳有两个女共产党因躲避追捕到上海寻求周扬保护，周扬与她们扮作夫妻和兄妹在一起另租房子住了20多天。事先征求吴淑媛意见时，她也是不假思索欣然同意。
说起此事，儿子周艾若多年以后仍记忆犹新：“母亲念旧书，有传统的道德观。依靠父亲，信任父亲，支持他的一切工作。母亲很善良，通情达理。一次，大革命时期我们家乡的女县长受到国民党通缉，便带着妹妹一起逃到上海找父亲。父亲和母亲商量后，就在我们家附近租了一间房子，让父亲和女县长假扮夫妻。大概住了20多天，她们才走。这两姐妹，姐姐后来出国了，现在可能还活着。父亲晚年病重住院时，她的子女到中国来还代表母亲到医院看过父亲。”
周扬晚年在医院给儿子谈到这些往事时，总是要意味深长地感叹……
只不过周扬不像吴淑媛，他对于父亲的角色也许一开始就是拒绝的。
周迈小时候听妈妈说：“在上海的时候，家里一旦有客人来，你爸爸就说要把你们藏起来。他不愿意客人看到你们，他不愿让人知道他这么年轻便有了两个孩子。”
1934年深秋，吴淑媛怀了三儿子约瑟。周扬送她带着两个孩子回益阳分娩。往常周扬总要等到婴儿落地才返沪，但这次没有，他没有等孩子出生就走了。他告诉吴淑媛，若是男孩子取名“约瑟”，若是女孩子取名“亚密”。周扬临走时给吴淑媛留下一本浅绿色的信笺纸，那上面印了一只飞翔的鸿雁。
周扬对爱妻淑媛说：“你要常给我写信哦!”
身怀六甲的吴淑媛接下了那本信笺，她万万没有想到她深爱的运宜会生二心，她没想到她和他之间以后只能是信笺上来往的夫妻了。她当时更没想到，此行一别，和丈夫竟成永诀。
吴淑媛原想夫妻别离时间不会长，生了孩子过一段即去上海。上海有他们租的房子，有他们的家。大儿子已在上海念小学了。她与周扬夫妻12年，在上海呆了9年。她已经习惯了上海。然而天真的吴淑媛没有想到，她永远也回不了上海那个家了。
据周扬的同乡、著名学者陈子展先生对周艾若回忆说：1934年深秋，周扬一家离沪的次日，他去周家，才知一家人已走，但门上挂了一件红色的女大衣。那大衣不是你妈妈的，你妈个子高，那红大衣是小个子女人穿的。又据胡风夫人梅志回忆，周扬在1934年从益阳再度返沪，出现在人们面前时，形象已经焕然一新，他已换下惯常穿的西装，着一件白绸长衫，戴一顶白色礼帽，身边有了另一个女人。人们再到周扬家，再也看不到那两个在矮桌上玩积木的漂亮的小男孩以及那个身穿旗袍的贤惠的周夫人了。
上海滩上周扬的新气象，远在几千里之外益阳城坐月子的吴淑媛一点也不知道，她顺利地产下又一个漂亮的男孩子，她还沉浸在又一次做母亲的喜悦与忙乱之中。
周扬的三儿子满月之后，吴淑媛开始用周扬给他留下的信纸写信，浅绿色的信纸一页一页地寄出去了，然而信发出了却久久不见回信，再连去几封也依然杳无音讯。当她终于收到周扬的信时，周扬在信尾这样问她：“你怎么老不给我来信呢?”吴淑媛接到丈夫的信后笑眯眯地对儿子们说：“你看你爹爹，我给他写了好多信，他自己不回信，还说我老不写信。”现在看来，吴淑媛给周扬的信，也许真的没有到达周扬手中。
三
转眼到了1935年春天，新生的儿子一天天长大，又白又胖。按理说，吴淑媛又该启程返沪了。这时，周扬去信给吴淑媛，信上说：“我暑假回益阳。”于是吴淑媛放心地等暑假了。
吴淑媛托人买了最好的梅子，周扬喜欢吃她做的甘草梅子，她开始为周扬做分别后的第一坛甘草梅子。
吴淑媛做的甘草梅子又甜又脆，味道特别好。梅子做好了，孩子们想吃，但他们懂事，知道那是给爹爹做的。晒好的甘草梅子用一只粉彩瓷坛装着，放在雕花的红漆摆柜上。
到了夏天，暑假来了，周扬却不见回来，那一瓷坛甘草梅子没有人动它。
到了第二年春天，青梅上市，吴淑媛又开始为周扬做第二坛甘草梅子。这时，周扬又来信了，说今年暑假回来，这已是1936年的春天了。吴淑媛根本不会想到其中变故，倒是吴公馆一位老佣人力劝娇小姐携子返沪，吴淑媛则说：“他不来接我，我是不会去的。”
果然，到了1936年暑假，周扬又没有回来。再隔一年，他去了延安。
到了延安，周扬仍保持与吴淑媛的联系，还给儿子捎过一件紫红色的呢大衣，可能是托人从外地买的。到1938年，吴淑媛还收到周扬寄来的一本《安娜·卡列尼娜》，吴淑媛读着丈夫的译著，一边动手为他做第四坛甘草梅子。
周扬的母亲这时写信责问儿子：是不是老婆孩子都不要了?是不是把家里的人都忘了?周母最担心周扬发生婚变，她喜欢这位老实的不爱说话的二儿媳，怕她受委屈。周扬立即给母亲复信。信的大意是：我现在在肤施(延安)当教育厅长，我不会做对不起家人的事。
还有一个最怕周扬变心的是吴周氏，即吴淑媛的妈妈。吴周氏身染重病，生命危在旦夕，但她不放心，她爱女儿胜过爱自己。她还爱女婿和3个漂亮的小外孙。如果可能，她情愿以自己的生命换取女儿的幸福。然而女婿数年不归，这意味着什么?她似乎明白了一切，又不忍心告诉女儿。为了女儿一家，她曾经把家里的金器一包一包地交给女儿，然而她尽自己所能为女儿所做的一切并不能使女儿获得幸福。
吴母的病逝使这位从小在母亲卵翼下的女儿突然感觉天塌了，她只觉得眼前一片漆黑。
吴母埋在羞山附近。在母亲亡故的那些日子里，吴淑媛天天领着3个儿子和养女亚密一行5人，早饭后步行去数里之外的坟地。本来并不爱哭的吴淑媛把一世的眼泪都给了母亲，她哭娘，哭得天昏地暗，地动山摇。她开始是哭诉，哭的内容一天一天从不重复，然后是哭嚎，引得儿女们跟着她哭成一团，哭声惊动了山野人家，大家走拢来，扶着她回羞山长田坊的庄屋。她哭娘的坟，先是每天一次，继而隔天一次，连续哭了数月。
世间的荣枯难料，没想到阔气的吴家也会败落，吴淑媛唯一的同母的弟弟因经营袜厂不善，赔了大本，卖了乡间大片田产抵债，几乎一夜之间成了穷人。吴公馆那一间她娘家的“银行”再也无力为她支付金子了，她带着3个儿子一下子陷入贫困的境地。
这期间与周扬的联系几乎中断，周扬的侄子周立波曾经从延安南下回过益阳，专程去看过吴淑媛。周立波当然不会把周扬在延安的真实情况告诉这位远房婶婶。吴淑媛表示要跟周立波一起去延安。只是这个时候，她已经去不成延安了。周立波的妻子姚陵华经常来看吴淑媛，孩子们看见她一来便与妈妈谈很久。她们谈的是什么，孩子们都不知道。
吴淑媛一下子由富家小姐成为了平民女子，她居然也能操持起各种家务来。她找来破布条打壳子，为儿子们做鞋子，亲手做各种坛子菜，扑豆角、扑茄皮、扑辣椒和酸菜。这个时候，她带了3个儿子回到新市渡莲庄湾，周扬名下虽没有一分田了，但那里的房子还是自己的。
城里和乡下都有闲言，说周扬在外面如何如何了，但吴淑媛就是不信，她根本不相信周扬会爱上别的女人而离开她，她嘱咐儿子们不要听人瞎说，“你爹爹不是那号人”。
那时候的吴淑媛是个什么样子呢?她已经34岁了。我们在周扬小侄女周舜华一部没有写完的遗稿中，可以发现一段有关吴淑媛的描绘：“大约我5岁左右，我终于见到了我的婶婶，婶娘与3个堂兄及保姆一行5人从城里回到乡下，我的婶娘吴淑媛是益阳吴公馆家的千金，爱称娇小姐。婶娘长得十分美貌，高高的身材，皮肤白嫩，既圆又方正的脸盘，五官十分端正，眼睛特别发亮有神，眼皮儿是双的，睫毛是长的，嘴是抿的，下巴稍稍前翘，她兼有东西方女子的美，她的话特别少，脸上挂着掩盖不住的忧伤，她常常懒洋洋地倚门而立，失魂般的眼睛呆呆凝望着天井里的茶花树梢，一动也不动。她那倚门呆立的神情专注的样子，真像一尊青年美妇人的雕像。”
有一天，正读寄宿中学的周扬的长子周艾若从学校回来，感觉周家大屋气氛紧张。从乡邻到家人都在传一张报纸，那张报纸令全家人失色。因为那张报纸，使艾若的祖母、姑妈全都傻了。艾若再看妈妈，妈妈则是木然的，看不出任何表情，但艾若知道妈妈垮了。
周艾若一直不知道那是一张怎样的报纸，只知道那张令全家人失色的报纸透露了周扬的消息。
据周扬的二外甥胡有萼的考证，那张报纸是桂林办的《救亡日报》，报上登了周扬给郭沫若的一封信，周扬在信中谈了解放区的一些情况，信的末尾附了一句：“苏已进抗大，小孩已进幼儿园。”这里的“苏”，即周扬的新夫人苏灵扬。信的末尾这一句对于莲庄湾周家大屋，无疑是一声晴天惊雷。
周扬的母亲不知如何面对这位贤德内蕴的二儿媳。
周扬的姐姐周玉润忍不住落了泪，她想不到幸福美满的弟媳也重复了自己作为女人的不幸。
吴淑媛在7年苦苦相思中结构的爱情童话顷刻间瓦解，夫妻20年的情分全被一张报纸否定，她没有一滴眼泪。从此以后，吴淑媛病了——
开始只是脖子上长淋巴，一串串，很快成荔枝大一颗颗，继之全身浮肿，卧病不起，受尽折磨。
吴淑媛进城去信义医院看过一次病，外国医生只是摇头，又回来了。家中可变卖的东西不多，家人翻出几张珍贵的火狐皮，交给本族的一个姓周的去卖，后来连那个人都不见了。
她病重的时候，请一次医生便卖一个彩绘瓷坛，后来那雕花大柜上的坛子都卖光了。
吴淑媛重病的时候，腹部有地方痛，她不吱声，只是用被子摁着，那被子竟被她摁破了一块。她即使在最痛苦的时候也不吱一声。她的房里静悄悄的，像没人一样。
吴淑媛病危的时候已经吃不下东西了，但想吃一种粉皮，想吃新鲜包谷，还想吃一种北方的大梨。当她的弟弟吴之清好不容易托人买来一只新鲜大梨时，她已经吃不下了，弟弟俯身抱着姐姐，泪下如雨。
吴淑媛临终前的一些日子，她早已不能说话了，她望着3个儿子，指着柜子，想要告诉他们什么，却又说不出来。她的意思是说那里的东西要保管好，孩子们打开柜子，从那里找到仅有的两枚金戒指，这大概是她最后的首饰了。她从小穿金戴银，不以金银为贵。她陪嫁的那一抬盒金首饰都是经她的手变卖的。出嫁后，她每次从上海回来，都要从娘家带走一批金首饰。在她看来，黄金这东西不值什么。她已经陷入贫困多时，为什么还会有金首饰呢?是不是周扬送她的信物呢?
在吴淑媛的病还没有转重的时候，有一天，正好周扬的母亲、哥哥与姐姐都在她房中，她倚着床，平静地对他们说了这样的话：“我没想到与运宜夫妻只有这么久，20年真是好快，不晓得信就过去了。”当年在床前听妈妈说话的小周迈，感觉妈妈话里一字一句都充满着对爹爹的怀恋。她说过这些，又嘱咐：“我死后，一定要给我的寿衣袖子上加上白条，我走在长辈的前面，是我的不孝。”
吴淑媛说完这些，一屋人都落泪了。
她说这样的断头话是准备赴死，谁也救不了她。
1942年春天，周家大屋东侧院花圃有一丛牡丹花盛开。那牡丹多年不枝不叶，偏偏那一年突然从地里冒出来，长出枝叶并开出花来，在这院子里长大的孩子们，只听说这里从前有过牡丹并未看见过牡丹，牡丹开得有点蹊跷，老人们则以为是异兆，深感不安。然而就在这年深秋，吴淑媛死了。
吴淑媛咽气是在半夜里，3个儿子被人叫醒，一齐跪在娘的床前。3个儿子当时还没有哭，母亲濒死状态持续多日，她的死来得不突然。3个男孩的耳边仿佛响起了妈妈熟悉的歌声：“小麻雀呀小麻雀，你的母亲哪里去了?”
母亲与她的歌声飞到天上去了，她再也不会回来了，他们从此就是没有妈妈的小麻雀了。
周扬的兄长周谷宜主持了弟媳的葬礼。他当时在周氏得英小学当校长，他宣布全校放假一天，全体小学生参加送殡的仪仗队。
吴淑媛的墓就在周家大屋宅院的后山，距老屋仅百米之遥。吴淑媛的坟头长满青草与灌木，没有墓碑，有一块墓碑已在“文革”中被人撬走。
那座坟是假的，真的坟已于大跃进年代被人撬开，揭去棺盖，发现并无值钱之物之后便填平了。这个坟堆是听说周扬要回来，乡里临时做的，但地方不对，真正的坟在这假坟堆子下首3米处，那是一片白菜地。吴淑媛的遗骨在那一片水灵灵的白菜下面。冬日的阳光软软的，那一片无言的白菜地没有阳光。
1980年春天，周扬回乡时，在莲庄湾稍作停留，先看了老屋，在当地人陪同下又去看吴淑媛墓，墓地很近，几分钟可达。而且已经走了一半了，吴淑媛墓就在前面了，只需几步便可抵达。不期这时下起雨来，这雨是38年前的雨，是38年前的那个女人没有落下的泪，这雨下得也许不是没有来由。偏偏这个时候，不晓得是哪个随从建议：下雨路滑，还是别去了吧。周扬听从建议，退步抽身往回走。那一个坟头那一片白菜地只是陡然地望着他和一个女人的背影离去。也许周扬不想当着众人的面去面对吴淑媛的墓，也许他想用回避了40多年的办法继续回避。他或许没有勇气面对吴淑媛，哪怕只是一座无言的墓。
周扬曾一年又一年地向吴淑媛承诺暑假回来，一年又一年地没有回来，在那个战乱和革命年代，或许有许多复杂的难言的原因。后来周扬去了延安，延安使周扬摆脱了尴尬。这时，周扬仍给淑媛写信，还寄去了自己新的译著《安娜·卡列尼娜》。不明白周扬为什么不愿意向淑媛讲明实情，这里面的苦衷，大概只有周扬自己知道。③
四
1926年，周扬离开家乡，踏上奔赴传播新文学的集中地——上海的征程。
周扬到上海后，先考入上海国民大学，在此接受了西方哲学思想的学习，对德国哲学家尼采的“大胆否定一切因袭、传统、权威”的哲学观尤有兴趣。
1927年，周扬又考上海大夏大学学习英文，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思想和新文化思潮，他追求真理，向往革命。这期间，周扬虽然对革命思想兴趣颇大，但对他影响最大的却是尼采的哲学。据周扬忆述：“惟因当时在李石岑教授影响下，深深醉心于尼采主义，尼采思想在我的生活中曾起重大作用，我应该说，是革命的作用，他教了我大胆否定一切因袭、传统、权威，在我脑筋中进行了一次大扫荡，没有这次大扫荡，接受马克思主义也许不会有这么纯净、干脆。然而也正因为这点尼采主义的教养，使我在1927年对革命极端的倾倒当中，保持了在组织上超然的立场。”④
年轻时的周扬如此倾心于尼采的哲学，诚然与大夏大学的李石岑教授有关系。李石岑当时是以讲尼采的唯意志论闻名的，湖南醴陵人，周扬与他很熟悉。1930年，李石岑从国外考察回来，开始转向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周扬得知，便想方设法为他引见一些研究马克思主义和唯物论的人去施以影响。后来这位研究西方各派哲学的学者在其著述中较早地较为正确地评介了马克思主义，也许他的学生周起应从旁起了一点的促进作用。
的确，尼采那种带着个性解放色彩的哲学，五四前后，在中国一些知识分子中还是比较有影响的。《新青年》的陈独秀等人都是把尼采的哲学当做最新思想来看待的。鲁迅与郭沫若翻译介绍过尼采的《查拉图斯忒拉的序言》(郭译名为《查拉图司屈那》)。鲁迅先生早期的一些作品明显有着尼采思想的痕迹。有些研究者认为，鲁迅介绍尼采的观点是针对当时中国封建的传统社会关系来反封建、反旧传统、反旧礼教的，是逆尼采思想而用之。周扬当时倾心于尼采的“重新估计一切价值”，可能也是用其道以解放自己的思想，清扫自己头脑里的陈旧东西。
在扫荡了“脑筋”中的“传统、权威”的同时，周扬开始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思想，开始了对共产党的向往。
在上海大夏大学期间，周扬读到了郭沫若的诗集《女神》，像当时许多追求进步的青年一样，“女神”以火山爆发般的热情，把他的心弦拨动，把他的智光点燃。他一遍一遍地朗读那些光芒闪烁的诗句，一次一次地思索诗中饱含哲理的寓意。
啊!他豁然开朗，“凤凰涅槃”，说的是涅槃，不是寂灭；是凤凰从那冷静了的灰里再生，是诗人自己的新生，也象征着苦难中国的新生。这是多好的诗啊!
周扬从此成了郭沫若诗歌狂热的、忠实的读者。喜欢上了郭沫若的诗，也喜欢上了郭沫若参与主编的《创造》等刊物，贪婪地读着他能找到的郭沫若的著译，当他从《创造》上读到连载的郭译德国尼采的著作《查拉图司屈那》(今译作《扎拉图斯拉如是说》)，又好像发现了一块思想的新大陆。尼采的一些名言：“上帝死了”、“重新估计一切价值”，要反抗和否定一些旧的传统和权威，同样使年轻的周扬心灵受到震撼和激动，这不就是五四运动倡导的思想解放的精神吗!
对于大夏大学，周扬后来评价说：“这个学校不算太好，我也没有好好的搞过文艺，大夏这个名字的意思是大中国，代表国家主义。”⑤他还“从书本上接触”了许多新思想，正如他所说：“那时候所接触到的不但是共产主义，也有无政府主义，对克鲁泡特金，对尼采……都有接触，但在这些思潮中我还是最相信马克思，我觉得马克思主义最好，但对他有多少认识也很难说。”
这年夏天，学校放暑假，周扬从上海返回湖南，经周立波的表哥林伯陶的介绍，他去长沙看望周立波。两人当时都是满怀理想、憧憬革命的风华正茂的少年，相对促膝而谈，指点江山，颇有相见恨晚之感。周立波当时名“周绍仪”，是长沙省立一中的学生。周扬与他是族亲。
周扬毕竟是上海回来的大学生，上下古今都能谈一通，不仅给周立波讲了马克思，还给他谈了当时流行的新思想——尼采的哲学。特别是向他介绍了新文学家鲁迅、郭沫若等人及其作品，要他多多接触五四以来的新思潮和新文学。周扬还针对他读书很用功，有点埋头读古书，不大参加政治活动的现象，谈了自己在上海读书时，参加革命的学生运动，上街游行宣传，得到的启发和教育。周立波后来回忆说，周扬“和我谈尼采的一切都要重新估计价值和中国的新文艺思想”，“又谈鲁迅、郭沫若”，“我受了影响，开始看鲁迅、郭沫若和汪静之的作品，郭沫若的诗和散文给了我很大影响。”⑥
周扬对周立波的年少老成，追求进步，追求革命的志向感到敬佩与惊讶，他后来回忆说：“那时他刚刚初中毕业，而我已是个大学生，使我感到惊奇的，他当时已读完《资治通鉴》，知识并不比我少多少。”
人们也许要问，为什么两人初次见面，周扬就和立波谈起尼采的超人哲学呢?有人也曾经向他提过这个问题。周扬坦然地告诉我们：“那时我们这些追求进步的青年，急切地想知道西方来的一些新思想、新知识，也分不清哪些是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哪些是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尼采、克鲁泡特金的学说，当时几乎是和马克思主义一样吸引我们，只是后来我们参加了革命斗争，加入了党，才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是解放人类的唯一真理和武器。”
周扬与周立波的初次相识与交往，一见如故，志同而气合，奠定了两人永成知己的思想基础。对于算是小弟的立波来说，改变了只埋头读书的书生样，很快就投入了轰轰烈烈的大革命的洪流。
这时的周扬，在上海大夏大学，也经历了1927年国民党反动派的“四一二”反革命血腥政变。
蒋介石叛变革命，在上海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四一二”大屠杀，整个上海腥风血雨，陷于白色恐怖之中。
4月12日凌晨，大批青帮武装分子冒充工人，从租界冲出，向分驻上海总工会等处的工人纠察队发动突然袭击。工人纠察队奋起抵抗。双方激战之中，刚刚倒戈参加国民革命军的周凤岐第二十六军第二师开来，声称要调解“工人内讧”。工人纠察队员看到军队将青帮武装分子的枪械收缴，便热情地欢迎这些“调解者”。结果在毫无戒备的情况下，2000名纠察队员被军队强行缴械。一部分纠察队员虽进行了英勇的抵抗，但因众寡悬殊，遭到失败。在此前一日，上海总工会委员长汪寿华已被诱骗杀害。事变发生后，上海工人及各界群众发动总罢工和游行示威，表示强烈抗议。4月13日上午，上海总工会在闸北青云路广场举行有10万工人参加的群众大会，会后整队游行，要求释放被捕工友，交还纠察队枪械。游行队伍行进到宝山路时，埋伏在里弄内的第二十六军士兵突然冲出，用步枪、机关枪向密集的游行群众扫射，打死100多人。此后，疯狂的搜捕和屠杀继续进行。到4月15日，上海工人300多人被杀，500多人被捕，5000多人失踪。这就是震惊中外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在上海发生反革命政变前后，四川、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广西和广东等省也发生以“清党”为名，对共产党人和革命人士进行大屠杀的事件。
蒋介石发动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是大革命从高潮走向失败的转折点，它使中国政治风云突变，造成革命联合战线内部的巨大变动与分化。
蒋介石集团的叛变和突然袭击的卑鄙行径引起了举国激愤。4月13日，上海知名人士郑振铎、胡愈之等7人联名写信，声讨蒋介石的暴行。共产党人并没有被大屠杀所吓倒，在一些充满白色恐怖的地区，顽强的共产党人仍在进行革命活动。
不过，革命处于低潮，委曲求全者大有人在。
急骤变化的政治形势使周扬这样一个摈弃一切陈腐观念，渴望新生的热血青年，面临着严峻的政治考验和命运的抉择。
在共产党人的教育和帮助下，周扬没有被反动派的屠杀和白色恐怖所吓倒，强烈的义愤使他的革命志向更坚定了，要为牺牲者复仇，要循着革命先烈的血迹前进。经过既是同乡又是同学的夏钟润的介绍，这年他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就是在这风雨如磐的白色恐怖之下，在革命的低潮时期，周扬以一个革命者应有的政治信仰和品格及大无畏的革命精神，面对血雨腥风，不顾个人安危，逆风而上，毅然决然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从此开始了他的光荣而曲折的革命战斗生涯。
周扬在他的自述中写道：“‘四一二’以后，正当白色恐怖非常高涨，昨天还是革命者的我所认识的好些同乡，今天突然变成了规矩人的时候，我却再也不能抑制我的愤怒，我感到一种要报复的欲望，于是我就加入了党。”他还说过这样的话：“那时年轻，天不怕，地不怕，党怎么号召就怎么做，也不知道什么是左倾路线，半夜到街上去散发传单，贴标语。”随之而来的暑假，周扬决定借探家的机会到当时大革命的中心武汉去寻找一份工作。在武汉徜徉了一个多月后无果而返。等到他再回到上海的时候，不但他的入党介绍人到日本去了，而且“以前的同志许多都不见了”，“留下的也是消极的消极，自首的自首”，周扬“已再找不到组织这个东西”了。
周扬失掉了组织关系以后，只好借口休学回到益阳老家去。白色恐怖，环境骤变，周扬和周立波又在老家聚会了。周立波在小学也站不住脚，多次来找周扬商议，两人共同的心愿就是要寻找党。参加革命，为全人类的解放事业奋斗的决心，把两人紧紧地凝结在一起。周立波因为错过入团的机会，找不着党的组织，不止一次地伤心流泪；周扬也为失去了夏钟润的踪迹，终日苦恼不堪。两人左思右想，立波提出，他的一位亲戚曾三在大革命时期担任过共青团湖南区委执委，两人决定去找他。谁知兴冲冲赶到曾三的家，人去楼空，他已去江西。没有其他路子，两人认为上海仍是当时的革命中心，同去上海吧!
1928年1月，周扬、周立波一起到了上海，周扬的家境好一些，周立波暂时和周扬住在一起，想找个机会升学或谋个职业立住足，再找党的关系。那时的上海，经过国民党反动派“四一二”的白色恐怖，到处弥漫了凄清萧索的气氛，但这一切吓不倒也难不倒两位湖南来的满腔热血如饥似渴寻找党的关系的青年。
1928年夏，周扬毕业于上海大夏大学。
在此之前，从1927年起周扬就开始写文章，介绍易卜生、杰克·伦敦、辛克莱等，为中国国内最早介绍者。所以说，周扬的文学活动是从对外国文学的介绍与评论开始的。
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一书中曾写到，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巨人常常是一手执笔，一手仗剑，“他们的特征是他们几乎全都处在时代运动中，在实际斗争中生活着和活动着，站在这一方面或那一方面进行斗争”。周扬恐怕也是在此目的下登上文坛的。同当时许许多多的人一样，周扬登上文坛的主要目的也并非是想成为作家、理论家，而是抱着改造社会、解放全人类的目的而选择的这一条道路。为人类最终的自由而战恐怕是他们所有人的初衷，在周扬最初的文章中，我们就可以看出许多的自由的呼声。例如在谈到巴西文学时他说：“巴西的文坛经过浪漫主义的洗礼以后弥漫着一种自由的空气了。这虽然是一种对于欧洲的精神上的忠顺，为徘徊，为踌躇所压制了的暗中摸索的自由，但是从这种自由里文学的独立的精神正在渐渐地长成着。”
周扬在1929年2月1日《北新》半月刊第三卷第三号上发表了题为《辛克莱的杰作：<林莽>》的书评，署名“起应”。
周扬在这篇书评中开宗明义地指出：“辛克莱便是一位旗帜鲜明的Propagandist(引者按：即宣传家)。他说过：‘一切的艺术是宣传，普遍地不可避免地是宣传；有时是无意的，而大底是故意的宣传。’我们在他的《林莽》中，便可看出这种艺术的伟大意义，便可看出他显然地是一个大声疾呼的Muck-raker(意即专门报道社会丑事的人)，是一个社会主义的Propagandist。”⑦
《林莽》是美国作家辛克莱的杰作，通译为《屠宰场》。20世纪30年代，易坎人(即郭沫若)又译为《屠场》。作为一部在当时轰动了全世界的名著，《林莽》一是在1906年写的。劳动者家庭的苦况和资产阶级的恶毒阴谋及联合阵内的丑态，都活生生地给这本书里暴露无遗了，所以此书一出版便引起芝加哥屠宰公司大恐慌，连当时的总统罗斯福都惊骇了。在短期间内译成了17国文字，改编成了戏剧和电影。美国作家杰克·伦敦说这是一部“奴隶制度的黑奴吁天录”。
接着周扬对这本“对于将来社会革命的功绩”，“不难想见的”的小说做了详细的介绍。辛克莱的不可压制的讽刺属于一种新颖而愤怒地表达思想的流派。他研究过现实主义的技巧，在欺骗性的虚饰下将事实真相客观地、不掺杂感情地讲述出来。他坚持向读者揭示，无法适应社会的人就像可怜的、赤裸的似人非人的动物，像于尔根那样，坚持认为自己是一个绝顶聪明的家伙。他背弃了所有可尊崇的高尚信条。在他笔下，高贵的现代人变成了受本能驱动而发泄的卑贱者——一种群居的、只顾填饱肚子的、随波逐流的丑陋的动物。⑧因此周扬向中国读者介绍《林莽》是很有现实意义的。
周扬在评价小说的主人公岳非斯时这样说：“从前岳非斯听了工友们的‘为他们的权利而战’的话，总是莫名其妙；因为那时候他的‘权利’观念，只是‘去找工作，找了工作听人家叫怎样做就怎样做’。但是他现在懂得为权利而战的道理了，而且觉得自己也在战起来了。”这时周扬想到的是捍卫人的权利。不过，“文革”后，他同人私下谈起1957年他打了那么多右派时说：“如果当时我不打那么多的右派，我第一个就是右派。”50年代的周扬首先想到的已不再是如何捍卫人的权利，而是如何保住自己的权力，为此他把自己的朋友、战友、同事一个个地抛了出去，如田汉、夏衍、阳翰笙、林默涵等人，以此试图证明自己的“公正”、“无私”、“坚贞”与“清白”。
1929年，周扬与党的组织失掉了联系后便东渡日本留学，去找原来的入党介绍人夏钟润。到了日本，方知夏钟润也已失去党的关系，结果无功而返。在日本东京，他涉猎了大量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及日本共产党人和左翼文化人士撰写的书籍与文章，并加强了同日本左翼文化人士的交往，从中汲取进步的革命思想。周扬曾回忆道：
“后来我到了日本，也没有上什么学校，那是1929年，正是日本左翼文化最流行的时候，关于马克思的著作非常多，那些书在上海被禁止，但在日本很流行。马克思和苏联的书，在日本翻译得非常快。介绍外国文化是日本很大的长处。这情况使中国人受益不少，因为中国人懂得俄文的少，懂日文的很多。无论鲁迅或是郭沫若，都是受益于懂日文。”“那时我的日文并不好，除了看日文书以外，还看英文的书。日本不是有个丸善书店吗?……我经过丸善买到很多左翼的英文书刊……”⑨
在日本期间，周扬还参加了中国留学生组织的“中国青年艺术联盟”的进步文艺活动，从中得到了很大的锻炼。周扬在自述中写道：“在东京，我拼命地看左翼文艺书籍，拼命地找日本左翼文化人的关系。我入了日本左翼文化人所主办的暑期外国语大学，参加了中国青年艺术联盟(左倾的中国留学生所组织的，有叶沉‘即沈西岭’、许幸之等)，因此引起了日本警察的注意，在日本大检举时就被逮捕，和一个在倾日本朋友一道，在拘留所关了一月，因无犯罪证据被释放。出来后，在东京再呆了两三月就回到上海了。”⑩
关于周扬在日本的活动，他的老同学谭林通曾撰有《难忘相识在东京》一文，我们从中可略知一二。谭林通认识周扬，是1929年秋冬之间在东京小石川区林町的“国师馆”，当时他只是初中刚毕业的16岁少年，而周扬已经21岁，不过那时名叫“周起应”。“周扬”之名是在与苏灵扬结合之后，作为一种纪念。日本的“国师馆”是类似从前北京的学生公寓那样的一家两层木造，约有20来个房间的“下宿屋”，住的多是留学日本的中国人。在此两人经常碰见，先是点头招呼，然后逐渐搭起话，就交往起来。那时还有一位爱好唯美文学的方信，住在周扬的邻房。方信早年搞过戏剧，自言曾与欧阳予倩同过台，醉心唯美主义。
在东京的时候，周扬介绍谭林通看一些进步的文学作品；方信则介绍他看英国作家王尔德的《莎乐美》、《道林格雷画像》等。周扬与方信二人时常在一起谈论文学，也争论，谭林通则总静坐一旁，听他们高谈阔论，各抒己见。在这一段期间，周扬还介绍他阅读了一些进步的文艺作品和社会科学的著作，并经常对他作启发性的讲解和讨论。
那时的日本，左翼思想和运动相当蓬勃，普罗文学十分盛行。但自滨口幸雄首相被刺，政党政治逐渐失势，军人势力抬头，政府开始大力镇压左翼运动了。周扬因此而被捕。据他被释放回来告诉谭林通说，他是去找一个左翼人士时，那里出了问题而被捕的。在警署问口供时，他自辩只是一个研究者，并无任何活动和组织关系，警方经过搜查他的房间，没找到什么罪证，便接受了他的申辩，交保释放。他在小石川警察署的拘留所被拘禁了一个月左右，没有上法庭，也没有入狱。
出面保释周扬的就是他的好朋友谭林通和方信两人。
1930年，周扬与方信相继回国。离日回国时，周扬给了谭林通一本布哈林《唯物史观》的英译本。虽然那时谭林通的初中英文程度和刚刚入门的社会科学知识，对于这样一本大书是只能看看那书名的，但为了不辜负他的期望和好意，还是抱着一本字典，花了两个多月的工夫把它看完了。书的内涵并没有领悟多少，但却增加了英文的词汇，提高了阅读能力，同时也起了关键性的启蒙作用。这是令谭林通终身难忘的。
谭林通曾感慨地说，他在“东京求学期间接触到新文学，接触了周扬，使我和文学结下了不解之缘……”(11)
①周扬出生日系温济泽根据周扬家谱订正的。周扬逝世时，新华社发布的《周扬生平》称其生于1908年。
②竞存：《周扬的青少年时代》，《传记文学》2001年第9期。
③此节的部分资料由叶梦提供。叶梦，湖南益阳人，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一级作家。
④这是周扬在延安鲁艺工作时写的自述，转引自徐庆全：《周扬与冯雪峰》，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1月版，第2页。
⑤赵浩生：《周扬笑谈历史功过》，《新文学史料》总第2辑，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2月版。
⑥荣天屿：《人生难得一知己——周扬与周立波》，《新文学史料》2004年第3期。
⑦《周扬文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12月版，第1页。
⑧[美]沃浓·路易·帕灵顿：《美国思想史(1620—1920)》，吉林人民出版社2002年12月版，第1081页。
⑨赵浩生：《周扬笑谈历史功过》，《新文学史料》总第2辑，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2月版。
⑩徐庆全：《周扬与冯雪峰》，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1月版，第10页。
(11)谭林通：《难忘相识在东京》，王蒙、袁鹰主编《忆周扬》，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8年4月版，第22～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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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扬传/罗银胜著.—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9.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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