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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峥嵘岁月

罗银胜

一 　　经过8年的英勇奋战，中国人民用自己的鲜血乃至生命，用自己的艰苦努力，终于迎来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挽救了中华民族的危亡。 　　抗日战争是中国历史上极其辉煌的篇章，它是中国人民在近代第一次完全战胜外来侵略者的战争，是中华民族从衰败走向复兴的转折点。 　　胜利后的中国，将走向何处? 　　中国共产党认为：“在全中国与全世界，一个新的时期，和平建设的时期，已经来临了!”① 　　中国共产党力图避免内战，和平建国。而国民党蒋介石却坚持独裁和内战的方针，为了独占抗日胜利成果，一方面命令国民党部队加紧作战，积极推进，迅速占领日伪军控制下的各大城市和战略要地；另一方面却无理要求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原地驻防待命，不得“擅自行动”向日伪军收复失地；并收编、起用大批伪军“维持治安”，排斥中共武装的受降行动。在美军的帮助下，国民党政府将远在西南、西北、华南的部队，通过空运和海运，调往华东、华中、华北和东北，控制并占领战略要地和大中城市，频繁地向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实施骚扰和进攻，使国内局势恶化。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八路军、新四军和各抗日游击队拒绝了蒋介石的命令，继续收复失地，解除日伪军武装，同国民党政府的内战独裁政策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由于中国共产党的坚决斗争，迫于国内外人民要求和平民主、反对内战独裁的舆论，以及对发动内战的军事准备尚不充分，蒋介石以和平姿态于8月14日、20日和23日三次致电延安，邀请毛泽东到重庆举行和平谈判。中国共产党为了尽一切可能避免内战，争取和平前途，决定派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赴重庆谈判。24日，毛泽东复电蒋介石，表示愿意前往重庆“共商和平建国之大计”。25日，中共中央发表《对目前时局的宣言》，阐明争取和平民主、反对内战独裁的方针。26日，中共中央向全党通报了关于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决定，说明了谈判的方针以及谈判可能出现的结果与对策，要求全党不要因为谈判而放松警惕和斗争。 　　就在这种情况下，作为校长的周扬率领延安大学部分人员到晋察冀，全校组成了一个行军大队，下辖行政学院、鲁艺、自然科学院三个中队，周扬任大队长。周扬到根据地后，出任华北联合大学副校长。 　　1947年冬至1948年春，随着人民解放军在各个战场反攻的胜利，地处华北的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大解放区已连成一片。为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1948年5月9日，中共中央决定将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个解放区及其领导机构合并，组成华北局、华北联合行政委员会和华北军区，刘少奇任华北局第一书记，董必武任华北联合行政委员会主席，聂荣臻任华北军区司令员。华北联合行政委员会成为华北人民政府的雏形。为加强华北解放区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事业和政权建设，扩大人民民主生活，以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支援解放战争，中共中央决定召开华北临时人民代表大会，成立华北人民政府。周扬其后历任中共晋察冀中央局宣传部部长、中共中央华北局宣传部部长等职。 　　在新的领导岗位上，周扬继续致力于推动和引导革命文艺的健康发展工作，特别是对创作抓得很紧。这一时期，他写了《论赵树理的创作》的长篇论文，对赵树理的创作道路和他所写的两部小说所取得的成就，热情地加以赞扬。另外，他还发表了《人民文艺问题谈话》、《<解放区短篇小说选>编者的话》、《民间艺术和艺人》、《新的人民文艺》等文章，不仅是从理论上提出应对民间文艺的重视，更用实际行动支持着民间文艺工作的开展。 　　张家口是晋察冀解放区的中心城市，周扬在此接待了美国友人费正清先生。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1907—1991)是当今国际上最负声望的中国问题观察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在中国研读、旅行、教学。他以美国国务院文化关系计划联络官的身份，主持美国新闻处(USIS)驻中国总办事处的工作。 　　与费正清会晤是因为接洽美国国务院邀请中共人士访美讲学的事宜。此前就在全国处于一种暂时和平的气氛里，曹禺和老舍等人接到美国国务院的邀请，赴美国讲学一年。国民党中央社于1946年1月10日发表消息说：“美国国务院决定聘请曹禺、老舍二氏赴美讲学，闻二氏已接受邀请，将于最近期内出国。”延安《解放日报》于1月14日转载了这条消息。据说，美国给当时国统区的赴美名额有6个。 　　1946年6月初，为使美国国务院文化关系局(CU)执行马歇尔将军关于在中国国内冲突中的公平对待的政策，美国大使馆的威尔玛作出了不懈的努力。在取得马歇尔将军的同意之后，她邀请中共领导的在张家口的华北联合大学按照人才交流计划，派4名学者赴美进修一年。 　　为选择4名赴美人员，威尔玛带着大使馆的指示经北京赶往张家口，恰逢新闻处驻京办事处主任病休，就由费正清继续帮助组织在京的调解工作，于是他毅然决定充当威尔玛的随员一道前往张家口。费正清在回忆录中说： 　　我们以边区政府客人的身份下榻在解放旅馆。威尔玛去忙她的公务，我们几个人则一起去看秧歌队扭“秧歌”，这是解放区老百姓非常喜欢的一种连续跨步式民间舞蹈。我们还同许多团体组织进行了座谈。他们想出的主要问题是，一个民主化的美国怎么会制定出反对中国民众运动的政策来呢?简直令人无法回答。 　　我们与文坛霸主周扬(他是被选派赴美的四人之一)共进了一次午餐。在他旁边坐着女作家丁玲和旧创造社领袖成仿吾。诗人艾青很干脆地说，“我们求助的是惠特曼(Walt Whiteman)的美国；反对的是赫尔利(Hurley)的美国。” 　　对到延安去旅行，我一直未找出什么充分的理由，所以，在张家口的一星期，可以说是我唯一一次在共产党统治区露面。华北联合大学看来只有中学水准，这所所谓的大学的学习资料大部分采用油印。我们会见了学校的校长聂荣臻将军，威尔玛与我先后向挤满了礼堂的热情洋溢的青年们发表讲话。我从未感到有这次这样窘迫于无话可说。我的中文程度应付旅游、宴会致词以及近代史方面的学术交流或许还够用，但对马克思主义的专门用语却一窍不通。我敏感地意识到，我的听众与我在思想上存在着两种极不相同的世界观。我所能演说的不过是他们早已听惯了的诸如民族友谊，让我们和平共处之类的老生常谈。在那里，我不可能信口开河地否认美国对蒋介石的支持；也不可能把它说成是通往正义、万能之邦新耶路撒冷的坦途。假如这就是我1945—1946年访华的最高目标的话，恐怕我早该卷起铺盖回家了。 　　张家口到处可以见到这样的标语，“建立民主制，创造新生活”。在归来途中，我们赶着骡车越过了长达10英里的无人区，国民党军队隆隆的炮击声不断地传来，我们只得与中共前哨一起，等到炮声停止后再继续前进。到达南口长城城门以后，标语便换成“拥护蒋介石的领导”了。最后，由于国民党当局断然拒绝发给中共的4名被推荐学者出国护照而使他们未能成行。几年以后，麦卡锡主义时代到来，这段小插曲便也悄悄地被忘在了脑后。② 　　周扬的原定赴美讲学，介绍解放区文艺工作，由于国民党当局掀起内战，从中作梗，从而计划泡汤。 　　阮若瑛为我们描述了周扬在张家口活动的情形：“第一次见到周扬同志是1946年，在晋察冀边区新解放的大城市——张家口市。周扬同志当时刚刚从北平归来，向学生们作报告，讲述在北平参与同国民党的谈判斗争的情况。那是日本投降后，美国总统派特使来中国，同国共两党代表组成‘三人小组’进行调停可能爆发的内战。我们党作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机智斗争，最后谈判破裂，我党代表撤离北平的经过。周扬同志满含激情的生动的演讲，深深吸引了听众。当时我只有15岁，是市立中学的一名高中生。我坐在前排座位上，聚精会神地倾听着。特别是谈到有关当时党办一份报纸《解放三日刊》的发行所，那正是我童年时在北平生活的老宅；我们全家人先后奔赴解放区之后，这个小四合院就交给党使用了，当时，周扬同志、刘贯一同志、于光远同志等都在那里住过，在这个小院中策划的种种斗争，让我听来备感亲切，虽然最后国民党捣毁了我们这个家，连房顶上的瓦片都掀去了一大片，但他们最终暴露了自己，我们党赢得了全国人民的尊重和同情，取得了谈判的胜利。周扬同志含着胜利的微笑讲到他们凯旋时，得到全场雷鸣般的掌声。”③ 　　其间，周扬曾在北平军调部中共代表机构工作，主持办报，坚持斗争，并和北平的文艺界朋友广泛交往，开展统一战线工作。不久军调部撤销，他又回到张家口。对此，他的女儿周密忆述：“从延安出来后，先到张家口，爸爸在联大工作，妈妈在《晋察冀日报》当编辑。那时，爸爸常去北平，妈妈经常工作到深夜才回家。我们住在东山坡下原来是日本兵营的一座小平房里，夜间往往有土匪的冷枪。刚满10岁的我和不到6岁的弟弟，一到天黑，就提心吊胆地蜷缩进‘榻榻米’的角落里，盼望妈妈快点回来。1946年夏，国民党进攻张家口前夕，我们一家随机关撤退。在途中，我们乘坐的马车翻下几十米的山崖，弟弟被沉重的文件箱砸死了，妈妈和我受了伤。不知过了多久，爸爸和几位叔叔才赶到沟底。面对早已断气的弟弟，爸爸和妈妈悲痛欲绝。那也是我第一次看到他们号啕大哭。”④ 　　二 　　1947年至1949年初进北平以前，石家庄市解放，华北解放区成立的这段时间，周扬担任了中共中央华北局宣传部部长，并负责华北文联的工作，仍然不遗余力地抓创作。 　　1946年发表的《论赵树理的创作》，就是周扬这一阶段最重要的也是最有影响的评论文章，对赵树理同志的创作道路和他所写的三部小说所取得的成就，热情地加以赞扬。 　　赵树理是享有盛誉的著名作家，他早年在太行山抗日根据地时就致力于革命文艺的通俗化工作，创作了许多反映农村生活的著名小说，如《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等，在当时的抗日根据地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赵树理不但写小说，还写戏剧、曲艺、思想杂谈。正像他的碑文所说的：“他留下的精神财富，永久为中国人民所喜闻乐见，流传百世。” 　　周扬的《论赵树理的创作》一文论证了新文学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主根据地所出现的新的题材和新的人物。在他看来，关于农村题材和农民形象是五四新文学注目甚殷的课题，但由于时代和作家主观条件的限制，绝大部分的作品还没有予以正确表现。解放区斗争生活以及作家与群众的结合，使赵树理小说对于农村和农民心理有了真切深入的理解，表现了人们所普遍关心的事件，并能紧密联系革命的中心任务，遵循现实主义创作原则，因而取得了可喜的成就。周扬特别看重赵树理笔下的农民形象，尽管作家更加熟悉并能得心应手地表现老一辈的农民，但这类农民在他的作品中也展示出被时代潮流所冲击的前进步伐。《论赵树理的创作》还从人物塑造和作品语言两个方面，翔实地阐述了赵树理在小说艺术的民族化、群众化方面所作出的重大贡献。周扬指出，赵树理小说艺术上的独特风格来自对民间艺术丰富营养的汲取，又融合了中国古典文学和五四以来新文学之所长，形成了他个人的富于民族化、大众化的艺术风格，为创造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具有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的小说民族形式，取得了可贵的收获。赵树理小说艺术的成就，是实践文艺与群众相结合、作家与群众相结合的产物，是毛泽东文艺思想的胜利。因此《论赵树理的创作》既是一篇运用毛泽东文艺思想的作家作品评论，同时也是一篇结合具体作家的艺术实践宣传毛泽东文艺思想的重要论文。 　　据当时在周扬手下负责文工团的周巍峙(时任联大文艺学院文工团团长兼中共张家口市委文委书记，后历任文化部代部长、全国文联主席)回顾，周扬经常说，作家深入生活当中常常发现领导还没了解到的现象和问题。1943年，赵树理在小说《小二黑结婚》里就提到了一个干部队伍不纯的问题，在后来群众斗争中经常出现这类问题。周扬多次找到地方和军队的文艺工作者开会听取汇报，了解情况，并与宣传部领导的文委同志反复酝酿，他终于用宣传部的名义作出了开展文艺创作、乡村文艺运动、部队文艺工作的三个决定。1947年3月间召开了晋察冀边区文艺座谈会进行讨论，他在3月25日的会上讲话，中心还是谈创作问题。他提出“要进一步发动与组织文艺界的力量，反映伟大爱国自卫战争，反映有空前历史意义的土地改革，反映大生产运动，表现群众的新英雄主义，使文艺无愧于这个新的群众的时代”。他不但动员专业创作，还十分关心群众创作。他在讲话中肯定了晋察冀边区村剧团《穷人乐》的方向，强调要进一步向群众学习，在群众需要与自愿的基础上，开展和辅导群众文艺活动，鼓励和帮助群众进行创作，反映自己的生活与斗争。什么是《穷人乐》方向呢?1944年秋收以后，阜平高街村剧团在抗敌剧社同志们帮助下，群众自编自演了《穷人乐》一剧，剧中的主要人物是高街村的群众英雄，扮演者就是这些群众英雄，剧中的生活真实地反映了高街村群众从苦难到快乐的翻身过程。所以说，《穷人乐》的方向就是充分发扬群众在文艺上的创造性，就是充分展示群众文艺自我娱乐、自我表现、自我教育的功能与作用。周扬除了赞扬边区的同志在执行《穷人乐》方向取得的成就外，还号召文艺工作者应从《穷人乐》的成功取得宝贵的启迪，要虚心向群众学习，学习群众的卓越才能，学习群众才有的文艺形式。他告诫有些同志，对民间文艺、民间艺人，采取排斥或轻视的态度，这是不对的。民间文艺的宝藏丰富得很，民间艺人往往是这些财产的不被注意的所有者、保存者。要重视民间文艺、从民间文艺中汲取营养，他自己也是身体力行的。一直到1979年，四次文代会上，他已被选为全国文联的主席，民间文艺工作者仍然选他为民研会主席，他自己也认为其他协会的职务可以不兼了，民研会的职务不好推辞，理应终身为发展民间文艺事业效力。⑤他认为群众有卓越的创造才能，应该信任他们的才能。同时他还提到解放军士兵的创作才能，肯定了部队战士们的枪杆诗、“兵演兵”、“兵唱兵”的自我教育，也是自我娱乐的活动。在这次会议以后，他的讲话以《谈谈文艺问题》为题目，发表在《晋察冀日报》。不久，华北、东北及旅大等解放区都加以转载，印成小册子，分发给文艺工作者参考，影响是很大的。 　　周巍峙还说：“拿我所在的联大文艺学院和文工团来说就曾广泛发动创作，在束鹿县(现名辛集市)办了几期乡艺干部训练班，开展农村文艺活动，鼓励农民创作。在1947年底解放石家庄市以后，在《讲话》精神的指引下，文工团组织创作人员，去工厂学校，深入工人学生生活进行创作，我也率领联大文工团很快进入石家庄，进行宣传演出和辅导工作。我们在群众中开展业余文艺活动，提倡职工自演自唱，叫做‘工人翻身，自得其乐’。不久，周扬把我从联大文工团调出来，参加石家庄市文化事业的改造与管理工作，领导创作，开展群众文艺活动，并开始研究传统旧戏改革的问题。周扬又派陈荒煤、孟波和我等一批文艺工作者进入天津市参加军管会文艺处工作。天津城市情况比石家庄市复杂多了，文化队伍也很大，新问题很多，任务更重了，但基本精神还是根据党的城市政策和《讲话》精神贯彻执行。周扬关于大力抓创作，开展群众文艺活动的意见对我们工作中是很有启迪的。”⑥ 　　1948年的11月，华北的《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社论，对戏曲改革有较系统的论述。据《周扬文集》的主要编辑者之一郝怀明考证，这篇社论是周扬主持，由周巍峙起草的。这说明周扬已经开始比较有重点地领导戏改工作了。这还要从1948年年初谈起。那时，晋察冀边区部队解放了石家庄市，晋察冀边区和晋冀鲁豫边区连成一片，中共中央决定成立华北解放区，周扬是华北中央局的宣传部部长，仍兼任文委书记。晋冀鲁豫的张光年、陈荒煤、鲁美和延安来的李伯钊、孟波、金紫光、卢肃等大批文艺领导和干部来到石家庄。根据党中央和华北局的决定，成立华北人民政府。在周扬主持下，于8月间在石家庄市召开了华北文艺界代表大会，成立华北文联。戏剧家马彦祥正好来到石家庄市参加了大会，受到解放区文艺界代表的热烈欢迎。可是很不巧，正赶上国民党用B29飞机轰炸石家庄市，大街上到处是大炸弹坑，飞机上的机枪子弹打在开会地点石家庄饭店门前的防空壕里，嗤嗤直响。开会的代表们藏在一条防空壕里，没受什么损失，有惊无险。当晚，他们和周扬、柯仲平等文艺家一起转移到平山县的一个小村里，商量会后工作。这里是晋察冀军区领导机关的所在地，这一天敌机又对平山一片为中央领导同志新建的工作场所(窑洞前的一些平房)进行了轰炸。 　　华北文艺界代表大会重点讨论了戏曲改革的工作。就在召开华北文代会前后，周扬传达了毛主席对整理旧剧传统剧目的三个标准：政治上有益，政治上有害，政治上无害。这三条原则涉及了整个戏曲的方向、方针和政策问题，是从政治角度考虑利弊问题，而不是指一般的思想问题。这时即将解放全中国，建立新中国，对于一些就要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参与管理全国文化事业的领导干部来说，是非常重要、非常及时的指示。在后来的实际工作中，可以深刻体会到，只要正确理解和贯彻这个基本政策，就不会出大乱子。因为在旧剧传统剧目中，真正在政治上有害的戏终究是极少数，大部分戏曲经过整理，改革创新，都可成为对人民有益的东西。周扬对毛主席这一指示非常重视，和大家一起认真学习，讨论贯彻措施，并指定担任石家庄市戏剧音乐委员会(后来又成为华北人民政府文委领导下的一个机构)主任马彦祥和周巍峙与延安平剧院的张梦庚(周和张为副主任)，组织有关人员一起，认真观看戏曲剧目，从分析和整理京剧传统剧目人手，有计划地开展戏曲改革工作。 　　那时，他们天天去剧场看戏，主要看京剧，也看些河北梆子，然后进行讨论，有的同志则试着选一些京剧本子进行整理改编，作为研究戏曲改革的参考。曾有同志提出把剧词中那些“吾皇万岁万万岁”、“谢主龙恩”、“圣上驾到”等台词，以及三跪九叩首等表演动作都加以删去，因为这些都是封建毒素，应该剔除。周巍峙把这情况向周扬谈了，他笑着说，如果把这些都删掉，就不成为封建社会的产物了，首要还是看整个内容是有益还是有害，有封建味道的一般性的句子，就不一定改了。 　　在讨论过程中，周扬集中大家的看法，提出反抗外族侵略的爱国主义精神，反对邪恶的正义感，歌颂劳动人民，歌颂民主自由等内容，应该是民族精华，对现实社会也有积极意义，应该说是政治上有益的；歌颂民族投降主义，奴隶道德、封建迷信和渲染色情的，应该是有害的；至于那些内容一般，艺术上很有成就的剧目和表演，可以算是无害的，有娱乐性的，观众是爱看的。这些都是当时周扬的谈话的大致意思。 　　而前面提到的《人民日报》发表的社论，就是这次广泛讨论的结果。这篇社论是周扬让周巍峙起草的。周扬给出的题目，就是有计划、有步骤地改革旧剧准备交华北《人民日报》发表。周巍峙写好了初稿交给他，就和陈荒煤、孟波、鲁索、陈因、马达等一批同志很匆忙地乘十轮大卡车离开石家庄市，赶到天津市附近的胜芳镇集中，准备参加接收天津市的工作了。后来，周扬对这个稿子进行了认真的修改，就发表了。这篇社论是根据毛主席整理旧剧三原则和“推陈出新”的方针精神写的，强调了戏曲改革要有计划、有步骤进行，不能简单粗暴，也不能放任自流，这对新中国成立后的戏曲改革工作是很有指导意义的。⑦ 　　三 　　剧作家鲁煤于1947年7月从华北联大文学系毕业后，留校搞专业创作。其时鲁煤“是一名为全力推进解放战争胜利前进、彻底打败蒋家王朝、建立新中国而英勇奋战的年轻文艺战士”。1947年11月中旬，石家庄一解放，他便背着背包到大兴纱厂来深入生活，做实际工作，投入复厂、建厂斗争，并把以写作为革命效力当做自己人生的全部目的。鲁煤于1949年初，完成了话剧《红旗歌》(集体讨论，任执笔)。该剧作为中国话剧史上第一个表现新的工人生活的剧本，为解放军话剧代表作之一。 　　鲁煤的《红旗歌》的问世，与周扬的支持密不可分。鲁煤回顾说：“《红旗歌》的创作，首先是选择题材与主题的自由：此剧初稿有一同在此下厂的陈森、辛大明同志参加讨论。大约1948年12月间，初稿完成后，由厂党委书记戴新民(女)同志送给华北局宣传部长周扬去审阅。周扬很快看过并找我们作者谈意见。他热情肯定初稿，认为表现工人新生活非常重要，寄予很大希望，要求进一步提高，一定搞成功，同时提了三条具体意见：甲，加强剧中工会干部的作用。乙，原稿中把性格暴躁的积极工人大梅写成了旧工头的女儿，周扬说不必这样写，避免‘血统论’，以利于对旧工头的争取、团结。丙，建议把戏中开展生产竞赛的背景换成以‘备战’斗争为背景——当时石家庄人民反对傅作义部队偷袭的‘备战’斗争刚刚胜利结束。我们尊重并认真接受周扬的意见，但我却本能地谢绝了他的第三条建议，而仍然按原稿以红旗竞赛为背景。这不是因为我不熟悉厂里‘备战’斗争的生活，如前述，我参加了‘备战’的第一线活动。而是因为，如果那样改，就把典型环境改变了，随之，典型环境下的人物之间的冲突、事件必然也得变，主题也要变，那就等于写另一个剧本了。我们没有把周扬建议当做党的硬性决定或行政命令来看待，否则，就诞生不了《红旗歌》了。我坚持了自己的创作自由。而到1949年4月三团带此戏到北平，周扬看彩排、审查后，立即批准公演，一句也没有追究我们为什么没有接受他的第三条建议。当时他表现出了民主作风。……周扬从看《红》剧初稿起，就从党的文艺事业发展的全局高度指出：过去解放区戏剧多是表现农村生话，且多是歌剧，而《红》剧第一个表现城市产业工人生活，且是话剧，这填补了过去的空白；北平以及即将解放的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国统区广大文艺工作者及广大人民，正期望看到解放区新型的话剧艺术，演出具有展示解放区话剧成就的重要意义。因此，他立即让华北大学派文工团来排演此剧，并就以上意义对剧团作了‘战前’动员，要求作者和剧团一定要搞好，并在五一节在北平首演。而我和剧团也挤出全力搞好了剧本和演出，在全国收到了周扬预期的效果和广泛影响。” 　　而后来当《文艺报》发表萧殷、蔡天心的文章歪曲否定此剧时，周扬马上召开中国文联座谈会，他的发言从根本上驳斥萧、蔡意见，响亮地宣告：“必须肯定《红旗歌》是一个好剧本”，并写成文章在《人民日报》发表。鲁煤带着感激的心情说道：“可以肯定，如果没有周扬的发现、支持和保护，《红》剧的命运将不堪设想。”⑧ 　　对这些情况，周巍峙也亲历其事，因为《红旗歌》当时就是联大文工团三队演出的。他证实： 　　这个话剧，也倾注了周扬的心血。石家庄解放后，联大文学系的鲁煤等几个同志到石家庄大兴纱厂体验生活，与职工同吃同住同劳动。在深入生活的基础上，他们创作了《红旗歌》。周扬看到本子后，敏锐地觉察到，这是第一部反映城市工人题材的话剧。因为当时我们正在向城市进军，接管城市的工作即将全面铺开，文艺工作者应当创作出反映城市工作题材的作品。所以，他着手主抓这个话剧。本子在改写的过程中，他就让文工团立即安排演员，到大兴纱厂，与剧本创作人员一起，深入生活。我当时曾安排文工团三队的演员和导演进厂，与工人同吃同住。 　　1949年2月，周扬进北平之前，还特意到纱厂看望演职员，给予鼓励，并让他们排好这部话剧，到北平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 　　《红旗歌》的演职员们，经过艰苦的努力，终于在4月底带着比较成熟的作品来到了北平。周扬热烈欢迎他们，并立即安排审查演出。我记得周扬看完后，很满意，立即指示演出。 　　不过，当话剧《红旗歌》在几个城市演出受到广大观众的热烈欢迎的时候，《文艺报》却对此提出了批评。 　　当剧本受到多种不同批评时，周扬同志主持召开了一个座谈会，畅谈《红旗歌》的得失。他在会上作了发言。这个发言登在1950年5月7日的《人民日报》上，题目是《论<红旗歌>》。这是他建国后第一次发表支持第一个描写工人题材剧本的文章。他在文章中，开宗明义地说：“必须肯定，《红旗歌》是一个好剧本。它之所以好，就在于：它是第一个描写工人生产的剧本；它用艺术的力量，表扬了工人在生产竞赛中的高度劳动热情，批评了工人中的落后分子，也批评了某些积极分子对待落后工人不去耐心团结教育而只是讥讽打击的那种不正确态度，表扬了行政管理上的民主作风，批评了官僚主义、命令主义的作风。这一切都进行了活生生的个性描写。作者在人物性格的雕塑与语言的运用上显示了优秀的才能。”最后，文章对剧本的历史背景和艺术的得失，进行细致的分析，以理服人。 　　在演出的同时，周扬正主编《中国人民文艺》丛书，在他的建议下，这个剧本也收进了这套丛书。⑨ 　　四 　　周扬与丁玲是湖南同乡，他们两人之间的恩怨是非是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一个沉重的话题，本书用三言两语是说不清的。简单地说，丁玲和周扬的矛盾关系，我认为也有个发展、变化的过程。在左联时期，原《解放日报》编辑黎辛说过：“丁玲与周扬在上海接触不多，说他们在上海就闹宗派，我以为不是事实。” ⑩ 　　延安时期，同是左翼作家的周扬与丁玲在解放区的地位曾是旗鼓相当的。从文学影响来看，丁玲比周扬要大一些。就党内地位而言，从延安时代起，周扬一直高于丁玲。黎辛说:“我只知道他们在延安时互相的印象并不好。1942年春，我去丁玲在文抗的住处送稿与取稿，遇到欧阳山在丁玲处聊天，丁玲坐在靠窗的书桌边，欧阳山在窑洞左边前后走动着，我进窑靠后站着。忽然窑外有人喊：‘丁玲同志!’欧阳山问：‘谁来啦?’丁玲回答：‘会演戏的!’欧阳山问：‘哪个会演戏的?’丁玲答：‘周起应。’欧阳山说：‘演戏的来了，我跟他没话说，我走!’欧阳山与周扬碰面时打个招呼，出去了。我在丁玲处拿了稿子，也告辞离开了。”(11) 　　1948年，丁玲赴东北，遇见作家胡考和刘苇。她在日记中写道：“胡考、刘苇都问到周部长，问是否作风有改变，我无法答复，只说了些他的长处。每当这种时候，就使我为难，我得违心的说话。”(12) 　　周扬认为他与丁玲的矛盾始于延安时代。这点我们可以从他接受美籍华人学者赵浩生的采访时的谈话中看出——他们之间有“歌颂”与“暴露”的分野。对此，陈明有不同的看法。他在同一篇文章中否定周扬与丁玲当时各自代表一派，并通过丁玲在延安时代的创作及一些中央领导人的评价，说明丁玲不是主张暴露黑暗的代表人物。陈明当然是丁玲形象的坚定维护者。其实暴露也好，歌颂也好，都是文学的基本手段。暴露黑暗，也是五四新文学的传统。 　　从丁玲、陈明的一些回忆看，在延安时，丁玲对周扬还无太深成见。1946年，国民党向解放区进攻，周扬夫人苏灵扬带着两个孩子从张家口撤离，翻了马车，儿子被砸死了。丁玲说：我们知道了这事，天天到路口去等他们。陈明回忆：丁玲和我知道了这件事，很同情，“丁玲就把自己的女儿送到周扬家，让她陪陪周扬，陪陪周密(周扬的女儿与丁玲的女儿从小在一起长大)，一直住了一两个礼拜。后来周密也到我家来住了一个礼拜，我还帮她补课”(13)。周扬当时也看重丁玲的工作能力。陈明回忆：“1946年，周扬在张家口，有机会到北平考察，他在北平向中共华北局建议派丁玲到北平办报。丁玲不愿意离开解放区，没有去。”(13) 　　据黎辛分析，“丁玲对周扬公开表示不满，起因于她在华北写出那部反映土改的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乔木、萧三、艾思奇都说‘好’；而当时任华北宣传部副部长的周扬却长期压着原稿不看也不退还。后来丁玲把原稿带到东北才得以出版。这部书得了最高的革命文学奖——斯大林文艺奖”(14)。丁玲1948年6月14日的日记也可以印证。丁玲是这样写的：“周扬挽留我在华北搞文艺工委会，心甚诚。但当我说到我的小说(指《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已突击完成时，他不置一词。我知道他的确愿意我在他领导下工作，他知道我这个人还有些原则性，在许多文艺干部之中，他比较愿用我，但他对我的写作却有意的表示冷淡。”(15) 　　不过，丁玲本人是非常在乎《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因为对于丁玲本人来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不仅标志着她的创作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而且几乎决定了她的命运：后半生的一切荣辱毁誉都与这“一本书”有关，甚至还因此有了所谓的“一本书主义”。尽管这都是“后话”，但这本书从诞生伊始，即已是多灾多难，确也是事实。据有关传记材料介绍，丁玲于1946年11月开始创作，到1947年8月底，写出了最初设想的基本内容，又投身实际土改工作与学习，曾将誊抄件交与时为华北地区文艺界负责人的周扬征求意见，却不得回音，又听到了一位“党政要人”在一次公开讲话中对反映土改的作品的指责(16)。于是，从1948年4月底开始，重作修改、补充，于6月上旬完稿。丁玲在去西柏坡的路上，与毛泽东、江青不期而遇。她在当天的日记里做了如下记录： 　　毛主席坐在空地的躺椅上，他很鼓励我。他说：“历史是几十年的，不是几年的。究竟是发展，是停止，是倒退，历史会说明的。”他似乎怕我不懂得这意思，又重复了一遍。他还说：“你是了解人民的，同人民有结合。”他又说：“你在农村有十二年，再拿八年去城市，了解工业。”散步之后他邀请我同他一道吃晚饭。我在他院子里座谈时，他又说历史是几十年的，看一个人要从几十年来看，并举鲁迅为例；并将我与鲁郭茅同列一等。我说我文章不好，不及他们。毛主席评郭文，有才奔放，读茅文不能卒读。我不愿意表示我对茅文风格不喜，只说他的作品是有意义的，不过说明多些，感情较少，郭文组织较差，而感情奔放。毛主席和江青都表示愿读我的文章，我是多么的高兴而满足啊!我告诉他一个不识字的老太婆写了一首歌歌颂他。我把他对我的鼓励都记在日记上，我不会自满，但我会因为这些鼓励而更努力。(17) 　　也许是受到了毛泽东主席的鼓励，丁玲第二天就把《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抄写稿交给了时为主席政治秘书的胡乔木，后来，丁玲又请了哲学家艾恩奇与诗人萧三等党内“大知识分子”看稿……但似乎并不顺利。正在丁玲已经绝望之时，却突然出现转机。这是7月的一天下午，日理万机的毛泽东接受了警卫人员的意见，约了胡乔木、萧三、艾恩奇几个秀才一起驱车20里，到野外树林子里散步。胡乔木等人也就趁机一起议论丁玲的小说，并向毛泽东作了报告。据当天同行的萧三夫人甘露回忆：“主席边听边抽烟，想了一想说：‘丁玲是个好同志，就是少一点基层锻炼，有机会当上几年县委书记，那就更好了。’”这就等于一种“默许”。据说经过讨论，一致认为“这是一本最早的最好的表现了中国农村阶级斗争的书，建议有关方面早日出版”。据说胡乔木还提出，丁玲即将出国参加世界民主妇联代表会议，她是作家，应该把书印出来，带着书去。正是有了经毛泽东亲自批准的“决定”，两个月后，书就出版了，一次印了5000册，而且印得那样精致。出书后曾组织过座谈，据说与会者反应并不热烈，丁玲在当天日记里则说好几位都没来得及将书读完。但小说却引起了苏联方面的高度重视：苏联女汉学家波兹德涅耶娃·柳芭根据光华本翻译的俄文本于1949年分三次连载于苏联著名的《旗》杂志，并几乎同时由莫斯科外国文学出版社出版，并显然出于配合中苏友好同盟的签订的政治需要，于1952年授予《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以1951年度斯大林文学奖二等奖(同时获奖的有周立波的《暴风骤雨》和贺敬之、丁毅的《白毛女》)。同年4月，丁玲在1950年校改本的基础上略加修订，将书交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至1954年9月，两年多的时间印数累计近30万册。 　　在丁玲的心目中，她认为她的书出版不顺利，主要是周扬起了负作用。后来，她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重印前言》中说：“借这次重印的机会，我要感谢胡乔木、艾思奇、萧三等同志。1948年的夏天，他们为了使‘《桑干河上》’得以出版，赶在我出国以前发行，挥汗审阅这本稿子。当我已经启程，途经大连时，胡乔木同志还从建平打电报给我，提出修改意见。这本书得到斯大林文艺奖后，胡乔木同志还特约我去谈‘《桑干河上》’文字上存在的缺点和问题。这些至今我仍是记忆犹新。”(18)事实上确实是周扬压住了这本书不让印。据说有人认为这本书反映的是“富农路线”，因为小说里写了一个富裕农民顾涌。还有一些说法，如说小说里写贫农家都很脏，地主家的女人又很漂亮……丁玲噙着眼泪听着这些风言风语。据说还有人一直在说，小说里的那个教条主义者文采是以周扬为模特写的。为此丁玲回来还特地做了更正，文采的模特是另有其人的，当然不是周扬。这些事议论纷纷，形成了一股明明暗暗的阻力，使这部写华北农村的小说，在华北没有能够出版。 　　曾经担任过胡乔木秘书的郑惠先生说：“周扬与胡乔木在上海时怎么样，没听他说起过，但是乔木平时跟我谈话中，表示过对周扬的不满，觉得周扬对丁玲是不公平的。当年丁玲写出《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后，让陈伯达和胡乔木看，他们都认为不错，但周扬就有微词。”(19) 　　陈明回忆说：1948年，“丁玲写完《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这部书稿，复写了两份，一份自留，一份送给周扬看。周当时是华北局宣传部副部长。事后不久，在一次晋察冀土改工作会议上，彭真同志作报告说：‘农村土改要注意反对干部当中的地富思想。农村干部、地方干部有地富思想，我们的作家有没有地富思想啊?我看作家也有地富思想嘛。写雇农家里如何如何脏，地主家里怎么怎么漂亮。’丁玲、萧三都在台下听着。觉得他是有所指的。会后，一位叫蔡树藩的部队老干部就问萧三：‘丁玲怎么写这种东西?’他和萧三是好朋友。萧三说：‘没有啊，她的书稿我看过，她写的时候我们住在一个村。’蔡问萧时直接说出了‘丁玲’的名字，可见他已经知道丁玲写了这么一本书。但是这部书稿除了萧三，还有谁看过呢?只有周扬。丁玲想，彭真说作家有地富思想，显然就是指她了。彭真的印象从何而来?肯定不是萧三，无疑就是周扬了。那个时候，周扬与首长们或打扑克、或在谈笑中随便说那么一句话，首长就会留下印象。1948年6月，丁玲出国参加世界妇女代表大会路过华北局所在地，向周扬要回了书稿，周扬一句话都没说。丁玲心说，稿子压在你这儿几个月了，总该说点印象吧?但你只向领导说，不向作者说，我也就不问。丁玲到了西柏坡中央局，当然就把书稿给乔木、艾思奇等几位同志看，希望听到意见，得到支持。乔木、艾思奇、陈伯达都看了书稿。丁玲对乔木同志说：‘这次妇女代表团出国，团员中有劳动模范，有战斗英雄。我是以中国作家名义参加妇女代表团的，是不是要有一本著作带去较好呢?’乔木说：‘可以，你到东北出版吧。’这本书就这样出版了。周扬后来说，丁玲到中央告了他的状。这怎么是告他的状呢?全国解放后，周扬让柯仲平选编‘人民文艺丛书’，开始没有《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丁玲见到柯仲平就问他：‘《桑干河上》为什么没有选啊?’柯仲平没有说话，但后来还是选进去了。选送斯大林文艺奖时，据朱子奇回忆文章说，当时国内的权威意见是不选送《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那么权威能有谁呢?就是周扬嘛。朱子奇当时给在苏联养病的任弼时同志当秘书，苏联的同志问朱子奇，中国为什么没有推荐《桑干河上》?朱子奇问弼时同志，弼时同志说，那书写得不错嘛，不能十全十美，可以送去参加评选。后来就评上了。举行斯大林奖颁奖仪式时，周扬在会上讲《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怎么好怎么好。他这是言不由衷。说到这里，我想起一件事：在延安时，丁玲发表了《我在霞村的时候》，周扬给丁玲写信，说他看了这篇作品感动得流泪，可是反右时，他又说这是叛徒作品。我谈这些是想说明：《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从完稿到出书、到评奖的整个过程中，尽管周扬那样，丁玲却没有说过周扬一句什么；关于评奖，事前她一无所知，也从来没有和别人争。而周扬为什么是那种态度?他那时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很值得人们玩味”(20)。 　　建国初，当毛泽东问丁玲文艺界党内谁来挂帅时，丁玲是承认周扬的行政能力的。这一方面说明丁玲的作家情结比较重，在官员与作家的身份上，首先将自己定位于作家；同时，丁玲也知道周扬在毛泽东眼中的位置。毛泽东并不是让她在自己与周扬二者之间表态，而是让她在周扬与其他人之间表态。丁玲推举周扬是真心的。 　　①《中共中央对目前时局的宣言》，1945年8月27日延安《解放日报》，转引自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上卷，中共文献出版社1998年2月第1版，第724～725页。 　　②《费正清自传》，天津人民出版社1993年8月版，第383～385页。 　　③阮若瑛：《忆周扬同志》，王蒙、袁鹰主编《忆周扬》，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8年4月版，第595页。 　　④徐庆全：《知情者眼中的周扬》，经济日报出版社2003年3月版，第221～222页。 　　⑤田瑜：《群众文化运动的开拓者》，王蒙、袁鹰主编《忆周扬》，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8年4月版，第81～82页。 　　⑥周巍峙：《新中国文化艺术事业的一位创始人》，王蒙、袁鹰主编《忆周扬》，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8年4月版，第115页。 　　⑦徐庆全：《知情者眼中的周扬》，经济日报出版社2003年3月版，第27～29页。 　　⑧鲁煤：《我和胡风：恩怨实录》，《新文学史料》2004年第2期。 　　⑨徐庆全：《知情者眼中的周扬》，经济日报出版社2003年3月版，第16～18页。 　　⑩黎辛：《丁玲，我的第一个上司(续)》，《文艺理论与批评》1999年第3期。 　　(11)黎辛：《丁玲，我的第一个上司(续)》，《文艺理论与批评》1999年第3期。 　　(12)丁玲：《四十年前的生活片断》，《新文学史料》1993年第2期。 　　(13)(13)《百年潮》2001年第1期。 　　(14)黎辛：《丁玲，我的第一个上司(续)》，《文艺理论与批评》1999年第3期。 　　(15)丁玲：《四十年前的生话片断》，《新文学史料》1993年第2期。 　　(16)周扬当着丁玲的面对小说不表态，然而却发生了身为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彭真否定这部小说的事。彭真在会上不点名地批评丁玲的时候，未必读了小说的手稿，很有可能只是听了一面之词。丁玲把文学创作当做自己的主业，这件事她当然不能不在意。据田间讲，她因此“不愿见到彭真同志。见面都不愿打一个招呼”。 　　(17)钱理群：《1948：天地玄黄》，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5月版，第193～194页。 　　(18)《丁玲选集》，四川人民出版杜1984年版。 　　(19)邢小群：《丁玲与文学研究所的兴衰》，山东画报出版社2003年1月版，第78页。 　　(20)邢小群：《丁玲与文学研究所的兴衰》，山东画报出版社2003年1月版，第78～79页。 　　 周扬传/罗银胜著.—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