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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章 万劫不复

罗银胜

一 　　说来令人诧异，这场举世无双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竟由一篇并非大人物评论一出戏剧的文章引起的。还是顾准在周口店劳动之时，1965年11月10日在上海《文汇报》发表了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这篇文章由江青和张春桥直接策划，并得到毛泽东的首肯。 　　姚文元是小有名气的“左”派文坛评论家，以“棍子”著称于文艺界，以往人们对他的文章可以嗤之以鼻。如今不行了，它有着十分重大而特殊的背景。党内最高领导层的分歧，通过这篇文章透露出来，从而引发一场史无前例的大劫难。以顾准的直觉，他感到姚文元批判文章的出笼绝非偶然。该文捕风捉影地把《海瑞罢官》中所写的“退田”、“平冤狱”，同所谓的“单干风”、“翻案风”联系起来，硬说“‘退田’、‘平冤狱’就是当时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焦点”，“《海瑞罢官》就是这种阶级斗争的一种形式的反映”，是“一株毒草”。这篇文章的发表以及随之而来的群众性批判运动，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前奏。对此，九旬老人季羡林也认为，当时，“姚文元写了一篇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点起了‘革命’的烽火。这一篇文章鼓其如簧之舌，歪曲事实，满篇邪理。它据说也是颇有来头的。姚文元不过是拿着鸡毛当令箭出台献艺的小丑而已。”① 　　历史以它特有惯性发展着。“这个时期，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阶级斗争的理论和实践上的错误发展得越来越严重，他的个人专断作风逐步损害党的民主集中制，个人崇拜现象逐步发展，党中央未能及时纠正这些错误。林彪、江青、康生这些野心家又别有用心地利用和助长了这些错误。这就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发动。”② 　　这场即将开始的“历史剧”，竟是一场把偌大中国搅得沸沸扬扬，使整个世界为之震惊，而使神州大地几乎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都留下了深深创伤的政治动乱。而首先被推上了风口浪尖上的是中宣部常务副部长周扬。自1937年从上海来到延安后，作为文化艺术界的领导人，周扬一直为毛泽东所倚重。新中国成立后，周扬担任了文化部副部长兼党组书记、中宣部副部长等职务。在文化大革命前17年，周扬一直是中国意识形态的最主要的领导人，并被称为毛泽东思想的权威解释者、执行者。但是毛泽东对周扬却并不满意，认为他“政治上不开展”。这个断语用通俗的话来说，就是在对知识分子的政治思想斗争中下不了手。 　　在此前后，毛泽东把周扬找去，他相信康生、江青的材料，认为以周扬为首的“四条汉子”专横把持文艺界，要公开批判其中的另外三个：夏衍、田汉、阳翰笙。毛泽东对他说：“你和这些人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下不了手吧?” 　　夏衍、田汉、阳翰笙在建国后都被称为是“周扬的人”，现在要对他们进行公开的批判，根子当然要挖到周扬这里。所以，“文革”揭幕，周扬作为祭旗者已经有了充足的理由了。 　　姚文元的批《海瑞罢官》的文章见报后，轰动一时。以彭真为首的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对这种打棍子的做法非常不满，在迫不得已进行转载的时候，仍然想把这种批判限制在学术领域。《人民日报》进行转载时，在编者按中特意加上了有不同意见可以争论的话。同时为了进行积极引导，作为五人小组成员的周扬，召集中宣部领导同志及专门负责学术批判工作的有关同志开会。周扬根据自己所能听到的毛泽东的有关指示以及上海方面的动向，根据彭真的要求及自己对运动的理解，组织了一些有分量的文章，用以指导斗争。 　　12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署名“方求”的文章《<海瑞罢官>代表一种什么社会思潮》。这是该报首次发表的表态性文章，这篇文章是周扬组织中宣部等几个单位的同志写成的。当年参与这篇文章起草的龚育之回忆说： 　　在周扬的客厅里，他同于光远、林涧青和我一起议定了组织三篇文章：一篇批评《海瑞罢官》，一篇批评吴晗的历史观，一篇批评吴冷西的道德继承观。第一篇由我主要执笔，从中国科学院借调林甘泉、邢贲思，从中国人民大学借调戴逸，到中宣部来一起写作。第二篇，约请《红旗》杂志的戚本禹写。第三篇，约请《红旗》杂志的关锋写。由中宣部直接组织写作，经周扬指点并审定的这一篇，可以说是周扬在文化大革命正式开始之前指导写出的最后一篇文章。这就是1965年12月29日在《人民日报》发表的署名“方求”的《<海瑞罢官>代表一种什么社会思潮》。 　　组织写这篇文章，总的说来目的是支持姚文元对《海瑞罢官》的批评，并不是反对姚文元的文章，这是非常清楚的。当然，当时学术界和一般读者中，对于姚文元全盘否定历史上的清官，抱不以为然的态度的很不少。我们也觉得姚文元对清官缺乏分析。林涧青对“星宇”的一篇《论“清官”》评价甚高，认为很有分析，推荐给陆定一和周扬，他们也认为不错，比姚文元高明。“星宇”是一个集体的笔名，主要作者是戴逸，这就是特地借调戴逸来参加写作的缘故。在“方求”文章中，加了一个附注，指出一年多以前在《人民日报》发表的“星宇”的《论“清官”》，“不指名地对吴晗同志在‘清官’问题上的反马克思主义观点提出了认真的批评。文章对‘清官’问题作了很好的分析。这里参照和采用了其中的一些论点。”(这个注，原本不过是想表示不掠他人之美，也有表彰原作者之意。此举可能无意间得罪了姚文元等一批人，他们在“方求”文章发表不久，就在上海报纸上着力地指名批判起来了。) 　　再一点，学术界和一般读者中对姚文指责《海瑞罢官》有政治影射，写“退田”、“平冤狱”是呼应现实政治中的“单干风”和“翻案风”，也不大以为然，认为过于附会。我们对于政治影射也拿不准，但在当时的气氛下，反正还是得往政治上联。我们设想，影射不能写得那么实，那么死，可以从一种社会思潮的反映的角度来写，写得活泛些，至于这种思潮的性质，那还是上到“反社会主义”的纲上。 　　在周扬那里讨论的时候，他赞成这些设想。他还讲了一个意见：要讲政治影射的话，最大的影射是罢官，那个时候罢了谁的官呢?这个影射，政治上就更严重了。不过，他说，姚文元文章没有提这个问题，我们的文章也不去提这个问题。后来，约略听到了毛泽东主席讲到“罢官”的问题，周扬赶紧打电话告诉我们，要我们补上一两句，所以“方求”文章还是写了《论海瑞》和《海瑞罢官》“是假冒海瑞而被罢了官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精神面貌的写照和颂歌”。③ 　　从龚育之的回忆中可以看出，无论是文章的起草者还是文章的审定者，都对这样的批判文章的写作煞费苦心。在当时的条件下，“方求”并无意与姚文完全对立，而且是想把姚文荒谬、蛮横的批判说得更周全一些。文章把《海》剧作为一种思潮——而不是作为一个具体的政治问题——进行批判。作为一种思潮，文章把《海》剧高高举起，进行批判，显得很“左”，这使得许多读者感到对《海》剧的批判“又升级了”；但作为一个政治问题，文章却又把它轻轻放下，也就是不认为它是一个政治问题。这使得深知其意的张春桥等怀恨在心。所以，这篇文章“后来被指责为周扬和中宣部反对吴晗《海瑞罢官》搞‘假批判、真包庇’，同姚文元文章唱对台戏的大阴谋!”④ 　　龚育之在接受李辉访谈时，更进一步提到当时的细节： 　　龚：当时对姚文元文章的背景我们一点儿也不知道。只好硬着头皮写。周扬这次他认为写得不错，没有做什么修改。他还说：“听说吴晗有委屈，觉得与孟超、田汉相提并论。他有什么委屈?田汉老资格了，孟超也是。我青年的时候，田汉大名鼎鼎，见上一次面也不错!” 　　李：关锋和戚本禹的文章发表没有? 　　龚：关锋和戚本禹的文章后来没有发表。关锋批判吴晗的道德继承论是和蒋介石的新思想运动一样，我们不同意，关锋讲一个字也不能改。我们只好给中央五人小组写报告，请他们指示。 　　李：是不是关锋私下有后台，不然他怎么会这样呢? 　　龚：不清楚。也许得到了某种暗示。戚本禹他没写完。只写了从海瑞罢官到国防部长(兵部侍郎)。我们不敢发，从来没有想到要提彭德怀。我们还是打报告上去，问是否可以提到彭德怀问题。 　　李：看来1966年的春天，中宣部里面还真是复杂得很。 　　龚：我印象中关锋也写过道德继承论的文章，就找了出来，在给五人小组的报告中提到了这件事，说他原来跟吴晗的观点差不多。1966年4月底，听说关锋、戚本禹的文章就要发表了，我们忽然彻底被甩开了。 　　李：有没有措手不及的感觉? 　　龚：当然有。正在这时周扬病了，得了癌症，是肺癌。组织文章的事情就由另一个副部长许立群负责。许立群不同意发他们两个人的文章，五人小组也没有回话。情况很快也就变化了。 　　李：你们当时写的这些情况反映和请示报告是不是还在? 　　龚：可能还在。当时谭元寿由于演出了《海瑞罢官》也写出检讨，说自己没文化。我们又写了一个情况上去，认为不要追究这些演员的责任。还有《光明日报》等文章提到了郭沫若、范文澜，我们也把情况反映上去。郭沫若写过关于海瑞的诗，很紧张，把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张劲夫找去，说：“我这个人要揭开盖子，臭得很。”我们分析，原因大概是郭老游海南，写过凭吊和赞扬海瑞的诗，批评吴晗和翦伯赞的历史观之后，《光明日报》等报纸的内参刊物不断反映学术界不少人说，郭老和范文澜也发表过相似的观点，这些内刊郭老都能看到。张劲夫也把这个情况反映上去。我们的处境很困难。后来说我们反映这些情况，是打击左派，是收集的黑材料。 　　李：如果把整个过程都写出来，一定是很重要的历史记录。 　　龚：等有时间再说。⑤ 　　正当大批判的势头越来越猛、大有黑云压城城欲摧之势时，毛泽东提议，中央书记处决定成立“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由彭真负责，成员有陆定一、康生、周扬、吴冷西。 　　1966年2月3日，彭真在北京主持召开了一次五人小组的扩大会议，强调吴晗与彭德怀、《海瑞罢官》与庐山会议没有关系，文化学术批判不要过头，要慎重等等。根据会议的精神，中宣部起草了一个给中央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后来称之为《二月提纲》)。这个提纲经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后，2月8日，彭真、陆定一等到武汉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没有表示不同意见。于是，《二月提纲》作为中央正式文件发了下去。 　　二 　　政治风云诡谲多变，到了3月底，毛泽东的态度却有了转变。他在与康生、江青、张春桥等人的谈话中，批评《二月提纲》。对于中宣部，他说出了在“文革”中中宣部人人耳熟能详的那段话： 　　一九六二年十中全会作了决议，为什么吴晗写了那么多反动的文章，中宣部都不要打招呼，而发表了姚文元的文章却偏偏要跟中宣部打招呼呢?难道中央决议不算数吗?扣压左派稿件，包括反共知识分子的人是大学阀，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⑥ 　　而此时，作为中宣部的“二阎王”的周扬，因要做肺癌手术住进了医院。周扬动手术前，中宣部的龚育之和林涧青一起到医院去看他。两人抱着“不烦扰他”的想法，“只是问候问候，谈些轻松的话题”。但是，周扬心情不轻松。龚育之回忆说： 　　他说：肺上这个癌手术可能动得好，也可能动不好。生死未卜啊! 　　我们尽量说些现在医生对许多部位的癌症，特别是肺部的癌症，如何如何有把握的话。他点点头。 　　隔一会儿，他又低沉地说：我身上有两个癌症。 　　我们没有听明白。 　　他解释说：一个是肺癌，一个是“三十年代”! 　　这使我很吃惊。 　　三十年代的左翼文艺运动，不管有过多少幼稚、偏狭的迷误，有过多少的内部纠葛，无论如何总的来说，应该说是一段光荣的革命历史。这在现在，是很清楚的；在从前也是很清楚的，毛泽东主席早有科学的总结，《新民主主义论》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对三十年代左翼文化运动有很高的评价。但是在“左”的指导思想发展到文化大革命前夕的时候，这个问题却没法分辨清楚了。在文艺整风中，在批评田汉、夏衍、阳翰笙的时候，“三十年代”的问题已经提了出来。周扬在青年业余文艺创作会议的讲话中，还有一段话批评有些同志“大肆宣传‘三十年代’的文艺传统，用来对抗延安文艺座谈会传统”。按照当时已经“左”得厉害了的斗争逻辑织成的这个罪名，周扬是不是意识到、预感到很快也会安到自己的头上来，会成为威胁自己政治生命的政治癌症呢?⑦ 　　周扬的预感是正确的。也就在他动手术的时候，当年2月2日至29日，林彪委托江青在上海召开部队文艺座谈会，率先从林彪的势力范围内向周扬开刀了。 　　这个《座谈会纪要》第一次提出了“文艺黑线”：“文艺界在建国以来，却基本上没有执行，被一条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这条黑线就是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现代修正主义的文艺思想和所谓三十年代的文艺的结合。” 　　《座谈会纪要》中有一大段讲20世纪30年代文艺，文中明显地不指名地点了周扬： 　　“到了三十年代的中期，那是左翼的某些领导人在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的路线影响下，背离马列主义阶级观点，提出了‘国防文学’的口号。” 　　4月18日，《解放军报》发表社论，公布了这个座谈会的纪要。第二天，《人民日报》转载了这篇社论，至此，批判“文艺黑线”公开化。也是在这个月，文艺座谈会的纪要以中央文件的形式下发。 　　周扬的手术很成功。为酬谢医生，中宣部请他们看了一部很好的法国电影。刘少奇带话要周扬好好检讨、养病。他就到天津去休养。他读到了文艺座谈会的纪要后，在给林默涵的电话中，对纪要中对20世纪30年代文艺的批评仍不以为然。他说：这个提法太简单了。应该说，周扬此时却是“太简单”了，甚至有一点天真。等到他读到7月1日《红旗》杂志公开批判他的文章时，他才知道，文艺座谈会纪要中这个简单的提法几乎要将他置于死地。 　　据周扬的儿子周迈回忆： 　　1966年初夏，“文革”快要开始的时候，有一天我骑车快到西单时身后有人喊我，回头一看，是父亲的秘书露菲的丈夫。他大声问我：“你知道报上挨批的中宣部副部长是谁?”我想，我怎么知道，但我立即意识到他这一问本身很可能已说明了问题——那位副部长很可能就是周扬。我感到大势不好，第二天就直奔父亲住的弓弦胡同。一是想证实一下自己是否神经过敏，二是想看看病后的父亲。走进家门，寂静无声。客厅里有薄薄一层尘土，墙上有新挂的两幅条幅，一是陈伯达写的“烈士暮年，壮心不已”，一是康生写的“布衣一剑，继往开来”。我正在观看这两位的墨迹时，进来一男子面无表情地告诉我家里的人都去天津了。我好像预感到父亲这个家即将败落。不久，父亲被批斗、关押，历时九年。那时，我估计再见到父亲的可能几乎等于零。当时他还不算很老，但能否闯过癌症关，能否经得住“文革”的野蛮折磨，我是很不乐观的。⑧ 　　1966年7月1日出版的《人民日报》第三版上，以“《红旗》杂志为纪念党的生日，推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重新发表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编辑部为此发表题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南针》的按语，并发表文章揭露批判周扬的修正主义的文艺路线”为题，发表了新华社电讯。电讯中说： 　　为着纪念中国共产党四十五周年的生日，为着推动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发展，这期《红旗》重新发表了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红旗》杂志编辑部为此写了按语，题目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南针》。 　　这期《红旗》发表了阮铭、阮若瑛写的一篇文章，题目是《周扬颠倒历史的一支暗箭——评<鲁迅全集>第六卷的一条注释》。这篇文章揭露了周扬等人颠倒历史的阴谋。周扬等人公然同毛泽东同志对三十年代文艺运动的历史总结唱反调，攻击左翼文艺运动的伟大旗手鲁迅，把一条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文艺黑线说成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艺路线，把一个资产阶级投降主义的“国防文学”口号说成是无产阶级的口号。他们的目的，是为了公开打出“三十年代”文艺黑线的旗号，反对党和毛泽东同志的文艺路线。 　　文章指出，周扬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文艺黑线首领。他极力反对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反对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大搞所谓“全民的文艺”，也就是资本主义、封建主义、修正主义的反动文艺，为资本主义复辟作舆论准备。 　　这期《红旗》还发表了穆欣写的《“国防文学”是王明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口号》一文。这篇文章分析了周扬在三十年代提出的“国防文学”口号的错误本质。文章指出，这个口号，是王明右倾机会主义的口号，它放弃无产阶级立场，取消无产阶级领导，是彻底的阶级投降主义，是对无产阶级利益的公开背叛。毛主席早就批评了周扬和他所代表的三十年代文艺路线。可是周扬及其一伙，对于毛泽东同志的批评，阳奉阴违。他们心里不服，在表面上作了一些伪装，背着党中央，进行了一系列的阴谋活动，同党中央、毛主席唱对台戏。 　　文章最后指出，现在，真相已经大白：三十年代文艺黑线的“祖师爷”，正是周扬、田汉和夏衍曾分别自封为三十年代戏剧界和电影界的“老头子”，他们在鼓吹“三十年代文艺”的问题上都是很卖力气的吹鼓手，但是站在他们背后挥舞指挥棒的却是周扬。代表修正主义的黑线，把它从三十年代贯到六十年代的，正是周扬。解放以来，我国文艺界的一切坏东西，几乎都来源于周扬这个修正主义文艺的“祖师爷”。在文艺战线上激烈的阶级斗争中，周扬成了包庇一切牛鬼蛇神的“大红伞”。我们必须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彻底清除周扬这条修正主义黑线在文艺工作中的影响，坚定不移地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⑨ 　　《红旗》杂志的编者按中也公开点了周扬的名字：“毛泽东同志的这篇讲话，针对以周扬同志为代表的三十年代资产阶级文艺路线作了系统的批判。以周扬为代表的三十年代资产阶级的文艺路线，在政治上，是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和‘左’倾机会主义的产物；在思想上，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世界观的表现：在组织上，是为了个人或小集团利益的宗派主义。二十四年来，周扬等人始终拒绝执行毛泽东同志的文艺路线，顽固地坚持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文艺黑线。” 　　曾参与毛泽东《讲话》稿起草，并历来坚持宣传、贯彻这个讲话精神的周扬，现在竟然成为反对《讲话》的敌人，真是不可思议。 　　7月4日，《人民日报》第二版，全文转载了《红旗》发表的《周扬颠倒历史的一支暗箭——评<鲁迅全集>第六卷的一条注释》，由此揭开了批判周扬的序幕。 　　7月13日，《人民日报》开始出现通栏大标题《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向以周扬为首的文艺黑线开火》，集中发表各地、各单位批判周扬的大字报。17日，《人民日报》又以半个版的篇幅，发表了署名武继延的文章《驳周扬的修正主义文艺纲领》。这篇文章列出了周扬的八大罪状。 　　一、周扬反对宣传毛泽东思想，妄图抽掉无产阶级文艺的灵魂。 　　二、周扬明目张胆地反对毛主席制定的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方向，鼓吹修正主义的“全民文艺”。 　　三、周扬歪曲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策，大搞资产阶级自由化。 　　四、周扬大量贩卖资产阶级反动的文艺观，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文艺观。 　　五、周扬疯狂地鼓吹崇洋复古，顽固地抗拒对文艺的社会主义改造。 　　六、周扬反对无产阶级的文艺批评，攻击文艺战线上的兴无灭资斗争。 　　七、周扬散布阶级斗争熄灭论，鼓吹“三名主义”、“三高政策”，阴谋对整个文艺队伍实行“和平演变”。 　　八、周扬反对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妄图篡党夺权，实行资本主义复辟。 　　在结尾处，文章号召说：“现在，周扬等一伙丑类已经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了。我们一定要把他们紧紧地揪住不放，把他们批倒，斗臭，使他们永远不能再放毒气，永远不能再害人。” 　　前面说过，“打倒阎王，解放小鬼”，这是文化大革命初期的最高指示，也是1966年最流行的口号。共产党的中央宣传部一夜之间被封为“阎王殿”，正副部长都冠以“阎王”称号。当时林彪、江青等掀起的“横扫牛鬼蛇神”的黑风恶浪席卷了中国大地。那么被封为“阎王殿”的中央宣传部，便在“捣毁”、“砸烂”之列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副总理、中宣部的部长陆定一是“大阎王”，中宣部的常务副部长、文艺界的主要领导人周扬自然是“二阎王”了。其余的副部长，如张子意、张磐石、林默涵、许立群、姚溱依次排列，均属“阎王”阶级。“阎王殿”不能只有阎王，还得有其他支柱，那就是“判官”、“牛头马面”，这类封号统归为各处(局)的负责人。最后一般干部才有资格称为受压迫的“小鬼”。完全是阴曹地府的等级，却用到了阳间的专门讲唯物主义的中宣部干部身上了。“打倒阎王，解放小鬼”，这是个相当有号召力的口号。它在领导被领导之间燃起了一把从由于阎王、小鬼之分，使原来十分和谐的上下级关系、同志之间的关系，都成为“你死我活”的敌对关系了。 　　这时在社会上也掀起了一阵“捣毁阎王殿”的运动，中共中央宣传部成了当时斗争的大舞台。当时响当当的哲学社会科学部(简称学部)的学部联队砸档案来了，大名鼎鼎的全国第一张大字报的制造者聂元梓来了，各种各样的红卫兵、造反派，各式各样的工人纠察队也来夺印了。他们可以任意揪斗中宣部的任何人。中宣部的大院的前身是震惊中外的五四运动发祥地，现在成了北京的政治庙会。原为“五四”广场的地方，这时搭起了一排排的大字报架子。任何人、任何单位都可以来贴大字报，诬蔑、诽谤成为合法的“革命行动”。从早到晚人山人海，连林彪的老婆叶群都不放过“观光”的机会，不过她是夜间来的，前呼后拥的保卫者、追随者黑压压的一片。 　　新中国成立后，政治运动一直不断。每次运动均从文艺界开始。这几乎成了一条规律。文化大革命也是从文艺界开刀。政治文痞姚文元咬牙切齿地向文艺界开火了。江青也化名写文章对文艺界讨伐。各种耸人听闻的罪名扑面而来。首当其冲的是文艺事业“大管家”周扬，他被扣上“文艺黑帮头目”、“三十年代文艺黑线祖师爷”、“反对鲁迅”、“包庇丁玲、胡风、冯雪峰”等等大帽子，直到戴“叛徒、特务”、“反革命两面派”的帽子，这才算是定了性。转眼之间，他成了十恶不赦的阶级敌人。全国的报刊、广播杀气腾腾地喊着打倒他，中宣部的大楼内外、街上贴满了大标语、大字报，诽谤、诬陷的恶浪滔天。 　　1966年7月29日，《人民日报》报道说，中宣部举行会议，“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愤怒声讨文艺界黑帮头子周扬”。首先在“阎王殿”里开始揪“阎王”了。在这次批斗会召开的时候，周扬仍在天津疗养。但当时的造反派并不知情，为准备这次批判会，他们到处寻找周扬。 　　当时，造反派几次冲进大楼揪斗周扬，都因找不到而作罢。有一次造反派揪住体育卫生处的杜大公，要他把周扬交出来，杜大公被逼不过，大声高叫说：“周扬得了癌症快死了，他不在北京。” 　　周扬这时候还能在天津疗养，与国家主席刘少奇的关照有关。当中央开始确定周扬为“文艺黑线”要加以批判的时候，刘少奇特意指示说，周扬有错误不要紧，有病养病，病好了作检查；身体病要治，思想病也要治。⑩当时红卫兵运动刚刚开始，上层斗争又是那么严峻，刘少奇这种充满了革命人道主义，又坚持党性原则的指示使人感动。周扬听到刘少奇这一指示时，顿时泪流满面。就是这一高度党性原则的指示，后来竟成了刘少奇包庇周扬的“罪行”。 　　周扬不在北京也没有关系，中宣部造反派对周扬的批判依然如火如荼地进行，大字报铺天盖地。“文革”初期，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已经被列入了“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反党集团而被打翻在地，这次周扬也成为被批判的对象，作为党中央分管意识形态的中宣部，已经群龙无首了。为此，中央将广东省委书记陶铸调到北京，担任中宣部的部长，不久又升为中共中央第四号人物。 　　三 　　周扬与陶铸的关系很好，他对周扬也很关照。上任不久，陶铸就派中宣部的同志(包括曾任周扬秘书的露菲同志)去天津看望周扬。 　　周扬夫妇住在天津市委的招待所。这里，草地青青，树叶萋萋，环境十分幽静，确实是疗养的好场所。但是，在这里的周扬，与其说是疗养，还不如说是在躲避那场惨无人道的揪斗。尽管院内四周是高大的院墙，但是外面高音喇叭时常传来的“打倒走资派”和“打倒周扬”的口号，依然声声入耳。而一旦口号声沉寂后，大厅里那座大钟“嘀嗒嘀嗒”的声音，就在空荡荡的房间里回响着，更加深了幽暗、阴森的气氛。这一点，露菲在踏进大门时就已有深刻的印象。露菲回忆说： 　　报刊、广播一齐压来，周扬成了众矢之的。什么样的脏水都往他身上泼。不懂历史的人，跟着叫嚷起哄，把莫名其妙的愤怒撒在他身上，当然也有个别的人，为了往上爬，也昧着良心造谣生事落井下石。“周扬”的名字成了“黑帮头目”的代名词。当时周扬大病初愈，对这场史无前例的恶性风暴，毫无思想准备。他的身体虚弱到了极点。他的心灰冷了。他以为毛泽东主席了解他，从1937年他到延安，直到六十年代初，毛主席经常找他谈话，倍加关怀。他想，无论如何毛主席不会相信他是反党的。他也从来没有反过党，更没有反对过毛主席。 　　我看到他的情绪极坏，便劝他好好保重，将来总有机会把事情弄清楚的，千万别走袁水拍的路。 　　“水拍怎么啦?”他惊疑地问。 　　“自杀过，没死，在抢救。”我告诉他副部长姚溱上吊死了。 　　听到这些意外的消息，周扬神情十分沮丧，连连摇头：“怎么是这样?怎么会是这样?” 　　从这些话中，我感到了他的不安和痛苦。虽然他对中国形势的发展很不理解，甚至有些绝望。但当听到苏灵扬充满痛苦的叹息时，他仍然劝慰她说：“你不要难过，我就是有天大的错误，也不是台湾派来的特务。我对党没有二心，我忠心耿耿的为革命。” 　　话是这么说，但他的心里充满了痛苦的迷惘，他看不到光明的前景，他像一片没有依托的落叶随风飘荡，任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吹打。他不止一次地说：“这样闹下去是不行的啊!国家要出事啊。就没有人向毛主席说一声吗?” 　　听者无言对答。这文化大革命原本就是毛主席发动的呀! 　　这时周扬已经知道，绝大部分作家、艺术家都被揪斗了，连与周扬照过相的人，也被打断了手臂。所有有影响的作品，都成了“大毒草”。人人岌岌可危。一派恐怖气氛。 　　有次周扬说：“江青她是了解文艺界情况的，怎么能这样搞?打倒我个人算不了什么，可文艺界的同志们是一直跟党走，是拥护毛主席的。” 　　也许是江青太了解文艺界了。为了树起她的“文化旗手”的形象，为了掩盖她过去的劣迹，更是为了夺取权力，她把一些了解她情况的老朋友送进监狱折磨而死，这样她可以平安地登上王位。这就是现在的江青。周扬只了解江青的过去，对现在的江青，他感到陌生和不可理解。他自言自语地说：“江青也是我多年的老朋友……”(11) 　　从周扬与江青的交往历史来看，他们确实应该是“老朋友”了。20世纪30年代，江青到上海后，周扬正在领导左翼文化界。江青到上海没有住处，就住在“四条汉子”之一的田汉家里，那时与周扬就认识了。后来，周扬与江青都到了延安，关系也还不错。江青与毛泽东结婚时，周扬虽然因事没有到，但江青还是邀请过他。建国后，江青在中宣部电影处供职，是周扬的下属。在工作中，这一对“老朋友”产生了矛盾。周立波的儿子周健明在回忆父亲的文章中谈到了一些细节： 　　江青为什么对周扬那样仇恨?我的父亲曾经对我说过，他们的矛盾由来已久，但是到底始于何时，他也不十分清楚。他只记得周扬担任文化部党组书记的时候，江青在中宣部电影处供职，两人在电影评价上相左。我带着这问题问过周扬，他无保留地告诉了我，他说：“除了其他政治上的原因之外，我确曾和她有过几次冲撞。一次是关于她的党籍问题，她曾多次谈过她左联时期是党员，但是我担任过左联党团书记，后来又当文委书记，我一直没有她是党员的印象，因此不能加以肯定。据说后来康生证明了。我不知他的根据是什么?另一次是她在文化部下设电影事业指导委员会工作，总用左的观点来看待过去的电影。《武训传》不用说了，还准备批判《清宫秘史》等一些影片，她的批评不从艺术方面着眼，而多往政治路线上联系。当她下去调查武训历史的时候，这种表现很突出，钟惦棐也管电影方面的事，曾经向我多次说过。我也觉得总是很难办，曾经向中央反映了这种情况，我说江青喜欢发表意见，分不清哪些是毛主席的哪些是她自己的。不久她便不再来文化部上班了，中央给她另外安排了工作。”(12) 　　在各种有关江青的回忆文章中，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江青是个睚眦必报的人。周扬所谈的事情，当然要成为江青报复的由头。建国后，周扬任中宣部副部长，而江青就在中宣部任电影处处长。有这样一个“特殊身份”的“第一夫人”在手下工作，就会经常出现到底谁领导谁的问题，如此时日既久，彼此产生摩擦造成矛盾在所难免。更何况江青也不是一盏省油的灯，她不仅不会服从周扬的领导，而且还一直觊觎着文艺界领导人也就是周扬的那把交椅。而周扬本人又看不惯江青，往往坚持原则以抵制她的瞎指挥，如此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摩擦，江青当然会对周扬怀恨在心。 　　江青曾经公开扬言：“我恨死周扬了!” 　　江青在公开场合说出这样一句话来，可见她对周扬是何等的痛恨。她要彻底地整垮周扬这位“文艺黑线的祖师爷”，以便自己成为“文艺界的旗手”或登上“文艺女皇”的宝座。 　　目送着来看望他的老部下离开这里。周扬与夫人苏灵扬又回到沉寂的房间。招待所外的高音喇叭又传来了“打倒周扬”的呼喊声。周扬和苏灵扬相对无言。他们知道，在这里躲避的时间也不会太长了。 　　首先遭殃的是周扬的夫人苏灵扬。由于周扬的关系，也由于苏灵扬曾是一所高等艺术院校领导的关系，在中宣部开展对周扬声势浩大的批判的同时，中国音乐学院的造反派提出要揪斗苏灵扬。当时，陶铸刚刚担任中宣部部长，对造反派的要求阻拦不住，只好派人告诉苏灵扬，要她经受考验。当时，为了对周扬在天津的住所保密，经联系，天津方面把苏灵扬送到天津郊外。中宣部特意安排周扬的秘书露菲和孟伟哉去接。露菲回忆说： 　　我和孟伟哉同志到天津来接。同车去的还有中国音乐学院的红卫兵。我只记得红卫兵中的一个，是短头发，穿着一身旧军装，晕车。苏校长上了回北京的车，经过中宣部大门，他们让我下车，车子直接开到了中国音乐学院。这一天对苏校长来说是个最黑暗的日子。据孟伟哉同志回来告诉我，真是惨不忍睹。他说：太可怕了，你要看到那情形，准得发心脏病。他描绘的那情形，现在想起来还毛骨悚然。后来苏校长告诉我，动武批斗她的主要问题是问周扬在哪里?苏校长在那里度过了三天三夜可怕的时光，已经折磨得不成人形了，脸上青一块紫一块，肿得变了形。她身体本来就不好，再这样折腾下去，性命难保。中宣部的领导以本部要揪斗她为由，将她要回来了。 　　能将苏灵扬要回来，还是陶铸特意安排的。在他的安排下，由中宣部“文革小组”的阮铭执行的。当时，造反派让苏灵扬跪在卡车上，高举着黑牌子，一路上喊着：“我是周扬的黑老婆!”到了中宣部的沙滩大院里的。阮铭讲了一通话，把造反派打发走了。 　　此后，露菲陪伴苏灵扬住了几天后，部长陶铸和其他领导决定把她送回天津去，继续陪周扬同志养病。露菲说：“这个任务交给了文艺处的孙艳华和我。当夜到了天津，天津市委请了医生检查苏校长的伤情，当他们看到她脖子被挂石头的铁丝勒出的深深血印时，都惊呆了……苏校长不让周扬同志看到自己的伤痕，怕他受刺激。那时，周密的女儿阳阳也和他们住在一起。晚上，苏校长不能走路，爬到我和小孙的房间，让我们告诉管事的人，不要让阳阳看到她这个样子，怕把四岁的小孙女吓着。过了一些日子，伤好了一些，才和周扬生活在一起。可是，这样的安静日子没过多久，到1966年的12月1日，周扬和苏灵扬就被从天津揪了回来。 　　11月，“中央”要在天津养病的周扬回京接受批斗。这里所说的“中央”，就是江青、张春桥、陈伯达。 　　中宣部接受了任务后，对如何把周扬揪回北京而不出差错还真费了一番心思，并草拟了“作战方案”：决定派两位与周扬夫妇熟悉的人同去天津。当时，已经被“靠边站”，并且大小会上一直点名批判与周扬夫妇划不清界线的秘书露菲，被造反派们选中，去执行押解周扬回京的任务。露菲说：“接受这个任务时，我心里充满了矛盾。我去天津起着一块‘招牌’和‘诱饵’的作用：看，你的老秘书都来了，你就放心回北京吧!但我明白，这次他们回北京是凶多吉少，他们面临着严酷的考验。”(13) 　　车到天津周扬的住处，天已经黑了。露菲回忆说： 　　上得楼来，迎面站着周扬同志，他穿着中式的灰色上衣，背着手站在那里。他腰板挺直，目光冷静，神态坦然。我们突然出现，他没有吃惊。即使看到其中有不认识的人，他也没露出惊疑的神色。他像往常一样，微微点点头，算是招呼过了。那个时候，他是“黑帮头目”，他既不能称我们为同志，我们也不能叫他部长。他的冷静的坦荡的目光移向我，我只得把头掉开，其他的熟人也是如此。 　　一位新近调到中宣部的老刘，是这次“行动”的负责人，那是因为他曾经在公安部门工作过。此刻他站在周扬面前有些手足无措，说不出一句话，但是毕竟“重任”落在他肩上，他不说话是不行的。停了一会儿，勉强从他嘴里挤出了一句话：“中央要你回北京。”他说话的声音有些不自然。 　　周扬点点头，仍然没有说话。 　　苏灵扬问了一句：“现在就走吗?” 　　“马上走。”老刘的声音仍然是不自然地颤抖着。 　　苏灵扬把两只不大的箱子提出来，马上有人把它放进汽车的后备厢。看来，周扬夫妇是早有准备。十几年后，苏灵扬告诉我说：“那天，天津方面传达了北京的指示，说要我们回去，我就明白了。我把我们俩的东西分别装了两个箱子。这样做，不至于到了走的时候分东西花费时间。我在周扬箱子里，除放了日用衣物之外，还给他装进一包饼干和一点白糖。他的肺刚动过大手术，体力差需要营养。我让炊事员小李给他煮了几个鸡蛋，周扬不要。他说如果带了鸡蛋，造反派知道了会给小李罗织罪名，说他同情黑帮。不能连累他。” 　　听了苏灵扬的叙述，使我十分感动。就在那种险恶的情况下，周扬首先想到的不是自己的安危，而是周围的人。 　　周扬夫妇上了车，离开“古堡”驶向北京。车灯照着前面凹凸不平的路面，公路上没有路灯，什么也看不见。只有我们坐的车上的前灯射出一道白色的光束。坐在车里的人都不说话，沉默得使人透不过气。(14) 　　周扬夫妇的心里像压上了一块很沉的重铅似的不是滋味。 　　在北京，周扬的家已被查封。从天津回来，他们已无家可归。作为周扬的朋友陶铸，这时候虽然已经无法再保护周扬了，但是他还是尽自己所能，希望为周扬安排一个住处。在安排人到天津接周扬的同时，陶铸就给当时的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打电话。陶铸的夫人曾志回忆说： 　　在电话中，陶铸说，周扬过两天从天津回来，住在中宣部不安全，希望办公厅能安排个住的地方。但是，汪东兴却在电话里用质问的口气问道：“怎么，你想把周扬保护起来?”陶铸解释说：“周扬患癌症在天津开刀才不久，这次回来接受群众批判，但身体应该照顾，请你设法给他找一个安静的住处，王明住的房子，现在不是空着吗?”“好吧，跟他们商量一下吧!”电话里传来汪东兴冷冰冰的回答。(15) 　　陶铸的电话并没有起什么作用。接周扬的汽车驶进北京后就直奔沙滩中宣部的办公楼后院。押解人员将周扬夫妇带进办公楼东头的一间办公室里。马上就有中宣部内的一个造反派把他们看管起来。周扬坐在东面，苏灵扬坐在西面，他们中间不但隔着几张办公桌，还有一个横眉竖目的造反派夹在他俩中间。 　　周扬夫妇没有说话，默默地坐着。周扬用右手托着腮，十分疲倦的样子。苏灵扬沉静地坐在拐角处的一把椅子上，她平视着前面，什么也没有说。那个造反派的脸上挂着一种幸灾乐祸的讨厌表情。 　　过了一会儿，有人通知周扬一人走。到哪里去，他没有问，苏灵扬也没有问。周扬站起来向苏灵扬看着，他们俩互相看着，周扬流泪了，那泉涌般的泪水从他的眼睛里流了出来，苏灵扬没说什么，也没流泪，她平静得出奇。 　　事过若干年后，苏灵扬回忆这段情况时说：“要说不难过，那是假的。我不能不控制自己的感情。我不忍心在他面临巨大考验的时候，再给他加重个人情感方面的负担。他已经够受的了。” 　　苏灵扬目送周扬走了。这对朝夕相伴的患难与共的老战友、老夫妻，默默无言的分别了。 　　中宣部把周扬送到北京卫戍区的一个师部驻地。车子一到，已经有几个军人等在那里。周扬下车后，就被停在那里的吉普车载走了。 　　四 　　1967年新年伊始，《红旗》杂志第一期发表姚文元长文《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1月3日，《人民日报》从第一版到第五版转载。姚文元不厌其烦地历数1951年至1965年间一次又一次所谓思想斗争中的周扬的表现，诬蔑“周扬是一个典型的反革命两面派”，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文艺黑线”的“总头目”。姚文元在文中将周扬奉为“当代语言艺术的大师”的五位作家(指茅盾、巴金、老舍、赵树理、曹禺)说成“资产阶级‘权威’”，文中还点了不少人的名，胡风、冯雪峰、丁玲、艾青、秦兆阳、林默涵、田汉、夏衍、阳翰笙、齐燕铭、陈荒煤、于伶、邵荃麟等等，都被说成是“这条黑线之内的人物”。于是，重病未愈的周扬被连续揪斗，黑线之内的人物也无一幸免。 　　周扬被揪回来后，中宣部首先召开了批斗大会。当年作为“判官”被揪斗的龚育之也“列席”“陪绑”。他回忆说： 　　当斗争群众怒声质问周扬为什么要提出“国防文学”口号的时候，周扬很委屈地说：“那时候我才二十多岁嘛，很幼稚嘛，又同党组织失去了联系，得不到党组织的指示，处境很困难。从苏联杂志上看到他们提国防文学，从巴黎《救国时报》上看到《八一宣言》，知道党主张团结抗日，就写文章提出了这个口号。” 　　斗争会上，被斗对象的申辩，通常都要受到大声斥骂的。但是我注意到，周扬这个申辩，没有人起来斥骂，场上冷了一会儿，立刻有人提出另外的质问，从这个题目上转移开了。(16) 　　中宣部斗完了，电影界又拉周扬去陪绑。李屏锦在《青春之歌的遭遇》一文中，回忆了他在“文革”初期看到的斗崔巍、周扬陪绑的场面： 　　旁观周扬挨斗是一道稀见的风景，他反应的敏捷、老到，教人懂得什么叫智慧。不由人不惊叹，斗争哲学原来是一套如此值得反复操练的绝活。不管会场如何狂躁，如何虚张声势，如何威逼不饶，他都能从容以对，滴水不漏。不管问他多少“为什么”?他总是一言以蔽之曰：“我反对毛主席!”好像是说，你要的最高价不就是“恶攻”么，给你!于是，会场里“誓死捍卫”“打倒”之类的口号声震耳欲聋；于是，施虐的人便大获全胜，心满意足；于是，他也便乘机摆脱纠缠，得以喘息。皆大欢喜。这是人们一向追求的最高境界，他深谙此道。他不像有些人那样“乏”，饶费口舌地去辩解，结果是拖长了挨斗时间，挨了不少臭骂甚至吃了不少皮肉之苦，最后还是被“抗拒从严”了。遗憾的是，周扬不争气，当时他重病在身，每斗一小时，还得吃一次药，大煞风景。(17) 　　新近发表的陈白尘的《缄口日记》，披露当年批斗周扬的情形，这是亲历者的记录，弥足珍贵： 　　(一九六七年)七月十四日 星期五 　　上下午赶写有关周扬的材料，但外调者仍不断。有人来谈左翼剧联情况；有人来追问吴作人与田汉关系问题；又来人了解夏衍历史，重点在1935年他是否被捕过。…… 　　七月廿二日 星期六 　　下午进大楼时，抬头猛见周扬站在楼梯旁等待入批斗会会场。衣衫甚整洁，着的确良短袖衫，风度如故，但面色苍白可怖。他已被连斗两天了。 　　七月廿七日 星期四 　　全日斗争林默涵，是与斗周扬的会交叉进行的。…… 　　七月廿八日 星期五 　　今日又斗周扬。 　　……(18) 　　此后9年的时间，周扬与家人几乎断绝了联系，只有他的儿子周迈在一个特殊场合见到过他：“那是冬季的一天，北京航空学院掌权的红卫兵组织集合全院师生员工去工人体育场参加大会。开什么会事前不清楚，到了会场才知道是开批判会。离批斗会很远，看不清被斗人的面孔，但挂在他们颈上的大牌和牌子上的字看得很清楚。看了牌子就分辨出被斗的人都是谁。有彭真、陆定一、林枫、周扬等一批人。林枫抗拒做低头弯腰喷气式，陆定一大声叫屈，两人都遭一阵拳打脚踢。父亲体力不支，趴倒在地。周围的人注视着我，我若无其事地跟着念语录，举手喊口号，这些我早已习以为常。临散会时两个年轻人把父亲提起从批斗台的一头拖到另一头示众，几次揪他的头发猛拉猛按，使他的头时仰时俯。这时我深深体会到，一个人的未来遭遇是无法想象的，我哪能想到第一次看到病后的父亲，竟然是在一个野蛮、丑陋，没有人的尊严的大露天体育场里。”(19) 　　大概在这次批斗之后，周扬就一直被关起来了。家属几次都听到了“周扬已死”的消息，后来连他的户口也注销了。周扬的女儿周密回忆说： 　　这期间，我和妈妈接触比较多。我们听不到有关爸爸的正式消息，但常有传闻说他已经死了。有一天，妈妈收到了“周扬专案组”送来爸爸的几件日用品，妈妈虽然感到事情很严重，但她也没有问。她把这几件东西交给我，说让我留个纪念。我当时很悲伤，但妈妈却很平静，没有掉眼泪。她对我说：不管人们最后给我什么结论，我仍然以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我问心无愧，没有做对不起党的事情。你爸爸可能永远出不来了，你不要背包袱，要走自己的路。我知道，妈妈仍从每月30元生活费里留两元钱，用以交党费，即使没有地方可交，她也要留出来。有一次，军管找我们，说要还我家电视的事，问了妈妈的表现，最后又问我：你知道你父亲在哪儿吗?我说：传说是死了。军管却说：你这样讲是不相信党不相信群众，他死了我们能不通知你们吗?听了他的话，回家后，我高兴地告诉妈妈：爸爸可能没死，如果死了他就不会讲这样的话了。(20) 　　由于周扬是中宣部的“二阎王”，当时的中央成立了“周扬专案组”，并由此牵连了一大批文艺界人士。周扬先被关押在北京卫戍区，后来被送到了秦城监狱。作为“周扬专案组”的林默涵、夏衍等人也随之被送到了秦城监狱。 　　这期间，周扬的家人都遭受株连：在七机部工作的女儿周密成为反革命而被揪斗。周扬的大哥周谷宜被批斗关押，死在牢房，死因不明，连尸骨也下落不明。周谷宜在解放前因受周扬的牵连还坐过国民党的牢，差点被处死。“文革”中，他的日记被抄被毁，有人看到他“文革”期间的日记中有“起应(周扬)负我”四个字。周扬的姐姐被戴上高帽子在长沙游街一天，侥幸躲过“文革”浩劫。 　　而受株连最重的则是周扬的夫人苏灵扬。周扬被关起来后，苏灵扬也被赶到干校。但是，他们夫妇最疼爱的女儿周密却不知道：“1971年夏，有一天，我接到一个匿名电话，说我妈妈在银川的一个干校，我再三问他姓名、工作单位，但对方就是不说。过了几天，又来电话，说可以写信，口述了地址，并告诉我他姓田，是我们七机部某厂的。之后，单位一个女同志和一位军垦战友也分别悄悄地向我通了这个信息。有一位还偷偷塞给我一张纸条，上面写着地址。我按照地址给妈妈写了一封简单的信，告诉她自己的地址，并嘱咐妈妈，好好改造，家里平安无事，很简单。不久得到回信，写得很简单：一切很好，我在干校劳动。我又给妈妈写了封长信，但此信被扣，妈妈并没收到。”(21) 　　在干校的苏灵扬被特殊管制，开始的一段时间内不许和任何人接触，后来才稍微宽松了一些，可以同中宣部的人一起劳动。到了1972年，苏灵扬被允许回京。 　　在此期间，被关押在北京卫戍区的周扬也同样遭受着非人的折磨。 　　周扬后来回忆说： 　　开头是写检讨。那时，我认为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还是对的，正如他说的，要在我们背后击一猛掌，才会清醒过来。起初写检讨时，非常认真，像鲁迅说的，我解剖自己并不比解剖别人差。开始是冷静的，从在上海工作时期受王明路线的影响，一直到建国以后执行形左实右的东西，真是诚心实意地检讨，可他们还不满意，非逼着我承认反对毛主席不可。后来他们又逼我承认是叛徒，我根本没有被捕过，怎么会成叛徒呢?也不知道他们从哪里弄来一些异想天开的问题，你不承认，他们就打你，我的耳朵也被打聋了，现在还没有完全好。我怎么会反对毛主席呢!说反对江青，那倒是有一点，反毛主席怎么会呢?开头是真心拥护文化大革命，后来我逐渐发现这场运动越来越不对头，我索性再不检讨了。(22) 　　“九一三”事件后，文化系统定了个“批判与研究”的选题，黎之等人参加。期间，由专案组安排到卫戍区找周扬、林默涵、童大林调查情况。对此，黎之撰文回顾道： 　　7月中旬，专案组通知我们去找周扬、林默涵、童大林调查。现在想来，在那个特殊的时代，特殊的情况下，让我去看望曾帮助我，教育我，领导我工作和学习的老领导、老前辈，我的心情应该是极为复杂而又沉重的。但当时我却漠然。因为那时感情几近麻木。我同几位同事一起到了卫戍区，交出介绍信，接待的全是军人。他们说：周扬、童大林在，林默涵已住院。我们就先找了周扬。 　　我们在一个大屋子坐下稍等，周扬被带着进来，他见到我们似乎有些高兴，含笑坐下来。我不记得我们几人是谁提问，问了些什么。周扬开始说：小将们质问我，你为什么跟着刘少奇执行修正主义路线。我说，没有刘少奇我也要搞修正主义，因为我受的是资产阶级教育，我有修正主义思想。不过我是一心一意想执行毛主席路线。没执行好，也很想改正。像你们知道那个时候(他看了看我和我那位“棚友”，我们没有反应。我当时感到他说的“那个时候”就是“方求文章”和“假整风”时)，我很想紧跟主席，但因水平低，还是犯了这么大的错误。想起来，很难过，辜负了毛主席对我的教导和爱护。他这段话和讲话时的表情我记得很清楚，我也同家人反复说过。后来他说了些什么，我们又提了些什么问题，就不记得了。谈完后，一个军人问我们是否还有问题。我们表示没有了。记得周扬出去时，那位军人还给了他笔和纸，让他写出来。 　　…… 　　这次会见我曾有过立即向他们的家属报个平安的“一闪念”。但是，回来后我还是未对任何人讲。不知当时周、林、童三位老领导留下印象没有，如留下印象，当时他们是怎样想的?他们复出后见面时从未谈那个时期的事，也谈不到那次奇怪的会面了。但是，这次短暂的会面和他们的谈话时的表情我却留下难忘的印象。现在想起，处在那个时代的特殊的环境、特殊的情绪的会面时心情确是很沉重的。特别是后来得知那时周、林都挨了毒打!(23) 　　黎之在这里为我们提供了特殊年代里发生的特殊事件——周扬还活着。 　　周扬被放出来住在中组部招待所那段清闲的日子里，周密经常陪伴着父亲。在谈话中，周扬偶尔也向女儿谈及被关押的情况。周密回忆说：“爸爸很少谈被关押时期的事情，当妈妈和我偶尔问起时，他也只是轻描淡写地说说。他颇为自豪地告诉我说：‘九年来我只用过一次安眠药，就是在出狱的前一天晚上。我自己十分清楚，以往几十年，虽然犯过不少错误。但从未当叛徒、特务，也绝不可能反党、反社会主义。既然如此，为什么要失眠呢?!有一阵子，专案组搞疲劳战术，几天几夜不让我睡觉，几百只大灯泡照射着，真把我困死了。这个滋味可不大好受。过去在白色恐怖下干革命时没有坐过牢，这回可体验了一下。’” 　　谈话间，周密自然要把自己的经历以及所受到的委屈告诉父亲，而周扬则这样开导自己的女儿： 　　好几位功勋卓著的开国元勋被整死了，许多老同志也被整得家破人亡。比起他们来，自己受这点罪实在不值一提。我被关押的时候，刚开始也觉得很苦闷，很委屈。可是后来我就想通了。我能想通，是因为我想到在延安时毛主席跟我的一次谈话。毛主席在谈话中说，做事不要有委屈的感觉。他说：委屈无非有三种情况：一种是你自己对，他根本不对。那你不要感到委屈，因为真理在你身上。真理在你身上，你会感觉到有力量。还有一种情况是，确实你错了，人家是对的；不过你自己认识不到，所以感到委屈。第三种情况是，一半是你对，一半是人家对，你也不必感到委屈，反正你有一半不对嘛。毛主席这几句话是在几十年前随便谈的，却对我有很大帮助。无非是这三种情况嘛，有什么委屈。做人，特别是做一个共产党员，至少要有这种精神。历史总是向前发展的，逆转和倒退只是暂时的，一定要站得高些，看得远一些。(24) 　　或许正是抱着这样的心态，周扬最后才熬过了劫难。但是9年的铁窗毕竟是一段很长的时间，在审讯过后，在不写检讨的时候，周扬是靠这样两件事来打发寂寞的时光，一是读书；二是回忆他在延安担任鲁迅艺术学院院长的那段生活。他回忆说： 　　(我)把《资本论》又仔细地重读了一遍，再就是回忆鲁艺的同学、老师，一个一个地想，有时一天想一个，有时一天想起两三个，想起一个就把他的名字、经历、表现在纸上记下来。一是为了应付那些外调的，免得一时想不起来，主要还是回忆鲁艺那段美好的生活，也算是自我安慰吧。也不知用了几年，想起了二百多人，全都记下来。(25) 　　读书、回忆使周扬打发了寂寞的时光。大约到了1975年的4、5月份，周扬从北京卫戍区转送到了秦城监狱。 　　①季羡林：《牛棚杂记》，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8年4月版，第10页。 　　②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见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学习<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阅读文件选编》，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年3月版，第51页。 　　③龚育之：《在旋涡的边缘》，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12月版，第31～32页。 　　④同上，第34页。 　　⑤李辉：《摇荡的秋千——是是非非说周扬》，海天出版杜1998年7月版，第188～189页。 　　⑥黎之：《文坛风云录》，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12版，第487页。 　　⑦龚育之：《在旋涡的边缘》，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12月版，第38～39页。 　　⑧李辉：《摇荡的秋千——是是非非说周扬》，海天出版社1998年7月版，第215～216页。 　　⑨徐庆全：《知情者眼中的周扬》，经济日报出版社2003年3月版，第269～270页。 　　⑩黎之：《文坛风云录》，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12月版，第496页。 　　(11)露菲：《文坛风雨路——回忆周扬同志片断》，《新文学史料》1993年第2期。 　　(12)周健明：《我所见到的周扬》，王蒙、袁鹰主编《忆周扬》，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8年4月版，第389页。 　　(13)露菲：《文坛风雨路——回忆周扬同志片断》，《新文学史料》1993年第2期。 　　(14)露菲：《文坛风雨路——回忆周扬同志片断》，《新文学史料》1993年第2期。 　　(15)曾志：《如烟往事难忘却》，引自黎之：《回忆与思考》，《新文学史料》2000年第1期。 　　(16)龚育之：《在旋涡的边缘》，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12月版，第40～41页。 　　(17)李屏锦：《青春之歌的遭遇》，《新闻出版交流》2000年第2期。 　　(18)陈白尘：《缄口日记》，大象出版社2005年4月版，第34页。 　　(19)李辉：《摇荡的秋千——是是非非说周扬》，海天出版社1998年7月版，第216页。 　　(20)徐庆全：《知情者眼中的周扬》，经济日报出版社2003年3月版，第288～289页。 　　(21)徐庆全：《知情者眼中的周扬》，经济日报出版社2003年3月版，第226～227页。 　　(22)陆石：《劫后重逢》，王蒙、袁鹰主编《忆周扬》，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8年4月版，第478页。 　　(23)黎之：《回忆与思考》，《新文学史料》2000年第1期。 　　(24)徐庆全：《知情者眼中的周扬》，经济日报出版社2003年3月版，第292～293页。 　　(25)陆石：《劫后重逢》，王蒙、袁鹰主编《忆周扬》，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8年4月版，第478页。 　　 周扬传/罗银胜著.—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