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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二章 文联主席

罗银胜

一 　　召开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的动议，早在1978年5月召开的文联三届全委第三次扩大会议上就产生了。 　　根据文联大会的决议，文艺界面临着两项大的工作：一是重建文艺组织；二是筹备第四次文代大会的召开。关于后一项，中国文联副主席茅盾在大会开幕词中开宗明义提出，这次会议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就召开第四次全国文代会问题交换意见”。大会通过的《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扩大会议的决议》指出：“会议决定在明年适当的时候，召开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总结建国以来文艺战线正反两方面的丰富经验，讨论新时期文艺工作的任务和计划，修改文联和各协会章程，选举文联和各协会新的领导机构。会议对恢复文联和各协会筹备小组的这一段工作表示满意，责成筹备小组继续负责筹备第四次文代会。” 　　虽然文艺界上上下下都感到这两项工作十分迫切，但进行得并不像预想的那样顺利。文联及各协会彻底恢复是半年多以后的事情，而第四次文代会召开，则经历了近一年半的筹备工作，到1979年10月底才举行。筹备时间之所以这样长，是与文联、作协重建后的领导机关中宣部、文化部踟蹰不前有关。文艺工作者虽然感受到了春的暖意，但要让春风扑面，还要等待一场春雨。期待中的春雨，在胡耀邦任中宣部部长开始降临。 　　在胡耀邦就任中宣部部长前夕，延宕了半年多的文代会的筹备工作才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张光年日记1978年11月24日写道：“晚上邀冯牧同去默涵家讨论了文联工作的几个迫切问题。一致同意：一、请魏伯同志担任文联常务副秘书长，主持文联日常工作，兼管作协右派复查工作。二、文联、作协机构年底分家。三、基建仍由金紫光、张僖负责。四、积极筹备四次文代大会；促进各协会会员登记工作。” 　　距1960年第三次文代会的召开，已经19年了。在19年中，尤其是文化大革命的10年中，在“左”的政策方针指导下，文学艺术工作者历经磨难、队伍散乱。在沐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创的思想解放的春风后，他们抱着无限的希望，希望这支队伍能以这次大会为起点，重新集结，向新时期迈进。这就对大会召开的内容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另一方面，也是最重要方面的原因，要使这次大会真正成为文艺界拨乱反正的一次转折性的会议，就必须对建国30年来党领导文艺工作的经验进行切实的总结，对粉碎“四人帮”以来的文艺状况作出郑重的总结。这恰恰是即将召开的四次文代会应该解决的。 　　1979年1月，胡耀邦同志在召开全国的宣传部长会议上部署了全年的宣传工作。1月13日,在宣传会议的闭幕式上，胡耀邦在讲话中明确宣布，在这次会议期间，中宣部向中央提交的《关于建议为“中宣部阎王殿”彻底平反的请示报告》已得到批准。“此报告中央主席、副主席都圈阅了，将作为中宣部文件发给全党”。“阎王殿”冤案的平反，使陆定一、周扬等人彻底获得平反。此后，周扬又重新活跃在文艺界的领导舞台上。 　　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后，胡耀邦便开始在文艺界做一些调查研究工作，商量第四次文代会如何召开和要解决的问题。他先后召开了文艺界和文化部门有关负责人的会议。党内外专家、艺术家的会议，文化部和文联各协会筹备组的汇报会。这些会上，犬家敞开思想，畅所欲言，有一致的看法，也有不同意见的争论。 　　在文艺界和文化部门的有关负责人会议上，胡耀邦最后说，关于文艺界的一些问题，请允许我多做一些调查，再发表意见。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就是今年一定要召开全国第四次文代大会，参加的人约3000人左右，文联和各协会的筹备组要积极作好准备工作，要写好一个工作报告，总结30年来的经验，特别是党领导文艺工作的经验。除了原有的筹备组的人员外，请周扬同志也参加大会的筹备活动。① 　　大约在5月底或6月初，按照胡耀邦的指示，周扬在文联和各协会恢复筹备小组的基础上，成立四次文代会筹备领导小组，自任组长，林默涵任副组长，专门负责文代会的筹备工作。后来，胡耀邦又决定，夏衍、阳翰笙也参加领导小组的工作。这就为茅盾在大会上致开幕词，周扬作总结报告，阳翰笙作文联会务工作报告，夏衍致闭幕词，林默涵任大会秘书长，定好了框架。② 　　尽管有胡耀邦坐镇指挥，而且文联和各协会的工作也进入了轰轰烈烈的新阶段，但四次文代会召开的时间还是一再地推迟。其中的原因是，周扬的总报告迟迟不能定稿，在起草的过程中还是充满着激烈的争论。 　　争论的焦点，简单地说就是：怎样评价文化大革命前的十七年的文艺工作?是“左”还是右?粉碎“四人帮”三年来蓬勃兴起的“伤痕文学”是好还是坏?从胡耀邦到周扬等人看来，十七年文艺界基本上是执行了一条“左”的路线，而三年来的“伤痕文学”是值得欢呼的；而在林默涵等人看来，则恰恰相反。 　　新时期以来，随着整个拨乱反正的进程，文艺方针政策有不少科学的调整。如在文艺方向上，奉为圭臬几十年的“文艺为政治服务”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在文艺方针上，使“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落到了实处；在对待作家的政策上，决不再因对作品的无限上纲而把作家打成反革命；在对待文艺创作的政策上，提出充分尊重艺术规律和充分发扬艺术民主，等等，使新时期以来的文学很快取得了远远超过“十七年”的成就。 　　但是，前述认识误区也不可能不在文艺方针政策上发生一种连锁反应。茅盾在四次文代会前夕回答一次采访时，有一段话既概括了过去几年也预示了以后一些年。他说：“现在作家同某些领导之间就有这么个问题：某些领导人认为‘艺术民主’太多了，怕将来出‘坏’东西……社会主义是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在这个时期中总有进步与落后的区别，有光明面也有黑暗面，如果只歌颂不暴露，岂不是粉饰太平么?它会使人麻痹呢!” 　　从现今留下来的材料看，在周扬接手准备这个报告之前，林默涵负责的一个起草小组已经写出一个稿子。大约在周扬5月10日赴日本以前，胡耀邦即决定，文代会的报告由周扬主持起草。6月上旬，按照胡耀邦指示，周扬接手报告的起草工作，而这时，林默涵主持的报告起草小组已经基本上拿出了“报告草稿”。6月24日，林默涵将排印好的报告稿送给周扬。他报告前所附的一封信中写道： 　　文代会的报告，我跟起草组讲了一个轮廓，他们大致按照这个轮廓，已经写出来，但许多观点是他们的。现在按原样印出，送请审阅，拟倾听你的意见后再全面修改。务请您尽快阅看。 　　这一“报告草稿”的题目是：《团结起来，繁荣社会主义文艺，为完成党在新时期的总任务而奋斗》，全文约28000多字。尽管林默涵在给周扬的信中特意强调说，他只是给起草小组讲了一个轮廓，“许多观点都是他们”的，但细阅报告就可以感到，其中绝大部分的观点，与过去林默涵的意见是相一致的基本经验。 　　周扬阅读这一段时，在“我们找到了文学艺术和文艺工作者与亿万人民群众真正结合起来的唯一正确的道路”一语中的“真正结合”和“唯一正确”两处下，画了表示质疑的道道。他感觉到，报告草稿的起草者仍然没有摆脱旧有的框框和思路，这显然与当时引领文艺界思想解放潮流的周扬的思路不吻合。因此，周扬阅读这个草稿时，在前半部分多处画上了问号，并大段大段地删除；而后半部分则修改痕迹极少。这表明，他大约是不满意的，后半部分也就不仔细看了。 　　为了解决这种分歧，求同存异，为文代会拿出一个好的报告稿，胡耀邦决定，由周扬负责，组成林默涵、冯牧和陈荒煤主持的起草小组，对林默涵主持起草的报告草稿进行修改。 　　修改工作大约从6月底开始。在林、冯、陈三人的努力下，7月上旬，拿出了修改稿的第一稿。大约周扬看后仍觉得不满意，责成三人修改第二稿。7月19日左右，三入完成了第二稿的修改。 　　但在周扬看来，这份报告还是不能令人满意。胡耀邦得知这些情况后，决定在中宣部主持召开文艺界人士小型的座谈会，交换一下意见，统一思想，为报告的再修改提供保证。不过，座谈会召开的并不平静，双方争论还是很激烈的。文艺界有关人士的记载可以体现这一点。陈登科1979年6月21日的日记记载说：“下午两点三十分，去人民大会堂，……一进会场休息室，就和巴金同志相遇。谈到即将召开的全国文代会。他和我的看法，很吻合。同认为当前文艺界，思想混乱，对十七年的看法，分歧也很大，不易解决。既然大家全清楚，这是一次不能解决问题的会议，何必要急着开呢?待大家酝酿成熟了，再开不更好吗?听说开会报告已经写好,只待周扬回国后最后敲定了。” 　　这次会议也没有解决实质性的问题，分歧依然存在。当然也有一个结果，就是李何林致胡风的信中所提到的——林默涵主持起草的报告被废弃，“大会报告，让周扬写了”。这个结果，大约也是胡耀邦的决定，不过，林默涵仍然是起草小组的成员之一。这大约已经是8月上旬了。 　　二 　　作为文艺理论家的周扬，自觉地担负起总结历史经验，继续推进文艺界拨乱反正的重任。在接手主持筹备工作时，除了精心组织中央领导同志的讲话——即后来邓小平的《祝辞》外，不顾年老体迈，精心准备这篇文代会主题报告。 　　这一年，周扬已经71岁了。以这样的年龄，承担这样一个大报告的写作，体力上能否承受，是家人十分担心的问题。周密回忆说：“在我的印象中，父亲说起要作这个报告的事情，是在7月份左右。一次陪他散步时，他谈起了文艺界正在筹备的文代会，也谈起了筹备小组成员之间的争论。从成员之间的争论，他谈到了文艺界的整个状况。父亲说，在思想解放的潮流中，一些人由于认识上的迟缓，落伍也是正常的，争论也是正常的，关键要进行切实的引导，使那些落伍的同志赶上时代的潮流。文代会已经19年没有开了，文艺界是热切盼望这次大会的。我们这次大会，不但是一个鼓劲的大会，还是一个总结经验教训的大会。如果不对建国30年来的历史进行总结，不对新时期以来的文学潮流进行引导，这样的大会会让很多人失望的。耀邦同志决定，要由我搞一个大会报告。这样的考虑是正确的。父亲不是照本宣科念报告的人。虽然有人帮他起草，但他总要自己认真修改，有时候会把人家起草的稿子改的只剩下标点符号。一个大报告，往往要折腾他很长一段时间。放在以前，他的身体还可以，可现在，这样的一个岁数了，还多病。我劝他不要承担这个任务。父亲说，我身体是不好，可我们国家也是重病初愈、百废待兴啊。小平同志要我管管文艺界的事情，我不能不做啊!” 　　在起草报告之前，周扬按照事先准备的一个提纲详细讲述了自己的思考。在这份有些凌乱的手写提纲中，周扬将思考的重点放在两点上：一是按照胡耀邦的要求，总结30年来的经验教训；一是试图从不同角度来否定“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对文艺与政治的关系作出新的解释和论断。 　　8月7日和15日，周扬两次同文艺界有关领导谈到文代会报告起草问题。阐发了他在提纲中思考的问题。他指出：第一部分不好写。关于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毛泽东在《讲话》中是从文艺工作与一般革命工作的关系，从政治的角度来讲的。不像普列汉诺夫完全作为学术问题。列宁讲的就更简单，没讲文学问题，没讲艺术规律。《讲话》基本上也是讲文艺和政治的关系，没有讲艺术特点。周扬认为，文艺与人民生活关系问题，是根本的问题，与人民的生活的关系问题不解决，就无法正确处理文艺与政治的关系。当时在延安，对上海来的人来说，工农兵完全是新的，当时不但没有接触过，还认为他们是落后的。毛主席纠正了这个问题，他说要和新的群众相结合，不可再迟疑。还有文艺与传统的关系，包括民族传统文化与民族形式等等如何继承与革新的问题。今天的文艺是从过去的文艺发展而来的，毛主席说，我们没有犯苏联“无产阶级文化派”那样的错误。多年来，我们只注意文艺与外部的关系，而对文艺内部的关系，对各种形式的可以百花齐放很少注意。“为工农兵服务”，是以求革命工作的共同点，也是革命文艺工作的特点，但文艺规律又是第一位的问题，对此则注意不够。这样来总结30年，哪些是对的，哪些是不对的。这三个关系讲清楚了。 　　第二部分“光荣的使命”，要写出光荣在什么地方。另一个讲的是思想解放问题，小生产者的狭隘眼界害处很大。30年代以来我们就有教条主义。第二次文代会就是学苏联。30年代也是搬苏联的，在40年代，并没有清算这个思想。我们不要从口号出发，文艺上尽量少提些口号。口号无非是政治口号。“工农兵”方向这样的口号把自己捆住了。他还说，“双百方针”，主要取决于领导，谁不愿意放?对样板戏要客观．不能因江青插手就否定了。“文革”十年的激愤，不可能不发，要充分估计这一点，文艺不但突破了“四人帮”的禁区，也突破了17年的框框。既然忠实于现实，怎么能不让他讲呢?他就有伤痕，现在就是有伤痕嘛。感伤主义是有的，要注意引导，但不要去打击它。要表现各种各样的人的命运，要提倡表现革命历史，花力气写革命领袖，把这作为一个任务提出来。要强调改革、创新，标新立异。戏曲一定要改革，新的艺术也要改革。 　　第三部分，文联、作协体制要有大的改变才行。文联、作协是个自愿结合的团体，进行自我教育，不是衙门。它从事各种艺术创作和评论，既是专业的，又是群众性的。相依为命，并肩作战。要保护这种创造性的个体劳动，重视个人的独创性，正确地看待这种个体劳动。最后要讲几句鼓劲的话，文艺战线应该出现“闯将”。现在也有“闯将”。不要指责他们，束缚他们。引用毛主席、鲁迅的话，“要有几十路、几百路纵队”的战士“驰骋纵横”，“四人帮”把中国变成了“无声的中国”、“万马齐喑”的中国，现在有声音了，要有更多的声音。我们中国有几千年的文化，历史上有高峰，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鲁迅、郭沫若、茅盾等，我们现在也应有高峰。谨小慎微的人能有高峰吗?因循守旧的人能有高峰吗? 　　由于过去历次运动中错误地整了一些同志，使这些同志多年来饱受苦难，有些同志对当年整过他们的同志意见很大。这是可以理解的。中央认为，如果纠缠于历史旧账，就会影响会议对当前方针政策的讨论，不利于实现大会的目标，也不利于团结。 　　根据周扬的意见，林默涵、冯牧、陈荒煤等带领一个起草小组，专门住到颐和园，安心地起草。8月24日，起草小组完成了报告草稿。25日，冯牧将报告送给周扬。 　　周扬仔细读了报告草稿，做了大量的修改，有些章节或段落几乎是重写，忙了一个星期。周扬将大标题“开创社会主义文学艺术大繁荣的新时期”改为“开创社会主义文学艺术新繁荣的时期”。第二部分小标题“新时期的历史任务”改为“新时期的光荣历史任务”；第三部分加上了“文艺团体的重要职责”的小标题。字数压缩到24000字左右。 　　9月1日，周扬责成秘书露菲重新誊写一份。露菲几乎一夜没睡，将20000多字的稿子抄写完毕。9月2日，周扬又在这份誊清稿上作了修改。3日，这份稿子送到印厂排印成稿，仍以“草稿”的名义，在起草小组内部讨论修改。与此同时，周扬也作了大量的修改。 　　稍后，林默涵、冯牧、陈荒煤又召集起草小组，集体讨论修改，又排出一份修改稿，冯牧在这一稿上又做了修改，并将报告的题目改为《开创社会主义文学艺术繁荣的新时期》。 　　9月7日，冯牧将稿子送给周扬审阅。周扬汇总起草小组的讨论修改意见，再次作了修改。随即送到印厂，排出“草稿”第二稿。周扬将这个稿子送胡耀邦审阅。胡耀邦看后，决定仿照制定中央文件的办法，将草稿发给大家讨论、修改。他对周扬说：要组织一两百人参加，以文化界为主，宣传部门和理论界都要有人，以便走群众路线，集思广益，使报告成为一篇既有理论探索和研究我国社会主义文艺的发展规律，又实事求是地总结我国文艺界30年经验的大文章。 　　根据胡耀邦的意见，周扬起草了一份分送有关人士征求意见函： 　　同志： 　　送上第四次文代会报告草稿，请审阅、修改、批示，望于本月十五日前退下。 　　此致 　　敬礼! 　　周扬 　　九月九日 　　同一天，周扬办公室将报告草稿分送中央领导及文化思想、理论界的同志。 　　9月15日至16日，起草小组汇总各方意见，做了总体上的修改，排出清样，形成“初稿”，送给周扬。周扬在稿上再次作了大的修改。9月18日，排出“修正稿”。 　　前曾提及，胡耀邦在为文代会报告定框架的时候就说，周扬的报告稿完成后，要组织一两百人参加讨论，走群众路线，集思广益，使报告成为一篇既有理论探索和研究我国社会主义文艺的发展规律，又实事求是的总结我国文艺界30年经验的大文章。大约在“修正稿”完成后，耀邦的这一指示成为现实。 　　周扬和起草小组根据将“修正稿”所返回的意见加以综合，10月4日，形成“修正稿”第二稿，交付打印。这一稿大约没有再送有关人士传阅，只在起草小组内部修改。在综合了一些意见，第三次稿经过周扬和起草小组的修改后，10月24日形成“第四次稿”。这一稿上，周扬将报告的题目改为《继往开来，繁荣社会主义现代化时期的文艺》。大样排出后，送中央领导同志审阅。 　　10月29日上午，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听取周扬关于四次文代会筹备情况的汇报，审议会议的议程，讨论周扬的报告及会议文件。 　　这一天的政治局会议，邓颖超因病无法参加。但她在病中还是仔细阅读了报告及会议的文件，并提出了两点意见： 　　一、周扬同志的报告中，提了各方面的具体意见，但对电影方面没有具体片子，是否没有可提的。如果没有可提的只好不提。否则，其他方面都提了，这方面不提，似不太妥当。 　　二、关于“为被林彪、‘四人帮’迫害逝世和身后遭受诬陷的作家、艺术家们志哀”中，在地方戏曲方面是否增加一个人，即南京越剧团的竺水招，此人也有代表性，也是受“四人帮”迫害死的。如何请酌。 　　邓颖超的两条意见，前一条是针对周扬的报告稿的。根据这一意见，周扬在报告稿上加写了关于电影的一段话：“我们的电影艺术家摄制了许多好的影片，如《中华女儿》、《钢铁战士》、《白毛女》、《翠岗红旗》、《董存瑞》、《红色娘子军》、《槐树庄》、《李双双》、《永不消逝的电波》、《上甘岭》、《风暴》、《老兵新传》、《林则徐》、《甲午风云》、《祝福》、《大浪淘沙》、《农奴》、《兵临城下》、《舞台姐妹》、《早春二月》、《英雄儿女》等等，都为观众所喜爱。” 　　大家知道，周恩来和邓颖超夫妇一直关怀着祖国的艺术事业，与艺术家关系密切。在竺水招的演出生涯中，也曾得到总理夫妇的关怀与指导。“文革”结束后，尽管周恩来总理逝世，但邓颖超对文艺界的情况也非常关注；对竺水招被迫害致死的情况也是了解的，因而才会提出要在这个名单上加上竺水招的名字。 　　邓颖超的这个建议也得到采纳，周扬在名单中加上了竺水招的名字。 　　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对四次文代会的议程予以确认，对周扬的报告也提出修改意见。修改意见主要还是集中在关于文艺与政治的关系的表述上。 　　在一些具体的措辞和提法上作了一些小的修改后，周扬将报告的题目改为《继往开来，繁荣社会主义新时期的文艺》，并签署上自己的名字。至此，报告正式定稿。 　　11月1日上午，周扬在第四次文代大会上报告后，与会者进行了认真的学习讨论，又提出了若干的修改意见。这些意见由各代表团记录整理，集中到文代会组织处，组织处再整理后交给陈荒煤和冯牧。陈荒煤和冯牧将这些意见报告分送几个同志一起看，并专门开了一个讨论修改的会。会后，他又与冯牧商量修改意见，并在稿子上作修改。11月9日，陈荒煤执笔，陈、冯联名致信周扬，谈了在稿子上修改的情况。 　　关于指出一些重要批判运动的错误，冯牧执笔，补充了这样一段话：“我代表第四次全国文代会主席团，在这里郑重宣布：1955年关于丁玲、陈企霞等同志所谓的‘反党集团’的决定，1957年关于江丰等同志的所谓‘反党集团’的决定，1964年开始的对大连会议、广州会议的批判，以及文化大革命前夕文艺界整风中对夏衍等许多同志的批判，都是错误的，应予平反，并向所有受到伤害的同志表示歉意。” 　　周扬在陈、冯二人改稿的基础上，再次进行修改。除了陈、冯所强调的指出一些重要批判运动的错误没有采纳外，其他的意见周扬都予以接受。 　　陈、冯所指出的对于一些重要批判运动的错误予以平反的建议，是来自于大会代表的意见。亲历大会的周扬知道，这是代表们比较普遍的呼声，但是，要接受却比较难。因为如果按照冯牧的意见修改，就不可避免地牵涉到对《武训传》批判的评价，对《<红楼梦>研究》批判的评价，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定性的评价等一系列问题，而不单单是1955年以后的历次错误批判。而这几次批判，尤其是对胡风的定性问题，却不是周扬所能解决的。为此，周扬征询了有关同志的意见，还是决定保持原来报告上比较笼统的写法，没有采纳冯牧的修改意见。这样，报告中对建国后文艺界一些政治批判运动消极面否定得不够彻底。联系当时的情况来说，在党中央对这些问题作出结论之前，周扬自然也难于作更进一步的论断。 　　11月13日，周扬将报告最后修改完毕，送中央有关领导同志审阅。11月20日，《人民日报》全文刊登了这个报告。 　　三 　　按照“先党内后党外”的惯例，1979年10月29日，周扬为组长的第四次文代大会领导小组主持，召集参加这次大会的党员开会，并请这次大会的总设计师、时任中央秘书长兼中央宣传部部长的胡耀邦来讲话。 　　这次会议是周扬主持的。会议开始，周扬“请耀邦同志讲话”的话音未落，全场就爆发出热烈的、持续时间很长的掌声。胡耀邦讲话中的第二条谈到了对周扬报告的评价：“讲一下周扬同志报告。政治局的同志讨论这个报告时，大家都觉得，这个报告是好的，是有水平的。我们中央的领导对文艺的路线、方针，不想预先定什么调子。老实说，我们中央的许多同志，对文艺不太懂。比如说，我就不太懂。但是，政治局的同志对周扬的报告是反复读过的，有的同志看了一遍，有的看了两遍。这个报告比历次文代会的报告是不低的，可能更高一些。我认为，也应该是高一点。可能还有一些同志对报告有意见。因此，政治局认为，在这个大会上，对这个报告展开热烈的讨论，根据大家的意见，再作修改。这个报告可以不马上发表，过一个礼拜或10天再发表。有的同志还提到，一个报告，不可能把所有的问题都讲到。我们希望，各个协会的同志、代表，在会上对这个报告热烈地发表意见。好的意见将来在刊物上或《人民日报》上发表，作为对这个总报告的补充。” 　　胡耀邦还情真意切地指出，文代大会要充分发扬民主，但共产党员的代表还要有党性、组织性。它向党员代表提出了五条要求：一、充分发扬民主，解放思想，畅所欲言。二、维护和加强团结；顾大局，识大体，同心同德，同舟共济；把大会开好。三、集中精力讨论有关当前文艺工作的方针任务问题，对文艺界历史旧账和对当前某些作品有争论的问题，不在大会纠缠，以免分散注意，大会不预备在这些问题上作结论。四、对地方党委、政府机关、部队领导有意见，可写出材料，交大会领导小组转交中央有关部门，不在大会讨论。五、尚未平反的冤假错案，不在大会中申诉，可向中纪委、中宣部、中组部和有关部门提出，或交大会领导小组转达。③他的这个讲话，受到大家的赞同，保证了大会的顺利进行。 　　10月30日上午，领导小组召开大会预备会议，审议了大会的议程，通过了大会主席团名单。 　　下午，在欢快的乐曲声中走入会场的代表们，脸上洋溢着喜庆的气氛。大会的约3200名代表中，有开启中国现代文学史新篇章的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文坛耆宿；有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不同时期投身人民解放事业的老将；有伴随着新中国的历程成长起来的风华正茂的文艺家；更有在新时期涌现出来的初露锋芒、朝气蓬勃的文坛新秀。还有台湾、香港、澳门的文艺界代表。 　　下午3时，大会在庄严的国歌乐曲声中开幕。党和国家领导人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胡耀邦等出席了开幕式。开幕式由周扬主持。茅盾致开幕词。他在致词中说：社会主义文艺园地万紫千红，文艺的春天已经到来了。这次大会的任务是：总结建国以来文艺战线正反两方面的丰富经验，讨论新时期文艺工作的任务和计划，修改文联和各协会章程，选举文联和各协会新的领导机构。 　　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向大会致祝词。中华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教育部的负责人宋侃夫、胡启立、罗琼、朱云谦、蒋南翔分别向大会致了热情洋溢的祝词。 　　11月1日下午，周扬在大会上作了《继往开来，繁荣社会主义新时期的文艺》的主旨报告。此后，大会一面讨论邓小平的《祝词》和周扬的报告，一面召开着各协会的代表大会。 　　11月16日，大会闭幕。夏衍致闭幕词。华国锋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全体代表并合影留念。大会形成的《决议》认为，邓小平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作的《祝词》，“是我国新的历史时期文学艺术的战斗纲领”，全体代表一致拥护并将“坚决地贯彻执行”。 　　当天晚上，中宣部、文化部联合举行招待茶话会，共庆四次文代会的圆满成功。胡耀邦在会上讲话。他充满豪情地向文艺界祝愿说：历史将证明，这次文代大会是我们国家文艺战线一个极为重要的里程碑。我们的党从来认为，文艺事业是我们伟大的事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文艺大军是我们整个革命队伍的一支光荣的大军。现在，我们国家进入一个历史发展的新时期，我们党正处在率领我国各族人民向一个更伟大的新的目标前进。希望你们能够在这个伟大的事业中作出更加光辉的贡献。我们的总目标，是要建设一个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这样的强国，应该是经济上发达富强，政治上安定团结，文化上繁荣兴盛。我们一定要达到这个目标，我们一定能够达到这个国标! 　　第四次文代会的召开，作为文艺发展的“一个极为重要的里程碑”而载入史册，完成了新时期文艺发展的重要历史性转折。半个多月的大会，不但完成了粉碎“四人帮”以来文艺队伍重组的任务，文艺政策在理论上有了重大的突破，而且将落实政策、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进一步向前推进。 　　对建国30年来文艺工作的基本估价，直接关系到文艺队伍的重组。这是这次大会的一个重要的内容。邓小平的《祝词》中，从两个方面对建国30年来文艺工作做了基本估价： 　　一、文化大革命前的十七年，我们的文艺路线基本上是正确的，文艺工作的成绩是显著的。所谓“黑线专政”，完全是林彪、“四人帮”的诬蔑。对粉碎“四人帮”三年来的文艺界的工作，邓小平也做了充分的肯定：“短短几年里，通过清算林彪、‘四人帮’的罪行和谬论，已经出现了许多优秀的小说、诗歌、戏剧、电影、曲艺、报告文学以及音乐、舞蹈、摄影、美术等作品。这些作品，对于打破林彪、‘四人帮’设置的精神枷锁，肃清他们的流毒和影响，对于解放思想，振奋精神，鼓舞人民同心同德，向四个现代化进军，起了积极的作用。回顾三年来的工作，我认为，文艺界是很有成绩的部门之一。”二、关于文艺队伍，邓小平肯定地指出：“从总体来看，我们的文艺队伍是好的”，即使是在林彪、“四人帮”猖狂作乱的10年里，“文艺界的许多同志和朋友，正气凛然地对他们进行了抵制和斗争”，“作出了令人钦佩的、不可磨灭的贡献”。“有这样一支文艺队伍，我们党和人民是感到十分高兴的”。④ 　　这样的正确估价，从根本上推翻了“四人帮”对文艺界的诬陷，为文艺队伍的重建奠定了基础。会后，在党中央批转这次大会文件的同时，对文化大革命前毛泽东对文艺界的“两个批示”宣布正式收回。 　　值得关注的是，在邓小平代表党中央所作的这个《祝词》中，舍弃了“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提法： 　　我们要继续坚持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文艺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首先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坚持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洋为中用、古为今用的方针，在艺术创作上提倡不同形式和风格的自由发展，在艺术理论上提倡不同观点和学派的自由讨论。列宁说过，在文学事业中，“绝对必须保证有个人创造性和个人爱好的广阔天地，有思想和幻想、形式和内容的广阔天地”。围绕着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共同目标，文艺的路子要越走越宽，在正确的创作思想的指导下，文艺题材和表现手法要日益丰富多彩，敢于创新。要防止和克服单调刻板、机械划一的公式化概念化倾向。⑤ 　　这就为合乎逻辑地舍弃数十年间始终坚持的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口号，提出新时期文艺的新口号提供了条件。 　　这次大会通过了《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章程》，选举产生中国文联的领导班子。这个领导班子是在中央的直接关注下产生的。 　　自文联和作协成立开始，就一直是在党的领导下进行活动的文学团体。在文联及各协会筹备恢复过程中，承继以往，党的领导一直是突出强调的内容之一。 　　完成文艺队伍重组的这次文代会通过的《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章程》第四条规定：“本会的任务是团结全国文艺界，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实践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在报告中，周扬虽然确认文联的“各个协会是各类文学艺术工作者自愿结合，独立主动地进行学习和艺术实践，促进艺术创作、理论批评和国际文化交流的专业团体”，应该“真正体现人民团体的性质”，但在同时又提出“文联各协会应该在党的领导下进行工作”。⑥ 　　基于上述的基本定位，文联及各协会的重要工作如人事安排、机构调整及会议的举办(包括是否召开，召开的时间、规模、规格、议程及讲话稿)等便都是由中央或作协党组决定的。 　　在文代会开幕式上，当工、青、妇、解放军代表相继祝词时，邓小平以商量的口吻对坐在右边的茅盾说：这次文代会将选举文联及各协会新一届的领导，考虑到您年事已高，作协主席又非您继续担任不可，我们建议让周扬同志担任文联主席，请您担任文联名誉主席，您看是否可以?茅盾当即表示，听从组织的安排。 　　11月16日，文代大会产生的新一属领导班子： 　　名誉主席：茅盾 　　主席：周扬 　　副主席：巴金 夏衍 傅钟 阳翰笙 谢冰心 贺绿汀 吴作人 林默涵 俞振飞 陶钝 康巴尔汗 　　十年内乱，九载楚囚。重返文坛的周扬，在胡耀邦同志支持下，又一次主持文代会，作了一个历史性的马克思主义报告《继往开来，繁荣社会主义新时期的文艺》。他热情肯定了当时引起争议的“伤痕文学”，四次文代会，周扬当选为文联主席。在第四次文代会上，周扬又一次对他过去工作中所犯的“左”的错误沉痛检讨。对因他原因而遭受冤屈的同志一再表示道歉，态度是真诚的。 　　第四次文代会后，文联进入一个新时期，周扬进入一个人生的新阶段，进入了人生的晚年。在他生命最后10年，周扬坚持思想解放，以实事求是的作风，反思过去，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周扬不遗余力地做着拨乱反正、为繁荣社会主义文化事业奠基培土的工作。 　　四 　　周扬当选为中国文联主席不久，在1980年初，陆石被调到中国文联，任秘书长。上班之后，他到周扬家里去请示到文联后应该如何工作。⑦ 　　那时周扬已搬到西单安儿胡同一个小院子里。客厅里布置得很简单，靠北墙是一排书橱，书橱前是一套沙发，他们相对分坐在茶几两头的小沙发上，周扬和悦平静地对陆石说： 　　“你到文联来，换了一个环境，换了一种工作，这和你在公安部不一样，文艺界被江青他们打散了，砸烂了，各方面都要从头开始，从新收拾。”又问：“你到沙滩文联看了吧?” 　　“我已经在那里工作了一个星期了。”陆石说。 　　周扬风趣地说：“一个堂堂的中国文联，连一个办公的地方都没有，还是住在木板棚里，我们都成了棚户人家了。”说到这里，两人都笑了，然后他严肃地说：“很多老作家，老艺术家，很有才华的中青年艺术家，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了很大灾难，差不多被扫地出门，我去看过几家，他们住的地方实在太困难了。张光年、曹禹、吕骥，他们的住房都很紧张，一般干部就更困难。我由于中央照顾，总算有一个比较像样的窝，比他们强多了。我这个当文联主席的，连一个文联办公的地方和干部的住房一件都解决不了，你想我能安心吗?” 　　陆石说：“我们尽力想办法快一点解决，这些事情不是你一个人能办到的，文化大革命中，各单位的负责干部，差不多都被扫地出门了，刚刚开始落实政策，有些单位已逐步解决了。” 　　“不管怎么说，总得先有个办公的地方吧!”他一面说着，一面思考。随后，话题转到另外一方面。他说：“当然，解决这些问题很重要。但是，我主要思考的最大的问题，还是怎样把文艺战线的工作搞上去。我在一些地方，也讲过一些意见，可以给你大体上说说。三中全会以后，文艺各方面开始活跃起来，小说、戏剧、电影、美术、音乐都有不少新的作品，但比较差的也出来了，有了新的矛盾。不管有多少矛盾，我们都要当促进派。我想有几个问题，必须抓住不放，一抓到底。” 　　他又说道：“文艺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怎样服务，首先要抓思想理论问题，要敢于解放思想，要开展文艺评论，用正确的评论、正确的思想来指导。解放思想，是个长期的任务，敢于解放思想，也要敢于抵制错误的思想，不抵制错误的思想，还算是个共产党员吗?怎么个抵制法，可不能粗暴、简单化，不能搞一言堂、扣帽子、打棍子。要对有错误思想的同志，采取保护态度，主要保护人，不是保护他的错误思想。抵制错误的思想，绝不能损害双百方针的贯彻。要采取平等的讨论的方法，因势利导。当然，抓思想，不仅限于文艺思想，还得抓政治思想、社会思想。只抓文艺思想，不抓政治思想、社会思想，文艺思想也是靠不住的。” 　　他说：“要抓繁荣创作，要抓好作品，有了好的作品才叫建设。什么叫好的作品?就是能感染人，能提高人的精神境界。我们中华民族，历来有优良的道德传统，旧戏里面演的包公、杨家将、诸葛亮这些古代人物，就是宣传爱国爱民，清正廉洁，见义勇为，歌颂勤劳智慧，但仅这些是不够的，还要培养共产主义道德，培养社会主义新人，这是我们文艺界的神圣职责。文艺界生产的是精神产品。精神产品的生产目的就是要开发人的智力。智力包括人的观察能力、思考能力、想象能力、实际操作能力。人有智力、体力两方面，我们要使人的这两方面得到和谐的发展，形成一代人甚至几代人的社会主义的精神面貌。要创造一种条件，一种适合的土壤，一种适合的气候，有利于出作品，出人才。我们要下大力气，一定要抓出成果，抓出水平来。” 　　他说：“再一个问题是抓团结和抓作风。我们文联要搞五湖四海，不能搞宗派，不能搞派性。派性这个东西很顽固，有时，你不知不觉就卷进去了。我们提倡、支持搞艺术流派，但要坚决不搞派性。派性是反党的东西，你搞派性，还怎么为人民服务呢?领导人心胸要开阔，要像大海那样，大海可以容纳百川，领导人容不下人，那怎么能搞好团结呢?领导人最坏的毛病，是心胸狭窄，只喜欢听奉承，听好的，听不进不同意见，以自己的好恶去衡量人，对干部有亲有疏，这样的领导人，还能为社会主义服务?领导人一定要以身作则，团结各方面的人才，一起工作。培养一个人才，很不容易，要几年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时间。但要毁掉一个人才，一句话，一个命令就把一个人的一生毁掉了。历史上这样的教训多得很，可得警惕啊!我们要聚精会神地去发现人才，培养人才。” 　　最后他说：“文联要为作家服务，为艺术家服务，要做服务员，不要做官。我们这些人都是服务员，要关心他们的生活，关心他们的创作，要为他们解决困难、提供方便。你这个秘书长的任务更重些。因为你刚来，我只能粗枝大叶地提一下，让你思想上有个底。小平同志说要了解新情况，发现新问题，要解决新问题，所以你要从头学起，从头做起。” 　　就这样，周扬侃侃而谈，足足谈了一个多小时。 　　从1980年至1983年，文联的工作比较顺利。每星期周扬召集一次领导人的碰头会，研究文艺界的各种问题。差不多每个季度都要举行文艺界各协会知名人士的座谈会和宽松式的茶话会。每年夏季都要分别组织一次文联全委的读书会，时间半个月，地点选在北戴河和庐山。召开过两次全国委员会，并请邓颖超同志主持，举行了世界知名人士参加的鲁迅诞辰一百周年纪念会，邀请了美洲、欧洲、亚洲一些国家的文艺界知名人士参加。这些活动周扬同志亲自领导。文联还组织一些文艺代表团出访日本、朝鲜、英国、美国、加拿大、瑞士和非洲一些国家，还协同文化部派一些艺术团体，出国演出，传播三中全会以后的大好形势，并接待了不少国家的代表团，有些代表团周扬亲自出面接待，有的还请中央领导人会见他们。 　　在这个时期文联的干部宿舍也解决了一部分，文联的大楼也筹备就绪，周扬和阳翰笙亲自奠基动土。在办公大楼基础施工阶段，他多次到工地检查。当基础施工到一米高的时候，周扬在一个大风天，又来到工地，他仔细询问了工程进度和施工质量，在工棚里高兴地跟大家说：“文联办公的地方，总算有了盼头了。” 　　1981年，经中央宣传部批准，文联新成立了中国书法家协会和中国杂技艺术家协会，这两个协会从筹备到成立，周扬多次给予指导，参加了成立大会并讲了话。在这期间，各种文艺门类的新人新作，涌现出来，文艺评论也有新的进展，整个文艺界生气勃勃，非常活跃，这和周扬直接参与、直接全面领导分不开。 　　①徐庆全：《周扬第四次文代会报告起草过程述实》，《新文学史料》2004年第2期。 　　②徐庆全：《周扬第四次文代会报告起草过程述实》，《新文学史料》2004年第2期。 　　③徐庆全：《关于第四次文代会前夕的党员会议》，《南方文坛》2005年第1期。 　　④⑤《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版，第207～298页。 　　⑥周扬：《继往开来，繁荣社会主义新时期的文艺》，《周扬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9月版，第237、238页。 　　⑦陆石：《劫后重逢》，载王蒙、袁鹰主编《忆周扬》，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8年4月版，第479～483页。 　　 周扬传/罗银胜著.—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