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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谈谈党和文艺的关系①

周扬

最近，《红旗》杂志上发表了关于党如何领导文艺工作的讨论。许多同志谈了自己的看法，这种讨论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是很有意义的。《红旗》杂志编辑部的同志们要我也讲点意见，我就谈谈党和文艺的关系问题，供同志们参考。 　　自从世界上产生了科学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有了无产阶级文艺，就产生了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和文艺工作的关系问题。最早论述这种关系的经典文献，就是列宁的《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②。这篇文章写于一九〇五年俄国革命爆发之后不久，这时，在思想文化战线上，俄国无产阶级不但要继续挣脱沙皇文化专制主义的锁链，而且还要和资产阶级的五花八门的自由主义思潮进行顽强的斗争。列宁提出了文学的党性原则，认为文学必须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服务，一方面指出文学是整个革命事业的“齿轮和螺丝钉”，另一方面又指出，在文学事业中最不能搞“公式主义”、搞“机械的平均、划一、少数服从多数”、“绝对必须保证有个人创造性和个人爱好的广阔天地，有思想和幻想、形式和内容的广阔天地”。列宁的这段名言被人们不断地反复引用，有时不免被片面地理解。文艺是“螺丝钉”，不过是一种比喻的说法。正如列宁自己所解释的，“一切比喻都有缺陷”，把文艺这种“生气勃勃的运动比作机器也是有缺陷的”。但是，这个比喻无疑地说出了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这就是，革命文艺无论如何重要，也只是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那些把文艺看得高于一切的“为艺术而艺术”之类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也是有害的。当然，这个部分却非同寻常，一个小小的“螺丝钉”面对的却是无限的“广阔天地”，如果像某些人那样当真把它看成仅仅是一般的“螺丝钉”，以为无足轻重，那就贻害匪浅了。毛泽东同志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正确地解决了文艺为谁服务及如何服务的问题，也解决了文艺工作和整个革命工作的关系问题。摆正文艺工作和整个革命工作的关系，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既要反对忽视政治，又要反对忽视艺术，这就是文艺上的两条战线的斗争。正确处理两者的关系，是关系到社会主义文艺成败兴衰的大事。 　　要正确地处理党和文艺的关系，就需要在无产阶级政治家和文艺家之间，党政领导人员和文艺工作者之间建立正确的关系。我们只要看看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无产阶级的伟大领袖们是怎样对待作家、艺术家的，就可知这种关系是如何重要了。马克思和恩格斯非常关怀工人诗人维尔特的成长，恩格斯称他为“德国无产阶级第一个和最重要的诗人”，对他的诗篇给予了崇高的评价。马克思和恩格斯同伟大诗人海涅，有非常深厚的友谊。恩格斯称海涅为“德国当代最杰出的诗人”；海涅不是无产阶级作家，但他写了歌颂工人阶级的著名诗篇《西里西亚职工之歌》，受到恩格斯的高度重视。同样，列宁和高尔基的革命友谊，也是很深厚的。高尔基的《母亲》，是第一部描写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长篇小说，当普列汉诺夫贬低它的价值的时候，列宁对它给予了高度评价，维护了这位伟大的无产阶级作家。但列宁也尖锐而诚恳地批评过高尔基鼓吹造神派的错误；在十月革命初期的艰难岁月，列宁又批评了高尔基思想上的摇摆。不论这些批评如何严厉，但始终是热情诚恳的、同志式的。毛泽东同志对鲁迅的思想和作品给予了极其崇高的评价，但同时也指出了他的某些不足之处。毛泽东同志在同我谈话和给我的信中都说过，鲁迅表现农民着重其消极面，忽略其英勇斗争的一面，这是因为他未曾参加过农民斗争的缘故。毛泽东同志这样说并不有损于鲁迅的伟大。毛泽东同志和鲁迅生前未曾见过面，但早已神交，用毛泽东同志自己的话来说，就是他们的心是相通的。毛泽东同志早在抗战时期，对郭沫若同志的《甲申三百年祭》和历史话剧予以高度赞扬。开国以后，毛泽东同志对郭沫若同志不但时以诗词互相唱和，而尤其重要的是从思想上不断地帮助他。周恩来同志在抗战期间发表过评论鲁迅和郭沫若的讲演，他在思想政治上和文艺创作上对郭沫若同志给予了无微不至的关怀和热情诚恳的帮助。周恩来同志对其他作家、艺术家也是采取这种态度，这是一种平等的、朋友式的、同志式的、互相交心、互相商讨的态度，而不是居高临下的长官态度。周恩来同志对待作家、艺术家的态度，是我们一切文艺工作领导人员应该学习的榜样。 　　党领导文艺主要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思想影响和正确的文艺政策。这要求我们的领导者了解文学、艺术的规律和作家、艺术家的特点，为他们提供生活实践和创作实践的较好条件，保证他们进行艺术创作和学术讨论的自由。在思想政治上，文艺工作领导人要帮助他们，同时也要向他们学习，要和他们建立互相交心的朋友关系，要根据每个人的不同创作个性和风格，用不同的钥匙来打开每个作家、艺术家的心扉，了解和体贴他们创作的甘苦。艺术生产是一种特殊的精神生产，整个生产过程都是在作家的头脑中进行的，这个头脑就好比一个工厂，它什么时候冒烟，什么时候火旺，什么时候火熄，此中甘苦，只有他本人能够体味。我们要帮助作家、艺术家体验人民群众的沸腾生活，在他们心中点燃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火花，使他们头脑里的机器永远转动，炉中的火焰永不熄灭。领导艺术生产是一种非常细致的工作，最忌简单粗暴和行政命令的方法。要保证作家、艺术家和人民站在一起，领导者首先要和作家、艺术家站在一起，才能体现党的领导。领导物质生产，要和工人群众打成一片，同甘共苦，才能发挥工人们的生产积极性；领导艺术生产，对艺术劳动者，就更应如此。 　　建国三十年来，我们已经积累了领导工作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事实证明：领导经济工作，不能违反经济规律，必须按经济规律办事，否则，就会失败。领导文艺工作，也应当按照艺术规律办事，否则，也会失败。聪明的领导不是不犯错误，而是善于从错误中，从痛苦的经验中学习，不断提高领导水平。领导是外行，要努力使自己从外行变成内行，不能满足于长期当外行，要向懂业务的人学，使自己逐步变为内行。 　　建国后十七年中，我们党对资产阶级、封建主义的文艺思想，开展了一系列斗争，这是出于当时为了巩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需要。这些批判取得了一定的积极成果，但也发生了一些错误和偏差，主要是在思想和文艺问题上，混淆了人民内部和敌我之间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采取行政手段和群众斗争的方式去解决意识形态领域的问题。实践证明，对待精神世界的问题，对待文艺思想认识问题，采取这种方式常常是有害的。因为这种方式是靠声势、靠压服，而不是靠讲理、靠说服。其结果只能是压而不服，反而影响文艺事业的正常发展。在思想政治运动中，我们曾错误地批判了一些本来是好的或基本倾向是好的、不应该批判的作品，伤害了一些不应该伤害而应该受到保护的同志。这我们首先是我是有责任的，应引为教训。到了林彪、“四人帮”横行时期，他们出于篡党夺权的阴谋，一方面把我们曾经犯过的某些错误，当做修正主义路线来批判；一方面又加以利用，推行一条极“左”路线，使“左”的错误倾向达到荒谬绝伦的地步。他们用封建法西斯的文化专制主义和文化虚无主义的路线来代替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用“阴谋文艺”代替革命文艺，用唯心论和形而上学代替辩证唯物主义，歪曲和篡改毛泽东思想，把它教条化，当做打人的棍子和骗人的符咒，在党和文艺的关系上制造了极大的混乱，完全破坏了党对文艺的正确领导。现在我们要恢复党领导文艺的优良传统，必须继续解放思想，进一步批判林彪、“四人帮”的极“左”路线，批判现代迷信，批判文艺工作中的各种错误思想，这是当前文艺领导工作中应该注意解决的问题。 　　文艺就其本性说来，是各个时代社会生活的反映，不能不受每个时代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的影响，也不能不以明显的或隐晦曲折的方式表达人民的思想和愿望。在我国长期封建社会中，有反映封建主义意识的文艺，也有带着人民性、民主性的文艺，还有反映民间疾苦的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民间文艺。在封建阶级内部，也有反映封建社会上升和没落不同时期的文艺。在封建阶级文人内部，也还有因遭贬斥、心怀不满而发愤著作的作家，他们在人民中获得广泛的同情和赞赏。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时代，文艺就越来越变成人民自己的文艺了。任何时代的文艺作品，不论内容和形式如何，都必须首先是艺术，足以使人为之欢乐，为之悲哀，为之奋发，为之同情，才能发挥它的作用。我们重视文艺的这种艺术效果，完全自觉地把它用作宣传教育的工具。党领导文艺，必须首先把它看做艺术，要求它在艺术上有高度的造诣。如果不成其为艺术，不足以动人情感，谁都不爱看，就无从发挥教育的作用，也不成其为宣传工具了。“四人帮”所窃取的八个所谓“样板戏”，本来是还好的，但是几经他们修改，越改越概念化，远离生活的真实，而且强迫人们三番四复地看，这就不能不使人感到单调和反感了。“四人帮”企图驱使文艺为他们的反革命政治目的服务，结果是惨败了。 　　我们过去在政治和文艺的关系问题上，曾有过简单化的庸俗化的理解，致使文艺作品有时流于概念化、公式化，妨碍了真正艺术作品的产生。革命发展的每个历史阶段都有其不同的政治任务。现在，全国人民共同奋斗，致力于加速实现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是压倒一切的政治任务。文艺当然不能置身于这种政治之外，文艺要积极地和它相配合。但配合和服务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题材、体裁和风格都应该是多样化的。要描写当代人民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而斗争的现实题材，也可以描写革命历史题材和古代历史题材，以及其他各种不同的题材。社会生产和生活的现代化，必然要求文艺题材、体裁和风格的多样化。因为现代化首先意味着速度，发展快，进步快，变化多，目不暇给。人们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对文艺的要求当然是多样化的。如果规定文艺只能写这个或写那个，只能这样写或那样写，那就会同人们的需要背道而驰。因此，把文艺从各种思想束缚中解放出来，冲破各种人为的禁区，应该是我们当前文艺领导工作中的一项迫切的任务。 　　上海前一时期讨论文艺是不是阶级斗争工具的问题。文艺是否始终就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这个问题也有略加阐述的必要。首先要看到，文艺和阶级都是人类历史的产物，阶级斗争仅仅和人类历史发展的一定阶段相联系。在人类社会还没有分裂为阶级以前，就有了艺术，这就是原始艺术，那时连阶级还没有出世，怎么作阶级斗争的工具呢?根据那时生产发展的水平，原始艺术只能充当渔猎和畜牧以及部落纷争的工具。人类发展到有文字历史以后，文艺就开始打上阶级的烙印了。在阶级社会里，文艺和阶级斗争就联系起来了。随着无产阶级从自在阶级到自为阶级的转变和阶级斗争的激化的程度，文艺与阶级斗争的关系就越来越密切了，文艺往往充当阶级斗争的工具。但是将来随着阶级的消灭，阶级斗争也将消失，但文艺并不会因此而消灭或消失。即使在阶级斗争激烈的时候，文艺也有各种的功能和作用，不限于作阶级斗争的工具。它首先要满足人民精神生活的需要。社会主义社会要满足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两方面的需要。社会主义的文艺就是从精神上满足人民的需要，丰富人民的精神生活，提高人民的精神境界，培养社会主义新人，促进社会主义社会的不断发展和完善。文艺是社会意识形态，它要反映整个社会的生活。人民群众并不是整天在那里搞阶级斗争，除了阶级斗争还有生产活动和科学实验。文艺反映人民群众的生活也应当是多方面的。人民需要战斗，也需要文化娱乐，需要艺术欣赏。很多山水画、花鸟画、抒情诗、抒情歌曲和舞蹈，难道都能说是阶级斗争的工具吗? 　　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也并不是说只写工农兵，只写给工农兵看。任何阶级的文艺除了表现本阶级的思想感情和意志之外，还要用本阶级的思想感情去感染和同化其他阶级，使他们能接受它的思想影响，否则，它就不能作为一种有力的意识形态发挥它的作用了。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如果只给工农兵看，不去用文艺教育、影响、改造其他阶级的人们，对工农兵又有什么好处呢?中国古代讲礼、乐、刑、政。礼和乐是指意识形态方面的上层建筑；刑和政则是指政治法律制度方面的上层建筑。礼，在封建社会里就是讲区别，讲等级。而乐呢，就是讲调和，讲同化。无产阶级既要讲刑政，也要讲礼乐，只是具体内容和形式不同罢了。无产阶级对其他阶级，也不光是斗争，也有联合。阶级联合也是政治。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也是政治。 　　党领导文艺工作，首先要引导作家去接近人民，深入生活，熟悉各种人、各种生活，不熟悉生活就无法进入创作过程。领导者要积极主动地为作家深入生活创造必要的条件。在创作方向、题材和创作方法上，领导者可以向作家提出适当的建议和忠告，但不能强制和硬性规定。作家要写什么，不写什么，应当有完全的自由。作家如果不熟悉领导者建议的题材，可以不写，不要勉强。作家只能写自己熟悉的东西，只能写自己耳闻目见过的、了解的、有兴趣的、经过深思熟虑的东西。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写出好的作品。 　　现在，我国进入了一个历史性转折的新的时期。我们的文艺，要鼓舞亿万人民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而英勇奋斗。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不但要使文艺工作者紧紧地和人民团结在一起，而且要使文艺工作者互相之间紧紧团结起来。在当前要特别做好文艺界的团结工作。林彪、“四人帮”横行十年，造成了作家、艺术家和人民群众之间，作家、艺术家和领导者之间以及作家、艺术家互相之间的隔阂，造成了许多派性纠纷，使我们的团结受到严重的损害。经过三年来揭批林彪、“四人帮”的斗争，已经消除了不少隔阂和派性，增强了文艺队伍的团结。但是，极“左”路线的流毒，还有待进一步肃清；某些隔阂和派性还没有完全消除。这种情况继续影响我们队伍的团结，不利于党的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不利于文艺事业的发展繁荣。文艺工作的领导者要帮助和引导文艺工作者顾大局，识大体，同心同德，在党中央领导下，团结一致向前看。我们相信，经过团结奋斗，我们的文艺事业是一定会更加兴旺起来的。 　　① 原载《红旗》一九七九年第十一期。 　　② 现译为《党的组织与党的出版物》。 　　 周扬文论选/周扬著，朱耀军编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