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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国故事片创作会议上的讲话①

周扬

这次会议讲电影工作的缺点多，讲了工作中执行方针方面的缺点，领导上的缺点，是否因此就得出一个结论：电影方面成绩不大，或者说，我们的影片是不好的，水平很低呢?不是的，我看电影在各个艺术部门之中，是成绩比较大的部门之一。如国庆十周年献礼片，大家都讲好嘛。今年“七一”上映的七部故事片：《红旗谱》、《红色娘子军》、《达吉和她的父亲》、《勐垅沙》、《摩雅傣》、《暴风骤雨》、《关汉卿》，也应该说是好的。 　　虽然我对《关汉卿》提过意见，但总的说来，影片还是好的。拍摄影片时，领导方面对关汉卿这个人物提出了意见，要把他写得更革命化一点，因为那个时候正开文代会，反修正主义。这个意见在创作上可能产生了副作用。把关汉卿写得太革命化了，同时删去了一些情节，使人物太单调了。结果在电影里关汉卿一直就是在斗争，在写戏演戏。本来剧本里生活的东西就不是很多的，再把这些东西删掉，使得线索非常单调，一出来就剑拔弩张。 　　对观众的意见，要相信又不要太相信，对负责同志的意见也是一样。因为看电影，是在各种不同的情况、不同的情绪下看的，有时抱很大希望去看，结果很不满意；有时不抱什么希望，结果感到很好。有时心情好，看了就高兴；有时心情不好，一看就不耐烦。我看《关汉卿》就是抱很大希望去的，舞台剧给我印象比较好，我想电影一定会比舞台剧更好。一看，影片去掉舞台剧中的一些东西，把人物的性格改变了，就不那么满意了。《刘三姐》也是这样。为什么许多负责同志不满意呢?因为事先看了舞台剧，印象很好，一看电影不像舞台剧，就不满意了。实际上电影剧本是写在舞台剧之前。观众有时很苛刻，有成见。领导的意见不可不重视，但也不必过于精神紧张。 　　我对《关汉卿》的看法，不只是我一个人的意见。后来林默涵同志也看了，是我先讲了缺点后请他们去看的，他们看了还是不觉得很好。可能我们在一起的时间长了，两人的趣味有共同的地方。 　　《达吉和她的父亲》，应该说是好片子，但是有缺点。导演自己也讲了，就是怕搞成“人性论”。《关汉卿》革命化，《达吉和她的父亲》不敢讲父女之情，这都是我在文代会上的报告产生了副作用，反对“人性论”的后果之一。《达吉和她的父亲》，小说我还没有看。我觉得影片里的人物还不很真实。达吉当时有多大?解放了多少时候?(导演王家乙插话：影片写的是一九五八年，当时达吉十八岁，彝族地区是一九五五年进行民主改革的。)是呀，只解放了三年，她十五岁都是生活在奴隶制度压迫下，受压迫的痕迹不可能消除得那么干净，完全像干部子弟一样，那么单纯，这是不可能的。现在我们相当多的角色演得像青年团员。剧本有缺点，而演戏的人的确也是青年团员，于是就按青年团员的规格去演，可爱是可爱了，就是不真实。达吉完全不留一点奴隶制度下受压迫的痕迹是不可能的；我说的痕迹，不只是仇恨，也还有消极的影响，如对人不信任、心灵受到创伤等等。 　　我们强调人物健康的方面，不应该强调被伤害的一面，但并不等于说他没有被伤害，不要去表现。旧社会给人遗留的落后、迷信、偏见、猜忌和私有制的许多残余，不是一下子可以消除掉的。我们文艺作品是要帮助人克服这些东西，但不是掩盖、抹煞这些东西。我们是强调人民身上健康的因素，可以克服和医治这些创伤。 　　《达吉和她的父亲》在结构上还有缺陷。故事情节、父女关系，观众一下子就弄清楚了，对后面的发展和结果，也事先就猜到了。当然，故事是动人的，但还可以更动人些。 　　头一次看《红旗谱》时，我是不大满意的，也提了意见。后来看完成片，非常满意，觉得很好。我对《暴风骤雨》开始不存很大希望，没有听到人家讲这片子怎样好，结果一看很满意，这说明人的美感判断也有点受环境影响。当然这部片子是好片子，很有气魄，演员演得好；但是也可以搞得更好。《红色娘子军》、《摩雅傣》，我一看就觉得不错。后来总听说有缺点要修改，我不知道指的什么缺点，也不知道后来改成什么样子，这也是官僚主义吧!反正我头一次的印象还不错。参加过海南岛斗争的人可能认为《红色娘子军》与真实情况有很大出入，但这恐怕不能苛求。现在演出的许多东西恐怕与历史的东西相差都是很大的。 　　长影拍摄的《战火中的青春》，我非常喜欢。还有《金玉姬》也很好。去年妇联还提出“三八”节不要上映《战火中的青春》，不晓得什么道理?这部片子很好，很吸引人，演员也很好。后来有的军队干部(是很负责的干部)说这部片子不好，说排长那么无组织无纪律，是不典型的；还说许多战斗动作是没有打过仗的人拍的。大概因为我们这些人没有打过仗，所以看起来还觉得差不多。 　　好的片子不少，应当说各厂都有好片子。但也确实出了一些不好的片子，有些是反映大跃进的概念化的片子，这种片子说有什么坏处，也未必，只是使人看了不舒服，不满意，不能达到感人的效果，浪费了一点胶片，有一些可能还宣传一点浮夸风，但还没有造成人民的灾难。如果统统都是这些片子，没有刚才提到的那些好片子，那倒是灾难，观众要骂娘了。不过这种影片只是一部分，像大跃进中许多事情还没有经验一样，在电影上出现这样的东西，也是没有什么可惊奇的。 　　总的来说，电影界还是很有成绩的，现在的问题就是要搞得更好一些。好的片子应更增多、更提高。 　　人家批评我们的电影很保守，说有许多新手法，中国电影界置若罔闻。说我们是“古典派”!“古典派”当然也可以，但也应了解人家什么新浪潮、现代主义……究竟有什么地方吸引人。新也是需要的；风格、手法要有创造，有革新。特别像电影这种艺术，联系到技术方面的革新(宽银幕、全景电影……)，同时有国际间的竞赛，手法上的革新可能比其他的艺术更重要些。 　　我们的电影，要有好故事，好演员，好镜头，好音乐。这是我作为一个普通观众的朴素要求。 　　首先要有好故事。有好情节，才能吸引人。这就要求有好剧本。 　　要有好演员。我们反对明星主义，但还是要有明星。在观众中还是老演员的名声比较大，白杨、赵丹、秦怡……这当然是我们宝贵的财富，但经过这十二年，应该培养出对观众有同样影响的新演员。外国人讲狂热，有些电影迷对某个演员演的片子非去看不可；应该培养那些有强烈吸引力的演员，导演应发现这种演员。现在有些新演员往往演了一部好片子就不见了，据说因为骄傲了，就不让他演了。那怎么得了!聪明一些，用功一些的年轻人有点骄傲有时是很难免的。有点骄傲是不是还可以教育?行政手段只能在万不得已时才用；实在骄傲到下不了台，少让他演两个戏，作为一种教育手段的补充是可以的，但经常采用这种方法是不好的。一个演员，观众刚有点印象，还不是那么强烈，就不演了，似乎再强烈下去就不得了。他至少不会造反嘛!这涉及培养人才的平均主义。以后宣传部、文化部检查工作要列上这一条。任何单位也不例外。刊物办得再好，如果未培养出一个作家，也只能打五十分。电影戏剧也是一样，每年要查一次培养人才。第一是德，第二是才。查一下你这厂究竟培养了几个德才兼备的演员。历来都讲德是第一，德是管方向的、挂帅的。德是基础，但有德无才也是不行的。司马光《资治通鉴》里讲德才问题，说：“德者才之帅也；才者德之资也。”德与才的关系讲得很好，德只是挂帅的，德要靠才才能发生作用。如果有德无才，都是好人，一屋子的好人，好得不得了，叫做什么就做什么，就是不会唱歌，不会演戏，不会……什么也不会，那样是不是能把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起来呢?德好，可能包括两个方面，听话、服从纪律是德的一种表现；但有独立见解，对党负责，敢于提出不同意见，敢讲话，敢于向领导提意见，这不仅是才的表现，首先是德的表现，因为他道德高尚，不怕受打击。所以人才的标准按司马光的说法还是可以的。任何一个统治阶级，都强调德是第一。但德是虚的，有了才才是具体的东西。红专结合，要强调专，红总是第一，但要通过专才能发挥作用，没有专就不具体、不落实。 　　除了要好的演员，还要好的镜头，好的画面。导演不仅要善于发现演员、挑选剧本，而且要善于处理画面。当然，这也与摄影有关。如果一部电影，从头到尾平平淡淡，没有一些镜头给人以难忘的印象，那是不行的，正像好的小说，总有些片断描写得永远令人不忘。 　　还有一个是好音乐。电影民族化与音乐的关系也很大。现在电影已经民族化了，但还不够，还应该更好地吸收民族艺术的精华。电影音乐有很大的改进。比如《红旗谱》的音乐就很好。歌剧片《洪湖赤卫队》的“洪湖水，浪打浪”，就很流行，到处唱。再多一些这样的歌子就好了。 　　三年来，由于同志们的努力拍出了许多好片子，但还不够，还应有更多的好片子。有些同志一提到跃进，就只在数量上追求，实际应该多要求点质量，追求质量是更需要鼓干劲的。因为要求数量比较容易，只要国家有胶片，反正没有规格，拍多少部都可以。我们的好片子不少，但还要减少些不好的片子。不好的影片减到零是不可能的，但可以减少到百分之十，以至经过努力减到百分之一。 　　影片要做到四好，制片厂就要搞民主。所有的艺术团体都应搞民主。政治民主、艺术民主、生产民主，三大民主。 　　政治民主：政治领导是民主的，党内党外是民主的，按照党的原则办事。艺术民主：不要以某个人的艺术趣味爱好来指挥艺术活动，应该集中艺术家的智慧，发挥艺术家的智慧。党委会也管艺术，但是要通过艺委会，艺委会体现艺术民主。生产民主：摄制组生产有纪律，也要有民主。农村就是缺生产民主，所以产生瞎指挥风。如果有生产民主，瞎指挥风要少一些。 　　减少次片，增加好片。保持一定数量，更多注意质量。要有集中领导，但应更多地注意民主。这是三点希望。对电影事业我是乐观的。 　　电影界同志长期辛苦，要找个时间休整一下，使编、导、演等，有机会整理自己的经验，有机会读书，有机会参观，有机会到生活中去。 　　同志们提到“人性论”，提到“边缘地带”，提到资产阶级人性与无产阶级人性等问题。任何事物都有一个边缘。所谓边缘者，就是界线的意思。你超过界线、超过了那个分寸，就要犯错误。这就是列宁所说的，真理过分夸大了，就变成了谬误。同志们希望领导划一个界线，免得出毛病。这要求是对的，政治上是要划个界线，但是划个政策界线还好划一点，划思想的界线(哪一种思想就是资产阶级思想?)，有时比政策界线还难划；还有艺术界线，哪一种艺术表现超过界线就错了，这也比政策界线难划。因此就提出了“边缘地带”的问题。解决这个问题，就要同志们自己注意掌握分寸。 　　为什么要用“边缘”这个形容词呢?“边缘”是不是从杜勒斯“边缘政策”那儿借用来的?大概过去受批评太多了，超过了边缘，其危险性等于世界大战!同志们用“边缘”二字，有深意存焉。一不小心，掉入右派深渊、反党深渊、右倾机会主义深渊、修正主义深渊。深渊太多，一下跌入，万劫不复。以后少搞点深渊，边缘是边缘，掉进去不要说成是掉入修正主义，就是说掉入一个小小的错误。这样子就不会害怕了。这就像在边缘上走路，看到下面很深，腿就发抖，其实并不难走。同样的路，凡是感到掉下去不要紧，走的时候就比较放心。现在我们不搞万丈深渊，只搞一丈或五尺，掉下去也没有关系，无非是艺术表现手法不恰当，对生活反映得不深刻、不全面。虽然他也到了边缘，但是就不觉得边缘的可怕了。边缘总是有的，掌握分寸本来就是个难事。要鼓励艺术家大胆一点，让他去尝试。掉下去不要紧，我把你拉起来就是了，援之以手，摔个小跤没有多大关系。这一条我们是否相约，搞批评的、做领导的，谨慎一点，不要给人家扣帽子，不扣帽子就不是深渊，边缘就不可怕了。本来艺术上犯错误与工作上犯错误是一样的，所有做工作的人都经常犯错误，为什么搞艺术、写文章就不许犯错误?尤其是创作是一种探索。既然是创造，就是走前人未走过的路，开辟人家未开辟过的途径，这就可能走到边缘上去。 　　“人性论”也没有什么可怕。以往批评“人性论”也是对的。批评“人性论”是社会主义文学、无产阶级文学中一个基本争论的问题。关于这个问题分三个方面(历史观、教育观、艺术观)来说： 　　(一)是用抽象的人性去观察、解释、评价历史现象、社会现象、文艺现象，还是用阶级论、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去观察、解释、评价?是用“人性论”(即是唯心史观)，以抽象的人性，人性的善恶去解释历史，用善与恶的斗争去解释历史发展?还是用历史唯物主义，在阶级社会里用阶级斗争去解释历史的发展? 　　资产阶级之所以强调人性，其目的就是反对阶级论、反对阶级的哲学、文学、艺术；反对作为意识形态的文艺为一定阶级服务，说文艺是表现普遍人性的，为政治服务就是破坏人性。这个斗争在我国已有二十几年的历史，现在斗争还在继续。 　　有没有人性?当然有。人性是人与动物的区别。人为万物之灵，人之所以“灵”，其实就是因为人有两只手，能劳动，能创造工具，而且人的劳动是有目的的，他要干什么有个意识。同时，因为有手，手劳动帮助大脑的发达，大脑发达起来，其他的感官(听觉、视觉、嗅觉、味觉等)也发达起来。从这个意义来说，人与动物是有区别的。我们并不是说没有人性，而是认为，在阶级社会里，人性带有阶级性的烙印。我们不承认在人类分裂成阶级以后，有一种不受阶级影响的抽象的人性，抽象的人性在阶级社会里是不存在的。如在封建社会里，不受地主或农民影响的人是没有的。 　　马克思早期著作中的一个命题，叫：“人性复归”。马克思的意思是说，产品是劳动者劳动出来的，原应归自己所有，但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产品却归资本家所有，劳动者的心血变成资本家的东西，资本家有了这些东西又回过头来压迫劳动者，产品成了劳动的敌对东西。由于产品的“异化”(“异化”就是变成异己的东西，对立的东西，不是自己的东西的意思)，劳动就“异化”了：即是劳动者对劳动再不会像产品归己有的时候那样感兴趣，觉得劳动是个苦差事。在私有制下面，人被私有制摧毁了，人的个性被私有制摧毁了，劳动产品和劳动都成为被敌视的东西，这即是劳动的“异化”，人性的“异化”。将来把私有制度废除后，人性复归，人就变成完整的人了。马克思的意思是反对私有制，反对把私有制描写成合乎人性的，他认为私有制是不合乎人性的。 　　恩格斯说，我们现在的历史，还是人类前史，还没有进入人类真正的历史。我们现在的人还不合理想，什么党性、阶级性，将来就没有这些东西了。我们现在强调党性、阶级性，目的就是为了将来要消灭这些东西。人从没有阶级的社会，到很长期的有阶级的社会，将来又是没有阶级的社会；从没有阶级性的人性，到有阶级性的人性，将来又是没有阶级性的人性；不过那时是更高级的人，同原始人就不一样了。 　　我们现在强调有阶级性的人性，是为了将来没有阶级性的人性而奋斗。 　　我们这辈子是看不到没有阶级性的人性了。几百年以后的人看我们党员要那么服从组织纪律，正像我们看岳飞那么服从皇帝一样，为什么几道金牌就把他调回去了?他们会不了解我们为什么开会斗争那么辛苦，为什么胆子那么小，怕什么“边缘地带”。讲错一句话有什么关系嘛!到他们那个时候，不是一下子就能了解的。不过，他们还是要歌颂我们的，歌颂我们很认真、严肃，赤胆忠心地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无产阶级专政，对社会主义事业忠心耿耿。因为他们会有历史观点的。 　　在将来的社会里，要个性达到充分自由发展，大概要具备这么几个条件： 　　(1)阶级对立消灭，私有制的影响完全消失了，没有什么我的你的这种私有观念了。不但阶级剥削、阶级的对立没有了，而且阶级对立的印象也没有了，阶级对立的回忆也都没有了。 　　(2)分工给人带来的影响、限制没有了。现代分工是个很大进步，但还带来片面性、限制性。将来物质生产力发展得很高，每天不需要工作八至十二小时，只工作四小时就够了，工作之余，高兴干什么就干什么，人就可以全面发展。 　　(3)人的科学水平很高，对自然界和社会的认识水平有很大的提高。因为，人类要全面发展，要有更大的自由，对于客观世界就必须有更深刻的认识。当然限制还是会有的，但会消灭现在这种限制，消灭我们由于对自然界、社会界、精神界还有许多不了解而带来的许多盲目性。 　　我们并不否定人性，而是认为对人的发展应从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去观察。马克思讲：“人性复归”，主要是批驳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把私有制描写成最合乎人性的，他认为私有制是违反人性的，私有制消灭，人性才能解放。 　　在人性论的争论上，我们需要开展两条战线的斗争，一方面是反对资产阶级的人性论，另一方面是反对我们的阶级标签主义。我们是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去分析人，分析社会现象、历史现象和文艺现象的。标签主义是把什么都贴上一个阶级标签，说这是资产阶级的，那是无产阶级的，好像人就是阶级的化身，只有阶级性。实际上阶级性是决定人的发展方向的，在关键性的问题上表现他的阶级立场的。阶级性浸透在人的个性里面，浸透在人的生活里面，是阶级倾向嘛。不是说这个人只有阶级性，吃饭也是阶级性，吐痰也是阶级性，哪里有那么多的阶级性!在社会现象、历史现象、文化现象里，阶级性只是贯串在里面的一根红线，具体的情况远比这复杂得多，如果不从具体情况出发去分析那些复杂情况(阶级和阶级相互影响等等)，只简单地贴个阶级标签，这也是需要反对的。 　　(二)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究竟按什么道德标准、什么理想去培养人?是按照资产阶级的标准、理想去培养人呢，还是按照无产阶级的标准、按照社会主义的理想培养人?资产阶级把他们的阶级标准当做人性的标准，我们认为无产阶级比资产阶级有更好的人性。虽然无产阶级也不是最理想的，最理想的人是消灭了阶级以后全面发展的人。现在要服从组织、纪律，麻烦的事情太多，还不够理想，还不够自由，但是比起资产阶级来，已经不晓得高尚到哪里去了! 　　文学是要教育人、影响人的，用什么标准去培养人呢?任何时代都是以那个时代的道德标准作为培养人的标准的。封建时代是以忠义、忠孝作为道德标准，像岳飞、诸葛亮等就合乎这个标准。资产阶级的道德标准，是自由、平等、博爱(自由，实际是不自由；博爱，是在一定范围内的博爱，实际也不是博爱；平等，也是在一定范围内的平等，经济上就不平等)。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标准，他们都是把合乎他们那个阶级要求的说成是合乎人性的。 　　同志们提到理想人物、正面人物、英雄人物等问题。你们不要太拘泥于这些名词了。理想，都会有理想的，哪里会没有理想呢!每个作家都会把他的理想寄托在他的人物身上的。封建社会的文学，塑造了很多合乎封建社会理想的人物，封建社会讲忠义，像李逵、岳飞、关云长等等。合乎封建社会理想的人物，也不等于人民就不喜欢。关云长我不喜欢，但是老百姓喜欢他。《水浒》是写农民革命的，它的旗帜还是忠义，它没讲社会主义嘛。资产阶级和封建文学里面的理想人物都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正面体现理想的人物，像孔明之类；还有一方面是破坏旧秩序的，从表面看来是否定的人物，他与当时的社会秩序是敌对的，在社会看来是消极的，在作家看来却是积极的人物。这种人物在文学作品里相当多。他们与旧的统治制度、旧的统治思想发生尖锐的矛盾，从旧的秩序、旧的道德观点看来，这些人是不好的人，是不争气的人，就是浪子，就是叛徒!但他们却是代表进步的。像贾宝玉，薛宝钗批评他是“富贵闲人”，他在那个生活圈子里是不协调的，好像彗星一样被甩出来了，也没有甩到人民里面去，他不安分地被甩了出来，像彗星一样放光。在俄国文学里，也有很多像高尔基所说的“多余的人”，从奥涅金到奥勃洛摩夫、罗亭，都是一个系统的。贾宝玉为什么没有他们厉害呢?因为贾宝玉没有毕却林、奥涅金的那一套民主思想的武器。他们接受了欧洲的进步思想，都是贵族中比较有教养、有才子的人，可是他们吃了饭就不做好事，专门制造悲剧，制造人家的悲剧，也制造自己的悲剧。但是他们确是比他周围的人高明一些。贾宝玉也制造悲剧，他也是比周围的人高明一些。这种人物，这种个性，是破坏性的个性。所以个性也有两种，一种是建设性的个性，一种是破坏性的个性。破坏性的个性有时是革命的。建设性的个性，是封建制度或资本主义制度上升的时期，体现上升的社会秩序，上升的道德观念的。还有一批人物，他们同当时的社会道德观念相抵触，他要破坏这个社会的秩序和道德标准，特别是当那个社会到了没落阶段，这种人起着破坏旧制度和旧思想的作用。因而，对不同人性的分析，要联系当时的社会环境、历史条件来判断他进步还是不进步。人性并不是抽象的。从文学作品里，我们看出这么一个问题，有很长的时候，特别是资本主义社会，所谓正面人物、进步人物，很多都是破坏性的个性；建设性的个性却很难找到。《鲁滨逊漂流记》的鲁滨逊在荒岛上艰苦奋斗，搞个“殖民地”，是建设性的个性，资本主义上升时期有些这样的人物，但在文学作品里这样的人物不多。到了十九世纪后，大部分作者寄予理想的人物，都是破坏性的个性。高尔基所讲的“多余的人”，既是破坏封建秩序的，也是破坏资本主义的。尽管他们自己有资产阶级的思想，是资产阶级的代表，但是他们不满意资产阶级，不赞成资本主义。 　　以往的文学作品，很多是在追求一种比较有人性的真人。而在这些人物周围的其他人物都很虚伪，比较起来，他们还是真些；贾宝玉比起贾政来，还是贾宝玉真些。贾宝玉有点早期的资产阶级民主思想，这人比较真挚，没有封建等级观念，反对封建的虚伪。林黛玉比起薛宝钗来，还是林黛玉真些，她挣脱了封建时代的一些束缚。你也可以用人性的观点来解释，说她比较有人性，她是反对封建的。明代大批评家李卓吾有名的文章《童心说》，主张文学作品要表现童心，反对假人假事，要求写真人真心(这很有点像资本主义启蒙主义者的观点)。后来汤显祖很崇拜他，汤显祖的思想也比较解放，有民族民主思想，主张写人要有真情实感，不要搞那套封建东西。从李卓吾到汤显祖的《牡丹亭》，到《红楼梦》，发展了这种民主思想，这种理想体现在贾宝玉身上，贾宝玉是比较有童心的。汤显祖也是个有思想的了不起的人物，他的《牡丹亭》提出了这么个命题：为爱情可以死可以生，可以生而复死、死而复生，这才是爱情。这有多厉害!是极端的反封建的，歌颂爱情，歌颂自由意志。文学家总是要在人物身上体现先进思想的，他在找真人，追求能体现他理想的人。中国在追求，外国在追求，所有的进步的思想家、文学家都在追求。正因为文学家要写这种人物吸引人前进，所以人类需要文学家；要不然，要文学家干吗?如果没有这么一些文学家，我看寂寞得很。也许我偏激一点。当然文学家也可以不写这些，如果都是《金瓶梅》(当然，它也是一部伟大的小说)，我看就比较没味道啦。《金瓶梅》写得很深刻、很全面，它描写的社会规模的广阔，暴露社会的深刻，《水浒》和《红楼梦》都不能比，而里面的色情描写不好，我们也当成禁书。《金瓶梅》跟《红楼梦》、《水浒》不一样，它缺少鼓舞人的美好的东西。贾宝玉虽然不够鼓舞人，也比较消极，但总还有一些激动人、引人共鸣的东西，贾宝玉和林黛玉是有一些人类美好的东西。过去文学家找正面人物，可是要奋斗呀。俄国文学家写了那么些“多余的人”。奥勃洛摩夫也是很聪明的，他就是懒，环境使他懒，他不能行动。所以杜勃罗留波夫说，俄国缺乏有意志的人，需要出现有意志的人，奥勃洛摩夫虽然会说漂亮话，很聪明，但不能行动，应当埋葬奥勃洛摩夫，甚至提到俄国找不到这种有意志、能行动的理想人物。因此屠格涅夫的《前夜》里写了个保加利亚人英沙洛夫，《奥勃洛摩夫》里面写了个德国人。好像是在俄国找不到这种力量，到保加利亚、德国去找这种有意志、能行动的人。实际上，俄国是有这种人的，后来就出现了列宁、斯大林。你看，过去的文学家找这种能推动社会前进的人，是花了多大的心血去寻找，如果说有人性的话，这些人比较有人性。他们比较地能摆脱当时统治阶级的影响，但资产阶级的思想他还摆脱不了，他不能摆脱他那个时代。在贾宝玉身上可以找到同资产阶级相通的思想，但是找不出哪怕很少一点与无产阶级相通的思想。关于人性的问题，并不是说所有的资产阶级作家写的人性都是不好的，他们的确是写了很多人是代表进步的典型，这些人物的思想比起封建社会来，是进了一步。虽然斗争的旗帜是采取了人性的(要求自由)旗帜；尽管斗争的时候，进步的方面比压迫者、剥削者更有人性些。但不要仅仅看做人性同压制人性的斗争，要看做先进阶级、先进思想同反动的阶级、反动的思想的斗争。 　　刚才说的那些人物，都是过去的了。我们不能按旧模子去写，要写有血有肉的新时代的人物，我们要按照无产阶级的标准、按照我们社会主义的理想来培养社会主义的新人。这是我们的任务。 　　我们的人物还写得不好，有些人物是概念化的，那是因为新人物正在成长中，我们还观察不深、捉摸不准。我们反对这种观点，好像社会主义的人是没有人性的，过去的人才有人性。其实，社会主义的人，为摆脱剥削制度而奋斗的人，是头脑受私有制度影响较少的人，如果说人性，是最富有人性的，最接近将来的完全的人性。现在他还不是全面发展的个性，但是它是达到全面发展的个性的必经之途。要达到全面自由发展的个性，就要经过无产阶级的新个性。这种新个性，就是毛主席所讲的，是集体主义的新个性，是建设性的新个性，是会独立思考，又服从组织纪律的个性。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培养这种个性。所有的文学作品都要担负起这种任务，要改造人，要培养出新人，这些人是既有社会主义思想，又继承了民族优秀传统；在道德、智力发展、感情等各方面都是好的。要用一切力量培养这种人，使之成为我们社会的中坚力量。这是文艺工作者和教育工作者最根本的任务。 　　目前思想工作中有这种现象，把青年人培养得很简单化，这是不合乎我们的要求的。社会主义的新人到底是什么样子?是头脑简单、感情简单、趣味简单的人呢，还是头脑聪明、感情丰富、趣味丰富的人?所以，把人物写得简单化的作品，不但在艺术上有害，而且首先在政治上是有害的，因为它培养简单化的人。现在有种现象使我很担心，有些学校里面的思想工作简单化到等于取消思想工作的程度。北京师范学院四年级有个女生，可以作为典型例子。据说她一切都讲原则，按原则办事。她除了《红旗》、《人民日报》、《毛泽东选集》，其他的书都不看。她是干部子弟，家里送点东西来，她自己不吃分给大家，以为大家会像《上甘岭》一样谦让，结果是大家抢着吃，还问再有没有，跟《上甘岭》不一样，她大失所望，说这些人没有一个好人。有同学到她家去吃饭，她母亲问粮票带来了没有，她就批评母亲是资产阶级观点。她的妹妹从幼儿园回来，看样子像生病，她的父亲就问：“你的身体是不是不大好?”她就批评父亲说：“你对小孩这样讲，给小孩什么影响?”同学对她有一个评语：这个人很好，可惜不像是生活在人类社会里的人。所以我对青年团员讲过，如何才能使青年把有理想、服从集体、服从纪律和有个性、能独立思考结合起来，这的确是个很重要的问题。如果结合不好，要么，只强调独立思考，就自高自大，不服从领导；要么，就是唯上是从，死板得很。培养什么样的新人，这是个很重要的问题。青年人天天看电影，你们的公式化、概念化的电影，在政治上也多少起了坏作用。对这个问题，我首先还不是从艺术方面来考虑，首先还是从怎样教育后一代来考虑。 　　唐山还有一个中学生，才十八岁，是个工农子弟，被当做政治上落后的人。青年团去调查时，他写了一封信给青年团的工作者，信写得非常好，思想、文字都好。他说：学校里就是提倡活动、搞政治，读书就不行。读书比较苦，开会、搞活动比较容易，国家到底要求我们作比较苦的劳动——用功读书呢，还是要求我们整天开会、浪费时间?他有思想，觉得对不起国家。他还说，人家批评我与班上的同学关系搞不好，一班四十七个人，把这四十七个人的关系搞好不是件容易的事。人人都欢喜听顺耳之言，不喜欢听逆耳之言，现在虽然提倡兼听，但很难做到。你讲不同的意见，同学们就不喜欢听。在政治上他也严格要求自己克服缺点，但是不读书是好的，这一点他想不通。这个人很有思想!这几年，有些被当做落后分子的青年人，实际上是很有头脑的人。就是右派学生，也要甄别一下，有些是糊里糊涂，跟着起哄，搞成右派了。经过几年，应该摘掉他们的帽子，注意培养他们，这批人当中，有些很有头脑的人。 　　现在对“听党的话”这句话也有简单化的理解。下级当然要服从上级，但是，你错了我难道也要听?你错了我还应该提出意见嘛!不是人人都可以代表党、代表毛主席的。听上级的话，你也得想一想，对照一下中央文件是怎么样的，毛主席是怎么讲的。听党的话，主要是按党的政策办事。 　　我们要培养无产阶级的个性：有纪律精神，但是建立在自觉的基础上；有集体主义精神，但是要与个人努力、独立见解相结合，不盲从，哪怕许多人这么讲，我不赞成就是不赞成，但是不破坏，不在下面搞鬼、搞小集团，不为个人利益。我看要培养这样的个性。 　　我在这里讲两个湖南人的故事。一个故事发生在五八年。郴县一个公社党委副书记，大概二十多岁，那时他就要立刻实行共产，反对按劳付酬，要把所有的财产都拿出来，他自己的也拿出来。他认为革命已经到了共产主义阶段，主张实行按劳分配的人成了革命的障碍。真是入了共产魔!结果人家都不赞成，县委也不赞成，他写了封遗书，就自杀了。 　　去年有一件事，又出在郴县。一个女工，二十来岁，有两个小孩，肚子里还有个小孩，丈夫在工厂搞警卫工作，两个人收入不错，生活得很好。她听到亲戚说了公社一些缺点，非常生气，非常不满，自己坐火车跑到北京，在国务院门口写标语：“打倒公社!”写了几条，警察都没有看见。她就去叫警察来看。警察一看，说：“啊!这是反动标语!谁写的?”她说：“我写的。”于是把她抓起来，解回郴县，判了徒刑(缓刑)。少奇同志看了这个材料，批了意见，叫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和她谈话，一方面指出，她对公社的看法是错误的，另一方面告诉她，这样勇于提意见是好的。不应当判她徒刑，后来改变了判决。找她谈话，她感动得流泪，也承认了自己的错误。她当时下的决心就是准备枪毙、坐牢，她认为公社不好，就是想用她的这种行为使中央知道。 　　人民里面有这么一种人，有这样的不同的个性，这些人，你要把他引导到好的方面去，这些人都是很有用的，他们肯想问题，以天下安危为己任。当然我们不要培养这种写标语的个性，但是我们要培养海瑞上本的精神。 　　无产阶级的个性应该是集体主义的、建设性的个性，对社会主义事业忠心耿耿，有很高的觉悟，有很高的文化，同时又头脑聪明。所以我对艺术作品最担心的是把青年人引导到简单化、不通情达理上面去。文艺有这种任务：把后一代人——社会主义建设者——培养成为非常有智慧的人。我们都有责任，尤其是你们演员，人家都要照着你那样做呀!如果党委书记都照着你们那样做，那是要倒霉的!不要因为反对人性论，就搞些简单化的人性。我主张人要单纯，不要简单、单调。信念的单纯，要经过复杂的思考，相信共产主义好，是建筑在读了许多书的基础上，建筑在自己亲身观察和体验的基础上。社会主义的人应该具有丰富的思想、丰富的感情、丰富的趣味；至少要有这三个“丰富”。还应该懂得社会、懂得历史、懂得人情世故；他有自己的理想、标准，有雄心大志，不与旧的东西同流合污；他懂得这一切，是为了改造这一切。 　　(三)从文艺来说，要写人性，要写个性。高尔基说：“文学是人学”，文学主要是写人，这没有什么不对。问题在于人是抽象的人还是具体的人，是无产阶级的还是资产阶级的人。 　　作品要写人，要写个性。夏衍同志讲过，把典型看成是阶级特征的综合，好像把阶级和阶层的共同特点集合起来就成为典型了，这种理解是错误的。共性是要体现在具体的人身上。车尔尼雪夫斯基讲过，典型是很多特征的集中，但这种集中，并不等于把酒提炼成为酒精。如把酒提炼成酒精，酒就不是酒了，就不能喝了。他讲得很好，并不是把正面人物的共同特征集合起来就成了正面人物的典型。你不能忘了，典型是一个人，他身上比较集中地表现一个阶层或是一个时代的共同特点，这是需要的，但是首先他还是一个个人。个性化和典型化是统一的，没有个性化，你那个典型是根本站不住脚的，那人物是死的。恩格斯讲得好，戏剧艺术表现人不只是表现做什么，而要表现他是怎样做的。“怎样做”里面就有个性。 　　作品要着重写人。现在有这样一种认识，好像个性写充分了就成为“人性论”了，那怎么行呢?要深刻观察人的内心世界。我们的正面人物内心有没有矛盾?内心矛盾还是有的，但不是性格分裂。正面人物之所以伟大、被歌颂，就是他解决矛盾时解决得正确。我们现在作品里也有矛盾，但写得很轻微很表面化，人物的内心矛盾和人物间的矛盾，都有点不敢展开，还没有成为矛盾，就解决了。实际生活却不是这个样子，这是写得简单化了。文学作品要强调写人的个性，文学家要深入观察生活中不同人物的个性，要以生活中接触过的人、观察过的人作为基础。 　　艺术规律问题。艺术总是要能感动人，打动人的心的。如果达不到这个效果，等于一炮放出去打不响，一颗子弹打不中目标。艺术的活动是创造和欣赏的相互关系。创作家在创作过程中，根据生活中所感受的东西，所经验的东西，唤起自己对当时情景的回忆，不但呈现当时的情景，并且唤起当时自己看到那种情景时所引起的思想情感的回忆，然后把它变成语言、形象，并通过语言、形象(或表演)，在观众中唤起同样的景象，激起观众同样的思想和情感。所以艺术作品的力量是回忆的力量，精神交流作用很大。如果不能交流，艺术创作就失败了。托尔斯泰把这叫做情绪交流，普列汉诺夫又说不只是情绪交流也有思想交流。不管是情绪或是思想，总之是要交流。所以黑格尔说：每个艺术作品都是对观众中每个人的谈话。这句话讲得很好。艺术作品就是要引起对方的反应，引起每个人的情绪。而最能引起人共鸣的莫过于生活的情景，世界上没有比生活本身更能打动人的了，艺术深刻地再现生活，它的力量比理论的力量还大，它对每个普通人，无论男女老少、识字不识字、文化高或文化低、觉悟高或觉悟低，它都能打动。而理论的力量只能打动能读理论的人，而且思想上还要有一定的准备才能接受。艺术在你毫无准备时，就可以打动你。它使你忽然唤起生活的情景，唤起和作家同样的情感、同样的思想，于是就发生交流。我们研究艺术规律，就要研究艺术的交流关系。要了解时代的人民的情绪，他们怎样观察事物，他们对那些事情有什么样的反应，所以艺术家要懂得时代、表现时代，首先要表现这个时代人的情绪，艺术家自己的感情要同时代合拍，否则尽管你有情绪，人家没有情绪，你很感动，人家不感动。 　　这里涉及到共鸣问题。共鸣与阶级性的关系不大，任何一个阶级的艺术绝不只是给本阶级看的，它是给所有的阶级看的，引起所有的人共鸣，至于它引不引得起来，那是另一回事。另外，在同一个阶级中引起的共鸣也不可能一样，但它的目的是引起大多数人的共鸣。同志们可以看看《礼记》里面中国最早的一篇艺术理论文章《乐记》。那篇文章里面提到礼，又提到乐，说：“乐者为同，礼者为异。”礼，就是上下等级制度，乐就是让人心情舒畅、共鸣，这是汉朝的作品，早在一两千年以前，就知道礼乐的作用，它也是为封建社会的政治服务的。孔夫子的六艺教育，礼乐也是最重要的科目。所以艺术作品是任何一个阶级都可以接受的，一个阶级产生的作品不能只供本阶级欣赏，否则这个作品是失败的。荀子的《乐记》也说：声，是人与动物都有的；音，只有人有，动物就没有了，譬如宫商角徵羽，Do、Rai、Mi、Fa、So、La、Xi以及节奏等等；乐，指的是乐曲，大概是旋律之类，如melody、harmony这一套，只有君子才能懂，而君子指的就是统治者、上层阶级，一般老百姓和下层人就不懂乐，只有君子搞起来以后，再去同化他们。两千年前荀子所说的声、音、乐(声——动物；音——人性；乐——君子)实际上就有动物性、人性、阶级性之分。可见音乐哪能没有阶级性，只有人性呢?当然，所谓阶级性不是说一个作品只有一个阶级能够懂得，也不是说每个作品里都直接表现阶级利益，而是说它符合阶级的需要。在作品里注意写什么东西，不写什么东西，需要写哪些题材，不需要写哪些题材，都是表现阶级的需要，同时作品中还表现阶级的倾向，如对哪些人写得比较好，哪些人写得差一些，着重表现什么，不着重表现什么等等。作品的色调里面带有阶级的色彩，并不一定是赤裸裸地每句话都直接反映它的阶级利益。有的作品则是既反映阶级利益，又反映全体人民的利益。除反映阶级的观点以外，作品中还要反映生活，如唱个歌，有明显表现阶级观点的，也有不表现的，只是歌颂爱情，歌颂风景，这也可以，也对他的阶级有利。所以对阶级性的理解不能太狭隘，好像在每个作品里都要找到我们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尖锐斗争时所表现的那种态度，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今天我们是在尖锐的斗争中，我们的阶级意识是高度发展的阶级意识，而古代人的阶级意识则没有发展得这么高，这么明显。 　　各个阶级的艺术都有共同的规律，此外，无产阶级的艺术也有自己的特殊规律。无论是封建时代的艺术，资产阶级的艺术，外国人的艺术，中国人的艺术，都是要形象思维，要有情、意、境，要能感染人，要引起共鸣，这是共同规律。我们现在一方面要研究无产阶级艺术的特殊规律，一方面要注意研究共同规律，也就是艺术的基本规律。我们无产阶级的艺术可以把基本规律加以丰富，对某些规律加以发展和改革，但很多规律要继承、要遵循，要运用人类几千年以来从艺术创造的经验中得出来的规律，而不是轻易抛弃和破坏。 　　还有题材问题，我也想讲几句。千百万人发生兴趣的题材是重要的题材，不重要为什么那么多的人都有兴趣呢?当然还要有教育意义。我看题材问题上不要做那么多的文章，还是搞广泛一点好，现代题材、历史题材都可以写。作家可以按照自己的经验，写自己熟悉的、有兴趣的、有把握的题材，领导上也可以要求作家去写当前人民所需要的题材，但对作家不要规定死。至于说哪方面的题材搞得太多了，领导上可以调剂，不要给人看了要就都是打仗的片子，要就都是爱情的片子，使观众感到太单调。 　　至于什么叫做现代题材，上次我没有回答，因为这不是个什么大问题。对现代题材有人这样解释，有人那样解释。我看讲现代题材，还是从“五四”算起比较好，因为现代史都是从“五四”、从新民主主义革命算起。鸦片战争以来算近代史。“五四”以来的题材，是现代题材，你也可以说是历史题材，——革命史，写江西苏区的之类，也可以说是现代题材，因为是现代革命史。我为什么要这样讲呢?就是反对那些人把现代题材限制得太狭窄，我把现代题材延伸到“五四”时期，也是用心良苦。现代题材主要是反映当前人民的斗争，但不要把当前人民的斗争限制到就是今天的事情。要强调写当前的斗争，但不是非要写今天不可。今天的事，有些也不能写，如现在农村整社，起码要等三年以后才能上演，否则会起副作用，因为今天还有敌人，不能不有所限制，除了敌我问题外，还有个教育人民的问题，文艺要清除人民中的资产阶级思想，而不是去巩固它。 　　浪漫主义、现实主义怎样体现?作家协会、戏剧家协会的章程里都没有规定，随便你们好了，高兴体现就体现，不高兴体现就不体现。如何体现，这怎么讲得出来?你们去体现好了。你们体现以后我们才能讲，某某作家那样体现了，因此应当那样体现。 　　最后，我想讲讲技巧问题。要钻研技巧，技巧里面有没有阶级性，有没有思想?运用技巧的全部过程里包括观察与表现，不能说与作家的思想、世界观没有关系。作家同劳动人民有深厚的感情，有很深刻的了解，技巧就表现得很好，反之技巧就发挥不出来，即使有技巧，观众也看得出来这感情是虚伪的。观众有时很敏感，他们知道哪些东西作家写时有感情，哪些没有感情，好像小孩子尽管很小，父母谁对他好，他很容易感受，并不要讲很多话。技巧里也有很大的技术性。艺术这个字就是art、artifieiol，就是“人为的”意思，同“自然”是对立的东西。自然很美，生活很美，但是艺术可以胜过它，巧夺天工。要把生活在一定的时间与空间之内再现出来(如电影受一个多钟头的时间限制，戏剧受舞台空间的限制)，没有高度的技巧，不熟练地掌握语言是不行的。所以不要先研究什么叫技巧，要先去学习技巧，学习前人，学习中外的大师的方法，学习他们怎样观察生活、描写生活。当然他们是按照他们的世界观、政治观点、哲学观点观察生活，观察的角度与我们不一样，但也有许多值得我们学习的东西。我说还是要强调技巧，不要怕技巧，为什么种地都讲技巧，有农业八字宪法，工人里面也有技术工人，写文章倒不要讲技巧，作家不要技术呢?这是哪里来的道理?“讲技巧就是资产阶级思想”，我们大家都应该反对这种错误的理论，以后不要让它再出现。同时也要注意，不要把掌握技巧看得那么容易，要钻研，要刻苦学习。同样的事情，如月亮呀，云彩呀，人家都写过多少次，你要找到新的语言来表现，谈何容易!但是一定可以找到，只要你努力去找。至于人家没有写过的东西，完全是新东西，你来写，当然这也很不容易。文学家就是文学语言家，天天玩笔杆子，找语言。现在有许多电影不好，大多是语言不好(当然也与情节有关)。演员是好的，有时我看到好的演员与歌唱家，只能说一些干巴空洞的台词，或唱一些简简单单的歌子，使人感到他们的才能不能发挥出来。前些时看到刘禹锡给人写的诗序，他说写诗要能够“片言而明百义，坐驰而驭万景”，这两句话很美很概括，我就写不了这么好。对我们的作品也可以开个玩笑，就是“百言不能明片义”。艺术，古往今来就是要找到恰当的表现，合乎分寸。电影里面找不到好的语言，我建议少讲两句，让观众看好了，不要使观众厌烦。做报告话可以多点，艺术作品里话不要多。报告是说明，艺术是表现，不是靠说明，说明太多，是对观众一种不尊重的表现，等于是让他看图识字，人家已看了图，还要讲一遍。要给观众留一点想象余地和回味余地，观众可以用想象来补充作家没有讲出来的东西。作家只是启发观众，把观众引到规定的思想情景中去，让观众去想。要信任观众的判断力，尤其是应该相信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观众。艺术规律归根到底是艺术家对待群众的态度问题。当然，现在的关键还不在于不相信群众，而是作家对生活还不熟悉，语言不够丰富，另一方面是作家有些顾虑，怕不讲点政治性强的活，将来挨批评说没有表现主题思想。可是，这样的电影讲的话虽然都是正确的，艺术的方法却是不正确的。至于技巧有没有阶级性，先不管它，学了再说吧! 　　① 本文是作者一九六一年六月二十三日的发言。未公开发表过。 　　 周扬文论选/周扬著，朱耀军编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