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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周扬起草文章始末

王元化

王蒙、袁鹰等同志正在编一本《忆周扬》文集，希望我写一篇纪念周扬的文章，周密同志也为此来了电话。 　　我和周扬没有什么接触，如果说交往，就是起草《关于马克恩主义几个理论问题探讨》一文的那段时间了。我想就这篇起草文章的始末为题目。关于我参加这次起草的起因，我看到几个当事人的回忆文章，有些地方与我的记忆略有出入。例如说由于我偶然去医院探望周扬谈起此事，才参加了起草。这一说法大概都为源于周扬于1983年3月28日写给胡耀邦、胡乔木、邓力群的信。原文如下：“二月中旬，中国社会科学院和中央党校联合写信给我，约请我在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学术报告会上作一讲话。当时我因跌伤骨折住院。偶然和前来探视的王元化同志谈起此事，并希望他和王若水同志帮我起草。……”我不知周扬同志为什么这样说明，事实上却非如此。 　　据我记忆，1982年秋，当时我在大百科上海分社分担领导工作。上海市委通知我参加总结1976—1982年六年来上海情况的定稿工作。这份总结是根据中央指示来清理上海六年来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以肃清“四人帮”在上海的流毒。市委书记陈国栋同志亲自组织班子主持起草，并指定几个人参加定稿工作。我是被指定参加定稿工作者之一，记得其他有陈虞孙、洪泽、罗竹风同志。正在这时，大百科党委接到市委电话，说中宣部来电叫我去北京。我摸不到头脑，去问陈国栋，他说他也不了解详细情况，只知道为了周扬要写一篇文章的事，中宣部叫我去。他让我放下还未完成的协助“六年工作回顾”的定稿工作，先去北京。 　　到北京后直接去中宣部参加会议，才知道是中宣部副部长贺敬之安排的，同时在座的还有陈涌、陆梅林、程代熙、顾骧等人。一坐下来，为了人道主义问题，陈涌和我因意见不同发生了争辩，记得他大意是说西方现在提出的人道主义有反动的目的。 　　在这次碰头会上，梁光第宣布，这个会原是由贺敬之召集各位来研究协助周扬同志写一篇文章的事，但他们两位都生病住在北京医院，这时我才完全弄清楚中宣部要我来北京的意图。在梁光第主持的这个会上，大家首先研究为周扬文章主持起草的人选，有人提出要我担任。我说我工作中断了二十多年，复出不久，情况不了解，接受这项工作有困难。我提出请陈涌承担最适合，因为他人在北京，又在中央政策研究室工作，对政策和情况都容易及时掌握。可是他们几个人，你说一句，他说一句，还是说由我担当最合适。我说上海市委还有任务要我去做。梁光弟说，这没有关系，我们中宣部可以给市委发文去调你。在这种情况下，我只好接受了这项任务，但提出希望顾骧也参加起草工作。 　　会后，似乎是由顾骧陪我去了北京医院，先到了周扬房间。周一见到我就问：“你怎么来了?”我听了感到非常奇怪，说：“中宣部说是你要我来参加研究一篇你要写的文章。”他才恍然记起说，“是的，前些时候，部里要我写一篇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的文章，那时我曾说过，想找几个人一起谈谈，比如上海的王元化。可是现在我生病躺在医院里，怎么能写呢?”这时我才明白，原来是贺敬之下令叫我来的。我又到隔壁病房去看贺敬之。贺热情相迎，但被护士严厉阻拦，说他是病毒性感冒不能会客，不顾贺的“只谈五分钟”的要求，没有商量余地地将我们拉出他的病房外。 　　中宣部将我安排住在北纬饭店，由顾骧负责具体接待工作。我和顾骧商量，并建议题目定在“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上。由于在北京我无法查阅资料，周扬又住在医院，工作无法进行，我就回了上海。 　　1983年春节前四天我收到周扬来信，说现在可以开始工作了，要我到天津迎宾馆。春节后，我赶到天津，向周提出请王若水、顾骧一起来参加讨论。人到齐了，开始讨论写文章的事。我说：“现在许多文艺问题说不清楚。由于文艺思想都是哲学、美学的背景，如果不在哲学上弄清，许多文艺理论问题就谈不深，谈不透，所以最好先从哲学方面弄弄清楚。”周扬同意我的意见。周扬让我、王若水、顾骧三个人就这个问题进行准备，并指定轮流谈谈。我主要谈了认识论方面的问题。我说《实践论》和《矛盾论》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基础，贯穿在他的一切理论之中。理论界对这两论也作过很多探讨，问题也很多。有些和文艺理论也有直接的关系，很值得我们研究。我提出我在这里所要谈的是从感性到理性的问题。 　　我认为把认识过程概括为由感性到理性自然是对的。但不要忽略在感性到理性之间还有知性的阶段。知性也是不同于感性认识的抽象思维，但这种抽象思维和作为理性的抽象思维有截然不同的性质。我们不能把它视为可以达到对事物的全面的、本质的和内在联系的认识。理性具备这种认识功能是因为它属于辩证的观点，而知性认识是形而上学。感性、知性、理性不仅是德国古典哲学家康德、黑格尔的提法，而且也是马克思的提法。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所提出的“从抽象上升到具体”就具体阐明了感性、知性、理性的认识过程，并且还说这是唯一正确的科学方法。我在发言中还说到我在1979年在《学习月刊》上所发表的第一篇文章，就是对“由抽象上升到具体”所作的阐释。过了两年，我又在《上海文学》上发表了《论知性的分析方法》，以阐明它的形而上学的性质，并举“文革”中“抓要害”的例子为证。(我的观点后来在“清污”中也受到了批判，说是和毛泽东唱对台戏)王若水谈的是人道主义、人性论、异化问题。顾骧也讲了他的一些看法。三个人的发言都由周扬秘书小丁整理成记录稿，经我们本人修订后再交周扬。过了两天周扬经过了酝酿，又召集我们三个人，对我们说，他考虑就用我们的发言稿作基础，写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分为四个问题，即后来发表的《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的四个部分。讨论中王若水对人道主义、异化问题有很多发挥，希望这个问题成为文章中的重点。周扬对知性问题很感兴趣，认为这个问题十分重要，让我写进去。我说：“关于这个问题，我已发表过文章，如果写进变成你重复我的观点，这不大好。”周扬说：“那没有关系，你可在这篇文章中写明我赞成你那篇文章中的论点。”我只好尽量从不同角度来写，这使我写得很吃力。我们讨论结束，三个人就按周扬的意见分头去写，写好交他审定。 　　在讨论中，对于周扬有些见地，我非常同意。他说中国革命在民主革命阶段就理论准备不足。俄国民主革命有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有普列汉诺夫这些理论家，而中国革命缺乏这样的理论家。我们往往只重实践而忽视理论，强调“边干边学”、“急用先学”、“做什么学什么”等等。周扬的意见是切中时弊的。我们向来对理论采取功利态度，所谓以《禹贡》治水、以《春秋》断狱、以《诗》三百做谏书，把学术作为工具，用学术来达到学术以外的目的，而不承认学术具有其本身的独立价值。这种轻视理论的传统一直延续至今，为中国革命带来很多问题。据传这篇文章后来成为问题，主要在于这一点，当时一位“理论权威”向中央进言，说周扬没摆好自己的位置，他不过是一个中央委员，竟将自己站在党之外，甚至党之上，说中国从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建设、甚至在十一届三中召开之后，都缺乏理论准备，难道十一届三中全会文件不是最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于是这一点就成为这篇文章的主要问题。 　　讨论中，周扬还曾对我们说过，王若水对于人道主义、异化的说法有些偏颇的地方。他说马克思主义不可没有人道主义，但是人道主义不能代替马克思主义。他认为在我们社会里是可以通过自我完善解决异化问题的。我在定稿时按周扬意见将王若水所写部分删去了约四五百字。 　　这篇文章在周扬去党校做报告的前一天三月六日的晚上，由周扬本人审定，进行了最后的润色，直到三月七日凌晨才匆匆印出。 　　我没有去会场。后来我问周扬反应如何?他说反响不错。报告会是由王震主持。报告结束王震和他握手说讲得很好，还问周扬“异化”是哪两个字，是什么意思。当时我也高兴，第二天就回上海了。我走后，不想事情急转直下。我后来听说，原定于三月九日结束的会突然延期，三月十日胡乔木找郁文、夏衍、王若水到周扬家，提出了意见，由此逐步升级，掀起了一场清除精神污染运动。 　　“清污”开始，中纪委派了一位老同志，姓刘的委员来上海，找我谈话，对这篇文章写作的始末进行调查。当时我因颈椎病发作，住在医院里治疗，在医院向这位老同志讲了以上过程，他听了之后说，这和他所听到的情况很不一样，不属于纪律检查范围，与他们的工作无关，原来十分严峻的态度一下子松弛下来。(后来我把我向中央纪委所说的情况写成书面材料，作为这一事件的说明，上交给市委)。当时“清污”已大张旗鼓地展开了。听说有的地方已经剪披肩发，不准穿高跟鞋。市委常委会上，我作为市委宣传部长需要对“清污”如何进行表态，我向市委提出不重复过去运动的方式，不要人人表态，不要也去剪披肩发等。这意见得到汪道涵同志的支持，当时陈国栋同志也不主张用运动方式“清污”，我提出意见后，经他同意将《解放日报》已排好的两版表态文字取消了。胡耀邦同志访问朝鲜回来后，我还住在医院治病，陈国栋立即将胡启立讲话向我作了传达。我从医院出来，市委就安排我去广东从化疗养，市委成立了思想工作领导小组，由夏征农同志任组长，陈其五和我任副组长。 　　(本文经李子云同志将我口述整理成文，特此致谢。) 　　 忆周扬/王蒙，袁鹰主编.—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