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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将不会忘记

嵇山

凡为人民大众翻身解放、当家作主而真诚奋斗的人们，人民大众不会忘记，历史也决不会忘记：他们和他们所从事的事业本身，就属于前进着的大众和历史。 　　几乎倾其毕生精力，为中国人民大众的彻底解放，在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隐蔽与公开的战线上顽强奋斗，在鲁迅倡导的大众化文艺、文化园地中埋头苦干的周文，也将为中国人民大众和一切善良的人们所崇敬，也将在现代中国的革命史、文化史、文艺史上，留下永难磨灭的一笔! 　　没有人民大众自己的文化与文艺，就没有人民大众的彻底解放，就没有人民大众翻身作主的真正实现；甚至纵在枪林弹雨中获得了的东西，也极可能重新丧失。这是已为历史经验反复证实了的。正是这样，早在十月革命后不久，列宁就曾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深邃目光，发现并严肃告诫人们：如果广大劳动群众在取得政权之后不能提高自己的文化水平，不能成为文化、文艺的主人，那就“藏着一个严重的危险”!① 　　包括文艺在内的一定文化，是一定物质关系中一定人们的精魂之所在；弱化、矮化、失去自己的文化与文艺，必为他者所摆布。对劳动群众而言，即与邪教之戕害同，不知不觉地在精神上为他者所奴役，回到自有文字以降几千年来的老路上去。这就是列宁郑重提出这个告诫的根本原因之一。 　　因此，人民大众的文化、文艺状况如何，是鲜明反映着他们的实际所处历史地位与社会解放程度的一根醒目的标尺，一面清亮的镜子；要真实了解人民大众的生存状态，看一下流传于他们之中的文艺、文化（比如谁是其中的主角、主导者），即可一目了然。 　　历来代表少数人一己私利的统治者，也很懂得人民大众的文化、文艺与人民大众的解放的关系。因此，他们和以他们为代表的少数人，必然要依靠政治统治与经济等其它物质力量，采用种种或明或暗的手段与名义，阉割、同化、压制、排斥人民大众自己的文化与文艺，同时又大肆高扬或不动声色地从上面、外面向人民大众灌输、兜售、渗透他们自己的文化、文艺，以期取而代之，蒙骗、主宰大众的心智与灵魂。这就是所谓“教化”，这就是统治阶级即统治的意识的实施。 　　上世纪下叶兴起于西方又渐次流播世界。于今已成一种时尚的所谓“大众文化”、“大众文艺”，即其一例。这种举着“大众”旗号的文化、文艺，林林总总，花样繁多，且与时俱变，不断翻新，但归结到一点，无非是肯定、颂扬西方世界的“异化”关系与建立在此基础上的生活方式、价值追求，却决不反映、揭示“蓝领”者与广大劳动群众的痛苦、愿望与其社会根源，更不讴歌、展现恩格斯在一百多年前早已指出的他们为恢复做人的地位而作的剧烈的努力与其必然趋势(偶有涉及亦被极度扭曲或头脚倒置)。因此，在这种贴上了“大众”标签的文化、文艺中，被描述为全社会、全人类利益与法则的有产者利益的合理与其胜利，几乎成了永远的主题；有产者、与之联结在一起的既得利益者和维护他们的利益、常以“法律”与“正义”等化身出现的“硬汉”们，几乎是永远的主体与主角；作为有产者利益、法则实现形式的必然补充与伴随物的盗窃、诈骗、谋害、追杀与三角四角、下部勾当，即金钱、暴力、性等等，则是构成其“大众”小说、影视及其它一些“大众”文化产品中几不可缺的基本元素。不仅如此，这种“大众文化”、“大众文艺”，还以给大众“娱乐”、“休闲”为由头，以庸俗为通俗，以感官刺激为审美享受，以粗制滥造或蓄意经营的赝品充当文化、文艺的真品，并且批量制作，源源不断，无孔不入地渗入到生活的方方面面，成为大众的别无选择姝精神食粮，同时又源源不断地将大众的血汗钱收入自己的囊中! 　　因此，这种“大众”文化、文艺，就不但是“迎合”、“媚俗”，而且是对大众享受真文化、真文艺权利的剥夺；不但是对大众的这个文明的应有基本权利的剥夺，而且是对大众的精神、灵魂的荼毒!试想吧，当他们在为生存而奔波之余，坐下来面对这种文艺、文化时，塞满他们头脑的，除了有产者的生活法则、生活旨趣与生活追求，还能有什么?除了由层出不穷的金钱、暴力、性等交织起来的骇人、刺激、“酷”的画面与场景，又能有什么?除了以有产者的利益、痛苦、欢乐、幸福为利益、痛苦、欢乐、幸福，再能有什么？让大众沉迷于由有产者周密设计、制定的“游戏规则”，使他们在“娱乐”、“休闲”中目迷五色，获得粗陋、虚幻的满足而忘却生活中的实我，亦即让他们安于被剥夺、被奴役的“异化”境地而不知起来改造环境、创造属于自己的新世界的自觉!这是一种怎样的“大众文艺”、“大众文化”?植根于资本主义“异化”土壤、维护与强化资本“异化”统治的文艺与文化，对人民大众实行“瞒”和“骗”，用“软刀子”屠戮大众的文艺与文化，为有产者置办“吃人”筵宴的文艺与文化，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则又是在实施文化倾销以获取高额利润的同时进行西化”、分化”的新殖民主义的文艺与文化! 　　由鲁迅热忱倡导、周文呕心沥血进行探索与实践并得到毛泽东热情鼓励与支持的大众化文艺与文化，与之根本对立。 　　几乎从创作活动一开始，周文就把文艺与大众的关系放到了十分重要的位置上。1932年他在安徽发表的一篇题为《文艺的形式与内容》的文章中，就这样提出：“现在我们要创作一些为大众所懂得的文艺，首先要把内容平凡化，要写出真正的大众生活。因为内容是大众的切身生活和要求，才能使他们容易懂得，爱好。”并说，“不过作者要写得出大众的生活，就必得要懂得大众的生活，就应该实地去观察和体验。”②随后他由安徽来到上海，一面积极投身在鲁迅直接领导下的“左联”活动，一面又在紧张工作，继续努力创作之余，埋头苦干，精心改编《毁灭》、《铁流》等文学名著，使之在文化水平较低的劳苦大众中得以流传，也以他的实际行动参加了当时关于文艺大众化的热烈讨论。而且效果良好，以致令文贩垂涎，起而效颦。1937年上海“八·一三”抗战之后，周文由沪入川，在大力进行文化界抗日救亡统一战线工作的同时，对文艺大众化仍表现出他的极大关注。他广泛搜集、整理当地民间故事与民歌、民谣、民谚与歇后语等，并汇集成《民间文学》一书。他十分重视川剧、小调、弹词、唱本、山歌等的改造与利用，将其作为发展大众化文艺的一个重要途径。还曾就此在理论上作了阐述，说，我们应该采用大众“能够接受的东西”，需要向“通俗作家”与川剧评书金钱板、花鼓、道情等学习“形式和技术”。何以需要这个“学习”呢?他认为，“凡是一种艺术品，总离不了思想，感情，形象这三个要素”，因此，当我们用“通俗作家”和民间文艺中的“形式和技术”来表现、塑造“新的思想、新的感情、新的形象”时，原先的“形式和技术”就“完全”可以得到相应的改变，进而创作出为大众“能够接受”的新的大众文艺③。显然，从作品的“形式和技术”总得能动适应内容的表达和形象创造之需的关系看，这是很有道理的，纵在今天也仍颇富启发性。——自然，要实现这种创造性发展，依然需以“懂得大众的生活”为基础。1940年，周文来到他向往已久的延安，他一直为之奋斗的大众化文艺、文化得到了充分的展示。在党中央和毛泽东的领导与支持下，他先后担任了《大众读物社》、《抗战日报》、《大众报》社长等职，组织、出版了《边区群众报》、《大众文库》、《大众画库》、《大众习作》等报刊杂志，撰写、发表了《鲁迅先生和文艺大众化》、《大众化运动历史的鸟瞰》、《大众化的写作问题》、《写文章要懂得剪裁》、《开展通讯员运动》、《谈谈公文改革》等文章，将大众化深入到从文学到艺术、从报刊通讯到政府公文、从群众文化教育到各种群众文化活动等方方面面中去，在延安的文化、文艺活动中作出了极重要的贡献，也得到了党中央和毛泽东的高度重视与评价、毛泽东在一封致周文的信中就说过：“群众报及大众习作都看了，你的工作是有意义有成绩的，我们都非常高兴。”这个评价当然不仅限于《群众报》与《大众习作》。而周文也就为这个令一切真为人民大众彻底解放而奋斗的人们都感到“非常高兴”的文艺、文化大众化、矢志不移地战斗到生命的最后：直至建国后、去世前、转移了岗位的他，仍热切地关注着文艺、文化与人民大众的关系。 　　据上所述，有理由认为，周文无疑是中国现代史上循着鲁迅的方向，认真、执著地开展文艺、文化大众化运动的先行者之一。但他的重要贡献，不仅在他对大众化文艺、文化的探索与实践，更在于他在探索与实践中体现着的宝贵精神。尤其是如下几点： 　　1．目的在大众，坚持为大众谋利益。这是贯穿在周文大众化文艺、文化全部活动中的一个最根本的精神。在他看来，不面向大众，不为大众为利益，谈不上什么大众文艺或大众文化。因此，1941年他在《大众化运动历史的鸟瞰》一文中，引述了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和洛甫的《抗战以来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运动与今后的任务》里的有关论述，即“这种新民主主义文化是大众的。它应为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大众服务”，和“新文化必须是代表大众的利益，为大众的解放而斗争的武器”，“真正能为民族，民主，科学而斗争的新文化，必须是大众的新文化，而不是少数特权者，剥削者文化”等等之后说，这些论述“极清彻地”指出了“大众化的前途和方向”!④而周文所以这么认为，原因之一，就在它们也是他在大众化活动中一以贯之的目的的一种理论表达。 　　2．要有“懂得”大众生活的作者，要有从大众中成长起来的作家。这也是周文反复强调了的，关于前一点，如前所述，他在1932年就已经提出来了，认为作者要写出大众的生活，必须“懂得大众的生活”，并且必须实际地去“观察和体验”。至于后一点，他在《开展通讯员运动》中更有系统具体的构想，即对直接来自大众、文化程度不高的通讯员，经过写作上的磨练、砌磋、鼓励，逐渐培养成能写“大文章”的作者，“真正成为大众作家”，并由此而“使大众化文化运动，真正成为群众运动”。⑤应该看到周文这个思想的极端重要性。无论文艺、文化，其唯一源泉总在生活，总须由人来进行创造与实践；人与文也总是内在一致的。“从血管里出来的都是水，从血管出来的都是血”。⑥而且，归根到底，大众的解放，只能是大众自己的事业；确为大众所需的文艺、文化，也只能来自大众的生活与实践，与大众共命运、同呼吸的人来实现，亦正如鲁迅所说，“他只是大众中的一个人”，“才可以做大众的事业”⑦，决非上面的赐予，外面的强加或站在一旁看看所能替代或做成的；纵有可能，也只是“水”，不是大众自己的“血”，并且只是暂时的。 　　3．在适应大众实际中提高大众。周文在努力开展大众化文艺、文化运动过程中，始终坚持贯彻鲁迅的要“通俗”，不要“媚俗”、“迎合”的主张，始终认为大众化文艺、文化，既要从大众的文化程度与欣赏习惯、趣味等实际状况出发，易于为大众所“接受”，又要融入、创造源自大众生活的“新的思想，新的感情，新的形象”，以期在适应大众的同时又使大众惊醒起来，解放自身。“媚俗”、“迎合”，实质上是在帮着制造思想牢笼，与他的目的背道而驰，是他坚决反对、深恶痛疾的。因此，他一方面，深入研究到用字、造句、结构、布局如何才能为大众所读懂，并引起他们阅读的兴趣，一方面，他又毫不留情地对有害于大众化文艺、文化健康发展的不良现象，作出自己的反应。1933年在上海，他的《毁灭》改编本出版，引起反响，有人亦起而改编，却仍名为《轻薄桃花》，周文见之，抑止不住心头的愤怒，一针见血地指出其如此改名，“歪曲”了“原书的意义?”是“为了迎合”“小市民的趣味”而不是“尽可能地提高他们向上!”⑧显然，这不仅是发生在如何对待通俗化问题上的“两种前途和方向”的一次尖锐交锋，也是周文坚持不渝的在适应大众需要实际的同时，延着大众自己的“方向”提高大众这个原则精神的生动体现： 　　4.尊重文化、文艺自身的规定性。周文在大众化文艺、文化实践中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认真、执著、细致、踏实，一丝不苟。而一个重要原因，则正在他深知并尊重文化、文艺不能为主观能动性所取代的客观规定性，决不因大众化而降格以求之；他全力以赴的目标是文艺、文化在大众化的“方向”、形态中的实际实现，使大众成为文艺、文化的真正享有者与受益者，决不以伪劣膺品去搪塞大众。他的《开展通讯员运动》一文，就至少表明了他对大众文化(其实也是整个文化)提高、发展的一般过程与规定的理解与遵循，这就是从大众的实际出发，经过实践(在通讯员是大众的生活实践及与之紧密联系的通讯写作实践)、学习(在通讯员是在写作中学习报纸书刊上的文章与有关专业人员的辅导、修改、培训，即在直接经验基础上把握间接经验、已有知识)、再实践、再学习，从而造就反映大众生活与利益、表达大众心声与愿望的大批大众化文化人。显然，在如此这般的循环往复中，必能有力推动大众文化与整个文化的蓬勃发展。延安大众化运动的结果，就是一个例证。周文对大众化文艺中艺术形象创造的高度重视，也充分表明了他对文艺固有规定性的充分尊重。作为文艺作品，无论用何种方法、描写何种生活，表达何种思想、感情，最终都要通过艺术形象的成功创造来实现。文艺作品要用形象来“说话”，这在周文是早已明确，在创作中早有深切体会，已成“习惯”的东西。他曾这样谈到，他“从工作中养成了分析的习惯，许多不同的带着各种特点的活生生的人物，都就在脑子里不断地动，就是过去经验过来的许多生活，看见过的各种各样的人物，都也在脑子里再现出来”，因而在实际进行创作时，就有可能写出“活生生的，深刻的，有血有肉的”艺术形象来。⑨他在自己的创作中是这样，在大众化文艺中也是这样。比如，他在改编《毁灭》时，煞费思量的就是作品人物形象的准确把握并在大众易于接受的条件下予以真切的传达。在他支持、鼓励下创作的长篇小说《吕梁英雄传》，也是注重形象塑造、广受群众欢迎的成功作品。应当说，在当年紧张、艰苦，不少人为了“赶任务”而忽略文艺自身规定性等原因匆忙“赶”写标语、口号或作品的环境中，周文仍坚持尊重文艺本身的规定性，是极其难能可贵的。 　　诚然，如今历史已有所不同了。尤其是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迅猛发展，西方那种“大众文艺”、“大众文化”，现在亦如影随形般向世界各地漶漫、扩展，并且作为一种实现“西化”、“分化”的形式与渠道，正在作有计划、有规模的产业化经营。而影响所及，周文为之奋斗一生的大众文化、大众文艺，在我们这片土地上的一些人那里，也已属不合时宜而遭冷落与鄙弃，转而以西方的“大众文化”、“大众文艺”为样板，惟恐追之不及或有机可乘的时代大潮了。但历史地去看，这似无多少根据，甚至竟是将奔流不息大河中泛起的泡沫、秽渣说成了秀色可餐的鲜花，说成了奔流不息的大河本身。 　　这是因为，事物只在相比较中存在。有大众，就因为同时有“小众”，有“小众”与大众的矛盾；没有这个矛盾的解决，固然没有大众的解放，但也不可能有人的解放，更不会有人的全面发展，世界仍这样那样地处在“异化”关系中。而一百多年来的世界史表明，人民大众的翻身与解放，不仅早被提上日程，而且尽管道路曲折，然亦如地下奔腾的岩浆、滔滔东去的江河，不可阻挡；阻挡者可延缓它的到来，却无法阻止它的实现，并且适与作用力和反作用力、掠夺自然和生态报复同。试看今日之天下，有谁还能蓄意挑起事端，随心所欲地攻城略地、大肆杀戮，而不受大众的剧烈反抗、全球怒潮的迎头痛击，以致不得不缩回它的铁蹄，改换策略?有谁还能恣肆无忌地置民情、民意于不顾，视大众为草芥而不被赶下统治的宝座，不受现实的惩罚?这种历史性变化，不就是人民大众解放进程不可阻扼的一种深刻反映吗?而这又是因为，人类社会总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中运动发展，占全人口最大多数的人民大众总是社会创造的主体、生产力中最具能动性的基本要素，因而他们的思想、感情与愿望，也总是改变生产关系以解放与发展生产力的要求的实际体现。亦因此，人民大众当家作主、彻底解放的提出，正是发展迄今为止最先进生产力这种历史要求的必然；作为反映这种要求的文化与文艺，就其实质或就其“前途和方向”而言，也必是历史上最新、最美、最先进的文化与文艺。因之，在我们看来，由鲁迅倡导，周文为之竭尽努力，作出贡献并得到毛泽东支持的大众文化与大众文艺事业，必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得到继承与发展，且无止境，直到人民大众理想实现的那一天。 　　也是这样，作为真正为大众谋利益的大众文化与文艺包括周文在内的先行者，必然会受到人民大众的敬重，必将在人民大众求得翻身作主、彻底解放的奋斗史上，留下引人瞩目的一页。这不仅为了尊重历史，更由于他们的理论与实践、尤其是他们的精神，本身就是大众解放事业的一部分，在今天与未来的岁月中，都有其不可或缺的珍贵价值在! 　　① 《列宁论文学与艺术》(二)第912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 　　② 何俭朝、高西莲主编：《周文论文艺大众化》，第81页，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 　　③ 何俭朝、高西莲主编：《周文论文艺大众化》，第131—132页，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 　　④ 何俭朝、高西莲主编：《周文论文艺大众化》，第14—15页，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 　　⑤ 何俭朝、高西莲主编：《周文论文艺大众化》，第83—90页，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 　　⑥ 《鲁迅全集》第三卷，第544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 　　⑦ 《鲁迅全集》第六卷，第102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 　　⑧ 《周文论文艺大众化》第141页，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 　　⑨ 《周文论文艺大众化》第67页，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 　　 再论周文/王莹，何检朝主编.—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