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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知音——周文同志在延安

姬乃军

大众知音，必将在大众之中得到永生 　　毛泽东同志说，大众化文化问题，就是全心全意为群众的问题。他问周文：“您愿意不愿意搞这项工作?”周文感到了无比的信任，回答说：“愿意!” 　　一张清癯的面颊，一副近视眼镜，一身已泛白的长袍，一副清瘦的身材——公元1939年12月8日，32岁的周文和夫人郑育之，和一批青年学生离开了雨雾濛濛的蓉城，踏上了北赴陕北的坎坷旅程。在这由152人组成的人流中，有周文的两个年幼的女儿，她们被放在驮运行李的马背上，颠簸着走向远方。 　　周文，原名何开荣，1907年6月17日诞生在西康省荥经县(现属四川省)城关镇书苑巷一个秀才的家中。他5岁那年，父亲因病去世，由守寡的母亲抚育成人。曾先后进入雅安明德小学和雅州联立中学就读。1925年春，18岁的周文因家贫被迫辍学，走上谋生养家之途。曾在川康某军阀部队充任文书，担任过康定县化林坪分县佐，后又飘泊至东南沿海，任职于浙江省兰溪县公安局第三科和安徽省教育厅。1932年春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安徽分盟。这一年11月，他来到上海，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1933年2月，经丁玲、叶以群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年，在“文学”杂志上发表了短篇小说《雪地》，一举成名。就在这年春天，周文当选为左联执委，并第一次见到了鲁迅先生。在鲁迅先生的直接关怀和亲切培养下，周文进入了文学创作的黄金时期。他先后写作和出版了长篇小说《烟苗季》、中篇小说《在白森镇》和短篇小说集《父子之间》、《分》、《多产集》、《爱》等，丰富了现代文学画廊，并且形成了自己的风格，也奠定了他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1936年春，鲁迅先生在向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介绍最优秀的左翼作家时，将周文和茅盾、叶紫、艾芜、沙汀、柔石、郭沫若等文学大师一齐予以推荐和介绍，鲁迅先生对周文的器重和期望之情由此可见。 　　左联时期，是周文文学创作的高产时期，也是他革命活动十分繁重的时期。他先后担任了左联组织部长和《文艺》月刊的主编。从1936年4月起，经鲁迅先生介绍，周文又担任了中共中央驻上海特派员冯雪峰同志的内部交通工作。5月前后，周文受鲁迅先生的委托，买了两只火腿、20条羊毛围巾和一些白锡包香烟，专程赶到古城西安，由红军驻西安联络处转送党中央领导同志。7月6日，张闻天和周恩来在致冯雪峰的信中，还特别提及对鲁迅先生赠送物品，表示非常感谢。1937年3月，当时的党中央领导人之一王稼祥同志由延安来到上海，就是在周文的接待和掩护下，离沪赴苏联养伤的。“八·一三”事变后，周文受党组织的派遣，返回故乡四川进行抗日宣传和革命文艺活动。在成都，他先后任中共成都文艺支部书记、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理事、文抗成都分会常务理事、总部主任等职，并兼任《四川日报》编辑、《新民报》副刊编辑。在成都期间，周文不仅从事了大量的革命文艺组织工作，还写了杂文、剧评、短篇小说、诗歌、通讯、散文、影评等大量作品。 　　1939年1月21日至30日，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在重庆召开。这次会议成为抗战时期间蒋介石对中国共产党政策发生重大变化的转折点。4月14日，国民党中央秘书处秘密颁布《限制异党活动办法》的训令。此后，国内政治形势一天天的恶化。到了11月12日至20日，国民党召开了五届六中全会，确定了要以军事反共来代替政治溶共的方针，“山雨欲来风满楼”。在严峻的形势下，党组织决定派遣周文等地下党员离开成都，北上陕北，周文以第二战区山西民族革命大学(简称民大)应聘教授的身份，和民大招收的新生一起，离开了成都。在到达西安后，周文赴八路军西安办事处向林伯渠、叶剑英汇报了工作，并转交了党组织关系。林伯渠和叶剑英鉴于阎锡山已发动了“晋西事变”，要求周文把师生们全部带到延安。周文率师生们在经过国统区和边区的交界处——富县界子河后，机智地摆脱了阎锡山部队的监视，走上交道原，进入陕甘宁边区。1940年2月2日(农历已卯年腊月二十五日)，周文等经过两个多月的时间，长途跋涉1500多公里，终于到达了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学生们被安排进入延安城北门外大砭沟的泽东青年干部学校学习。周文一家则被安排住进了杨家岭中央组织部招待所。 　　就在周文到延安的第三天，就是2月4日，毛泽东同志在杨家岭接见了周文。毛泽东向这位知名的大众化作家仔细地询问了左翼大众化文化工作的情况，并认真地讨论了在延安开展大众文化工作的问题。毛泽东征询周文的意见：“你愿意不愿意搞这项工作?”周文感到了无比的信任，爽快地回答说：“愿意。”毛泽东十分高兴，当即拿起电话，通知中央组织部、宣传部、财政部和中共陕甘宁边区中央局立即派人，到他的办公室来，研究大众化文化的组织机构的建立和经费筹措等问题。毛泽东一再语重心长地强调指出，大众文化问题，就是全心全意为群众的问题。群众的文化提高了，大众化文化的工作任务也就完成了。领袖的信任和指示，更坚定了周文的决心和信心。在毛泽东同志的亲自指导和有关领导部门的大力协调、组织下，周文开始了陕甘宁边区大众读物社的筹建工作。 　　毛泽东同志为《边区群众报》题写报名。他还致信周文，称赞说：“你的工作是有意义有成绩的，我们都非常高兴。” 　　1940年2月15日，在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扩大理事会上，周文被增选为理事，并被指选为常务理事。在常务理事分工中，周文又被推选担负总务部领导工作。会议并且决定周文担任由《文艺突击》更名为《大众文艺》的主编。周文的肩上，担子更重了。也就在这一天，周文第一次阅读到了当天出版的《中国文化》创刊号，上面刊登了毛泽东同志1月9日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讲演《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2月20日在延安出版的《解放》第98、99期合刊登载时，题目改为《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同志指出：“所谓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一句话，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这种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大众的，因而即是民主的。它应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要把教育革命干部的知识和教育大众的知识，在程度上互相区别又互相联结起来，把提高和普及互相区别又互相联结起来。”毛泽东还谆谆告诫说：“一切进步的文化工作者，在抗日战争中，应有自己的文化军队，这个军队就是人民大众。革命的文化人而不接近民众。就是‘无兵司令’，他的火力就打不倒敌人。为达此目的，文字必须在一定条件下加以改革，语言必须接近民众，须知民众就是革命文化的无限丰富的源泉”(引自《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毛泽东精辟严密的论述，高屋建瓴般地概括，使周文更坚定了为大众文化工作开拓进取的信心和决心，也使他看到了奋斗的目标和方向。 　　1940年3月12日，以“供给边区识字少的群众以文化食粮，并提高他们的文化水准，以开展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的启蒙运动”为宗旨的陕甘宁边区大众读物社在延安杨家岭宣告成立。该社隶属中共陕甘宁边区中央局领导。1941年5月13日中共中央西北局成立后，该社又隶属西北局。周文任社长，副社长杜桴生，先后参加该社工作的有金照、赵守一、胡采、胡绩伟、林金朋、杨蜚生、方之中、张思俊、王牧、白彦博、谭吐等同志。该社下设报纸编辑科、丛书编审科和通讯科。具体工作任务有：主办《边区大众报》、编辑出版《大众习作》刊物、编辑出版《大众画库》、《大众文库》、《革命节日丛书》等书籍，建立陕甘宁边区通讯员网络等。 　　大众读物社成立后，首先致力于以边区广大区乡干部和群众为主要读者的《边区大众报》的创办工作。周文和战友们一起，夜以继日的忙碌着。3月25日，第一张《边区大众报》的清样送到了毛泽东的办公桌上。毛泽东看到清样，非常高兴。他在仔细地审阅后，挥笔批示说：“还是在群众二字上下功夫，作文章”。毛泽东还在报名下划了一杠，写上：“还是叫《边区群众报》好!”他当即题写了几幅报头，送周文带回选用。 　　《边区群众报》创办初期，为四开两版，用晋恒白纸印刷，石印，10天出1期。从第10期开始，改为铅印，用马兰纸印刷，每周出一期，每期4开4版。 　　《边区群众报》作为中共陕甘宁边区中央局的机关报(1941年5月13日后又成为中共中央西北局的机关报)，坚持“实事求是，着眼于群众”，具有鲜明的大众化特色，文章短小精悍，具体扼要、通俗简洁、生动活泼，做到了让识字少的人能看懂，不识字的人能听懂，因而成为一张群众喜闻乐见的报纸。在陕甘宁边区曾经广泛流传着这样一个谜语：“有个好朋友，没脚就会走；七天来一次，来了不停口。说东又说西，肚里样样有；交上这朋友，走在人前头——打一报名。”谜底是“《边区群众报》”。群众对这份报纸的熟悉和喜爱程度，由此可见一斑。《边区群众报》不仅受到了广大群众的热烈欢迎，也得到了党中央领导同志的高度赞扬和充分肯定，毛泽东曾以《边区群众报》通俗易懂为例，批评了那些脱离群众，对搞大众化文化思想不通的同志。1946年3月，在《边区群众报》创刊6周年之际，毛泽东欣然命笔，为报纸题词：“希望读者多利用报纸，推动工作，学习文化。” 　　周文和大众读物社的工作，还得到了周恩来同志的鼓励和支持。就在《边区群众报》创刊的当天，从苏联治疗右臂摔伤归来的周恩来和中共驻共产国际的最后一任代表任弼时等同志返回延安。周恩来在繁忙的工作之余，还专门约见了周文。周恩来仔细地询问了大后方的情况和大众读物社的工作。在谈话中，周文说荥经老家还有两位老人生母和养母年迈体弱，无人照顾。他还说到，在奔赴陕北时，为筹措路费，曾向自己的表姐借了200元钱，在实行供给制的延安工作，要偿还这笔钱是很困难的。周文的困难，深深地记在了周恩来的心里。这年5月，周恩来再次返回重庆后，即指示地下党组织对周文两位老人的赡养问题作了周密安排，使她们老有所养，直到全国解放。周恩来还带着周文的亲笔信，亲自登门，向周文的表姐偿还了200元借款。周文的表姐和表姐夫为共产党人的气质和品德所感动，在此之后，曾尽己之能，为革命做了一定的工作。周恩来的关心，使周文感受到了党组织的无限温暖和无比深厚的同志之情。 　　1940年8月1日，由大众读物社编辑出版的《大众习作》创刊号在延安出版。毛泽东为刊物题写了刊名。周文等担任编委会委员，胡采任主编。《大众习作》除发表诗歌、小说、报告文学、民间故事、绘画、经验介绍、文艺理论外，还开辟有“大众习作”、“原作与改作”等专栏。《大众习作》的创刊，以自己鲜明的特色和风格，引起了边区各界的高度重视。徐特立同志还专门来到位于杨家岭沟口北山的编辑部，看望编辑人员，赞扬编辑部的工作，并就进一步办好刊物提出了宝贵的意见和重要的指示。11月15日，《大众习作》第2、3期合刊出版。11月30日，毛泽东亲笔致信周文，信中说：“群众报及《大众习作》第二期都看了，你的工作是有意义有成绩的，我们都非常高兴。”毛泽东在信中还写道：“《大众习作》封面写得不好，请改换一个如何?”(《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12月第一版)毛泽东还重新题写了《大众习作》刊名几幅，并对其中满意者予以圈定。《大众习作》于1941年9月15日出版6期之后，因经费困难终刊。 　　作为一个在三十年代就享有盛誉的著名大众化作家，周文于1933年3月和5月，曾先后将鲁迅翻译的苏联著名作家法捷耶夫的长篇小说《毁灭》，和曹葆华翻译的苏联著名作家绥拉菲莫维支的长篇小说《铁流》，改编缩写成二、三万字的通俗本小说。这两部缩写本出版后，受到工农读者的欢迎，但也引起了反动当局的恐慌，不久即相继被查禁。到延安后，周文根据组织的安排，于1941年1月，在杨家岭修改了缩写通俗本《铁流》，并写下了《铁流·翻版的序》。2月，该书作为战士丛书之二十，由八路军留守兵团政治部出版。 　　《铁流》的改编和缩写，既传达出了原作的故事梗概，又保留了原作的精神实质和风格特长，同时也适应中国劳苦大众的需要，达到了通俗化、大众化、口语化，从而明白晓畅，易懂易记。 　　《铁流》在延安一版再版，多次印刷，受到了热烈的欢迎。抗日战争末期，林伯渠同志曾这样称赞说：“延安有一个很大的印刷厂，把《铁流》不知翻了多少版，参加长征的老干部，很少没看过这本书的。完成了教育人民教育部队的教科书的任务……”(引自《情钟大众》，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6年2月第1版)。 　　周文在延安时，不仅十分重视大众化文化的实践，还对大众化的实践从理论上予以研究和总结，从而达到了普及与提高的辩证统一。他先后写下了《鲁迅先生与文艺大众化》、《大众化运动历史的鸟瞰》、《创作生活与集体生活》、《写文章要懂得剪裁》、《开展通讯员运动》等专论。1941年5月，由大众读物社编辑的《大众化工作研究》一书，由新华书店在延安正式出版发行。该书收录了鲁迅先生的名篇《文艺的大众化》，和周文、赵守一、金照、杨蜚生、王牧、林今朋等同志的文章，从而把延安的大众化文化工作推上了一个新的高潮。 　　周文同志先后就任陕甘宁边区政府教育厅长和秘书长。毛泽东亲自推荐他担任边区政府党团成员 　　1941年4月26日，陕甘宁边区政府颁布战字62号令：免去周扬教育厅厅长职务，任命周文为教育厅厅长。周文作为陕甘宁边区政府的重要部门领导同志，走上了新的岗位。 　　周文无论从事什么工作，都兢兢业业，踏踏实实。任职教育厅长后，他即深入基层调查研究，从而提出了解决边区教育事业所存在问题的措施。7月21日，周文在边区政府第70次委员会议上，作了《关于边区教育工作的报告》，对当时的边区教育工作进行了全面的回顾与总结。周文根据边区教育工作中存在的教材短缺、师资队伍不稳定、主管部门重视不够等问题，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办法，即11条办法：加强教育厅组织；加强学校的干部；按期出版教材；确定教育经费的基础；优待小学教员；执行奖励制度；确定各县县科长在突击工作时不脱离自己的岗位；有计划的调教员学习；改革学年制度；普及新文字以扫除文盲；确定教育厅与中央直属院校的关系等。会议经过扎实认真的讨论，一致通过了周文所作的报告。此后，边区的教育事业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周文的工作实绩引起了各方面的普遍重视和好评，也得到了毛泽东的肯定和赞赏。8月22日，毛泽东致信当时担任中共中央西北局副书记、中共陕甘宁边区政府党团书记、陕甘宁边区政府秘书长的谢觉哉，提出建议：“周文可加入党团，共六人，请提出中央局。政府党团向中央局负责，是执行中央局决定的，其任务是掌握政策，总结经验，大事须经中央局批准”(《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根据毛泽东同志的建议，中共中央西北局任命周文为边区政府党团成员，从而进入了边区政府的领导核心。 　　在任职边区政府教育厅长期间，周文还撰写了《谈谈公文改革》一文，在10月30日至31日的《解放日报》上连载刊出。文章提出了旧公文的三个弊端，即等级制的、反大众的、形式主义的。文章提出了在新民主主义政权下应改革旧公文，达到民主的、大众的、科学的目的。文章最后提出：“如果我们的公文真正彻底改革了，第一，将使我们政府机关里面的许多工作人员彻底从公文里面解放出来，使大家真正去对付工作，不是去对付公文，不是成天坐在办公室里咬着笔杆子在那里‘推敲’，而可以分出许多时间去办许多事；第二，将推动我们新民主主义的政权工作更加开展，因为我们的公文形式解放了，文字的运用自如了，就会有无限丰富的新鲜的非常实际的材料留在纸面上，供给每个政权工作者的研究，得出许多实质的经验教训来，去推进工作；最后，还有一个重大的意义，就是新公文完全实行了，就真正为新文化运动开拓了广大的地盘，因为这使二十多年以来没有得到市民权的白话文得到了它应有的权利，新文化运动将因为这样而更加蓬勃地开展。新文化运动更加开展了，那么，对于我们新民主主义的政权就会更加迅速地提高起来。 　　周文的文章发表以后，引起了各方面的高度重视。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给予了肯定和支持。 　　在1941年11月20日举行的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第一次会议的选举大会上，周文当选为边区政府委员。11月26日，边区政府颁布了战字第557号命令，正式任命了边区政府各厅、处、院负责人，周文被任命为边区政府秘书长。 　　1942年1月15日至16日，周文撰写的《陕甘宁边区新公文程式草稿》在《解放日报》上连载刊出。《解放日报》的编者按指出：“这是边区政府周秘书长为了改革公文，起草的新公文程式草稿，全文已经边府政务会议讨论修正，正式通过，并自即日起开始使用”，1月25日，边区政府以战字130号文件发出了《关于认真推行新公文程式的命令》。周文为改革旧公文，推行新公文程式的努力，变成了活生生的现实。作为一名成天都像燃烧在火里，并决心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为党的，献身到底的忠心耿耿的共产党人，周文无私地奉献着，发出自己的光和热。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刚刚结束不久，周文即主动请缨，要求奔赴晋西北，深入第一线。陈云致信周文，希望“在几年之中了解党和八路军将来写它出来……” 　　担任着重要领导职务的周文，始终没有放下手中的笔。尤其对他自己呕心沥血奋斗不止的大众化文化工作更是殚精竭虑，不遗余力。1942年初，周文致信毛泽东，就改革文风问题提出了建议和意见。毛泽东于2月1日复信周文：“来信收到，并已转中宣部、解放报各同志阅。你的意见很对，我们正着手改革，并准备专为此事开一次干部会。”毛泽东还特别提出：“望你向解放报写些关于此问题的文章，打击党八股与新文言”(引自《毛泽东书信选集》)。就在毛泽东复信周文的当天下午，中央党校开学典礼隆重举行。毛泽东在会上发表了题为《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明确提出：“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这就是我们的任务”(《毛泽东选集》，第3卷)。全党的普遍整风学习由此开始。周文投入了轰轰烈烈的延安整风运动之中。 　　1942年5月2日、16日、23日，“延安文艺座谈会”在杨家岭中央办公厅隆重召开。周文出席了座谈会。在座谈会召开之前，毛泽东曾多次找他谈话，征求对延安文艺界有关问题的意见，在座谈会闭幕前，全体与会代表合影。毛泽东主动来到周文面前，与他亲切交谈。这时，边区群众报总编辑胡绩伟恰好在周文身边。周文向毛泽东介绍了胡绩伟。毛泽东高兴地说：“哦，群众报，办得好，我们都喜欢”。(据《陕西日报》，1997年4月18日周末版所刊《用兵如神的彭老总》)。 　　亲耳聆听了毛泽东的讲话，使周文和其他与会同志感到思想上豁然开朗，在眼前展现出一个新的天地。毛泽东同志的号召使正处在创作旺盛时期的周文激情洋溢，他向党组织提出辞去行政领导职务，前往晋西北，深入第一线的请求。党组织经过反复考虑，同意了他的辞职报告。5月30日，延安文艺座谈会结束仅仅7天之后，边区政府发布了战字第355号命令，宣布：本政府秘书长周文另有任用，着即免职，遗缺以建设厅长高自力兼任。 　　周文是“延安文艺座谈会”后，最早提出深入群众、深入基层、深入敌后抗日根据地的请求的作家。毛泽东听到这个消息，十分高兴地对周文说：“你好的，到晋绥真好，贺龙要人，要一批知识分子到晋西北”(据《情钟大众》一书所录《周文年表》)。担任中央组织部部长的陈云也致信周文，信中说：“凯丰同志本来决定你留在中央文委工作，后来觉得你写部队小说还可以。因此就让中央组织部调你去晋西北工作。在几天之中了解党和八路军将来写它出来”(引同上)。党中央领导同志的关心和鼓励，更坚定了周文奔赴晋纷边区的决心。 　　8月8日，延安鲁迅研究会向即将奔赴晋纷的周文，赠送了一尊鲁迅先生的石膏像。石膏像的背面题写着：“周文同志：此番去晋西北，愿您以鲁迅精神为精神，帮助那里的人民 延安鲁迅研究会 一九四二、八、八”。这尊鲁迅像伴随着周文走上了新的征程。9月15日出版的晋绥《抗战日报》报道说：“作家周文同志于日前由延安来晋西北，并即参加晋西北文化教育工作。” 　　在周文的脚下，路还很长…… 　　在周文离开延安的10年之后，他在北京遽然离世,死后还被“党内除名”。又过了23年，毛泽东和邓小平两位历史传人亲自批示，为周文平反。 　　毛泽东同志在抗日战争期间曾说过这样一句名言：延安，好比中国的伦敦。 　　从延安来到晋绥边区，环境变了，但周文那一腔火热的共产党人的赤胆忠心没有变。在晋绥边区，周文先后担任中共晋绥分局书记林枫同志的政治秘书、分局宣传部秘书、晋绥边区文协主席、晋绥分局秘书长等职，并先后兼任《晋西大众报》(后改为《晋绥大众报》)社社长、吕梁文化教育出版社社长、《抗战日报》(后改为《晋绥日报》)社社长等职务。无论在哪个岗位上，周文都踏踏实实地埋头苦干，多有建树。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尽管周文在晋绥没有完成写作反映部队生活的小说的任务，但他却对两位青年作者马烽和西戎写作长篇小说《吕梁英雄传》倾注了极大的心血。应该说，脍炙人口、传诵一时的《吕梁英雄传》，如果没有周文的呕心沥血，也就不会诞生在四十年代的晋绥边区。 　　1946年4月，周文奉党中央之命，调任中共四川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新华日报》社副社长兼主笔。同年7月下旬，周文奉调返回延安。9月，周文再次向党中央提出申请，请求返回晋绥边区。10月，他被任命为中共晋绥分局宣传部副部长，同时负责《晋绥日报》和《晋绥大众报》的领导工作。1949年5月18日，周文率晋绥边区文艺工作者代表离开晋绥分局所在地临汾，前往北平(今北京)。月底，晋绥边区代表和陕甘宁边区代表合并组成西北代表团，周文任副团长。7月2日至19日，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在北平举行。期间，周文被推选为主席团成员，并作了题为《晋绥文艺工作概况简述——西北代表团晋绥部分文艺工作者发言》的大会发言。文代会结束后，周文被通知留在北京。其间，周恩来曾希望他参加正在筹组中的中央政府政务院秘书处的工作。周文十分感谢周恩来的信任和关怀，但他觉得自己马列主义的理论水平还不能适应工作的需要，便向周恩来提出希望进入中央马列学院学习。周恩来同意了他的请求。周文被任命为马列学院秘书长，同时担任语文教学工作。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典礼隆重举行。周文作为中央直属机关的代表，参加了观礼活动。 　　建国以后，周文在马列学院的工作岗位上，一方面承担了大量琐碎具体的行政领导工作，一方面又担负着繁重的教学任务。但他仍然坚持“挤”和“钻”，写下了大量的文章，如《作文研究》、《〈实践论〉与革命文艺工作者》、《英雄的史诗——〈上饶集中营〉》、《江西根据地见闻》、《〈实践论〉与文艺上的反映问题》、《我对目前文艺工作的意见》、《坚持二十年的游击战的赣粤边》等。 　　1951年12月1日，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从此，“三反”运动在全国开始。周文作为马列学院的秘书长，具体负责学院的“三反”工作。1952年2月，周文根据学院“三反”工作的实际情况，起草了马列学院《三反工作情况汇报》，上报中央直属机关党委。毛泽东看到这份报告后，批示指出：“此经验很好，特发全党参考”(据《情钟大众》一书所录《乘理虽死而非亡——忆周文》)。但是，由于这份汇报在所介绍的“打虎”经验里的受贿数字稍有出入；就被所涉及到的个别人抓住不放，攻其一点，不及其余。马列学院的“三反”运动的形势迅速转化，作为学院“三反”运动具体负责者的周文，却成了部分人的斗争对象。一介书生，以身患肺结核病、心脏病、肠胃病、肝萎缩等多种疾病的衰弱之躯，又承受着轮番批判、斗争，一次又一次地写下检查书，使周文的健康受到了严重的摧残和损害。7月1日，周文因患急性肺炎和急性肝萎缩并发症而停止了呼吸。这一天，是他刚刚度过自己45岁生日的第14天。 　　周文走完了自己的人生旅程，但他的灵魂却不能得到安息。学院的个别人为了掩饰迫害和摧残周文的行径，又匆匆忙忙地做了周文“自杀”的结论，并给死者以党内除名的处分。周文的遗体被亲属草草埋葬在北京西郊了一座无名公墓里。6年之后，周文夫人郑育之同志将周文的遗骨迁葬至北京万安公墓。墓碑上只刻着“何开荣之墓”五个字。 　　周文遽然离世后，他的亲人们——妻子、儿子和3个女儿却仍然执着地缅怀着他。他们四处奔波，一次次地申诉、上访，要求复查，期望能使历史的真相大白于天下，以告慰那个在九泉之下尚不能安息的灵魂。 　　1975年10月30日，毛泽东主席在郑育之同志的来信上批示指出：“此件印发在京政治局各同志，同时送李井泉、郑育之二同志各一份”。毛泽东特别指出：“周文同志是被迫死的，如不受压迫，他不会死，此点我看没有疑义，请中央组织部予以复查，妥善解决”(引自《情钟大众》一书所录《乘理虽死而非亡——忆周文》)。根据毛泽东的批示精神，中共中央组织部派员进行复查。经多方查证，并找到当年经办周文“自杀”案件的当事人予以核实，周文同志系因病去世，而并非自杀。当年宣布的“验尸结论”是被人蓄意纂改过的。11月15日，中共中央组织部核心小组向中央呈送了复查报告。报告写道：“遵从主席批示，我们对周文同志受政治迫害致死的问题，进行了复查，事实证明，主席的批示，是完全正确的。”报告还提出：“我们建议：1．对周文同志予以平反，恢复名誉。撤销原服毒自杀、党内除名的错误决定。并通知其家属子女所在单位。2．将周文同志的骨灰移放八宝山革命公墓，并举行骨灰安放仪式。3．周文同志家属生活方面的问题，请有关单位妥善解决”(引同上)。11月28日，邓小平同志在《毛泽东关于周文同志问题的批示和中央组织部的复查报告》上作了批示，指出，政治局会议同意中央组织部对周文同志的复查报告，同意中组部所拟三条和善后处理意见(据《情钟大众》一书所录《周文年表》》。在毛泽东和邓小平两位历史伟人的亲自关心下，周文的冤案得以迅速平反。1976年1月27日，周文同志的骨灰安放仪式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隆重举行。 　　进入改革开放的新的历史时期之后，四川人民出版社于1980年，人民文学出版社于1981年，先后出版了《周文选集》。在此之后，周文的名字一次又一次地被报纸、刊物和书籍提及，周文的作品和业绩一次又一次地被人们传诵、探讨、研究。1994年11月，由中国文联、中央党校等单位联合主办的周文纪念暨学术研讨会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隆重举行。周文的战友、亲人和家乡的代表与专家、学者们会聚一堂，对周文的业绩、贡献和创作，进行了公正的评论、研讨。1997年6月，在周文诞辰90周年之际，周文同志纪念会暨学术研讨会又先后在上海和西安隆重召开，把对周文同志生平和文学作品的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 　　张爱萍将军为周文同志九十诞辰暨作品研讨会题写了“人民作家、大众知音”的题词，表达了老一辈革命家对周文同志的深切缅怀之情，和恰如其份的、客观公正的评价。 　　历史终究是公正的。一位曾经以自己的生命和心血为人民大众竭诚奉献的人民作家、大众知音，必将在人民大众之中得到永生。 　　原载《延安文学》1998年第2期 　　又载《新文学史科》1998年8月第3期 　　 再论周文/王莹，何检朝主编.—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