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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化运动历史的鸟瞰

周文

(1941年 延安) 　　一、抗战以前的概况 　　“文艺大众化”这个口号，是1930年春天提出来的，这个口号的酝酿，是在当时的前一两年间，“革命文学”论战的时候。到了1930年，左翼作家形成了大的团结，在3月2日正式成立了。左翼作家联盟，为了“革命文学”的实践，所以就在它成立的这个时候，提出了这个口号。 　　关于这个口号，曾经有鲁迅先生和郭沫若先生等六七位写了文章，又还有十来位作家举行了“文艺大众化问题座谈会”。这所有的文章和座谈会的记录，都发表在当时出版的《大众文艺》2卷3期上。 　　对于这个问题，沈端先先生的文章里面，曾经引了一段列宁的这样的话：“第一，艺术非为着民众，为着几百万勤劳的大众——就是为着工人农人而存在不可。艺术非成为这些人们的东西不可。艺术的根底，应该深深地埋在民众里面。在几百万的全人口里面，单单为着几百人乃几千人而存在的艺术，是不必要的。艺术，是属于民众的。所以，在勤劳大众里面，艺术应该种下它的深根。艺术，非使大众理解不可，非使大众爱好不可。艺术应该和他们的感情、思想、意志结合，而使他昂扬起来。在大众里面，艺术应该唤醒大众的艺术家，而使这些艺术家发展，工人和农人大众，正在需要黑面包的时候，难道我们将一点甜蜜的饼干送给少数人就行了吗?……”从这段所引的话里面，很可以看出当时提出“大众化”这个口号，所表现的两方面的意义：一方面，就是“艺术应该和他们(大众)的感情、思想、意志结合，而使他昂扬起来”；另一方面，就是“艺术，非使大众理解不可，非使大众爱好不可”。这就是说：一方面，艺术，应该以大众的意识为意识，就是应该把大众的世界观和世界感成为自己的东西，并且还要去唤醒大众的艺术家，而使这些艺术家发展。这，就是当时提出“大众化”的中心意义，也就是“大众化”所努力的方向。 　　当时，鲁迅先生的那篇文章，还提出了极精辟的意见。他一方面这样号召：“所以在现下的教育不平等的社会里，仍当有种种难易不同的文艺，以应各种程度的读者之需。不过应该多有为大众设想的作家，竭力来作浅而易解的作品，使大众能懂，爱看，以挤掉一些陈腐的劳什子”；一方面他又提出这样的警告：“若文艺设法俯就，就很容易流为迎合大众，媚悦大众，迎合和媚悦，是不会于大众有益的。”最后，他很清醒地向大家指出：“多作或一程度的大众化的文艺，也固然是现今的急务。若是大规模的设施，就必须政治之力的帮助，一条腿是走不成路的。” 　　当这个口号提出的时候，政治上的压迫是很厉害的。但是不管怎样厉害，大家仍然坚决地向着大众化这个方向前进，而且勇敢地为着这个方向争取新的政治环境。1931年2月，“左联”的五位作家：柔石、胡也频、白莽、冯铿、殷夫等，首先就用了他们的生命殉了他们的理想——在上海的龙华被屠杀了。到了“九一八”事变发生，民族危机严重的时候，对于加紧唤醒民众，更是感到非常的迫切，因此大众化的深入的实践，更是成为当时的紧急任务。《十字街头》、《文艺新闻》这些刊物，都就出现了些利用旧形式的大众化的作品。现在还能够看得见的，如像鲁迅先生写的几篇唱本：《好东西歌》等，以及瞿秋白先生写的唱本：《东洋人出兵》等。这些，都是为了使大众“容易懂”，最初开创大众化道路的尝试，也是具有历史意义的文献。 　　到了1932年“一二八”以后，民族危机是更加严重了。大众化，在艺术的各部门，都迫切地需要伸展它的力量。在戏剧方面，当时上海工人区域，曾经出现了草台班式的“蓝衣剧团”，街头剧随之而产生；在美术方面，连环图画的问题，也提到了议事日程上，鲁迅先生用了最大的力量来提倡木刻，开办木刻讲习班等，在歌谣小调方面，“左联”曾经大量地利用，写成新的内容，用油印的小册子经常发散到工人农民当中去；在小说创作上，左翼作家们都特别注意到形式和语言的大众化，在当时的刊物上，还出现了新形式的墙头小说和报告文学之类，而墙头小说和报告文学，“左联”的联盟员们还经常用壁报的形式把它们出现在上海工人区域的墙上。 　　为了不局限在左翼的圈子里面，更进一步地克服过去某些关门主义的倾向，使大众化运动更加开展，在丁玲先生编辑的《北斗》上，就又特别把“文艺大众化”这个题目，征求了(包括非左翼的)更多的作家发表意见，一共有几十篇之多。 　　问题也跟着深入地展开了，开始讨论到大众文艺的关于现代普通话问题和技术问题。这问题的主要发动者和参加者是瞿秋白先生和茅盾先生。瞿秋白先生开首的一篇文章：《大众文艺的问题》的结尾，这么说：“现在的事实是：大众文艺和非大众文艺同时存在着。这是因为封建的等级制度的残余，尤其是在文化上，还维持着统治的地位，绅士等级和平民等级没有共同的语言。谁要是否认这个事实，他就不能够有正确的斗争路线。……现在是要非大众的革命文艺大众化……在大众之中创造出革命的大众文艺出来，同着大众去提高文艺的程度，一直到消灭大众文艺和非大众文艺之间的区别，就是消灭那种新文言的非大众文艺，而建立“现代中国文”的艺术程度很高而又是大众能够运用的文艺”。茅盾先生则提出“技术为主”的问题，可惜我手边没有那篇论文，无从引证。这现代普通话和技术的问题，讨论的结果，在当时虽然没有作出结论，但是这对于创作问题给了更进一步的提示。 　　关于形式方面，如连环图画等，还和当时自称为“第三种人”之流，发生了论争。鲁迅先生指出：“连环图画是产生不出托尔斯泰，产生不出弗罗培尔来，但却可以产生密开郎该罗，达文希那样伟大的画手。”到1934年春天，在“左联”内部，对于形式问题，还再一次的引起了一个小小的论争。鲁迅先生在《论旧形式的采用》那篇文章里面指出：“‘旧形式的采用’的问题，如果平心静气地讨论起来，在现在，我想是很有意义的，……采取若干，和‘整个’捧来是不同的……旧形式的采取，必有所删除，既有删除，必有所增益，这结果的是新形式的出现，也就是变革。而且，这工作是决不如旁观者所想像的容易的。” 　　这以外，“大众化”问题，还踏进了翻译的领域。鲁迅先生和瞿秋白先生对于这个问题进行了深刻的商讨。批评了当时的“宁可错些不要不顺”和“宁信而不顺”的两种关于翻译的说法。而主张用“群众有可能了解和运用的语言”来翻译。从这以后，在翻译界发生了很大的影响，比如我们后来看见的瞿秋白先生译的《高尔基选集》，以及鲁迅先生译的《死魂灵》和《錶》之类，也就是沿着这个方向努力的。 　　当时，为了更具体地执行大众化的任务，“左联”本身还成立了“大众文学委员会”。在1932年底曾经计划出版《大众文学丛书》，是把国际的革命文学名著整编成大众本。我曾经用何谷天笔名编了三本，《铁流》和《毁灭》的大众本刚刚出版就被禁止了，以致第三本《没钱的犹太人》和另外有三位作家编成功的《士敏土》，《布罗斯基》，《石炭王》，都永远被埋没。(以后有中学生书店等二三个书店，曾经仿照这办法出版了好几套改编的外国作品，名为《通俗本》，如《茶花女》之类，但是因为内容的关系，就不及《铁流》之类为工农大众所热爱)。 　　“左联”的诗歌研究会，还出版一种“新诗歌周刊”，登载大众的诗歌，新形式的和利用旧形式的都有，但是出了几期之后，也禁掉了。 　　此外，还出现了一种大众化的小型报纸，是共产党江苏省委出版的，名叫《真话报》，里面所登载的，新旧形式都有，是翻印的。完全是在地下活动，专门发散到工厂里去的。听说不久也被破坏了。 　　这里，值得特别提一提的是：在新闻界资格很老的申报馆，也计划出版一册完全白话的大报，当时听说已经在大规模的筹备，但是不久，申报馆长史量才先生遭到压迫者的暗杀，于是那计划也就流产了。 　　音乐方面，也走上了大众化的道路，开始出现了聂耳先生等的新兴的大众歌曲。后来，哲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等，也都提倡大众化，如像艾思奇先生的大众哲学，顾均正、高士奇、董纯才先生等的自然科学小品，刘薰宇、庶谦、廖甲先生等的通俗数学讲话。而把政治问题大众化，是邹韬奋先生等的“大众生活”，和柳湜先生等的“读书生活”等等。教育的大众化，则有当时陶行知先生等所提倡的生活教育，他们还出版了些通俗的儿童读物和工人读本等等。以上的这一些，都在各自的部门里面开辟了自己的道路，推广了大众化的范围到全个文化领域，在群众当中发生了很大的影响和作用。自然也都受到压迫，只是他们表现在政治上直接和间接的差别，所受到的压迫才有轻重的不同罢了。像“大众生活”是很快就被禁止了的。 　　白色恐怖一天比一天更加厉害，而且还来了古今中外从来没有过的所谓“文化剿匪”，一切文化事业都遭到摧残和迫害，而大众化的东西是绝少有公开抬头的可能。随着这所谓“文化剿匪”袭来的，是最反动的文化上的复古运动，主张恢复文言和读经来愚弄民众。整个文化界(包括左翼以及非左翼)都感到不能的忍受，就爆发了反复古的斗争。在斗争起头，那中心是白话和文言的斗争，接着就提出了“大众语”，而发展成以大众语为中心的论战。这个论战的范围，空前地扩大，整个文化界，整个国内每一个角落的报纸杂志，都卷进了战场，时间继续了几个月之久，算是冲破了当时的所谓“文化剿匪”。这次的大众语论战，实际上就是“文艺大众化”这个口号从1930年提出以来，酝酿了几年的总的大爆发。是在压迫与被压迫、黑暗与光明不断的战斗过程当中，“大众化”这口号，已经逐渐为一切有正义感的大多数文化人士所赞成，而把它在这时候更进一步的发展。这发展，是表现了无产阶级在这一问题上的彻底性，和它的深刻的领导的意义。 　　不过问题到了“大众语”，文化界内部对于它的争执之点，是很多的，譬如方言土语的问题，白话文应不应该反对的问题，等等。这些问题的最后的解决，是拉丁化——就是拼音符号的新文字的提出。关于音符问题，其实很早在“五四”的时候，就曾经有人主张过，他们主张废除汉字，实行罗马字，但是他们拘于四声，终于很难得行通。在1930年讨论大众化问题的时候，音符问题也被人顺便略略提起过，但是还不能够引起注意，瞿秋白、吴玉章同志等正在苏联研究改造中国文字的工作，作成“中国拉丁化字母”，1931年7月，瞿秋白同志写了《罗马字的中国文还是肉麻字的中国文?》这篇文章，把他们的研究公布出来。吴玉章同志近来写的一篇“新文字与新文化运动”里边说：“一九三二年九月二十六日，中国工人召集了新文字第一次代表大会，在海参崴中国新改组的大戏园开幕，除各地代表外，远东中国工人到会的有二千多人，很热烈地表示欢迎中国新文字。我和林伯渠、肖三、王湘实等同志，及苏联语言学专家龙同志等多人被推为制定新文字方案的起草人，我们汇集从前各种方案及各专家研究所得，详细研究作成方案。经过了大会几天的讨论，作出了下面的“中国汉字拉丁化的原则和规则”底决定。不过，以上的这些文字和情形，在中国国内的文化界知道的很少，还无从讨论起。一直到大众语论战的时候，对于拼音问题，在思想上的准备已经足够了，而拉丁化方案在这时候也已经在上海被介绍过了，真是“万事齐备”，而且又有了“东风”，所以，拉丁化的问题一提出，就使得一切问题都正当解决。而且，从这个问题，也明白的显示出，要彻底的大众化，只有实行拉丁化才有可能。鲁迅先生在当时写的《门外文谈》里面关于拉丁化这样指出：“他只有28个字母，拼法也容易学。……现在在华侨里实验，见于成绩的，这只是北方话。但我想，中国究竟还是讲北方话——不是北京话——的人们多。将来如通行的大众语，那主力也恐怕还是北方话罢。为今之计，只要酌量增减一点，使它合于各该地方所特有的音，也就可以用到无论什么穷乡僻壤去了。”他并且主张：“启蒙时候用方言，但一面又要渐渐地加入普通的语法和词汇去。先用固有的，是一个地方的语文的大众化，加入新的去，是全国的语文的大众化，”接着，蔡元培先生等七百多人发表了一个成文的新文字的宣言，当中指出：“汉字如独轮车，国语罗马字如汽车，新文字如飞机。” 　　自然，这也很明显，没有政治的保障和帮助，拉丁化是没有办法实行的，为了救急，当时的文化界就发动签名，由许多作家提出了手头宇(就是简笔字)来作为过渡。而当时的南京教育部，为了怕拉丁化的实行，作为缓和的办法，也有采用手头字的议论，还传说他们要铸手头字的铜模。但是，“议论”不过是“议论”，不久就又自行取消了。 　　而接着来的，是对于文坛更加厉害的压迫，普遍的检查制度设起来了。那检查的严密，像网罗一般，几乎连大众两个字都不准出现。大众化问题就遭到了空前的灾难。 　　在1934年秋，“读书生活”就提出“通俗化”的口号，来代替“大众化”的口号。这是在当时的极端严厉的压迫下而不得已的办法，是使大众化的口号，用别一种面目继续下去。读书生活出版社后来还出了“大家看”之类大众化的刊物。那是已经快临到抗战前夜了。 　　这里，我应该提到北方。自从“九一八”以后，在北平，有通俗读物编刊社出现，专门编印利用旧形式的小册子；在定县，平教会也编印些利用旧形式的小册子。他们都主张通俗化，在北方，他们都尽了教育大众的任务。在抗战前夜，顾颉刚先生等还出版了《大众知识》，文字虽然还不很通俗，但是都是为了这方向奋斗的。 　　总括起来说，“大众化”这个口号，自从1930年提出来以后，直到抗战爆发，这六七年间，虽然遭受到不断的压迫。而且一次比一次更厉害，但是它还是不断地发展着。从文艺大众化开始，推广到艺术的各个部门，如音乐、木刻、绘画等，更进而推广到文化的各个部门，如哲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等，真是一天比一天更加广泛；而问题，则从内容到形式，技术，语言，一直到文字的彻底的改革，真是一天比一天发展得更深刻，这六七年间，大众化的问题达到如此全面的深入的解决，是由于中国的民族危机加深，民族民主革命形势的高涨，而这一革命，是由于无产阶级所坚决领导，为全国人民大众，为全国一切不愿做亡国奴的文化人士所热烈参加。而在文化上，左翼自身逐渐克服了战斗主义的倾向，和一切参加救亡运动的文化人士逐渐结成了一天比一天广泛的统一战线，所以不管当时的压迫者用尽怎样残酷的方法来摧残、阻扰、压杀，它还是勇往直前地发展下去，为抗战以后大众化运动的广泛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不过，大众化在抗战以前，究竟还只是论争的阶段，还只是在文化的各个部门进行实验的阶段，还不可能走向大规模的实施，正像鲁迅先生所指出的：没有“政治之力的帮助，一条腿是走不成路的”。 　　二、抗战以来的概况 　　到了1937年“七七”抗战爆发以后，在全国各党、各派、各界、各军大团结的基础上面，客观的政治环境有了新的变化，而在主观上，文化界的统一战线更加扩大了，都一致地为了唤醒民众起来抗战而努力。适应着这广大的要求，大众化的运动就空前地开展起来，单是出版物的方面，通俗的报纸、刊物、小册子，在各地都接连地生长，如雨后春笋一般，非常蓬勃，根据我们所知道的，有以下的这些：一，通俗读物编刊社，由北平搬到西安，搬到汉口，搬到重庆，一直都大量地出着小册子；二，1938年2月，汉口方面出版了《大众报》，武汉快要失守的时候，他们就分散到战地，在襄阳，在西华等地分头继续出版，他们随着战局的变化，做着文化游击的工作，一直坚持到现在；三，1938年4月，成都方面出版了“星芒报”，他们虽然受到政治上很大的压迫，但是他们由“星芒报”变为“蜀话报”，变为“新民报三日增刊”，以后他们在文协成都分会里出版“通俗文艺五日刊”，一直支持到1940年6月；四，1938年12月，西安方面出版了《老百姓报》，还出版很多小册子，一直支持到1940年四五月；五，1938年，生活书店在《大众报》的编辑和国难教育社以及通俗读物编刊社的努力之下，出版了很多小册子；六，1938年，重庆战时书报供应社出版“壁报资料”；七，1939年，全民抗战社出版《全民抗战战地版》，五六月间，又出版“全民抗战通俗版”；八，1939年，二战区黄河出版社出版老百姓唱本丛书；九，1939年，重庆方面军委会政治部、教育部、后方勤务部、慰劳总会等，出版些民众和士兵的读物；十，1939年底，桂林方面，文化资料供应社出版《新道理旬刊》和一些小丛书，以及长篇通俗小说；十一，1939年，全国文协出版“抗战文艺战地版”；十二，1939年，在江西吉安出版的《大众日报》，也附出一张通俗的报，名叫《大众生活》；十三，1940年，晋西北方面，吕梁文化教育出版社出版各种通俗小丛书，十月出版的“晋西大众报”；十四，1940年3月，陕甘宁边区成立大众读物社，出版《边区群众报》、《大众习作》、《大众文库》，《大众书库》等；十五，1940年8月，八路军留守兵团，出版《连队生活战士版》；……等等。其他地方，如各个抗日根据地，听说也在出版这一类的东西；此外，还有其他许多刊物，如《文艺阵地》、《文艺后防》、《抗到底》、《时调》等等，都或多或少地登载大众化通俗化的作品，真是形成了一时极其蓬勃的气象。 　　这些报纸、刊物、小册子，我们大概可以分为以下的几个类型： 　　一《星芒报》型，包括《蜀话报》、《新民报三日增刊》、《老百姓报》、《晋西大众报》，等等。这些都是通俗的报纸。它的特点，就是大量利用旧形式。(不过《晋西大众报》最近有着很大的改变)。 　　二《通俗文艺》型。包括《全民抗战战地版》和《通俗版》、《新道理》等等。这些都是通俗的杂志式的小刊物，它的特点是大量的利用旧形式。 　　三《大众报》型，差不多很多的通俗的战地小报，都属于这一类，它的特点是：1.不及《星芒报》等通俗，2.利用旧形式，但是也注重新形式。 　　四通俗读物编刊社的小册子型，包括生活书店，政治部，教育部，后方勤务部，慰劳总会，老百姓报社等所出版的小册子，特别是完全利用旧形式。 　　五《边区群众报》型，包括《连队生活》。它的特点是：制造新形式，改造旧形式。 　　以上，我只是偏重于出版物方面的叙述，至于其他，如音乐、绘画、戏剧、新文字(听说在上海很发展)等等方面，都也有很蓬勃的发展。我这里从略。 　　如果我们单单照上面所叙述的概况看来，如果说大众化运动，在抗战前是论争的阶段，是实验的阶段，那么，在抗战以后，却是大量实施的阶段，不过，我们应该指出几点；第一，在这个时期，是大批新起来的救亡分子；参加了这个工作，在过去提倡大众化的人，比较起来，只占少数；第二，这些新起来的救亡分子，他们为了救亡热烈地执行当时“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所提出的“文章下乡”“文章入伍”的口号，但是大都只注意于单纯的宣传，因此，有些出版物里面某些作品，还不免于在思想上迎合大众，和任意的运用语言，滥用旧形式等等，以致不自觉地陷于庸俗化；第三，正因为大都是新起来的救亡分子，他们对于抗战前几年间的大众化运动的历史、斗争的过程、实践的成果，还不大清楚，在武汉失守以前，又重复争论着通俗化的这个口号，有的人甚至于把通俗化离开了正确的大众化的意义孤立出来，无怪曾经引起许多作提高工作的作家们的反感。 　　一般地说起来，这一切的通俗的报纸、刊物、小册子，基本上都是很进步的，都是为了抗战，而且都是很接近民众的，因此也就成为亲日派顽固派的眼中钉。当武汉失守，国内政治上的逆流开始涌来的时候，它们都逐渐受到比任何刊物报纸更严厉更残酷的压迫，到了去年，大后方更进一步恶化的时候，许多通俗的刊物报纸就都纷纷被禁止了。这是又一次证明了鲁迅先生的话：没有“政治之力的帮助，一条腿是走不成路的！” 　　至于在抗日民主根据地，大众化运动，则在广大地深入地开展着。我们在“陕甘宁边区”所看见的，如音乐方面，在这几年来有了很大的成就，像那有名的“黄河大合唱”之类；美术方面，如木刻、钢笔画、毛笔画等等的连队图画，年画之类的发展；戏剧方面，如民众剧团、烽火剧团等上十个剧团的努力，有的是批判地利用旧形式，有的是在创造适合民众需要的新形式；文学方面，如《大众文艺》、《大众习作》的出版，对于大众化的作品大量发表和提倡，又如像诗歌朗诵的实验，街头诗歌运动的推行等等；新闻事业方面，如《边区群众报》和《连队生活战士报》等等，在创造着新的形式，各分区的地方小报，都也在向着这方向努力。 　　自然，以上的这些，它们在发展过程当中，有些部门固然已经显示出新的形态，新的萌芽，但是有些部门，对于某些问题，譬如通俗和提高的关系上面，还显示着没有达到一种协调的地步，以致在它本身的发展上还没有达到它应有的更大的成绩，不过，在1940年三四月间，毛泽东同志的《新民主主义论》，利洛甫同志的《抗战以来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运动与今后任务》，这两篇辉煌的文章的发表，发挥了最大的指导意义。《新民主主义论》的里面这么指出：“这种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大众的。它应为全民族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大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要把教育革命干部的知识与教育革命大众的知识在程度上互相区别又互相联结起来，把提高与普及互相区别又互相联结起来。”《抗战以来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运动与今后任务》的里面这么提出：“一，关于新文化，除应该是民族的，民主的，科学的而外，应该又是大众的，这包含着两种意义：(一)新文化必须是代表大众的利益，为大众的解放而斗争的武器。否则新文化就不能服从于它自己的政治任务。真正能为民族，民主，科学而斗争的新文化，必须是大众的新文化，而不是少数特权者，剥削者的文化；反之，大众的新文化，也必须是能为民族，民主、科学而斗争的文化。在这个意义上的新文化的‘大众化’不但不是降低新文化水准，而正是提高新文化的水准，但是这样的新文化，由于旧社会给予大众的低下的文化水平，今天可能还不为大众所完全了解；(二)新文化要完成自己的任务，必须为大众所接受、所把握。因此，新文化的大众化，还有另一方面的意义，即为了使新文化成为大众所懂得所接受的文化，必须使新文化去适应今天的文化水平。在这一意义上的大众化，就包含有把新文化通俗化的意义。通俗化不是曲解新文化，使新文化庸俗化；而是用比较浅显的表现形式为大众所了解。这种通俗化的目的，不是为了使大众停留在今天他们的文化水平，而正是为了要提高他们的文化水平。二，提高新文化使之成为大众的文化，通俗化新文化使之成为大众所能接受的文化，这大众化的双重任务，必须由新文化工作者来完成，离开了一方面，新文化运动的任务就不能完成，这种任务，同样重要，而且也是同样不容易完成的。三，一个文化工作者，可以同时负担大众化的双重任务；一方面积极提高新文化的水准，而同时又时时刻刻设法使自己所了解的东西通俗化，以传到大众中去。一个文化工作者可以偏重于负担一方面的任务。但偏重于做通俗化工作的人，只有时时刻刻提高自己，才能真正的通俗化；而偏重于做提高工作的人，只有时时刻刻接近大众，了解大众，把握大众，向大众学习，才能真正的提高。不然通俗化会变为庸俗化，而提高变为脱离大众。这两种倾向都是应该反对的。” 　　上面的这些论点，在大众化问题上，显示了新的进一步的发展，新的进一步的收获。它们极有力地澄清了几年来文坛上尽是纠缠不清的问题，极清澈地指出大众化的前途和方向，而关于大众化的提高与通俗相互的区别和相互的联结，给人极明确的画出。一年来，边区的以及其他抗日根据地的大众化运动，都在这样理论的辉煌照耀之下，向着无限青葱的远景加速地前进着、发展着。 　　在边区，在1937年，关于拉丁化运动，曾经由徐特立同志主持，推行过一个时期，到了去年，吴五章同志发表了《新文字与新文化运动》的论文，着力阐明拉丁化运动在建立新民主主义文化当中的重要作用，指出它一方面是大众化，一方面是国际化的意义。并且又用了全力来主持，在延安各区乡的群众当中首先推行起来，已经收到很大的效果，在两个月当中，扫除了一千多个文盲，今年又决定在各县普遍推行。这就为彻底的大众化前途，开辟了极宽畅极便利的大路。 　　大众化，在边区里面真正大规模实施起来了。它在这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环境里边，真正负担起建设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的任务。它不仅仅得到政治之力的帮助，而且得到政治之力的很大推动，它已经不是一条腿，而是很健康的两条腿，在这广大的自由天地里面大踏步前进！ 　　(载1941年5月《大众化工作研究》) 　　 周文论文艺大众化/何俭朝，高西莲主编.—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