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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摸索中得到的教训

周文

我和文学的关系，也许可以说是在六年前住在西康的时候开始的。那个期间弄笔时的情形，现在回想起来，自己觉得是未免有些儿大胆。在那时以前，我所学的东西和我所想做的东西可以说完全不相干。私垫我读过十年，文章自然是常作，但那些“人云亦云”的“且夫天下之人”的东西，现在一想起，自己都会不知不觉地要汗流浃背的。后来虽是读了两年公立学校，可是除了认识了仅有的几个ABC之外，文章依然是“且夫天下之人”。后来因为生活问题不得了了，终于很可惜地离开那些少爷们“咿唔咕哔”的乐园，走上自己非走不可的征途。一直到这个时候，关于新文学是什么，我还听都没有听见过。不过在那卑污龌龊的宦场中弄弄“等因奉此”，在那互相倾轧的半军学校中学学“稍息立正”之余，一提起那在我的理想中起着一种簇新幻影的公立学校生活，自己是非常的神往，引为毕生的遗憾的。也许就因为这样，一听见那些从学校里面出来的朋友提起新文学这东西，自己就非常的爱好。本来没有一点戏剧经验的我，后来也居然大胆地演过一两回戏剧，在我自己是清楚地知道，那根源应该是这样的。 　　文学，我开头是爱好，后来终于也就写。首先我对我自己不能住学校而干“等因奉此”不满，其次是家庭问题的不满，自己似乎很孤独，于是也就对于在同事间谈谈，“今天天气……”之类更不满。想发泄又无处发泄，于是在西康的图书馆里一发现几本文学书，便像发现了新大陆般，马上就结为好朋友了。初初一发现这中间还谈到人的问题，自己就像找着了发泄器一般，于是开始写。冒昧自然是冒昧的；不过那时并不知道有所谓“登龙”，还有所谓文学家，我做我的，于是甚么都不相干，居然也作了四万字，自己看看，朋友看看，偶尔得着几声同情，自己也就好像发泄了。 　　西康这地方，人的分别很简单：军人，官僚，商人，喇嘛，乌拉娃。做“等因奉此”的人，每天除了机械的办公而外，就是麻将，鸦片，钻营，趋奉，乌烟瘴气；现在想起来，也真要不寒而栗。在这地方我曾经看见了一个我曾经敬重过的老师，居然不惜因为一个“蛮娼”而吃醋的问题，暗派一个挂盒子炮的亲信弁兵用铁棍打我一个同学。自然，六年来的军政界的生活，使我对于每个人已经起了怀疑，可怕，现在我所仅有的敬重的面孔是已经被撕了下来现出一副巨齿獠牙的原形来了。从此以后，我更看见而且亲尝了许多狰狞可怕的事情。我在死的边沿上爬过几回了。我怀疑了一切。颓废。不过我常常痛苦地想：我就这么堕落下去么?不。决不。“飘流”对于我是一个极煽动的字眼。我好像觉得，人生不过如此，不如到处飘流去好。终于在一天早上，我毅然决然地抛弃那黑化的西康，冲着雪飘出来了。不过这儿有一个极严重的问题：生活能力如此薄弱的我，飘出来怎么办?于是我就想：管他，做工也是人干的。人家问着我：你出去干甚么?我居然也冒昧地答他一句：学文学去。 　　自然，在这个时期，对于文学可以说是一点把握也没有的。虽然这段生活对我底对于文学确是非常重要。 　　从此我的飘流生活便开始。而且很快地就是四五年了。在这四五年当中，实际上我对于文学的关系还是非常之浅。三年前我还不懂得看文艺杂志和副刊，小说也仅仅看过几本，一般的所谓理论批评之类也还不知道有这回事的。不过看了一点小说，自己想着自己的生活来也就写。朋友一多，懂得的也就多了些。这期间曾经写过四五个短篇，后来都烧掉了。我对于认识和学习文学的突进，应该要算是“一二八”以后这一个民族生死关头，推动我不少的要求对于世界认识的勇气。个人的生活是极端困难的，苦闷自然是非常的厉害，自杀当然不行，颓废也颓废不了。非活不可，当然也就非努力不可。我于是开始买了些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问题的书以及其他的文学书。呵喝，原来世界是这么一回事!这摸索多么地困难呀!十年来终于才摸着了这一点，然而也要算“一二八”的事实终于教训了我。大祸临头，我觉得我不应该这么生活下去。我要发泄。“一二八”以后，在孤独的摸索中，我于是就开始写一个十万字的长篇。这篇题材大概是写一个小资产阶级的份子，从农村破产的被压迫的生活中走到都市，都市也不能生活，终于到“一二八”爆发的时候，虽然懂得了非抗争不可，然而终于喊出他最后的一声死了。这是一个摸索出来的，技术当然幼稚得很。后来经过一个文艺朋友的批评以后，我把它烧了。接着又看些翻译的理论书和小说，又写了几篇，一共有七八万字，在一个偏僻地方的副刊上发表，后来也烧了。在烧的时候，我终于也写了一篇《雪地》，这可以说是在《铁流》和张天翼先生的一篇《二十一个》影响之下写成的。因为他们的那种行军生活，使我想起了西康的兵，就那么写出来了。 　　这可以算是我和文学发生关系的一点点经过。 　　本来关于文学与生活和经验之类，从前已有很多人写得很多了，似乎用不着我再来写，何况我只是这么摸索出来的一点小经验。不过唯其是摸索出来的，在我自己倒觉得是非常的宝贵。我想和我的遭遇差不多而摸索着的朋友们也许有些益处的。所以我也就索性写下去。 　　我在前面已经说过，我的弄文学，并没有想“登龙”或者做“文学家”之类。从开始我就觉得要发泄，这一股怨气呀，好像骨梗在喉，不吐不快似的。同时我还有着一种幻想：这社会里面的人大抵都是青面獠牙，自私自利，刻毒残酷卑鄙龌龊的；我孤独，可是我不能离开这社会，我还有喊一喊的勇气，在几个也许比较清醒的朋友们那儿吸取些微同情的满足。后来这幻想虽然收着了一点效果，可是大都是碰了壁了，第一当然是我所遇着的朋友依然是那些人物，第二当然是我的技术太差了的缘故，后来我在许多痛苦的生活中明白了，这种幻想是不行的。在这样自私自利的社会里面，你想要在人家那儿吸取一点同情，人家倒要在你的身上吸取一点血液。我应该为那些人制造饮料么?不。决不。 　　可是文学已成为我所爱好了，我有个硬脾气，要做我就要硬做下去。我要做我自己所愿意做的东西。 　　《雪地》以后，我又做了三篇东西。可是几个朋友看了都说不行。到几个杂志去也都退了回来。苦闷是够苦闷的。可是我终于找不出为什么不行。后来我想，《雪地》的生活也许对于我比较更熟悉了的缘故，所以笔一碰就碰着了吧。 　　从此我想不再写东西。 　　当这时候，正是文艺大众化的问题讨论结束的当儿，一般地对于大众化已经提出了许多具体的办法来了。改编名著也就是那当中的一种。一部分因为生活的关系，我就想从这方面来点努力。开始我编《毁灭》。说到《毁灭》，我应该要向它特别感激。要不是这本书，我的文学生活也许就从此终结了也说不定。因为编，我曾经逐句地读了三四遍，就是一个标点也不肯放松。这一下自己才觉得，喔，文学并不是那么轻轻容易的事情。它把握题材，分析题材，描写人物，实在是非生活其中尝过艰难困苦用过血汗工夫的不能写出。它指示了我们最新的创作方法：结构的严密，描写的轻重，读了这么一本书，实在是胜过读十本甚么小说作法之类的书，它告诉了我们这世界上活生生的事情，告诉了各种阶层人物不同的心理和形态。那是我们在这社会所平常看见过的人物，就是我们自己有时也活现在那里面。它好像这么告诉我们，创作并没有甚么神秘，只在题材的现实和人物的真实。要写一篇好作品，只要如《毁灭》似的把现实的事件和真实的人物抓着反映上去就成了。 　　但是要怎样才能反映得真实呢?我想关于怎样把握题材，从前已经有许多人说过了，用不着我说；我现在就说一点关于描写人物所得到的教训吧。 　　这社会，当然大家都知道是各阶级构成的东西。生活不同，心理和行动也决不相同。但是究竟怎么不同，即是说某个人究竟怎样，如果单是从这个人的心理和行动上去分析，那会弄到烦琐透顶的。《毁灭》上告诉我们的方法，要把人物刻画得清楚，明显，强烈，最好是从一定的事件中各个阶层生活行动关联上去反映，自然各各都活现出来。比如它写男女问题，矿工的木罗式加和知识分子的美谛克的理解是不同的。它写出他们不同的生活，不同的习惯，在这问题一碰上，两个一冲突，两个不同的典型就活现出来。它活生生地告诉我们矿工的爽直粗暴，知识分子的自私怯弱。它全篇都可以说是这种例子。它没有一处是离开了阶层与阶层的关系来分析，个个人都真实，所以他们显现出来的，都是非常强烈而明显的一定的阶层的典型的形态。 　　再，它里面对于人物的刻画，以各个阶层的关系上来相衬，同时它每个人物的形态都各各以保持一定的限度的动作来表出。它不一定拘泥于鼻子或者眼睛或者某一部分，它适宜于写脚的时候就写脚，写手的时候就写手，只在乎这一动作适宜于这一阶层人物的那一刹那的情绪或心理所能表现的特点。比如它描写木罗式加和美谛克冲突时扬着鞭子时的情形，纵然不必写脸，可是我们一看见鞭子也就马上看见了那张直爽粗暴的脸，因而那根鞭子也活动了。有人说是“打着要害”，大概就是这样子。说到特点(或者要害)，我想起了常常在我的脑子里面晃着的一句寻常的句子：“正月里来是新春，家家户户点红灯。”在这种封建社会中，一听见“红灯”，真的那种关着店门过新年的景象马上就闪在眼前似的。这所谓的特点，大概就是这样的吧。 　　总之，无论人物或环境，都去写它要害的地方，找他的特点，(至于怎样找法，当然应该深入到现实生活里面，用最大的注意去分析每一种事件的特征，和认识每一种人物的特性。)想来也就差不多了。 　　我所得到的教训不过如是而已。 　　我自己曾经在一篇《薛仁贵征东》里面写着一个落后的农民从前对于乡邻很热心，后来因为家被毁了，便表现非常消极的样子，大概有这样的几句—— 　　人家问他： 　　“宗伯伯，陈艾水医什么病?” 　　他懒懒地坐在门限上瞪着一双眼睛答道； 　　“唉。” 　　“宗伯伯，你今年种多少田?” 　　“唉。” 　　“宗伯伯，今年的天气又不好吧?” 　　“唉。” 　　这样的问话和答话的口气，我从前曾经在一个朋友谈天的时候听见过。当时，我听见这种口吻，曾经感着了一种阴森的寒气，于是马上联想着从前在乡村里所看见过的农民的样子，所以我觉得把他拿来这样的写，自以为有着多少的恰当的，以为是特点。也许这是我的主观感觉，也许别人并不如此，和我一样地同感也说不定。不过，我这样的感着，我就把它写下来了。 　　我现在想起来，如果我已得到了点益处的话，那么这益处我应该特别感激《毁灭》，《铁流》，《士敏土》，《一周间》，《布罗斯基》，《没钱的犹太人》以及《呐喊》《彷徨》等。 　　1934年7月1日 　　《我与文学——<文学>一周年纪念特辑》上海书店初版。 　　署名：何谷天 　　 周文文集第三卷/周文.—北京：作家出版社，20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