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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大众语问题批评”——答《读书问答》暨霓璐先生

周文

六日，在《申报·读书问答》上和本报《火炬》上同时读到两篇关于针对我的对“建设大众语不‘反对’白话文的问题”反驳的文章，认为我有“机会”地“取消”这一“大众语运动的危险”(《读书问答》语)同时“还有”“掩护帝国主义和封建的毒素而向中国的大众散布”的“嫌疑”(霓璐语)，甚至“恐怕读者见了我的‘言论而彷徨起来’”!这样不顾事实冤枉的罪名，我不能不再提出我的意见来切实的辩驳。 　　首先我得声明一句，《读书问答》我是常看，它在读者大众中尽过许多的功绩，我是相当致敬的；可是为了建设大众语这样一个严肃的问题，如果有一点些微的错误，在督促《读书问答》的先生们“在指导读者正确的认识一点上”，那末超出敬意以上，也“不容我们默不一言”的。这就是我在那篇《形式与内容》上面所要提出的对于《读书问答》的一点批评。惟其是在反对复古运动这一线上大家认为是同伴者的一员所以我在批评的态度上并不如《读书问答》所看的那样相反，我说的“修正”，即是如《读书问答》自己所说的“感到在《怎样建设大众语文学》一文中，对于‘反白话’一语，稍嫌强调了……为了补足这一缺陷，……所以替‘反白话’的‘反’字下了一番解释”的这样的“修正”，是认为是好意的“修正”，并没含有所谓“修正派”的意思。然而《读书问答》的先生并不看清楚：便怒发冲冠地把“取消”“机会”以及霓璐先生的所谓“替帝国主义和封建掩护”这样的大帽子飞栽来了。如果再照《读书问答》上和霓璐先生“一致”的理论，认为“白话文”是“反动的”是“官僚买办”的，该反对；而我恰恰又主张不是“反对”是“纠正”，那末照《读书问答》的先生和霓璐先生那样似的“逻辑”，我就该被指斥为罪孽深重的“反动”或“官僚买办”了!然而我读了这两篇文章的时候，我并没有如《读书问答》的先生那样似的生气，为甚么?这不是我们斗意气的时候，而且也决不容许我们闹意气。如果我们闹意气，不是更放松或者“取消”了对亡国的封建妖孽的复古运动进攻么?不更成了岂但是“不啻”，而且是真真实实地“掩护了帝国主义和封建的毒素向中国的大众散布”了么?所以这应该是冷静而沉着地对付敌人，决不是闹意气的时候。 　　当我写第一篇《不要上当》的时候，是为那些干脆地反对白话文同时反对方言土话者进一个备忘录，说明当前帝国主者和封建妖孽在复古运动中——把最混蛋的宗教之类——除了文言文以外，同时对于“白话文”，“大众语”以及“土话方言”“以及罗马字”这些形式的利用。至于第二篇《形式与内容》，是因当前参加“建设大众语”的论战者们多数偏重于“形式”的讨论，以致被敌人得以在形式上变花样，放出许多烟幕，以混乱大众的阵容，所以我更加重地提出反复古运动的内容，同时把各种形式罗列出来或多或少地加了批判和说明。为了篇幅，当时我虽然没有把文字的史的发展和当前从反帝抗日而起的反复古运动的任务配合起来加以系统的说明，可是我却是从它的配合上着想写出来的，不过是单单着重在当前的任务吧了。然而问题不着重当前的任务，都只是空谈，是纯粹的“文化主义”者坐在书斋里喝着苦茶的玩意儿的事。 　　为了当前的任务，我曾经一再的指明，“要真正能够彻底完成这种任务(即反对复古运动)，大家所认清的就是现在不是五四时代的性质。唯一的方法只有建设‘大众语’。”大众既是当前主要的大众，那么宋阳先生和止敬先生所指出的范围——现代的工厂，轮船，火车，码头，车站，客栈，等等，想来大家都会觉得这是可以作为讨论这问题的根据的。我说到了已经出了真正的工农作家，以后接着说道从大众文学发展的铁的事实证明，我们可以预测到“大众语”这货色，不久一定会真正的出现。不但“不久”，而且已经正在出现。请问《读书问答》的指导先生，这是有一字“取消”大众语运动的影子么?这是把“大众语”变成神秘么?为甚么人家仅仅才说他一个对“白话文”反对是“轻率”的字样，竟那么怒发冲冠地不多看两遍弄清楚了才说，而就一手遮天似地抹煞了人家文章中重要的部分，便以“取消”的罪名无端指斥呢? 　　说到“白话文”，我在《不要上当》里指明，帝国主义和封建妖孽散布他们的毒素，除文言文外，不只利用白话文，而且对于大众语以及方言土话以及罗马字早巳在利用。这是事实，只要是睁着眼睛深入到社会里面去的人，都会知道。可见内容对于形式的问题是如此重要了。所以我在《形式与内容》的那篇文章中，分析各种形式和利用的态度。我曾经说到，“在五四时代提出的内容是民主主义和科学”，“白话文”的发展就是在这样的氛围中造成出来的。虽然当时并没有完成它的任务就妥协了，但是“白话文”本身多少还是现代的。……这种形式还比较的精密，在文法上还比较科学的，并不如《读书问答》上所说“大众语愈渐成长，则豪绅买办的白话愈显出衰弱，愈暴露出它的反动性。”我们要知道它的反动性是在它的内容，而不在它的形式。……还有甚么比束着手等帝国主义的刺刀和皮鞭打到我们的身上更痛苦更切身而且更迫切的么?只要可以把这类亡国杀身的大祸告诉大众，可以唤醒大众起来救国自救，无论甚么形式都可以用，所以“白话文”，……它的难懂或不够的地方，我们只有竭力地去纠正，运用。同时我这里要特别指明，所谓对白话文的“纠正”，是在“唯一的方法只有建设大众语”这一个主要的大前提之下提出的。并没有把它们相提并重，而是把它附属在“大众语”之下，所以我在结尾上特别这么说，“劳苦大众有批判地接受一切文化遗产的权利。”我并没有如霓璐先生所说，那样“热心地尊重”或者“追恋它的功绩”甚至没有如《读书问答》所上说的那样“虽然它这种形式欧化气太重，而且夹杂了一些文言，以致脱离了大部份的大众”说“不要紧”!我说“许多人还在它的影响下”的意思，是说我们不能放弃这种还可以借此唤醒许多人的武器，并没有说过“不要紧”，这是《读书问答》的先生在愤愤之下想出来的话，我不知道《读书问答》的指导先生以及霓璐先生连我所说的那些话的意见都看不清楚么? 　　是的，我说过“虽然这种形式欧化气大重，而且还夹杂着一些文言，”可是为甚么。两位先生都忘了我所说的“批判地纠正”这句话呢?“批判地纠正”不是纠正它的“欧化气”和“文言”么?为甚么要抹杀了这个话不提而硬冤枉我说的是“不要紧”?是的，我说过“我们要知道它的反动性是在它的内容，而不在它的形式，……只在我们用甚么内容来用这种形式。然而《读书问答》的指导先生硬要完全说它是“豪绅买办的白话”、“反动”，而霓璐先生则硬认为我主张的是“二元论”，好吧，两位先生这两篇文章的文字，说是“大众语”，当然谁都不信，或者会说我在嘲讽他们：那么既不是大众语，难道说是“白话文”以外的一种文字么?如果一定要说是“白话”，如果照两位先生那样似的“逻辑”，难道因为他们的形式是“白话文”，而便抹杀他们进步的内容，而硬说他们是“豪绅买办”，“反动”，或者“二元论”么?为甚么认为用前进的内容去用“白话”便是“二元论”，为甚么两位先生也写“白话”?这实在是我非常不懂的。敢问两位先生的高见以为如何了。 　　两位先生都是主张形式与内容的一致性的。是的，我并不反对内容决定形式，而且认为也应该是这样。可是两位先生都忘记了，“由量到质”的转变，是要到“转变”了以后才能一致。社会的发展变动，内容与形式常常呈现出它的矛盾。没有矛盾，也不会发展和变动。在一定的时间，形式常常落在内容的后面，这在历史上已经证明，而且已为许多战斗的学者说过的了。内容在某种条件下利用“白话文”，并不是二元论，而是它的矛盾法则。两位先生在这用“白话文”写文章的时候，硬要否认“白话文”的利用，这才是机械的一元论，(请恕我一时找不到好意的词句来代替)问题一引到实际的战斗中，就算是自动地向敌人缴械。请问翻译外国名著或作精密的科学论文在目前不用“白话文”办得到么?然而我这并不是特别“尊重”或“追恋”白话文的意思，正相反，倒是说明在大众语还没有真正完全建立起来的时候，在“补助”的意义上，在社会的形式的多样性的作用上，白话文决不能抛弃而有赶快纠正的必要。 　　照两位先生的意思，建设大众语的时候，白话文要反对，土话方言也要反对，要的就是各地能够共通的大众语。在现在工厂繁盛交通便利的地方，有许多新的话正在形成起来，我当然决不会如反对大众语诬蔑为根本就没有大众语。除了广东福建这些特殊的情形外，我所认为正在向着实现走的大众语，在生产机关中，特别是社会运动中，正在形成着许多新的字眼，渐渐有着共通的可能，但是这中间一定参杂着许多比较通行的方言土话，同时在将来的时候，比较科学一点的白话文，那种优良而又简单的一部份一定可以批判地接收到手上而使它更丰富起来，这才是所谓“大众语”是从“白话文”这基础发展而来的。“这才是所谓奥伏赫变”。如果一方面又反对“白话文”，一方面又在大众的口中剥去他的“方言土话”，则剩下来的大众语就会非常贫乏了，至于如《读书问答》上所举的“冰淇淋”以及“摩托”这些字眼，虽然大众已懂得，但那是欧语的翻译而且早在白话文中已有过的了。现在所要发掘的大众语的宝藏，就是在各生产部门中形成着的字眼，词汇和语法，比如“拿摩温”“车间”这些字是白话和方言土语所没有的。然而把白话中的“帝国主义”“经济”“政治”这些字，以及土话中的阿毛跟小三子的“跟”，一角搭十个铜板的“搭”这些字配合起来它的丰富程度决不是我们现在所想象的。现在如果除去白话中的“帝国主义”“政治”“经济”以及土话中的“跟”“搭”……等等，那么剩下的生产机关中特有的那些字，“大众语”将“神秘”到还能想象吗?照两位先生那样的主张，无论在“文化”史的发展上，无论在当前民族反帝抗日的任务上，显然是有着一点错误，我承认两位先生也是前进的作家，在共同阵线这一点上，我决不愿把“取消”或者“掩护”这些字眼作“睚眦之报”的。 　　话已经说得不少，然而还不能尽我所想说的话。现在我还是坚持，我们当前反对复古运动唯一的任务是建设大众语，然而对白话文并不是反对而是纠正，使它隶属于前进的大众，同时对于建设大众语，一方面不但要批判地采用非封建的土话方言，使大众的文化水准通过这样的形式提高；一方面还要批判地接受白话文中进步的字眼和单纯的为大众所懂的语法，使白话真正走到“奥伏赫变”的道路。 　　真理是前进大众生活的实践得来的。浅陋如我，错误或者不免。我特别声明，如果有人真正克服了我的理论，真正指出了我的错误，就是用骂的态度，我决不固执，我将竭诚领受。但是我希望在目前不要太单单着重于形式，对于反复古运动这问题，应该特别加强注意的。 　　1934年7月10日、12日连载《大晚报·火炬》 　　署名：司马疵 　　 周文文集第三卷/周文.—北京：作家出版社，20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