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现在的位置：首页 > 边区著名科教文卫人物 > 周文 > 缅怀纪念
|
| 周文年表 |
| 周文 |
|
|
1907(诞生)
6月17日 农历丁未年(光绪三十三年)五月初七，诞生于四川省荥经县城关镇书苑巷。学名何开荣，字道瑜，或稻玉。乳名尚安。以主要笔名周文行世。
祖上住荥经县何家坪村。祖父是举人，一个败落的茶商。父亲何天枢是秀才，在县城当中医，兼营德盛堂中药铺。母亲张蕴如，7岁学画，学刺绣，读过私塾，喜爱美术、诗歌，爱读民间唱本等，除操持家务外还帮助经营药铺和几亩土地。
周文兄弟三人，开荣居长，大弟开富，么弟开右。
1911年(4岁)
在优贡李湘儒老夫子开设的私塾教馆里启蒙读书。习作经常得到先生的赞扬，被先生交给同学传阅。直到中学，学习内容都属中国古代诗文。共读私塾10年。
1912年(5岁)
父亲因患肺病去世。28岁的母亲守寡，她把唯一的希望寄托在大儿子开荣身上，管教极严。周文自幼即养成爱读书的习惯，放学回家就高声朗读诗文，或伏案练字、赋诗作文。
1914年(7岁)
么弟何开右患病夭折。
1915年(8岁)
过继给无依无靠的寡妇大伯母为养子，从此两房合一子。父亲去世后，家境每况愈下，二位寡妇只能靠变卖土地养家及供兄弟两读书。孤儿寡母常常被人欺侮。
荥经县严道镇小学聘请李湘儒到校任教。周文随之进严道镇小学就读。
1919年(12岁)
四川雅安地区天主教开办的三年制高小私立明德小学(位于雅安小北街)聘请李湘儒到校任教，周文随之到雅安私立明德小学第十三班就读。学习科目：语文、数学、英语、历史、地理、自然、音乐等。
1922年(15岁)
夏 毕业于雅安私立明德小学。(私塾读完，相当新中国建立以后的初中略高程度。)
秋 考入雅州联立中学(即雅安明德中学，位于雅安张家山)就读。学习科目：语文(实属经书之类)、数学、英语。
1923年(16岁)
由母亲包办与王香兰结婚。王香兰19岁，读过书，出身于农村小地主家庭，母亲早逝，父亲再婚。10岁左右即被包办订婚。
1924年(17岁)
因家境贫寒，供不起学费，被迫中途辍学。到二表姐夫贺中强(川边军旅长兼雅安城防司令)身边做候差(内勤工作)，不久，随部队调防。第一次参加的军阀混战由汉源打出大相岭一直到嘉定(现为乐山市)、犍为县(现属乐山市)一带，共打了十几个县。其时任书记员、鉴印官。
在四川军阀部队的几年里，随军辗转在川藏边境。他在《自传》中写这段历史时，说他目睹了军阀封建割据，互相残杀，互相倾轧，互相陷害，争夺地盘，欺压士兵和剥削百姓，对民众公开横暴地加以捆绑、敲诈、虐杀，非人间的血腥事实；还看到那些被迫当炮灰的骨肉同胞惨死在疆场上。这些战争残酷的情景深深印在他的脑海里。在边荒地带的军阀生活和西南地域农民苦境成为了他日后从事文学写作的素材。
由于他所在的军阀部队都属哥老会系统，于是他也参加了哥老会。但有名无实，虽没受到任何影响，却感到非常无聊。对混乱的社会感到愤恨，产生虚无思想，每天混日子，在亲戚介绍下又加入同善会，却又觉得毫无意思。
刘成勋的国民二十三军再次进攻，不久周文所在的川边军就被西康屯垦使(刘成勋)所改编，隶属于刘成勋之下，川边军改称为西康军。
1926年(19岁)
经亲戚介绍，任四川天全县禁烟委员会委员(时间3个月)。
经常被派往土匪最多的乡镇办事。看见土匪扰乱百姓生活，感到社会的混乱，辞职不干，又回到原司令部。不到1个月，因又发起军阀混战，被刘文辉的国民二十四军击败，所在部队战败退回荥经县，部队全部瓦解。便随贺中强到了成都。
几年来的军队生活使他变成一个病夫，并染上抽鸦片的恶习。情绪非常低沉，同时他痛恨自己的懦弱、无能、和腐败。但是他决心振作起来。
1927年(20岁)
秋 在成都考入国民二十四军刘文辉办的“士学馆”(川康边政训练所)。学习科目：政治学、经济学、帝国主义、三民主义等。教员中一部分是国家派的，有些是国民党员。在校期间得到副所长刘伯量的关心与照顾。周文在同学那里看到了鲁迅、郭沫若、张资平等人的著作，开始接受新思想，对人生、对社会萌生了新的认识。并产生写作欲望，想把自己经历过的痛苦生活写出来。
1928年(21岁)
春 学习期满毕业后，被分配在康定西康二十五政务委员会工作，担任服务员。上任后被派往泸定县化林坪修建路段工程队任督察员。
化林坪分县县长因贪污敲诈罪被撤职后，周文被调任化林坪分县代县长(时间1个月)。由于原分县长找麻烦，土匪经常扰乱，便辞职回工程队。工程结束后回康定。
提升为参事(时间1年)。
工作之余，阅读了新文学书籍。在康定图书馆看陈独秀的《独秀文存》、鲁迅的《而已集》和郭沫若等人的作品。还在同学处看《唯物史观》、《第三国际》等。对新文学越发喜爱，同时也了解到更多的社会问题。
开始学写小说，写了一篇4万字的作品，征求朋友们的意见，利用文章发泄了内心的恨和怨，随后就烧掉了。但萌生了走文学道路的思想。
1929年(22岁)
年初 大女儿何文康(何枫)在荥经出生。
深冬 听到数月前，在雅安发生某农民学会暴动和学生反对苛捐杂税的运动被镇压的事情。镇压者其中有他在边政训练所的老师和同学，便引起他的同情和激愤，于是不想再平庸地混日子，放弃了职业。背着两箱新文学书籍回到家乡，通过亲友关系，串联了在雅安、成都读书的亲友和同学，组成了“读书会”，学习新文学。
1930年(23岁)
春节前夕 组织参加读书会的同学、亲友齐集荥经，互相交流读书的心得体会。
在空余时间，与同学、朋友在一起切磋、交流拉京胡、唱京剧、演川剧及乐器上的技艺。
2月17日 (农历正月初八)，发动同学组织起荥经县文化促进会。在荥经县东方公园内，召开荥经县文化促进会成立大会并起草宣读了《文化促进会章程》。组织文化促进会的目的是阅读“五四”以来进步作家的作品，促进新文化的交流。荥经设总会，由周文负责，雅安、成都各设一个分会。文化促进会成立以后，得到的成效有：①促进了荥经对白话文的教育与运用；②促进荥经各学校男女生合校；⑧尔后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路过荥经时，不少会员参加了工农红军。
会后，组织举行了3天的文明戏演出，由于全部是男生演出，他便主动男扮女妆扮演角色。共演了《反对包办婚姻》、《反对三从四德》、《七姐妹游花园》、《媒妁之言》等八九个自编自导自演的剧目，还根据郭沫若1920年出版的长诗《棠棣之花》改编成演出剧目。
3月 决定离川寻找出路。对母亲做通思想工作后，离开荥经，经雅安到达成都。此时，他心情非常沉重，军阀混战、官场腐败，封建社会漆黑一片，感到没有出路，但不甘于堕落，想追求光明找到新生活。于是离开了成都，经重庆出夔门，沿江东下。
5月 到达上海，川康边政训练所的同学骆某来接，又转南京。在南京，与骆某兄弟两住在南京鼓楼附近四川人集中的地方，由其弟弟骆忱寒介绍，阅读《阿Q正传》，还认识了第一个共产党员康某。从康某那里阅读到《拓荒者》等进步书刊。
找到在南京农矿部任林政司长的刘伯量。经常得到刘伯量的帮助。
夏 经刘伯量介绍，到浙江省兰溪县公安局任第三科长。时间5个月。至12月，因了解到公安局就是屠杀共产党、欺诈老百姓和包庇地主绅士的机关之后，坚决地辞职不干，回到南京。
秋 二女儿何靖康在荥经出生。
1931年(24岁)
年初 到上海找工作并看望了共产党员康某。见康某生病，把仅有的几元钱送给他。工作无着落，又返回南京。
春 考上国民党中央党部召集的临时工，到秀山公园附近的导淮委员会为筹备国民大会抄写表册卡片。
4月 由于生活和工作的条件差，且工作时间长，被工友传染肺病吐血，便辞职。向刘伯量借钱到杭州湖心亭疗养。至6月底，病情略有好转，从杭州返回南京。
7月 经刘伯量介绍，到江西省修水县国民党党政委员会任科员。
在江西知道了许多有关中国共产党领导红军干革命的事情，不想再为国民党做事，一个月不到就辞职不干，返回南京。想找到康某参加革命，但听说康某在散发传单时已遭被捕。
8月 又开始写小说，想把所见所闻的光明和黑暗写出来。写了一篇小说，描写的是一个从旧社会里逃出来的青年，在流浪生活中感受到更残酷的压迫，便坚决地投入到工人队伍里，踏上革命的道路的故事。后来又写了四五个短篇，因对这些作品不满意，烧掉了。
在写作过程中也总结了自己的经验和教训，痛恨自己是个弱者，决心要走一条新的道路，和工农在一起，抨击黑暗社会。
秋 为找出路，到广州找到骆忱寒，两人一同寻找共产党，但未能实现愿望，又回到南京。
给家里写信要些钱维持生活。“一二八”淞沪战争爆发后，接到母亲来信，叫他回家，被拒绝。
年底 因找不到共产党，又找不到工作，把生活费用维持到最低限度。却看了不少书报，如社会科学类，关于帝国主义，关于苏联革命与和平建设等书籍，提高了思想认识。
又继续学习写小说，同时与刘伯量的儿子刘盛亚商量办刊物，但都失败了。
1932年(25岁)
5月 为解决生活问题，经刘伯量介绍，到安庆市安徽省教育厅工作。任教育厅事务员。
在教育厅结识了左翼作家叶元灿(叶以群)。叶元灿从日本回到上海，受党的委托，到安庆发展左翼组织，借其堂兄叶元龙任安徽教育厅厅长的关系为掩护，担任《安徽学生》主编，在安徽开展左翼文化运动，发展组织，联络同志。周文被他发现并被调到秘书处，任《安徽学生》杂志的稿件抄写及校对工作，又被吸收参加了秘密研究会。叶元灿借书给周文，读了《国家与革命》、《辩证唯物论与唯物史观》、《辩证唯物论》、《艺术论》等。周文对哲学、文艺理论加深了理解，从而对革命也提高了认识。
在研究会的基础上，叶以群联系教育界、文化界人士经常举行“文艺座谈会”和“时事座谈会”，介绍上海左联情况和分析革命的形势。不久，成立了以叶以群为首的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安徽分盟，领导成员由邹一平任书记，刘复彭任宣传部长，周文任组织部长。10月以后，叶以群调回上海，把文总安徽分盟的工作交给了他们。
与左联安徽分盟成员邹一平、刘复彭(刘丹)、汪汉雯(汪仑)等人利用《皖江晚报》的文艺副刊《雀鸣》，作为“读书会”活动的一个公开阵地。
7月 写作《雪地》(短篇小说，原名《冰天雪地》)。“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以后，国难当头，想写长篇小说来揭露社会的黑暗。又写了几篇短文，一共七八万字。觉得不满意也烧了。又不断地摸索，在《铁流》和张天翼的《二十一个》影响之下，想起了在西康的兵营生活，用现实主义的方法，写成短篇小说《冰天雪地》。小说描写的是19世纪20年代前期，西康地区军阀部队的士兵不堪忍受军官的欺压而奋起反抗的故事。小说还真实地描绘了川康边境雪山冰天的自然风景。周文自认为是一个不成熟的“试作”。一部分发表于《皖江晚报·雀鸣》上。1933年周文到上海后，将《冰天雪地》送请鲁迅提意见，很快就收到鲁迅的来信，肯定了小说的内容，并说已请沈雁冰(茅盾)交《文学》杂志发表。于1933年9月发表于《文学》第1卷第3号。在《文学》上发表时，小说改名为《雪地》。因受《二十一个》最后有个公式化的尾巴的影响，《雪地》里硬加了一段结尾。茅盾随刊用笔名“惕若”发表评论文章《<雪地>的尾巴》。茅盾在文章里肯定了《雪地》对地方色彩的描写是可爱的，没有古怪的欧化句子，没有装腔作势，只朴质地、细致地写下来。茅盾还指出，不该有一个概念的公式化的尾巴。《雪地》收入短篇小说集《分》。《雪地》成为周文的成名作。1934年春，鲁迅、茅盾应美国作家伊罗生的请求，为他编选的中国短篇小说集《草鞋脚》选定目录，共选入23位作家的26篇作品，其中包括周文的《雪地》。1934年7月14日鲁迅、茅盾在给伊罗生的回信中说：“由1930至今的左翼文学作品，我们也以为应该多介绍些新进作家；如何谷天的《雪地》及沙汀……的作品，我们希望仍就保留原议。”所有被选入作者都写了自传，编入了《草鞋脚》。《草鞋脚》(英文版)几经波折，直到1974年才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出版。《草鞋脚》(中文版)，由鲁迅写序，茅盾写介绍《关于<草鞋脚>》，1981年1月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9月 随着觉悟和文艺理论水平的提高，继续学习写作小说，将自己的生长历程和家庭，孤儿寡母在人吃人的黑暗社会里被人欺侮的故事，写入短篇小说《恨》，发泄内心对旧社会的郁闷和愤恨。到达上海后，1933年10月15日发表在他编辑的第一个文学刊物《文艺》月刊上。后又收入短篇小说集《分》。
10月25日 主编《安徽学生》第3期，叶以群回上海后，周文接替编辑《安徽学生》的工作。并写作第一篇论文《文艺的形式与内容》，内容有美的问题、文艺与科学、形式与内容、当前的问题4个方面。论文和《编者的话》，于11月14日同时发表于《安徽学生》第1卷第3期，首次署名“稻玉”。
11月左右 为支持安徽省立高级中学班志洲等进步学生创办的文艺刊物《百灵》，接受其编委会约稿，写作《文艺作品的评价标准》、《创作方法论》分别于12月30日、1933年2月载第1卷第2、3期。
11月 辞去教育厅的工作，从安庆赶到上海，找到华蒂(叶以群)，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受宣传部长丁玲和组织部长华蒂的领导。担任油印工作。
在家乡的妻子王香兰听说周文在外亡故，离家改嫁。
1933年(26岁)
1月 在周文的住处北四川路(现四川北路)1649弄内一个亭子间里召开左联小组会，出席人有叶以群、郑玉墀(郑育之)、梁文若、汪仑、王尘无等人。周文任小组长。会后，周文、王尘无、郑育之去参加左联外围组织“红叶社”的创作研究座谈会。晚上梁文若、郑育之出去抄壁报、写标语、贴传单。
2月初 自1月份向丁玲、叶以群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申请后，在北四川路永丰坊(现四川北路1515弄)的一个亭子间内举行入党仪式，丁玲、叶以群为入党介绍人。丁玲对他讲党员须知。第二天，彭莲清(即彭慧)对他讲党史，第三天林伯修对他讲国际问题。没有候补期。
到上海后第一次的文学创作：用大众化唱词，采用新无锡景调形式写诗歌《义勇军打仗景》，载2月11日《新诗歌》第1卷第1期。
2月 以左联闸北区的负责人身份，参加在羊枣(杨潮)家里举行的小组会，到会还有夏征农、庄启东、陈君冶等人。
担任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内部文件的钢板刻写、油印发行工作，家里放有文件和油印机之类重要物品，经常与中央发行部王达夫接头。宣传材料送到文委、左联各小组及“八大联”。文委交通王一夫经常送来宣传品由周文夫妇送到指定地点。还由中共中央江苏省委宣传部干事冯雪峰负责安排，为“工农通讯社”刻一段时间的钢板。
3月1日 完成《毁灭》(通俗本)的改编。1933年5月由光华书局出版发行，首次署名“谷天”，列入大众文艺丛书第一本。托四马路光华书局代售，但发售3天，就被当局查禁了。1932年底，左联成立文艺大众化委员会。成员有周文、艾芜、雪苇等人，由丁玲领导。左联号召盟员把苏联名著改编为大众文学，向广大工农大众宣传十月革命和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启发工农群众起来反抗国民党的统治。周文响应号召，经常到书店、书摊和大世界等文化娱乐场做调查，研究大众对文学的需求。了解到通俗的章回小说深受广大劳动人民喜爱和接受。他便采用中国章回小说的形式，将苏联作家法捷耶夫的长篇小说《毁灭》(鲁迅翻译)缩写改编为通俗本。3月14日写作《序》和《大众文艺丛书缘起》，他写道：选择有力量的外国名著，把它的故事用最通俗的文字表达出来，使每一个识字的人都能看到，而且能看出原作的大概。描写力求简单化，使十多万字至几十万字的作品缩写到二三万字，书价也尽可能地定得低廉，使得忙碌而贫苦的大众都能够买来读。《毁灭》(通俗本)出版后，受到读者的关注。6月20日《申报·自由谈》发表署名林翼之的评论文章《读<毁灭>大众本》。接着周文又将苏联作家绥拉菲莫维支反映十月革命斗争的长篇小说《铁流》(曹靖华翻译)改编为缩写通俗本。5月7日完成。5月8日写作《序》。6月由光华书局出版。《序》里叙述了改写《铁流》与《毁灭》的不同方法给予他的帮助，他是特别的感激《毁灭》和《铁流》这两本书的。《铁流》(通俗本)出版不久也被查禁。1940年周文在延安找到一本《铁流》(通俗本)，1941年1月28日，在延安杨家岭修订后，写作《铁流·翻版的序》，2月由延安八路军留守兵团政治部出版修改本，列入战士丛书之二十六本。《铁流》(通俗本)最后的一次出版是在1950年，8月12日略为修改，并写作《说明几句》，9月由人民出版社初版，次年再版，北京新华书店印行。《铁流》的缩写本与原译本同样得以翻印畅行，直到解放初期在东北、华北、华东、华中地区有20多个版本的《铁流》(通俗本)。抗战末期，林伯渠说：“延安有一个很大的印刷厂，把《铁流》不知翻印多少版，参加长征的老干部，很少没看过这本书的。完成了教育人民教育部队的教科书的任务……”。1933年春夏间，在完成前两本缩写本后，又根据美国作家买格尔·果尔特的名著《没钱的犹太人》(杨骚翻译)改编为缩写通俗本。《没钱的犹太人》(通俗本)投稿到光华出版社后，即被国民党查禁，未能出版。
3月 在兆丰公园(现中山公园)附近一家咖啡馆里参加左联办的青年文学研究会开展的文学创作座谈会，并发展了王尧山(原名宋乐天，又名路丁)等人加入左联。还团结书店、印刷厂、玻璃厂的职工、学徒和店员。
春 被选为左联组织执委，加强发行工作。
参加左联在圣公会教堂(现山东路145号)楼上召开的新选出的第二届执委会，鲁迅参加会议，并在会议上提出培养新的作家、诗人和理论家。鲁迅认为所谓“左”，而要作，即既要革命，又要有文艺作品，才能担当起当前的斗争任务。周文在会上第一次见到鲁迅并受教育启发。
与汪仑、周钢鸣、刘丹等人利用业余休息时间，一同在北四川路跟台湾人张庆璋学习日语，课本是商务版的《日语》(上、下册)。曾与汪仑在内山书店看日语书时，遇到鲁迅，便向先生请教。此后鲁迅还向他们介绍了日本作者志贺直哉和他的作品《志贺直哉集》。
4月 与郑玉墀结婚。
郑玉墀(后改名郑育之)，广东人。上海虹口崇德女中学生，在中共党员教师林楚君的启发教育下，思想不断进步，曾聆听左翼作家丁玲题为《如何作文》的演讲，受到左翼文学影响。不久，加入左联组织，并担任左联发行工作及负责崇德女中和文化学院附中的学生工作。1933年2月，由杨乃生介绍参加共青团。参加左联小组活动以后，常与周文在一起开会，思想感情融洽，产生爱情，经组织同意结为夫妻。郑育之结婚前后任共青团闸北区委妇女委员，又是左联机要干部，与周文一同住机关，掩护左联常委，兼秘书处的文件油印和发行工作。有时也进行一些文学创作，发表于《申报·自由谈》和《大晚报》。
5月14日 丁玲和潘梓年被捕，发行工作改由文委的叶以群领导。搬家到原闸北区天后宫后面的一条弄堂里。
5月 在中共江苏省委领导下，1933年3月8日成立了国民御侮自救会，特请宋庆龄任会长。左联组织派郑育之到沪东区临平路一带国民御侮自救会分会工作。不久，国民御侮自救会总会、分会先后被当局查封，未被破坏的小组转入更加隐蔽的地下活动，周文夫妇又搬迁到海宁路一条弄堂的亭子间内。
与汪仑到南京路先施公司钟楼上散发中共苏维埃中央政府、中共中央军委关于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宣言传单。
从良友图书公司转来一封丁玲的家信，知道她母亲蒋慕堂老人带着丁玲、胡也频的儿子，在湖南家乡生活十分困难，等待着丁玲的养家费。周文夫妇马上想方设法寄去一些钱，以济老人燃眉之急。以后他经常与蒋慕堂老人通信联系，并在经济上接济老人。
6月 参加左联组织在北四川路底的一个饭店里举行的创作理论座谈会，出席作家有20余人。鲁迅出席会议，并针对不少青年作家的苦恼在会上指出：农村、工厂的题材固然重要，但当中国每个角落都陷于破产的现在，别的题材也还是很需要的。一方面我们的作者，大半是从旧社会出来，情形熟悉，反戈一击，易制敌人以死命；另一方面，现在能看小说的大多数，毕竟还是稍微能出得起钱买书的人，我们应该怎样地使那些觉得这世界一切都很完满的人们，来看看他们所处的究竟是一个甚么样的世界。在这一点上，暴露的作品还是重要的……。周文深受启发，在以后的创作道路中越来越认识到写自己所熟悉的生活是一条正确的路。
7月 参加左联党组工作，担任组织干事，联系并指导复旦大学左联成员伍孟昌等人的工作。领导上海劳动大学李振繁、师田手、陈晶伙、李乙青的工作。还出席过暨南、光华等大学的小组会议。参加左联成员屠己华(梅志)小组、陈烟桥小组、工人苏华小组的小组会。还联系并指导玻璃厂、印刷厂等工人小组和农民小组(只兄弟二人)的工作。
8月 为开展工作，左联宣传部下设三个研究会，理论研究会、诗歌研究会和小说研究会，周文与沙汀、草明、欧阳山系小说研究会成员。
与汪仑负责宣传部的内部刊物《文学生活》的油印工作。每一期由宣传部长胡风送给鲁迅。
夏秋 居住北四川路永乐坊(现四川北路1774弄)的亭子间内。
9月17日 楼适夷被捕，反帝大同盟党团书记的工作由周文接替。以党团书记身份参加在何家槐家召开的小组会。成员有艾芜、草明、何家槐等人。
8～9月 周文于繁重、琐细的左联组织工作、机关工作之余，陆续写些短文、速写、小小说，经鲁迅介绍在报纸上发表：《文人们》(8月2日《申报·自由谈》)、《忆“推”》(8月8日《大晚报·火炬》)、《多行不义必自毙》(9月18日《大晚报·火炬》)、《骗骗自己》(9月23日《大晚报·火炬》)。
9月30日 宋庆龄成功地秘密主持召开了上海远东反战大会。全世界反对帝国主义和反法西斯侵略斗争日益发展的时候，由国际著名的和平反战人士组成的世界反战委员会，决定由中国的宋庆龄和两名英国人、两名法国人、一名比利时人在华共同调查中国被侵略的实情，并召开远东反战大会。在8月16日，周文与鲁迅、胡愈之、田汉、郁达夫、周扬等105个作家共同署名，在《大美晚报》上发表《欢迎巴比塞代表团启事》。9月27日，周文夫妇接到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长冯雪峰指示，参与上海远东反战大会筹备工作，装扮成新婚夫妇，到东方旅社(上海三马路(福州路)222号)租一房间，购置为大会代表食用的面包、餐具等物品，会前秘密运往会场(霍山路85号)。参加大会代表有苏区红军、东北义勇军、十九路军、工人、农民等各行业及世界反战委员会派来的代表共60人。国际代表实际到会有马莱爵士(英)、古久里(法)、波比(比利时)和伊罗生(美)。大会推举毛泽东、朱德、德莱塞(美)、高尔基(苏联)、鲁迅等为名誉主席。宋庆龄发表了题为《中国的自由与反战斗争》的演说。会议通过：反对白色恐怖的决议、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红军的抗议书、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对苏区红军的五次“围剿”的抗议书。这次大会进一步沟通了中国与世界的联系。大会前后郑育之担任会场的掩护工作。周文与汪仑负责大会宣传工作，由周文草拟大会宣传工作所需的标语、传单等文件。反战远东会议以后，国民党疯狂追捕革命党人，郑育之娘家被搜，周文夫妇又搬离北四川路到赫德路(现常德路)的一个亭子间内。
10月13日 《鲁迅日记》：“晚得何谷天信，夜复。”
10月15日 现代文艺研究社社刊《文艺》月刊创刊。6月间，周文与夏征农、叶紫、草明、欧阳山、艾芜、杨潮等10余人参加何家槐在上海组建的现代文艺研究社。在社员大会上，推选了执委会和常务委员，下设编辑委员会和研究、总务、出版三个部。大会通过了《社章》。决定周文、刘丹二人负责编辑《文艺》月刊，由上海华通书局发行。《文艺》辟有小说、散文、诗、戏剧、报告文学、论文等栏目。在第1期《后记》上叙述了创办这个刊物的动机是我们需要一个年轻的刊物，来大量地做一番发掘的工作，决不辜负了好的作品，同时解决青年的作品发表难的问题。12月15日《文艺》第1卷第3期出版。刊登了《文艺编辑委员会通知全体社员》，对已出版的三期《文艺》做一个小结并将以后的计划和改进措施公布于读者。是日，《鲁迅日记》：“下午得谷天信并《文艺》(三)一本。”《文艺》月刊每出版一期，都送给鲁迅一本，请先生指教。《文艺》月刊只出版了3期即被国民党反动派禁止发行。于12月停刊，现代文艺研究社也停止了活动。《文艺》月刊刊登周文的作品有《恨》(小说)、《母亲》(诗)(10月15日第1期)、《一个英雄》(未完)(描写在军校学习的青年如何对待人生的小说)(11月15日第2期)。11月10日《大晚报·火炬》发表惜影的文章《介绍<文艺>》，说《文艺》杂志是一本充满着向上朝气的进步的刊物。1934年1月5日，《文化列车》第6期发表署名江游的文章《文艺》，说《文艺》是新生的、有前途有希望的纯文艺刊物。同时提了建议和意见。同年1月17日，鲁迅在给左联常驻莫斯科无产阶级国际革命作家联盟的代表萧三写信时报告左联情况说：“《文艺》本系我们的青年所办”，在上面发表文章的“几乎都是有希望的青年作家”。同年春天，鲁迅、茅盾又把《文艺》月刊推荐给美国作家伊罗生说：“这个刊物完全是左倾的青年作家的园地。主要的内容是创作，最优秀的青年作家的作品在这刊物上发表不少。”
10月底 由于叛徒出卖，闸北共青团区委组织被破坏，郑育之与其他区委委员在北四川路永安里(现四川北路1953弄)开区委会时被捕，关押在南市区国民党监狱里。周文搬住到工人区，并通知郑育之娘家设法营救。12月底，郑育之家人出钱给警察局保人，郑育之才作为暂释出狱，被保人接回郑家，关在家中。1934年1月，警察局通知郑育之写自守书，被郑育之拒绝，警察局通知保人带郑育之回监狱。周文通知郑育之组织上安排的避居地址。次日郑育之到杜君慧家暂时躲避追捕。日后由周文接转住处，地址在迪化中路(现在乌鲁木齐中路)。
11月21日 《鲁迅日记》：“得何俊明信，即复。”(何俊明即周文)
11月30日 《鲁迅日记》：“得胡今虚信，即转寄谷天”。浙江温州任报纸编辑的胡今虚曾在数月中写信给鲁迅，把拟将苏联文学《毁灭》、《十月》等多部作品改编为通俗读物的想法告诉鲁迅，鲁迅为此事将胡今虚的信转给周文。周文写作了文章《关于大众本》(12月1日《出版消息》)叙述了他改编《毁灭》、《铁流》的过程和经验体会。同时答复了胡今虚对改编缩写本提出的问题。
12月1日 《鲁迅日记》：“午后得何俊明信。”
12月22日 《鲁迅日记》：“上午寄俊明信。”
12月30日 《鲁迅日记》：“上午得谷天信。”
1934年(27岁)
年初 与鲁迅、茅盾、周扬、夏衍、田汉、阳翰笙、沙汀、艾芜、夏征农、胡风和任伯戈被选为左联执行委员。
1月3日 《鲁迅日记》：“午后寄谷天信。”
1月6日 《鲁迅日记》：“以插画底稿四幅寄俊明。”
1月13日 《鲁迅日记》：“上午寄俊明信。”
1月18日 《鲁迅日记》：“得俊明信。”
1月19日 《鲁迅日记》：“上午复俊明信。”
春节前夕，见房东准备年饭，更加怀念家乡，思念母亲和家人，写作《每逢佳节倍思亲》(2月17日〔年初四〕《大晚报·火炬》)。不久便写信与母亲取得联系，接到母亲来信，却得知弟弟何开富早在1931年12月20日军阀混战中阵亡的消息。悔恨母亲不听他的劝告，没有让弟弟出来参加革命。他更坚定了自己的路走得正确。母亲寄来钱要求周文回家，周文退还寄款，并说服母亲，没有回家。由于想念弟弟，把回忆弟弟的往事写成短篇小说《弟弟》(1934年8月27日～9月10日《申报·自由谈》)。
春节后 了解到二房东是包打听，感到不安全，过完春节即搬家。
2月 郑育之被调到上海反帝大同盟搞妇女工作。
左联大众化工作委员会通过工人文艺小组，援助了上海美亚绸厂数千工人的大罢工。左联组织部派周文与美亚绸厂罢工同志白丁取得联系，并发宣传品。
3月1日 《春光》杂志创刊。庄启东、陈君冶编辑。周文给予支持。
3月 左联组织部长卢森堡(任钧)被捕以后，周文担任组织部长，胡风任书记，周扬任宣传部长。
4月初 接到林柏修通知，叶以群被捕。即迁居虹口区吉祥路101号三楼，过街楼房子，既隐蔽，又可观察马路上的动静。这住处即作为开会地址。组织上把郑育之从上海反帝大同盟调回左联，掩护常委(周扬、周文和胡风3人)的工作。左联常委会议由上级文委派林伯修领导出席，党团会议由林伯修主持。党内的工作或重大事情，在党团会议讨论，或由林伯修递交文委讨论研究，再交常委讨论。
担任组织部长后，在良友书店为左联另设一个通讯站，每隔二三日去拿取信件。由于周文住处经常流动，为保证党的信件递交安全，保密信件由鲁迅先寄郑育之的二姐郑玉颜或四姐郑玉梅，再交良友图书公司转交周文。
春 接丁玲的母亲蒋慕唐老人家来信，得知老人家生活困难，便通过组织与良友图书出版公司的赵家璧商量，得到预支出版《母亲》(丁玲作)的稿酬，寄给老人家。
4月10日 《鲁迅日记》：“得谷天信并小说稿一篇。”
4月11日 《鲁迅日记》：“复谷天信并还小说稿。”
5月22日 《鲁迅日记》：“得谷天信。”
5月 郑育之由中共文委林伯修负责办理由共青团转共产党手续。
6月 “五四”时期第一次关于文言文、白话文的论战后，文言文又死灰复燃。文化界又掀起第二次关于文言文、白话文的论战。同时又提出大众语的问题，主张建设发展说得出、听得懂、看得明白、反映大众思想意识的大众语。周文用王钢和司马疵的笔名写文章，参加了这次论战。发表10多篇文章：《一支从斜刺里射来的毒箭》(6月29日《中华日报·动向》)、《不要上当》，(6月30日《中华日报·动向》，首次署名“司马疵”)、《建设“大众语”并不是反对白话文》与《内容与形式文言文——白话文——大众语——方言土话——罗马字》(7月1日～2日《中华日报·动向》)、《甚么是大众语》(7月5日《中华日报·动向》)、《再论建设“大众语”并不反对白话文》(7月9日、12日《中华日报·动向》)、《为“大众语问题批评”——答“读书问答”暨霓璐先生》(7月10日、12日《大晚报·火炬》)、《关于白话文与方言土语的简单声明》(7月13日《中华日报·动向》)、《建设大众语不应该放松了反对复古运动》(7月20日～22日《中华日报·动向》)、《关于大众语论战的一个启事》(7月22日《中华日报·动向》)
7月1日 接到郑振铎、傅东华为编撰《我与文学》一书的征文信后，写作《在摸索中得到的教训》，谈在文学道路中的切身体会，与59名作家的征文收入《文学》月刊一周年纪念特辑《我与文学》。
由于党内出现叛徒，工作更加隐蔽和困难。经济拮据，生活不安定，但仍不停地写作，引起肺病复发。组织给一个月的假，住吴淞海边空气好的地方休养。不到一个月，因发现同幢房子里有刚被释放的叛徒，立即返回市区。
9月 周文肺病发展，大量吐血，左联党组织批准他养病，不再担任具体工作。组织部工作移交给王尧山。
11月底左右 受田汉之邀，与胡风到一个旅馆为将要离沪到外地任教的洪深饯行。
住在法租界福履里路(现建国西路)亭子间，不顾身体虚弱，仍坚持写作。遇见左联成员彭柏山，正失业挨饿，就留彭柏山在家里暂住，予以帮助。
12月初 刚收到一点稿费，周文夫妇与彭柏山一同到霞飞路(现淮海路)巴黎大戏院(现淮海电影院)观看苏联电影《循环》。散场后3人在法租界被误捕，关押在法租界巡捕房(今建国中路20号)，遭到毒打。后来通过郑育之的二姐郑玉颜把他们保释出来，立即搬到胶州路居住。将被捕情况告诉王尧山，由他向组织汇报。
12月12日 《鲁迅日记》：“得谷天信。”
12月底 夫妇二人第二次在法租界被法租界巡捕房逮捕。是因为送一份宣传材料到左联成员静子(覃晓睛)家，被埋伏的暗探逮捕。在敌人面前，他们用假名陈理中和陈惠芳，由郑育之找机会到厕所把稿子毁了，后经花钱活动，作为误捕被释放。将被捕情况告诉王尧山后，由他向组织汇报。
出狱后，生活潦倒，鲁迅托人送来了钱。经汪仑介绍，到江湾路郊区居住。
1934年至1935年上半年，参加文化战线以鲁迅为首的，对国民党进行反围剿斗争、反检查斗争，写作各种题材的杂文、小说、散文等作品30余篇。用多种笔名在不同报刊上发表，1934年内有《从道中游艺会归来》(1月10日《大晚报·火炬》，首次署名“周文”)、《雪猪》(2月27日《申报·自由谈》)、《读<职业生活>》(6月23日《中华日报·动向》)、《过去》(10月22日《申报·自由谈》)。1935年内除编入小说集的作品外，还有《吃饭》(1月29日～31日《申报·自由谈》)、《阿Q咏》(半集“阿Q”句)(2月23日《申报·自由谈》)和应陈望道约稿的《小品文对于我》(3月被收入《小品文和漫画》太白一卷纪念特辑)。
1935年(28岁)
2月19日 接王尧山通知，江苏省委、文委被破坏，与中央失去联系。目前左联盟员要深入到群众中生活，突破敌人的文化围剿。胡风也经常来探望，带来鲁迅的近况。
郑育之应聘任小学教员，搬迁到市区栗阳路。
3月22日 《鲁迅日记》：“得谷天信并稿。”
3月29日 《鲁迅日记》：“得俊明信，晚复。”
4月19日 《鲁迅日记》：“得何谷天信……寄赵家璧信。”
4月中旬，周文将过去发表过的几篇小说编辑成第一本短篇小说集，取其中一小说题名定为《父子之间》，并写信送鲁迅征求意见，请他介绍出版。鲁迅得周文信的当天给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的赵家璧写信，介绍了短篇小说集《父子之间》。4月25日赵家璧回答关于《父子之间》一事给鲁迅写信。《鲁迅日记》：“得赵家璧信，即转与俊明。”5月9日鲁迅第二次给赵家璧的信中又关心此事：“周文稿子出版的迟早，我想是没有关系的吧。”《父子之间》(短篇小说集)1935年9月16日由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出版。列入“良友文库”(十)。其中包括：《弟弟》、《冬天到春天》(1935年1月1日《文学》第4卷第1号)、《一家药店》(12月1日《文学》第3卷第6号)、《一天几顿》(5月5日《申报月刊》第4卷第5期)、《热天》(4月1日《文学》第4卷第4号)、《投水》(1935年9月1日《文学》第5卷第3号)和《午前》(后改名《父子之间》，9月16日《文学季刊》第2卷第3期)等7篇短篇小说。11月2日《鲁迅日记》：“午后得何谷天信并赠《父子之间》一本。”周文送《父子之间》给鲁迅，请先生指教。1936年春，鲁迅病重期间，正遇日本刊物《改造》杂志社社长山本实彦前来中国访问，鲁迅与他商定，互相选择进步作家的作品10篇，向中日两国人民介绍。周文的小说集《父子之间》中的短篇小说《父子之间》被选，发表于《改造》杂志第9期上。由胡风写作《作者小传》在同期发表。
5月初 左联成员又遭被捕，为躲避跟踪，同时为把身体早日养好，经组织批准，到杭州休养。在杭州遇左联盟员向思赓，经向思赓介绍住杭州栖霞岭下陶社，边疗养边搜集创作素材。短篇小说《投水》便是看到西湖边上有人投水事件创作而成。至6月上半月从杭州返回上海。
5月15日 《鲁迅日记》：“得俊明信。”
8月17日 《鲁迅日记》：“得俊明信并诗稿一篇。”
秋 住闸北天通庵车站旁边，何家宅瓦砾场养病。租用商务印刷厂一排字工人的房子，经常了解他母亲及其一家的情况，作为以后写小说的素材。后来写成短篇小说《荒村》。1937年12月23日又写作了《往事》(1938年1月7日《群众周刊》第5期)，回忆他这段往事，同时用事实揭露日军在“一二八”轰炸上海郊区的罪行。
10月 利用几个月的酝酿，一个月的写作，终于把17岁那年在军阀部队时，参加的第一次战役中亲眼目睹的事实写成一篇反映军阀战争中士兵的互相残杀搏斗，最后又成为兄弟的短篇小说《山坡上》，12月1日发表于《文学》第5卷第6号。
《文学》杂志社编辑傅东华认为《山坡上》写得不真实，人物写得过于繁琐，没有征求作者本人同意，擅自删掉和修改了小说中一些内容。周文对傅东华的做法非常气愤，说被傅东华主观删去的正是小说中最重要的部分。被删改了的小说已经不是他自己的作品，便于12月3日写了一封信《我怎样写<山坡上>的》，1936年1月1日载于《文学》第6卷第1号，文章是针对《文学》杂志第5卷第6号上署名水(傅东华)的文章《一个小小的实验》一文表示抗议。并要求编辑部将此信连同《山坡上》被砍杀较多的第二章部分同时刊于《文学》第6卷第1号。由此引起一场文艺界关于删文事件，所谓“盘肠大战”的争论。周文写的反驳文章还有《关于<山坡上>——答<文学>的水先生》(1936年2月1日《知识》第1卷第5期)、《答傅东华先生<关于《山坡上》的最后几句话>》(1936年4月1日《文学丛报》诞生号)、《谈傅东华先生的所谓“常识”》、《引起的纠纷》、《答沈起予们的“麻烦帐”》(分别发表在《夜莺》的第1、2、3期上)。在1935年12月出版《分》和1936年8月出版《多产集》两本短篇小说集时，周文将原作《山坡上》收入这两本短篇小说集。《我怎样写<山坡上>的》改名为《关于<山坡上>的原形》和《被删改了的<山坡上>》(被删改后1935年12月在《文学》五卷六期上刊登的原文)。作为附录收入《多产集》。
自写抗议信给《文学》杂志编辑部后，1936年1月1日《文学》杂志又发表了水的文章《经验理论和实践》(对周文一封抗议信的答复)，1月7日《立报·言林》发表中牛的文章《盘肠大战》，支持《文学》编者的作法。1月11日《人言》周刊发表诗人邵询美的文章《盘肠大战》支持周文，反对水先生随便改动周文的作品。特别强调了编辑与投稿者应抱互相尊重，互相谦虚的态度。水先生的态度和作法使作者感到难过和不快。周文给鲁迅一信就傅东华删去《山坡上》一事诉说冤屈。1936年1月21日《鲁迅日记》：“得谷天信。”鲁迅担心缺乏斗争经验的周文会被人利用，除了亲自向日本军医了解到腹破肠出，是仍可继续搏斗外，还在第二天1月22日写信给胡风说：“前天得周文信，他对于删文事件，似乎气得要命，大有破釜沉舟，干它一下之概。我对于他的办法，大有异议。……所以我想最好于明年小饭店开张时，由你为磨心，定一地点和日期，通知我们，大家谈一谈，似乎比简单的写信好。……也因心血来潮，觉得周文反会中计之故也。”1月29日(阴历正月初六)《鲁迅日记》：“晚河清来并携赠《文学丛刊》六种，即邀之往陶陶居夜饭，并邀胡风、周文二君，广平亦携海婴去。”鲁迅开导周文不可停滞不前，要一边排除干扰一边拿笔战斗下去，同时还要注意不因内部矛盾而被敌人利用。周文深受教育，感动之极。除他本人的文章，各报刊先后发表他人文章10多篇，删文事件始末时间半年，1936年6月，《文学》主编傅东华因“盘肠大战”事件以及对他主编《文学》的其它责难而辞职。
11月26日 《鲁迅日记》：“得俊明信。”
12月 第二部短篇小说集《分》由巴金开办的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列入《文学丛刊》第一集。12月6日写作《分·后记》。其中有《雪地》、《恨》、《薛仁贵征东》(1934年5月1《每月文学》创刊号)、《山坡上》和《分》(1934年4月1日《文学季刊》第2期)等5篇短篇小说。《分》出版后，《书评》发表毕树棠的文章。评论周文的2部短篇小说集《父子之间》和《分》中各篇小说。文章认为周文的小说表明他有丰富的生活，热涌的情感。如《一家药店》、《一天几顿》等都是极有希望的。评论文章也分析了写作中在修辞方面还应再提高一步。短篇小说《分》在4月1日发表后，同年7月1日茅盾用笔名惕若在《文学》杂志第3卷第1号发表评论文章《<文学季刊>第二期内的创作》，文章评论周文的《分》是用严肃的心情写这篇小说，《分》与《雪地》相比较为圆熟些，但因题材上的差异，给人的感应倒不如《雪地》，应该多写熟悉的军队里的生活。
1936年(29岁)
1月16日 《知识》半月刊第1卷第4期刊登该刊编辑部聘请周文等人为特约撰稿人。
1月19日 鲁迅、聂绀弩、史青文等人编辑的《海燕》文艺月刊(创刊号)，周文是编者之一。由群众杂志公司总代售。只出版两期，即被国民党以“共”字罪禁止。
1月21日 《鲁迅日记》：“得谷天信。”
2月6日 在病床上写完了《多产集·序》。通过鲁迅的教育和开导，使周文思想解除苦闷，又继续写小说，并把一年左右的作品集中在一起，出一本小说集。个别人曾讽刺他为“多产作家”，当小说集将要出版时，他回答嫉妒者，为小说集定名：《多产集》。小说集收入了《山坡下》(原名：《赖老太婆》，12月15日《申报月刊》)、《山坡上》、《俘虏们》、《红丸》(2月20日《海燕》第2期)、《三等车上》(7月15日《创作月刊》创刊号)、《健康比赛》(9月27日《通俗文化》第2卷第6期)、《诊》(6月27日《申报·自由谈》)、《不俗的一群》(8月19～21日《申报》)、《名》(9月18日～l9日《申报·自由谈》)、《那首诗》(6月18日《申报·自由谈》)、《陈司事》(3月29日《申报周刊》第1卷第12期)、《病马》(1936年1月1日《申报周刊》第1卷第1期)、《退却》(1935年4月《木屑文丛》第1辑)等13个短篇小说和《第三生命》(1935年2月20日《文学新辑》第1辑)、《茶包》(12月5日《太白》(半月刊)第1卷第6期)等2篇散文；小说集最后有附录：《被删改了的<山坡上>》和《关于<山坡上>的原形》。8月，《多产集》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初版，列入《文学丛刊》第二集。9月11日《鲁迅日记》：“周文寄赠《多产集》。”小说集中的《陈司事》，在1941年1月，与欧阳山、巴金等18人的短篇小说共同编入《第一流》(文青丛刊第一集)。
3月5日 《夜莺》杂志创刊，由方之中主编，得到周文的支持和帮助。
春 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先生访问鲁迅时，其中问到：包括诗人和戏剧作家在内，最优秀的左翼作家有哪些?鲁迅回答：最优秀的左翼作家有(鲁迅)、茅盾、叶紫、艾芜、沙汀、周文、柔石、郭沫若。
4月1日 支持上海光华大学学生田间、周而复等人创办的《文学丛报》并投稿诗歌《夜行》，表达了周文对革命的坚定信念。
4月25日 冯雪峰以党中央特派员的身份由陕北到达上海，首先看望鲁迅。经鲁迅介绍，找左联组织内的党员。周文接到二姐郑玉颜、四姐郑玉梅转送良友图书公司鲁迅写给他“去见一位故人”的信后，在指定时间前往北四川路邮电局附近，天潼路电车站见到“故人”冯雪峰。
冯雪峰传达了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的喜讯和毛泽东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指示及新形势下的新任务。冯雪峰要周文做他的助手：内部交通(中央驻上海联络局的交通)。周文直接受冯雪峰的领导，誊写文件和给中央的报告。周文多次扮成商人、学者等模样，乘坐二等车厢，来往于上海至西安之间，递送文件和送同志到西安转往保安等工作，按指定联络地点把文件交给中央驻西安秘密联络站交通员刘鼎，后来还有王立夫。从西安带回大批钱款和文件之类到上海。与西安联络工作时用假名陈正明。郑育之除教学工作外，担任掩护工作。
5月上旬 鲁迅将方志敏从监狱里送出来给党中央的信及文稿《清贫》和《可爱的中国》交冯雪峰，书信和稿件由周文抄送中央。原稿经中央指示，在上海设法保存，冯雪峰将方志敏的原稿交周文夫妇保存。直到1937年春，周文夫妇掩护王稼祥时，经王稼祥、潘汉年、冯雪峰、贺诚共同商量后决定，方志敏的原稿由潘汉年拍摄，后由冯雪峰将原稿交谢澹如保管，胶卷由潘汉年转交中央。
中央苏区打土豪劣绅得到一些钱寄给上海，冯雪峰派周文夫妇到东亚银行(现四川北路海宁路口)，取回4千元作为上海地下党的活动经费。
春夏之间 鲁迅从冯雪峰处了解到陕北生活艰苦的情况，为表示他对党中央、毛主席的敬爱与关切之情，请冯雪峰帮助购买东西送给毛主席、党中央，冯雪峰交给周文100元，嘱咐买火腿和一些实用的东西送陕北。周文夫妇选购了2只火腿、20条羊毛围巾和几听大中华香烟及一些白锡包香烟，由周文送西安秘密联络站交通员刘鼎转交党中央。7月6日，张闻天、周恩来代表党中央致冯雪峰信，信中说：你老师送的东西……我们大家都很感激。
冯雪峰经常与周文讨论对“两个口号”的论争和关于解散左联等问题，并要周文到其他作家那里征求意见、了解情况，以解决文艺界的不团结问题。
6月15日 左联自动解散后，鲁迅、茅盾、巴金、张天翼、欧阳山等63人发表《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以表示文艺工作者团结抗日的决心。周文在宣言上签名。
6月20日 冯雪峰派周文到西安，为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要求到陕北访问的问题送一份秘密请示文件。斯诺要去访问，最早是向宋庆龄和鲁迅提出的，通过冯雪峰向中央请示后，周恩来代表中央表示欢迎，冯雪峰将党中央的意见请宋庆龄转告斯诺，可以实现他的愿望。斯诺到延安访问后，写作了《西行漫记》，使国际社会第一次比较全面地了解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和革命根据地的情况。
7月 担任冯雪峰的秘书兼交通工作。
蔡元培、鲁迅、郭沫若、茅盾、周扬、巴金、沈钧儒等140人共同署名《我们对于推行新文字的意见》，在《文学丛报》第4期上发表。周文是署名人之一。此意见得到了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及社会上有关人员的重视。
夏 与艾思奇、夏征农、边伯明等人支持李竹如编辑出版的四开铅印报《文化报》，并撰稿。
7月19日 在观看了苏联版画展览会后，写作《关于<苏联版画集>》(1936年8月14日载《散文》创刊号)。
9月2日 召开第一次小说家座谈会。为加强作家之间的团结与合作，克服宗派主义，周文参加欧阳山、张天翼等10多名作家联合发起创办文艺组织“小说家座谈会”。准备经常性地召开小说家座谈会。座谈会记录发表以后，有读者评论小说家座谈会是有意义的，态度是公平坦白的。第一次会议是事务性会议，第二次会议是第一次座谈会，会上讨论座谈会的任务和会刊《小说家》的编辑方针。《小说家》于10月15日创刊。10月30日召开第二次小说家座谈会，先由主持人欧阳山发言并提议为纪念鲁迅逝世静默三分钟，然后周文与各代表发言。《小说家座谈会记录》12月1日发表于《小说家》第2辑(哀悼鲁迅先生特辑)。周文作的《把鲁迅先生遗留下来的艰巨放到我们大众的肩上来》在同期发表。“小说家座谈会”的活动共举行过2次。《小说家》 1936年12月停刊，“小说家座谈会”1937年初停止活动。
9月19日 完成《烟苗季》(前部)(长篇小说)。1937年1月初版。小说是根据他10年前北洋军阀时代所经历过、所熟悉的旧军队题材写成，并予以讽刺和暴露。10月5日写作《后记》时说到，写这部小说是想“把它作为过去了的历史某一角的镜子看，或者对于我们现在起一点借镜的作用，所谓“以古为鉴，可知留替”，也未使不无多少的意义吧?”又特别是感激鲁迅对他这几年创作过程中“细心地看每一篇原稿，而加以批评和纠正的有力的赞助。但因为先生刚大病之后，就没有拿去。”先生的去世，他心里感到非常的沉重。小说出版后受到文艺界朋友的关注。1937年7月5日，《中流》第2卷第8期发表雪韦的评论文章《关于<烟苗季>》，文章说《烟苗季》是庞大的现实社会的表现和分析；作者那精细不苟的一笔一笔的描写，依照着一般人物的命运，刻画出他们实在的态度。文章还提出《烟苗季》的不足之处，并希望早日写出《烟苗季》(后部)，能看到圆满的完整的结局。1937年5月30日，在掩护王稼祥的一段日子里完成了《烟苗季》(后部)。于1938年5月初版。与《烟苗季》(前部)合起来成为一部完整的长篇小说，1938年10月初版，三个版本全部由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被列入(“文学丛刊”第四集)。小说中的片段《在军需室里》、《接风之夜》分别在1936年的8月1日《文学丛报》和第5期和10月15日《作家》10月号上发表，《接风之夜》被收入《中国新文学大系》(1927-1937)(香港出版)。《烟苗季》(后部)于1938年7月和10月起分别在四川成都的《文艺后防》和《新民报》连载。1951年，王瑶在他编著的《中国新文学史稿》中写道：他在军队中的生活经验，又善于描写川边的地方色彩，笔调朴实细致，文字也接近口语，因此写来颇真实动人。
9月30日 为送上海第一批文化界人士赴陕北，在徐家汇一家小饭店里，约汪仑等三四人谈话，交待赴陕北的联络人员和接头地点。
郑育之接到冯雪峰交待的任务：到西藏路250号爵禄饭店，订一间房间，租一辆小汽车，按时到上海火车站(北站)营救被软禁3年，从南京逃离出来的丁玲到旅馆。第二天，冯雪峰派周文与丁玲联系，按照她的心愿，安排她去陕北中央苏区，周文向丁玲述说了这几年他与她母亲蒋慕唐老人通讯的情况，还把在丁玲被捕后曾发表的文章，已搜集在一起，建议再谋出版，筹措稿费寄给老人。这想法使丁玲感到兴奋和意外，出版这本文集时，取名为《意外集》。几日后，周文安排好陪伴丁玲到西安的人选聂绀弩，又办妥了赴陕北中央苏区的事宜后，亲自送丁玲上火车，使她安全离开上海，然后向冯雪峰汇报。
调任上海联络局秘书，作保管文件、保管款项、抄写文件、购买苏区所需物品与送到苏区去的同志接头联络等工作。住上海地下党秘书处：长沂路(现延安中路877弄)模范村内一幢三层楼房内。上海至西安的交通工作与王尧山两人共同承担。
郑育之辞去小学教员工作，担任上海中共中央办事处内部市内交通(至1937年7月)。
10月初 按照冯雪峰的指示，受鲁迅委托将2本《海上述林》(瞿秋白译、鲁迅编)呈送到西安联络站转交毛泽东、周恩来。
喜得鲁迅赠送的金字蓝丝绒面本《海上述林》(精装本)。
10月19日 鲁迅病逝。由蔡元培、宋庆龄等人组成治丧委员会。冯雪峰派周文到万国殡仪馆，协助料理丧事。周文除草拟报告，复写指示外，为鲁迅守灵至丧事结束。10月22日，在鲁迅安葬仪式上，周文等10余人为鲁迅抬柩上灵车，步行两个半小时为鲁迅送葬。为纪念鲁迅，表达他对鲁迅的沉痛悼念，在10月28日将鲁迅生前对他的教导与指引，和鲁迅去世后人民大众为鲁迅送葬的场面写成《鲁迅先生是并没有死的》(11月5日《中流》第1卷第5期哀悼鲁迅先生专号)。
10月21日 冯雪峰带郑育之到新雅饭店潘汉年那里接受任务，为潘汉年(时为中共上海办事处主任)、冯雪峰传递信件，接受潘汉年、冯雪峰的领导，为胡愈之、王学文、钱俊瑞等人送递信件。
同月 任上海联络局秘书后，逐步地把内部交通工作移交给王尧山。王尧山从西安带回的《党中央告全国人民书》等秘件经周文抄写后转交冯雪峰。
王昆仑对四川省主席刘湘做了统战工作，得到了6万元寄到上海，冯雪峰派郑育之拿着支票到上海大世界游乐场对面四川人开的一家银行里王昆仑的账户上取回这笔巨款，建立了秘密电台。为建立电台，周文向冯雪峰推荐了进步人士董纯才。以后，由周文与董纯才联系，并引导和介绍董纯才加入中国共产党。
11月2日 完成《在白森镇》(中篇小说)，1937年1月30日由良友图书公司印行，列入《中篇创作新集》。小说根据10年前在一个边地所见到的一些生活和人物而作，对边荒地区政界官员的野蛮残酷、腐败堕落、互相暗斗予以暴露。12月19日在《后记》中写了写作动机：①一个忠实于现实的作者所应该遵守的一个创作上的铁则，就是应该写他自己所熟悉的生活和人物，作为自己的创作题材；②把10年前的经验和提示画它下来保存一点历史的真实，想来并非全无意义。小说出版后，茅盾在《收获》(工作与学习丛刊之三)上发表评论文章《<烟苗季>(前部)和<在白森镇>》。文章说：“周文的两部小说反映了川康边境军阀部队广大士兵的生活，而且对军阀官僚们作了广泛深刻的暴露。”后来有学者说他填补了文学创作上的一项空白。
1937年(30岁)
3月1日 贺诚陪同中共中央军委委员王稼祥赴苏联治伤经过上海。周文夫妇接冯雪峰通知，做接待和掩护王稼祥的工作。先在模范村住下，由潘汉年定下新住址，由郑玉颜工作的洋行出面作保，租下了毕勋路(现汾阳路64弄5号)的住宅。搬进毕勋路后，潘汉年向周文夫妇作了周密布置。秘书工作暂停。6月底，王稼祥由贺诚陪同去苏联治病，周文雇轿车送他们上船离开上海。王稼祥离沪后，周文重新担任中共中央上海联络局秘书，受潘汉年、冯雪峰的领导，搬迁到四明新村居住。郑育之任上海江苏省委内部交通，受潘汉年、冯雪峰领导。
3月 《爱》(短篇小说集)1937年3月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收入《三个》(1936年4月15日《作家》第1卷第1期)、《荒村》(1936年8月1日《现实文学》第1卷第2期)、《无题》(1936年3月作)、《黄霉天》(1936年5月作)、《张先生》(1936年1月作)、《爱》(1936年11月3日作，12月被编入开明书店创业10周年纪念集)等6个短篇小说和《鲁迅先生是并没有死的》1篇纪念鲁迅的文章。其中《三个》在1936年底，被丁玲推荐给赵家璧主编的《二十人所选短篇佳作集》赠送本(相当于1935年11月～1936年11月文学年鉴)，1937年1月由良友图书公司出版。以后又编入《迷茫》和《新作家》。1947年编入《抗战前后》小说集。
唐弢在他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简编》中写道：1933年到1937年的四五年间，周文先后写有《父子之间》、《分》、《多产集》、《爱》等四个短篇小说集，中篇《在白森镇》，长篇《烟苗季》。他的小说，着重人物性格的刻划和环境氛围的渲染，没有甚么复杂的情节。不少短篇，往往近乎生活速写和人物素描。优点是写得生动细腻，富有生活气息，尤其善于捕捉人物微妙的心理活动，具有个人特点；但有些篇章所展示的社会画面不够宽阔，思想深度也嫌不足。
5月～9月 写作反映下层人民生活的的小说《一幢房里》(短篇小说)(6月5日《中流》第2卷第6期)；与多篇反抗日本侵略、激发积极抗日、反对消极抗日等内容的杂文：《躲的教训》(7月《中华公论》创刊号)、《中德的“反差不多”》(8月20日《中华公论》第1卷第2号)、《不要说失败》(诗)(8月21日《立报·言林》)、《说和做》(9月26日《呐喊》第3期)、《谈牺牲》(后改为《从牺牲谈起》，(10月7日《立报·言林》，首次署名“文”)、《慰劳》(10月24日《烽火》第8期)。
7月28日参加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成立大会，以后又参加了该协会的一些实际工作。
“七七”事变以后，在报上看到在北大农学院任院长的前川康边政训练所副所长刘伯量的消息，为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周文与刘伯量又取得了联系。
9月上旬左右 经许广平与冯雪峰研究，与郑育之商量，征求二姐郑玉颜的意见，让郑育之家父母姐妹6人与许广平一家同住在上海霞飞坊(现淮海中路淮海坊)64号(1937年9月至1942年底)。许广平搬离后，郑家也搬迁别处。
9月20日 “八一三”事变后，上海地下党为了适应抗日斗争的需要，派出大批党员骨干到全国各地开展抗日宣传和统一战线工作。周文自担任秘书工作以后，懂得了统战工作的重要性和工作方法，便提出派他回四川老家做大后方的统战工作。他带着潘汉年的一份介绍信和一份关于成都救亡活动分子的秘密调查报告，只身一人乘火车离开上海前往成都，准备找李一氓接头。
就途中的遭遇和见闻，后写作《京沪途中》10月3日发表于《烽火》第5期。
10月9日 周文经南京到武汉，找到胡风与董纯才，稍停留后又乘船入川，经重庆到达成都。到成都后即找到已回到成都在四川省政府设计委员会工作的老师刘伯量，暂住刘伯量家(成都文庙前街15号)。
10月10日 列席成都文化界救亡协会成立大会，主要成员有：车耀先、杜桴生、羊角(张宣)、沙汀、朱光潜、李劼人、王影质、陈思苓等二三十人。通过刘伯量的介绍，认识了许多教授和作家，并加入该协会。协会下设国防艺术、出版、研究和防护4个委员会。10月29日，国防艺术委员会在四川大学明远楼召开成立大会，选举了领导机构，下设歌咏、文艺、戏剧三个组。周文任文艺组组长。他与该协会会员沙汀、葛乔主编的《战旗》(旬刊)创刊于12月5日。发表了他的《成都的印象》。曾在11月4日写信寄到武汉，向胡风、萧军夫妇、萧乾等在汉的朋友们约稿。12月下旬，市政府以文救会“内情复杂”为由，勒令解散，成都文化界救亡协会活动遂告结束。
10月中旬 到指定地点找李一氓，可李一氓已离蓉去了南昌新四军。立刻写信向潘汉年、冯雪峰汇报。
致信母亲张蕴如，通知已回到成都，母亲和两个女儿从荥经老家到成都，共同住在桂花巷。后又搬家在小南街居住。
由于党组织关系还未能联系上，就按党的统战工作精神搞工作，与车耀先、沙汀等人，在少城公园的茶馆里、或在车耀先开办的努力餐餐馆里，举行聚餐会、茶会，把文化界的作家、教授团结起来，同时进行了深入细致的个别联络和沟通。
10月15日 致胡风信。自1937年10月到达成都起，先后给胡风有19封信，都较详细地述说他的工作、生活及成都文艺界抗敌运动的情况；也通过他们的书信了解武汉、重庆文艺界同仁们的情况；特别是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总会(以下简称“文协”)成立以后，了解更多的信息，促使文协成都分会的建立和发展；向文协总部汇报了文协成都分会筹备经过及遇到的困难；探讨有关“旧形式的利用”等文艺方面问题的看法等。胡风将1938年2月6日和6月3日的信都命题为《从成都寄到武汉》，1938年2月16日和6月16日分别发表于《七月》第9期(第2卷第3期和第3集第4期)。
10月19日 作《鲁迅先生与思想斗争》(11月1日《金箭》第1卷第3期)和《学习鲁迅先生》(10月22日《星星日报·北斗》)，纪念鲁迅逝世一周年。
11月28日 到《四川日报》社参加该报副刊《青年文艺》社召开的全体会员大会，讨论该社分组活动等一切事宜。周文参加了该组织及其活动，12月下旬《青年文艺》被迫停刊，终止了活动。
与沙汀等人支持成都文艺工作者协会部分四川大学的成员创办文艺刊物《金箭》月刊的编辑会议。《金箭》第3期起参加了编辑工作。共出版5期。周文在《金箭》发表的作品有《紧张的上海》和《汉奸的女儿》(中篇小说)(12月1日第1卷第4期)。
12月1日 《新民报》副刊《国防文艺》(周刊)创刊。由刘骥、周文合编，第1期《后记》中写到：这刊物是大家的，我们不过是负了草创的任务，希望大家来充实。希望稿件是短小精悍，竭力做到通俗化，是深入浅出的。第2期起由周文一人主编。周文在《后记》中写道：在当前全国上下一致抗战的时候，只要为了有益地抗日，除了作家，要让更多的人写作，为了要使大众易于接受，应广泛地采取极通俗的形式：小调、山歌、唱本、演义、连环画等。该副刊有速写、报告、通信、散文等。出版10期后停刊。周文发表的短论、杂文有《写些甚么》、《和平与屈膝》(12月1日第1期)、《从“牺牲”说起》(12月8日第2期)、《善堂的印象》、《<呐喊>与<烽火>》、《怎样的写》(12月13日第3期)、《我还是只有歌唱》(诗)、《为“元旦这一天”征稿》(12月27日第5期)、《可爱的儿童》(1938年1月3日第6期)。
12月中旬 经刘伯量介绍，在省政府设计委员会内文化委员会任助理研究员(时间4个月)。以省政府科员的身份作掩护，更加广泛地接触名人、作家、教授、爱国人士等统战对象。
12月 抗日战争爆发以后，不少戏剧团体从各地入川抵蓉。周文在团结作家、教授的同时也做好团结戏剧界人士的工作，多次观摩他们演出的抗战话剧。剧目有四川省抗敌后援会国防剧社演出的《抗战》，从上海抵蓉的影人剧团白杨、施超等人演出的《沈阳之夜》与《卢沟桥之战》，还邀请马宗融罗淑夫妇观摩影人剧团的《流民三千万》，并向罗淑约稿写作观后感。1938年2月7日又观看了由吴雪、王少燕在武汉组织的四川旅外剧人抗敌演出队演出的《塞上风云》。同天，他将《新民报·国防文艺》第10期办成“戏剧专号”。他在1月29日写作《写在前面》(“戏剧专号”的编者的话)时说：最近平教会抗战剧团、四川旅外剧人抗战演出队及成都剧社同时演出，在成都形成了浓厚的戏剧空气，希望戏剧工作者更加推进剧运的发展，加强抗战的力量。办这一期专号是想尽一点微弱的力量。1938年4月又观摩了劳军联合公演的剧目。周文写作剧评文章有《<抗战>观后感》(12月8日《新民报·国防文艺》第2期《流民三千万专号》，首次署名“树嘉”)、《看了<沈阳之夜>与<卢沟桥之战>之后》(12月15日《四川日报·文艺阵地》第2期)、《我看观众》(12月20日《新民报·国防文艺》第4期)、《<塞上风云>和<三个主角>》(2月7同《新民报·国防文艺》第10期戏剧专号)、《联合劳军公演》(4月15日《四川日报·谈锋》第39期)、《对劳军联合公演的希望》(1938年4月17日《华西日报·华西副刊》)、《看业余的<阿Q正传>后》(6月11日《四川日报·谈锋》第90期)、《四川话剧的提起》(11月23日《文艺月刊·战时特刊》第2卷第8期)。
同月 在寒假担任成都战训大学部的学生军训政治指导员1个月，帮助学生创办《战时青年》(旬刊)，并亲自写稿、组稿和办壁报。帮助训练班开办“同乐会”文艺组织，写作《介绍<反正>》(12月29日《四川日报·文艺阵地》)，向学生推荐丁玲在《七月》上刊登的剧本《反正》，并排练丁玲的这一独幕话剧，还担任中央军代表角色。
12月份发表的作品还有《沙漠呵》(诗)(1937年12月8日《四川日报·文艺阵地》创刊号)、《流弹》(12月28日《华西日报·华西副刊》1195号)。
1938年(31岁)
1月1日 为了建立文艺界统一战线，与沙汀等人将在成都的作家、教授串联起来，正式成立了成都文艺界联谊会。会员有罗淑、马宗融、李劼人、朱光潜、毛一波、谢文炳、罗念生、曹葆华、任钧、陈翔鹤、卞之琳等20多人。1938年～1939年，省内外一些剧团、艺术家、作家、教授，相继来到成都，为加强文艺界内部的团结，联谊会经常在顺城街或车耀先的努力餐餐馆以聚餐、茶会的形式举行欢迎会、晚会、讨论会，还经常讨论办刊物、办报纸副刊的问题，评论作品，交流创作经验，传递文艺信息和分析抗日形势等。联谊会便成为成都文艺界的领导核心。联谊会成立以后，促进了《工作》、《五月》、《学生文艺》、《雷雨》、《蜂》等文艺刊物和学生刊物的出版发行；夏天，在光华补习学校举办暑期战时文艺学讲习班。为提高青年的文艺理论水平和写作能力，由马宗融讲西洋文学史、何其芳讲中国文学史、沙汀讲文学概论、任钧讲戏剧、邓均吾讲诗歌、刘披云讲战时文艺、周文讲创作。加强了文艺工作者的联系和团结。不断巩固和扩大了成都文艺界的统一战线。
在过新年的日子里写作《新年》(1月3日《新新新闻·新村》第1505期)。
1月初 自11月1日郑育之乘船离沪前往四川。经香港、武汉、重庆到达成都。全家搬迁到横通顺街13号居住。2月5日郑育之在四川省成都市大众壁报社担任组稿工作。
1月7日 把丁玲的母亲蒋慕唐老人1937年冬月初九的书信登在《新民报·妇女园地》，3月20日第二次将蒋慕唐1938年2月3日的书信于1938年3月20日登在他自己编辑的文艺副刊《四川日报·谈锋》第13期上，并写作《常德通讯丁玲的母亲·编者按》。1933年丁玲被捕以后，周文与蒋慕唐老人建立了通信关系，直至他到了成都以后，仍旧不时地给老人去信并寄些钱款。他用老人家为支持丁玲在解放区安心地工作，带着两个孩子在艰苦的环境下生活的故事，和蒋慕唐老人家的书信，以激励大后方的人们克服一切困难积极抗日。
2月8日～4月28日 《怒火》(小说)，与沙汀、艾芜、张天翼等20几位作家集体创作的作品，组成反映华北军民抗战的通俗长篇小说《华北的烽火》，连载于广州《救亡日报》。
2月16日 参加成都市反侵略火炬大游行，后写作《灯笼到火炬》、《火炬颂》(诗)(2月16日《新民报·国防文艺》第11期)。
2月18日 与蔡元心共同发起组织并筹备成立成都文艺青年抗敌工作团，成立了16个小组，8个通讯站，向群众宣传抗日。后来将该团范围扩大，改为成都文艺界抗敌工作团。3月6日，假学道街省济一小，召开文艺界抗敌工作团发起人会议，出席50余人，周文任主席主持会议，并报告了开会理由及筹备发起人会筹备经过，会议通过该团四条工作原则：一、在政府领导下为巩固民族统一战线而奋斗。二、发起文艺界救亡工作者与全国文艺界统一战线之工作相配合。三、采取通俗的文艺形式。四、扩大文艺工作范围深入民间。当场推选周文、马宗融等11人为筹委，计划两周内成立，并继续向国民党省党部动员会宣传审查委员会申请立案。1938年3月底，成都文艺界抗敌工作团更名为成都文艺界抗敌协会，签名参加者已约100人。国民党省党部动员会宣传组仍然拒绝立案。5月，“文协”总会理事会通过了组织部的建议，写信给周文，推周文、沙汀、朱光潜、罗念生、马宗融为成都分会筹备委员，成都文艺界抗敌协会筹委会又另行备文，向主管当局表明，把已经申报筹建成都文艺界抗敌协会改为隶属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总会的成都分会，并根据“文协”简章重新登记。参加会员有七八十人。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都分会(以下简称：文协成都分会)筹备组接到四川省动员委员会“准予备案存查”的指令，但称：还要向国民党人民团体临时指委会立案后才发给许可证，于是文协成都分会筹备组又办文向临时指委会提交申请。
2月下旬 潘汉年在武汉中共长江局汇报工作时遇见将要回到四川担任领导工作的罗世文，亲自转交了周文夫妇的党组织关系。
与作家、教授探望刚去世的左联女作家罗淑的家属马宗融，以表关心和慰问，并写作《悼罗淑女士》(3月6日《华西日报·华西副刊》纪念罗淑特辑)。
2月28日 写作《文艺活动在成都》(4月16日、5月1日连载《文艺阵地》第1卷第1～2期)。周文到成都后，每隔几月就写一篇关于成都文艺动态的文章，把成都文艺界逐步发展日益活跃起来和申办“文协”总会成都分会的情况、办刊物的成绩、发展及遇到的困难、今后的任务等，作一个阶段的总结，向“文协”总会的朋友们介绍。后来，他将这些文章排序编号，留作自己的资料。把在《七月》第9期上发表的《从成都到武汉》更名为《成都文艺动态及其他》，编号为第一篇。《文艺活动在成都》为第二篇，《最近成都的文艺活动》(7月16日《抗战文艺》第2卷第1期)为第三篇，《“七七”纪念与成都文艺作家的任务》(7月10日《文艺后防》创刊号)为第四篇。
2月 与沙汀、马宗融等数十人集稿联合附出《兴中日报·新地》周刊，不久即将付印出版。
3月8日 应杜桴生之邀，担任《四川日报》文艺副刊《谈锋》的主编。《四川日报·谈锋》1938年3月8日创刊，原由沙汀创刊主编，1938年3月16日第9期起由周文主编。是党支持下的一个文艺副刊。5月，由于疲劳、患痔疮病，《四川日报谈锋》暂请朋友帮助编辑。6月21日周文编辑到96期时，《新新新闻》报社请周文去编副刊，《四川日报·谈锋》交给王影质负责编辑。周文在《编者的话》中希望文章不拘任何题材，并希望多写杂文，通讯，速写之类，短小并切合现实。周文用不同笔名写作以杂文为主的短文。发表作品还有：《从小看大》(3月16日第1期)、《从火中成长吧!》(3月20日第13期)、《本市通信》(3月25日第19期)、《写在前面》(4月26日第49期)、《文艺刊物又活跃了》(4月29日第52期)、《我喜欢<蜂>周刊》(5月6日第58期)、《拉夫(邻水通信)》(5月24日、25日连载第74、75期)。
3月12日 以记者身份到沙河堡四川省第一林场，参加为纪念孙中山先生逝世13周年的植树典礼，并将看到积极抗战和懒散消极的两种现象写作《三月十二日在成都》(3月16日《七月》第11期)。
3月16日 帮助和支持何其芳、卞之琳创办的《工作》(半月刊)。他对《工作》为之感动，在《谈“论工作”》(3月29日《四川日报·谈锋》第22期)中说：为了民族，我们的艺术家勇敢而坚决地告别了他的过去，给我们启示了新的希望，而且以战士的姿态踏上了思想的战场。后又写了介绍文章《<工作>第二期》(4月9、10日连载于《四川日报·谈锋》第33、34期)。另有《吃表的故事》、《没有时间的城市》两篇讽刺小品发表于《工作》。
3月20日 《战潮》杂志创刊，由周文、任钧合编，是在成都开展“通俗文艺”讨论的唯一刊物。周文于3月11日写作的《谈目前通俗文学的重要》发表于《战潮》创刊号。他在文章里写道：在当前我民族危急存亡的最后关头，为了动员民众参加神圣的抗日战争，文艺工作者必须：①感受和了解大众的生活、要求和希望，说出大众真正要说的话；②应该向通俗作家学习，学习它的形式和技术，来装进我们新的内容，并发展成为新的东西来。为此，他多次带着问题深入地对文艺旧形式进行研究，请车辐等朋友一起在玉带桥、西玉龙街的旧书摊上搜集到大量四川洋琴唱本、改良川剧等曲艺、戏曲剧本。
是日 与邓均吾、任钧等人参加《星芒》社编辑部在青年会召开的座谈会，支持与帮助胡绩伟等作者和青年学生办刊物。确定该刊的内容、形式、发行、编辑方针等事宜。4月5日《星芒报》创刊。周文创作的《打鬼子》(莲花落)5月1日发表于《星芒报》。不久《星芒报》被当局禁刊。至1939年间，几次改变刊名也都被禁刊。1939年8月12日，周文参加在文协成都分会新会址(布后街志城商业学校的一间教室)举行的茶会，确定《通俗文艺》(5日刊)编委会。周文趁文协成都分会的成立和文协总会的支持，将胡绩伟等人参加编辑《通俗文艺》 5日刊，作为由文协总会与文协成都分会共同创办的刊物。每月文协总会寄150元，成都市政府补助100元。由文协成都分会负责编辑印刷发行。《通俗文艺》5日刊8月20日创刊，坚持出版到1940年7月20日第45期后停刊。
他还支持了《惊蛰》、《群众》、《散文》、《战时学生》等刊物的工作。
3月30日 用借古讽今手法写作的第一篇讽刺小品《四川的童活》(1938年3月30日《四川日报·谈锋》第23期)发表。在回到四川的几个月里，为成立文艺界的群众团体，向国民党党部多次提出申请，但当局屡次找借口拖延时间，结果被拒绝，看到国民党反动官僚镇压抗日群众的立场，散漫、拖沓的作风及一些落后人群消极抗战的态度，针对这些问题，又写作了多篇四川童话讽刺小品发表在多个刊物：5月4日将《四川的童话》改作后更名为《吃表的故事》四川童话之一(5月16日《工作》第5期)；《四川的童话(二)》四川童话之二(1938年3月31日《四川日报·谈锋》第24期)；《四川的童话(三)》四川童话之三(1938年4月1日《四川日报·谈锋》第25期)；《没有时间的城市》四川童话之四(1938年4月16日《工作》第3期)；《肚皮里的国家》四川童话之五(1938年7月9日《新新新闻·每旬增刊》创刊号)；《长期磕头的故事》四川童话之六(1938年8月16日《文艺阵地》第1卷第9期)；《神经错乱病》新童话(1938年9月1日《文艺阵地》第1卷第1期)。
3月 中共四川省委临时工作委员会书记罗世文到成都，找到了周文夫妇。周文由他直接领导。周文把从上海带来的秘密文件交给罗世文。郑育之调到妇委赵师南处做妇女工作。为了加强党对抗敌文艺运动的领导，四川省工委和四川成都市委决定建立成都文艺支部和《华西日报》支部，分别由周文和赵其文担任书记。周文在党内用名字：“兵役”。
4月初 周文见少城公园门口有人在说唱本，发现是汉奸在做反动宣传，他便针对这些问题写多篇文章加以揭露和批判：《关于<听打花鼓小记>》(4月2日《四川日报·谈锋》第26期)、《汉奸的唱本》(4月7日《四川日报·谈锋》第31期)、《值碍注意》(4月8日《四川日报·谈锋》第32期)。
4月 对刘伯量做了说服工作后，其子刘盛亚从德国回到成都。
5月 由于工作单位被裁，失业在家。
为与汉奸做对抗，向群众多做抗日宣传，组织文艺工作者歌咏队，沿街唱歌《救亡进行曲》、《打倒东洋》、《自卫歌》等抗日歌曲。并写作《唱晚队》(1938年5月16日《文艺阵地》第1卷第3期，署名：土犀)
看到胡风从武汉寄来的《七月》第3集第1期，刊有关于《宣传·文学·旧形式的利用》座谈会的记录，把旧形式拿来加以改造再利用的观点正符合他的思想，写作了关于旧形式利用的文章：《谈四川戏》(6月1日《文艺阵地》第1卷第4期)和《唱本·地方文学的革新》(7月1日《文艺阵地》第1卷第6期)。
6月9日 参加成都各界在青年会举行的欢迎转战山西、山东战场负伤归来的陈静珊将军大会。7月1日又专程去访问陈静珊将军，了解前方抗敌将士英勇杀敌的情况并写作《陈静珊将军访问记》(7月10日《文艺后防》创刊号)。
6月12日 冒雨欢送出川杀敌的将士。为歌颂成都群众欢送抗战将士上前线的情景写作《雨中送出征》(6月10日记实)(10月12日《文艺阵地》第1卷第12期)。
6月20日 应中国学生联合会的邀请，世界学生联合会代表团一行4人，5月至7月对中国进行为期70余天的访问，6月20日抵达成都。周文到飞机场迎接世界学联代表团，6月22日参加文化界、新闻界、学生界联合举办的欢迎世界学联代表团座谈会，并写作《世界学联在成都》(6月29日《新华日报》)。
7月7日 参加少城公园民众教育馆举行的抗战建国纪念大会和盛大游行，有万人参加。将团结抗战积极捐款的盛会实况写作《团结的光辉》(本刊特写)(7月10日《文艺后防》创刊号)。
7月10日 《文艺后防》(旬刊)创刊，由周文、刘盛亚、王白野合编。由刘盛亚出资并担任出版发行人，以刘家作为对外联络地点。《文艺后防》设有《本刊特写》栏，反映10日内所发生的重要事件。第2期开始设《文坛消息》、《文艺问答》专栏，报道文艺界动态。7月4日给胡风写信，为创办《文艺后防》征稿。7月27日与李劼人、马宗融、谢文炳等20人参加成都文艺界联谊会在野店举行的第4次聚餐会。会上决定《文艺后防》改为该会会刊，是该会会员的言论刊物，推选周文、谢文炳等7人负责编辑，王影质任发行，叶菲洛负事务责任。周文发表作品还有：《看巡回献金》(本刊特写)(7月20日《文艺后防》第2期)；《旧形式中艺术的创造》、《民间歌谣》(儿歌6首)(7月30日第3期)；《读和写——答天生先生》(8月10日第4期)；《漫谈后防文艺》(8月30日第6期)；《关于创造人物答——宝垓先生》(读者来信)(9月10日第7期)；《民间歌谣》(秧歌2首)(9月20日第8期)。《文艺后防》创刊后，《四川日报·谈锋》上发表文章介绍《文艺后防》是最新形式的纯文艺旬刊。
8月7日 参加文艺界欢迎萧军、曹禺的茶会，并向萧军等人介绍《新民报》的有关作者。
8月 经刘伯量介绍，到成都市政府秘书处任科员。利用在8月21日新上任的成都市长杨全宇(刘伯量的同学)的关系，进行为成立文协成都分会的立案事宜。同时进一步做统战工作，包括杨全宇市长，杨全宇参与了一些抗日集会，文协成都分会成立以后，杨全宇还帮助解决文协成都分会的部分经费问题。
看苏联电影片《苏俄驱寇记》，认为苏联电影是现实的，有艺术的，有极高的宣传意义的。写作《看了<苏俄驱寇记>》(9月3日《新民报·新民座谈》)和《略谈苏联电影》(9月21日《四川日报·谈锋》新5号)。
9月 《四川民间文学》编辑完成。用了大半年的时间在成都附近城乡搜集了四川民歌、儿歌、谣、谚、谜语等，并将其中一部分整理改编后于1938年9月寄给茅盾，得到茅盾的支持，于1939年2月1日发表了《四川民歌》(四首)(《文艺阵地》第2卷第8期)。还准备在《文艺阵地》上连载。通俗读物编刊社在茅盾处看见《四川民间文学》，准备出版，《文艺阵地》未能连载，但通俗读物编刊社也一直未能出版。关于交给通俗读物编刊社的稿件，1951年6月22日，周文写信给青岛市山东大学赵纪彬(原通俗读物编刊社的负责人)询问查找《四川民歌集》的稿件，才知因遇到皖南事变已被遗失。1939年底，周文离蓉步行北上，将原稿存放在他的二表姐贞莲家里，表姐家人十分喜爱这份书稿，便手抄了一份留在家中随时翻阅。周文到延安后，取回原稿改编后曾交宝鸡某出版社，因战乱，稿件再次被遗失。周文曾为出版《四川民间文学》写作《改编民歌的一点意见——四川民歌序二》(1939年2月4日《抗战文艺》第3卷第8期)。
10月19日 纪念鲁迅逝世2周年。为纪念、学习鲁迅和宣传鲁迅的精神，继承鲁迅遗志，在10月13日，周文与李劼人、陈翔鹤等人召开成立“纪念鲁迅筹备会”会议，分设事务和宣传两个组做筹备工作。在鲁迅逝世纪念日当天，《文艺后防》特地出版《鲁迅先生逝世二周年纪念专辑》与《文艺后防》合订本，发表了周文的纪念文章《学习鲁迅精神》和为鲁迅艺术学院两篇文章写作了《编者按》。并把这天卖书的钱捐给鲁迅艺术学院和寒衣募集委员会。在10月23日，在皇城四川大学内至公堂为鲁迅先生逝世二周年举行盛大纪念集会，成都文化界到会2000余人。推动市长杨全宇派各界人士出席。主席团熊佛西在会上讲话，李公朴与外国友人解难博士、魏洛斯女士到会并演说。巴黎德国流亡作家协会、德国《福朗克孚》报，莫斯科《文字》月刊均有电致大会。大会发表了《成都文化界为鲁迅先生逝世二周年纪念宣言》。会后举行游行，沿途散传单，呼口号，盛会空前。但也遭敌人的破坏。周文又写作《蚍蜉撼大树》(《华西日报·华西副刊》1384号)。
10月 中共川康特委成立，罗世文任书记。为了加强对文化宣传工作的领导，特委下设文委，周文任文委成员、文艺支部书记，文协成都分会工作由文艺支部领导。在文委和文艺支部领导下，《四川风景》、《战潮》等刊物复刊。
12月11日 完成《救亡者》(中篇小说)，1939年3月1日起连载于《文艺阵地》第2卷第10～12期。1940年7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单行本。
冬 吴玉章、秦邦宪、王明到成都，新闻文化界人士组织讲演欢迎会，到会者有李公朴、周文、曹葆华、何其芳、沙汀、陈翔鹤、萧军、车耀先、罗世文、杜桴生、谢文炳、罗念生、杨波等数十人。全国解放后，中统特务交待：这些人全部列案，作为监视和迫害对象。
12月 致信到荣县开创《流火》的朋友，命题《一封来信》(1939年1月16日《流火》第3期)。信中表达对《流火》杂志的创刊感到高兴，同时提出：《流火》应担当起发展地方文学、方言文学的任务。后又写作《展开方言文学运动》(2月16日《笔阵》创刊号)和《再谈方言文学》(5月1日《笔阵》第5期)，进一步重申开展方言文学的观点。
1939年(32岁)
1月11日 成都文化界在华兴街集合，参加文化界拥护“抗战到底”国策的游行。
1月14日 文协成都分会假座春熙路青年会召开成立大会。1938年底，国民党社会部和党部对成立文协成都分会的申请互相推诿。一再催促，却仍然拖延不予批准，文协成都分会筹备会写信到重庆向总会汇报情况。1月11日，文协理事冯玉祥奉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命令视察四川军队，与老舍由内江乘专车到达成都。周文趁此机会商定：由冯玉祥、老舍向当局提出诸问，对国民党省市党部施加压力，同时代表总会指导文协成都分会的成立，当即决定二三日之内即召开文协成都分会的成立大会。1月13日，受文协成都分会筹备会的推派，周文携带申述书到市政当局交涉，并通知当局次日召开成立大会。通知了所有的会员。晚上草拟报告、文件等。14日，文协成都分会成立大会上，冯玉祥、老舍到会，市长杨全宇、市政府科长周惠黎参加。新闻界、文化团体代表及该会会员100余人参加。周文任大会主席，报告该会筹备成立经过甚详。冯玉祥代表总会致词，勉励作家们团结抗日，老舍报告文协情况，杨全宇代表市府讲话，决定给文协成都分会活动费用。大会通过文协成都分会设总务、组织、研究、出版4个部。选出首届理事周文等7人。文协成都分会成立以后，立即着手开展工作，在第一次理事会上，推选周文、罗念生、萧军为常务理事。
1月24日 参加在成平街省立戏剧学院召开的首次文协成都分会会员大会并担任大会主席。会上建立了工作组织机构，周文任总务部主任。大会通过了数则重要提案。由理事会决定暂假周文住处本市少城横通顺街13号何寓为代收转之临时通讯处。当晚，文协成都分会举行文艺晚会。
第一次会员大会通过了李劼人、周文、萧军等11人为文协成都分会会刊《笔阵》编辑委员会。编委会立即开始《笔阵》的编辑工作，2月16日《笔阵》创刊，文协总会给以补助100元。该刊于1944年5月终刊。1939年间，周文参与编辑出版13期，最初2期是集体编辑，以后是11名编委轮流编辑，第12期“鲁迅先生三周年逝世纪念特辑”由曹葆华、周文合编，第13期由周文、李劼人合编。几乎每期周文都写作《会务报告》，向文协总部汇报文协成都分会成立以后成都文艺界的情况和近期工作计划。周文主张把《笔阵》办成既可供有文学修养的人阅读，又可供水平较低的各县知识分子阅读，以逐步提高阅读与写作水平，使《笔阵》实现普及与提高文艺水平的作用。
4月30日 假青年会大礼堂再一次举行文协成都分会的正式成立大会，原因是国民党四川省党部成都市执行委员会4月6日颁下“市字第3号”《人民团体组织许可证书》，批准文协成都分会的成立。5月，经周文与市政府的交涉，争取到市政府给文协成都分会每月20元补助经费。后又推刘盛亚到教育厅也争取到了300元补助经费，保障了各类活动的进展及会刊的出版工作。
文协成都分会初创时活动较多，经常借用陶雄家、罗念生家，规模大的借用成都清华同学会的会场搞活动。利用聚餐会、座谈会、晚会，适时地传达了党的主张和号召，把全体会员和新老作家团结在党的周围。联谊会成员全部加入文协成都分会，成都文艺界联谊会在3月以后自然解散。周文参加活动有：2月4日，小说研究组在泡桐树街15号谢文炳宅召开的小说讨论会；2月21日，在罗念生宅召开的文艺晚会，市长杨全宇到会。周文唱一支西康民歌。3月18日，在中西顺城街111号举行的文艺晚会。欢迎总会会员和中央社会部视察员2人；4月8日，假春熙路青年会大礼堂，举行文艺演讲会；5月19日，召开第三次晚会，讨论了有关会员疏散和如何联络等问题；6月14日，为纪念高尔基逝世3周年，与中苏友好成都分会等10多个团体举行筹备会议；6月19日～20日，在望江楼茶会接待以王礼锡为团长的作家战地访问团，陪同观看被轰炸区、垂相祠堂、杜工部草堂，最后在望江楼文协成都分会会员开晚会、餐会、联欢会，周文代表文协成都分会致欢迎词，在大宣纸上为访问团写字签名留念，还在联欢会上跳了西康彝族歌舞。8月12日接到战时访问团的来信，感谢在蓉时的热情接待。7月7日召开欢迎老舍等人大会；夏，举办暑期文艺讲习班，招收分会以外的文艺青年和大中学生参加学习；7月15日，假清华同学会会场召开会议。为了继续坚持工作和斗争，对文协成都分会的工作机构和人事安排做了调整，到会27人。会上还讨论了《笔阵通俗增刊》备案问题，市政府批准100元开办费；7月28日，在清华同学会会场举行的第十一次理事会，进行新的分工，周文仍担任总务部工作。10月，与中苏、青记等文化团体举行宪政座谈会。
3月16日 写作《恭等最后胜利的降临》(3月16日《文艺月刊·战时特刊》第3卷第1、2期合刊)。
3月26日 对抗战以后成都文艺界创办刊物的发展进行了一次全面的总结。写作《成都抗战文艺运动鸟瞰》(4月10日《抗战文艺》第4卷第1期二周年纪念特刊)。
4月9日 文协总会在重庆市陕西街留春幌举行年会，选举出第二届理事，本埠有老舍、胡风、冯玉祥等30人，外埠有茅盾、丁玲、叶圣陶、周文等I5人。
4月11日 针对有人质问“为甚么没有伟大作品产生?”，发表《伟大作品与文协工作》(《华西日报·华西副刊》)。
5月1日 动身去重庆，向文协总部汇报工作。经永川、歌乐山、化龙桥，5月4日到达重庆，正遇日本飞机轰炸重庆市，在临江门横街文协总会遇见宋之的、罗烽、王苹、白朗，在青年会和邨阁楼分别与老舍、胡风互相交流重庆、成都的文艺形势。还遇见赵清阁、安娥、陈白尘等文艺界人士，6日返程回到成都。于5月14日致《文艺阵地》编委会的信(6月16日第3卷第5期)，谈重庆大轰炸的情况。5月27日又写作《在重庆遇轰炸记》(1940年1月1日《文艺新潮》第2卷第3期)。
5月29日 《捷报·文岗》(每日副刊)创刊，由周文、刘盛亚合编。从第2号开始由周文一人编辑。6月1日起新增《文岗播音》栏目，报道文艺界的动态和文协成都分会的活动信息。在《捷报》创刊两周年时写作《为本报两周年》(9月16日《捷报·文岗》第88号)、《对<捷报>的希望》(9月16日《捷报增刊》)。
6月11日 成都遭日机轰炸，周文随市政府搬迁到望江楼办公。成都被大轰炸，为揭露汉奸卖国行为，提出：除奸工作不可迟缓，对敌人不可抱幻想态度。周文在《捷报·文岗》发表多篇杂文：《回答敌人的“宽大”》和《谈肃奸》(6月13日第13号)、《轰炸以后》(6月15日第14号)、《又是毕业即失业》(7月14日第36号)、《放硬朗些》(7月21日第42号)、《吃屙以外》(7月28日第49号)、《只有坚持抗战到底》(8月13日第61号)、《不放心》(8月24日第70号)、《读者，我要警告你!》(8月25日第71号)、《洗去耻辱的日子》(9月18日第89号)。9月致《文艺阵地》编委会信(9月16日第3卷第11期)，述说成都“6·11”大轰炸以后成都文艺界的情况。
6月18日 参加在新又新剧院举行的上千余人为纪念高尔基逝世3周年大会并发言，讲高尔基生平，还要求文艺工作者向高尔基学习与摧残伤害人类自由幸福者斗争到底的精神。并写作《高尔基的伟大》(《捷报·文岗》第17号)。
夏 党内出现叛徒，身份容易暴露，川康特委感到由市委领导文化工作不妥当，便改为文化部门各支部直接管理，党员改为个别碰头，周文与宣传部单独发生联系。
7月 郑育之因患肺病居住西郊土桥。
8月 与李劼人、谢文炳、萧军等人参加在成都举行的国文教材讨论会。
9月5日 为坚持团结、坚持抗战、反对分裂、反对投降，揭露汉奸的罪行，打击国民党反共投降的卖国行径，周文写作了一组“漫谈汉奸”的杂文发表在《捷报·文岗》：《奸狗辨》(漫谈汉奸之一)(9月5日第78号)、《带肛门的肉喇叭》(漫谈汉奸之二)(9月7日第80号)、《从肉喇叭看敌人》(漫谈汉奸之三)(9月8日第81号)、《肉喇叭的效用》(漫谈汉奸之四)(9月9日第82号)。
9月 罗世文到南方局开会回来，传达指示：根据形势发展，有可能逆转，暴露的党员要隐蔽、疏散。按照周文的愿望，党组织决定他到延安去。原准备乘八路军办事处的汽车，但沿路国民党搜查严密，决定等待机会再走。
周文与萧军等人在纪念鲁迅逝世3周年之前，筹备和组织了一系列活动。由文协成都分会、中苏友好协会、青年记者协会发起邀请其他20多个文化团体共同筹备，25日召开了发起人会议，当即决定成立纪念筹备会。9月29日，召开纪念鲁迅逝世3周年筹备会议。落实关于纪念大会、展览会、研究会等事宜。由市政府市党部派员参加并在经济上给予帮助，各团体分担接洽各报纸出纪念特刊、收集稿件、办理标语、抄写鲁迅语录、担任文书及杂务、排演纪念会演出剧目、布置会场、收集鲁迅遗著和纪念品、准备展览会、准备拍照和广播等各项工作。
10月10日 第一个纪念鲁迅逝世3周年的活动，是在清华同学会成都分会礼堂举行了文协成都分会的纪念鲁迅晚会，当晚邀请了会外人士参加，会场陈列了鲁迅的塑像，各代表们畅谈鲁迅的战斗业绩和宝贵遗训，周文等人用朗诵鲁迅的《这样的战士》结束晚会。
10月19日 举行第二个纪念鲁迅逝世3周年活动，在大光明电影院文协成都分会、中苏文化协会、中国青年记者学会等各党各派、无党无派的20多个文化团体，50多个社会团体，千余人参加的鲁迅先生逝世3周年成都市文化界纪念大会。大会宣布设立鲁迅研究会，杨全宇、周文、萧军、邓初民在会上讲话，号召学习鲁迅的战斗精神，加强团结反对分裂抗战到底。
是日 第三个纪念鲁迅活动，在少城公园内市立图书馆阅览室民众教育馆兴办了“纪念鲁迅展览会”，展出了《鲁迅全集》、各种版本的著译、编校的书籍杂志、致赵其文的墨迹及有关的木刻书画等数百种，是全国第一个纪念鲁迅的展览会。前后时间4天，参观人达4万余人，对于宣传鲁迅，普及鲁迅著作产生深远的影响。义卖木刻浮雕等纪念作品500余件，各纪念特刊在会上销售一空。会后在鲁迅画像前，周文与杨波、石锋、萧军、牧野、刘盛亚、陶雄、萧蔓若、王朝闻共同合影留念。为纪念鲁迅，《笔阵》、《文艺堡垒》等各报、画刊都出版了《鲁迅逝世3周年纪念特辑》。周文写作了两篇纪念鲁迅的文章：《鲁迅先生与反对复古》(《笔阵》第12期鲁迅逝世3周年纪念特辑)和《鲁迅成都的纪念》(12月15日《文艺新闻》第2卷第4期)。
10月 《血印和尚》(大众读物乙种第八一)由通俗读物编刊社编辑，生活书店初版，1940年6月再版。
11月 二战区山西民族革命大学(简称民大)派人到重庆、成都招收学生、聘请教授。二战区与延安只一山之隔，党组织利用这一机会将党员干部和进步学生报考民大，进行有计划的撤退。在民大任教的庄启东邀周文去任教。林伯渠、吴玉章、王明到成都，主张周文去民大隐蔽下来更好。周文、曹葆华等人被民大聘为教授，郑育之被聘为指导员，决定和成都招收的新生一起步行到山西。即将动身，安排布置好文艺支部及文协成都分会的工作。因怕路上发生意外，把鲁迅给他的信件和书籍藏在一只皮箱里，交刘盛亚保存。可惜这些书信据说在日机轰炸成都时丢失了。
12月8日 周文夫妇带着两个女儿与抗日工作骨干带领120名被民族大学招生的学员和旅外剧团及独立小队的30名离蓉北上，150多人中的中共党员占百分之四十左右。车耀先前来送行并致送别词。周文任大队部顾问，与王怀安(大队指导员)等4人组成大队部临时领导小组。民大派往四川招生负责人程怒平任大队长，避免了蒋介石部队的搜查、审问。路经广元、巴山、秦岭到宝鸡。得知国民党掀起反共高潮，阎锡山在山西挑起晋西事变。到咸阳后，与王怀安先后到西安八路军办事处，转党组织关系并向林伯渠、叶剑英汇报情况，根据领导指示决定把150多人全部带到延安去。路经洛川时，遇阎锡山派来的牛队长等人。晚上，召开了党员干部、积极分子紧急会议。到达陕甘宁边区所属的交道镇时，遇前来接应的八路军。巧妙地缴械牛队长等人的武器。在富县茶房镇(去延安的咸榆公路和去山西民大的宜川公路的交叉口)时，与牛队长进行说理斗争后，在八路军某部四团的掩护下，连夜沿着咸榆公路急行军奔向延安，黎明前安全地到达陕甘宁边区甘泉。党中央派民众剧团前来接应。周文与民众剧团团长柯仲平亲切拥抱握手。1940年2月2日，步行3000余里，历时56天时间，在春节前几天，到达了向往已久的革命圣地——延安。大部队被送到青干校落脚，冯文彬致欢迎词，周文一家被送到中央组织部招待所暂住。
1940年(33岁)
1月 《周文短篇小说集》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收入1932年至1937年在上海5年中创作的比较满意的13个短篇小说《雪地》、《红丸》等和1个中篇小说《在白森镇》。
2月2日 写信《致文协成都分会》(4月28日《华西日报·文讯》第6期)。信中说：我们一家人住了一个窑洞满舒适，吃穿是不用愁了。写文章的时间是尽有的。我决定利用这个机会，好好写它几篇。月内又致信《文艺阵地》(3月1日第4卷第9期)，两信中都叙述了他与150多人从成都步行到延安的经过。
2月3日 被丁玲接到文协住下来。等候安排工作。文协决定周文担任研究部长。
2月4日左右 晚饭后在延河边散步，见到了毛泽东，毛泽东约周文去他那里谈话。日后，几次到毛泽东处谈话，内容有：1、30年代周文的工作情况。2、文艺界关于“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和“国防文学”两个口号的论争。3、白话文、文言文、大众语的论争。4、关于“第三种人”。5、鲁迅的逝世，及鲁迅对他的培养。毛泽东说：延安的文盲多，文化水平低，很希望办一个出版社，为基层干部和广大群众办报纸，出书籍。
到了延安后，丁玲邀他去文协工作，周扬邀他去鲁艺工作，可他最后决定按照毛主席的意见，办一个大众读物社，提高边区干部和群众的政治文化水平。不久，到边区党委报到，并研究社址、经费、编制等问题，到中组部招待所物色编辑人员，并通过中组部把他们先后调进大众读物社。
到达延安后参加周扬主编的《文艺战线》杂志社的编委会，成为编委之一。
2月15日 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下面简称：文协延安分会)举行第二届扩大理事会，增选周文、刘白羽、周立波、陈荒煤、庄启东为理事，并推选丁玲、萧三、周扬、周文、曹葆华为常务理事，又由常务理事推选周文担任总务部工作。4月14日，5位常务理事联合署名写了《向总会报告会务近况》(4月15日《大众文艺》第1卷第1期)。第二届扩大理事会议决定陕甘宁边区文化界救亡协会编辑出版的《文艺突击》改为文协延安分会会刊《大众文艺》。由周文主编，萧三编辑，方纪协助。4月15日《大众文艺》创刊，16开本。至同年12月25日出版第2卷第3期停刊，共出版9期。内容有创作、评论、翻译等。尤其注意反映文学青年的活动，指导文学青年的创作。周文在编辑《大众文艺》和领导大众读物社期间，注重文艺大众化的问题，并希望更多的作家们能为大众化工作多做些工作，也希望作家们特别是从事大众文艺的同志们深入群众，去搜集抗战3年来流传的民间故事。他在《大众文艺》发表的作品有《“别人”的事》(4月15日第1卷第1期)、《我的一段故事》(小说)(5月15日第1卷第2期)、《搜集民间故事》(6月15日第1卷第4期)、《再谈搜集民间故事》(8月15日第1卷第5期)、《鲁迅先生和“左联”》(8月15日第1卷第5期)和《创作生活和集体生活》(9月15日《大众文艺》第1卷第6期)。
2月20日 延安反侵略分会筹备会委员有文艺界的丁玲、周扬、周文、冼星海、何其劳、钟敬之、胡乔木、袁牧之等16人。
2月 将与住在文协的作家们参加大生产运动的情形和体会写成《生产日记》(1942年10月15日桂林《文学创作》第1卷第2期)。
3月12日 主持大众读物社成立大会。大众读物社隶属陕甘宁边区党委。社址：延安杨家岭，社长周文、副社长杜桴生，编辑、记者及工作人员约30多人。郑育之在延安大众读物社边养病边担任会计。由社委会领导一切工作。在社委会下，设立有报纸编辑、丛书编审、通讯三个科。周文强调文艺大众化，要求收集和掌握群众的词汇，熟悉工农的生活和感情及他们的需求。将陕北的语言、音乐、民歌等规定为社内每个干部的必修课。以大众读物社为中心，各县、区、乡建立通讯网和读报组，通讯员由基层干部、中小学教员担任，把身边的新闻、故事和群众的意见写成稿件、信件投交大众读物社，形成了一个社——通讯网——读报组的通讯组织体系。由社通讯科负责回信通讯员，提高通讯员的写作能力。
3月25日 《边区群众报》创刊，胡绩伟任主编。由毛泽东题写报头。《边区群众报》是陕甘宁边区党委机关报。1940年10月边区党委改为陕甘宁边区中央局，《边区群众报》即改为陕甘宁边区中央局机关报。周文邀请了在四川办通俗报比较有经验的胡绩伟、谭吐、张思俊等人，搬进尚未干透的窑洞，开始试编《边区群众报》。请边区的知识分子赵守一共同来办报，对报纸运用边区口语起了很大作用。报纸初期为四开两版的石印报，旬报。第10期起改为四开四版的铅印报，周报。以后逐步改为日报。四号字体。每篇文章，不足千字的短文。每篇都征求赵守一、伙夫、勤杂人员等当地人的意见，是否适合当地人民阅读，适合于边区文盲多、文化低的实际情况，使识字少的人能看得懂，不识字的人听得懂。坚持实事求是，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歌颂英雄模范，反映群众的意见和呼声，采用陕北民间流传的说书、秧歌、猜谜等通俗的形式，把《边区群众报》办成具有边区特色的报纸。群众亲切地称它为：咱们的报纸。在交通不便，仅有150万人口的陕甘宁边区很快就发行到1万多份。
4月2日 大众读物社假文化俱乐部举行茶话会，出席有各机关、学校、军队、团体代表及文化界萧三、丁玲、刘白羽等50余人。周文首先报告该社建立经过及今后工作方针，并征求对《边区群众报》内容、形式等各方面的意见，萧三、丁玲对大众化问题作了扼要的说明。各位代表对该社出版的《边区群众报》表示欢迎与祝贺，并提了具体意见。最后周文以大众化问题，提议建立大众化问题研究会，经大家讨论一致通过。大众问题研究会成立以后，周文为召集人，成员主要为大众读物社工作人员和延安文化界热心于大众化工作的其他人士，曾先后召开“大众化与识字运动”、“大众化与工农写作”和“大众化的关键与经验”三次讨论会，并提出出版通俗读物的方案。1942年2月以后活动结束。
4月14日 参加延安文化界在文化俱乐部举行的玛雅可夫斯基逝世10周年纪念大会。
春 到延安不久，见到周恩来，得到周恩来的关心。周恩来从周文的谈话中，得知他荥经老家还有生母和养母两位寡妇身边均无人照顾；另外，在来延安时，向二表姐借了200元钱做途中费用，可到了延安，因是供给制，没钱寄还给二表姐。在周恩来的周密安排下，四川省地下党组织负责关心和照顾了在家乡的两位老人，直至全国解放。二表姐的钱是周恩来带着周文的亲笔信，亲自登门还给二表姐的。以后，地下党便利用二表姐夫在军界的关系为党做了不少工作。
5月7日 陕甘宁边区政府第28次常务委员会议决定7月份在延安召开边区国民教育大会，推选李卓然、周扬、胡乔木、陈正人、董纯才、许之祯、周文、丁浩川8人组成筹备委员会。目的是为了确定新民主主义教育内容，总结3年来边区教育工作的经验，解决教育工作的实际问题，提高教育工作质量，
5月26日 延安各界齐集南门外欢迎离别延安2年的朱德与夫人康克清和到延安参观的茅盾、张仲实4人。次日，又参加延安各界于中央大礼堂举行的欢迎朱德等4位同志的晚会。
5月28日 与吴玉章、丁玲、艾思奇等40余人，出席文协、鲁艺、大众读物社等单位发起的在延安文化俱乐部文艺界举行的欢迎茅盾同志座谈会。畅谈新民主主义文化、运用旧形式问题、部队文艺工作问题等。
7月14日 参加文协延安分会举行的茶话会，欢迎总会理事茅盾及从各地到延安的舒群、萧军、孙映、萧三、胡考等。
7月20日 参加边区文协文艺小组举行的联欢晚会。主席报告开会意义，文艺小组工作委员会负责人报告文艺小组历史及今后工作方向。最后游艺活动是各作家表演，周文唱京戏等，颇为热闹。
8月1日 大众读物社的刊物《大众习作》创刊，32开本，铅印。5月开始着手筹办。周文、胡采等组成编委会，胡采主编。毛泽东为《大众习作》题写刊名。周文为创刊号写《发刊词》。《大众习作》是一个将文字通俗的方法辅导通讯员和帮助初学写作者提高写作能力的刊物。该刊辟有《论文》《大众习作》《工作经验》《公开信》《工作往来》《改作与原作》等栏目，第4期加《名著研究》，第6期又加《通讯组和读报组》。《大众习作》深受基层干部、中小学师生、部队政治工作者的欢迎。培养和提高了写作能力，因纸张和印刷的困难于1941年9月截止，共出版6期。周文在《大众习作》上发表的文章有：《关于故事》(8月1日创刊号)；《谈谈民歌》、《大家要赶快学习新文字》、《写文章要懂得裁剪》(11月15日第1卷第2、3合期)；《开展通讯员运动》、《欧化和大众化》(2月15日第4期)；辅导和改写通讯员的故事有《眼红的原因》、《没饭吃的故事》、《黄历迷》、《他是我们中间模范的一个》、《病》。1941年4月，茅盾在离开延安后写了《抗战时期中国文艺运动的发展》一文，说对《大众习作》扶持青年习作者的作法十分赞赏。
8月15日 边区文协文艺顾问委员会为使各机关学校文艺小组及其他团体的文艺习作者，有系统地了解文艺理论，特约延安作家每两周在文化俱乐部报告一次。陈荒煤、刘雪苇、周扬、艾思奇、何其芳、茅盾、萧三、周立波、丁玲、周文为报告人。周文报告讲座题为《阿Q正传》。
8月25日 大众读物社在文化俱乐部召开边区各县三科科长的茶话会，听取各代表对《边区群众报》的意见，周文为大会主席，并作总结发言：《在欢迎各县三科科长茶话上的讲话》(11月15日《大众习作》第1卷第2、3期合刊)。
10月8日 写作《自传》，向党组织讲述自己从一个无知青年如何在社会实践中认识了人生，参加到革命文艺队伍中的成长过程。《自传》交陕甘宁边区中共中央西北局组织部。
10月9日 在鲁迅逝世纪念日即将到来时，写作《鲁迅先生与文艺大众化》(发表刊物不祥)。
10月14日 参加延安文艺月会筹备会在杨家岭举行的第一次座谈会。讨论了文艺月会的组织、性质和任务、编辑方针及纪念鲁迅逝世四周年事宜。提倡办成一个短小精悍、有斗争性的刊物。周文发言：《延安的作家要加紧团结，努力创作》。延安文艺月会是由丁玲、萧军、舒群联名发起，为了提高文艺创作兴趣、开展文艺讨论空气而举办。文艺月会，至1942年7月9日止共召开过9次座谈例会，每次有不同人数的延安作家参加，周文为主要成员之一。周文参加“文艺月会”的活动有：10月19日，在杨家岭文化协会俱乐部召开的文艺月会正式成立大会。在讨论会刊《文艺月报》时，周文发表了意见和建议。11月9日，在文协开会，与会者对文艺月会均表赞同。认为它是不拘形式的座谈会，有利于团结延安文艺工作者努力创作，加强理论研究。周文带着初学写作的人应注意先研究什么的问题写作了《谈初步的研究》(1941年1月1日《文艺月报》第1期)。1941年3月9日，在文化协会举行第五次文艺月会例会，周文任主席。议题为：《我对民族形式的看法和意见》。会议内容：①萧军报告四项会务；②交换对月报的意见；③根据丁玲的提议，在缺乏文学书籍文学刊物、缺乏文学的社会活动，缺乏文学教员的情况下，决定创办一个帮助文学青年学习写作的文艺学习班，名称叫“星期文艺学园”；④准备搞一次会餐；⑤谈怎样开展文艺运动，关于文艺活动和文艺创作问题时，周文热心于部队文艺，他说：部队文艺正在开展，将来在文化教育中可以提高文艺爱好者的兴趣；⑥萧军还谈了鲁迅研究会出一本《阿Q论》的计划。
10月19日 自1940年1月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洛甫提出组织鲁迅研究会的倡议以后，陆续由艾思奇、周扬、丁玲、周文、萧军进入筹委会。鲁迅逝世纪念日晚上，在鲁迅研究会筹委会的主持下，延安各界人士隆重举行鲁迅逝世四周年纪念聚会，大会强调要用实际行动来纪念鲁迅，学习鲁迅。延安文化界领导人吴玉章讲话以后，萧军、周扬、冯文彬、萧三、丁玲及工人代表分别登台讲话。周文代表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在会上讲话。他说：“鲁迅先生生前培养了实力，在新文化运动上起了先进的领导作用……。今后延安文艺界更应加强团结……，对全国文艺运动发挥其先进的领导作用。”
同日 参加陕甘宁边区关于文艺民族形式问题的讨论，并为提高大众，真正实行大众化，将文化大众化的口号提出后，大众化文艺发展情况和关于大众化写作问题，分内容、语言、形式、技术、前途5个部分写作《文化大众化实践当中的意见》(11月25日、12月25日《中国文化》第2卷第3期、第4期)。
10月 与林伯渠、吴玉章、丁玲等人发起筹备成立新文字协会。11月7日，陕甘宁边区新文字协会在延安成立。吴玉章在大会上讲了用新文字开展冬学运动和扫盲教育的意义，出版新文字课本、读物、字典等推进全国语文改革运动等任务。推选毛泽东、朱德、孙科等7人为名誉理事，林伯渠、吴玉章、徐特立、艾思奇、周扬、萧三、周文等45人为理事。
11月下旬 在文协代表大会以后，各机关、学校等45个单位成立了文艺小组，如此量的发展，必需要求质的提高，文协也有个总结工作的机会，于是产生了开巡回座谈会的作法。在延安的作家先后有不同人数参加的12次巡回座谈会2个月内完成。根据小组提的问题大致有关于大众化通俗化等15条理论性问题，怎样搜集材料和处置材料等写作修养的问题和关于小组工作方法等问题。12月1日，周文、丁玲、萧军等人到边区师大联合举行第二次巡回座谈会，参加有教育厅、民政厅、建设厅、完全小学和市政府的文艺小组。12月14日，周文、丁玲、萧军出席马列学院文艺小组召开的座谈会。
11月30日 毛泽东致函周文并给《大众习作》重新题写刊名。毛泽东在这封信里写道：“周文同志：群众报及大众习作第二期都看了，你的工作是有意义、有成绩的。我们都非常高兴。大众习作封面写得不好，请改换一个，如何?敬礼!”周文即按毛泽东圈定的字样，改换了封面题字。
1941年(34岁)
1月4日 参加文协延安分会年会。内容：1、欢迎大后方、前方、农村到延安的同志；2、报告一年来的工作；3、会员提意见；4、不记名投票选出周文等9人为本届新理事；5、理事会产生常务理事5名，周文仍负责总务部工作。
1月15日 经过近一年的筹备工作，鲁迅研究会如期成立，延安鲁迅研究者30余人出席了大会，选举艾思奇、萧军、周文组成干事会，由干事会及周扬、陈伯达、范文澜、丁玲、萧三、胡蛮、张仲实等10人组成编委会，大会决定每年将研究成果编成册，出版研究丛刊一本。第一批研究项目和人员：思想研究——艾思奇等3人，行传研究——萧军，创作研究——丁玲、周文、舒群等5人，学术研究——范文澜等3人。周文在延安期间参加了鲁迅研究会举行的一系列活动：1941年3月15日，在文化协会内举办延安鲁迅研究会第一次商讨座谈会。座谈会上决定：在鲁迅逝世5周年之际，出版年刊1种；设立“鲁迅文学奖金”，绘制鲁迅画像，制作雕像，举办一次与鲁迅有关的画展。6月7日，鲁迅研究会召开的第二次工作座谈会，会上决定成立鲁迅逝世5周年纪念筹备会；此后，编辑、散发了《鲁迅先生逝世5周年纪念特刊》和《鲁迅语录》；举办了“世界名画展”。1942年1月15日，召开本年度第一次工作商讨会。8月，周文调离延安前，得到鲁迅研究会送的一尊鲁迅石膏像。
2月28日 儿子何俭朝在延安出生。
3月6日 完成《大众化工作研究》的编辑并为它写《序》。在大众读物社成立一周年之际，把一年来《边区群众报》、《大众习作》的工作总结和编辑《大众文艺》的体会汇编成这本书。该书收入了他写作的《大众化运动历史的鸟瞰》和《大众化的写作问题》。将鲁迅的《文艺的大众化》一文收进放入首篇，收入各科人员写作的工作总结共14篇文章。1942年5月由新华书店出版发行。
3月10日 作家洪深全家在重庆服毒自杀，遗书道：“一切都无办法，政治、事业、家庭、经济如此艰难，不如且回去。”郭沫若等闻讯，急与医生前往抢救脱险。陕甘宁边区文化界得知此事，电慰洪深先生。电慰人员有：吴玉章、林伯渠、丁玲、周文等31人，并捐款500元。
3月25日 大众读物社建社一周年时，对工作作了全面总结；一年中，共出版《边区群众报》45期，《大众习作》4期，《大众文库》有《纪念五四》、《五月国耻和惨案》、《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中国共产党万岁》、《夏天的卫生》、《怎样养娃娃》、《对联》、《秧歌》等七种；《大众画库》有《五一节》、《枣子》、《小号兵》、《捉舅舅》等四种。组织大众通讯网608个，选出模范读报组21个。同年8月16日《解放日报》报导，新华书店所售报刊与书籍以解放社与大众读物社出版的书为多数，尤以通俗读物供不应求。1946年《边区群众报》创办六周年时，毛泽东又为该报题字：希望读者多利用报纸，推动工作，学习文化。中共西北局书记习仲勋写文章表扬与庆贺说日本打败了，边区较前巩固了，《边区群众报》是有很大功劳的。1942年2月18日，《边区群众报》独立，成立《边区群众报》社，谢觉哉任社长。胡绩伟任主编。《边区群众报》社延续到解放后，进入西安改为《陕西日报》社。依照精兵简政的精神，大众读物社于同年3月5日宣布结束。有关大众化工作，由边区政府大众化工作委员会办理。
4月26日 陕甘宁边区政府颁布战字62号令：免去周扬教育厅厅长职务，任命周文为教育厅厅长。
5月29日 陕甘宁边区政府教育厅向各县县长发出《关于开展识字运动办法》的指示信。
5月 教育厅发出通知，决定本年冬季在全区推行新文字冬学运动，并要求各师范、中学及各县市均开办冬学教员训练班。
6月19日 与林伯渠主席、高自立副主席及各厅处负责人出席陕甘宁边区政府欢送绥德警备区士绅赴延参观团返绥。
7月7日 写作《谈谈公文改革》(10月30日～31日连载于《解放日报》)。周文听到群众反映政府贴出的布告看不懂，看见基层干部使用公文有困难，便决心对政府的公文进行改革。他认为目前一般所用的公文程式是封建社会遗留下来的东西，文章列举了旧公文中各种用词说明它有三个特点：1、是等级制的；2、是反大众的；3、是形式主义的。在新民主主义政权下我们应改革旧公文，1942年1月8日～25日，周文草拟并代行各种边区政府命令35条。1月15日～16日《解放日报》又发表周文写作的《陕甘宁边区新公文程式草稿》。文章从公文的类别(15种)、形式(18种)、注意事项(5条))3方面详细阐述了新公文程式，此文经陕甘宁边区政府政务会议讨论修正正式通过。1月25日，边府以战字130号文件向边区各县发出《关于认真推行新公文程式》的命令，于即日开始使用。此公文程式使用直至解放以后。从此废除了旧公文的使用。
7月21日 在陕甘宁边区举行的第七十次常务委员会议上，周文作关于边区教育工作的报告。根据报告，会议确定加强教育行政干部的配备，加强师资力量的培养，增加教育经费，并同意教育厅将原设的学校教育科分为中学教育科和小学教育科两个科。
7～9月 任星期文艺学园的选修课报告人。星期文艺学园4月15日招生，5月份开学，地点在文化俱乐部。每周日与其他23名作家轮流为爱好文艺的青年讲课，周文讲题为《中国大众文化运动史》。星期文艺学园的开办为学习文学的人给予便利和帮助，这些配合基本课程的文学专题报告，不但满足了学员的要求，而且是与专业的文学学校在工作上的补充和配合，使学习文学的人们认识文学，与文学发生密切的关联，以至走上文学道路。1942年以后由于抗战形势日趋紧张，星期文艺学园的教师忙于其他各项工作，于6月21日正式宣告结束。
8月3日 参加文协延安分会在杨家岭礼堂(下午因雨改在文协分会俱乐部)召开的第五届会员大会。周文、吴伯箫分别报告上届理事会与四年来文协延安分会工作。会议选举丁玲、欧阳山、艾青、萧三、柯仲平、周扬、罗烽、周文等27人为理事。会上讨论上届会员提案、决定该会今后的工作方针。
8月10日 边区政府举行第七十三次政府委员会议，讨论通过为加强边区政府对下级工作的领导与指导，由政府创办《边区导报》，周文发言内容：《边区导报》①应是指令下边各种工作的性质，也是教育领导的性质，公报不该只是政治号召，要有实际的东西。②内容：政治上的号召、工作上的具体指示和指示信，带总结性的文章、对工作经验的交换、工作情况介绍、表扬、批评和建议、法律及文件和会议记录等。③编辑的方针及其特点：应是每一期有一个中心，围绕此中心写文章。经常性、特殊性问题出特辑或专辑。创造探讨专刊，经常出小册子。为使工农干部容易看，长短不得超过三千字，绝对不用文言。分栏有短论、工作总结、介绍、通讯、报告、批评建议、转载、木刻、名言和问答。该刊版面16开本，半月或一月一期，名称：陕甘宁。④组织：由谢觉哉负责编委会，各厅负责人参加编委会并亲自写文章，由周文总负责。⑤发行对象主要为区级以上干部。建议边区成立一个发行部。
8月12日 教育厅主办小学教师讲习班，在行政学院礼堂举行开学典礼。高岗、林伯渠讲话，周文代表教育厅对埋头农村艰苦工作的小学教师致以亲切慰问。会后举行游艺晚会。
8月22日 毛泽东致谢觉哉的信，在信中提出周文可加入党团(指陕甘宁边区党团，“七大”以后改为党组)的建议。
9月8日 边区政府举行七十七次会议，会议决定成立第二届参议会筹备委员会，谢觉哉为召集人，南汉宸、高自立、刘景范、周文分别起草财政、经济、建设、教育及有关法令草案。
9月16日 教育厅发出指示信，要求各县加强对小学教育的整顿，集中力量办好完全小学，注意加强对小学教师的培养和教育。同日，教育厅给各县指示信，主要内容：为提高小学教育质量，抽调教员来延学习，两年毕业后再返原县工作，以逐渐提高全边区小学教育的质量。
9月30日 参加教育厅召开的边区第四届各县三科长联席会议，总结一年来教育工作，讨论今后的教育方针和任务。谢觉哉秘书长到会，作关于干部教育的报告，周文作关于边区教育工作总结报告。
秋 自夏季以后患伤寒病仍坚持工作，引起大量肠出血，病重卧床休息。
11月6日 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第一次会议在延安开幕，毛泽东出席会议并在会上发表演说，林伯渠、南汉衰、谢觉哉等人做工作报告，周文病体未愈，但带病参加了参议会全过程，并起草闭幕宣言，草稿写好后听取了王若飞等人的意见。11月15日，与边区政府各厅负责人在第二届参议会上回答各参议员对各项工作建设的质疑。11月20日，周文与丁浩川、李延禄、李景林、李鼎铭、延焕亭、林伯渠、萧劲光等39人为边区政府委员候选人。以不记名投票方式选举林伯渠、李鼎铭为边区政府正副主席。11月21日，第二次参议会闭幕，周文起草的大会宣言由南汉宸朗读。11月22日，新任边区政府委员宣誓就职后，即召开首次政府委员会议，讨论各委员分工。经讨论决定周文为边区政府秘书长。
11月26日 陕甘宁边区政府发布命令(战字第557号)，正式任命政府各厅、处、院负责人，周文任陕甘宁边区政府秘书长。
担任边区政府秘书长的主要任务是：除日常工作外，①改革公文和贯彻执行新公文与布告。②贯彻精兵简政的政策。
11月27日 边区政府举行第一次政务会议，重点讨论贯彻实行边区第二届参议会通过的“精兵简政”提案问题。会议决定边府设立边区一级编整委员会，负责边区各级行政组织机构的精简裁并及人员编制等工作，委员会由刘景范、高自立、周文、周兴、南汉宸等5人组成，刘景范为召集人，确定于12月15日前拟出精简方案。
12月9日 参加边区新文字协会第一届年会。
本年郑育之受到中共中央妇女运动委员会颁发的模范妇儒工作者、模范妇女的奖状。
1942年(35岁)
1月5日 边区政府举行第六次政务会议，决定：林伯渠主席和李鼎铭副主席外出巡视期间，由秘书长周文代行政务管理。
1月18日 与徐特立、罗迈、柳湜、董纯才及教育行政干部教师代表120人，出席陕甘宁边区教育学会成立大会。
1月29日 与吴玉章、艾思奇、萧三、陈鹿白、柯仲平等10余人，出席在交际处召开的边区文协第二届理事会，讨论筹备第三次代表大会事宜。会上吴玉章表扬大众读物社等四单位的地方文化运动做得较好。
2月1日 毛泽东就周文向他提出关于改革文风的建议复信周文：“来信收到，并已转中宣部、《解放报》各同志阅。你的意见很对，我们正着手改革，并准备专为此事开一次干部会议。望你向《解放报》写些关于此问题的文章，打击党八股与新文言。”
2月2日 为加强对整风学习的统一领导，边区政府召开第十次政务会议，讨论边府机关整风学习问题，决定成立边府机关学习指导委员会，推定林伯渠、李鼎铭、柳湜、周文、周兴5人为学习指导委员会委员，林伯渠为主任，周文为秘书，委员会下设干事5人。
3月5日 边区政府文化工作委员会正式成立，聘请林伯渠、吴玉章、徐特立、丁玲、周扬、周文等27人为委员，吴玉章任主席。周文报告该会缘起后，会上讨论了“组织简则草案”、工作纲领等内容共有6项。
3月中旬 周文在代行政务管理工作的3个月期间，处理了查处前任甘泉县长挪用公款、严惩税务总局科长渎职贪污私藏烟土两起影响较大的案件。
3月22日 边区参议会、边区政府、八路军后方留守处、中共西北局联合举行晚会，欢迎从晋西北返延的贺龙、从绥德和米脂视察后返延的边区政府副主席李鼎铭及由苏联治病归来的林彪等。毛泽东、朱德出席了欢迎大会。周文主持大会。
4月6日 参加在边区政府会议室举行的边区政府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会议历时4天。第一天，总结第一次政府委员会以来的工作，确定今后的方针。4月8日，第三天的会议上讨论中心为精兵简政问题。周文特宣读了安塞县邵县长的来信，说明工作机构及工作制度亟待调整。4月9日，在第二次边区政府委员会闭幕会上，周文代为宣读了政府工作报告。
4月15日 根据中共西北局干部会议决定，边区政府系统整风学习委员会改组，由林伯渠、谢觉哉两人负责，高自立为秘书，刘景范、南汉衰、周文为委员，委员会确定从本月20日至7月20日学习中央有关整风文件。
5月1日 萧红于1月22日在香港病逝。周文、丁玲、萧军等50余人参加在延安举行的追悼大会。丁玲致开会词，萧军报告萧红生平及著作，舒群说萧红正当年轻却离开我们，周文、何其芳强调作家的团结。周文说：人在世时常多隔阂，至死之后大家才说好，这种生前与死后的不同看法，应该首先从文艺界加以消除。
5月2日 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二三个月前，周文被毛主席多次邀请面谈，听取对即将召开的延安文艺座谈会有关问题的意见。接到毛主席和凯丰联名发出的请柬后，与延安100多位文艺工作者参加在杨家岭中央办公厅小礼堂举行的座谈会。5月16日，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举行的第二次会议，毛泽东、朱德等中央领导人认真听取大家意见。5月23日，延安文艺座谈会结束时，毛泽东、朱德等中央领导同志与全体代表百余人合影留念。
5月26日 边区政府秘书处举行晚会，欢送下乡干部，李鼎铭在会上致词。周文以轻松的故事方式说明不学近视眼的主观主义作风行事，并指出这次编整并非裁减能力弱的干部，而是为加强下级政府的工作。
5月下旬 周文同《边区群众报》的同志们一起，结合延安文艺座谈会的会议精神，学习《解放日报》再次提出要具备党报所必须的党性、群众性、战斗性和组织性的改版经验及社论，进一步推动《边区群众报》更加大众化。
周文在延安文艺座谈会结束后，带头响应党中央号召，决定调到晋西北去工作。毛泽东对他说：“好的，到晋西北真好，贺龙要人，要一批知识分子到晋西北。”
5月30日 战字第355号陕甘宁边区政府命令：本政府秘书长周文另有任用，着即免职，遗缺以建设厅长高自立兼任。
6月15日 参加在文协俱乐部召开的延安文艺界座谈会，到会文艺作家40余人。
6～7月 在离开延安前的两个月中，在《解放日报》发表的作品有《从鲁迅的杂文谈到实味》(6月16日)；《鲁迅先生的党性》(6月22日)和为配合延安整风而写作《会议主义和事务主义》(7月15日)。
8月 上半月接到调往晋西北工作的通知后，看望王稼祥时遇见王若飞，听王若飞谈到对敌斗争的问题时，感触很深。
8月10日 离开延安前，看望老同志，与中央军委总政治部主任傅钟合影留念。
接中央组织部部长陈云写来的信，信中说；“凯丰同志本来决定你留在中央文委工作，后来觉得你写部队小说还可以，因此就让中央组织部调你去晋西北工作。在几年之中了解党和八路军，将来写它出来。”周文带着党组织交给的任务准备启程。
离开延安前，周文夫妇与三个儿女在自己的窑洞前合影留念。
8月下旬 周文夫妇把两个在延安保小读书的女儿安排好后，带着儿子，离开延安，前往晋西北。同时负责带领崔哲、富文等近30人到晋西北工作。住黄河以东的碧村。晋西北是个穷苦地方，再加上敌人多次扫荡，人民生活十分困难，地方穷，文化落后。30年代的作家，正式调晋西北工作的只周文一人。
9月15日 《抗战日报》(晋西北区党委机关报，后改晋绥分局机关报)报道：“作家周文同志于日前由延安来晋西北，并即参加晋西北文化教育工作。”
为争取有更多的机会深入基层，深入群众，自己提出不担任领导干部，担任宣传部秘书工作，联系基层单位有《抗战日报》社、《晋西大众报》社、七月剧社、文联等。还担任林枫的政治秘书性工作。根据晋西北区党委意图写文件、社论等。内容涉及到学习、整党、生产运动、农村工作、歌颂劳动英模、反扫荡等各个方面。到宣传部后，首先向文化界负责人传达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讲话精神。
10月初 郑育之被安排在黄河以西神木县前杨家沟《抗战日报》社担任编辑，后调资料室工作。
10月19日 鲁迅艺术学院晋西北分院于鲁迅逝世纪念日正式成立。由行署聘定欧阳山尊为院长，贺龙、林枫、甘泗淇、罗贵波、周文、杜心源、亚马等7人为董事，贺龙任董事长，1943年新春正式开学。
10月23日 参加晋西北各界举行的鲁迅逝世六周年纪念会。大会上周文介绍了鲁迅生平，并详尽阐述了鲁迅生前政治上主张民主，文艺上主张大众化，思想上主张科学的种种论点。同时，号召晋西北文艺界更加集中力量，发挥文艺的战斗作用，并学习鲁迅韧性战斗精神，坚持对敌斗争。大会最后通过了对被日寇关押在狱中的许广平的慰问电。
10月 晋西北区党委撤销，改为中共中央晋绥分局。周文在宣传部的工作，直接受中共中央晋绥分局领导。
与报社、行署文教负责人、文艺界的郁文、廖井丹、柳林、亚马等20余人发起组织“根据地文社”，广泛征求社员，欢迎从事文艺、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以及一切能写文章的人参加，一起共同建立写作园地，互相讨论交换经验，反映根据地现实生活，活跃写作空气，加强对敌斗争，更深入开展晋绥边区文化运动。11月14日，假《抗战日报》社正式举行“根据地文社”成立大会。出席社员来宾100多人。首由周文报告筹备经过及成立缘起。指出根据地内文化事业发展的有利条件，为更进一步的发挥文化战线上的力量，须要更有组织地进行工作，以开展有效的对敌斗争。在逐条通过简章后，大会选出周文、廖井丹、杜心源、亚马等9人为理事。周文、亚马、王修等5人为常务理事。暂定《抗战日报》第四版出综合刊，各社员每月交稿一篇。不久《抗战日报》第四版先后增加《行政导报》(旬刊)、《战斗周刊》等副刊。
1943年(36岁)
年初 任晋绥边区文协主席后，文联改组，并成立文学、音乐、美术、戏剧四个部。
3月6日 《抗战日报》第四版副刊《吕梁文化》(旬刊)创刊，由周文主编。署名“根据地文社”。1943年9月30日第16期后终刊。
4月左右 原晋绥分局秘书长萧扬调党校工作，周文被调任晋绥分局秘书长(时间半年，至刘惠农任秘书长为止)，兼任《晋绥学讯》编辑、兼管警卫连等工作。
7月18日 参加在兴县城西关外召开的团结抗战，制止内战、抗议日本帝国主义法西斯罪行的民众大会。将根据地老百姓热爱共产党，保卫根据地，愤恨反动派投降卖国的思想情绪写作《人民的愤怒》，(8月5日《抗战日报》)署名老根。
7月27日 参加文艺工作者协会、晋西北文化抗日救国联合会、《抗战日报》社、《晋西大众报》社、吕梁文化教育出版社、根据地文社等17个文化团体联合通电重庆国民政府，坚持团结抗战，反对内战。
9月25日 晋西北各机关筹设的晋绥图书馆正式成立，董事会由贺龙、林枫、张稼夫、张平化、周文、亚马等15人组成，馆长由董事会聘请王修担任。
年内 随中共中央晋绥分局从碧村迁到兴县高家村，后又迁到北坡村。
1944年(37岁)
1月 参加晋绥边区召开的第三届劳动英雄大会。并写作拥政爱民、拥军运动及第三届群英大会等方面的文章。发表于《抗战日报》。
2月9日 与林枫研究宣传部工作，并研究编写根据地十大政策教材以及通俗的宣传小册子等问题。
2月10日 参加晋绥边区分局机关召开的整党、学习、生产全体动员大会。要求同时整顿学风，宣传部联系文风检查思想和工作。要求学习四个文件：①《组织起来》；②《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③《古田会议》；④《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
2月13日 采取民歌形式编写春耕标语21条，内容包括：不误农时，多种地，多开荒，多打粮，加强对敌斗争，改善生活，多种棉，劳武结合等等。
2月17日 与同食堂吃饭的干部们讨论：为了让伙夫能有时间学习、上课，决定每周日由干部轮流下厨房做饭。
2月25日 与张稼夫等人倡议发起“七七七”文艺创作奖金征文活动。党、政、军各首脑机关的大多数领导林枫、吕正操、张平化、张稼夫、汪小川、周文、王修、肖扬、杜心源、亚马、樊希赛等被聘为评委，具体工作由周文、亚马等人主持。此活动自发起至结束达半年多时间。活动期间稿件征集通讯地址定于分局宣传部周文处。同日周文写作《“七七七”文艺奖金缘起及办法》(3月2日《抗战日报》)。文章说：望我晋绥边区文艺界同志，互相鼓励，在思想上，在文艺创作上，来一个彻底的转变，坚决贯彻毛主席的方针，为纪念抗战七周年，赞扬广大工农兵群众英勇史绩而创作。数月里，周文关心和帮助年轻作家创作文艺作品，鼓励马烽、西戎、束为、李少言、陈岳峰、邵挺军等根据随军和参加群英会中所得资料创作作品，并帮助解决实际困难，结果他们都获得“七七七”文艺奖。9月18日，《抗战日报》第一版公布了《“七七七”文艺奖金获奖作品》。自2月25日主持“七七七”文艺奖金征文活动以后，多次在《抗战日报》发表启事、《通知》等，有计划有步骤善始善终地开展了这项文艺活动。9月19日，写作《“七七七”文艺奖金公布以后》(社论)(9月20日《抗战日报》)。文章说：“七七七”文艺奖金作品的公布是晋绥边区文艺运动中的一件大事。这些获奖作品一般说来从内容上能符合当前边区的政治任务，切合边区群众的生活，在形式上，技术上大都能普及，为群众所喜闻乐见且多样化，是敌后文艺运动的一个很大的收获。
是日 第一次召开民间运动小组会，周文任组长。任务到村里旁听生产会议，讨论生产问题。和帮助群众做组织工作，订生产计划，做调查研究，与村干部谈本村春耕、变工和解决困难等。经常深入到村里，看减租材料，与群众、村干部谈话，在群众工作的同时，搜集创作素材，掌握群众语言，了解群众的生产生活情况。
2月 参加大生产运动，与宣传部的人组成生产组，每天参加半天生产劳动，并向老乡学习纺线等。
3月6日 写作《纪念“三八”妇女节》(社论)(3月9日《抗战日报》)和《分局机关女同志与驻地妇女纪念“三八”座谈纺织》(3月14日《抗战日报》)。总结了一年来的妇女工作取得的成绩，又谈了以后更应重视妇女在生产运动中的作用，妇女只有参加生产劳动才能求得自己社会地位的平等，妇女解放、民族解放应在生产运动中结合起来。
3月10日 与宣传部长张稼夫谈宣传部的工作，为揭露敌人对群众的反革命宣传，对敌人进行反宣传，准备编民主、生产、防奸等小册子。并拟定办一个对日伪军进行策反宣传的刊物，定名为《祖国呼声》。宣传部人员全部参加编辑委员会，由周文主编。3月27日，给王修写信，谈关于《祖国呼声》的发行办法。至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祖国呼声》的任务完成，停刊，共出版30期。3月19日写作《发刊词》，4月1日《祖国呼声》(半月刊)创刊。《祖国呼声》有《国际评述》、《调查案行启事》等栏目。文章有《孙中山先生论民主与宪政》、周恩来的《关于宪政与团结问题》、朱德的《母亲的回忆》、郭沫若、艾青的诗作、新华社的国内外消息及抗日战争局势等。周文的文章有《调查暴行启事》(4月1日第1期)、《劳动英雄张初元》(4月16日第2期)、《告伪军伪组织人员书》(1944年5月1日第3期)、《七七抗战七周年至敌占区同胞书》(1944年7月1日)等。
3月17日 参加蔡家崖除奸大会。晚上，开分委会，讨论开荒期间的学习问题，决定以生产为主，同时学习。
3月20日 看《抗战日报》后写信给《抗战日报》社社长廖井丹，指出最近报纸上不够通俗等问题。
分别写信给军分区政治部、地方行署、临时参议会、报社，要求搜集对外宣传品。
3月29日 完成历史剧《千古恨》(山西梆子)的编写，署名周文、王修合编。为配合抗日战争斗争形势，与王修二人借用北宋末年岳飞抗金兵，但又被叛徒秦侩之流出卖，而造成千古之恨的故事编写。1945年6月由晋绥边区吕梁文化教育出版社印行。3月31日，将《千古恨》交七月剧社排练，并召集剧团、剧组负责人座谈关于排演《千古恨》的问题，剧组成员又进一步修改，人物相应减少，情节更加紧凑，受到群众欢迎和好评。成为该剧团的保留剧目。
4月2日 观看七月剧社在北坡村演出的5个戏，演出结束后与演员开座谈会至深夜。
4月6日 写作《劳动英雄刘德如的村子》(4月15日《抗战日报》)。
4月22日 与张稼夫讨论：师范学校将改为晋绥边区新民主主义教育实验学校，设必修课：文化、政治等科目，选修课：农、工、文艺、卫生、财经等科目，方针是和社会、生产、工作密切联系，使学生能在当地参加实际工作和帮助工作。另外还讨论了今年冬学工作的准备筹划内容，打算找干部、老乡、儿童商谈后编写教材。5月5日，与张稼夫到碧村参加新民主主义教育实验学校开学典礼。
7月1日 为总结晋绥分局机关干部响应号召投入大生产运动取得的成绩与经验，写作的《分局机关生产情况介绍》发表于《抗战日报》。
10月30日 参加晋绥边区文化界在边区大礼堂召开的邹韬奋先生追悼大会。
11月8日 为加强冬学工作领导，边区冬学委员会召开首次会议，推选行署杜心源、周文、亚马3人为边区一级冬学委员会常委。11月24日边区冬学委员会发出冬学工作补充指示信，进一步强调冬学的意义及学习方式。
12月7日～15日 参加晋绥边区劳动人民第四届群英大会。1942年年初至1944年底，晋绥边区先后召开四次劳动英雄大会，检阅和总结在“劳武结合”、“大生产运动”和“把敌人挤出去”三项工作中取得的成就，表彰英雄模范人物。第四届群英大会的宣传工作由分局宣传部负责调配，报社、文联同志参加工作，周文负责大会资料收集及会议报导工作并抓典型人物，写作社论等。发表于《抗战日报》。
“七七七”文艺奖金作品发表以后，周文对在文联工作的马烽和西戎有更多了解。秋天，将马烽、西戎等人调入《晋西大众报》担任编辑、记者工作。在第四届群英会期间，马烽、西戎被作为第四届群英会会刊的编辑和记者，与群英会英雄代表生活在一起，记录、采访特级英雄事迹，7天的大会中收集了大量资料，对700多名英雄事迹如何报导介绍成为一个难题，周文与马烽、西戎商量，建议并决定写成民兵故事在报上连载，写作任务交给马烽和西戎。周文对他们讲述晋绥革命根据地的发展史，亲自指导写提纲，讨论编写内容及方法，亲自审阅、把关。动笔修改，成功地编写了章回小说体的长篇小说《吕梁英雄传》。1945年6月5日～1946年11月20日在《晋西大众报》上连载共95回。1946年3月7日，周文在接到去重庆《新华日报》社工作的调令后，离开晋绥之前，在兴县高家村为《吕梁英雄传》写下了《序》(6月28日《抗战日报》)，序言中用读者的四封来信表达了他与读者对《吕梁英雄传》的喜爱心情，作为他对马烽、西戎两青年作家的离别赠言，以鼓励他们继续完成后面部分的写作任务。周文把《吕梁英雄传》带到重庆，6月30日起，在《新华日报》用了4个半月的时间连载完《吕梁英雄传》的前半部，受到国民党统治区广大读者的喜爱和进步文艺工作者的好评。1947年1月，上海的通俗书局翻印了小说的上册，这是国民党统治区印行最早的《吕梁英雄传》版本。
年底 兼任《晋西大众报》社长和吕梁文化教育出版社社长，主要工作在宣传部，但经常到报社编辑部了解各编辑的情况和报社来稿情况。将延安的办报经验带到《晋西大众报》社，讲解大众化的重要性及其意义等。还经常召开编辑检查会，总结在办报工作中的缺点、问题、解决方法及注意的事项。要求《晋绥大众报》社编辑部力求报纸通俗化、大众化，初识字的人能看懂，不识字的人能听懂。会议主要内容有：①掌握政策；②报纸内容应照顾读者对象，说短话，写短文，一句话不超过10个字，每篇五六百字，最长千字左右；③报纸内容的选材上要有典型性，联系群众，到群众中去调查和请教；④稿子要通俗化、口语化，学习群众的语言表达方式；⑤文字上，文言句法要去掉，每句要锤炼，推敲，使用常用字，尽量不用生僻字，油印报要大量吸收精练而生动的当地方言土话，但应注意照顾全国的读者；⑥群众不大知道的地名、专用术语都用注释、地图等，开设通俗化的专栏《黑板报》、《大众园地》；⑦通讯工作要调查研究，要密切联系群众。经过努力，使报纸摆脱了八股调，具有生活气息和地方特色。1945年春，《晋西大众报》社由杨家沟迁到兴县北坡村。1945年6月5日，《晋西大众报》改为《晋绥大众报》。由原来的周刊改成5日刊，版面由两版增为四版，栏目有：“时事讲话”、“工作经验”、“地方通讯”、“街谈巷议”、“大众信箱”、“读者问答”、“政策问题”等，后来“百事通”改为“自然常识”、“农事常识”、“卫生常识”等专栏。形式有国内外新闻、故事、民歌、秧歌剧等。《晋绥大众报》的发行，从解放区到游击队和敌占区。
1945年(38岁)
1月27日 小女儿周七康在晋绥兴县贺家川分局医院出生。
2月23日 参加边区文教大会筹委会举行的首次会议，出席机关有行署、军区政治部、卫生部、边区抗联文联等代表10余人，对文教大会有关问题均有明确规定，筹委会决议8月召开文教大会，扩大文教统一战线，贯彻为工农兵服务方针。由筹委会选周文、亚马、廖井丹、王修等人组成常委会。
4月23日 晋绥边区的“七大”代表前往延安参加“七大”会议，郑育之被选为“七大”代表，因刚生下不足月的女孩未能出席。
夏 《抗战日报》社和出版社印刷厂搬迁到兴县高家村。
秋 大女儿何文康、二女儿何靖康放假回到晋绥，周文夫妇与四个儿女合影留念。这也是唯一的全家六口的合影照片。
9月9日 中国解放区救济委员会晋绥分会成立。武新宇、王达成、乌兰夫、牛荫冠、周文、亚马等13人为委员，下设调查报导、救济联络、卫生医药、会议四股，各项工作将着手进行。
9月 原《抗战日报》社社长廖井丹和吕梁文化教育出版社社长王修调东北工作。除宣传部工作外，周文还兼任吕梁文化教育出版社、《抗战日报》社和《晋绥大众报》社社长。到报社工作后，召开过民主大会，动员大家作驻地村工作，深入到群众中去，把报纸工作、学习与做群众工作实际联系起来，周文认为这是转变报社作风的重要环节。在一次《抗战日报》和《晋绥大众报》的工作讨论会上讲话，主要精神：①要全面看问题，提高政治和业务的研究工作；②掌握政策指导工作；③采访部的中心任务是扩大巩固通讯员网；④请负责领导、区村长、劳动英雄作专题报告，进行专题研究；⑤关于出《通讯研究》刊物。不久，《抗战日报》摸索出一条密切结合根据地实际在农村办报的路子，报纸的地方性、群众性、指导性增强了。吕梁出版社的通俗读物至1946年4月出版品种有：《晋绥日报》、《晋绥大众报》、《晋西大众画报》、《晋绥人民画报》、《晋绥人民时代》、《参考消息》(内部刊物)、《半月文摘》(内部刊物)和《抗战常识小丛书》10种、《宪政运动小丛书》5种、《新晋西北小丛书》10种。抗战胜利后，1946年初，为了对《抗战日报》、《晋绥大众报》两报社的统一领导，《晋绥大众报》社搬到高家村，与《晋绥日报》社搬在一起，但对外仍是两个单位。
10月19日 边区文化界举行鲁迅逝世九周年纪念座谈会。周文主持会议。日前写作《向中国文化新军最伟大、最英勇的旗手学习——纪念鲁迅先生逝世九周年》(社论)(10月19日《抗战日报》)。
1946年(39岁)
2月8日 (正月初一)参加在兴县蔡家崖广场举行的军民团拜大会。并将抗战胜利后的第一个春节，解放区人民庆祝抗战胜利，获得人民翻身，和平民主的心情写作《记团拜会上的大秧歌舞》(2月12日《抗战日报》)。
3月初 自1945年重庆谈判失败以后，内战危险的形势进一步发展。国民党中央迁回南京。1946年3月初，中共中央南方局由重庆迁到南京。为了加强国统区宣传工作，党中央下调令派周文由延安转四川重庆工作。
4月初 在延安待命出发。4月8日到飞机场迎接王若飞、叶挺、秦邦宪等17人从重庆返回延安。但王若飞等17人途中不幸坠机，全部遇难。得知消息，心情沉痛，回忆起在延安时与王若飞几次在一起时的情景。特别是第二次参议会上与王若飞的友情。于4月15日写作悼念王若飞、叶挺、秦邦宪等17位烈士的文章《让他们永远活在我们心中》(4月18日《新华日报》)。
4月10日左右 党中央令调重庆，担任中共四川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新华日报》社副社长兼主笔。住重庆上清寺225号。主要工作任务是根据周恩来、董必武等领导意图写社论，同时与国统区文艺界保持联系，搞好文化工作者的统战工作。在重庆工作期间，得到周恩来的关心和教导，周恩来常与他长谈，讲解国际形势，指导他写社论，在与周恩来相处的日子里，喜得周恩来送的一套沾水笔、连体式墨盒笔架。
4月30日 假中共代表团办事处召开记者招待会，到会记者30余人，周恩来就中共对东北停战问题、接收问题发表了谈话。最后介绍中共四川省委书记吴玉章、副书记王维舟及《新华日报》社社长傅钟、副社长周文诸同志与各记者见面。
4月～8月 写作的社论、文章大致有：①哀悼烈士；②要求和平、民主、团结、统一；③有关解放东北三省；④人民自由权利；⑤对特务、汉奸活动的揭露；⑥纪念“五一”、“五四”；⑦反对饥饿；⑧反国民党军事独裁；⑨粉碎扩大内战，争取长期停战；⑩反对美军援蒋等方面的内容发表于《新华日报》。
5月4日 与田汉、沙汀、巴金、郑君里、聂绀弩、力扬、萧蔓若、柳倩、何其芳等300多人，在重庆抗建堂举行的中华全国文艺协会总会庆祝“五四”文艺节大会。大会主席阳翰笙报告了大会的意义及今后文艺运动总的目标和方向。
6月4日 与百余人出席重庆诗歌音乐工作者协会的举行的纪念诗人节。
7月17日 国民党反动派先后杀害了闻一多、李公朴两先生，为表示强烈的抗议，与重庆《新华日报》社全体同仁唁电闻一多先生家属表示慰问。后又与沈起予、何其芳等30人联名表示《我们的抗议》(7月20日《新华日报》)。7月24日，写作文章《踏着李闻二先生的血迹，高举独立和平民主的旗帜前进!》(7月28日《新华日报》)和《悼李公朴、闻一多两先生》(7月27日《新生代》周刊)。7月28日，出席李公朴、闻一多两先生追悼大会。
8月4日 发表为7月25日病逝的陶行知先生专写悼念文章《先生是并没有死的》(《民主星期刊》悼念陶行知先生专号)。
7月28日 国民党飞机轰炸延安后，国民党掀起反共高潮，第二次国共合作全面破裂，内战局势空前严重，周文与《新华日报》社部分同志奉命撤回延安。
8月25日 出席文协延安分会和陕甘宁边区召集延安文化界举行的座谈会，讨论发起印行《延安生活》丛刊。
9月2日 为纪念“九一”记者节，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特务对重庆《新华日报》的种种破坏和报社同志们不畏艰险的斗争精神写作《艰苦斗争中的<新华日报>》(9月2日《解放日报》)
9月 搞了几年的行政领导工作，党交给的写作任务还未完成，准备再做些对实际的了解，又回到晋绥边区，重新安排在宣传部工作。10月5日，中共晋绥分局秘书处通知：周文任宣传部副部长(时间1946年10月5日～1948年7月)。同时负责领导《晋绥日报》(抗战胜利后，《抗战日报》于1946年7月1日改为《晋绥日报》)、《晋绥大众报》两报的工作。根据中央的指示，《晋绥日报》宣传的中心，始终是土地改革与整党工作，针对土改工作负责报纸社论和政策宣传，把报纸办得很活跃，土改中报纸起了很大作用。
10月19日 晋绥边区文化界200余人集会，纪念鲁迅逝世10周年，并响应全国各地掀起“美帝退出中国”的运动，大会最後一致决议：致电延安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筹委会，要求迅速召开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以挽救当前国家民族的危机，更有力的制止蒋介石扩大内战的阴谋，座谈会历4小时始毕。周文在会上首先发言，特别控诉了国民党反动派对全国文化界和民主人士的摧残迫害和封闭进步书报出版，窒息中国的文化事业。他还说鲁迅一生的事业，就是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事业，我们决不再作亡国奴，我们要结束蒋介石的独裁专制统治，要求美国退出中国。并写作《中国人民的眼睛——纪念鲁迅先生逝世十周年》(10月19日《抗战日报》)。
10月 在《晋绥大众报》6周年纪念会上做总结报社工作的讲话。并写作《为大众报六周年写》(10月25日《晋绥大众报》)。贺龙为《晋绥大众报》创刊6周年，向记者发表谈话指出：最近几个月来报纸有很大进步，并为该报写了“全心全意为老百姓服务”的题词。老教育家李敷仁从延安特为《晋绥大众报》写来四段祝词，开头写道：“呱呱叫，叫呱呱，晋绥办了个大众报，唤起河东老和少，赶走鬼子哈哈笑。”1946年底，边区土改运动全面展开，《晋绥大众报》暂时停刊，工作人员全部调到土改工作团参加土改运动。1948年5月，土改工作结束，晋绥大众报的同志回报社工作，《晋绥大众报》复刊。《晋绥大众报》工作仍由周文领导。
11月8日 继5月25日分局又重新发出关于进一步加强党报通讯工作的指示。强调“全党办报”的中心一环，是建立广泛的群众性的通讯网。经过努力，晋绥边区建立了庞大的健全的通讯网，各县、区行政村联网，从领导干部到基层通讯员都得以充分发挥作用。《晋绥日报》通讯采访部，除记者采访外，稿件主要来源通讯员。如有退稿都有回信，提出不用的理由和意见及今后应如何写稿的要求，以提高通讯员的写作水平。
11月21日 中宣部部长陆定一给周文的一封信中，介绍他的办报经验归纳为“全党办报”和“农村办报”两条，此信对《晋绥日报》工作人员很大启发。
1947年(40岁)
2月23日 中共晋绥分局通知：决定周文同志代理分局秘书长(时间1947年2月23日～1948年7月)。兼主管报纸宣传工作。
2月 第二次写自传，交晋绥分局党委组织部。
2月 康生、陈伯达在土改中采取极左路线，使《晋绥日报》的土改和整党宣传工作出现了“左”的偏差，使报纸威信受到损害。1947年6月25日，《晋绥日报》就吹牛皮、浮夸、虚假的新闻工作作风发表《不真实新闻与“客里空”之揭露》一文，开始进行反“客里空”运动，以维护新闻的真实性原则。反“客里空”运动推动了整党运动和宣传工作。直至秋天，《晋绥日报》的反“客里空”运动对解放区的新闻工作及其他工作影响很大，解放区新闻界出现了反“客里空”的高潮，延续了半年多，成为中国新闻史上的一件大事。新闻工作者公开进行正确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年底随着土改、整党运动的深入，反“客里空”运动停止。
年底 党中央发现各解放区土改和整党工作及宣传工作中“左”的错误，发出指示予以纠正。晋绥分局根据党中央的指示，深入进行纠正土改和整党工作中“左”的错误。
1948年(41岁)
2月11日 毛泽东发表《土地改革宣传中的“左”倾错误》，肯定了各解放区的主流和成绩，同时提出整党和土改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文章说：“望中央局、各中央分局及宣传部……及各地报纸的工作同志们加以检查，发扬成绩，纠正错误，务使对于战争、土地革命、整党、工人运动……保障其获得胜利。”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周文对宣传部和报社工作中“左”倾错误加以纠正。
3月25日 与晋绥的领导成员在晋绥军区司令部驻地蔡家崖，迎接从陕北向河北平山转移，中途路过晋绥的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陆定一等中央领导及中央机关。周文看望了毛泽东，并向毛泽东汇报了自己的工作。党中央派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看望《晋绥日报》的工作人员。4月1日，周文参加在蔡家崖举行的晋绥干部会议，毛泽东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肯定了这一年工作中纠正“左”倾和“右”倾的成绩。毛泽东在会上明确提出了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土地改革中的总路线和总政策。4月2日，毛泽东接见《晋绥日报》编辑人员。进行了数小时的谈话，并为《晋绥日报》亲笔题词。毛泽东还说：“去年6月召开地委书记会议以后，有很大进步，内容丰富，尖锐泼辣有朝气，反映了伟大的群众斗争，为群众讲了话，我很爱看它。”同时也指出了存在的问题。为了更好地办报，《晋绥日报》对1947年5月～12月的报纸逐张检查，进行了认真的自我批评及总结。报纸紧密配合纠正土改、整党运动中“左”的偏差，政策把握得好，恢复了实事求是的传统，宣传工作又有了新的起色。在毛泽东接见《晋绥日报》编辑人员会议以后，阮迪民等一部分编辑人员被调临汾，创办《临汾人民报》。
4月9日 与贺龙、武新宇、李井泉、张子意、龚逢春、张稼夫、龚子荣等10余人参加晋绥分局会议并发言。
7月 晋绥分局党委决定周文任宣传部长。仍负责二报社工作。
8月10日 与李井泉、黎化南、龚逢春等人参加晋绥分局会议并在会上发言，讨论文艺工作的具体问题。
9月1日 为纪念“九一”记者节，晋绥分局召开边区新闻工作干部座谈会，到会报社编辑记者40余人。周文主持会议，总结了土改中的经验教训，认识到学习马列主义的必要性，在政策思想上提高一步，会议决定成立新闻训练班。由新华社总社晋绥分社与《晋绥日报》社拟定计划。
9月16日 主持晋绥分局宣传部在分局会议室召开的边区文艺座谈会，到会50余人，内容围绕着适应革命形势把文化教育工作恢复起来为中心。
10月19日 为纪念鲁迅逝世12周年，晋绥分局宣传部特召集文化界集会纪念，80余人参加。进一步讨论开展今后文艺工作的具体步骤。贺龙亲临指示，号召笔杆子组织起来，发挥文艺军的作用。
同日 晋西北艺术学校成立，贺龙、李卓然、张稼夫、武新宇、柯仲平、周文等15人组成理事会。该校以培养新民主主义文化艺术干部为目的。
11月23日 参加晋绥分局总结工作会议，与会干部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总结分局工作及检查总结自己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1949年(42岁)
1月26日 参加晋绥分局召开的工作会议并发言，讨论如何办教育问题，提议1949年上半年召开教育工作会议。
4月11日 参加晋绥分局召开的工作会议并发言，听传达七届二中全会决议，还讨论下一步工作安排，会议对高干会议准备工作、整党工作、组织机构、干部问题、生产问题、干部学校与教育工作诸问题作具体安排，周文负责干部学校与教育方面的工作。
4月12日 参加晋绥分局召开的会议，布置南下前准备工作，定于4月底完成。郑育之与子女先后迁移到山西临汾。
5月1日 《晋绥日报》出版最后一期2171号宣布终刊。山西全境先后获得解放，党组织决定抽调晋绥解放区的干部到新解放区工作，以迎接全国解放。《晋绥日报》停刊后，《晋绥日报》和《晋绥大众报》两报社成员跟着解放大军北上甘肃、新疆，南下四川、云南、贵州，成为《甘肃日报》、《新疆日报》、《四川日报》、《云南日报》、《贵州日报》等党报的骨干成员。
5月初 接到赴北平参加首届文代会的通知后，从兴县到临汾沿路通知其他与会代表。因参加首届文代会的筹备工作，先行一步离开晋绥。临行前与卢梦、李少言、力群在窑洞前合影留念，与老首长老同志话别。李井泉送他一件皮袄御寒。路过太原，受到徐向前的关心，送给一支美国左轮手枪作自卫用。
5月18日 晋绥文艺工作者代表一行11人赴北平参加全国首届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
5月底 到北平后即参加文代会筹备工作。住东总布胡同22号。晋绥赴京代表与陕甘宁边区代表合并组成西北代表团。
6月下旬 经文代会筹委会第七次扩大常委会议决定重要工作人员职务，周文任联络处主任。6月27日，参加第一届文代会筹备工作会议，筹委会主任郭沫若作筹备工作总结报告。6月30日，举行首届文代会预备会，通过全体代表名单，99人为大会主席团成员，周文任西北代表团副团长兼团委，团长柯仲平、团员代表45人，柯仲平、周文均被推选为主席团成员，预备会上通过了工作人员提案、专门委员会提案，周文任联络处主任和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委员。7月1日，文代会全体代表参加北平市“七一”纪念大会。
7月2日～l9日 参加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全过程，听毛泽东、周恩来、朱德、董必武、陆定一、郭沫若、萧三、沙可夫、冯雪峰的重要讲话。7月9日～10日，阳翰笙、柯仲平、丁玲、周文等人在会上作专题发言，周文将晋绥地区革命根据地建立以后文艺工作的基本概况做了总结，分为：①整风前的文艺工作；②整风以来获得的成果；③主要的经验教训的三部分内容作专题发言，命题：《晋绥文艺工作概况简述——西北代表团晋绥部分文艺工作发言》(1950年3月《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纪念文集》，由新华书店出版发行)。7月21日，参加在北京饭店中共中央及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联合招待文代会全体代表的宴会，朱德、周恩来、陆定一、聂荣臻均祝贺大会胜利成功。7月23日，参加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作家协会)假中法大学大礼堂举行的成立大会，周文当选为该协会委员及组织部副部长。到会200人及林伯渠等中共中央委员会来宾。后又参加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工作者联合会(简称“中国文联”)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茅盾为大会主席，大会推选正副主席，常务委员会及各部负责人。周文当选为该协会委员。
7月下旬 首届文代会结束以后住北平北池子西北局办事处等待分配工作。
8～9月间 接周恩来专电，调他到中央政府政务院写作班工作，他自量政治理论水平不适应客观要求，便提出给予一定的时间学习马列主义理论的要求，经周恩来批准，安排他到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学院(简称：中央马列学院，现中共中央党校)工作，暂并参加该校的筹建工作。暂住西山碧云寺，后迁颐和园正门对面。
中央马列学院，1948年在西北坡成立，是党中央直属的为培养主要领导干部和理论宣传骨干的学院。解放后，刘少奇担任院长，陈伯达任副院长，杨献珍任教育长，周文任秘书长兼语文教员和语文教研组长。马列学院从全党调派了艾思奇、王学文、郭大力、何其芳、何家槐等哲学家、经济学家、文学家、文艺理论家和学者任教员。
周文在马列学院边工作边学习，同时搞些统战工作，负责越南干部培训工作。
同月 郑育之携儿子何俭朝、小女儿周七康从晋绥出发前往北平，到北平后暂住北池子招待所。由中组部分配到全国妇女联合会(东总布胡同25号)工作，住灯市口椿树胡同2号全国妇联宿舍。
10月1日 应邀在天安门观礼台参加国庆庆典活动。
1950年(43岁)
年初 老朋友柯仲平来访，携带小女儿周七康陪柯仲平游览颐和园并合影留念。
2月1日 《艾艾翻身曲》的作者刘洪将《艾艾翻身曲》一书交周文征求意见。
4月13日～1952年3月15日 先后听周恩来、李立三、陆定一、胡乔木、薄一波、刘少奇、朱德、杨尚昆、李卓然、邓力群、李涛、乔冠华、罗瑞卿、陈云、李富春、李达、章汉夫、刘宁一、安子文、南汉宸等人关于统战工作、宣传工作、组织工作、传达中央政治局决议、传达毛泽东谈话、三中全会、国内外形势、土改工作形势、朝鲜战争问题、关于资产阶级思想改造问题、国际经济会议情况等内容的报告近60次。
5月 兼任中直机关纪检会委员。
夏 大女儿何文康携儿子到北京看望久别的父母，趁周日休假，周文夫妇携带儿女三人及长外孙戴晓鸣，和晋绥的老同志龚逢春等人的子女在马列学院校园内游玩并合影留念。
9月1日 参加中直党委会议。内容有：1．整党动员报告。2．理论学习问题。3．明年党代表大会的几个问题。4．关于举行办公厅会议的问题。
同月 马列学院新成立的第二、三期学员班，语文教学工作由周文负责。教学内容以叙述文、调查报告为主。
12月24日 针对马列学院学员在学习中遇到的问题，和作文写作技巧的问题，写作《作文研究》(1951年4月13日《学习》第4卷第3期)。
冬 周文布置、安排学员利用寒假时间到实际中做调查研究，写调查报告。学员交稿后，逐字逐句，包括标点符号加以修改，并加批语。他的教学方法得到了学员的好评。
1951年(44岁)
春 母亲张蕴如在表侄女张惜卿的陪同下，从四川荥经老家来到北京，与儿子团聚。
3月9日 在马列学院边工作边学习，并就学习毛泽东著作《实践论》的体会写作多篇文章。从①文艺工作者与改造世界观；②文艺工作者与革命；③文艺工作者的自我改造；④文艺工作者的苦恼与实践；⑤文艺工作者“赶任务”问题等五个方面谈他的学习体会，写作《<实践论>与革命文艺工作者》(3月25日《文艺报》第3卷第11期)。5月8日，又与君麟、李广田二人探讨“感性认识——理性认识——指导革命实践三个阶段”的问题写作《两点商讨》(5月25日《文艺报》第4卷第3期)。12月6日，参加北京文艺界学习委员会主办的文艺干部第二次学习报告会，并在会上发言，再次谈学习毛泽东的《实践论》的体会并写作《<实践论>与文艺上的反映问题》(12月25日《文艺报》半月刊第5卷第5期)。文章发表后，受到读者关注，并写信来与周文互相交流学习体会。
上半年写作的文章还有：4月19日，与文怀沙探讨写作《谈几个形容词连用的解释》(6月25日《文艺报》第4卷第5期)。《关于武训“苦行”和“兴学”》(6月5日《学习》第4卷第5期)。
7月17日 观看冯雪峰根据在上饶集中营的经历编写的电影《上饶集中营》后，写评论文章《英雄的史诗——<上饶集中营>》，发表于《人民日报》。
7月～9月 参加谢觉哉率领的中央人民政府南方老根据地访问团，7月底乘火车离京赴赣进行访问。曾访问瑞金、兴国、于都、赣州、赣粤边区等地，搜集当地党组织领导群众干革命的资料、中央苏区的历史资料照片及方志敏烈士就义前的照片和当地人民生活、情感的民歌资料等等。
10月3日 在马列学院报告“江西老革命根据地情况”。又将这次赴江西访问调查情况和在老革命根据地的所见所闻，老区人民对共产党、对红军的一片深情厚意及周文对老区人民的崇敬与热爱写成《坚持二十年的游击战的赣粤边》(1952年2月《党史资料》第2辑)和《江西根据地见闻》(1952年1月4日《中国青年报》)。
9月21日 对江西老革命根据地的访问结束后，为使母亲能与久别的孙女见面，经江西宁都看望大女儿一家并与女婿戴克明、女儿何文康、外孙戴晓鸣、戴晓宁合影留念，日后，携带大女儿、戴晓鸣母子经杭州到达上海。看望了在上海工作的冯雪峰、陶雄、牧野等老朋友，在上海市有关人员陪同下，观看了沪剧、滑稽戏等。9月23日，携带岳父郑世绍、大女儿母子同行到达北京。在北京，周文与妻子、母亲、岳父及三个儿女、长孙、表侄女等近10人欢聚一堂，游玩颐和园并合影留念。
除在马列学院的工作学习外，还经常关注文艺界的发展。将适应全国解放以后革命发展的形势需要，创作出更多更好的文艺作品等问题写作《我对目前文艺工作的意见》(12月10日《文艺报》第5卷第4期)。11月24日，参加北京文艺界召开的整风学习动员大会，会上胡乔木、周扬、丁玲、欧阳予倩、老舍等人分别作了《文艺工作者为甚么要改造思想》等重要讲话和发言。大会以后文艺界开始整风学习。
全国规模地开展了“三反”“五反”运动。
年底左右 总结马列学院学员特别是文化学员在学习中遇到的问题及其特点。他认为他们都是从实际斗争中煅炼出来的干部，有解决问题的能力，不尚空谈。有一定的条理性，但年纪大，记忆力差，文化程度不高不齐等。针对这些情况，应在教学中注意围绕着一个中心把问题分析清楚，能得出明确的结论，在思想上能解决问题，讲课应准备充分，大小问题都估计到，给以解释并注意讲得有条不紊。还应注意通俗、具体、生动。注意生字生词的解释。最后使每一次课都有实际收获。
1952年(45岁)
年初 除原有工作外，还担任第六学员班班主任兼语文教员工作。
1月18日 马列学院召开组织会议，组成教务组、行政组、党务组，周文任行政组组长。
1月19日 听薄一波关于“三反”运动的报告。
中直党委对马列学院的“三反”工作迟缓指出批评，指派周文具体负责马列学院的“三反”工作，发动群众投入“三反”运动。
1月20日～2月15日 马列学院的“三反”运动中查出一些经济问题。
1月22日 与调查组讨论“三反”工作。讨论揭发出来的经济问题。
2月7日～3月16日 参加中直党委先后召开的五次会议，听13个单位的“三反”运动情况的汇报。
2月14日～23日 参加马列学院“三反”会议，根据中直党委指示写作《三反工作情况汇报》。此文交中直党委。
3月4日 参加中直党委关于“三反”工作会议。
4月 经反复核实，发现马列学院“三反”运动中揭发的经济问题数字比原先小了一些。他被指责为领导三反运动的动机不纯，想夺权，有野心。为此，周文开始写检查。自己认为：导致运动中产生误差的原因是由于工作上的粗心和不够深入，但决没有不良动机和野心，也决没有害人之心。
5月5日 对马列学院的工作做总结：(1)对马列学院的建设问题。(2)关于又民主又集中的集体领导问题。(3)关于班主任和教员的工作配合问题。(4)对三年来的工作总结、分析。
5月14日 拟定近日工作计划：(1)突击改卷子约需10天。(2)抽时间与语文教师谈话，拟出分配工作的具体意见。(3)要求迅速批准抓紧时间把语文研究室成立起来。(4)订出编选语文课本计划。(5)准备《矛盾论》文章的写作计划。
5月上半月 曾几次找同事、学员征求对检讨中的意见。
5月17日 参加马列学院党委会。
5月19日 向院领导汇报思想，希望领导多关心学院的问题，帮助加以解决。
6月8日 参加全国文联召开的为丁玲、周立波等人颁发斯大林杯文艺奖金大会。丁玲询问周文近况，得知在马列学院的工作不顺心，便提出周文回到文艺队伍里来，将她在刚成立的文学研究所，所长的职务请周文担任，自己投入更多的写作的想法告诉周文，周文高兴地接受丁玲的邀请。丁玲决定向有关部门提出调动周文的申请。
6月27日 与郑育之谈话，告诉丁玲的决定。并谈到等运动结束后，决心到工农群众中去锻炼自己。
6月下旬 反复修改检讨，连日长时间地在“三反”会议上作检讨。
7月1日 因患急性肺炎和急性肝萎缩，30多小时无人发现和照顾，被分泌物困塞而死亡。终年45岁。
附录
7月 周文的突然死亡被当做自杀处理。埋葬在北京西郊人民公墓。
1958年
11月 郑育之调上海工作，离开北京前将周文遗骨移至北京万安公墓，用原名何开荣为周文之墓立碑。
1967年
“文革”运动中，中共中央高级党校的干部群众提出周文之死是个“谜”。
1967年至1975年，郑育之多次赴京给党中央、毛泽东主席写信，汇报关于周文之死的情况，希望能重新审查。
1975年
10月6日 郑育之再次写信，终于交到毛泽东手里。
10月30日 毛泽东在郑育之的上诉信上给予批示：周文同志之死是被迫死的，如不受压迫，他不会死，此点我看没有疑义，请中央组织部予以复查，妥善解决。
11月15日 中央组织部派专人对“周文之死”进行复查。经与当时的经办人查实，当时的验尸、解剖结论事实是：周文系急性肺炎、急性肝萎缩，被分泌物窒息而死，并非自杀。复查结果上报中央。
11月28日 邓小平在毛泽东关于“周文之死”的批示和中央组织部的复查报告上签名并写批语。在政治局会议上，一致通过中央组织部的复查报告和中组部拟定的三条平反和善后处理意见。
12月 中央党校召开了全体师生大会，宣布了复查结果，并恢复周文的名誉和党籍。
郑育之带领中央党校领导和中组部领导及家属到北京市万安公墓认墓挖骨送八宝山公墓火化。
1976年
1月27日 中央组织部在八宝山烈士公墓大厅为周文举行了骨灰安放仪式，组织部部长、中央党校校长分别在会上讲话，为周文平反昭雪，会后郑育之及子女、亲属护送周文骨灰安放在北京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结束了24年之冤案。
1980年
5月 《周文选集》上下册，张大明编辑，任白戈写《序》，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1981年
9月 《周文选集》，张大明编辑，丁玲写《序》，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1994年
11月1日 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召开周文纪念暨学术研讨会。由中国文联牵头，文化部、中国作家协会、中共中央党校、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中国大众文学学会、中国贫困地区文化促进会、北京鲁迅博物馆、上海鲁迅纪念馆、陕西日报社、四川省荥经县委、荥经县政府等10余个单位联合主办。原全国政协副主席、原中央党校副校长、四川省委副书记及来自京、沪、陕的作家、教授、学者、生前友好到会并讲话，参加者共150余人。
1996年
2月 《情钟大众——周文纪念暨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由文联出版社出版。
1997年
6月 在上海、西安分别召开了“纪念周文诞辰90周年学术研讨会”。由上海左联纪念馆、上海鲁迅纪念馆、陕西日报社、陕西省社科联、陕西省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史研究会、陕两省延安文艺学会、四川省文联等单位共同发起并召举办。有京、沪、陕、川的作家、教授、学者、生前友好到会并讲话，参加者共有百余人。获论文30多篇。
1998年
1月 《周文代表作》由中国现代文学馆中国现代文学百家编委会编，华夏出版社出版。
2002
6月 以上海鲁迅纪念馆为发起单位，并邀请了中央党校科研部、四川省委宣传部和陕甘宁根据地研究会、周文研究会赴沪参加研讨会。有京、沪、陕、川的教授、学者、生前友好到会并讲话，参加者共有百余人。
同月 《周文纪念集》由上海鲁迅纪念馆编辑，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2007年
6月17日 周文诞辰100周年纪念日，在北京现代文学馆举行周文诞辰百年纪念会。由中国作家协会、四川省委宣传部；陕西日报社、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中共中央党校科研部、中国大众文学学会协办；中国现代文学馆、陕甘宁根据地研究会、周文研究委员会、上海鲁迅纪念馆、四川荥经县委县政府、上海左联纪念馆、四川省中共雅安市委宣传部承办。
6月26日 在上海鲁迅纪念馆大礼堂举行周文同志诞辰100周年纪念座谈会及学术研讨会。由中国作家协会、四川省委宣传部、中共中央党校科研部、陕西日报社、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主办；上海鲁迅纪念馆、上海左联纪念馆承办。
6月 《周文画传》由上海鲁迅纪念馆李浩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
7月2日 在四川省雅安市召开周文诞辰百年纪念座谈会。由四川省作家协会、中共四川雅安市委宣传部、中共荥经县委共同主办。
三次周文百年纪念会议都有京、沪、陕、川的教授、学者、生前友好到会并讲话，参加者各有百余人。先后收集到近50篇纪念学术论文。
十余年中先后还出版有《周文论文艺大众化》、《大众之子——周文》、《论周文》、《再论周文》、《周文与先进文化》、《多年的心愿》等书籍。
周七康编写
|
|
|
| 周文文集第四卷/周文.—北京：作家出版社，2011.2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