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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载苦读

长沙师范学校

成家，在徐特立一生的道路上，只不过是一个起点。选择什么职业好呢?他几乎用了近三年的时间，进行艰苦的探索。他在文盲充斥的乡村里，已算“知书达礼”的人了，当然不必要象父兄那样再去种田。做父亲的因为自己受够了劳苦，也不希望他走这条老路。开始，他想学祖父那样在乡村行医。于是把祖父遗留下的医、卜、堪舆等书籍全都翻了出来，仔细研读。正如他自己所说，这时候，他“成了医生和阴阳家，同时又是佛家，头脑完全封建化了。”①然而知和行是有很大距离的。他虽然读了些医书，也知道看病时要用望、闻、问、切的方法，但脉理究竟怎样分析，他总弄不清楚。当时找不到老师指点，自己又不愿做“庸医”，于是自认学医必不可能。至于卜卦看风水，他也试着做过，但判断却总不灵验。这是什么原因呢?他把一些似乎很灵的卜者的卜辞抄来，仔细揣摩，发现这些卜辞，原来都是一些模棱两可的骑墙语，怎样理解都可以。这使他看清了所谓卜卦、堪舆，原不过是一种自欺欺人的江湖骗术，因此决意不再去理会它了。其时，人生的艰难，也曾使他想过学那和尚老师及早遁入空门，求个清闲去处。他为此悄悄地朝拜和访问了长沙县境内的一些著名寺庙和高僧。结果发现，寺庙里的佛法也差不多和王法一样的森严。在寺庙里，不仅等级鲜明，而且彼此明争暗斗，与世俗无异。这使他懂得佛教所标榜的“慈悲平等”、“忍辱无争”，都不过是一些掩饰之词，因而放弃了皈依佛法的打算。他这样混混沌沌探索了两年，到了十八岁(一八九五年)，才决定去当塾师。他认为一面教书，一面读书，可以明理，有进步，又可以谋生。② 　　他在当上塾师以后的一段期间，也和当时的一般士子一样，曾锐意举业，借以作为进身之阶，冀图考上秀才、举人、进士、翰林以至状元。因此，他专心致志于八股文和试帖诗的习读。白天，他在蒙馆教学；晚上，就到七八里外的一处经馆，听王砚秋③先生讲授四书五经和八股时文。他这样坚持两年，已有相当基础，到二十岁离开老师自学的时候，便把在当地能搜集到的八股文都抄来研究。他在项水心④的一篇八股文中，从“身不正窃恐有人窥我也；心不正窃恐有人疑我也”的句子里，看出了汉奸的丑恶面目。他认为项水心这种人的虚伪道德和漂亮言论，只不过是掩盖变节罪恶的烟幕弹。他也从八股文中发现一些反映民族英雄气节的言论，如黄淳耀⑤的“畏祸深，则中情回惑，反并其可以获祸者而蹈之”；金声⑥的“不避万物之怨者，乃能任万物之德；不畏物议之讥者，乃能求一心之安”等等，都是他喜爱的文章。他认为这些文章表现了一种为国牺牲的精神，给他以很大的教益，激发了他反对清朝腐败政治的情绪。他后来回忆说：“明朝亡国时的八股表现他们愤慨的，悲哀的，投降的三种精神，比较官僚时代的八股有声有色，因此使我反对考秀才用的八股，同时使我得不到秀才，使我在物质生活上受到很大的痛苦。”⑦ 　　先是，徐特立也曾试做过十一篇八股文，但这样的八股文能不能取得科甲?他感到茫然。一天，他带着这些八股文，步行八十里，到长沙城里向一位闻名的举人陈云峰先生请教。陈云峰和他同乡，中举以后，却闲居不仕。这位不钻营利禄的老先生，当然不会看重徐特立写的八股文，仅说他的这些八股有“一隙之明”，劝他立志读书，不应把精力无谓地耗费在八股时文上。陈老先生特地送他一把纸扇，上面用苍劲的字体写了如下一大段话：“读书贵有师，尤贵有书。乡村无师又无书，但书即师也。张之洞⑧的《书目答问》即买书之门径，《輶轩语》即读书之门径，读此二书，终身受用不尽。”后面还写了“勉哉勉哉”等语。他完全听从了陈老先生的劝告，到长沙马王街的书店里，买了《輶轩语》和《书目答问》二书，作为读书的指南。自此以后，他抛弃八股文，切实钻研起汉学来，并不时到陈老先生处求教。他们一老一少，竟成了“忘年之交”。 　　徐特立得到陈云峰进一步的指教，克服盲目读书的弊病，开始有计划、有目的地读书后，却苦于家中无甚藏书，需要读的书也不易借到。买书又很困难，因为书价昂贵，一部《十三经注疏》要十五串钱，一部《庄子》也要三百文。而他教蒙馆的第一年所得俸金，只不过三串钱，尽管后来逐渐加到二十串钱，仍是难以购置书籍。他经过反复思考，终于下定决心作出了一个“十年破产读书”的计划。即是将每年教书所得的二十串钱(可买二十五石谷)，作为家里的生活开支；而将祖母留给他的几亩薄田，逐年变卖，专门用来买书。期以十年，把书读通，这样也就势必破产。⑨他的这个破产读书的计划，得到了妻子熊立诚的赞同。从此，他不再为花钱买书而犹豫，一些价格很高的大部头书，如《十三经注疏》、《读史方舆纪要》、《御批资治通鉴》等等，也都一一买回来了。 　　他读书非常刻苦。在当时文化教育落后的乡村里，很难找到可以相互切磋的朋友，更难找到释疑解难的先生，要真正把书读懂，颇不容易，还得靠自己去反复钻研；况且，迫于生计，仍须坚持半教半学。对于当年的自学生活，他于一九五三年同小学教师谈自学经验时，讲过如下一段话： 　　我十九岁就教蒙馆，差不多教了四十年书。日中间总是替学生做事；自己读书，要到晚上八、九点钟以后，每日只读两三点钟的书。平日走路，同晚上睡醒了天没有明的时候，就读书。口袋常带一本表解，我的代数、几何、三角，都是走路时看表解学的；心理学、论理学，都是选出中间的术语，抄成小本子，放在口袋中熟读的。我读中国的旧书，总是常在要紧的地方划线，以便记忆和复习，有时选出要紧的句子用本子抄。我学《说文》，不晓得写篆字，晚上睡不着及走路时用手指在手掌中写来写去。我读《说文》部首五百四十字，一年读完，每日只读二字。……我从半教半学，读了许多古书，还读了旧的地理、历史和数学。 　　他的“十年破产读书计划”，还只执行到第八年，即在一九〇五年、他刚满二十八岁的时候，家里经济就濒于破产了：剩下的田亩，一年只能收四石谷；学堂的俸金亦降到十四串，用这些微薄的收入维持妻室儿女的生活，已经十分困难，书籍的购置当然难乎为继了。其时，正值清政府明令取消以八股取士，改考经义，加试历史、地理。他想去试一试，希望另谋一条出路，并藉以检验自己读书的效果。于是同妻子商量后，设法筹措了几串钱，赴岳州会试。 　　会试的题目晦涩而古怪。地理题目是《汉之安息即今波斯条支即今亚拉伯辨》，历史题目是《张居正⑩毁天下书院论》。这都使他感到为难，不知怎样回答才好。然而他不愿意交白卷。于是，根据汉唐史书以长安为中心写西域位置的知识，来估计安息和条支大概是在葱岭之西、红海之东，距长安若干里，等等，这样便完成了第一篇答卷；至于第二篇答卷，他虽然不知道张居正毁天下书院的具体事实，但知道张居正是明朝的大宰相，当时宦官专权，士大夫之间党争较烈等史实，于是以毁书院并不能平息士大夫对朝政的不满，明季的腐败，主要是宦寺擅权所致等论点，也敷衍成一篇洋洋洒洒的文章。这在他自己看来，似乎是文不对题，因而并不抱录取的希望。然而他的答卷却被考官看中，在三千多名考生中，竟以第十九名被录取。(11) 　　复试要交一元的卷费。他正愁无钱，同考的一位富公子立即表示乐于解囊相助。他由此想到考前借贷无门，现在才取初榜，便有人主动资助，不禁感到世态炎凉。“受恩多则立朝难”，受私恩就不能秉公理。顾虑及此，他决意不再参加复试。于是卷起行李踏上了归途，并口占七绝一首以言志： 　　丈夫落魄纵无聊，壮志依然抑九霄； 　　非同泽柳新梯弱，偶受春风即折腰。(12) 　　为了表现他的卓然独立，不同流俗，出污泥而不染的清高思想，他将自己的名字“懋恂”改为“特立”。 　　这次会试，竟给他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好处：他的声誉不胫而走，社会地位突然提高，各处学堂争相延聘，许多学生慕名求教，因而年薪由十四串升到六十串，骤增四倍。至此，他才觉得十年破产读书的计划胜利了。后来，他这样回忆说，“我从二十岁到三十岁时，面前摆着习科举和求学问的歧途，又摆着或破产购书，或守财不学这两个歧途，要我抉择。我终抉择了其中之一，结果证明做对了。”(13) 　　不过，在这十年里，他并非完全沉迷于故纸堆。当时湖南风气渐开，一些传播西方文明的书刊，开始在乡村里辗转流传。他在博览经史子集的同时，也阅读过新的书刊。 　　早在一八九七年，当徐特立二十岁时，就曾读过《湘学报》(14)，受到维新派思想的影响。《湘学报》不单宣传维新派的思想主张，且用不少篇幅，介绍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自然科学知识，这些对他都具有启蒙的作用。及至谭嗣同(15)、唐才常(16)等人创办“时务学堂”(17)和“南学会”(18)，编辑发行《湘报》(19)之后，维新派势力在湖南大张，徐特立所受影响亦更大。他开始注视着社会的脉搏，时代的风云，经常去长沙城购置新书报，并藉此了解一些时事新闻。其时，他特别喜爱梁启超(20)、谭嗣同写的那些文笔泼辣、议论纵横、富有鼓动性的文章。新书报一到手，就反复阅读。他崇拜康梁，一度自命为康梁的信徒(21)。然而，“戊戌维新”失败，谭嗣同等“六君子”惨遭杀害，两年以后“八国联军”和“辛丑条约”等事件又相继发生，使他彷徨，悲愤，忧国忧民的思想油然而生。如何拯救国家民族于危亡，他苦于找不到正确的道路。在愤激、迷惘之中，他朦胧地觉得只有人民一齐起来反抗，中国才有出路。因此，他曾写过这样一首诗，表达自己的看法，鸣出心中的不平： 　　为恶既无恶报，为善又无善报； 　　何必安分守己，不做“土匪强盗”(22)? 　　一九〇五年，徐特立年满二十八岁。这时他教书所得，除维持妻室儿女的温饱外，尚有余裕。但他并不安心于一个农村塾师的职业，更不迷恋于个人的小康家庭。他考虑的问题，已经迥异于二十岁以前，那时只是在为个人的职业、家庭和前途设想；而现在觉得要为国家民族的兴亡盛衰分忧了。他认为自己应该离开狭小的五美山，到更为广阔的天地中去进行新的学习，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 　　恰在其时，他结交了两个志同道合的朋友，一个叫姜济寰(23)，一个叫何雨农(24)，都是乡村塾师。他们相约一同去投考了周震鳞先生(25)创办的“宁乡速成师范”，皆以优异的成绩被录取。从此，他结束了将近十年的农村塾师生活，开始了投身民主革命的历程。 　　宁乡速成师范，设立在长沙城望麓园的一所旧式公馆里。校长周震鳞，同黄兴、宋教仁等革命先驱者一起在日本留过学，是老同盟会会员。周震鳞聘任的教员，也多是有一定科学知识和民主思想的留日学生。在这所学校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气氛很浓厚，除开设自然科学和教育学外，还有西洋史、东洋史等课程，讲授西方资产阶级革命和日本明治维新的历史。徐特立对所设的课程很感兴趣，他在这所学校里学习了四个月，觉得获益匪浅。他还和教员中具有进步思想的朱剑凡先生(26)成了莫逆之交。结业时，校长周震鳞为了鼓励学生加入民主革命行列，曾说：“我们办这个学校，不是培养你们当一个好教员，得到社会上的名誉地位；更重要的是希望你们创造事业，创造有利于国家民族的事业。”(27)这几句话，对他教益很大，他晚年在北京会见周震鳞先生时，还提到这件事，他说：“我一生致力于教育事业，周先生的这几句话，对我的影响是很深的。从此，我走上了反对康梁而信仰孙文的道路。”(28) 　　徐特立当年是“一个小有产者”，能够毅然走进民主革命的行列，决非偶然。那时，他曾经提出过这样的问题，同何雨农、姜济寰进行讨论：“我们现在都算有知识的人了，但是我们的知识是用到为社会服务呢?还是为家庭服务呢?”他“反对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也反对公而忘私的空话欺骗”。他认为“能力只够养家者，养了自己的家，也是解决社会问题之一；除养家而外还有余力的人，其余力之来源，必然是得到社会的帮助，应该还之于社会。”他好读韩愈(29)的《争臣论》，“夫天授人以圣贤才能，岂使自有余而已?诚欲以补其不足者也。……若果贤，则固畏天命而闵人穷也。恶得以自暇逸乎哉。”(30)他觉得韩愈在《争臣论》中讲的这话颇有道理。那时候，他确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的。他长期把家属留居乡下，令其种菜养猪，维持生活，每年只给少许资助；自己只身在外，象墨翟那样的摩顶放踵，集中精力从事为社会服务的事业。(31) 　　他还说自己当年受过法家思想的影响，很推崇管子(32)。他说：“管子所谓‘不为不可成’一语，我用来决定自己的计划，凡不可靠的计划，自己能力达不到的计划，我都不干。十年以后的行动，都是十年前考虑过的，下过决心的。管子又说：‘不处不可久’，即不可以暂时的小利妨碍永久的前途。而目光要射远些。管子又说‘不行不可复’，即信用要紧，说话负责，我因此不轻易写文章，非迫不得已不写。我对于小事多迟疑，对大事有决断。”(33)他还说：“知识要圆，行动要方，前者我学佛家，后者我学法家。”(34)他的这些见解，可以说明他那时思想的一斑。 　　①②⑨(11)(13)(30)(31)(33)(34)徐特立《我的生活》，见《徐特立文集》(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③王砚秋，湖南长沙人，生卒年不详。前清秀才，以讲授经学闻名乡里。他是熊瑾玎的舅父。 　　④项水心，明朝亡国时投降清军。引文系他所写《心不正》一文。 　　⑤黄淳耀(1605—1645)，明苏州嘉定(今属上海市)人，字蕴生，号陶庵。崇祯进士及第后，益研经籍，不受官职。弘光元年嘉定人民起义抗清，他和侯峒被推为首领。城破后，他与弟弟、妻子均自缢殉国。引文系他所写的《见义不为无勇也》一文。 　　⑥金声(1598—1645)，明末抗清义军首领。字正希，安徽休宁人。清兵陷南京后，他与江天一起兵抗清，兵败被执，不屈而死。引文系他所写《井有人焉》一文。 　　⑦徐特立《六十自传》，见《徐特立文集》(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⑧张之洞(1837—1909)，号香涛，清末洋务派首领。直隶南皮人。历任两广、湖广总督。曾提出“旧学为体，新学为用”的主张，反对戊戌变法。《輶轩语》，是张之洞在光绪初年任四川学政时，撰写的一本讲述立身之道、经学方法和读书程序的书。《书目答问》，是他写的答复诸生“应读何书，书以何本为善”的书。 　　⑩张居正(1525—1582)，明政治家。字叔大，号太岳，湖广江陵人。嘉靖进士，为相十年，海内称治。有《张文忠公全集》。 　　(12)(22)见熊瑾玎《革命老人徐特立》(工人出版社出版)。 　　(14)《湘学报》，清末维新派的报刊，1897年(光绪二十三年)4月22日在湖南长沙创刊。原名《湘学新报》，自第二十一册起改本名。由江标创办，唐才常、易鼐等编辑。着重介绍西方科学文化知识，宣传变法维新。次年8月停刊。 　　(15)谭嗣同(1865—1898)，湖南浏阳人，字复生，号壮飞。近代改良派政治家，思想家，因参与戊戌变法遇害。著有《仁学》成稿。 　　(16)唐才常(1867—1900)，清末维新派的急进分子。湖南浏阳人，字佛尘。1898年戊戌政变后，从日本归国，联合会党分子组织自立军，计划在湖北各地发动起义，因事泄被捕，1900年8月在武汉就义。 　　(17)时务学堂：谭嗣同、熊希龄等为了推动变法维新运动，主张设立时务学堂，培养学通中外、体用兼赅的新人才。由于得到湖南巡抚陈宝箴和按察使署黄遵宪的支持，时务学堂于1897年10月开始筹办。筹备就绪后，熊希龄为提调，主持一切行政事务，聘请梁启超为中文总教习，李维格为西文总教习。时务学堂师生提倡资产阶级的民权、平等的学说，阐述改良主义理论，因而遭到以王先谦、叶德辉为首的顽固派的围攻。 　　(18)南学会：谭嗣同、熊希龄、唐才常在筹备创立时务学堂的同时，又创立南学会，以便于广泛地发动社会人士来从事变法维新。1898年11月，南学会成立，会所设于长沙孝廉堂，这是个基于御侮救亡的爱国团体，在当时具有较大的政治意义。黄遵宪主讲政教，谭嗣同主讲天文，邹代钧主讲舆地，讲期规定每月四次。南学会是当时湖南全省学会的总会，各府厅州县所设之学会，都是分会。 　　(19)《湘报》创办于1898年3月，为湖南报纸的创始。黄遵宪、熊希龄为主办，唐才常为总撰述，谭嗣同、蔡鄂等人也时有论著在该报发表。办报宗旨“专以开风气，拓见闻为主”，宣传变法维新。戊戌政变后被迫停刊，仅存半年，但声誉极好。 　　(20)梁启超(1873—1929)，近代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学者。字卓如，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人。举人出身。曾与其师康有为倡导变法维新，人称：“康梁”。 　　(21)见徐特立《六十自传》、周世钊《我们的师表》(北京出版社出版)及熊瑾玎《革命老人徐特立》。康，指康有为(1858—1927)，广东南海人，清光绪进士，近代改良派领袖，后为保皇会首领。 　　(23)姜济寰(1879—1935)湖南长沙县人。民主革命者，同盟会会员。辛亥革命前从事教育。湖南光复后，首任长沙县知事。五四运动时，是俄罗斯研究会的发起人之一，曾积极资助毛泽东等人建立文化书社。大革命时，参加北伐军，后任江西省国民党政府财政厅长、民政厅长、代理江西省主席。参加过“八一”南昌起义，任江西省革命委员会主席，失败后，一度流亡日本。1929年回国，后任南京行政院参议。 　　(24)何雨农，又名何劲，湖南长沙人。一生从事教育事业。曾积极参加辛亥革命。1912年任湖南演说团团长，兼办《演说报》；1914年改为《通俗教育报》后，仍由他主办。他坚决反对袁世凯称帝，反对汤芗铭在湘的黑暗统治，被汤芗铭投入监狱，写有《狱中日记》，揭露种种黑暗。出狱后，任湖南通俗教育馆馆长。 　　(25)周震鳞(1874—1964)，字道腴，湖南宁乡人。早年与黄兴在湖北两湖书院同学五年。毕业后，于1901年入日本士官学校。1903年任长沙明德学堂地理教习，1904年任岳麓山高等学堂(今湖南大学)教务长。为华兴会的骨干，同盟会老会员，追随孙中山从事民主革命。辛亥革命后，曾任湖南筹饷局局长。大革命后，坚持反蒋，从事教育。解放后，曾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26)朱剑凡(1883——1932)，原名周家纯，湖南宁乡人，进步教育家。大革命时是国民党左派，倾向我党。马日事变后，到上海参加我党领导下的地下工作，是我党的亲密朋友。 　　(27)(28)见周世钊《我们的师表》(北京出版社出版)和《忠诚党的教育事业——向徐特立同志学习》一文(载南京师范学院《文教资料简报》，1975年10月号)。 　　(29)韩愈(768—824)，字退之，河南河阳人，唐代著名文学家、哲学家。 　　(32)管子(?—前645)，春秋初期政治家。名夷吾，字仲，颍上人。 　　 徐特立传/长沙师范学校.—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