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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禹传子是中国由母系氏族社会到男系氏族社会的一大转变

吴玉章

中国古代社会中有一重要传说的记载，就是说“尧舜传贤，禹独传子”，“尧舜皆传贤，及禹而德衰，不传贤而传子”，“丹朱之不肖，舜之子亦不肖；禹传之启，而启独贤”。这一广泛流行的传说，必有其历史的根据。 　　我们应当认为禹传子的事实，不是禹的德衰，也不是启的独贤，而是社会本身的一大变革。 　　在远古没有阶级的社会中，基于物质条件的发展所引起变革的结果，不是阶级的剥削关系的转变，而常常归结为血统的家系关系的转变。 　　据恩格斯的意见，社会的发展，是以劳动生产力的发展为动力；但在劳动尚未曾呈现为剥削对象时，社会制度是受血统关系支配的。 　　我们正可以拿这个原则来解释这一问题，就是说夏禹传子的事实是由母系氏族社会转到男系氏族社会的一大革命，是血统关系支配权有了一大变化，这个变化是由于遗产继承权有了变化而来的。恩格斯说： 　　“随着财富的增加，财富一方面使丈夫在家庭中占有比妻子更有权势的地位，另一方面又产生了利用这个增强了的地位来为子女利益而改变一般继承制度的意图。不过，当血统还按母权制认定的时候，这是不可能的。因此，必须废止母权制，而它也就被废止了。这并不像我们今日所设想的那样困难。须知这一革命，虽是人类所经历过的最急进的革命之一，但它却不需要侵害到氏族中的任何一个活着的成员。它的全体成员，仍能保持他们原来的样子。只要有一个简单的决定，说今后氏族的男性成员的子女应留在本氏族以内，而妇女的子女应离开本氏旅，转到他们父亲的氏族里去，那就行了。这样就废止了按照女系确定血统和依母权制继承的制度，而确立了按男系确定血统和父系的继承权。”① 　　这个革命的产生一定有它的物质因素的存在，因为一个时代的大变革，我们必须拿物质生活的矛盾来解释，而不能拿变革时代的意识来判断这个时代的变革。我们推想禹治水以后，必定有广大肥沃土地出现，而此时一定也有农业的兴起。我们看孟子所说的下面一段话，就是一个证明： 　　“当尧之时，天下犹未平，洪水横流，氾濫于天下，草木暢茂，禽兽繁殖，五谷不登，禽兽偪人，兽蹄鳥迹之道，交于中国。尧独忧之，举舜而敷治焉。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澤而焚之，禽兽逃匿，禹疏九河，瀹济漯(luo)，而注諸海，决汝汉，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后中国可得而食也。当是时也，禹八年于外，三过其门而不入，虽欲耕得乎?后稷教民稼穑，树艺五谷，五谷熟而民人育。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圣人有忧之，使契为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② 　　孟子这段话自然是加上了后来倫理学的粉饰，因为当时的社会只是在向有阶级的社会发展，还不会有像后来阶级社会那样的所谓五倫的礼教。但是大禹治水这个事实，我们无论如何不能否认，不管他治水的人是不是大禹，或者还不只大禹，而总之有治水这个事实。中国常常讲“神州禹甸”，各地方祀禹的专庙，随地皆有，这不能认为是偶然的迷信。 　　夏禹传子这个大变革，不仅把“传贤”的制度打破了，而且使那些天帝、流星、长虹……下凡来和女人性交便产生圣人的“奇迹”，到启的时候为止，也都打破了。在人间的社会中，再也见不着那些神異的奇迹了。有的，只有后代讖緯家们根据传说的一些附会。 　　甲骨文的发现，对于这个问题，更能有所证明。殷代的男系先世，在甲骨文中也能叙至*(上允下夊)，较《史记》所载，仅缺“昭明”、“昌若”、“曹圉”。现在把这两说所叙出的殷代世系，对照地写在下面(括弧内为甲骨文所叙出者)： 　　《史记》：帝嚳(甲骨文：*(上允下夊))——契(卨、兕)——昭明——相土(土)——昌若——曹圉——冥(季)——振即核(王亥)——(恒——王恒)③——微(上甲)——报丁(*(报去掉扌)丁)——报乙(*(报去掉扌)乙)——报丙(*(报去掉扌)丙)——主壬(示壬)——主癸(示癸)——天乙即湯，唐(大乙)。 　　上表据《史记》，王国维的《卜词中所见先公先王考》，董作宾的《甲骨文断代研究例》(载《庆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岁论文集》)。 　　《竹书纪年》载殷之先世自契至湯共十四世，与《史记》“殷本纪”所载相差不多。据《史记》“夏本纪”和《竹书纪年》所载，夏代世系，自禹迄桀共十七君，十四世。上表列殷之先世自契至湯，共十五世。周之先世，据《史记》说：“自后稷尧封之邰，积德累善，凡十余世，公刘避桀居豳。”周人自己叙述自棄至其建国前之先世，亦为十余世。传说中又称“契”、“棄”、“禹”为同时。在同一传说时期中，彼此男系世系可如此相当，不能认为巧合。因此，我们可以从传说式的记载和甲骨文对他们世系的叙述中，看出大致相当于传说中之启的时代，是中国由母系社会到男系社会的分水綫。男系氏族社会与母系氏族社会之主要分别，就在于男系社会为男系承襲，母系社会为女系承襲；因而男系氏族社会产生后之唯一的标志，就是母系承襲遭到排斥，而男系之父子兄弟的世相承襲，得到坚固的确立。男系的世系，自此得以明白地叙述出来。传说中之夏代的世系，据传说所载，可以叙述如下： 　　启——太康——仲康——相——少康——杼——芬——芒——泄——不降——扃——厪——孔甲——昊——发——癸(据《竹书纪年》) 　　夏后帝启——帝太康(子)——帝中康(弟)——帝相(子)——帝少康(子)——帝杼(子)——帝槐(子)——帝芒(子)——帝泄(子)——帝不降(子)——帝扃(弟)——帝厪(子)——帝孔甲(帝不降子)——帝皋(子)——帝发(子)——帝履癸(子)(据《史记》“夏本纪”)。 　　由母系到男系这个大变革虽然成功了，然而却不能说是没有经过风波的。据《孟子》“万章章”说： 　　“舜荐禹于天，十有七年。舜崩，三年之丧毕，禹避舜之子于阳城，天下之民从之，若尧崩之后，不从尧之子而从舜也。禹荐益于天，七年，禹崩，三年之丧毕，益避禹之子于箕山之阴，朝覲訟狱者，不之益而之启，曰吾君之子也。謳歌者不謳歌益而謳歌启，曰，吾君之子也。丹朱之不肖，舜之子亦不肖。舜之相尧，禹之相舜也，历年多，施澤于民久，启贤，能敬承继禹之道。益之相禹也，历年少，施澤于民未久。舜禹益相去久远，其子之贤不肖，皆天也，非人之所能为也。莫之为而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 　　《史记》“夏本纪”也说： 　　“帝禹东巡狩至于会稽而崩，以天下授益。三年之丧毕，益让帝禹之子启而辟居箕山之阳。禹子启贤，天下屬意焉，及禹崩，虽授益，益之佐禹日淺，天下未洽，故诸侯皆去益而朝启，曰，吾君帝禹之子也，于是启遂即天子之位。” 　　孟子和司马迁等不能了解社会进化的真象而又想以“禹子独贤”、“天命有定”来粉饰后来阶级社会的文明，就把禹传子的事实写做“天与人归”的样子。但是据《竹书纪年》及《国策》等的记载则有些不同。《国策》“燕策”说： 　　“(禹)及老，而以启为不足任天下，传之益也。” 　　随着又说： 　　“启与支党攻益而夺之天下。” 　　这显然是有了斗争。这个斗争并不是因为益要禹传贤，启要禹传子，益本来和禹同为军务总统官，处于同等地位，并不须禹再对他作什么传贤的；根本上乃是旧秩序同新秩序的斗争。这乃是益的同僚者禹死了，他根本就不赞成由禹的儿子启来当选补充，他还是主张维持从来的习惯，极力排斥男系的承继。这在古本《竹书纪年》中是说得很明白的： 　　“益干启位，启杀之。” 　　《史通》引《竹书》亦说：“益为启所杀。”《楚辞》“天问”亦云：“启伐益作后。”这不是明白在说益干涉启来补充他父亲的位置，他们之间才发生纠纷的吗?因而儒家之所谓“禹屬益，益避启”，便成了十足的瞎说。“天下之民，朝覲、訟狱、謳歌者不之益而之启”的原因，就是因为新社会的因素，已经把旧社会的藩籬冲破，他们不仅已一致地把启选举出来，而且还一致地拥护启作他们革新的领袖，并坚决反对益的守旧，这才是这一传说的真实内容。 　　自然一个新社会的产生，究竟不是容易的。启他们把益所领导的反动势力消灭下去了，不久第二个反动势力又死灰复燃起来。《竹书纪年》说： 　　“王帅师伐有扈，大战于甘。”洪兴祖注云：“有扈以尧与贤，启独与子，故伐启。启伐灭之。” 　　从上面这些记载看来，这个大变革，还是经过许多斗争才达到的。 　　(摘自讲义《中国历史教程》)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页214。 　　② 《孟子》“滕文公章”。 　　③ 《史记》未列入。 　　 历史文集/吴玉章著.—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