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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见毛泽东主席①

沈鸿

1942年冬的一天，“茶坊”工厂接到军委总后勤部军工局的通知，毛泽东主席要约见沈鸿。于是我和厂长毛远耀策马起程从安塞到延安。一路上，残雪未消，人和马的口中都喷出了白汽。 　　到达军工局已是中午，午饭后稍事休息，毛远耀陪我从军工局驻地大砭沟来到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政府的临时窑洞。一进门，一个身躯魁伟的人立刻站起来迎接，不用说，这就是我仰慕已久的毛泽东了，毛主席微笑着和我亲切握手，又把我介绍给在座的彭真、高岗。 　　一落座，毛主席就对我说：“你来了几年，今天才第一次见面咧，真抱歉!你是从中国最大的工业城市上海来的，见多识广，我们这里可困难呢，除了黄土地，可以说什么也没有，全靠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自己克服困难，才搞出现在这种手工业的自给经济。沈先生在这里一定遇到了许多不便吧?”我连忙说：“领导上对我的工作安排得很周到，有些困难也能克服。” 　　“自力更生”这个词儿，是我到延安以后才听说的。现在毛主席亲口道出，感到含义特别深刻。一直到近几年，我翻遍《辞源》、《辞海》都未见到“自力更生”的词条。我认为这是毛主席在总结经验基础上的创造发明。 　　接着毛主席问我是从哪里学到制造机器的。我说：“我没有上过专科学校，我原是布店学徒，因为喜欢，先做锁，以后胡乱做一些机器，说不上好，能用就是了。”毛泽东听罢大笑起来：“啊呀，你同我一样，我也没有进过军校，人家来打我嘛，逼得我只好从打仗中学打仗。”接着毛主席谈到边区经济的现状：“我们现在只能发展自给经济，以保障供给，支持抗日战争。看起来这种特殊的经济似乎不合理，但它是符合现实要求的唯一办法。有人建议在这里搞重工业、搞大军工计划、大盐业计划，这是办不到的，那将是多少年以后的事了。” 　　毛主席提到的搞重工业、大军工、大盐业计划的《建议》，我在军工局已看到他的“批阅”件了。我还记得《建议》中有这样的话：“若使飞机蔽天，坦克塞野，战而不胜者未之有也!” 　　听罢毛主席的话，我心中暗暗佩服眼前这位巨人既有远见、又有十足的实干精神和洞察力。毛主席接着又说：“我们现在开这会，开那会，实际上没有几个人真正懂得怎样办工厂。最近我们开了一次讨论经济(包括工业)政策的会议，我在会上作了一个发言，初稿已印出，请沈先生过目。你是行家，希望多提意见。”说罢从书桌上拿出一本小册子递到我手中。 　　毛主席笑着对我说：“当前的中国是七分封建、三分资本主义。战后就是七分资本主义、三分封建了，到那时你还可以回上海当你的资本家去!”我笑而不言。心里思忖，跟上共产党，就坚决干到底。资本家这根弦早已不系在我的心上了。 　　谈着谈着，毛主席问起了上海的情况。我告诉他孔祥熙、宋子文怎样开纱布交易所，怎样一抛一购，转瞬间把上海的棉纱大王荣宗敬的财产弄走了一半，使这位民族资本家、大老板恨得咬牙切齿，盼望共产党早点来哩。说得满室人哈哈大笑。 　　我还说到宋子文的“扬子公司”怎样垄断从美国进口的军火，赚了大量的昧心钱…… 　　谈话有时严肃，有时诙谐，尽管室外寒风凛凛，室内却春意融融。 　　当晚，毛主席设便宴招待我们，席间毛主席妙语连珠，谈笑风生。 　　回到“茶坊”以后，我仔细、认真地读了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上所作的《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讲话(初稿)。对有关工业方面提了一些意见。记忆中有印象的只有一条：原料短缺，生产上打打停停不是办法。建议有可能时，自己动手炼铁。 　　1943年，国民党对边区的封锁越来越紧。毛主席号召“生产自救”，兴起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就在此时，军工局提出边区自己炼铁，吁请有关方面支援，并在设计、机械设备及冶炼方面，指定由沈鸿、徐驰两人负责。 　　我在延安同毛主席正式见面虽只有这一次，但经常听到军工局李强局长介绍毛主席的许多史诗般的事迹。他的博大精深，平民领袖的作风，时有所闻。这次亲身接触中，对他那不耻下问、虚怀若谷的精神，印象十分深刻。在这以前，我已有实际体会。有一段时间，工厂的政治活动过多，影响了生产。我和兵工厂的化学总工程师钱志道联名写信，向毛主席反映情况，建议设法改变这种局面。使生产回到正轨上来……。不几天，复信来到。信中表扬我们反映情况及时，建议很正确。他已指示有关部门帮助解决。 　　我在延安工作虽然很紧张，但总是要挤出时间来读书。毛主席几篇重要著述，对我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论持久战》，是我在延安读到的毛主席的第一部著作。这本书的理论逻辑性极强，具有很大的说服力，读后使人对抗日战争的胜利更充满勇气和信心。 　　联想起自己来到延安，单纯地只是为了“救国雪耻”，要为打败日本侵略者出力。抗战初起，我在上海、武汉时，也曾对国民党抱过停止内战、团结抗战的幻想。但是国民党的行径使我失望。我怀疑他们是否真想抗战，而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真正在浴血抗战并在几个战役上取得了胜利。事实真相就是这样。它吸引了我带着机器和人员，千里迢迢来到延安投奔共产党。 　　但是抗战会取得胜利吗?为什么?何时?……这一系列问题，我是茫然的。象是在黑暗中，看到前面一点亮光，只有跟着这点光，才能走出黑暗，这就是我初到延安的心态。 　　《论持久战》，使我心里完全亮堂了，认识了抗日战争的必然，抗战最终胜利的必然，抗日战争采取的战略、策略，就是取得胜利的方法步骤。我终于摆脱了对抗日战争囿于感情——救国雪耻的蒙昧状态，获得了理性和清醒。 　　我又先后从毛远耀那里读到《改造我们的学习》和毛主席在抗日军政大学讲演的《实践论》、《矛盾论》油印本。当时，我不是党员，但我对党是诚实的，党组织信任我，让我读到了当时只有党员干部才能读到的文件。 　　在这以前，在我的头脑中有一种迷信：哲学是深奥的、高不可攀的一门学问，不敢问津。读了毛主席的三篇文章特别是《两论》以后，真使我茅塞顿开，原来哲学是帮助你怎样去认识客观世界——自然界和社会现象；帮助你用正确的、科学的方法去作(做)事!——改造世界包括改造自己的学问。每个人都有他的哲学，只是被经验束缚在感性认识的低级阶段，没能作到理论的抽象而已。毛主席号召哲学走出课堂，我个人是亲受其益的。 　　毛泽东的哲学思想，是促使我世界观转变的催化剂! 　　在旧社会，我的正义感使我对光明与黑暗、善与恶能够分辨。追求前者而厌弃后者。但我从没有想到怎样去根本上改变丑恶的现实。我只知道依靠个人奋斗、掌握实在的技能、本领，在社会上争得一席之地，作一个清白的、有用的、争气的人。一句话，我的世界观，象给我影响很大的《十大成功人传》(1924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中的那些人物一样，属于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个人主义的世界观。 　　经过延安的实践和耳濡目染，自己原来走的道路，已在逐步变化。毛主席的哲学思想，使我的认识升华了。 　　《两论》一直是我反复阅读的典籍。开国以来我又读了恩格斯的《反杜林论》、《自然辩证法》，进一步增加了我认识客观规律的能力。 　　1965年，毛泽东主席批准我国自己制造的12000吨水压机完成，《人民日报》约我写一篇感想。我抽出时间写了一篇约400字的短文。说明万吨水压机制造成功，主要是运用毛主席《实践论》、《矛盾论》的理论和方法结出的硕果。这篇短文不是应付、应景之作，而是我们工作的高度经验概括。以后凡有我经手的几项大的工程建设也都是用《两论》的理论做为指导思想。 　　是伟大的毛泽东的哲学思想，使我同一些传统观念决裂，成为一个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员。在反对帝国主义者的侵略战争中、在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中，实现着自我存在的价值。 　　(原载《沈鸿文选》) 　　①本文是沈鸿同志应中央文献研究室为毛泽东同志诞生100周年纪念而作。 　　 无限忠诚：纪念沈鸿诞辰一百周年/海宁市史志办公室，海宁市图书馆编.—杭州：杭州余杭人民印刷公司，200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