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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夙愿得偿 |
| 王盛泽，钟兆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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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心城喜结连理
在举世闻名的长征中，不少巾帼英雄和男人们一样，用她们的实际行动谱写了一曲曲惊天地泣鬼神的壮歌。
在这个英雄群体中，有一位来自陕西宁强的红军女战士，叫陈真仁。1934年冬，不到15岁的陈真仁参加了红四方面军，翌年由四川广元出发，踏上了长征路。最初她是在红军的一家被服厂做工，后来因为红军的后勤供应越来越困难，许多同志都被调去征集粮食，她也转到后勤部粮食总局。粮食总局有两个运输连，一连连长就是后来成为罗荣桓夫人的林月琴。陈真仁在二连当文书。每天她都要带着民工去筹集能吃的东西。虽然她个子不高，但还挺结实，圆嘟嘟的。她做事情有股不服输的劲头，不怕苦，不怕累，所以受到大家的喜爱。
张国焘企图另立中央，强行拉四方面军南下，使得陈真仁等也受尽了苦。
1936年7月，红二、四方面军在甘孜会师时，不少指战员都患上了红眼病。陈真仁也没有逃过这个劫。这对于天性爱美的女同志来说，比得其他病还难受。不仅眼睛疼，而且着东西看不清楚，特别是眼睛红红的，难看死了，真是讨厌的病!
部队在甘孜逗留的时间比较长。一天，后勤部粮食总局局长何长工向众人宣布：“报告大家一个好消息，明天傅连暲同志要来给你们看病，大家要把驻地卫生打扫得干净一些。”
何长工这么郑重其事地宣布，把个陈真仁听得直乐：来看病还值得这么大张旗鼓地做卫生，真是少见。她忍不住与旁边的女同志一阵交头接耳，使得其他人也直乐。
“你们乐什么呀?”何长工感到莫名其妙，忍不住发问。
陈真仁不以为然地回答说：“一个副连长有什么了不起，值得这么兴师动众搞卫生?不要说是副连长，我们这儿连长有的是。”
一听这话，何长工不禁也愣了一下，但很快就明白了，原来大家没听清楚，把傅连暲听成是“副连长”了，他也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
“你们真是孤陋寡闻，他不是副连长，是叫傅连暲。他在中央苏区时就是红色医院的院长，专门给中央领导同志看病的，现在是朱总司令的保健医生，医术高明得很。你们不想消灭红眼病?”
大家这才完全明白过来，忍不住又是一阵哄堂大笑，女同志更是笑弯了腰。
陈真仁错把傅连暲当成副连长，后来被人们当做笑谈。不过，第一次听到傅连暲的名字，而且还发生这样的误会，倒使陈真仁从此特别记住了这一名字。
第二天，傅连暲果然提着药箱到运输连来了。他给大家看了病，检查了身体。最后还给大家讲解了防治红眼病以及各种常见疾病的方法。他那瘦高的身材，和气的面容，特别是渊博的医学知识，在陈真仁心里留下了深刻印象。
正在开办医务训练班的傅连暲，看到这里有不少女同志，于是就动了挑选女学员的念头。何长工欣然表示同意。于是，傅连暲亲自挑选了4位女同志，其中有林月琴、刘淑英、李淑琴，还有一位就是“冒失鬼”陈真仁。
事有凑巧，在此之前，陈真仁得到剧团的同意，正准备到剧团去学戏，但还没有成行，刚好傅连暲来，又挑选到她。何长工也劝导她：“小鬼，学医多好呀，就到卫生所去吧。”既然是组织的安排和需要，陈真仁便愉快地走上了学医的道路。从此她与演戏擦肩而过，而与医务、也与傅连暲结下了不解之缘。
就这样，傅连暲的医务训练班因为从二连抽调了4位女战士，加上原有的4女6男，一共有了14位同志。
陈真仁和林月琴等向傅连暲报到后的当天下午，二、四方面军就离开甘孜北上了。
那段与自然抗争的经历，是每个参加长征的人不能忘怀的。几十年后，陈真仁回忆起这段历程，依然很动情。她说：过草地时，碰到好大的风沙，连鸽子蛋大的石头都被刮走了。前面的路迷迷蒙蒙，仿佛浸在雾中。她只能瞅着前面战友的后背前进。这时如果掉队，就有可能陷到草地里，遭到生命危险……
行军是紧张的，可每到宿营地，傅连暲来不及休息，就给医训班上卫生常识课，用实物教学，拿出一种药品，从药名、功能，一直讲到用法和用量，一次讲一种药，或讲一种病。陈真仁听课认真，有不懂的地方就大胆提问，学习进步很快，傅连暲比起这几位女战士来，岁数算是比较大了，因此他对这些小学员们就多了一份关心和爱护，经常找她们聊天，做思想工作。
不要看她们年纪小，但都有不短的革命经历。特别是能够经得起长征的考验，走过雪山草地，这使傅连暲觉得她们颇不简单。
“小陈，今年多大了?”傅连暲和陈真仁拉家常。
“你不要看我长得矮一点，我已经17岁了!”陈真仁实话实说。
“这么小就参加革命，真是了不起呀!”傅连暲由衷地赞扬说。“家里还有什么人呀?”他又问。
“我父母亲、哥哥、姐姐等，有十多口人呢。”
“还真是个大家庭啊!”傅连暲说。
“他家还是个有名的革命大家庭呢。”旁边了解陈真仁情况的女学员告诉傅连暲。
“哦，讲来听听。”傅连暲来了兴趣。
“以前我也不太清楚，只感到哥哥他们都在搞些比较神秘的工作，现在才知道，他们很早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做革命工作……”
通过陈真仁的讲述，傅连暲知道，陈真仁的大哥早在1924年在上海艺术大学师范教育系读书时就加入了共产党，曾是中共宁强县支部的发起人；她二哥在汉中省立第五师范学校进行革命活动，任党小组长，后以此为基础，建立陕南特委，被选为特委书记兼第五师范学校党支部书记。
陈真仁就是随二哥到汉中读书时，受二哥的影响，经常帮助做些送信等工作，成了哥哥和党组织之间的小小交通员的。她还参加了学校的学生运动，被女师附小开除，但她没有任何畏惧。
在两个哥哥的影响下，陈真仁全家都倾向革命。1935年2月，红军解放宁强，除了陈真仁母亲和几个已出嫁的姐姐外，她的3个哥哥、3个嫂嫂、3个侄女，加上父亲和她本人，一家三代11口人全部加入了红军。
“真是名副其实的红军之家、扩红模范呀!”傅连暲听到这里，不由得从心底发出这样的赞叹，“他们现在都好吗?”
这一问，就把陈真仁问出了两行清泪。看到她脸上凄苦的神情，傅连暲马上意识到：自己这个问题提得太冒失了，触动了她的痛处。他隐隐感到这里有个悲惨的故事。
原来，红四方面军开始长征时，陈真仁和父亲，嫂嫂及侄女8个人都在被服厂工作。从剑阁向江油出发时，陈真仁领着两个侄女走到队伍前头，大嫂和二嫂得了伤寒病，被担架抬着，走在后面。傍晚时分，到了江油桥头，她和两个侄女在桥头停下等嫂嫂过桥，可等到天黑只等到了走在队伍最后的收容队，嫂嫂却仍不见踪影。收容队催促她们：“赶快走，敌人就要追上来了，我们马上要炸桥。”就这样，大嫂和二嫂与部队失去了联系。不久，父亲和三嫂、三侄女又相继失散……
此后，陈真仁带着两个侄女，开始了更加艰难的行军。15岁的她身体矮小、孱弱，还要照料两个比她小的侄女，她们常常掉队，脚上全是血泡，身体很快就被拖垮了，不久，陈真仁传染上伤寒病，发高烧，讲胡话，一连躺倒十多天。看到姑姑陈真仁得了重病，才11岁的大侄女失去了主心骨，她看妹妹弱小，还得了脱肛病，怕不能长途行军，便含泪将妹妹送给当地一户人家抚养……
“现在，只有一个侄女跟我在一起……”陈真仁说到这里，已是泪水涟涟，泣不成声了。
干革命就会有牺牲，特别是在长征这种恶劣的环境下，有多少人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傅连暲为自己无意中触及了陈真仁的伤心事而深感内疚，连忙安慰她：“小陈，不要担心，他们会没事的。在我们这个革命队伍中，有许多这样的革命家庭，同志们都会互相帮助、互相照顾的，你不要太挂念他们。”
这倒是真的。陈真仁想到自己在革命队伍中所经历的事情，深感战友之情的珍贵。要是没有战友们的帮助，自己也就过不了雪山。长征途中，许多同志把自己的干粮送给她吃，使她熬过来了。想到这里，她心中宽慰了许多，擦一把热泪，抬头望着傅连暲：“傅医生，你家呢?”
“我的妻子、女儿、女婿都参加了革命，红军长征后，他们都被留在了苏区，现在他们是死是活，一点消息也没有。”傅连暲说罢，眼望前方，陷入了沉思。
革命者也会流露出对家人的思念之情，但这丝毫没有影响他们坚定的革命信念。
在训练班，这些女学员的表现相当不错。当时医疗条件很差，卫生所除傅连暲外，只有两个医生。卫生所的全部家当中，惟一比较可观的是五匹马(不久死了一匹)，那也是张国焘“特别关照”傅连暲的结果。除傅连暲和警卫员各一匹外，另两匹就分别用来驮药品和其他食用品。只不过，那四只药箱已基本空了，只得靠沿途向藏民要点藏药和采集一些中草药为指战员们治病。
伤寒病一直跟着红军。红四方面军副总指挥王树声病得很重，牙齿都黑了，只好用担架抬着过草地。傅连暲安排陈真仁照顾他。宿营时，陈真仁总是先安排伤病员和大家的住处，嘱咐炊事员做好病号饭。在陈真仁的细心照料和护理下，王树声终于恢复了健康。
红军进军到四川阿坝时，任弼时的夫人陈琮英将要临产。傅连暲和卫生所的女学员及时赶到她停歇的林子里。在漆黑的夜里，任弼时手持蜡烛照明，陈真仁和姐妹们在外边围成一个圈挡风寒。孩子的出生极不顺利，陈真仁和姐妹们一刻也没有撤围，傅连暲就更累了。第二天凌晨，这个小孩(即后来的任远征)生下来时，陈真仁她们的双脚全麻得不听使唤了，而且每个人都饿得不得了。
吃的东西越来越少，陈真仁和大家勒紧裤腰带，一餐分为三餐吃。天气寒冷，她们四人扯着仅有的一条被单合用，以遮挡风寒的侵袭。可有一天，她们发现那条被单突然不见了。这可是她们赖以遮挡风寒的惟一东西呀，怎么能丢呢!大家着急地四处找寻，发现那被单的残片还在马的嘴里，原来是被马偷吃了。咳，马也饿坏了!
没有东西盖了，只能是“地当床，天作被”了!大家对马生气之余，又觉得高兴，缺粮草的马吃了被单可以生存下去，给同志们驮医疗器具和药品，为长征做点贡献。想到这里，大家又哼起了那首歌：
生活在草地里，
课堂在暴风雨里，
战斗在山岗里。
经不起见吹雨打的，
只能与虫子比……
有一次，敌人在后面追，陈真仁和三个女学员随部队在前面跑。跑着跑着，忽然发现草地中间有一头牦牛。她们推断可能是友邻部队在忙乱中丢下的。于是她们也顾不得后面的敌人，毅然去拉牦牛。谁料那牦牛死活也不挪一步。她们只好分成两组，一组在前面牵，一组在后面推。就这样连拉带推，一步三停地把牦牛弄到了宿营地。后来因为部队行军需要，把牦牛杀了，分给战士们作干粮。她们得到牛肝作奖励。
傅连暲感到这些女学员很了不起。通过交谈，他对陈真仁也有了更多的了解。
共同的遭遇，使傅连暲、陈真仁相互之间更加理解，也更加体谅，从此谈论的话题也更多了。在相互的接触中，傅连暲的经历和对革命的坚定性都使陈真仁敬佩不已。傅连暲长征途中特别辛苦，除了跟大家一样急行军，一到宿营地，别人可以睡上一觉了，可他还要为张国焘、朱德、任弼时、刘伯承等检查身体，每天还给卫生所里的一般伤病员治疗，此外还要教授学员们卫生常识。傅连暲对工作负责、对同志友爱的品德，使陈真仁深为感动。慢慢地，傅连暲的身影占据了她的心房，挥之不去。
像陈真仁一样，傅连暲在长征途中也一直思念着亲人们，为他们的命运担心。中央红军占领遵义后，城里有一家药铺，傅连暲曾通过这家药铺给刘赐福写过一封信，可是一直没有收到片言只字的回信。后来，傅连暲从报纸上看到自己被国民党反动派通缉的消息，还听说刘赐福已被敌人杀害，孩子们下落不明。他的心如刀绞般疼痛。
陈真仁听说这些情况后，一再宽慰并照顾傅连暲。他们在共同的战斗生活中逐渐产生了超出同志感情的那种好感。陈真仁觉得像他这样的名医，没有一点架子，特别是能放弃优裕的生活，在中央苏区受了那么大的委屈，还一如既往地对党忠诚，毅然参加长征，很让人敬重。傅连暲也喜欢陈真仁学习认真、工作勤快的劲头，他慢慢地不再叫她小妹妹了，还把张国焘送给他的面食让给她吃。
这些迹象，不久就被卫生所的同志们看出来了。朱德很关心傅连暲，听说这个情况后，就开门见山地问傅连暲：“听说你和陈真仁同志关系挺不错，有没有这回事呀?”
“我们挺谈得来。”傅连暲有点不好意思地说。他喜欢她的聪明，可她那时才17岁，而他大她整整25岁，又结过婚。
“那好，你们就早点结婚，以便相互照顾。”
“那还早呢，现在正处在长征途中，战事又多，哪里顾得上。”
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在甘肃会宁胜利会师。11月，红军总部搬到宁夏的同心城。傅连暲随朱德也来到这里。
一天，大家聚在一起，又开起了陈真仁的玩笑，当然也有一些闲话。听着听着，陈真仁就哭了。
傅连暲得知陈真仁受了委屈，心潮难以平静，当晚就给朱德写了一封信，提出要跟她结婚，派警卫员送去。朱德第二天就回了一封信，批准他们结婚，并说同心城这地方好，地名也好，而且目前形势已经稍微安定下来，有了结婚的条件。
举行婚礼那天，朱德特地买了两只羊送给他们，红军其他领导人也都来贺喜。在祝贺的人群中，还有一位高鼻子白皮肤的人，他就是美国医生乔治·海德姆(即马海德)。他是经由宋庆龄推荐，和斯诺一起到陕北根据地的，这次因事路过同心城，久仰傅连暲的大名，也前来祝贺。
“在同心城举行这个婚礼，祝你们永结同心，革命夫妻，白头偕老。”祝愿一个接一个，在长征胜利时刻举行的这个婚礼，充满了喜庆的气氛。
晚上，婚礼刚结束，部队就连夜紧急出发了，因为胡宗南的部队从南面追上来了。几天几夜的急行军，直到红军在山城堡打了一个大胜仗。红军才基本结束了流浪生涯，傅连暲和陈真仁这对新郎新娘才有了一个比较安定的生活。
千里姻缘一线牵，长征——这地球上的红飘带，把一个南方山沟里的医生，和一个西北边陲小县城的女孩，连在了一起。
保安县喜见毛泽东
1936年10月，红四方面军在朱德、刘伯承等带领下，战胜了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胜利到达甘肃。毛泽东闻讯，万分高兴，特派彭德怀到甘肃河莲湾，迎接朱德和红四方面军的部队到陕北保安。想到很快就可以见到毛泽东了，傅连暲心里禁不住一阵阵的激动。
保安是个小县城，但是对于经过雪山草地的磨难，走出了茫茫无人区的红军战士来说，这可就是一个大地方了。
傅连暲走在用鹅卵石铺就的狭窄街道上时，心里感到无比的快意。比起万里长征中的高山峻岭，那真是比走柏油马路还觉得平坦。街上搭起了很大的牌坊，两旁的墙上贴上了红红绿绿的欢迎标语。傅连暲像进了大城市，这边看看，那边瞧瞧，什么都新鲜，什么都想看，两只眼睛简直不够用了。
在欢迎的人群中，傅连暲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那不是毛泽东的卫生员钟福昌吗?
“小钟，小钟!”傅连暲喜出望外地叫了起来。但因为街上太热闹，钟福昌没有听到。傅连暲还要再喊，钟福昌已经走出一段路了。
傅连暲顾不得许多了，赶紧从人群中挤过去，一把抓住了钟福昌的一只胳膊。
钟福昌回头见是傅连暲，惊喜交加，一下子把傅连暲抱住，大喊起来：“哎呀，是你，傅院长，你来了!”
经过长征，大家都有九死一生的体会，能够再次见上面，都有隔世重逢之感。就是一般的同志之间，也会情不自禁地拥抱在一起，更不要说傅连暲还是钟福昌的老师，又是他把钟福昌介绍给毛泽东的。所以，他们意外相见之后，立即相对而泣，一时间谁都激动得说不出话来。
好半晌，傅连暲才平定心境，细细地打量起钟福昌来。只见他个子长高了，脸瘦了、黑了，但穿着一件新棉衣，身上背着盒子枪，还是挺神气的。他关心地问：“你怎么样?病过没有?”
“我很好。”钟福昌挺了挺胸脯说。他擦去眼中的热泪，看着老师，高兴地说：“傅院长，长征中我们常想，你身体那么坏，能走过来吗?真为你担心。”
“走过来了，终于走过来了!”傅连暲想起长征途中大家的关心，十分动情，“没有同志们的关心，恐怕就走不过来了。”
傅连暲接着说：“毛主席怎么样?长征中都还好吧?”毛泽东可是傅连暲一路上最为惦念的人呐!
“很好，很好!”钟福昌乐呵呵地回答。
“走，带我去看主席。”傅连暲迫不及待地说。
钟福昌拉着傅连暲的手，快速地穿过街道，走到一座山脚下，那里并排列着几个窑洞。他指着旁边的一个窑洞，道：“主席就住在这里，你自己进去吧。”
傅连暲快步走进窑洞。这是个石窑洞，只有一个窗户，里面光线不太好。毛泽东身穿一件旧棉衣，正坐在一张黑漆漆的旧桌子旁，埋头写东西。
“主席，是我，傅连暲。”傅连暲难抑久别的激动，语声都有些颤抖。
毛泽东抬起头，见是傅连暲，连忙放下手里的笔站起来，握住傅连暲的手，连声道：“哎呀，傅医生，你还活着，活着，好啊!”
傅连暲双手握住毛泽东的手，久久没有松开，连连回答：“主席，我还活着，活着。”
“坐，坐下慢慢说。”毛泽东拉着傅连暲的手，亲切地说。
傅连暲坐在板凳上，上下打量着毛泽东，见他脸色虽黑，但精神很好，心里头好高兴，问：“主席一路上可好?”
“很好。”毛泽东爽朗地说。
“疟疾有没有复发?”傅连暲仍然不放心，
“真奇怪，一紧张起来，什么病都没有了。”毛泽东仍然是那种天不怕，地不怕，一切困难不在话下的劲头。
毛泽东一面回答，一面在桌上提起一把铜茶壶，往一个土碗里倒了一杯开水，递给傅连暲，“来，喝口保安水保平安。”
毛泽东问：“你身体怎么样?”说话时，他的眼睛里含着深切的关怀，“我们都很担心你呐!”
“谢谢主席的关心，还把你自己的被子送给了我。”想起长征途中战友们的关心，傅连暲总是心存感激，“是战友们把我背下了雪山，没有大家的关心和帮助，我可能就走不过来了。”
毛泽东听了，眼睛也显得有些潮湿。
“收到你的信，我也就放心了。”毛泽东说的信，是长征刚结束傅连暲刚到达甘肃河莲湾时，听说毛泽东在保安，为了给毛泽东报告自己的消息，以免毛泽东担心，写了封信托蔡畅带过去。
接着，毛泽东又问了一些路上的情况。谈话一直继续到吃晚饭的时候。毛泽东挽留傅连暲吃饭，特地叫警卫员给煮了面条，这在当时的陕北来说，是相当高级的待遇了。谈话时，毛泽东对根据地时傅连暲险被打成“AB团”，自己未能相救表示歉意。傅连暲没想到毛泽东还记得这件事，心头又是一热。
饭后，毛泽东看到傅连暲还穿着长征时的单衣，立刻叫黄祖炎领来棉衣、棉被，送给傅连暲。
毛泽东听说傅连暲长征途中喜结良缘，甚为高兴。不久后的一天，他和贺子珍特地请傅连暲、陈真仁夫妇吃饭。还请了周恩来、邓颖超夫妇和朱德、康克清夫妇。说是请客，其实不过加了几个菜，但在当时，已经非常不容易了。
在这三位领袖的夫人中，傅连暲与贺子珍最熟。长征中划入左路军作为朱德的保健医生，与康克清自然也不陌生。而与邓颖超的同志情战友谊，却还有另一层意义。
那是1934年，邓颖超在瑞金因患肺结核病，住在傅连暲家休养，与傅连暲的妻子刘赐福朝夕相处，情同姐妹。傅连暲以前也患过肺结核病，后经自己调理休养而痊愈，此番对邓颖超自然少不了精心诊治。刘赐福则常常杀鸡给邓颖超补养身体，空闲时还陪她散步。这段经历，使邓颖超与傅连暲一家结下了深厚的情谊，她还叫傅连暲母亲“干妈”(新中国建立后，邓颖超得知刘赐福大难不死，曾多次邀请她到中南海西花厅做客)。
陈真仁第一次见到毛泽东、朱德，又坐在一起吃饭，心里多少有点紧张。善于调和气氛的邓颖超，指着毛泽东和朱德，对陈真仁说：“朱毛，朱毛，就是指他们两个，而不是猪身上的毛。”
大家听了哈哈大笑。陈真仁也就无拘无束了。
席间，毛泽东忽问傅连暲：“张国焘怎么样?”
傅连暲如实回答：“张国焘对我还是不错的。”
毛泽东风趣地说：“你是第一个说张国焘好话的人。”说罢哈哈大笑。
这顿饭大家都吃得很高兴，这也是傅连暲夫妇长征以来吃得最香的一顿饭，一辈子都难以忘怀。
保安这地方，风大，冷得出奇，跳蚤也多。一次陈真仁看傅连暲的皮袄里密密麻麻全是虱子，用力抖一下地上就可以看到一小群，便笑说怪不得你这么瘦，原来你的血都被虱子吮干了。傅连暲无奈地说那就不穿了，和老百姓换些土布吧，也可以给你做件衣服。这是结婚以来傅连暲送给妻子的惟一一件礼物，可陈真仁还没来得及做，就来见毛泽东等领导人了，她身上穿的还只是一件夹衣。看她形体单薄，贺子珍心疼不已，当即请总务处长给她赶做件棉袄大衣。
不久，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傅连暲听到蒋介石被张学良、杨虎城抓起来了，心里酣畅无比。联想到中央革命根据地被国民党军队“围剿”，军民受到杀戮，许多家庭包括自己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心里头对蒋介石的痛恨无以驱去。这下子张学良、杨虎城干得真痛快，只要杀掉这个反动头子，革命就好办多了，他想。
一天，毛泽东到红军大学作报告，傅连暲正想听一听毛泽东对时局的看法，于是很早就去了。会场布置很简单，就在红军大学门口的草坪上摆了一张小桌子，听讲的人却特别多。
“是的，蒋介石是反动派的总头子，欠下了人民的血债，人人都恨他入骨，皆想得而诛之才解心头之恨。”毛泽东有意放慢了速度，以引起人们的注意，“但是，在当前的形势面前，我们不能杀蒋介石，而是相反，应该释放蒋介石。”
台下一片哄然。傅连暲听了也是心头一愣；好不容易抓住了蒋介石，为什么又要放了他呢?他和许多人一样，心里想不通。
毛泽东细细地分析了当时的国内外形势，指出面临的基本任务是团结国内一切力量，建立广泛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他语重心长地说：“杀了一个蒋介石有没有用呢?没有用，会出来第二、第三个蒋介石。”
傅连暲越听越有道理，心里的疙瘩终于解开了。当天，傅连暲又抽空来到毛泽东住的窑洞。“主席，今天听了您的报告，又有很大收获，看来我的学习还是不够。”
“是啊，学无止境，任何时候都应加强。只要你站在更宽的范围、更高的层次来看问题，就会得出正确的结论。”
毛泽东一席话，把傅连暲听得连连点头。
“你两年多没有和家里通信了吧，知不知家里的情况?”毛泽东忽然想起什么似的，关心地问。
“在长征途中，我从敌人的报纸上得知敌人在通缉我。实际情况怎样，我还不知道。”傅连暲陷入痛苦的沉思。
毛泽东想了想，说：“你写封信回家吧。”
“能通信?”傅连暲惊奇地问。自从长征后，他就与外面断绝了一切的联系，对通信早就不敢奢望。
“周副主席最近要到西安去，可以托他带到西安去寄。”毛泽东想出这个可行的办法，“家里人肯定很艰苦，很困难，等联系上了可以寄点钱去，不要多，先寄一点试试。”说到这里，毛泽东的眼圈也有点红了，他不仅是在为傅连暲家人担忧，也为留在根据地的弟弟毛泽覃、弟媳贺怡担忧——他们还带着毛泽东的儿子毛毛。当然，毛泽东最为担忧的，还是整个根据地的命运。
傅连暲按照毛泽东的办法，写了一封信，托周恩来带到西安寄出。
苦盼了一个来月，在从保安转到延安后，傅连暲终于等到了回信，但整封信都是不幸的消息：老母亲死了；陈炳辉和维莲被作为“反革命”，牺牲在执行“左”倾路线的人手中；家中的房子被敌人拆掉了，3个孩子跟着妈妈躲在汀州，靠妈妈当小学教员的一点薪水过活，生活相当困难。
“什么，陈炳辉也死了!”傅连暲家中的变故，使毛泽东惊愕不已，语气中充满了惋惜，活蹦乱跳的年轻人，就这样被“左”倾错误断送了。沉默良久，他叹一口气，沉痛地道：“我们有些人，就是空有革命豪言，却尽干蠢事!”
傅连暲心里头更是难受，多好的年轻人，没有死在对敌的战场上，却走上了革命者自己的刑场，吞饮的是自己人的子弹!
“你母亲是怎么死的?”毛泽东又问。
“国民党炮击汀州，母亲年纪大了，说是被吓病后死的。”傅连暲对老母亲极为尊敬，毛泽东等对这位老人也很敬重。
毛泽东在窑洞里沉思着走来走去。一会儿，他停了下来，对傅连暲说：“你家中生活很困难了，想办法每月寄点钱去。”
“不好增加组织的负担。”傅连暲连忙推辞。
“这没有什么。”毛泽东说：“这里往外汇钱不方便，这样吧，三个月寄一次，一年寄四次，你看怎么样?”
这还有什么好说呢，面对毛泽东代表组织表示的关怀，傅连暲只能心存感激。
毛泽东亲自提笔给中央组织部写了一封信，让他们每三个月给傅连暲老家寄钱。从此，远在长汀的刘赐福都能定期收到西安来的汇款。她知道这是党组织的特别关照，孩子们从妈妈口中也知道了这是共产党给的钱，对党的恩情矢志不忘。这笔特别汇款从1937年开始寄，十几年都没有间断，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有政府补助了，才没有再寄。
窑洞医院
延安，这块充满神秘和传奇色彩的土地，在成为红色革命大本营之前，只是黄土高原上一个默默无闻的小山城。它三面环山，一面临川，一条弯弯曲曲的延河环绕着城廓向东流去。那座高高的宝塔山上，屹立着一座唐代建造的宝塔，庄严雄伟。相传，在远古时代，此处有恶妖兴风作浪，残害百姓，毁坏庄稼，天神闻讯，降下九级宝塔镇妖，这就是宝塔山的来历。久而久之，宝塔山成了延安的象征。
这里地势高耸，虎踞龙盘，雄视中原大地，难怪中国共产党人选定这片黄土地作为自己的大本营。但要使它真正变成名副其实的大本营、革命圣地，要在这里经天纬地，指挥全国的革命，凭这里困难的条件和简陋的设施，远远不够，还有许多工作要做。共产党人不被困难吓倒，既然已经站稳了脚根，就可以发展。他们要白手起家，用自己的双手创造美好的未来。
傅连暲领导的卫生所抵达延安后，针对这里天花病蔓延的趋势，赶紧给老百姓种牛痘，配合其他一些有力措施，从而扑灭了天花。卫生所一下子就获得老百姓的信任。起初，卫生所设在延安城小东门内，每天为政府机关、部队、地方群众防病治病百人以上。后来，经边区政府同意，卫生所迁到大东门内，设立门诊病房，门诊量增加一倍，要求住卫生所治病的人也越来越多。但毛泽东的那篇《文化工作中的统一战线》一文可知，边区的医药卫生状况是如何的落后：“在150万人口的陕甘宁边区内，还有100多万文盲，2000个巫神，迷信思想还在影响广大的群众。……在医药方面，更是如此。陕甘宁边区的人、畜死亡率都很高，许多人民还相信巫神。”因此，可以想象，傅连暲和他领导的卫生所面临的救死扶伤任务是何等艰巨，而当务之急，是先把医院建立起来。于是，傅连暲急病人之所急，向边区政府写报告，建议在延安建立一所医院。报告很快得到批准。
边区政府秘书长伍修权曾是傅连暲的病人，经和傅连暲商量，派交通处长张明远和卫生所周毅胜医师专程去西安购买药材器械。
在毛泽东的直接领导下，边区医院于1939年10月开始筹建，由傅连暲具体负责。
经过现场勘察，傅连暲决定把医院院址选在嘉岭山。站在光山秃岭上，四周只有几根荒草在风中摇曳，有的人便想着打退堂鼓了。
“革命哪有什么现成的饭可吃，就是要从无到有，我们的军队，我们的根据地，我们的医院，都是如此。”傅连暲鼓励道，“毛主席说过，我们从南方来，开始可能不习惯北方的生活，住不惯延安的窑洞，但我们就是要从住窑洞开始习惯。以前毛主席说过，不吃辣椒不革命，今天住不惯窑洞也是不革命。不要看我们现在一无所有，但这里有很好的黄土地，只要我们拿起锄头，舍得汗水，我们就能创办自己的窑洞医院。”
大家都被傅连暲的乐观精神感染了，心里一下子充满了对光明前景的憧憬。
第二天，傅连暲跟大家一起，开始了挖窑洞的劳动。很快，一排排崭新的窑洞挖成了，医院的牌子挂起来了，简陋的医疗器械搬进了洞里，边区医院终于在大家的手里创办起来了。傅连暲任院长。
1928年初，中国北方红十字会二十三医疗队队长、医学博士金茂岳和内科主任谢怀德主动要求参加边区医院工作，他们把红十字会的药材、防疫药品、X光机交给边区医院。不久，边区医院就发展到能收容100余个病人的规模。对群众实行免费看病，病人住院只须自带伙食。
刚开始时，边区医院只设立内科和外科。后来，陆续增加了眼科、妇产科等。边区医生缺乏，特别是经过专门培训的专科医生则更少，医生往往成为“通医”。傅连暲本人就不光看内科，同时也要看外科、眼科、妇产科、小儿科等，反正是有求必应，有叫必到，有病必看。
眼科的专科医生一个也找不到，但要看眼疾的人又特别多，不要说许多伤病员在战斗中眼睛受伤，就是在延安的中央领导人，也因为经常熬夜操劳，眼睛或多或少都有些问题，更不要说像在长征中那样流行感染的红眼病。
怎么办?为此，傅连暲想了各种办法。后来，他利用到西安采购药品的机会，与红十字会等机构联系，请来了一位眼科医生。
牙科也是如此。中央红军长征时，好在陈炳辉一古脑儿帮傅连暲装了八只大箱的药品和器械，其中就有8把牙钳。傅连暲就用这8把牙钳，把牙科的架子给搭了起来。
1928年4月，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傅连暲负责会同何穆在延安李家湾筹建中央医院，由他兼任院长。他跟参加筹建的同志们一起，白手起家，艰苦创业，新挖掘了9座窑洞，作为病房、办公室和生活用房。医院内设内科、外科、妇产科和牙科等，共有17个病室，可接纳100多人住院。
中央医院建立后，不只是接收机关干部和部队将士住院，还对当地群众开放。开业头5个月，接收的住院群众就占全院住院病人的15％，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老百姓看病难的问题。
为了解决边区医务人员缺乏的困难，团结边区医务人员共同工作，傅连暲还组织成立了医药讨论会及护理训练班，研究医药理论，交流医疗经验，并负责创办医训班，培训医务人员。
有一天，傅连暲到毛泽东住处给他检查身体，同时向他汇报卫生工作：“现在医生非常缺乏，所以有些科开不起来，医科学校要加紧培养医生。”
“培养医生需要时间，这项工作要做，现在还有一个快的办法，应该把当地的老中医、土医生利用起来，这是可以立即见效的办法。”毛泽东说。
“这件事我们已经开始做，我们医院也有请老中医，但还没有完全做起来。”傅连暲答道。
“这要加紧做。延安有多少中医，调查过没有?”毛泽东问。
“还没有，估计不少，回去调查一下，争取快点做起来。”傅连暲对中医还是比较重视的。当初中央红色医院就聘有专门的中医，第一位就是从上海请来的邓颖超的母亲杨振德女士，当时她年近60岁。每遇到疑难病症，傅连暲总是请她一起会诊，确诊后以中西医结合的方法进行治疗。长征以后，傅连暲更加注意发挥中医的作用。但因为各方面原因，工作开展还得有一个过程。
“中医是我们的传统医学，在民间很受欢迎，有很多东西可以运用。你们治疗疖疮，用热敷的办法，叫做‘促进化脓’，就有中医的思路。这个办法很有道理。”毛泽东认为，很多问题也是这样，既然要解决，还不如促进一下，早解决。
傅连暲听了很受启发，他告诉毛泽东：“最近，李富春同志向卫生部门传达了主席关于团结中西医的指示，我们已经开了几次中西医座谈会，讨论学习，认真贯彻。”
“要和中医老先生多来往，交交朋友。”毛泽东叮嘱道。
这次谈话后，傅连暲加紧开展这项工作，在中央医院兰家坪设立了第一个中医门诊部，动员聘请了一些当地的老中医坐诊看病。傅连暲还同时在古圪达的中央疗养院设立中医科，集中了翟宪文、唐继宗等著名中医师。
这项工作既发扬光大了传统医学，又使它更好地为军队和群众服务，缓解了医生紧缺的状况。
延安的医务人员十分缺乏。总卫生处初建时，只有一个医生，一个护士，一个司药，既要出诊，又要门诊，无论如何也是不行的。傅连暲就设法挖掘人才。一次，他组织训练班巡诊。一学员说自己前几天发高烧，吃过药，病已减轻。傅连暲感到奇怪：训练班并无校医，谁给她吃的药?一问得知是一位叫郁彬的学员。傅连暲甚是兴奋，立即找郁彬谈话，了解到她曾肄业于上海一所护士学校，便动员她到中央总卫生处工作。郁彬却回答说：“不，我要上前方!”傅连暲费尽唇舌，郁彬就是无动于衷。他并没有就此泄气，最后通过组织部把郁彬调来了。
边区的医药器材少得可怜，年轻的门诊部主任刘允中要开展外科手术，可缺乏医疗器械，血管钳子也没有几把。他觉得这样工作很难开展，便跑到傅连暲的办公处，为争取医疗器械和他吵了一场，说的话很难听，说要收住院病人，就得有起码的条件。
傅连暲耐心地说服解释，可他听不下去，气呼呼地把门一甩就跑了。
刘允中事后意识到了自己的不礼貌和莽撞，但傅连暲并没有任何计较，仍然一如既往地团结并器重他，积极帮助和支持他的工作，药品器材尽量配给。门诊部的工作在傅连暲支持下做得很有成效。
在这期间，国民党驻榆林的二十二军部队换防路过边区，途中有5人患病。傅连暲指示中央医院收容治疗。其中有3个士兵被诊断为天花，病情十分严重。医院专门腾出一孔窑洞隔离治疗，并派专人护理，救活了他们。这些曾经与共产党搞过磨擦的士兵见共产党以德报怨，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深受感动，出院时，一个个流着热泪说：“八路军好，共产党好!”
曾任延安中央医院护士长、副总护士长的何奇后来回忆说：“在那时医疗护理工作条件和药品器材十分困难的情况下，来自各方为革命献身的医护工作者和行政干部、战士，都能在傅院长的领导下全力以赴，努力工作，克服重重困难，全心全意为伤病员服务。傅连暲同志作为一位领导，以身作则，应该说是一个重要因素。中央医院在六七年的工作中，意想不到的是有些科的治愈率竟不亚于全国著名的医院。”
延安这块革命圣地，不仅吸引了向往革命的有志青年，而且也成了世界瞩目的地方。许多人来了，其中有欲向世人揭示中国共产党及其创建的红色根据地的神秘性的新闻记者，也有真心实意帮助中国抗战的外国医生，还有国际友好人士。傅连暲利用各种机会对外宣传，以扩大中央医院的影响，争取外援。
1940年，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访问延安，随行翻译李铁民临时住院治疗。傅连暲亲自为他检查医治，并利用陈嘉庚来院探视的机会向他介绍医院的情况。
1944年6月，中外记者团来院参观，傅连暲向他们作了详细的介绍，给中外记者留下深刻的印象。他们来延安前，先到阎锡山的第二战区走了一圈，到延安后将第二战区的医院和延安中央医院两相比较，他们异口同声地说：“第二战区就没有像这样的医院。”友好人士爱泼斯坦除公开赞扬中央医院“规模大，办得好”外，还向傅连暲索要资料，许诺要为医院争取更多的援助，并说他虽然没有办法使国民党政府给红军发药，但可以有力量叫国民党政府不封锁外国对共产党的援助。
被毛泽东称为“国际主义战士”的白求恩，是较早来延安的外国友人，也是傅连暲领导的边区医院的第一位外国医生。白求恩转了大半个中国才来到延安，古老破旧的延安还是给他留下了不错的印象：在古老的建筑当中，街道是清洁的，街上一片蓬勃景象，来来往往的人们好像都知道自己是到哪儿去的。这里没有下水道，可是显然有一个有组织的处置污水的办法。白求恩当然无从知道，延安的整洁环境，也有傅连暲的一份功劳。
在边区医院，傅连暲与白求恩见面了。得知站在面前的院长当年也曾是基督教徒时，白求恩显得惊异且兴奋。“在遥远的异国他乡，能够碰上信教的同行，真是高兴。”他像个熟人般地哈哈大笑起来，“我也是基督的子孙，我的父亲就是牧师，可是我却追随祖父当了外科医生。”
见面是愉快的，但是接下来就有点难堪了。自求恩对延安的医疗条件之差感到震惊，这是他怎么也想象不到的，什么像样的设备也没有，更不要说药品的缺乏。“这叫我怎么干，我没有办法干。”他不禁实话实说。
这也难怪，白求恩是著名的医学专家，又是英国皇家医学会的会员，对医学具有献身精神，对医务工作要求也特别严。当他看到边区医院护士的白衣服不太干净、医生指甲太长，医用夹板太厚，镊子有锈斑等，都不能容忍。
“NO，NO，这不行。”白求恩像个威严的检查官，挑出了许多不被看重的毛病，当他听说这个在延安算是一流的正规医院只分内外两科时，语气万分严肃地说：“这简直是对病人不负责任。”
陪同的傅连暲虚心地接受着白求恩的批评，连连点头称“是”。
但有些医生和护士却吃不消了。这个外国老头，一来就指手画脚，专挑毛病，把我们的工作说得一无是处。当面不好说出来，等白求恩一走，气话就接二连三地跑出来：“他也太挑剔了，傅院长怎么也不反驳一下?”
傅连暲耐心地做解释工作，“人家千里迢迢来帮助我们抗日，我们要诚心诚意欢迎他才对。他的话都是对的，挑毛病也是为我们好，我们应不折不扣地接受他的意见，现在做不到的，也要尽量朝他指出的方向努力，把我们的医院办得更好。”
一番入情入理的话语，说得大家心服口服。
此后，傅连暲和白求恩又有多次接触。一次与白求恩长谈时，傅连暲讲了红军医院的建立、长征的艰苦以及延安地区的困难。
“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我们靠自己的力量，建立了边区医院。现在只有3个医生，只相当于一个门诊室的规模，这怎么能细分科呢?你提的意见都对，但现在难以做到，我相信以后我们一定会有这样的医院。”傅连暲满怀信心地说。
白求恩听了这些推心置腹的谈话，深受感动，更为中国人的精神所折服：“傅，你说得对，看来我对医院过分苛求了。”
就在这些交往中，傅连暲与白求恩成了挚友。
白求恩在延安只呆了短短的3个星期，他知道傅连暲患有严重的痔疮，就在他即将到晋察冀边区去的前夕，提出要为傅连暲动手术。于是他为傅连暲开了刀，在傅连暲身上留下了特殊的“纪念”。
以后，白求恩在抗战前线英勇牺牲，噩耗传来，傅连暲难抑悲伤之情。新中国建立后，在白求恩逝世13周年之际，他曾写了一篇《学习白求恩同志的革命人道主义精神》的纪念文章，刊登在《中华医学杂志》上，文中写道：
我和白求恩同志曾经在1938年一起工作了一个时期。他给了我极深刻的印象。那时他一方面日以继夜地进行治疗工作，一方面给我们卫生干部讲课。他那纯熟高明的技术，对病人热情负责的态度，以及诲人不倦的精神，深为大家所赞佩。
白求恩同志是一位享有国际声誉的医生，但他没有以他高明的医术作为获致个人名誉地位的工具，而是用它来救死扶伤，保护人民的健康。我们首先要学习他崇高的共产主义精神和国际主义精神；其次要学习他对工作积极负责，对同志极端热忱的精神；学习他实事求是以及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精神。
白求恩同志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太多了。他是一个完善的榜样。我们要从学习白求恩同志的基本精神——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做起。我们要用这种精神来经常检查我们的思想和行动，合乎这种精神的就保持它，发扬它，否则就克服它，纠正它。
外国记者的叩访
延安虽地处中国西北内陆，但因为这里聚集了一批肩负着中国革命希望的革命者，渐渐在国内外有了极大的影响。偏于一隅的延安，不断向世界展示自己的风采。
海外的有识之士，不远万里，来到这块中国的红色土地，冒着风险，向世界介绍红色中国的情况，而中国共产党也利用各种机会，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表达自己的见解，让世界了解自己的情况。
毛泽东、朱德、彭德怀等都先后接受过来到延安的外国记者的采访。时任陕北中央苏维埃医院院长的傅连暲也引起了外国记者们的兴趣和注意。
除了美国进步记者史沫特莱撰文介绍过傅连暲外，1937年，美国著名新闻记者斯诺的夫人艾伦·斯诺到延安采访时，也特地采访了傅连暲。后来，艾伦·斯诺在所著《续西行漫记》中，对傅连暲作了高度评价。
有位法国记者也来到了延安。得知傅连暲曾是个基督教徒时，他十分惊讶，怎么也弄不明白：一个信奉上帝的人居然会参加红军，而且非常希望成为一个共产党人。他怀着浓厚的兴趣找到傅连暲，说明了采访要求。傅连暲先是有些吃惊，但想到可以由此扩大苏维埃革命的影响，宣传共产党的政治主张，也就欣然接受了。
面对高鼻子白皮肤蓝眼睛的法国记者，傅连暲第一次完完全全地坦言了自己的心路旅程。变成法国记者的文字后，是这般叙述的：
我的家离汀州约50里，境况非常贫苦，我的母亲现年80岁。父母双亲均是虔诚的基督教徒，因之我童年亦即成了基督教徒。当我幼时，一位外国教会医生，名叫锡依布莱尔，英国人，帮助我和我的妻在一个初级学校读书，他每月给我们大洋4元。我们毕业后，我的妻即在一初级小学担任教师之职，而我仍由该医士的帮助，进入一个中学校。还有一位外国医生，名叫米企尔者，加拿大人，也帮助我受教育。
中学毕业后，我即开始在亚盛顿医学校学医。5年毕业后，即在8个县内做旅行的医生。这样经过了4年后，我又在该医校担任了普通医药教职4年。同时也是该校及省立男中与女师的医生。1918年我被举为汀州红十字会的主任医生。后来我因肺痨病而卧床两年，又于1925年回来继续工作。
1925年，因为五卅爱国运动，我曾通电反对英、日帝国主义，汀州一切外国医生慑于群众反帝声威，均离开了该城，而我遂被推为汀州福音医院的院长。次年，我读了一本书，即瞿秋白所著之《新社会观》，它给了我一极深刻的印象，使我更懂得革命的人生观，因此更加同情革命，并进而直接参加革命……
傅连暲平时不很健谈，但对自己革命经历的切身回顾，尽管简单。他却是讲得很认真，很有条理。
接着，傅连暲从自己如何接收南昌起义伤员，为他们治病，从此走上革命道路讲起，一直讲到随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担任陕北中央苏维埃医院院长的经历。
“你作为一位基督教会医院的院长，已有了不错的名誉和地位，又是如何走上革命这条道路的呢?”显然这位法国记者对革命还是比较陌生，于是他又深入地问。
傅连暲不假思索地侃侃而谈：
我自1927年南昌起义后参加红军工作以来，即下定了在共产党领导下革命到底的决心。我留在红军中这么多年(10年)是由于以下的原因：
第一我感觉到我是属于一个受压迫的民族和受压迫的阶级；第二我受共产党教育家瞿秋白氏的感动；第三责任所在义不容辞，因为红军在最初时虽然有许多伤病员，然没有医生，我就感觉到我应当去做这个工作。
红军是为人民利益而奋斗的真正人民军队——这个事实我从多年经验中认识清楚了。它是一个保护祖国和人民群众的最有纪律的军队。红军战士对医生的态度不是骄横的，而是尊重信赖的，在这方面与雇佣军队完全不同。还有我之所以留于红军中者，是因为我深信它指示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大众之解放的道路。
“请问你参加红军至今，有没有感到作为一个基督教徒受到过歧视之类的问题?”法国记者问。
我是一个基督徒，这是每个红军战士过去所知道的，他们现在也知道。但我从来未曾因为信仰基督教而被红军或共产党所逼害或歧视。说红军因为信仰基督教而被红军或共产党所逼害或歧视，说红军因为信仰不同而迫害基督徒是不正确的，那只是反动派之造谣。如果很久以前，有些基督徒与红军发生过不良的关系，那并不是因为他们的信仰，而是因为他们反对革命的活动。我是一个基督徒，而我经常地受到红军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的保护和尊敬。
傅连暲以自己的亲身经历，说明在红军队伍中并没有因为信仰不同而受到歧视。
“你的回答很说明问题。我知道你在红军中受过一些委屈，经过很多险境，能否请傅医生详细说明一下，你有很多机会脱离红军而仍留在红军内不去的原因。”傅连暲在谈话中回避了过去在中央苏区险被打成“AB团”的经历。没想到，法国记者消息灵通，对问题穷追不舍。
傅连暲沉思了一会，坦然地回答：
从前我由行医每月可获大洋200元，此外还有教会医院所领的薪金，我和我的家庭得以饱食无虑。后来因为对革命的信仰，我把自己的医院和家产全部献给了革命，其后又把我的老母妻室和4个儿女留在江西而我自己随着红军出发长征。我很甘愿，虽然有好多人怕我受不了这样的艰苦，确实的，我两次几乎丧命。一次是在湘南落马坠入深河中，一次是过雪山草地时因空气稀薄而昏迷不省人事。40天40夜和其他人员共尝草地上的困苦，我曾泻肚，痛苦不堪。医务人员和给养时常受到敌人飞机的轰炸，但是我的信仰毫不动摇。我经过许多的危险，但这样的危险都赶不上当时国民党军队把我包围起来、把我的亲戚和学生杀死控我是一个共产党的同情者那样的危险。
“像你这种情况，在红军中是不是极个别的呢?”法国记者又问。
我并不是红军和苏维埃政府内之惟一的基督教徒。红军由国民党军队方面过来很多医生，中间许多是基督徒，大多数起初是不同情于共产主义的，但这对于我们无关紧要。我们照例开会欢迎他们，请他们拿他们的医学知识为中国人民服务。在这样的大会里，我时常把我在红军内的经验告诉他们，请他们毫无疑惧地和我们合作。后来他们在实际锻炼中，许多人不仅成了同情者而且加入了共产党。
据说，中国军队的医生和看护当中，很少受过现代的训练。再者受过最新式训练的医生，都乐意在大城市里居住工作，去替他们的家庭赚钱，谋安乐的生活，还有在知识分子内，尚存着对军队和兵士不正确的观念。是不是这样?”
对法国记者的提问，傅连暲尽量给予答复。他说：
这是一种错误的看法，对待革命军队尤其不应有这种态度。医生们可说是全体都喜欢红军，都喜欢在苏区内工作。没有人不受红军为人民大众自我牺牲的精神所感动。我们按照我们医生的工作，得到衣食住各方面的照顾和每月的津贴。如果我们的工作需要我们到什么地方去，我们就马上去。因为外面的包围和内战，我们的经济状况是艰难的，然而我们还是喜欢红军内的生活，这个生活有民族的目的，而不是只为了谋生。
法国记者点点头，继而又问：“请你谈谈陕北苏区红军的卫生工作情况。”
我们在红军内有许多医药问题。我们的问题不仅仅是去照顾红军和苏维埃政府工作人员，如果只是这个问题，那是比较容易解决的。但是我们无论到什么地方去，住在什么地方，我们还必须照顾当地的一切居民。在旧的统治下，这些地方的人民从没有得到任何无报酬的医疗。他们有各种各样的疾病，所以我们的医院马上成为周围居民的公共医院了，而且他们的需要比我们红军和政府还要大些。我们的医生和药品马上给人民服务，有时为此而不得不牺牲我们对红军的照顾。
“哦……”法国记者明显地被傅连暲的这段话所震惊。
为了说明问题，傅连暲随意举了个例子：
例如在西北有广布的社会疾病和传染病，人民一点都不知道什么是个人或公共卫生。我们发现此地有许多传染病如伤寒、鼠疫、瘟热病和其他流行疾病如花柳、肺痨和沙眼。我们常有铲除这些流行疾病和传染病的任务。因为近年来的包围和内战，我们的这项工作受到了不少的阻碍。我们缺乏受过现代训练的医生和看护、药品和急性传染病用的血清以及医院设备种种。
傅连暲看着法国记者，又说了下去：
从1935年起，中国共产党在新的环境下，实行了新的政策，因此医药界也发生了许多新问题。我们是日益扩大的反日军，我们准备来日的抗日战争。我们一如国内其他反日军队，迫切地需要近代的各种医生，不管其为外国人、本国人，男人或女人。我们需要军医和各种的专家。在没有科学的接生和科学的妇女病治疗方法的地方，我们需要女医生。无论我们工作怎样努力和勤奋，尚不能满足我们面前之各种需要。
谈话中，傅连暲没有忘记自己的使命：
我倡议，全国的医生、看护和我们的医科学生必须为来日的战争去准备自己，以便把我们的国家和人民从日本帝国主义和厚颜无耻的汉奸手中解放出来。在这个任务上，各种医学工作人员必须与全国人民一起共同担负起这一光荣的使命。因此我们号召一切医生、看护和公共卫生的工作人员来帮助我们，帮助我国的一切抗日军队，把他们的最新的科学知识带来，尽力在此施用。
傅连暲作为中华医学会的老资格会员，有许多会员都认识他。他认为中华医学会可以在这些方面做许多的事情。在与法国记者谈话时，他屡次以中华医学会会员的身份讲话，并且向医学界发出号召：“我盼望这个组织内的人在抗日战争时会援助我们和其他抗日军队。我们盼望全国许多医生、看护将以极诚恳和最大的注意力去准备自己以便在抗日军队内工作。”
“你认为你们现在最需要什么?”这位同情中国革命的法国记者问道。
傅连暲显得有些激动：
我可以给你开一个很长的单子：第一，我们需要停止内战。我们需要能在艰苦环境中工作的现代医生和看护；我们需要关于战时外科、公共卫生和军队卫生之各种书籍；我们需要外科器械和各种医院设备；我们需要各种免疫血清去预防、治疗残害西北人民之各种传染病和社会疾病；我们需要医院之一切给养和流动的医药器材等；我们需要急救药品，器具和人员；我们需要现代试验室的工作人员、用具、显微镜、微生物工作人员和设备……
很快，傅连暲对法国记者发表的谈话，于同年5月在法国出版的《救国时报》上刊发，后来印成小册子发行，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成为许多有志青年献身革命、把自己的专业知识运用到革命事业上的有力号角。
这位法国记者在访问记中写道：“他(傅连暲)在中国红军内的经验对于一切医生是具有极大的趣味的，因为这些经验使他的医疗的学术和社会思想更形丰富。他对于基督教义之人类的弟兄爱，是严格地身体力行的，同时医务之人道观点，他正是实践了。”
继这位法国记者后，美国著名记者尼姆·威尔斯带着译员也到中央医院拜访傅连暲来了。正埋头处理一大堆要求供给新药品的货单的傅连暲，见是美国朋友前来，极热诚地用早已多年不曾使用的英语欢迎他到延安来，并爽快地接受了尼姆·威尔斯的采访。
我作为一个参加了共产主义运动的基督徒，真诚地请求你设法将我对于全世界基督徒的热切期盼刊出来，努力去产生一个新的革命的基督教，这新的革命的基督教将会同一切进步的势力合作，尤其对于眼下在严重的危机中的中国将会给予援助。作为一名医生而言，我愿意欢迎一切种类的医务工作者到中国西北来。我们尤其需要牙医……
听着傅连暲的话，尼姆·威尔斯问：“你对基督教批判的同时，是不是呼吁基督教在中国对日作战中开展慈善事业?”
傅连暲点点头，并说：
我时常奇怪为什么有组织的基督教中途停止慈善事业，也从不解决中国的任何社会问题。尤其是当“红”字跑到他们的头脑里时，他们就丝毫不管什么人道主义了。我认为，用一个政治标准来区别伤者，这对于医生表示全然丧失职业的光荣。这就是我对基督教的批判。
说话间，红一军团第一师师长陈赓刚巧跑进院落里来，极其亲热地和傅连暲打了招呼。尼姆·威尔斯事先已知，陈赓曾救过蒋介石的命，而傅连暲也曾医好过陈赓的腿。他们之间传奇式的经历，很令他感兴趣。
在介绍了与陈赓的交往后，傅连障继续说：
等我同红军和共产党领袖接触后，我这才知道他们有真正的救世精神，因此我决定加入他们。我已经同红军相处了10年，我从没有一分钟的懊悔，虽然我自己的女儿只有21岁，并非共产党，却因为我的缘故，被处死刑，还有她的大夫，我的学生，也在汀州被处了死刑……
一个热心的基督教徒，从信仰耶稣，到坚定地信仰共产主义，真是个巨大的转变。尼姆·威尔斯虽然对共产党的了解还处于模糊阶段，但通过接触共产党的官兵，却对这个群体有了极为强烈的好感。
在去视察医院和药房时，这位美国记者看到：一切都是临时布置的，但干净得很。看护全都穿着白的制服，必要时也戴口罩。出于对红军的尊敬，尼姆给这些医护人员拍了照片。
临别时，傅连暲对美国记者说的最后一番话是：
你碰巧同任何外籍牙科医生谈谈的时候，就请他们进西北来帮助我们。请对一切外国传教士说，我们极希望他们来援助中国的抗日战争，这样既可救中国，同时也救护基督教的好名声。
傅连暲的谈话，传到太平洋、印度洋，让异域的各界人士对红军又增进了了解。随着红军的影响越来越大，许多外国著名医生和国统区的医疗专家，不辞辛劳和危险，来到延安参加医疗救护工作，如苏联的阿洛夫，印度的爱德华、柯棣华，印度尼西亚的毕道夫，奥地利的傅莱，德国的米勃，捷克的罗别愁等，以及来自国统区的何穆、李志中、魏一斋等。傅连暲按照毛泽东的指示，热情关心支持他们的工作，使他们更好地发挥了作用。
1949年6月，在当时主管宣传工作的陆定一的指示下，《人民日报》将法国记者与傅连暲的谈话重新发表。老卫生工作者黄树则(后任卫生部副部长)撰写了“编者按”，指出：
这篇谈话不仅叙述了他个人从一个旧的知识分子走向革命的历史，而且反映了当时红军卫生工作的真实情况，以及共产党与党外人士合作的情况。由于这篇谈话说明了以下两个问题，所以它在目前还保有现实的意义。第一，它说明了：虽然在思想上，在思想的社会根源上，基督教——而且任何其他宗教的教义与共产主义思想之间，有着截然的不同，但是在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的共同行动上，在以其生产技能(包括一切科学技术部门生产部门)为人民服务的共同行动上，共产党人则不分宗教信仰诚恳地与一切党外人士合作。共产党的这一政策，过去是如此，现在仍是如此。第二，它说明了：一个宗教信仰者经过了以其生产技能为人民服务的行动，走到从思想上信仰共产主义，这是一个巨大的转变，巨大的进步，在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军队里，在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政权下，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教育下，这一转变。这一进步，对于人民行列里任何一分子——只要他自己努力于这一转变，都是可能的。
白求恩惊讶不已
1938年4月，延安发生了一件特大事件：长征途中妄图另立中央的张国焘逃往武汉，投靠了国民党反动集团。
傅连暲的麻烦也就来了。由于长征后期傅连暲一直是随朱德行动，因此，也就与张国焘有了较多的接触。张国焘确实想拉拢傅连暲。而傅连暲却是单纯无瑕的，与张国焘的接触只是同志式的，仅仅出于对红军领导人的尊重，尽一个医务工作者的职责。回到延安后傅连暲与张国焘虽然也有一些接触，但这是傅连暲作为中央领导人的保健医生的责任范围，是完全正常的。
在白求恩为傅连暲开刀摘除痔疮后，傅连暲作了短暂的休养。其间，张国焘作为边区政府代主席来看望他。此时张国焘的权势虽然已非昔日可比，但傅连暲对张国焘的友好行为还是表示了感谢，并为此给他写了一封致谢信。没想到，事隔几天后，张国焘竟然潜逃武汉，投靠国民党去了。而傅连暲这封感谢信，落到了边区政府秘书长曹力如手中，曹力如立即将此信交给中央。
联想傅连暲在红四方面军时的经历，有人就开始上纲上线，在这件事情上大找碴子，怀疑傅连暲与张国焘之间是不是有些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傅连暲就因为这个问题再次蒙受不白之冤，遭到重点审查。
傅连暲病好后，因为这件事的阴影，从边区医院调到边区政府，说是给秦邦宪(博古)等人当医生；其实是被打入了“冷宫”。但傅连暲二话没说，带上陈真仁及护士、警卫员各一人及一个做饭的小孩，还有那匹心爱的黑骡子，当天就前往报到了。面对误解和非议，傅连暲并不消沉，一如既往地热爱医生的职责，每天总要到处“找病”来看。中组部在边区政府附近办了个党校训练班，他不请自到地给学生看病。老百姓有病找到他，他背上药箱就走。
一天，傅连暲一大早便出去巡诊。9点前后，日本飞机突然轰炸延安，炸死炸伤边区不少军民。中午时分，陈真仁见他还没回来，心里发慌，叫上护士去找。一路上，老百姓的尸体随处可见，她们一一查看着，看看有没有傅连暲。转子几条街，碰到美国医生马海德，说傅医生正在前面救伤员。陈真仁这才长长地吁了一口气。
偌大的窑洞里只住了傅连暲、陈真仁及做饭的小孩，而山坡上埋了众多死尸，陈真仁心里害怕，晚上点个蜡烛怎么也不敢吹灭。每天晚上，傅连暲很晚才回来，陈真仁想和他多说一两句，可他一会儿就打起了呼噜。第二天早饭后，傅连暲又出去巡诊了。看着他的身影渐渐消失，陈真仁的心又悬挂起来了。
那天傅连暲给边区公安局长周兴看病，一会儿日军的飞机又来轰炸，把周兴那个窑洞震得灰土飞扬，嗡嗡作响。周兴说这个窑洞不结实，咱们得走。前脚刚转移，一颗炸弹呼啸而下，那个窑洞刹那间就被炸塌了。好险!
“日本人炸延安，傅医生表现好得很呢!”毛泽东对那些怀疑傅连暲的人说。原来毛泽东在暗中考验傅连暲呢!
诸多事实证明傅连暲是完全清白的。于是，傅连暲又回到了原先的岗位，仍然负责中央领导人的保健，经常出入于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的住处。
一天下午，傅连暲照例去看毛泽东。在那低矮的窑洞里，毛泽东正伏案写东西。傅连暲见毛泽东正忙，自己也没什么事，正想不惊动毛泽东的工作而悄然退出时，毛泽东一抬头发现了他。
“啊，是傅医生，进来坐吧。”毛泽东忙停下笔，招呼着他。
傅连暲在这里是常来常往，也就没有一丁点儿的拘束。
“主席，这几天身体还好吗?”傅连暲每时每刻都不会忘记自己的职责。
“我很好。”毛泽东站起来说，“傅医生，来，你坐下。”
傅连暲猜想毛泽东一定有什么事情要讲，于是赶快在他的对面落了座。
“傅医生，现在局势很紧张啊!蒋介石消极抗日，积极反共，估计日本帝国主义很快要占领武汉，威胁西安。我们要在此之前提早作些准备。因为你熟悉医药情况，准备派你到西安去一趟，买一批我们急需的药品回来。”
“好啊!”傅连暲痛快地答应下来。
“不过，西安是国民党统治区，又是他们在西北的反共中心，斗争很复杂，你一定要小心谨慎。”毛泽东又细心地关照说，“西安有我们的办事处，主任是林伯渠同志。你也许认识，他有办法帮助你，你去了要多依靠他。”
“主席，我记住了。”傅连暲连忙说。
“你看还有什么困难，尽管提出来，我们会尽力解决。”
“没有，”傅连暲摇摇头，“不管到什么地方，有党的领导就一定能成。”
“说得好，”毛泽东脸上露出了笑容，“你的党性观念还很强吧。”
这句话仿佛触动了傅连暲，他心头不禁一动，但欲言又止。
毛泽东似乎看穿了他的心事，用关切的目光望着他：“傅医生，你有没有考虑过入党的事?”
入党，这正是傅连暲多年来梦寐以求的夙愿。
可以说，傅连暲对毛泽东是无话不谈的，毛泽东很清楚傅连暲的一些想法，知道他早就有入党的愿望，但傅连暲感到自己是个信仰基督教的旧知识分子，思想改造是个艰苦而漫长的过程，自己的缺点还很多，条件还不成熟。但他始终相信，总有一天自己会通过努力而成为一名合格的共产党员，因此，他总是以共产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决心终身从事党的事业，并毫不保留地贡献自己的全部力量。
在这之前，傅连暲也表达过要求入党的想法。起初有的同志认为他暂不入党对革命更为有利，更便于为党工作。后来在中央苏区时，毛泽民曾想介绍他入党，又因“肃反扩大化”使他蒙受诬陷而未能实现。即使是经过长征的考验，到达延安以后，仍然有人认为他是走投无路，投机革命，动机不纯，提出他是个基督教徒，又是向帝国主义医生学的医，情况太复杂，不能考虑吸收到党的队伍中。
现在毛泽东替他把问题挑明了，傅连暲一时真还不知说什么才好，半晌才喃喃地说：“考虑过，可是我怕条件不够，再说我的情况比较复杂……”
毛泽东打断他的话，果断地说：“你放弃优裕生活，投身革命，特别是经过战火的洗礼，长征的考验，足以证明你的决心。我看你可以入党了。”
“真的?”傅连暲兴奋得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现在没有什么阻碍了，你的历史我可以证明，你去找陈云同志谈谈。”毛泽东进一步说。
傅连暲走出毛泽东的窑洞时，感到从未有过的兴奋。天是那么的蓝，花是那么的艳，陕北民歌是那么的悦耳，傅连暲仿佛有满肚子的幸福要向人倾诉。
陈云当时任中央组织部长，住在西山山坡上的一座独立窑洞里。傅连暲走进陈云住的窑洞时，陈云也正在写东西。
“陈云同志，我刚从主席那儿过来，想找你谈谈我的入党问题。”傅连暲开门见山地说明了来意。
“好啊!”陈云笑容满面地说。
于是，傅连暲正式向陈云提出了入党的要求，并把自己的历史、家庭、思想发展统统谈了一遍，还特别详谈了信仰基督教的问题。
“大革命前我是基督教徒，但是实际上我并不信教。我小时候，父亲在汀州做工，到教堂里听英国牧师传教。后来英国牧师要求我到他们办的福音医院中去学医，父亲为了使我得到学习机会，也为了有碗饭吃，带着我母亲和我入了基督教。这事过去在汀州时曾跟毛主席谈过。他知道我们信教是为了吃饭。”
陈云耐心听完傅连暲的介绍，并问了一些问题，说，“在那个时候，因为贫穷而信教的很多，这个问题我们都清楚。再说，我们主要是看参加革命后的表现。根据你的情况，你入党没有问题，我们欢迎你这样的医学专家入党。”
傅连暲无比激动。临分手时，陈云握住傅连暲的手说：“现在你先到我们的干部训练班去听一个时期党课，好不好?”
“太好了，什么时候去?”傅连暲急切地问。
“明天就去吧，我会安排。训练班就在这山脚下的城隍庙里，你早去晚归，在那里吃午饭。还可以一面听课，一面帮同学们看病。”
“好的，我明天就去。”
“有什么问题可以经常来找我谈。”陈云又补上一句。
第二天，傅连暲就到城隍庙去听党课了。课程有党的建设、政治经济学、哲学等，由李富春、王鹤寿、徐冰等轮流讲授。
在破旧的城隍庙里，简陋的课堂上，学习的却是当时最进步的马列主义，又是由当时有名的干部进行讲解，傅连暲感到特别有意思，觉得这是最别具一格的组合。
听了报告，有些问题还弄不很清楚时，傅连暲就带着问题向陈云讨教，陈云总是耐心地给他讲解。
7月初，陈云对傅连暲说：“你赶快到西安去买药，最好再请几位医生来这里工作，不管哪一科的都行。回来再听课。”
第二天，傅连暲就坐上一辆卡车到西安去了。从延安到西安，本来只要走一天多，可这辆卡车只能顶牛车用，路上一直坏，坏了修，修了走，停停走走，一共走了四天，才到达西安。
傅连暲在八路军办事处住了下来。在办事处主任林伯渠的帮助下，买了几十箱的药品。可是找不到医生。当时西安的很多医生都参加了红十字会，而且都编了队，不能走。好不容易找到了一个牙科医生。经动员，他答应到延安去。
傅连暲正准备返回延安时，陈云又打来电报，说吴玉章从法国回到了西安，得了病，要傅连暲把他的病治好，再和他一路回延安。还说毛泽东交代，傅连暲的眼睛不好使，怕打针看不清，特许他在西安配一副眼镜。于是，傅连暲在延安又住了些日子。
8月底，和吴玉章一起回到延安后，傅连暲继续在训练班听课。经过学习，傅连暲对党的了解更加系统、更加全面，对马列主义理论的认识也有了新的提高。
一天，傅连暲刚走进城隍庙，训练班的王德主任就把他叫到了办公室，从抽屉里拿出一张用粗毛边纸印成的入党志愿书，交给傅连暲，笑着说：“你可以填表了。”
傅连暲用有些颤抖的双手接过了表格，细心地看了一遍，按捺住内心的激动，坐下来，端端正正地填写起来。当他填到证明人一栏时，他想了想，工工整整地写上：“毛泽东 陈云”。
傅连暲把填表的事告诉了毛泽东。“好啊。”毛泽东也为他高兴。
“证明人我写了你。”傅连暲说。
“好，你的历史我最清楚。”听到这句话，傅连暲一百个放了心。
9月7日，这是傅连暲永远不会忘怀的日子，他光荣地被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介绍人是王德和胡嘉宾。
站在鲜红的党旗下，傅连暲庄严地举起右手宣誓。多年夙愿终得偿，傅连暲能不激动吗?!一个基督教徒，终于在经历了漫长而曲折的道路之后，成为一个光荣的共产党员，完成了世界观的巨大转变。
在后来回忆这一难忘时刻的时候，傅连暲曾经写道：
我获得了最宝贵的政治生命!那年我已经44岁了，就好像重新获得了青春一样，全身充满了年轻人的热情和兴趣。我感到，跟着党走，活到一百岁也是年轻的，我一点也不觉得年纪大。在我的面前，摆开了一条广阔的光明大道，目标就是美好的共产主义社会。我要朝这个目标，年复一年地向前跑，永不停止。
在晋绥根据地的白求恩得知傅连暲入党的消息后，发自内心地说：“教徒成了共产党，真有意思!我还以为傅医生早已是共产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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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基督徒到红御医：傅连暲传奇/王盛泽，钟兆云著.—福建人民出版社，2001.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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