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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无情未必真豪杰

王盛泽，钟兆云

谦谦君子 　　1953年初，中央军委决定在军委卫生部设立政治部，随即调《八一》杂志社社长白学光任政治部主任。白学光上任伊始，便到卫生部的一些直属部门跑了一圈，走马观花地看到一些现象，诸如浪费、医疗事故、工作人员不安心等问题。 　　当时，新中国才建立不久，什么都没有经验，都在摸索之中，所以难免存在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卫生部门存在的问题，在其他各个部门也普遍存在，毫不奇怪。 　　而刚从一个比较单纯部门过来的白学光，对这些问题看得过于严重，以自己的眼光来衡量，以为发现了新大陆，向上面写了一份反映卫生部领导高高在上，不了解下情的报告。报告中宣称：“卫生部领导忙于直属单位的行政事务，对全军的卫生业务以及直属单位的业务工作缺乏指导，甚至根本没有指导。” 　　这份罗列某些现象，以偏概全，夸大其辞的报告，被总政转到了毛泽东的案头。毛泽东在批示中说：根据白学光的报告看来，军委卫生部对全军卫生工作可以说根本没有什么领导，这是完全不能容忍的，必须立刻着手解决。我怀疑政府卫生部的领导工作可能和军委卫生部的领导工作同样是一塌糊涂……无领导，无政治，也不认真管业务的部门——专门吃饭、做官、当老爷的官僚衙门，除军委卫生部外，可能还有别的部门。毛泽东在批示中还特别说明要物色“不一定学过医的同志”来充当卫生部部长。 　　毛泽东一发话，卫生部一下子被打成了官僚主义的“老爷卫生部”。 　　当时，军委卫生部部长贺诚、副部长傅连暲，又同时都兼任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副部长，两部都被毛泽东点名，一时感到强大的压力。 　　4月3日毛泽东批示后，4月14日，卫生部党委便作出了关于开展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 　　4月16日，卫生部召集各军区卫生部长会议，发动大家揭露部领导的官僚主义错误。5月27日，卫生部党委向军委和毛泽东写了报告，实事求是地检讨了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分析了产生错误的具体环境和思想根源，提出了克服官僚主义，改进工作的具体措施。 　　不久，贺诚不再兼任军委卫生部部长的职务。与此同时，政府卫生部也进行了3个月的检查，并向中央写了报告。但事情并没有完。到1955年，以中医问题为发端，开始了对贺诚的全面批判。报告列出了贺诚在卫生工作方针政策上的四个方面的错误，即中医问题、医学教育问题、工作重点问题和干部政策问题。贺诚在屡受登报点名批判之后，被撤销卫生部党组书记、副部长职务。 　　在这次批判贺诚当中，卫生部副部长王斌也受到牵连，被扣上“现行反革命”的帽子，后来在反右中又被划为“右派”，下放到内蒙古一个公社卫生院工作，行政级别连降好几级。王斌于1933年参加革命，长征中曾为周恩来治好了肝脓肿病；抗战时期，他曾负责组织闻名中外的平型关大战的伤员转运救护工作；后任东北军区卫生部长，在防治鼠疫和领导中国医大的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953年调任卫生部副部长。 　　傅连暲知道，不管是贺诚还是王斌，都是兢兢业业工作的好同志，虽然在工作中难免存在这样那样的缺点和错误，这是每个人都有的，但对于他们的批判是不实事求是的。 　　傅连暲虽然心里对此不理解，但在各方面压力下，他也不得不在卫生部开展的对贺诚和王斌的批判中，作了违心的发言。他对此一直感到内疚。 　　对此，贺诚也没有怪傅连暲。他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1981年撰写的《从基督教徒到优秀共产党员的傅连暲同志》一文中写道：“我觉得，他一生光洁纯正，像皓月一样清明。当然他也有自己的缺点和弱点。可是，拭去灰尘，留下的只是晶莹的光辉。” 　　像这样让傅连暲难以理解的事情并不只此一件。随着国家在政治生活中“左”的偏向越来越厉害，使傅连暲不理解甚而感到苦恼的东西也就越多。 　　1959年，中国政坛发生了一件大事。在庐山召开的中央全会上，敢于讲真话、敢于为民请命的共和国元帅、国防部长彭德怀受到批判，并被罢了官。 　　傅连暲对彭德怀向来敬重，在给中央领导做保健工作期间与他有不少接触，从心里佩服彭德怀的耿直和敢于讲真话。所以，尽管彭德怀受到不公正的对待，但傅连暲还是一如既往地尊敬他。彭德怀一回到北京，傅连暲就登门拜访，了解他的健康情况。 　　对随同彭德怀一同落难的张闻天，傅连暲也是怀有同情心的。由于张闻天在中央苏区时对傅连暲有过救命之恩，傅连暲心里对他一直抱着感激之情，平时遇到张闻天有什么病，总是坐卧不安，就是张闻天身体健康，他一年也得去看他好几次。1952年，陈真仁到莫斯科时，傅连暲还把一件象牙雕刻让她捎给张闻天，说他招待外宾用得着。他实在不相信张闻天会反党反毛泽东，百思不解之余，他又一次向陈真仁说起苏区时张闻天主持正义的事，说：张闻天是好同志，我这条命完全是他救的，当时如果没有张闻天打那个电话，出来替我说话，我早就死掉了。说话时，他眼里噙满了泪水。 　　彭德怀全家被赶出了中南海后，搬到了城西郊的吴家花园，过起了半退休的田园生活。傅连暲还是不避嫌疑，照常登门为他检查身体。 　　当时对彭德怀的处理还没有完，正在挖“彭黄(克诚)分子”，许多人惟恐避之不及，哪里还敢接近呢!但傅连暲心底无私天地宽，他不怕人家说闲话。 　　这天，傅连暲又来给彭德怀进行例行检查，见彭德怀在劳动时脚趾头被锄头碰伤了，心疼不已，悉心包扎。彭德怀感动之余，真诚地说：“傅医生，我现在成为反党分子，我这里也成为是非之地，今后你千万不要再来了，谢谢了!” 　　“没有关系，你是我的保健对象，我就要对你的身体负责。”傅连暲听他这样说，也感到心里很不好受。尽管他嘴上这样说，但也促使他进行深入的思考：一个人有点错，为什么谁都不敢接近呢?党内有不同意见的争论，这应该是很正常的，为什么要搞到如此严重的地步呢? 　　是的，也许傅连暲太专注于自己的医生职业，是一个谦谦君子，他实在是无法理解。 　　为了这件事情，他曾经问过周恩来。但在当时的环境下，周恩来又能说什么呢，他只是用炯炯目光望着傅连暲，委婉地说：“历史就是历史，它是无情的，不会向什么人献媚。你应该记住，最公正的是人民!” 　　群众需要“养生之道” 　　傅连暲在自己的平凡岗位上，力所能及地为群众解除了伤痛，挽救了不少人的生命，他感到这是自己最值得骄傲和快乐的地方。 　　傅连暲一辈子热爱自己花费了心血、倾注了感情的卫生事业。1952年，傅连暲忽地有一种不吐不快的感觉，这种心情促使他拿起了手中的笔，把心中的感受通过笔尖流落到雪白的稿纸上。整篇文章中，无不是他一生追求的总结和真情的流露，从字里行间让人感受到他对医务工作的浓浓挚爱之情。 　　文章写好后，傅连暲拟了几个题目都不太满意。这时他想到了老战友、时任军委卫生部教育处处长的黄树则。黄树则曾入北平大学医学院学习，1938年在延安参加八路军。1943年曾任毛泽东的保健医生，解放战争开始后，任第一野战军卫生部副部长兼中央直属卫生处处长。早在延安时，傅连暲与他就认识，也可以说傅连暲是他的老领导，在长期的工作中，两人建立了深厚的友谊。黄树则一则是科班出身，二则有些文字功底，也喜欢写些医学方面的文章。 　　傅连暲拿着文章找到了黄树则，说；“我花了点时间写了篇文章，不知有没有一点教育意义，想拿去发表，你帮我指点一下，看看起个什么题目好?” 　　黄树则拿过他的文章看起来，一下子就被文章中那出自内心的对医务工作的热爱之情所吸引。文中写道： 　　我在革命队伍里做医生，将近30年了。我热爱自己的职业，在任何困难情况下从未想过改行。我最喜欢人家称呼我为傅医生，这使我特别感觉到我对人民健康所负的责任…… 　　当我置身于病床之侧，面对病人的时候，我会感觉我责任的重大和我所从事的业务的神圣。帮助病人战胜死亡的威胁，帮助病人解除痛苦，使倒下的病人重新站立起来，如像白求恩所说的那样，“使病人恢复健康，恢复力量”，这不是很神圣的事业吗?使用我的医疗技术，治好病人，这就是我的最大愉快。能够帮助自己的同志、自己的兄弟姐妹战胜疾病所给予的痛苦，恢复健康，那将是最愉快的。 　　30年来，我目击过革命医药卫生战线上的许多英雄们，在前线，在后方，拯救伤病员，他们以惊人的毅力和热情，想尽一切办法帮助伤员恢复健康，从不叫苦。这是因为他们深深懂得自己工作的意义。 　　我以终身从事于革命医务工作为极大快慰，我热爱医务技术这个武器，我深愿有更多的青年拿起这个武器…… 　　讲得多好呀!黄树则一口气就把这篇长长的文章读完了，想到傅连暲几十年为革命卫生工作兢兢业业，他心里充满了钦佩之情。 　　“傅部长，你的革命历程，就是一部活生生的教材，不只是对青年们很有教育意义，对我们也有深刻的教育。完全应该拿去发表。我看就用你文章中写到的，‘我热爱自己的职业’这个题目就再好不过了。”黄树则兴奋地说。 　　傅连暲想了想：“行，这个题目很好，正是我想说的。不过，要加上医生两个字，叫做《我热爱自己的医生职业》。不然的话，人家还以为我热爱的是这个带‘长’的职业呢。”说完之后，傅连暲大笑起来。 　　黄树则被傅连暲真诚的表白而感动不已，这就是老一辈革命卫生战士的可贵精神。 　　傅连暲还满腔热情地向一些同志进行热爱本职工作的教育。当时有些青年认为医学本身很枯燥，实习解剖很可怕，接近病人很不愉快，治死人责任重大，因而不愿学医。 　　傅连暲说，如果你认识了医业的重要性，认识了你所执行的业务对人民有益，用心钻研，分析人体的构造，研究人的生命过程，探讨和疾病斗争的方法，掌握保持健康的规律，一直到城市卫生、农村卫生的建设，等等都需要你用专门知识去解决，这样，医学有什么枯燥可言呢! 　　1953年春，《中国青年》杂志转给他一封女护士许芳的来信。许芳是一位年轻的护士，总认为自己的职业是“侍候人的”，“低人一等”，思想很苦闷，一直不安心工作。为此，傅连暲专门写了一篇热情洋溢的文章，说明护士工作是重要的，光荣的。 　　他写道：“护理工作是医务工作的一个分支，同时有它的独立性。就工作效果来说，治好一个病人，护理工作有重大的责任。”“就更高的意义上说，我们的护理工作不仅是一项技术工作，而是一项政治工作。护士有一项任务是团结好病人，争取病人的合作，使治疗工作发挥更大的效果。” 　　他还说：“我们的护士不仅接触病人，还联系着病人的家属和朋友、身边的护士同伴、大夫、工友、医院的行政人员等等。这些人就像一架机器里的各种零件一样。要分工合作，互相协调，才能做好医务工作。” 　　傅连暲是有感而发的。他早在延安时期，就曾专门为纪念护士节写过一篇文章，对护士在做好群众性卫生工作中的作用给予了充分肯定。所以他这篇文章在报上一发表，就收到不少护士的感谢信。 　　对于傅连暲来说，新旧社会的对比简直是两重天地。对政治腐败的黑社会，傅连暲是失望之极。他曾在1922年的《重刻洪应明著<菜根谭>序》一文中，发出“今日世界惟一流行病，则争权夺利而已。推原病之所由，起于公德之败坏，由于私德之废弛……每叹治有形之病易，治无形之病难，恨未能起权利之徒，一针砭之”的感叹。 　　在新中国，傅连暲迸发出极大的热情，他要为全国人民的健康而努力。十几年中，傅连暲利用业余时间，写出了大量的医学科普和卫生知识方面的文章，发表在《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健康报》、《北京晚报》、《中华医学杂志》、《中国青年》等报刊上。 　　傅连暲认为，已经翻身做主人的中国老百姓，完全有条件过上更加健康、更加幸福的生活，应该更加注意讲究卫生，讲究质量，提高生活水平。于是，就有了《如何用脑》、《肺结核疗养的经验》、《谈癌》、《牙病的防治》、《感冒》、《蔬菜的营养》、《“夜班”与健康》、《谈谈吃辣椒》、《工作与休息》等100多篇文章。 　　傅连暲总结自己40年来和肺结核作斗争的经验，提出：第一，要有坚强的意志和信心。养病不可急躁，不能因病状逆转或治疗见效不大即灰心失望，而必须学会摸索，寻找规律，要抱有革命的乐观主义态度。第二，在没有特效药的情况下，可以进行一般的基本疗法，包括适当的休息、营养、阳光和新鲜空气等。这些因素即使在有特效药的情况下也是很重要的。第三，设法使睡眠充足和心神安定，对肺结核治疗帮助极大，对此适量的安眠药是很起作用的。此外，要注意预防其他疾病，在饮食上加强营养，增强抵抗力。 　　傅连暲就结核病作了详细的说理：有结核病的人一定要相信结核病并不可怕，可以治好。但结核病对人的危害切不可漠视，要消灭结核病，一定要从预防入手。除去国家的防痨措施外，个人卫生非常重要，做到不随地吐痰，不对人咳嗽。相信“结核病”三字终究将成为历史名词。 　　在《蔬菜的营养》一文中，傅连暲写道：蔬菜是人类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食物，也是一般老百姓最为普遍的食物，同我们生活的关系十分密切。蔬菜供给我们大量的维生素，又是我们人体所必需的矿物质的主要来源，还含有较多的纤维素，能够促进人体的消化和吸收作用，从而有益于人民的健康。 　　傅连暲还谆谆告诫人们：夏天更要讲卫生。夏天酷热，容易中暑；热天人们喜欢吃生冷的东西，而夏天的气温又有利于细菌的生长，食物易于腐败，这就造成了患痢疾和其他肠胃炎的可能性；蚊蝇在夏季孳生，成为传播疾病的媒介。除四害、讲卫生是预防疾病最重要的手段。“凡事预则立”，对卫生加以重视，采取适当的措施，就能有效地防止疾病，使我们在夏天生活得健康而愉快。 　　1959年10月，傅连暲将自己发表在各类报刊上的文章，挑选了20多篇汇集成册，取名《养生之道》，由出版社正式出版。这些文章针对性强，解答了群众想知道的问题，写得通俗易懂，深受老百姓的欢迎。书出版后，到1964年的短短几年间，再版了三次。1965年，傅连暲对此书又进行了细致的校订修改，改名为《健康漫谈》再版(1980年在全国首届医药卫生科普创作评奖中获一等奖)。 　　为了更好地向广大群众普及卫生科学知识，傅连暲还领导中华医学会与中央广播事业局联合成立医学广播委员会，由他任主任委员并主持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开辟“卫生知识讲座”。 　　但是，在什么都要标榜“政治”、“阶级”的“左”的年代，人性的正常需要也被剥夺了。傅连暲《养生之道》那本书后来也被横遭批判。有人说，养身之道就是怕死，追求享受，就是资产阶级思想。连宣传卫生知识也成了傅连暲的罪状，真是岂有此理! 　　故乡情深 　　1951年8月，中央人民政府南方老根据地访问团在团长谢觉哉的带领下，从江西瑞金进入福建，来到长汀县城。 　　“毛主席没有忘记老区。毛主席派访问团来慰问我们了!” 　　长汀人民很早就听说了这一消息，天天都在盼望着。今天真的来了，人们无不奔走相告，欢欣鼓舞。 　　这一天，家住长汀县城、在繁华路段开着一间小店的傅雷新，接到县政府的通知，要他到老区访问团的驻地去。傅雷新不知道找他有什么事，但能见到中央来的领导同志，心里非常高兴。当他来到访问团驻地时，一位同志握住他的手，热情地说：“你就是傅雷新同志吧，你好，傅连暲部长托我们给你带来一封信和东西，请你收下。” 　　噢，原来是这么回事!傅雷新接过1盒洋参、2块布、20万元钱(旧人民币)和一封信时，心情分外激动。 　　傅雷新迫不及待地展开来信，只见信中写满了洋溢着兄弟之情的话语，对他的为人深表赞佩，最后是祝愿他健康长寿，全家幸福，迎接更美好的日子，云云。 　　傅连暲与傅雷新都是“新”字辈，是堂兄弟的关系。但傅连暲这样不远千里地托人带东西，还有更深层的含义。 　　傅连暲决心随红军长征后，他年届79岁高龄的老母亲被送回长汀暂住在汀城桥下坝的女儿家中。老人毕竟年事已高，又受极大变故的惊吓，很快便病倒了。“死也要死在自家。”老人有自己传统的想法，于是抱病回到老家。当时傅连暲远在长征途中，儿媳刘赐福(傅连暲的结发妻子)也被迫拖儿带女在外面东躲西藏，有家难回。 　　在这种情况下，傅连暲的堂兄傅雷新担负起了照顾和救治老人的责任，侍奉汤药，端茶送饭。但老人还是没能挺过来，她是在连声唤着傅连暲乳名“太阳生”的名字中咽气的。傅雷新为她办理一切丧葬之事，殓殡如礼，并让儿子为她披麻戴孝。 　　傅连暲极富孝心，特别是对母亲更是时时不能忘怀。母亲不仅哺育了他，更给了他极大的影响，是母亲唤起了他对穷苦人的同情心，是母亲激发了他的时代正义感，是母亲对他日后投身革命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母亲给予他全力的支持，给予他深深的理解，还一度跟着他投身革命，到了“红都”瑞金。 　　傅连暲一直挂念着母亲的安危。当他在延安听说母亲去世的消息后，悲痛万分，难以自抑。但当时他也不知详情，直到新中国建立后，他才从亲人的信中知道了母亲去世时的真相，从而对堂兄服侍母亲的事情心存感激。 　　对于结发妻子刘赐福，傅连暲也没有相忘。新中国建立后他写信给她，说明自己再婚是当时的环境所迫，是历史造成的，要求她听从组织的安排，安心工作。此外他在生活上给予关照，从经济上接济她们。陈真仁知道在当时的恶劣环境下，一个女人要带大那几个孩子是多么的不容易；所以对傅连暲的不忘“旧情”，她不仅思想上通，而且在行动上也积极支持。 　　刘赐福能够理解当时的情况，承认了历史所造成的分离，因而默默地承受着那份痛苦，丝毫不怨恨傅连暲，反而挑起了生活的重担，含辛茹苦地抚育着他们的孩子，坚持做好工作。新中国建立后，她在原来的福音医院工作，这是傅连暲把福音医院迁到瑞金后，张伦牧师等于1947年2月复办的，仍叫福音医院。后由人民政府接管，刘赐福当之无愧地担任了第一任院长。1952年经傅连暲提议和筹划，医院改名为“福建省汀州医院”。 　　傅连暲没有忘记自己的家乡，他时刻关心着家乡的发展。为了提高小县城的医疗水平，他曾亲自帮助联系，选送汀州医院的几位医生到上海、南京等地的大医院进修。他还亲自写信给当时担任福建省省长的江一真，请他特别关心支持汀州医院的发展。在他的关怀下，当时汀州医院成为龙岩地区乃至福建省比较先进的一所县级医院。 　　傅连暲还关心着故乡医生的成长。1952年福建省卫生厅要发放“医师业务证书”，按规定要持有这张医师业务证书的才能被确认医师身份，才准予开诊所营业。当时有位李家度医师，曾经在傅连暲担任老师的“亚盛顿医馆”学习过，但是没有相应的证书。于是他求助于傅连暲。在傅连暲的关照下，刘赐福以汀州医院的名义，给他出具了证明，使李家度领到了省里发放的“医师业务证书”。后来，根据李家度的申请，傅连暲介绍李家度加入了中华医学会厦门分会，得以多次赴厦门参加学会的活动，交流医学经验。 　　对公事，傅连暲是不遗余力地支持、帮助，但对于自己的亲属，傅连暲却是严格要求的。傅连暲还有三个同胞姐妹在长汀，家里生活都较困难。他四姐的一位儿子，就是曾跟随傅连暲学医，后来被傅连暲推荐介绍参加红军的黄成(即黄深信)，后来在长征前夕牺牲。有人鼓动她们通过傅连暲向有关部门反映一下，以改善生活和居住条件。但她们说：连暲讲过，只要日子过得去，就不要给政府添麻烦，尽量自己解决。 　　傅连暲自己从有限的薪金中接济她们。即使在三年困难时期，傅连暲得知家乡的一些情况后，也写信给她们，要求她们听党的话，在当地政府的带领下，生产自救，度过暂时的难关。 　　傅连暲对儿女的教育也非常严格。他在与子女的通信和交谈中，经常勉励他们要继承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保持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立志学好本领，为人民多做事情，多作贡献。由于他自己的言传身教，教导有方，子女们都很有出息。 　　长子傅维光，自从傅连暲参加长征后就失去联系，苏区沦陷后，到处东躲西藏，流落到南昌。陈赓率部解放南昌后，费尽周折才在这个城市找到了傅维光。陈赓把傅维光接到部队，怀着兴奋的心情说：“是你爸爸救过我的命，难忘啊。”并且给他买了车票，让维光赶快到北京与爸爸团聚，傅维光到北京，好不容易找到爸爸的办公室，傅连暲手头正在忙着事情，他虽然激动，但还是等事情处理完后，才拉住儿子，左看右看，嘘寒问暖，听儿子诉说别后之情。 　　次子维康，通过自己的刻苦攻读，考入上海第一医学院医疗系。后来成为上海中医学院教授，继承了傅连暲的事业，著述甚丰，所著《中国医药史漫话》和《中国针灸史话》等，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肯定和好评，并被译成多种外国文字出版。 　　女儿维芳在北京郊区的一所部队医院的药厂中工作，曾任厂长兼总药剂师。 　　1966年元月，长汀县委、县政府致函傅连暲，告知其祖坟地在农田水利建设规划范围，建议迁葬。傅连暲接信后，明确表示应以地方建设为重，服从当地政府决定。他当即叫在上海工作的次子傅维康回长汀处理。 　　傅维康遵照父亲的嘱托，将爷爷奶奶的骨骸合穴迁葬于河坑中边山坡的沙岗上。又将另外6个亲属的坟墓合迁于同一地点。这样既节约了用地，又便于管理，得到家乡人民的赞赏，一时在汀城传为佳话。 　　然而，在“文化大革命”中，有人借机大作文章，说傅连暲回乡大搞“封资修”，利用迁葬之机，占地十几亩。解放军总后勤部为此专门派人来长汀调查了解此事。在当地人的带领下，他们到实地察看，经仔细地丈量、拍照，证明那些议论根本是无中生有的。 　　 从基督徒到红御医：傅连暲传奇/王盛泽，钟兆云著.—福建人民出版社，20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