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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上海年代 任消防处督察

路易艾黎研究室

船行大约6星期才到香港。抵达以后，我去轮船公司中止契约以便接着到上海去。他们说，“你必须先买一张去上海的票拿来给我们看，才能让你辞职。我们不希望在香港有失业的外国人。”于是，我买了去上海的票，终于在1927年4月21日到达上海。 　　当时的上海正处于社会动乱之中。已经组织过3次工人起义。在周恩来亲自领导的第三次起义中，工人控制了上海。蒋介石被北伐军的胜利吓破了胆，决定用武力制止共产党在工人和农民中迅速扩大的影响。4月12日，他突然破坏了国民党和共产党的联合，开始了一场血腥屠杀。成万成千的共产党员和工会工作者遭逮捕、拷打和枪杀，他们的头被装在笼里，挂在沿街的电线杆上。上海和中国其他一些地方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中。 　　我抵达上海时，不甚了解在这之前发生的事。我离船踏上码头，那里没有海关，也不要办任何手续。我独自走着。一个码头工人看到一个外国人沿码头走来，便没有好气。我经过他身旁时，他站起来朝我脸上吐了口唾沫。我心想：“这可是怪事!这个国家可真特别!”我擦掉了唾沫，走到非商业区，住进四川路的一家小客店。上海在当时有许多外国军队，工人中有强烈的排外意识。 　　次日，我在西区一个白俄开的寄宿处找到了一个较好的住所。我带有新西兰一位朋友给上海一个酒商的介绍信，于是跑去见他。他给上海工部局消防处的副处长打了个电话，因为据说消防处正要招条件好的人去工作。我随即去了那里。那位副处长很和气，乐意帮忙，那个简短的电话已经起了作用。我曾在新西兰本土部队(相当于中国的民兵)任少尉，每年参加一次为期3周的训练。我给他看了我的证件，才知道我在新西兰所属的惠灵顿西海岸本土团与他在英国所属的汉普郡团有联系。这样，事情就更好办了。副处长让我去见消防处长道森上尉。上尉与我谈了一会儿，后来让我到外面的小房间里等着。我听得见这位处长到副处长的办公室里谈论我的声音。副处长说：“我相信这个人很有用处，我们应该高兴地接受他。”处长嘟囔了一句：“年轻的愣小子”，但同意了。副处长把我叫进去，说：“今天下午，虹口救火会①将派车把你接到那里去。你去向队长报到，领取装备，明天开始工作。”于是，我来到虹口救火会。队长是个很风趣的人，让我到一个美国黑人总务那里去领取全部所需物品。那么一大批衣服我始终没有全穿过。 　　从第二天早上开始，我便当了消防处的小队长，办些例行公事。每天下午我通常到工厂去视察，夜间出去救火，这样干了10个月。我记得，第一夜值班，就赶上5起火警，其中一起在闸北，另一起在一家鸟店。我刚脱下衣服，跨入浴缸，另一起火警的钟声又响了。我心想：“天哪!要是永远这样，可真够呛!”好在并非如此，后来一连几天也没发生一次火警。我出外救火时负责2号救火车，车上约有10名救火员，他们都很好，工作主动。我跟他们在一起学到了不少东西。上海的消防处是一个技术效率高、资金充足的机构，因为上海公共租界掌握在帝国主义手里，有钱的大商行是真正的统治者，其中的保险公司起很大的作用。所以，它们特别注意使消防处保持现代化，给予最大限度的保护。绝大多数官员来自英格兰或苏格兰各地的消防队，只有若干人是在当地录用的。我继续这项工作并加强对工厂的视察，后来被任命为消防处队长级的督察，把全部时间都用于检查租界里工厂的防火措施。 　　起先，我全然不能肯定要在上海呆多久。这座城市的贫富悬殊使我吃惊。要是离开几条主要的马路及其宏伟的建筑，便很快会进入那迷宫般纵横的狭窄、拥挤、臭气薰人的里弄，那里每个人都吐痰——上海95％的人似乎都患慢性粘膜炎。除外国人居住区一般生活水平很高外，城市里似乎到处是乞丐。我每日吃住所在的地方，有着豪华的俱乐部、时髦的汽车、训练有素的仆役。但是，我整天的工作和感情生活却是消磨在绝大多数中国人居住的街巷里。那里一家人只住小小一间房，街巷两边摆着一排排的马桶。 　　我不大喜欢在消防处的生活，感到自己难于适应官员们通常在餐厅里进行的谈话。但我也发现在工作中可以如我所愿地检查所有的工厂。这包括直接接触工人群众，查访开设在拥挤、发臭的陋巷里的工厂和车间，而这是绝大多数消防官员所不喜欢做的事，他们不能理解我为什么花那么多时间去学中文和上海话，为什么我吃饭时只喝白水，而且不吸烟。但是，随着我对中国的情况有了更多的了解，我对中国和中国人民开始产生了感情。一年半以后，回新西兰去的一切想法都烟消云散了。 　　 艾黎自传/路易艾黎研究室.—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