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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上海年代 幕后人——刘鼎

路易艾黎研究室

我的住处既已用作革命干部可以居留的地方，我们不久便习惯于陌生人来来往往而不知其真名实姓。艾格妮丝带他们来时，总给每个人起个英文名字。 　　1935年，一天晚上，艾格妮丝来时陪同她的是一个身材不高的人，她介绍说是查尔斯。“他将住在你们这里，直到他去别处，”她说。于是，查尔斯成了我们家的一员，后来我才知道他的名字叫刘鼎。在此期间，他有时要我那个上学的儿子迈克坐我自己的福特牌汽车去运送东西。因为在《中国呼声》杂志的出版不受公开干涉之后，还秘密印发许多传单、小册子等支持统一战线政策的材料。后来，我听说警方正在寻找我那个号码的汽车，便赶紧把它卖掉。由于我还在消防处工作，我的红色公务车有时特别有用，可以把救亡者送过巡警的检查站或送到公共租界以外。他们坐在后面可以避免检查。 　　刘鼎住了将近一年，便去西北。他再次来上海时，带来了一个勤务员“小鬼”，即红军中年幼而不能参加战斗部队的孩子。那孩子穿着西北农民的衣服。我出去给他买了淡蓝色短袖运动衫、卡其布短裤、白袜子、皮鞋；这些都是当时上海上层阶级孩子们的便服，好让他更换。他穿上衬衫后，在场看望这两位来访者的艾格妮丝一眼看见了他前臂上刺着锤子和镰刀花纹。便抓起孩子的胳膊，一边大笑，一边激动地吻着这个徽记。我随即出门又给他买了件袖口有扣子的长袖衬衫。 　　一天晚上，我们与艾格妮丝一起乘摩托艇游黄浦江，故意经过傍泊在江上的外国战舰让他们看。刘鼎认真地与艾格妮丝议论了许久，后来要我给红军购买一套医疗器械及其他供应品。我们把这些东西装满了一只大皮箱。几天后，他便带着箱子同他的小勤务员回西安了。他说，以后将驻在西安。我答应夏天休假时去看望他。我计划在那里度假。 　　长征结束，红军在陕甘宁边区汇合后，我们便开始努力购买和运送大批药品到遥远的西北共产党地区去。问题是在上海如何购买。除非定单由某个可被接受的人副签，药房不会交货。但是，药房会接受派往南京政府的国际联盟的卫生专家的签署。奥地利医生埃里克·兰道尔是有这一身份的专家，签过几批定单。另一位专家，南斯拉夫医生波契克，副签了由埃德加·斯诺和马海德带往延安的药品定单。为了取得他们的签字，必须乘火车从上海到南京，找到他们，然后尽快回来。下一个问题是把货运到西安交给谁。艾格妮丝·史沫特莱想了办法，并果断地采取了行动。她找到一位反法西斯战士、一位从德国逃亡的犹太难民赫伯特·温奇医生，他同意为此目的在西安设立一个牙科医疗所。由他通知刘鼎去取货。刘鼎越来越成为幕后的重要人物了。 　　 艾黎自传/路易艾黎研究室.—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