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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抗战中的“工合”运动 赣南——红军老根据地

路易艾黎研究室

赣南地区在30年代曾是中央苏区。蒋介石反共后，在上海及其它的地方只要能够下手，就大肆屠杀盟友，把共产党人赶入了地下。他抛弃了国民党赖以建立的反对帝国主义的原则，在南京网罗了一帮封建分子和亲帝国主义分子在他周围，成立了他的政府。在此以前，北伐军中的进步部队曾在战地造反，毛泽东和朱德不久便在湘赣边境的井岗山会师筹划未来的工作。于是，共产党开始在全国许多地方组织苏区，开创了新的历史，这一地带的中央苏区建立了自己的力量，连续几年抗击着当时由外国金元、外国军火和外国人员支持的国民党军队。 　　蒋介石在全国各地动员了几百万士兵，企图消灭人民武装。仅在江西省，他就从总数超过100万的精锐部队中抽出70万去包围赣南的瑞金及其周围的红军根据地。这些部队都随带工程师，以修筑新路，在路边建造钢筋水泥碉堡，强迫当地百姓为此劳动。 　　共产党人以训练有素的红军和赤卫队，打退了国民党军队发动的四次大围剿。然而，在江西的群山之中与人员、装备、运输和供应方面都占有优势的敌人继续进行英勇战斗，显然不符合中国劳动人民的最大利益。因此，决定突围，以大约30万人的兵力，分几个纵队夺路前进。1934年10月开始了红军史诗般的长征，带领部队从气候温暖的江西到寒风凛冽的大西北，经过崇山峻岭，行程之长令人难以置信。尽管在战斗中损失惨重，尽管困难重重，由毛泽东和朱德领导的长征战士跋涉25000里 (12500公里)，终于在第二年10月到达了延安附近的抗日根据地。这就写下了中国历史上新的一页。 　　从南方各苏区撤退，对那些在1929—1934年期间辛辛苦苦把苏区建立起来的人来说，是很不容易的；在那段时间里他们克服了许多困难，取得了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一些战士不得不离开他们的妻子儿女。另一些人不得不留在闽赣边境的游击队里——以便在日军的南翼保持压力，直到1938年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成立时才出来。新四军主要是由陈毅在闽、赣山区的部队组成的，它在项英和叶挺的指挥下，后来开往皖南及以北地区。然而，在老苏维埃根据地的人民群众仍保留了他们的赤卫队，这在当地国民党官员看来仍是一个威胁。我在宁都会见何柳庭(译音)专员时，他听说我回程打算走从宁都到于都的那段路，大为惊异。他说：“我要是不带200名士兵，可不走那条路。使不得啊，那些山里全是红军。”我什么也没说，却按计划骑自行车顺那条路走下去。在一个村子里，我看见两个老太婆在卖茶或米酒。于是，我停下来休息，坐着同她们攀谈。我问：“你们不怕红军来吗?”两个老太婆大笑起来，说：“我们就是红军!”说完，又大笑，我们全都开怀大笑。在骑车走了很长的路之后，经过休息并同她们愉快地谈笑后，我继续前往我们在赣州的办事处。 　　1938、1939和1940年是国民党力量最强的时期。贪得无厌的地主和趾高气扬的国民党军官们巧取豪夺。抓来的壮丁用绳子拴在一起，被任意拖走。各县的天主教神父们坐在大院子时，共谋如何支撑压迫者。他们就连“红军”这个名字都十分害怕。于都的天主教神父们说：“我们可以对付村子里的任何事情，就是对付不了共产党!”在赣南，不论你走到哪里都可以听到有关共产党的种种谣言。我第一次去那儿视察“工合”工作时，一个年青的国民党官员陪同我介绍情况。他指着太平天国时代的一些废墟说：“看赤色分子干的什么事!”在于都有一所很大的学校的遗址，它的断墙残壁上漆着“男女平等”的口号。一个农民从那儿走过，我问他：“那学校是怎么被破坏的?”“红军修了一所学校，国民党军队把它烧了。”那个国民党官员听了满脸怒容。我设法在宁都甩掉了他，独自去瑞金。 　　我进入瑞金时样子很狼狈。我在雨中沿着一条新修的路下坡，撞在路中央一个被一些荆棘遮住的树桩上。结果，我摔进一个沟里，身上青一块、紫一块，伴有旧日上海医院的工伤事故报告中所描写的那种“多处创伤”。我只好扛着车，在胶粘的泥浆里蹅来蹅去，终于找到一家客店。在走过国民党进入这个红军中央根据地时建立的东倒西歪的纪念碑后，我进了城。 　　在瑞金，一个名叫恩格尔的德国传教士在他的屋顶上涂了一个巨大的卐字，以防日本飞机轰炸。他和另一个南昌的传教士，名叫约翰逊的美国人，也许持有对已撤离的红军大造谣言的记录。他们搜集这些荒诞无稽的谎言，就象旁人搜集邮票一样。有一天，恩格尔来到我们所成立的合作社事务所。我思想上准备好听最新的恐怖消息，果然消息来了。“你知道共产党干了什么事?他们有一架印钞票的印刷机。他们离开时，把所有的印刷工人和机器都带到那边的山里去。”说着顺手一指开着的窗户外边。“他们要那些印刷工人把机器埋好，然后开枪把他们统统打死，脑壳直到今天还在那儿!”“喂，喂，恩格尔先生，”我说，“我们刚买来红军的印刷设备，就在我们的新印刷合作社里。至于工人们，我们新的宁都印刷合作社的全体社员都曾在这里的钞票印刷厂工作过。”我们颇有一段时间没再见到恩格尔先生。 　　那年代在老革命根据地旅行，你到处都能遇到喜欢同外来人谈话的友好的农民。有时我就同他们坐在路边的树荫下，一边喝着热米酒，一边和他们闲谈，“这山里尽是共产党。老百姓还相信红军?”一次，一个瑞金农民这样告诉我。“过去的标语到处都是!”另一个农民得意地说。话题可能从日常生活引到合作社，往往还扯到老红军。“毛泽东同志在这张床上睡过!”毛甸子的一个农民指给我看放在他屋角的一张完全说不上舒适的木床，骄傲地告诉我。“要是红军回来，我们都参军!”同我一路从瑞金走到会昌的两个小伙子这样说。当然也有这种时候，我走进一座孤零零的茶馆，发现里面全是武装的农民，空气很紧张。由于不知道他们是红军还是土匪，我喝过茶，找出破烂的零碎钱付了帐，便悄悄地走开。在那年月，有时候警察的薪水被榨光后也会叛乱，到路上去当一阵子土匪。这也是当时的一个麻烦。 　　 艾黎自传/路易艾黎研究室.—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