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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太平天国起义到1911年革命
[美]海伦·福斯特·斯诺

  中国妇女前进的历史表明,在国民党左翼和共产党人把这个事业承担起来以前,基督教起了重大的作用。强调说明这种作用的是在难以容忍的条件下、在城市工厂里作为廉价劳动力雇佣妇女和儿童一事。这是试图同外国(包括日本)的大规模生产竞争的尝试的一部分。太平天国起义为这场革命铺平了道路。太平军从南方横扫天下,造成了难以计算的破坏。据估计,从1852年到1865年,可能死了二千万到五千万人。“太平”一词意思是“普遍和平”。这是这些造反者为对付异己的清朝而采用的名字。清朝是1644年从满洲南下征服中国的。和平的“平”字多少个世纪以来在中国一直是一个爱用的字眼之一,因为他们有过的和平是那么的少。正如中国人通常说的,“平”听起来更象是步枪的枪声,而不是“和平”,而最好战的分子通常用这个词来形容他们自己,以期博得人民的拥护。
  太平天国起义失败了。不过它加剧了旧社会的分崩离析。从那时起,古老的家庭制度显著地削弱了,但这给妇女带来的与其说是任何解放,不如说是不安全。
  太平天国的领袖是一个学校教师、新教非神职人员传教士,名叫洪秀全。他是广东省客家人。那里的妇女通常享有更多的自由和平等,而且客家人从不给他们的女孩缠足。满族或其他部族也不缠足。缠足是中原民族和内部文明的一个标志。
  但是,这些客家人才是中国原来的土著,他们是被现在称为“中国人”或汉族的入侵部落赶向南方的。中国的起义发源地是在受客家影响的地区,在那里,妇女有着比其他地方更多的自豪和尊严。这些妇女对鼓舞起义起了重要的作用。应该对这个事实进行研究。靠近广州的东江是起义的温床,也是客家影响的温床。1927年在海陆丰组织了第一个苏维埃。我已经发表了妇女参加到这个运动里面的故事,故事是一个当地人告诉我的。我在另一本书里也作了叙述。
  附近的村子是太平天国起义的发源地,也是孙逸仙的革命获得动力的地方。孙逸仙诞生在那个地区,从小同参加过太平军的人保持过接触。他是一个英俊的汉子,有一副对一个中国人来说异乎寻常的面孔。客家人说,他的样子很象他们当中的人——他们对他们的容貌和强健的体格很感自豪。他们还说,宋氏三姐妹的父亲查理·宋样子象客家人——他老家是海南岛,那里有很多客家人。他们认为蒋介石夫人和孔祥熙夫人两姐妹的美是属于客家人类型的美:颧骨高,瘦骨嶙峋,虽然另一个姐妹孙逸仙夫人的美是典型的中国式的。中国人普遍认为,不管怎样,孙逸仙和宋氏都来自某种客家祖先,而且据我所知,他们一直没有加以否认。他们可能因为是中国原来居民的子孙而感到自豪。
  太平天国在位于中国中部的南京掌了十年的权,他们一直被称为“狂热的教派,他们的宗教信仰是被误解的基督教和土生土长的中国式信条不相协调的混合物。”开头,传教士对太平天国很高兴,但是后来,他们不知道怎样看待这一奇怪的混合物。太平天国自己比传教士了解得更清楚,新教的改革是欧洲反封建民主革命的意识形态,因此,它的学说帮助他们从事推翻中国古老社会的努力。
  如果外强真的支持太平天国,中国很可能已在十九世纪成为一个新教的、资本主义的国家。但是,它们宁愿设法使它成为一个殖民地,把它们的分量放在满清政府一边,致使满清政府在1863年让它们控制清帝国的海关,并作出了其他让步。从那以来,西方的新教徒一直对它们拒绝支持太平天国感到良心上过不去。
  但是,太平天国主要是为一个很有才华的、残酷无情的湖南人曾国藩镇压下去的。协助曾国藩的是英国少校“中国戈登”和一个名叫弗雷德里克·华尔的美国人,他们是那支镇压这次起义军队的军官。曾国藩试图恢复过去宋朝的新孔教学说(理学)来使遭受破坏的地区恢复稳定。正是根据公元1050年到1200年的新孔教学说,妇女遭受了缠足的束缚。曾国藩是最后一个有着古代传统的伟大中国人,而且他是蒋介石及其好友陈氏兄弟的样板。因为陈氏兄弟同样想在三十年代恢复新孔教学说,但是没有成功。这个企图使中国的现代妇女警觉起来,因为他们母亲的缠足使人活生生地回想起一千年来的奴役,而且她们对蒋介石的反对,对他最后的垮台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由于这个原因,中国妇女总是比男子更加赞同共产党人——因为她们失少得多。
  这些妇女当中的一个就出自曾国藩的家族,是一个同蒋介石的新儒家学说针锋相对的对手。这个人就是蔡畅。她可能是迄今新建立的最大和最令人惊异的单一群众组织——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的主席。当这个组织在1949年帮助在北京建立新政府的时候,这个联合会已把二千多万妇女组织起来,而蔡畅自湖南中学时代以来的朋友毛泽东,只在他的共产党里有三百万党员,其中大约三分之一是妇女,她们全都始终非常注意维护妇女的权利。到1956年,蔡畅的妇女联合会已把七千六百万妇女组织起来。毛在他的共产党内才有一千零七十三万党员。
  蔡畅把她一生的故事讲给我听,我还同也是出自曾国藩家族的共产党高级指挥员曾肯将军谈过话。这个家族被社会学家看成是旧中国主要的“伟大家族”,是它的值得自豪的传统的精华,但是至今对它还没有进行充分的研究。中国三个伟大女皇中最后一个女皇、满族的慈禧,就是在太平天国起义的混乱余波之中登台的。她死于1908年,实行了半个世纪的统治,几乎和英国维多利亚女王的统治同时。
  这位女皇太过忙于保持她自己当政的地位,因而没有怎么关心其他妇女,虽然满族的妇女比中国妇女要有更多的自由。
  1902年颁布了一项敕令,规定建立一个以日本的教育制度为基础的新教育制度,但是当这个教育制度在1905年生效时,它并没有关于女子教育的规定,只是准许她们进入最低的初级班。当满族自由派端方使这个事实受到女皇注意的时候,她为贵族的女子开办了一新学校,但是不许任何缠足的女子入学,因为满族从未准许他们自己的妇女缠足。份效北京的榜样,这条规定扩大到了省里,不久在好几个省开办了其他私立学校,从而导致上流阶层放弃了缠足。在这项努力中,妇女领头建立女子教育,在自己的家里开办学校。后来,女子也被准许进入政府办的学校。到1917年,中国有四百零七万五千三百三十八名学生,其中十七万七千二百七十三名是女子。此后不久,北京国立大学向女子敞开了它的大门。
  1898年康有为和梁启超开始了一场简短的“百日改革”(戊戌政变),但是慈禧太后使这场改革遭到了废除,并处决了她所能逮捕到的改革者。接着她把她的努力转向发起一场反对外国人的运动,以便把外国人赶出中国。因此而导致的1900年出现了义和团起义,针对的是中国的基督徒和外国人。在这场起义中,女基督徒成了特殊的攻击目标,并在有些情况下是以未缠足而被挑出来的。女皇下令要把所有外国人都杀了。
  几十名罗马天主教和新教的传教士以及成千上万中国的基督徒被处死,主要是正河北、陕西和满洲。
  外强进行了干涉,劫掠了北京,同时,镇压了义和团。最后,主要是通过孙逸仙博士的努力,在1911年宣告成立共和国。孙博士是一家穷苦的新教农民家庭的儿子,直到去世都继续认为自己是一个新教徙,死时还留下要举行基督徒葬礼的遗嘱。由于这个原因,他对待妇女的态度是开明的,但是,他在最后的几年,似乎没有找到任何把她们组织起来支持他的革命的办法。
  孙博士在中学时代参加了一个革命的秘密团体,并于1894年在菲律宾组织了秘密团体兴中会。1905年他成立另一个秘密团体,名叫同盟会(中国的盟约者同盟),每个成员参加后必须发誓保证执行盟约:一,推翻满清政府;二,恢复中国人的中国;三,建立一个共和国;四,平均分配土地。有一些妇女参加了同盟会。同盟会在1919年改组成了国民党,以继续进行“未完成的”革命,因为革命在1911年取得推翻清朝的胜利之后遭到了挫折。只有第一项保证得到执行,因为政府只是在名义上是共和性质的。
  国民党的经历也是孙逸仙夫人的经历的一部分。她的经历将在后面叙述,同时,也要叙述到国民党内的其他一些妇女。
  1911年的革命对妇女的影响表现在这样一个事实上面,那就是,到此时为止,缠足总的来说停止了。例如,在1941到1943年对云南一个城镇的调查报告表明,所有过了三十岁的妇女都缠足,不到三十岁的妇女缠足的比较起来就很少。华北听询试验表明,1919年以后缠足已经完全停止。但是,1937年在一次到中国西北内地的旅行中,我看见还有一些女孩缠足。
  共产党人在他们的地区鼓励放足,而且放足是大规模进行的。例如,1946年他们在山东省控制的妇女总人口的百分之七十放足,总共有四百二十一万一千二百九十二名妇女。
  最有效地从事消灭缠足运动的是新教传教士。例如,1895年成立了天足协会,由阿奇博尔德·利特尔担任主席。它向女皇发出了一项请愿书,几乎在远东的所有外国女士都签了名。最后在1902年,女皇宣布了一项反对缠足的敕令,部分地是为了拍外国人的马屁。康有为曾在1898年使它成为他的改良计划中的一项,这是康有为等没有遭到女皇反对的很少的几项改革之一。
  

中国新女性/[美]海伦·福斯特·斯诺.—北京:中国新闻出版社,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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