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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和家庭

[美]海伦·福斯特·斯诺

如果家庭内部出现反抗，通常是母亲和孩子组成联盟，反对家长制的一家之主。母亲同她的儿子和女儿秘密谋划，以争取实现他们的自由。产业里的女工和童工也认识到他们有共同的问题。因此，我们发现为解放妇女所作的尝试通常同儿童有联系。 　　妻子想要建立一夫一妻制家庭，以代替一夫多妻制和父权独裁。她还必须打破婆婆暴虐的格局。婆婆是用来制服媳妇的一项主要工具。婆婆掌权起源于部族内部通婚的传统；儿子要从母亲的氏族里挑选妻子，而妻子坚持要求其次的妻子应该是她的妹妹。这样，她在孔教的老幼尊卑等级制中，就以姐姐的身份拥有控制她丈夫的次妻的权力，以及以母系婶婶的身份控制她的通常是她的侄女的儿媳妇。在二十世纪上半叶，姨表兄妹结婚仍然很普遍。自从汉武帝以来，先后娶姐妹数人为妻的一夫多妻制就一直受到强烈的反对，但是在现代，在宫庭和贵族家庭里，这种做法仍然存在。光绪皇帝娶的就是两姐妹。 　　妻子总是坚持要求有自古以来的、为丈夫选择小老婆和为儿子选择妻子的权力。这使她拥有对她们实行控制的权力。中国的伦理学所铭记的是，如果某个人使你有了一定的地位，你永远要感恩戴德。 　　自周朝以来，从父亲方面来说，形成了严格的外族通婚习俗：儿子可以不同属于同一姓氏的家庭的女子结婚。因此，如果我们看一看纯法律的血缘关系，这种家庭由于不断相互联姻而同母系氏族的关系比同父系氏族的关系要牢固得多。 　　开头，这种为较穷困的阶级所竭力仿效的婚姻，是封建政治的一种形式，旨在保证两个氏族之间为共同防务而效忠，以妻子充当有诚意的人质。这层意思本世纪仍在华南的大家族中间存在，整个村子都会为了报仇，而把自己武装起来袭击另一个村子，如果从他们的家族娶走了一个妻子而肆无忌惮地虐待她的话。这是那种耗资巨大到令人难以置信的婚姻和丧葬习俗的起源。自1949年以来，现政府一直在用清教徒式的节俭来取而代之。这种习俗必须尽可能保持奢华，以便在结盟的家族之间维护“面子”，否则，其中的一个氏族就受到了侮辱。 　　死了妻子，通常由她家族的族长们来到她丈夫的村子检查尸体，确实搞清楚是自然死亡，而不是由于受虐待或挨饿。他们必须受到合乎封建礼仪的接待，即使丈夫债台高筑，饿着肚子。他宁愿负债十年，也要对这个结盟的氏族保持这种面子，为妻子的亲友备办葬礼筵席，因为如果是相互联姻，他们也就是他自己的亲密的亲友。在一定程度上，生儿育女也被认为是这种关系的延长，因此，必须为这些亲友大摆筵席。这种筵席可能使当上父亲的人变成穷光蛋，以致婴儿生下的第一年就可能处于半饥饿状态。这种铺张浪费的对象，并不是为母亲，也不是为婴儿，其目的是为了同结盟的氏族保持友好关系。 　　我很早就领教过这种情况。当时我是首次安家。在北京，我雇了一名正在挨饿的人力车夫，训练他当我的家仆。他背了一笔四十美元的债务，但每月只挣通常的十八美元。几星期以后，当我对他做好他的工作感到绝望，准备下决心把他永远辞掉的时候，他问我他是否可以借三十美元，为他第一个儿子的诞生举办筵席。我对这种愚蠢行为感到意外。他哭了起来，跪在地上叩头，说： 　　“我没法不这样。那是我妻子的家族的规矩。如果我不为他们办筵席，他们就会拿我出气。我不想办这筵席。我希望还债。我欠他四十美元和利息的那个人每天都在威胁我。” 　　“回去告诉他们和你的妻子，如果你做这种荒唐的事，我就会把你解雇，那时你就又要挨饿。” 　　“没关系”，他感到失望。”只要我有一份好差事，我就必须备办一场上好的筵席，否则我就必然会丢脸”。 　　“但你办不起筵席，如果你没有钱”。 　　“我不得不借一些”。 　　“你向你妻子的亲友借怎么样?” 　　“我已经向我妻子的亲友借了债。如果我向他们借钱，三个月后就必须付百分之一百的利息。那时我就得欠他们六十美元，而不是三十美元。” 　　“让我同你妻子谈谈，”我说。 　　“可她有肺病，婴儿现在身体也不好。她认为如果我们办生日筵席，就会得到好运气。我们的运气太不好了。” 　　我给了他三十美元，对这种为了面子的极端愚蠢的行为做了进一步的说教。     　　我的新人力车夫参加了这场宴会，他说，办得“顶好”，但又说，他认为那个婴儿活不长。到那时，他又将有举行葬礼的问题。 　　大体上同婆婆最初的权威一样，妻子的声望出自于她娘家家族的声望，虽然她同她娘家村子隔绝开来。婆婆的权威只是对媳妇而言，而不是对她们的丈夫，因为那是父亲的权威管辖的领域。 　　在家庭内部，妇女之间相互控制，这常常产生巨大的怨恨，还经常引起离婚，因为妻子想逃避丈夫母亲的虐待。妻子在有了一个儿子，特别是将来要成为一家之长的长子以前，在家庭里没有什么权利。但是，在这里，根据传统，母亲还是奉命要服从她的长大成人后的儿子，就象她必须服从她的丈夫和她自己的父亲那样。这三条规则是：“女子未嫁从父从兄；既嫁从夫；守寡之后从子。” 　　只有家长制家庭的一家之主的妻子才有权威，而且这种权威是由于她丈夫的地位而委托给她的，不是根据她自己的权利得到的。其他的妻子和母亲都从属于她，但是，她不能同她的丈夫平起平坐。 　　尽管这样，在中国也象在其他地方那样，母亲常常比父亲长寿。(在欧洲，活到八十岁的女人比男子多一倍，)在河北(我去过那里)作的定县调查的数字表明，活六十五岁以上的人，女的一百零四人，男的七十五人。奥尔加·兰发现，在北京的这个年龄组中，女的一百八十三人，男的一百一十九人。 　　在家长死亡时，老祖母就获得了她有权获得的地位，一个妻子所能盼望的主要补偿是“长寿”，从而可能成为暴虐的婆婆和祖母。媳妇或多或少被当作仆人看待。或许并非许多祖母都能达到这个至高无上的境界——利奥·埃罗伊塞尔博士1949年11月4日对联合国一个委员会说：“一般中国人可望死于二十岁到三十岁之间，更多的是死于二十岁而不是三十岁。” 　　中国从封建时代初期起就有不同类型的家庭：统一的大家庭、至于家庭和夫妻家庭。但是，过去这些家庭通常都在氏族制体制下交织在一起。在较贫穷的阶级当中，精心设计的孔教等级制不可能盛行，虽然他们只要有可能便加以仿效。一夫多妻和娶妾是很难存在的，除非是在富裕的家庭里，虽然许多男人有点钱想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买一个小老婆。统一的大家庭在二十世纪的中国已很少见，虽然在封建社会的古典时期，大概是很正常的基本单位。这种家庭是孔教思想的支柱，是中国式封建主义的贮藏所。小说《红楼梦》对这种“大家庭”作了典型描绘，这种家庭在1757年写那本书的时候早已罕见了。 　　奥尔加·兰援引的数字表明，在汉朝，一般的家庭由五六个人组成，唐代的情况也是这样，但是，到了最近的清朝，人数在六个以下了，这些数字不包括婴孩。人口调查是不列入婴孩的。 　　中国政府1934年的人口调查表明，在一亿八千万居民中，一般的家庭是五点五人，一般的农民家庭是五点九人。兰女士1935年进行的研究表明，在最贫穷的城市家庭里，平均是三点七人，而在福建最富有的乡村地主家庭里是十一点八人。这表明，穷人的小孩比富者的小孩少，或至少是活下来的少。根据1949年以前作出的估计，大多数专家们一致认为，中国的人口整个来说静止了一个时期。同中国相比，美国一般家庭的人口从1930年的四点一人减少到了1940年的三点八人，后来，由于战时出生率高，数字才又再次上升。 　　在中国，家庭是个颇为复杂的问题，因为这种小家庭组织通常互相联结，成为家族单位。在上层和底层的妇女的地位要比在中间的好，统一的大家庭通过互相通婚而有种种联系。在这种家庭里，妻子的一些封建主义威信仍然存在。在劳动阶级里面，妻子比在中产阶级当中有着比较多的平等，因为组成这种家庭的可能只有父母、小孩以及大概还有“老祖母。” 　　 中国新女性/[美]海伦·福斯特·斯诺.—北京：中国新闻出版社，19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