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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的妻子邓颖超

[美]海伦·福斯特·斯诺

众所周知，邓颖超和周恩来在中国是典型的一对夫妇，他们自1925年结婚以来，一直是著名的一对。1949年9月21日，他们俩都当选为拥有八十九名成员的、准备成立新政府的主席团，周恩来成了外交部长和总理。他的妻子和其他两位妇女当选为政务院委员。她还当选为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副主席和国际民主妇女联合会理事会理事。 　　对国民党和外国人来说，邓颖超是最著名的女共产党员。1946年，她曾两次准备出国，一次是作为上述的国际妇女联合会的代表去巴黎，另一次也是作为妇女代表应邀参加在纽约州的南科特赖特举行的国际妇女大会。蒋介石的政府拒绝给她发护照，不许她出国。邓颖超在她成年时期花了大部分时间设法在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搞联络工作，人们可以想象，这是一种非常使人沮丧的经历。 　　她先于1924年加入国民党，1925年二十三岁时当选为中央委员。从1924年至1927年，她的工作是在天津和广州的国共两党之间搞合作。在内战期间，她在莫斯科待了一年，然后一直在上海搞共产党的秘密工作直到1932年进入苏区。 　　1937年，共产党派她丈夫作为同中国政府打交道的联络员，这对夫妇以非凡的能力处理这种微妙的工作。人们都把她当作共产党地区妇女的官方使节。 　　邓颖超多年来一直是中国典型的职业妇女，她有丈夫和家庭，她有重要的政治影响，只是她没有儿女，这是迄今人们所能知道的情况。要想更多地了解任何共产党人的私生活是十分困难的。 　　她唯一的小孩于1927年动乱时期流产了。 　　邓颖超也参加了妇女运动。她最初是参加在五四时期的妇女爱国联合会，当时年仅十六岁。周恩来是另外一个组织男学生联合会的领导人，他们同时被捕入狱。在1924年之前，周恩来赴法国留学，邓颖超成了学校教师并在天津领导了女权运动。在此后的岁月里，她在共产党妇女部等其他领域里工作。1928年，她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会员，同三四名最高一级的妇女平起平坐。 　　1938年，党派邓颖超作为陕甘宁边区妇女代表同她丈夫一起去汉口，她的目的是向从事抗战的中国其他地方的妇女表示他们的友好意愿。她同蒋介石夫人在一起工作了一段时间，她担任了战时儿童救济委员会常委会委员，担任这项职务的还有王明的夫人孟清淑，她是抗日战争开始时刚从莫斯科回国的，她长得很美。 　　1938年5月，抗战爆发一年之后，蒋介石夫人召开了一次全国各地各种不同组织的妇女领导人会议，以便制定战时工作计划。会上决定，新生活运动妇女委员会应是负责这些活动的中心机构。邓颖超当选为代表各种组织和团体的拥有四十名成员的委员会委员。她们的工作分八个部分；文化、战区服务、生产、儿童救济、慰问军人、指导新生活、训练和建立联络委员会。第一项成就是往四川遣送四千名难儿童，其他难民送往湖南西部。在汉口，有一百名妇女开始接受训练，因为实际上，那里没有人有组织工作经验。成为鲜明对比的是，这个时期，在共产党领导下的贫困地区，早已有十七万妇女组织了起来，在各个领域从事有效的战争工作。中国法西斯式的蓝衣社创始人贺衷寒不久就训练了八百名女学生，把她们编成战争服务队，尽管名义上是在陈诚将军的领导下。她们的任务是教士兵读书、写字、后来也教士兵们读书、写字。后来，这些组织扩大了，但在战争期间，由蒋介石夫人的委员会领导的这种妇女工作整个来说是无效的，只是在一个照料难童的有限方面是例外，因为这方面的经费主要来自美国联合救济央国组织。 　　邓颖超还成了同国际和平组织有联系的国际反侵略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同这个组织有联系的是国际和平组织，主席是宋子文，副主席是邵力子。 　　1938年7月，汉口成立了人民政府评议会，这个组织一直活动到1944午，邓颖超当选为其中九个成员之一，评议会共有二百名成员，后来扩大到二百四十名成员。她在使评议会的九名女成员起草关于妇女动员的一项决议方面起了作用。她们的草案得到了三十六个成员的签名，但几乎同所有其他决议一样，这项决议没有发生任何作用。这项决议要求对妇女进行军事训练，为了帮助战争而努力进行爱国和专业教育、救济难民、实施工厂法以援助劳动妇女以及采取类似的措施。 　　这是战争的高潮时期，也是自1927年以来最自由的时期。然而，这种局面持续了几个月，到1939年年底，过去实行的严峻镇压再次使重庆统治下的地区所有进步倾向的士气低落下来。邓颖超和重庆妇女组织之间这段简短、微弱的联系，可能是这段时期国共两党之间所实现的最有效、最实际的合作，指出这一点是很有趣的。非国民党工业合作社，也企图同共产党地区的工业部门建立合作关系，但这种努力不久也失败了。 　　我曾问一位名叫金山的朝鲜人，他认为同其他东方人相比，中国人的特点是什么。他认为，中国人有一种独特的才能，能够在必要的情况下同自己的敌人合作。邓颖超就很有这种才能，她有敏锐的政治头脑，能够客观地表达自己的想法，她举止文雅，很机智，平易近人。人们很难想象，她会在一种微妙的情况下说错一句话或办错一件事。她外貌朴实，不摆架子，是典型的中国有教养的中产阶级妇女。周恩来性格开朗、坦率，他喜欢想什么就说什么。他的夫人弥补了这一点，因为她是这对夫妇中更加熟练的一位外交家。这在中国是很有特色的，因为同其他国家的人相比，中国人都是自然的外交官。她同喜怒无常的蒋介石夫人相处从容自如，就象是同康克清那样简朴、直率的人打交道一样。 　　我是1937年年底在西安初次见到邓颖超的。她在我丈夫的帮助下，刚刚逃出北京越过日本人的封锁线。她在长征期间患了肺结核病，身体非常虚弱，病情很重。她秘密地来到北京附近的香山疗养，但是，四个月之后，日本人占领了北京地区。在日本军队逼近她疗养的那座孤庙以前，她没有事先得到日本侵略军7月7日在北京附近发动进攻的情报。她打扮成一个农家妇女模样，冒着生命危险，通过了日本人的封锁线，逃进了北京。 　　她同我的丈夫埃德加·斯诺取得了联系，那时斯诺刚刚在北京写完了《西行漫记》手稿。她让斯诺陪她乘火车去天津，这样，她就可以通过青岛和西安回到延安。那时每天只有一列火车开出北京，凡是中国旅客，日本人都要进行搜查，但日本人仍然很尊重外国人。中国人只有同外国人在一起才不会被捕，邓颖超打扮成一位保姆，一路上象保姆一样照顾着斯诺。经过十二个小时的旅行之后，她们到达了天津，到了天津站真叫人焦虑不安，车站的日本卫兵盘问了邓颖超，检查了她的行李。当他们沿着站台走的时候，十几名中国学生被捕，并被推上日本人的军车。他们到达了英租界之后都长长地出了一口气。去青岛的船票几周之前都售光了，但外国人一向拥有特权，可以带一位仆人坐统舱。我丈夫设法找到一位熟识的外国人，托他带上邓颖超作为仆人。她是坐在甲板舱位上去青岛的，又从青岛乘火车去了西安。 　　然而，这并不是邓颖超同我丈夫一起共同有过的最后一次冒险的经历。1939年，有一天晚上在重庆，他们同叶剑英一起在《纽约时报》记者蒂尔曼·德丁斯家里共进晚餐。邓颖超和叶将军返回了他们自己的防空洞，我丈夫和德丁斯刚刚来到防空洞，一枚炸弹就在附近爆炸了。警报解除之后，他们回来一看，炸弹直接命中的就是德丁斯的房子，房子已成为一片废墟。 　　在延安时期，邓颖超是中共中央妇女工作部的书记，也是陕西省政府的秘书。她于1945年当选为中共中央候补委员，1956年担任中央委员，是中央妇女工作委员会的第二书记。她是1946至1947年出席国民党会议的中共中央代表团团员，从1949年至1954年，她是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常务委员会委员，在此期间，她还担任政务院政治和法律委员会委员。1954年她作为河南省的代表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1949年她还担任世界和平委员会委员。一般来讲，中国妇女似乎比男人更有国际头脑，在这种委员会里也更加活跃。(下面是邓颖超的自传)。 　　1903年，我出生在中国西南部广西省南宁市，我家只有一个孩子。我父亲是一位军官，也是一位政府官员，我还不到六岁他就去世了，留下我母亲，没有什么家产。由于我们家没有近亲照料我们，我母亲不得不找点事做。她是一位受过教育、有才智的妇女，但要找点事做对她来讲是很困难的。我们迁到了天津，她在很艰难的条件下当上了教师，勉强维持生活。对我来说要得到好的教育是不可能的，但在1913年，我进了一个学校，这所学校叫平民学校，我母亲在这所学校里任教。我得到了开办这所学校的社会党的帮助。这是一个社会主义政党，甚至那时我就在这所学校里接受了一些社会主义思想。当时，袁世凯是政府首脑，这些早期的社会主义者反对他。后来，他关闭了这所学校，逮捕了大部分教师。杀害了校长。这些社会党人并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但是受到了一些欧洲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 　　我母亲同其他教师失业了，我也失去了受教育的机会。她懂一点医药，当了护士，并且当了家庭教师。她那时送我上了直隶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在这段时间里，日本人向中国政府提出了二十一条要求，我积极地参加了学生运动，反对政府接受二十一条。 　　这时我已经长大了，能够认真考虑我们家的经济状况了。每当我漫步街头时，我常常看到当新娘和举行婚礼的，但我下了决心：如果一位妇女要想过独立的生活，她必须能够保证有一个好的工作。 　　进师范学校初级班时我十三岁，经过两年极其刻苦的学习之后，我学完了这所学校规定的八年的全部课程。因为我年纪很小，学习太紧张，我的身体垮了下来，染上了肺结核病。然而，我母亲知道怎样照料我，我又恢复了健康。 　　在这段时间里，我憎恨中国的旧习惯，比如包办婚姻和对妇女的不公平待遇，但我提不出纠正这种做法的建设性主张。我只是想，如果一个女孩要想过独立生活和获得自由，那她就必须自食其力。在学校里，我最感兴趣的课程是地理、历史、音乐、体育和汉语。我不喜欢缝纫。 　　我在1919年反对亲日派的五四运动中非常活跃，并领导学生同一些反动教师进行斗争。天津的学生5月7日行动起来了。我们把男学生和女学生分头组织起来，因为要让男女学生一起行动是更困难的事。我们的组织是妇女爱国联合会，我们同男学生合作，其中就有周恩来。在这群情激奋的时刻坐下来学习是不可能的，我们的抗日情绪非常高。我们把一位日本老师赶走了，并撕毁了他的教材——现在我认为这样做是不对的，为了同日本人进行斗争，我们必须学习日语。当局把我们一些学生拘留起来，我们彼此无法联系。我们受到教师的镇压，得不到外界的支持。回顾这段时期的往事，我们当时能够继续进行斗争，现在看来是很了不起的事。然而，为了把五四运动坚持下去，10月10日，我们不仅把学生组织起来，而且把天津所有的人都组织起来了。当我们举行了一次规模盛大的集会，天津警察把好几万人的集会围困了一天一夜。我们讨论了对策，决定让女学生当先锋冲破封锁线，因为我们想，警察不敢轻易动手打我们。我们用竹竿当旗杆，以便用作棍棒。当我们正要离开时，派去散发传单的汽车回来了。周恩来坐在车里面，于是利用这辆汽车帮助我们冲破了警察的封锁线。我们对警察十分愤慨，要求他们道歉。我们问他们为什么不允许学生爱国。警察派代表同我们磋商，但我们回到学校心里仍十分气愤。第二天，我们又上街同警察斗争。在那几天里，所有的火车和交通工具都中断了。 　　1920年5月7日还发生了另外一件事。学生们想举行一次集会，纪念国耻日，但校长进行阻挠，并且扬言谁参加集会就开除谁。不管怎样，学校的全体学生还是都去参加了集会。当我们返回学校时，所有的门都给锁上了，我们不能进去。墙上贴出了上面写着将要开除的所有学生领导人的名单。我们讨论怎么办，所有学生都聚到一块，决定离开学校。那些家不在天津的学生住在同学家里。这时当局才开始认真考虑如何控制学生，设法说服他们返回学校。我们不得不走出城外十里去找个地方开会。我们动员了所有同情我们的家长、报纸和其他组织支持我们，经过就这个问题进行一用的斗争之后，成功地使学校当局撤消了开除学生的命令。 　　这年夏季，我从师范学校毕业，结束了学生生活。有一点应该指出的是：在这段时期里，男女学生都分别地组织了起来。后来在天津思想进步的学生中，开始组织了一个大约有二十名领导人参加的组织，名叫觉悟社。我们在这个组织里谈论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虚无主义等等。我们讨论俄国革命，但我们对中国共产党却一无所知，当时陈独秀刚刚开始组建共产党。后来成为共产党人的学生有郭隆真和马骏。今天这个组织里唯一活着的人可能就是我和周恩来了。这个时期为后来的活动打下了基础，对新思想虽然认识混乱，但至少教育我们要憎恨中国的旧制度，以及为改变这种制度要进行斗争。对我自己来说，这是一个很好的训练场。 　　现在我的生活开始了一个新阶段。五四运动之后，学校开始使用女教师。我在一位老师的帮助下，在北京的一所私立学校找到了工作，这所学校附属于师范大学。另一个女孩子和我是在这所学校里首次任教的女教师。我们面临两个问题：第一是如何继续提高我们自己的教育水平。我们的许多同学都到国外留学去了，但对我来说，这是不可能的。我母亲失业了，我必须养活她。第二是结婚问题。一方面我憎恨旧式的婚姻，另一方面我也不同意所谓的自由恋爱思想。这时，男女学生们对这种问题几乎没有什么了解，要建立一种现代的婚姻是很困难的。许多悲剧发生了，男人常常不负责地同女人离婚。我的主要问题是第一个。我没有爱上任何人。当时周思来和我只是好朋友。我只有十七岁。我在学校工作是很艰苦的，我早上七点上班，晚上五点下班。我是这所学校的主要教师，我的任务很重。当时正为女孩子开放更多的就业机会，她们甚至在银行里也能找到工作。事实上，北京开设了一家妇女储蓄银行。突然出现了许多讲授会计和商业工作课程的学校。我想，也许我到银行里工作能挣更多的钱，也就能积蓄一点钱供自己上学，所以我夜间还到一所会计学校学习。然而，两个月后，由于这种学习加工作的紧张生活，我的身体垮了。我放弃在学校的教学工作，从一所商业学校毕了业，但未能在银行里找到工作。在北京呆了两年半之后，我回到了天津，在一所小学当教师。 　　这时我的朋友全都受到了更进步的思想的影响。1923年，我遇到了一位著名的共产党领导人蔡和森，不久我就结识了好几个共产党朋友。在北京，女权运动——女权运动同盟会——已经开始活动，我们在天津也同样开始了这样的活动，为争取经济、政治和社会地位平等而斗争。上海、广州和其他地方都有这种运动。在1924年以前，我对这项工作很感兴趣。1924年天津成立共产主义青年团，我在第一次会议上就加入了。我们成立了宣传部，我是领导人之一。入团三个月之后，我就加入了共产党，并担任妇女书记。这时，我们正在建立国共两党联合阵线，所以我也参加了国民党。孙逸仙从广州来到华北，呼吁召开国民议会，讨论全国问题。许多组织开始声援召开这个会议。为了得到如何召开这次会议的建议，我们在北京召开了一次由来自全国各地的进步代表参加的会议。正在开会期间，孙逸仙去世了，这对我们产生了强烈影响。我是天津的代表。这时，我的一位朋友和我正出版《妇女每日新闻》，但这项事业后来失败了。 　　孙逸仙去世一个半月之后，上海爆发了五卅劳工运动。我们在天津积极地作出了响应。我们在天津有两个组织：一个组织的宗旨是“救国”。我是地方分布主席之一，一直很活跃。天津警方很注意我，并搜查了我的文件。当国民党为其第二次代表大会挑选代表时，我被选为直隶地区党代表之一。在去广州的途中，我在上海停留了十天，我在那里会见了几位女共产党员——蔡和森的妻子向警予和瞿秋白的妻子杨之华。我访问工厂，发表演讲。当局没有进行干预。 　　我1925年8月到达广州后，周恩来和我结婚。我担任广州共产党妇女部的书记，而且一直担任到1926年1月。作为参加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的代表，我当廖仲恺夫人的秘书，同她以及孙逸仙夫人合作。在这次代表大会上，我当选为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委员。 　　我在广州一直工作到1927年。国共两党分裂后，6月我逃到了汉口，在那里待了五个月。生活非常困难。我做秘密工作，随时都有被捕的危险。1927年年底，我去了上海，在那里建立了党中央委员会。我负责妇女部。1928年5月，我去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11月返回中国。回国后我一直待在上海，在党中央委员会妇女部工作，直到1932年上海战争爆发之后。这是小心谨慎的秘密工作。我每天出去，从来都不知道自己会不会被捕。警方搜查了我在外国租界的房子。第十九路军中有许多共产党人，我帮助他们工作。后来他们当中有些人和许多其他共产党人一起被捕。这时，许多好朋友都被杀害了。我们的工作在上海已不可能进行了，于是我于1932年到了江西苏区。从事这种秘密工作以及共产党人受到的镇压使我更加忠于党，自那时起，我就坚信失败是绝对不可能的。 　　 中国新女性/[美]海伦·福斯特·斯诺.—北京：中国新闻出版社，19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