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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日记七则

人民出版社

1938年4月 　　编者按：白求恩同志1938年3月底到达延安以后不久，毛泽东同志亲切地会见了他，同他进行了长时间谈话。白求恩同志在会见后写了详细的日记，全文现已失传，这里发表的是它的最后一节。 　　我在那间没有陈设的房间里和毛泽东同志对面坐着，倾听着他的从容不迫的言谈的时候，我回想到长征，想到毛泽东和朱德在那伟大的行军中怎样领着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的长途跋涉，从南方到了西北丛山里的黄土地带。由于他们当年的战略经验，使得他们今天能够以游击战来困扰日军，使侵略者的优越武器失去效力，从而挽救了中国。我现在明白为什么毛泽东那样感动每一个和他见面的人。这是一个巨人!他是我们世界上最伟大的人物之一。 　　1938年4月 　　编者按：白求恩同志到达延安后，所见所闻使他非常兴奋。他从延安的新气象中看到了一个崭新的中国。这篇日记反映了他当时的心情。 　　虽然延安是全中国最古老的城市，我立刻觉出它是管理得最好的一个城市。在汉口，我所看到的是一片混乱，和优柔寡断、昏庸无能的官僚政治的种种令人灰心的现象。而延安的行政部门却表现出有信心和有目的。我一路上在大大小小的城市里看惯了半封建社会的种种景象——肮脏的住房、污秽的街道、衣服褴褛的人们。可是在这里，在古老的建筑当中，街道是清洁的，街上一片蓬勃的气象，来来往往的人们好象都知道自己是为什么目的而奔忙。这里没有下水道，可是显然有一个有组织的处置污水的办法。 　　和中国其他的地方正相反，边区的行政当局正在推行一个全面的计划，将社会改革与组织区内的一切抗战力量的工作配合起来。这里有一个大学，吸引着来自全国各地的成千上万的学生。还有一个新成立的卫生学校，为部队培训医务人员。又有一个正在发展着的医院，医院的设备虽然简陋，这儿的政府却已经实行了人人免费医疗的制度。 　　1938年8月22日 　　编者按：这是白求恩同志在冀西巡回视察期间写的日记，字里行间洋溢着对中国人民的真挚感情。 　　这是安静的一天。只有三个手术——两个截肢手术，一个是眼部肿瘤摘出。一个截肢手术用了输血的方法。中国同志看了很惊异，一开始，我几乎在中国医生和护士当中找不到一个输血的人。后来，当我自己输了一次并让他们看到没有什么副作用的时候，我才能把他们说服。现在，这方面已没有什么困难了。 　　那个腿部切除的男孩和那个上校，恢复得都很好。我也感到十分高兴。我的一个手指得到感染——不带手套而在肮脏的伤口动手术，感染几乎是不可避免的。这是两个月来第三次感染了。这些战士是非凡的人物。他们不是什么常备军，他们不过是“穿着军装的劳动人民”罢了。八路军战士平均年龄是二十二岁。游击队员中，计多人年龄是三十岁左右。有些是三十九、四十岁。他们通常是些大个子，六尺高，强壮而黝黑，一举一动又沉着，又有明确的目的性。有一种果敢的风度。为他们服务，确实是一种幸福。在我为他们换了药之后，他们总是弯腰深深地鞠一个躬。那个男孩的父亲甚至跪在地上叩头表示对我的感谢。 　　1938年9月13日 　　编者按：这是白求恩同志在晋察冀边区松岩口写的日记。两天以后模范医院正 　　式落成。 　　我很累，可是我想我有好久没有这样快乐了。我很满足，我正在做我所要做的事情。而且请瞧瞧，我的财富包括些什么!我有重要的工作；我把每分钟的时间都占据了。这里需要我。 　　我没有钱，也不需要钱，可是我万分幸运，能够来到这些人中间，在他们中间工作。对于他们，共产主义是一种生活方式，而不是说一套或想一套。他们的共产主义是又简单，又深刻，象膝关节颤动一样的反射动作，象肺呼吸一样用不着思索，象心脏跳动一样完全出于自动。他们的仇恨是不共戴天的，他们的爱能包容全世界。 　　还说什么不懂感情的中国人!在这里我找到了最富于人性的同志们。他们遭遇过残酷，可是懂得什么是仁慈；他们尝受过苦痛，可是知道怎么笑；他们受过无穷的苦难，可是依旧保持着他们的耐性，乐观精神和静谧的智慧。我已经爱上他们了；我知道他们也爱我。 　　1938年10月18日 　　编者按：1938年10月，白求恩同志在河北省平山县附近的洪子店参加了一次当 　　地的干部会议，回来后写了这篇日记。 　　董和我离开其他代表的时候，天空的黑幕上正闪耀着无数的繁星。天气寒冷而清爽，一点声音都没有，这种深沉的寂静是中国的夜晚所特有的。在一所烧掉了的房屋的秃墙上，我们手里的电筒照出了一句用黑色的大字写的标语：“抗战是唯一的生路。”这句话把这一天充分地描写了出来。 　　1938年12月8日 　　编者按：1938年冬，白求恩同志参加了广灵—灵邱公路伏击战的医疗工作，在离火线很近的小庙里日夜抢救伤员。这篇日记是白求恩同志在战斗结束后回到杨家庄时写的。 　　董略好，可是我们所有的人都疲乏了。在过去这几个月里，伙食不能算太好。我们都有点贫血。我的耳朵一直不舒服。我的牙也不好，得治一下。我想到西安有个牙医，但是天晓得我哪一天才到得了西安附近。 　　已经把我关于战地医疗队在前线给王旅长的部队所做的工作结果的报告送给了毛泽东和聂将军。我们现在已经证明了我们的见解不错。我在曲回寺后方医院检查了所有在前线动过手术的伤员，结果我发现：七十一个动过手术的伤员里只死了一个!伤员中有三个是日本人，我们已经把他们送回了他们的防线。虽然在我们的医疗队和后方医院之间没有能换药的救护站，可是三分之一的伤员到达医院时一点感染的迹象也没有!在这儿这是一件空前的事。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但是我们还可以做得更好些。(顺便记一句，日军对我们的战士使用了催泪弹和喷嚏弹。)现在这一点是肯定了：医生在后方等待伤员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医生的工作现在是在前线。 　　重要的一点：两个同样腹部被子弹射穿的伤员得到了同样的外科治疗。一个活了，一个死了，什么原因?第一个是在受伤后八个小时动的手术，第二个——在受伤后十八个小时……生死之差就在十个小时。 　　在战斗暂时停止的时候，战地医疗队可以在后方医院工作。在伤员过多，随军的军医应付不了的时候，他们应该随时上前线。而有二百人以上参加的战斗，通常总是这种情形。 　　我们总算向前走了一段很长的路了! 　　1939年3月3日 　　编者按，这是白求恩同志在他四十九岁生日那天写的日记。头一天，他为救治伤员忙了一个晚上。第二天下午，他一觉醒来，才想起这天是他的生日。 　　今天是我四十九岁的生日。我有这个足以自豪的荣誉——在前线我是年纪最大的战士。这一天我是在床上消磨的。我是在早晨六点钟上的床，从昨天下午七点钟起我一直在动手术。在四十个重伤员中，我们做了十九个手术。我们先给伤比较轻的伤员上药，然后给那些马上需要动手术的人做手术。一共做了三个锯治头颅碎骨手术，两个截断大腿手术，两个缝合小肠穿孔手术，六、七个胳臂和腿部严重碎骨伤手术——其余的是比较小的手术。在我动手术的人中间有两个日军的伤员。以前有好几次，我们也都用我们给自己伤员的那种照顾来对待被俘的日军。在一个后方医院里，我和两个被俘的伤员一起照过像。他们写信到日本，告诉家里人我们照顾他们的情形，信中还附着那张照片。 　　我们击败了敌人。敌人在战场上遗留下了五十具尸体。我们缴获了四十支步枪。我们损失了四十个人。一条性命换一枝步枪!我们的枪就是这样得来的。 　　 纪念白求恩/人民出版社编辑.—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