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现在的位置：首页 > 边区著名国际友人 > 安娜·路易斯·斯特朗 > 全文图书 > 斯特朗文集1

第十六章 我的首次大失败

(美)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朱荣根等

各种各样的美国人在苏联重建的最初几年里来到这里。除了可能的移民之外，还有新闻记者、胡佛救济组织的官员，合法或非法来的共产党员，以及谋求特许权的推销商。对于我来说，他们都是“美国人”。我不象俄国人一贯做的那样，生硬地给他们划阶级。西雅图劳工运动的经历教育我，阶级斗争是存在的，但是我认为它是偶尔发生的，是特定条件的产物，在罢工和革命时才出现。在我看来，俄国人认为处处都有阶级斗争。他们为什么不同时看到各个阶级都有好人和坏人呢?在莫斯科，我可能比任何人都更广泛地同各种美国人打成一片。 　　在我看来，一九二三年初一个俄国共产党员对我说的话是冷嘲热讽：“你是否注意到美国救济署人员的变化?第一年是军人，第二年是商人!他们的军事间谍没办法推翻我们，因此现在他们派商业间谍来寻求特许权，以腐蚀我们。这标志着我们的前进。”当然我知道，胡佛曾用其掌握的粮食来破坏匈牙利的革命，美国继续进行粮食封锁的威胁曾迫使一九一九年暴动的德国工人屈服。但是，我是把救济署的工作人员当作个人来看待的。他们是有效率的人。在十分保守的人的领导下，他们在一个效率很低的国家做着分发粮食的艰苦工作。 　　但是，没有人否认，他们正在寻求商业机会，同时，从兑换卢布中渔利。我知道他们当中的一些人，用一个星期的工资就可以买一件钻石。他们的美元收入使他们可以乘俄国饥荒之危廉价购买大量珠宝、黄金首饰、名画和艺术珍品。他们的外交豁免权使他们能把这些东西运出国。我不赞成这些行动，但是，我不愿意用这些美国人来概括整个救济署。即使听了一个消息灵通的俄国共产党员告诉我的话，我也没有这样做。“他们正在把从我们国家掠夺的数百万元的珍宝运出去，”他说。“这些珍品的价值是否超过了救济我们的东西呢?” 　　在俄国老百姓当中，由于救济活动，美国人受到广泛的欢迎，尽管是表面的。比较单纯的俄国人甚至习惯于把所有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干涉都说成是“英国人”干的，而把所有盎格鲁撒克逊人的救济品都当作“美国人”的。这是美国人所不敢当的，因为美国和英国都在不同程度上参与了上述两种活动。共产党决定给他们的人民上一课。他们等到美国救济署的特别信使把装满珍贵礼物的特大圣诞节货物邮袋带出时，动手了。他们在边境扣留了信使，把他带回莫斯科，并且请美国救济署当着他们的面打开袋子，找出走私的出口物资。苏联报纸对发现的珠宝和艺术珍品写了详细报道。 　　美国报纸上出现了一些抗议文章。“干预我们的圣诞节礼物，”美国人这样说。多数人认为这是忌妒的官员的愚蠢行动。美国的“友谊”换取这么一点掠夺物，肯定是值得的!这不是愚蠢。用意是清楚的，既然现在救济很快即将结束，要向俄国人民表明，它披着慈善的羊皮，实际上是资本主义的豺狼。他们是这样报道的。 　　正如我们的旅馆变成美国工人和共产党同情者的天然中心一样，美国救济署在一九二三年夏季终结以前也成了来俄国做生意的美国人的天然中心。它实际上履行了旅行社、邮件收发点和非正式领事馆的职责。在那些日子里，美国人在莫斯科没有这些机构。甚至救济署的粮库也变成了美国人的食品杂货店。 　　各种美国人在俄国感到孤立，特别是新闻记者尤其如此，因为他们的工作是进行各种联系，以得到消息。他们感到要做到这一点有困难。即使是短时间的采访也难以办到。在各国首都，重要报人和高级官员都可以有私人交往，而在莫斯科却办不到。我看到，不止一个记者开始时出于对苏联人的钦佩而设法到俄国工作，最后因感到孤立而走向反对俄国的道路。共产党员不给他们时间。他们唯一能交往的是一些忧虑不满的知识分子和旧政权的残存者。这些人同他们交往，一是为了他们的钱，二是为了消遣。这种环境最终使他们失去“对革命的同情”。 　　即使对俄国情况有较深的理解，因而受到俄国人称赞的沃尔特·杜兰蒂也对我说，他不得不经常到国外去，“以进行一点有理智的谈话，否则，我无法生活下去。”我问道，“难道莫斯科没有明智的人吗?”他反驳道：“有是有，但是，他们和我交谈吗?” 　　那些希望帮助建设社会主义的美国人感到的孤立的程度不如记者严重。然而，即使我们也发现，我们的消息出自错误的来源，给我们提供消息的人被作为反对派而予以“清洗”。我们看到的反对派比实际存在的还多，因为这些人有时间同我们交谈。 　　由于各种美国人都希望接触俄国的生活，于是建立俄国—美国俱乐部的想法便产生。我几乎不知道它是怎么开始的。它是由于多种需要而产生的。我很快就成了它的主要促进者，因为其他人都很忙，而我在写作之外，还渴望做些事情。我刚刚接手，人人就开始提建议。由于我的主要兴趣是放在那些希望在社会主义建设中采用美国高效率的那些新的开拓者身上，俱乐部便首先采取了表达他们需要的形式。 　　工业界的人士说：“让我们有一个美国技术文献阅览室。一九一四年以来的文献，我们的技术图书馆一无所有。”洛谢夫说：“如果我们能有一个图书管理员，我就拿出我的价值两千美元的工程技术图书。我们将组建一个工程技术组，用我的书来教俄国年轻人。”来访的美国音乐家、医生、工程师和教育家说：“难道我们不能会见我们的俄国同行吗?”我把这些建议集中起来，到处传播。 　　我们将得到一个大的住处，美国救济署很快就要腾出来。我挑选的一处在格拉纳特尼大街上，这是一座宽敞的房子，有十个卧室，两个浴室和许多漂亮的会客室。这些房子已经按美国人居住的需要进行了改装。美国救济署同意把他们的床铺和办公室的家具捐献出来。我准备捐出从我为杂志写文章的稿酬中节省下来的两千美元，因为这样一来我可得到一个永久的住处。我们将把房子租给来访的美国人，向他们提供翻译、打字员以及莫斯科艺术博物管和名胜古迹的资料，保持他们的通讯地址，请他们回国后寄给我们技术文献。我们将举行招待会，让美国工程师会见俄国工程师，美国教师会见俄国教师。我们每月将出版新闻简报，发展两国间的关系。 　　他们真的会让我做这些事吗?我已经两、三次试图打入苏俄的生活，总是吃闭门羹。他们真能允许我开办象俱乐部这样好的事情吗?它将有助于把美国的高效率带到俄国，在加强两国关系方面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为了得到一座房屋，在莫斯科怎么才能得到应有的许可呢?看起来，谁对这事也摸不清。我不知道能够作主的“大人物”在哪里。我想到托洛茨基，便把此事告诉了他。 　　我曾经见过托洛茨基。当我作为“西雅图代表”正不知道如何使我的工作由为资本主义报刊服务转到为共产国际理论服务时，我曾拿着一个法国共产党员的介绍信见过他。象其他人一样，他首先告诉我继续为资本家写东西。他还请我给他教英语。我反过来请求他给我上“关于革命的课”。我同他进行了大约二十次英语谈话，其中大多是谈他所经历的轶事。我不晓得在这些谈话中还缺少什么。它们只是证实了我的观点：理论是无所谓的，重要的是精力充沛地干事情。 　　这样，我便带着建立俄国——美国俱乐部的问题去找他，开场就说这是为了用美国技术建设社会主义，并且把希望组织俱乐部的在苏联工业界担任负责工作的美籍俄国人的名单交给了他。“要是你说这是一件好事，我就去做，”我对他说。“要是你说这不是好事，我就放弃它。” 　　他仔细看签字人的名单。“他们都是我们自己的人，”他说。“难道你不能找一些美国商人吗?” 　　“我能找到你喜欢的任何一个美国人，”我惊奇地回答。“人们都热衷于建立一个组织。我之所以不和商人接触，是因为他们不关心社会主义建设，而且我也不相信会允许他们在这里建立什么组织。但是，我可以找到他们，今年夏季城里有许多美国商人。” 　　“去掉社会主义口号吧，”他说，“把你能找到的所有重要商人都找来。晚些时候我们再让自己人参加。我将把你的计划告诉契切林。” 　　我理解他的意思。那年夏天，英国正竭力煽动全世界对苏联的仇恨。寇松的最后通牒扬言要进行干涉。在下达最后通牒的那一天，传来了苏联驻洛桑代表沃罗夫斯基被暗杀的消息。对武装干涉的日子记忆犹新的莫斯科工人涌向红场，示威游行。莫斯科的气氛仍然紧张。与英国的谈判仍在继续。与此同时，在莫斯科有许多美国商人，甚至还有一些美国参议员，如拉福莱特、布鲁克哈特等等。他们来调查了解贸易关系。 　　如果美国著名商人现在申请在莫斯科组建一个俄国—美国俱乐部，那该多好!噢，对了，我知道了!我应邀参与一个国际政治大讹诈。利用这个机会，可以给伦敦拍一份绝妙的电报。这一点我可以做到，美国人易于合作。即使把情况全部告诉他们，只要不花费他们的钱，不使他们承担什么义务，他们都会笑着答应去做，只要是吓唬英国人，就行。是的，我们的俱乐部是非政治性的，“旨在促进俄国人和美国人之间的技术、文化和社会关系。”他们都会参加的。我甚至没有想到我正在放弃我早些时候的计划。其余的人将晚些时候参加。大家都是朝一个方向走。由于“有事可做”，我高兴得什么也不去想了。我那种美国人对有效率的渴望得到了满足。 　　大约在十天之内，我使在莫斯科的十分之九的美国人都报了名，成了俱乐部成员。沃尔特·杜兰蒂变成了组织的创始人，并且吸收了其他一些记者。辛克莱石油公司的坦普尔顿鼓吹交一百美元的特殊成员，并表示第一批申请加入。来访的一个纽约商会主席对此表示支持，美国参议员作为“名誉成员”签了名，就是说，他们是我们的通讯成员。我们的执行委员会包括杜兰蒂、坦普尔顿、在俄国宗教界很活跃的美国卫理公会的赫克、一位美籍俄国共产党工程师和我自己。这正是我们美国人喜欢说的。“各方人士。”这在今天的莫斯科听起来是多么令人难以置信啊!然而，在新经济政策时期，这却是很平常的。 　　过了十天，开始了我有生以来的最可怕的夏季!开始“仅仅是手续”问题。我们必须有一个许可证和房屋。托洛茨基到南方休假去了。契切林把这件事交给努奥捷瓦去办，他使我天天到外交部找他。我必须遵照苏联的法律惯例重写章程；其次，我必须把它译成俄文；第三，必须由官方盖章证明译文准确。第四，要我送去三份剧本。我做得愈多，看来愈使努奥捷瓦恼火。他是有意拖延我。 　　办了两周的“手续”之后，我对努奥捷瓦说：“当我使你满意时，我可从你那里得到什么?一张许可证，还是一座房子?” 　　“噢，不，不能得到什么，”他说，“许可证要由内政部发给。房子由莫斯科房产部门给你们。我们只是把你们的请求转达给这些部门，以表明我们没有反对意见。” 　　“我自己来办吧，免得你麻烦，”我说。我逼着努奥捷瓦给我开了一张去莫斯科房产部门的条子，并且对他说，我们的俄国—美国俱乐部正在组建中，想要美国救济署的一座房子。拿着这张条子，我闯进了房产部门，并且得到了一张许可证：“一俟美国救济署腾出来，”我们就可以搬进格拉纳特尼大街的那座房子。再过五天，我们将搬进我们的房子了。 　　我从来也说不准是怎么开始出现反对意见的，看起来，可能是外国救济组织协调委员会来了一个不好对付的人而开始的。他曾答应把格拉纳特尼大街的房子给联合分配委员会。我直接从房产部门得到这座房子，他被激怒了。“我要把房子弄回来，”他威胁道。我不知道他如何办到这一点。 　　但是，代替努奥捷瓦“等等瞧”的，是一股积极反对的势力，他们开始通过各种渠道散布反对意见，对这些渠道，我无能为力。有顾虑的房产部门取消了房子许可证，并且严肃地告诉我，我们的组织不合法，要房子是借口。我已难以见到努奥捷瓦了。当我千方百计找到他时，他说他尽了最大努力。是不是他帮助内政部拖延呢?我问他在内政部找什么人，他愤怒地走开了。我不理解外交部的语言。我去内政部，找到了给俱乐部发执照的委员会，我问他们：努奥捷瓦转来的俄国—美国俱乐部章程处理得如何了。 　　“努奥捷瓦”，他们说。“谁是努奥捷瓦?”我向他们解释了我们的俱乐部，他们说这是一个好主意，他们将会立即办理。自此以后，便难以见到他们了。 　　联合分配委员会搬进了格拉纳特尼大街的那座房子。那位为他们搞到房子的人得到了一辆汽车作为礼物，是通过他的组织以正当的方式送给他的。但是，我还没有绝望。一九二三年夏天在莫斯科将举办农业展览会。他们希望有外国参观者。但是在全俄国没有旅游局，没有提供翻译的单位，甚至也没有关于博物馆、美术馆、领事馆或者名胜古迹的资料。我汇集了这些材料，把它们油印出来，并且列举了一些能胜任的翻译人员。如果我们能够有一个合法的章程，即使没有房子，我们也能开办。我请求农业展览会让出一个角落，以便我们向来访的美国人提供这些服务。他们向外交部提出这样的要求。 　　我来回地跑，过了一天又一天。我对外交部说了十几次：“也许你们反对我们的组织，希望它改变。”“不，不，”他们说，“要耐心。你们将得到你们的章程。”在内政部，他们告诉我十多次，某人在休假，委员会还没有开会。是我真的不太耐心吗?或者是某人在说谎?我难以说清楚。 　　接着，苏联政府为美国救济署举行了饯行招待会。我们美国人很少见到的要人出席了招待会。最主要的领导人是加米涅夫①，他任莫斯科市长并兼任其他高级职务。人们对他说：“俄国—美国俱乐部未能开张，太遗憾了，如果有了这个俱乐部，我们便能够有更多的会见苏联官员的机会。”我也请求约见加米涅夫，以便把这一情况告诉他。……他说：“好的，来吧，他们所希望的是什么?” 　　在一个小时的会见中，我向他讲了全部情况。我说：“请告诉我，是不是要继续下去，如果你说要坚持干下去，我希望得到你的帮助。” 　　“坚持下去”，他说。“这是一个好主意。你需要什么呢?一座房子?我和房产部门说一下。”他当着我的面给他们挂了电话。”一个章程?我告诉内政部，你下周便可拿到。” 　　“是保留这些商人呢，还是回到原先的想法?”我步步紧逼。“保留这些商人，”他回答道。“我告诉内政部检查一下你们名单中的不合格的人。”美国参议员竟填写了有关党员的调查表，对此，我们不禁都大笑了起来。他微笑着送别我时，又说“坚持下去”。 　　在他的支持下，我又坚持了一个月，但是从此我再也见不到加米涅夫或者莫斯科房产部门的领导人，再也见不到颁发俱乐部许可证的委员会的人或者外交部任何人了。我在莫斯科的一些机关成了被人讨厌的人。公务人员对我很粗鲁，我请求要见的人都在“开会”。然而，我仍然坚持我认为托洛茨基和加米涅夫准许办的事。辛克莱石油公司的坦普尔顿先生在美国旅行三个月后回来对我说：“我走之前，要把那一百美元为你留在外交部。他们不接受。他们说：‘那俱乐部办不成，并且永远办不成。’” 　　我在住在莫斯科的美国人当中掀起了一场风暴。终于，他们把我召到了外交部。罗斯坦给了我致命的打击。“请放弃俄国—美国俱乐部吧，我们不希望开办这种俱乐部。” 　　“谢谢你这样告诉我，”我说，“但是为什么不早点说呢?你知道不知道整个夏天我白白失掉了多少时光的信念?你知道吗，我再也不相信任何一个苏联官员了?他们为什么都要我坚持下去?他们都在撒谎。” 　　“没有人想到你对这件事会那么卖力。”他和蔼地回答，“他们可能认为你自己会放弃它的。” 　　“如果他们曾给我机会在这个国家办什么事，”我气忿地嚷了起来，“如果他们要我坚持下去，别想让我放弃它。”我在离开外交部时，除了罗斯坦，我愤恨所有的人。“可诅咒的亚洲人!他们是客气多变的撒谎者，他们从来不直率地告诉你他们想干什么。”我没有考虑到外交部的困境。我没有分析我过去一直在塞给他们的不适宜的东西，也没有分析拒绝一个有参议员参加的俱乐部的微妙含义。我只是从我的“乱世创世者”滑向另一个极端。 　　我宁愿再得一次斑疹伤寒，也不愿过那个夏天。它比我失去“我的美国”时还糟糕。过去我主办一件事，还从未失败过。这是彻底的惨败，它在我灵魂深处留下了毁灭的痕迹，永远不会完全忘记它。自此以后，我再也没能以美国人的那种快乐劲头冒失地走进苏联的机关。过去我曾相信，友谊和效率会使人们听取我的意见呢。 　　那年初夏我见到鲍罗廷时，我向他谈了此事。他用两分法哲学来安慰我。“办俱乐部是个好主意，你抓得好。你卖劲地去做了。俱乐部是需要的，有些想法会成功的。但不是现在，可能步子走得太快了，可能形式要改变一下。至于谈到你自己，我现在刚知道你完全灰心了。当你再灰心二十次时，你就适宜于生活在苏俄了。” 　　“我适合去死，”我大声喊了起来。 　　俄国—美国俱乐部有两个续篇。第一个续篇是，大约一年之后，在莫斯科建立了对外文化关系委员会，沃尔特·杜兰蒂对我说：“你是否看到了那个阐明宗旨的声明?它同我们的俄国—美国俱乐部一样!我们都注意到了这一点。”是的，成段成段的文字都取自我散发过的那个阐明宗旨的声明。 　　“如果我们办，它的效率会更高，”杜兰蒂安慰说，“但是，他们必须按他们的方式去搞。” 　　我同意杜兰蒂的意见。不过，我仍然去问，我能为这个新组织做些什么。我打算不久到美国巡迴演讲。在美国，我有广泛的联系，我认识许多到过苏俄的人，他们都希望同俄国建立技术和文化关系。俄国人喜欢我组织一个美国分会吗? 　　一个助手看上去有些为难。“请给我一些介绍信，”他鼓起勇气说，“我想亲自到美国去一趟。” 　　我微笑着答应了，并且给了他一些介绍信。我内心里暗暗讥笑他。我想，拒绝我的不是革命，而是那个想到美国旅行的人。对此，我倒也不介意。 　　然而，我毕竟耿耿于怀。第二个续篇是一年之后出现的。我对一个来访的外国共产党员——他大概是德国人吧——全部讲了关于筹备俄国—美国俱乐部的经过以及其他想打入苏联生活的徒劳努力。我谈这些事情时，心里仍然愤愤不平。我吃惊地看到，我所谈的事情倒使那位德国同志很开心。他的双眼里闪着快乐的亮光。 　　“我一直非常担心，”他说，“大街上有那么多的私人买卖，那些有特权的外国人都大摇大摆地出入旅馆。这么多奇怪的力量包围着我们。真不知道他们会发展到何等地步。不过，你已经回答了我的怀疑!真的，完全回答了!你向我表明，除非我们的党着手干某件事，否则，任何人都无能为力。即使有你这么能干的人和托洛茨基的支持，也不行。” 　　“这是不幸的事，没有什么值得骄傲的，”我被他的话所激怒，大嚷了起来，“这是在阻止好的意见。这个国家是那么不讲效率，人们有劲儿，也使不出来啊!”然而，他的话在我脑海里回荡，使我反复思考。 　　“也许这是一个好意见，”他承认。“或许也有它的危险性呢。我承认，这个国家的效率不很高，但是在阻挡外来者的影响方面，它是有效率的。这一点对我来说足够了。” 　　在以后的那些年代里，我也曾想过一些危险性。当我看到各种各样的美国人来到莫斯科时，我曾想象到这种情况：我主持一个俱乐部，在那里，通宵饮酒作乐和女人乱搞，或者坐在桌旁对苏联冷嘲热讽。这怎么行!我曾经好几次开始觉得我最好不管这种事，但是，我还没有承认这一点。 　　“他们还是做了，”我断定说。“如果我们满怀美国人的热情去做，现在我们也可能被承认了。最后阻止我的难道是负责人的决定吗?其实，那是一个想去美国旅行的人干的!” 　　“关于承认的事，别太天真了，”德国同志回答道。“光有一些作为名誉成员的参议员，是不行的。毫无疑问，那个人是尽力使自己得到一个好的旅行机会。但是，他们知道他是执行命令的人。他一直是这样，不仅仅是为了一次旅行。” 　　对此有什么答案吗?没有，没有什么答案。我是一个为资本主义报刊写稿的人，是一个局外人。内幕情况，我是不得而知的。…… 　　只有过了十一年，在为写本书回顾往事时，根据我现在对苏联组织的了解，我才认识到是我自己扼杀了我自己和许多好同志衷心希望建立的俄国—美国俱乐部。我仅仅找到了一个领导人，说：“请你决定它的存亡。”在我对阶级划分无知的情况下去，我甚至没有注意到我自己意图的变化，从一个微小但正在发展的现实转到一个不现实的国际政治讹诈，这个政治讹诈又与苏联生活不能接受的一伙投机家纠缠在一起。那个较早的想法符合正从事工作的人们的需要，因此，一年之后它又冒了出来。 　　① 加米涅夫于1934年被定为组织谋杀基洛夫的一个反革命集团的首领。——原注 　　 斯特朗文集（1）/（美）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著；朱荣根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8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