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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三章 布尔什维克的第一个春天

（美）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朱荣根等

苏联仅在一年中获得了一次大丰收，便进入了世界强国的行列。一九二九年，人们普遍认为，苏联仍是一个落后无能的国家，正在进行一种空想试验。由于一九三〇年获得了大丰收，它一下子成为世界市场上令人畏惧的贸易大国。一场难以置信的动乱一下子变成了一支征服世界的惊人力量。 　　农业上的革命带来了这种难以置信的变化。从一九二九年秋至一九三〇年秋收，占地球六分之一的国度好象发生了一次地震似的。我曾经听到了伏尔加河两岸的农民的抱怨声；我曾经目睹被压迫的中亚细亚人民经过浴血奋斗建立起来的新政权。现在，我看到这些地方被淹没在更大的斗争中：农业集体化的风暴。 　　一九二九年秋，我再次来到伏尔加河畔。在开往萨拉托夫的火车上，还有几十个“粮食中心”的小伙子，他们被派到农村去预售拖拉机，一旦成交，他们就能得到农民预付的粮食，“所有的农民都参加了集体农庄，”他们对我说。“所以他们都需要新机器。” 　　早在三年前，我对类似约翰·里德公社那样的少数分散的公社略有所闻，大多数公社已经陷入困境和消亡。一些最强大的公社生存下来，成为农民的灯塔。我还注意到一些分散的农村“劳动组合”——十几个或更多的农民把他们的土地、牛马和农具集中起来，组成更强大的农业生产力。这两种农业集体生产的形式都得到政府贷款的扶持。他们得到了第一批农业机械后，扩大了集体生产。尽管我看到了这些农业劳动形式，但是我对我今天在农村看到的这股风暴仍是没有思想准备的。 　　阿特卡斯克县集体农庄联合会主席——过去还没有过这样的组织——在我眼前挥动着一大堆电报说：“十一月二十日，我们县的农业集体化达到了百分之五十；十二月一日达到了百分之六十五。今天，十二月五日，电报还源源不断地飞来。到十二月十日，毫无疑问，它将达到百分之八十。” 　　巨大的热情和极大的不安震撼了这个国家。在巴兰达镇，一千匹马同时耕地。一位老农跑到一位新闻摄影记者面前说：“请给我和这群马照张像。现在我死也瞑目了!我从来没有想到能看到这一天。”有一天，一个村庄决定成立一个联合农庄；一周之后，它联合了五个村庄；第二个星期联合到十三个村庄。 　　一年以前，他们既疑虑又明智地讨论过办集体农庄的事，估计了可耕面积的收益和每公顷的粮食产量，还讨论了向国家贷款购买拖拉机的可能性。而现在，农村似乎都发疯了。人们说话的口气就象打仗的士兵一样：“如果有人挨饿，咱们大家都一起挨饿。如果某人有毡靴，让大家一起穿。让我们在沃尔斯克至阿斯特拉罕①的整个状尔加地区建设一个大农场吧。” 　　城市组织者参加了这些讨论会。不懂农业、但有组织能力的人也来参加了。头脑冷静的农业专家有时也会被这场风暴吹得不知所措，但还是努力提出建议，加以引导。一个农场应该有多大?一千匹马同时在一块田里耕地，恐怕太多了吧?后来莫斯科严厉谴责了那种“喜大症”。可是眼下，头脑发热的热情者称这些小心谨慎的人为老古板；他们还是幸运的，因为他们没有被指控为反革命分子。雇农和年轻的农民紧跟着这些青年热情者；妇女们都畏缩了，她们害怕落得家畜那样的命运。稳重的老农民既有家小，又有相当数量的农具，他们半信半疑。他们获得了丰收，本想通过艰苦的劳动超过他们的邻村农民，但是农业集体化的浪潮也把他们卷了进来。 　　比较富裕的农民——富农——长期向贫农出租土地，或出租奶酪机、脱粒机和其它机器，他们总是设法逃避革命的土地法，所以他们激烈地反对这场运动。他们甚至铤而走险，杀人放火。奥尔基纳村刚刚结束对富农的审判。那个村庄的十二个富农密谋杀害了本村的党支部书记。当证人讲到库德拉谢夫同志时，热泪盈眶……“他为我们组织新生活，工作有多辛苦!”也许，这是他们第一次真心赞扬他!附近村庄纷纷通过决议，要求处决凶手。为了表示对库德拉谢夫的敬意，成千上万的农民加入了集体农庄。农业集体化的浪潮越来越高涨了。 　　阿特卡斯克县有五个教堂，其中一个教堂最近被改为学校。现在又需要把教堂改为关押富农的监狱；原有的监狱已关不下所有被捕的人。……在一次农民会议上，一个白发苍苍的妇女站起来说：“过去，在我们的土地上曾有妖魔鬼怪。而现在，苏维埃政权已把他们全部打入地狱了。现在没有什么妖魔鬼怪了，甚至连上帝都不存在了。所以我摘下了圣像，挂上了列宁像。” 　　在这次农业集体化的浪潮中，共产党员在指导、操纵和组建集体农庄。五年计划既要加速实现工业化，也要求开始制造农业机械。他们决心通过组织工作和机械化使地球上最落后的一亿五千万农民很快进入比美国更先进的农业现代化行列。他们的农业计划是废除所有制的旧界限，只有这样利用土地，才能最有效地发挥农业机械的作用。 　　农民本身也不复存在了。新兴的大农庄必然取代黑暗的、文盲的农村，它是建立在劳动分工与机械化的基础上。实现这种变化，不能采用资本主义国家的农业工业化办法：土地由聪明能干的人耕种，农业工人逐渐痛苦地转变为城市的失业者。苏联必须实行新兴农业企业的公有制，在产量增加的基础上，共同安排更富裕的生活，这样才能把城市的优越性带给农村，最终消灭城乡之间长期存在的对立——历史上由来已久的“土地问题”。 　　现在，这个问题必须马上加以解决。苏联的中世纪耕种方法已经阻碍城市的发展。五年计划的第一年已经吸收了千百万农业工人参加大型建设工程，而且人们对农产品的要求也提高了。富农们竭力想垄断本地的粮食供应市场。富农的耕种设备往往要比别人的先进。他们想赢利，但是他们从增产中获得的利润远远不如通过购买别人的粮食而获得的利益。往好处说，他们把土地分散地掌握在私人手中，使农业机械化不能很快实现；往坏处说，他们在猖狂地破坏农业，因为他们不是鼓励当地农民进行有效的生产，而是抬高粮价。 　　贫农和雇农组成的小集体农庄对政府非常忠诚，因为政府向他们提供了机械和贷款。中农自己拥有生产工具，但不剥削别人，他们多年来一直动摇不定。他们希望富裕起来，但不知道走哪条路较好：是压榨贫农，积累财富，慢慢变成富农好呢，还是加入由政府提供贷款和农机的新生集体农庄为好? 　　现在，根据五年计划建设起来的新工厂为国家生产了更多的机器，中农最后看到了他们的出路。广大农民向往拖拉机，羡慕得到国家补助的雇农取得的成功，又对政府向富农征收的较高税金感到担忧，所以世世代代安于现状的农民如今突然象雪崩似地整村、整乡、整个县、整个区都加入了集体农庄。这就导致了一场可怕的冲突，引起的社会动荡不亚于一九一七的十月革命，而这是那场革命的必然结果。 　　这次农业集体化的地震不仅动摇了古老的亚洲村庄的经济基础，而且也动摇了古老的家长制。我在布明娜的陪同下访问了一个村庄。她原是一位农民的妻子，由于不堪忍受公婆的压迫而离开了她的丈夫。现在，她是一位精明能干的组织者，在短短的几年里，她被提升到阿特卡斯克县第三把手。我们访问了一个落后的村庄，村里的一些年轻人组织起来的一个集体农庄，因遭到村里长辈们的反对而被解散了。布明娜在全村大会上宣讲了儿媳的权利。儿媳们同高效率的农业生产有什么关系呢?当我看到她们是怎样聚集在布明娜的周围时，我就明白了。家长制家庭的儿子们通过他们的妻子感受到“老头子们”的严格管制。新型的农业生产使她们获得了自由。布明娜凭此唤醒妇女，教她们如何组织起来。 　　在那些处于发展后期的村庄里，人们在谈到效率问题时说：“贫农的小劳动组合使我们免遭饥饿，但是我们还没有足够的农具。如果全村的农具都集中在一起，我们便可以抛弃所有的木犁，让三匹马拉一把最好的犁耕地，这样就可以耕得更深更快。我们耕地不分地界，一直朝着地平线耕去；这样的农业生产方式是过去从来没有过的!” 　　富农和神父们企图利用两性关系和恐惧心理给农业集体化蒙上一层阴影。在每个村子里，都流传着各种各样的谣言：新建集体农庄的所有男男女女都被迫合盖一条大毯子睡觉。还谣传婴儿、马和犁都将“社会化”。这使妇女们忧心忡忡。我听到一个声音沙哑的年轻人嘲笑一群妇女：“难道婴儿是生产资料吗?谁要你们的孩子?” 　　一位妇女反驳说：“我不识字，我怎么能知道神父讲的是真话还是假话呢?我的父亲是个有文化的人；他既不怕神父，也不怕魔鬼。所以我的孩子们也将如此。但是，我们是愚昧无知的文盲，怎能不信上帝和所有这些谣言呢?”另一位妇女说：“两个月前，我还分不清字母和数字。可是现在，我认识了字母和数字。我们还能学更多的东西。我们已经学会了小农庄生产，还可以学习大农庄生产。有人说，在其它地方，人们把几百头牛关在一个大牛棚里饲养，但是他们并不缺牛奶。” 　　少数集体农庄已经进入更高级的发展阶段。在巴兰达地区，过去曾拥有几百公顷土地的富农与一直为地主干活的贫农之间的阶级矛盾非常尖锐，群众大会纷纷要求“清除”那些已经加入集体农庄的富农。他们甚至还说，要把富农清除出村。“我们留着这些剥削者有什么用呢?他们到处散布谣言，还放火烧毁我们的粮仓和干草堆。” 　　在我离开农庄的时候，我问萨拉托夫的一位组织者：“关于这些事，莫斯科有什么指示?”他匆忙而又自豪地回答说：“我们不能等候莫斯科的指示。莫斯科是根据我们的所作所为来制定计划的。”但是，在我回到莫斯科后，外国记者都把它称为“来自莫斯科的命令”和“斯大林的反农民战争”。 　　莫斯科正在加紧制定计划，这与从伏尔加河下游、中游、高加索和乌克兰等地源源传来的消息是有联系的。莫斯科正在调整其宏大的五年计划以适应农民的这些活动。该计划要求到一九三三年全国有百分之二十的可耕土地实现农业集体化和机械化。今年秋天的这场风暴使百分之六十的可耕土地仅仅在一个冬天的时间里就实现了农业集体化。虽然报纸公布的第一批数字表明集体化的实际播种面积只有百分之三十，但是对此仍然没有准备充分的农业机械。 　　莫斯科把原棉进口缩减到最低限度，这使苏联人民注定要多穿几年旧衣眼。莫斯科取消了从巴西进口廉价咖啡的合同，并视巴西为敌。莫斯科增加了农业机械和拖拉机的进口量，并与亨利·福特建立了友好关系。哈尔科夫市决定建造一座“计划外”的大拖拉机厂，因而面临着原材料、资金和劳力方面的巨大困难，所有这些都是由国家统一分配的。哈尔科夫发动全市人民在假日参加拖拉机厂的义务劳动。 　　正如萨拉托夫的那位人士自豪地说的那样，斯大林正在根据农民掀起的这场大风暴来制定计划。党的总路线正在加以调整，把广大群众的这种新意志包括进去。全国人民是根据党的路线了解政策的，党的路线凌驾于政府和工人之上，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斯大林在马克思主义农业专家会议上发表了著名的讲话：现在不仅是“限制”富农，而且是“消灭作为一个阶级的富农”的时候了。集体农庄在国家的机械和贷款的支持下，即使没有个体剥削者的帮助②，也能养活这个国家。世界报刊都报道了斯大林下令取消富农的消息。其实，斯大林只不过是分析和批准了雇农已经本能地在做的事情。 　　象莫斯科，象斯大林，象其他大小要人，象响应党的号召帮助农民组织的二万五千名工人一样，我也根据农民所做的工作开始拟定计划了。甚至影响很大的《真理报》也想刊登一些有关我在伏尔加河下游的见闻文章。这场农业集体化的风暴使报纸感到记者不够了。国家出版局请我写一本关于我的所见所闻的小册子，共印刷二十五万册。我是从生产效率的角度来评价新农庄的，并介绍了巴兰达区的农民把“异己分子”从他们的农庄中清除出去的政策界限。从敖德萨到堪察加半岛，都在销售这些小册子，我还在新开辟的土耳其斯坦—西伯利亚铁路的书摊上看到了这些小册子。在这本小册子出版后，我以前的著作就显得失色了。当我可以向二十五万农民提供他们用于改造生活的信息时，我为什么还要为二千美国读者写书呢?他们的思想随着每部新书的出版而发生变化。 　　接着，我到敖德萨区去参观舍甫琴柯拖拉机站，这是为使农民的耕种合理化而进行的十几次努力中的最好方法。拖拉机站开办了一家中央机械商店，有两百台拖拉机和所有必要的辅助零件，为十五万公顷土地上的农民服务。拖拉机站还有一所培训乡村拖拉机手的学校。它还出租农业机械，收取百分之一的收成作为租金，并要求那些希望采用轮作的农民向拖拉机站的专家们请教。农民仍然生活在他们熟知的古老村庄里。然而，他们的田地则与别人的田地交错在一起，一直伸向遥远的地平线，进入大工厂似的流水线，但生产出来的不是布匹和钢铁，而是粮食。贷款、流动图书馆、卫生知识展览、葡萄藤、牛、猪、果园都是通过舍甫琴柯拖拉机站进入这些中世纪式的农庄的。一九二九年十二月，整个苏联只有一个这样的拖拉机站；到一九三四年，全国共有三千五百个拖拉机站，为苏联三分之二的农业地区服务。 　　国家出版局也想出版一本关于这个拖拉机站的小册子，所以我开始为苏联出版单位写更多的书。有一段插曲使我对我的美国编辑大失所望。一年多来，莫斯科似乎对我有些疑心。后来，为从事经济研究而阅读英文报纸的蒂维尔坦率地对我说，我被当成了托派分子。我思索了一下回答说：“不对，我很难认为我是托派分子。我几乎忘记了托洛茨基。我从不明白他为什么被开除出党。在那些理论中，我看不出有什么不同之处。每个人都希望建设他的国家，对不对?大家都要搞世界革命。在我看来，只是侧重点不同罢了。但是，我在西雅图的劳工运动中，汲取了许多经验，所以我不会由于一个工人运动开除了一位我喜欢的候选人而去反对它。” 　　蒂维尔露出了不满的表情。“那么你发表在XX报纸上的那篇文章又是怎么回事呢?”他直截了当地问。 　　我感到迷惑不解。他提醒我说，一九二七年初，我在纽约的一家报纸上曾发表过一篇把斯大林同托洛茨基作比较的文章，那时托洛茨基仍是苏共中央委员会委员，但已遭到猛烈的攻击。我写完那篇文章后就到中故去了，后来我没有看到那篇文章的发表。中国革命的雷声早就淹没了我对那篇文章的记忆。 　　我一边回忆一边说：“那篇文章不会有错的地方。那不是讨论他们的观点，而是描写他们的个性。有些共产党员读后认为那是一篇好文章。” 　　“不可能，”蒂维尔说。我们两人各持己见，互不相让。“让我们看看文章内容吧，”我说。 　　我们一起找到了那篇文章，刊登在两年前的一张报纸上。在我署名的文章中，加了两段对俄国共产党人不礼貌的话。我的文章有一段话谈到了斯大林的组织工作。“在斯大林的领导下，这个国家的工作效率正在日益捉高”这句话被删掉了。这些改动使文章的语气变成了讥讽苏联和赞扬托洛茨基了。 　　我记得，我还特意给那位主编写了一封信：“你请我写一个非常微妙的问题，这关系到我的政治准确性和判断公正性的声誉。因此，我坚决要求：如果你一定要修改，那么你至少不能增添内容；如果你要删节的话，决不要删掉对比的一方。” 　　当我把此事讲给蒂维尔听时，他越听越生气。“那个人毁了你的声誉，”他说。“你不能写信要求撤消那篇文章吗?”我苦笑了一下，我比他更了解资本主义新闻界。我说：“他们甚至不会理解我的要求。对他们来说，关于政治准确性的声誉只不过是一种赚钱的手段。而我在布尔什维克心目中的声誉对他们来说，就更无所谓了。” 　　我与蒂维尔的谈话使我受到了启发。我说：“你知道我曾经给托洛茨基上过英语课，而他则给我讲讲政治。他主要是给我讲了一些轶事。不过，这个主意并不坏。尽管我在这个国家居住了八年，但我还是一个不懂事的人。没有人有时间向我解释，凡是了解情况的人又都很忙。难道你不能帮我找一位消息灵通人士，我教他英语，他给我解答我所遇到的问题吗?这样我会见了最近刚从乌克兰来莫斯科的经济学家佩尔奇克，他在就任新职以前，有点时间学习英语。他帮助我了解了农村地区和一九三〇年头几个月所面临的困难。 　　我在伏尔加看到的这场农业集体化的秋季风暴，很快就发展为一月雪暴。荒唐的谣言潮水般地拥入莫斯科，就象在农村流传的谣言一样多。最有趣的传说是关于一个富农的妻子，当她的丈夫被关进监狱时，她用最后一卢布买了老鼠药，毒死了她本人和她的七个、十个或十三个孩子。可靠消息说富农的房顶被扒掉了，受难者在混乱中被流放了。这似乎是不必要的混乱和残暴。这就是私刑呀!难道富农就没有人权了吗? 　　当我随便表达我的看法时，佩尔奇克说：“我认为，最使你不安的不是野蛮行为，而是无政府状态……”他说对了；他很快就分析了我不了解的事情。他接着说：“的确存在着许多无政府状态，这是我们共产党人必须做自我批评的。它是党内分歧造成的。斯大林已经阐明了党的政策——消灭作为一个阶级的富农——但是党内和政府里的右派分子竭力抵制这一政策的实施，因而迟迟不能形成准确的法律。在没有法律指导的情况下，我们地方同志中的一些左派分子按照他们自己和雇农认为正确的原则去做，因而造成了无政府状态。我们希望政府尽快颁布法令；这样，社会秩序将会好转。”佩尔奇克多么聪明啊!而我却本能地同情右派分子，希望事情发展得慢一些，在我看来，这样就能更有利于社会秩序。现在我明白了，他们拒绝对受压迫的群众表达的革命愿望作出反应，实际上引起了无政府主义。我也第一次明白共产党为什么坚决要求加强党内团结——“百分之百”的团结。因为最高领导层的分裂意味着国家的混乱。 　　第一批法令是二月五日颁发的，明文规定，流放富农的做法只能在“集体化得到巩固”的区实施，必须由当地农民大会通过，经州政府批准。滥用职权的行为一下子就减少了。但是地方上仍然有许多过火的行为。组织者用威胁的手段强迫农民参加集体农庄；他们把鸡、羊、内衣和饭菜全都实行“共产”。当地富农火上加油，煽动农民杀掉和吃光他们的牲畜，“光着屁股参加集体农庄”，因为今后在农庄里人人平等了。斯大林为什么不采取行动?驻莫斯科的外国人从这种局势中认为布尔什维克有一种喜欢动乱的奇怪癖好。 　　佩尔奇克说：“在集体农庄的种籽还没有存入集体仓库和安全播种之前，我们不能攻击我们的地方同志。否则，可能出现普遍的饥荒……”我完全不理解他说的话。难道种籽不在村里吗?种籽落到谁的手里又有什么关系呢?不管个体或集体，不都会播种吗?然而，美国人对待公共财产的态度使我认识到：刚刚摆脱中世纪状态的农民可能会偷卖自己的种籽，”“因为种籽是属于集体的，”农民希望国家来照顾他们的生活，而并未意识到他们自己就是国家。在动乱的一九三〇年春天，如果不是严格控制种籽的话，就可能发生饥荒，使这个国家毁于一旦，而苏维埃政权也会在饥荒中垮台。 　　二月底，当种籽存入集体粮仓时，斯大林发表了著名的讲话：《胜利冲昏头脑》。他说，农业集体化的迅速发展冲昏了“某些同志的头脑”。他提醒共产党员和农民：加入集体农庄必须是完全自愿的，现阶段所提倡的集体农庄的“劳动组合”形式只把马匹、土地等生产资料收归公有；但是，牛、羊、鸡等家畜则仍归个人所有。 　　这个讲话印成小册子后，一下子卖出了几百万份。农民赶到城里花十五卢布买本小册子，这样他们就可以在当地组织者面前挥动这本被当做自由宪章的小册子了。几个星期来，斯大林成为千百万农民的个人英雄——支持他们反对地方共产党员的英雄。斯大林立即制止这种英雄崇拜。他发表了《答集体农庄庄员同志们》一文，他说：“有些人以为是斯大林个人的创举。我们中央委员会所以存在，并不是为了让什么人在这种事情上表现个人的创举。这是中央委员会所采取的深入探查的办法。” 　　经过几个星期的播种之后，中央委员会继续组织集体化运动，这场风暴是由于饥饿的雇农和贫农希望尽快过上好日子而引起的。这是一股强大的旋风，可以使世界上的任何一个政府感到紧张。在所有驻莫斯科的外国大使馆里，在所有同苏联毗连的国家里，人们象猎鹰一样注视着这场农业革命，猜测它将如何收场。在春天的时候，我到美国驻里加领事馆去更换护照，发现他们整天都在研究十几种苏联报刊关于农业集体化的详细报道。他们向华盛顿发出了几千页的报告。外国人普遍预料苏联将发生饥荒而垮台。据说在与苏联接壤的边境上，不只一个邻国作好了武装进军的准备。 　　三月底，我南下去迎接春天。从莫斯科出发，经过二十四小时的旅行，我在通往斯大林格勒沿线上看到了春天的景象。午夜，我在阿列克西科沃站下车，等凌晨三点才开车。在车站候车时，我听到了许多吓人的传说。二十个农民围着我，向我诉苦。“有一个土匪混进了党内，并统治着我们的村庄。”……“斯大林说集体农庄是自愿参加的，但他们却不肯归还我们的牛。”第二天上午，我坐在菲洛诺沃镇的镇长办公室里，听到了人们从早到晚向一位疲惫不堪的秘书诉苦。“镇长不在”，他对我说。“他下乡去了，昨晚那个村的富农放火烧掉了一个马棚，里面有二十七匹马，这是集体农庄用来进行春耕的马。” 　　在一系列的压力下——神父的攻击、富农的捣乱、本地干部的愚蠢、中世纪俄国的无知和无能，集体农庄眼看要土崩瓦解。农民们参加集体农庄后又很快退出，以致人们不知道集体农庄明天是否还有土地或马匹。当我向佩尔奇克提到我所看到的种种困难时，他说，我发现的困难还不到一半，不成熟的组织者伤害了农民的感情，土匪混进了政权机关，并利用新法律进行个人报复，到处是无政府状态。 　　他说：“我们就象一个踩着雪橇站在陡坡上的人一样。我们加速度往下滑，非常可怕，并且越来越快。我们既不能停止，也无法控制速度或距离。我们只能引导跳跃，恰当地着陆。……我们必须成功，否则，一切都完了……”然后，他又慢吞吞地补充说：“但是我们是共产党人。”我突然想起了苏尼娅。几年前，苏尼娅在面临内战和饥荒时说：“世上没有办不到的事。” 　　我坐火车一到内地，就觉得混乱消失了。后来，我才明白为什么所有沿铁路线旅行的记者判断错了。苏联的所有麻烦都传到铁路沿线，所有的抱怨者都要求城镇中心予以调整。远离铁路的地方，人们正在取得成功；他们象约翰·里德公社那样，正在拼命耕种，为的是在大地上建立自己的乐园。他们没有时间到铁路沿线去，甚至没有时间去议论。混乱让位于大规模的、有组织的播种。这是我在集体农庄里看到的第一个春天。 　　在一块几英里长的肥沃土地上，几十个村庄的农民在一起劳动。农业专家提出了庄稼轮作计划，生产队轮流劳动，马、牛和拖拉机实行了工厂的分工作业。夜晚，星罗棋布的营地撒满了田野，三角琴的旋律悠扬四起。一位来自列宁格勒的白发天文学教授巡回给各个生产队举办幻灯片讲学。莫斯科的歌剧演员来这里为庆祝集体农庄“开战”举行演出。工厂委派机修队来这里修理农具。千千万万的农民在城市工人、教师、农业专家、艺术家和记者的帮助和组织下，正在用一个春天的时间建设社会主义的农业基础。这是人类历史上最引人注目的一次春播。 　　在这场伟大的播种运动中，有三个人给我留下了突出的印象：雇农乌斯京娜，记者梅尔尼科夫和区委书记科瓦廖夫。乌斯京娜是“共产主义堡垒”——这个大集体农庄的养鸡女工，该农庄距菲洛诺沃不远。她八岁开始做仆人。十月革命后，她是艰苦奋斗的一个小公社的第一批社员之一。她非常贫穷，既没有毯子，也没有衣服，只好用麻袋和报纸裹着她的新生婴儿。早期的公社社员发扬惊人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逐步建立了一个健全的农庄。他们有了拖拉机和孵卵机，乌斯京娜在孵鸡方面成绩显著，受到莫斯科的嘉奖。他们的农庄近两年来日子过得不错，最近又吸收了几百个一贫如洗的农民，比原来的规模扩大了几倍。他们必须把这些新成员养活到收获季节。公社社员再次吃不饱了。乌斯京娜说：“这是我们的第二场战斗。真正的大战是要死人的。这场战斗虽然死不了人，毕竟也是一场战斗。因此，我们必须再次奋斗，帮助新来的人。” 　　《旅行斗争报》是在斯大林格勒以外办的，在第三节车厢里出版。去年冬末和今年春天，这家报纸从这个区旅行到另一个区，在每个区停留两个星期，出版一期报纸，主要报道当地滥用职权的情况。这家报纸影响很大，仅在一个季节里就使二百多名有贪污和偷抢行为的地方官员被捕。该报精明能干的记者梅尔尼科夫每天能处理十起耸人听闻的贪污案。这些情况没有使他沮丧，反而促使他起来斗争。他兴致勃勃地对我说，土匪佐捷夫混上村长的职务，把一位揭发他的红军战士列入被流放的富农名单。他还谈到了一个头脑发热的组织者，他跑遍了卡尔梅克的七个村庄，只是简单地把他们的财产登记注册，就告诉他们这七个村庄现在是一个集体农庄了，用了七天的时间就使整个卡尔梅克地区实现了农业集体化。在欧洲的所有沙皇报纸上，任何一个编辑捏造的“布尔什维克暴行”都不会超过梅尔尼科夫在帮助“自我批评”方面所记录的“布尔什维克暴行”。 　　但是，当我问梅尔尼科夫，由于新组织所面临的混乱、贪污腐化、宰杀牲畜等行为，今年的收成是否会比去年减少时，他惊讶地瞪着眼睛说：“减少!不，一定会大大增加!难道你没有看到拖拉机站使耕地面积成倍增加吗?准道你没有看到，雇农和贫农在没有拖拉机的情况下，利用富农的马就增加播种面积百分之七十吗?富农们破坏农事，因为他们仇恨苏维埃政权和害怕征税。但是这些新主人干起活来简直不要命。” 　　雇农和贫农对新生活的渴望——这就是被人们称作“布尔什维克的第一个春天”所释放出来的伟大力量。这般力量是由共产党员组织和领导的。尽管他们经验不足，干过一些过火的事情，尽管他们由于莫斯科制止萨拉托夫的发展太快而受到震惊，但他们毕竟是一个纪律严明、不屈不挠、坚强的组织。我学会了如何在每个农庄里找到这些共产党员；在生产队里，根据他们聚精会神地要把工作搞好的那股劲，我就能够知道他们是共产党员。我学会了识别和赞扬那些优秀的区党委书记，他们总是废寝忘食，充满自信和精力充沛。在区委书记中，我没有看见中年人；只有年轻人才能承受住他们那种快节拍。 　　因此，我想起了斯大林格勒南区的党委书记科瓦廖夫。他对十个走投无路、想要离开集体农庄的农民阐述了农业集体化的必要性。这是我听到的最简明、最透彻的分析。这十个农民决定退出集体农庄。一个农民说：“我没有棉衣，可他们硬让我在夜里下雨的时候去放牧牲口。”另一个农民说：“他们让我的骆驼饿着肚子干活，最后它死在我眼前。”第三个农民说：“由于我加入集体农庄，我的妻子不想同我过日子了。”(实际上大部分人都受妻子的影响。他们都希望在附近的拖拉机厂建设工地上干运输的活儿，那里挣钱多。) 　　在我看来，他们的理由似乎很充分，但科瓦廖夫却不这样看。他说：“你们没有充分的理由，这种情况你们总会遇到的。在集体农庄里，是没有现成的金饭碗的。我们的管理工作有缺点，必须加以改正。农民在夜里干活，当然必须穿得暖和点。由于去年干旱，干草问题难以解决；即使个体户，他们的情况也不比我们好。我们要让那些想在建筑工地赚钱的人知道，春耕一结束，集体农庄就要承包运输工作。因为整个苏维埃政权都在支持集体农庄。退出农庄的人，日子是不会好过的! 　　“我也是农民，整个春天没有吃过一口肉。一个农民，即使他希望，也不是一个独立的人。他的农田要依靠整个国家，整个国家也要依靠他的农田。我国处在资本主义国家的包围中。我们必须加速建设强大的工业和现代化的农业，否则我们就会灭亡。斯大林格勒的那家大工厂今年夏天就给我们农庄送来大批拖拉机。斯塔尔格雷斯发电站今年秋天将给你们的家庭输送照明电。这些大工程还没有竣工，我们需要粮食。面包的需要量将大大增加。如果每个农民坐在家里决定何时春耕的话，这些能办到吗?今年，苏维埃政权和每个公民的任务是加强集体农庄。就象一九一七年我们拿起武器夺取政权一样，今年我们必须把农业战线攻下来。” 　　科瓦廖夫经过两个小时的耐心说服后，他们的妻子在外面尖声喊他们。科瓦廖夫请她们进来，她们谢绝了。她们已经下定决心，她们的绵羊般的丈夫只得乖乖服从。科瓦廖夫没有再说什么话，立即转身向着屋内的五名共产党员说：“富农正在生产队里捣乱。你，你，还有你们，明天都到地里去掌握犁耙。”就这样，他派了三位年轻老师和一个图书管理员到地里去干活。他们的主要任务是鼓舞士气。他给斯大林格勒打了电话，要求派一位鞑靼族女组织者来做妻子们的工作，并要求紧急提供干草。他命令图书管理员把流动图书送到农业第一线。 　　这样，他很快调兵遣将，展开了进攻。他是一位将才，应有更广的天地施展自己的才能。然而，这是贫瘠土地上的一个落后的鞑靼族村庄。党的组织者于一九三〇年春天深入到每个这样的村庄，为苏维埃小麦而战。 　　梅尔尼科夫猜对了。种籽是在激烈的阶级斗争中，由那些在一年之内冲出中世纪的人播种下去的。他们的新觉醒的意志产生了十分巨大的力量。最后，当庄稼丰收时，全世界的工人和曾经象猎鹰一样注视着苏联的外国代表才知道，苏联在最广大的面积上播下种籽，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大丰收。 　　那次大丰收改变了世界农业的历史。 　　① 从沃尔斯克到阿斯特拉罕，轮船要航行三天，它是伏尔加河的整个下游地区。——原注 　　② 1929年，苏联从农民手里征购了1千万吨粮食，其中86%的粮食征购自个体农户。1934年，全国征购了2千5百万吨粮食，其中92%的粮食征购自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从而表明它们的粮食足以满足这个国家的需求。——原注 　　 斯特朗文集（1）/（美）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著；朱荣根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8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