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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新的一年开始

（美）艾格尼丝·史沫特莱；陈文炳等

八路军总部 　　一九三八年一月一日 　　新的一年已经来临——它对中国来说是困难的一年。各条战线都有消息传来。几天之前，天津落入敌手，杭州沦陷。日本人正在准备发动一场为期三、四个月的攻势，拿下广州、拿下汉、广铁路、拿下汉口和平汉铁路。我们能收到汉口来的英文报纸；从上海、美国寄来的一些过期报纸、杂志也收到了。汉口来的报纸都晚了一个星期。我们从收音机里只能听到一些最重要的新闻标题。 　　昨天晚上，我带上汉口、上海的报纸、小开本的十月号《纽约》杂志、《今日中国》到总部去给朱德和其他人介绍最新的情况。跟往常一样，朱德拿出一本厚厚的黑皮笔记本。这里面他记着一些国际和国内的重大事件。翻译和我把报纸和杂志的内容讲出来，朱德则记下那些重要的东西。看着他写东西，我觉得是很有意思的事。他对于国际上声援中国的运动情况听得特别仔细，几乎一字不漏。他记下了十月一日在纽约墨迪逊广场公园召开的声援中国的群众大会的种种细节，以及大会筹集资金，为中国购买药品、衣服，向中国赠送资金等方面的情况。纽约电台关于中国的广播以及美国、法国、英国和印度抵制日货的运动等都可以从他的笔记本里找到——这些材料以后会出现在八路军的出版物中或被引用来向军队和群众作报告。比较长的、有重要参考价值的文章则翻译成中文，以便在部队教育中全文加以引用。 　　朱德还记下了有关日本军事、政治、社会、经济情况的每一个重要的片断。他把报上发表的日本天皇告诫其军方和人民，说对华战争将长期继续下去的讲话也给抄了下来。朱德还让我们把《今日中国》所刊登的一篇关于日本从中国获得经济利益的具体材料的长文章全文翻译出来交给他。他对书评也听得很有兴趣，还能提出一些问题。这些问题我无法回答，因为我们没有看到原书。他详细地询问我们刊登在《新共和》杂志上的一系列论述几年前中国苏维埃情况的文章，还问到了《太平洋问题》季刊上的各种文章。他对日本人打沉长江里的美国、英国的炮舰后，美、英方面的反应则特别发生兴趣。我们谈到了刊登在上海发行的一家英国日报上的文章。文章劝告南京政府听墨索里尼的话，应与日本媾和。朱德听后，脸上出现了一道道皱纹，充满着憎恶的表情。文章说什么，既然中国人已经对日本表现出大无畏的英雄气概，所以他们现在可以跟日本人讲和，而无需有什么屈辱之感等等。 　　任何有关罗斯福总统发表讲话的点滴消息都必须翻译成中文。美国国会议员的讲话，不论是亲日的，还是反日的，他都要专心地听一听。总部的其他人还跟他研究这些讲话的含义。 　　我的新年除夕之夜就是在八路军总部里这样度过的。 　　今天，从早晨到晚上，我干了不少的事情——给很多人写信，说明八路军需要药品的情况；完成了几篇文章，傍晚，我又到敌工部参加欢送舒群的晚会。舒群即将到西安去，可能再也不回来了。总部里无论谁走，都要另外做些饭菜，表示欢送。过元旦时，还邀请了整个村上的老乡吃饭。 　　在欢送舒群的晚宴上，敌工部的人员准备了一杯白干。白干看上去不怎么样，可酒劲跟伏特加不相上下。我们十来个人喝了大约半品脱的白干。八路军里平时从来不喝酒，所以这半品脱白干就不算少了。没过多一会儿，酒劲上来，大伙就嘻笑欢闹开了。中国人喝酒时常常要做些游戏借以助兴，输者罚呷一口。起初，大家高声猜拳；其中有一、两个输了，比别人多喝了些酒。 　　我们接着玩另一种游戏。我们拿出一根筷子，在它的一头卷上薄纸条，把纸条两端再合在一起，就做成了象指针一样的东西。然后，玩者蒙上双眼，让他合掌搓这根筷子。他不停地搓，筷子迅速地在他两手掌之间转动。突然，有人喊一声“停”!指针对着谁，谁就该喝酒。常常发生这样的情况：搓筷子的人睁眼一看，指针正好指着他自己。我们有了一点白干，玩这种游戏，确实非常有趣，逗得大伙前仰后合，乐不可支。 　　吃完饭，白干的劲头早已消失，我们也恢复了常态。从政治部来了六、七个人，有的坐到炕上，整个屋子挤得象是个沙丁鱼罐头。我们抽起了从当地能买到的廉价香烟，屋子里气氛则更加活跃。这些香烟的烟丝就象干草似的，刚吸完一口，它就熄灭。我们还是用刚才那根筷子作指针，轮流着唱歌。在两、三个小时之内，大家用四种语言唱了很多很多支歌曲。主人是敌工部人员，都会讲日语。敌工部部长来自台湾，所以既能唱日本歌、中国歌，也能唱台湾岛上的土著民族的歌曲。政治部有一位在法国学习过几年，他会唱法国古典歌曲和大革命时代的歌曲。这些歌曲他学得很好，我从来没有听到过唱得这么美妙的法国歌剧咏叹调。顿时，中国西北落后农村中的一间黑暗窄小的屋子里充满了法语歌声，既有情歌，也有悲调。 　　有几位则引吭高唱中国的民族革命歌曲。我们四人用中文、日文、法文、英文四种语言合唱了《国际歌》。唱完后，我又用德语重复了一遍。接着，我和其他二人用法文、英文和中文合唱《马赛曲》。我还唱了两支古老的黑人圣歌和一支现代美国南方的佃农歌曲。我们还听了几首日本情歌、民歌和一首海盗号子!一位中国人接着表演了一段明朝古戏清唱，另一位则哼了一支流浪者的小曲。我们大家合唱了几年前的中国红军歌曲和目前的民族解放歌曲。 　　我们在这里唱歌，连队的演剧小组正在村子另一个地方给老乡们演戏。我们没有去看戏，因为那里已经是挤得水泄不通了。彭德怀在演剧的场地上给大家讲了话。他详细地介绍了八路军在晋北、冀西、察哈尔南部、绥远直至晋东的战斗形势。他告诉大家，战争很快将在晋南地区展开，战争的胜负既取决于军队，也取决于每个男女老少。以后的几个月乃至几年里，如果战争不停的话，那么八路军和老百姓必须钢铁般地紧密结合在一起。老百姓和军队联合起来，老百姓组织起来，中国就能够取得胜利。我的一位警卫员到过会场，是他事后向我转述上面这番讲话的。 　　今晚，大家唱歌的时候，我利用这个时间跟政治部来的一个人交流了情况。他跟其他二十个工作人员刚刚由晋西和黄河地区回来。他们在那里组织群众，建立游击队。第一步，他们让农民参加农民协会。然后，从农民协会中挑选青年人参加武装的游击队组织。但是，工作非常难做。那个地区经济落后，群众都是过着穷日子。人们的民族观念很弱，谁也不愿意离开家去参军打仗。他们担心参加游击队以后，会被派到前线去。给他们做工作的人无论怎么说他们都没有反对的表示；可是，最后，他们总要说：“咱家还有老母亲和老父亲呀，”“咱有三个娃娃呀，”或者“地里的活还要我去干呢。”他们不想离开自己的村子，也不想离开自己的家。 　　一部分青年人参加了游击队。不过，他们人数不多。所有的青年人倒都乐意加入农会。他们参加农会，也是为了改善一下他们的生活条件。他们日子艰难，劳役杂税沉重，每年得把收成的一半甚至三分之二作地租交给地主。因此，目前的问题是如何改善群众的生活状况，同时又能使一切愿意抗日的各阶级维护统一战线。在日军这样不断占领中国领土、侵吞中国资源的形势下，能够减轻群众的赋税吗?共产党认为，有钱人不仅应该免除群众的苛捐杂税，还必须把自己的财富捐献给政府，用以保卫国家的自由。他们说每一个人都必须做到各尽所能：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在此全民族生死存亡的斗争中，今后谁都必须贡献出他们的资产、作出他们的努力。 　　民族解放斗争中的这些基本社会问题必须加以解决。在这些问题没有解决之前，日本人还会继续在中国打胜仗。因为，目前还没有任何力量会促使劳苦大众奋起为国家去战斗。这个国家眼下还是属于大地主和官僚的。穷苦百姓似乎还认为大地主和官僚是会为国家出力的。 　　今晚，我搞清楚了昨天来到此地的那一团志愿参加八路军的新兵是政治部从汾阳招来到西北去的。他们全当过游击队员，大都是庄稼汉，也有一些是工人。汾阳是比较先进的一个地区，在那里要组织游击队并不太困难。现在，这一团新兵住在离我们这里不远的一个村子里，接受训练。 　　新年就这么过去了。 　　八路军总部 　　一九三八年一月二日 　　日本在正太铁路沿线各地增派了一万兵力。在太原，日本早已有了增援部队。日本计划发动一场新的攻势，我们已为此作好准备。近期之内，八路军各方指挥员将召开会议，就一系列问题作出决定。日本军队已经占领了沿海的主要城市。因此，中国各个部队将要进行整编；我认为还要进行有力的政治教育。八路军的运动战术正在其他部队中加以推广，目前整个沿海地区也都在运用这个战术。事情还只是刚刚开始。巨大的变化正在中国发生。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的民族统一战线正更加巩固起来。许多八路军指挥员已经到其它部队，对他们进行游击战术的训练。很多共产党的政治领袖人物已经到达新的全国中心——汉口。八路军原来在延安出版的那份日报也将在汉口发行。 　　在山西，日本人打算从整个晋东地区发起一场大规模的战役。晋东有两条南北走向的大公路，日本人想从这两条公路上向前推进，同时再派出一支队伍沿铁路线直接进入山西省中部。他们的这种行动有好几个目的——试图清除所有可能破坏平汉铁路的中国军队，并对中国军队搞一次大规模的迂回包围。他们认为日军能够从晋东地区南下，直抵黄河，从侧翼打击整个中国守军，并把他们赶过黄河去。当然，这只是日本的如意算盘，未必就能够变为现实。此外，日本人还采取各种“政治”步骤。其中之一就是利用汉奸。他们已经把一百多个汉奸派到了太原的南边——其中有二十七个女的。 　　今后几个星期乃至几个月里，山西省将会发生非常残酷的战斗；我们已经得到通知说八路军总部很快将实行经常性的转移。战地服务团准备到别的省份去。民族斗争在逐步扩大着。 　　在离开山西的火车上 　　一九三八年一月四日 　　昨天，朱德、彭德怀和任弼时找我谈话： 　　“我们希望你能到汉口去。你在那里可以一个人做许多这样那样的事情。” 　　我用他们听不懂的语言回答了他们。语言虽然不一样，但意思却是相同的。我说： 　　“恳求你们别叫我离开，别叫我离开，而不让我跟随你们。不管你们到哪儿，我也要去；不管你们住哪儿，我也住哪儿。你们的人就是我的人，你们的上帝也就是我的上帝。 　　“你们死在哪儿，我也死在哪儿，埋葬在哪儿……。” 　　对我的话，他们回答说： 　　“我们知道你不怕死——但是一场新的战役正在开始。我们要不停地东奔西跑，一刻也无法休息。我们将会遇到极大的困难，弄不好你还有可能被打死。我们不想让你为我们而牺牲，我们倒希望你生活下去，继续工作。” 　　“为什么要跟我谈起死的危险呢?你们自己不也是整天面对死亡而在生活下去的吗?就让我也这么生活下去吧。我并不要死，只要能不死，我就不要死。但是，假如我非死不可的话——这是早晚的事情——那就让我死在这儿。如果我去汉口，死的危险在那里也不见得比这里要小。汉口会叫我在精神上死去。我在中国生活了这么多年，看到城市里都是乌烟瘴气的污秽之地，这使我心里充满痛苦因而体格不健。可是，来到你们的部队之后，我的身体已经康复了……这是因为我相信八路军是中国和亚洲的希望，因为你们的军队灵魂纯洁——请原谅我使用这个字眼——目的明确。在八路军里度过的这些日子是我有生以来仅有过的幸福的日子。只有在八路军里，我才找到了思想上和精神上的安宁……离开你们就是要我去死，或者等于死去。” 　　他们耐心地、亲切地、体贴地规劝着我。他们态度越来越是亲切，我的心也就慢慢地软下来了；后来我哭了。“走吧，”他们说，“以后再回来，用不了很长时间的。” 　　“既然你们把话已经说到这个地步，那我也只好走了。” 　　“再多呆上几天吧；我们要把附近的部队召来欢送你。我们八路军喜欢你。” 　　“别再叫我更难过了吧。我要走心里已经够难受了。临走之前要再看着八路军战士，那我感情上会更加受不了。” 　　说完，我走出门去，穿过一片片冬小麦田。此刻，我头脑里出现了一种模模糊糊的感觉，就象在梦境中漫游。我不停地想，“这是多么可怕的一场梦啊。不用多久，我就要醒过来了。”此刻，我想到了汉口，想到了其它城市，心中一阵不寒而慄。 　　我漫无目的地向前走着，来到一个村落。这里一千名八路军新战士正在接受训练。我心里极度痛苦，转过身子就往回走去，到了一座坟墓旁边，我躺下歇了一会。接着，起身继续向前走，一连走了好几个小时。 　　我回到村里时已是暮色苍茫。我深深地沉浸在痛苦之中，警卫员郭生华和王世富走进了门，我也没有觉察到。我对他们说，“别管我。”可他们站在那里并不走开。于是，我又重新在夜色中走出了门。他俩跟在我的后面。我转过身来，看见了郭生华，生气地命令他回去。可他仍然跟着我。我第二次再命令他回去，他这才慢慢地走到后头。我想这可就我一个人了；但是没走多久，我听到后边有了脚步声，一回过头去就看到另一个警卫员王世富。我叫他也回去，可他不听。我发了火但没有用。他怪可怜地站在那里央求我说： 　　“回去吧!别再走远了!我不能一个人回去。我若是一个人回去的话，总司令准得批评我。” 　　经他这么一说，我返身跟着他一起回去了。两个警卫和我三个人站在屋里。我心里非常生气。王世富低着头，在那积满灰尘的桌面上画小人头。郭生华开腔道： 　　“我们跟你已经很长时间，有好几个月了。王世富跟你已经有一年了。我们现在不想离开你了。就让我们跟你走吧，上哪儿都行。你对我们好，咱一辈子也忘不了。” 　　我的火气消了。他们说：“恳求你别叫我们走开。”我的一部分痛苦也跟着消了。 　　翻译和郭生华去请示朱德：警卫员们是否跟我一起走。王世富和我等在屋里。他一声不吭，愁容满面。 　　翻译回来了，告诉我们说：“总司令说郭生华可以走。我们现在经费很少，所以两名警卫员一起走，旅费就有困难。” 　　王世富呆呆地站了一分钟，接着就悄悄地离开了这黑洞洞的大厅，回到他自己的屋里去了。我从床上可以看见他一头倒在自己的床上，双手把脸捂起来。这个孩子就象是我的儿子似的。有一次他病得非常厉害，是我照料他，给他治病，把身子养好的。我几次重病，也都是他照料我的。 　　我从床上起来，跟郭生华一起走去，来到王世富的床边。 　　我说：“朱德同志认为郭生华可以走，那是因为郭生华当时正好在旁边。如果你们俩人要求改变这一决定的话，我可以写个条子。” 　　他们都不作声。我就问郭生华，“你有意见吗?” 　　“我希望我们俩人都能走，你到哪儿，我也到哪儿，”郭生华这样回答我。 　　可王世富还是一言不发。虽然我反复问他，也没有用。 　　郭生华对我说：“那由你决定吧。” 　　听到此话，我的心头就沉重得象压上铅块似的，因为我喜爱王世富，就好象我是他的母亲一样；但是，我也喜欢郭生华。他这个人性格坚强，办事牢靠。我心里反复寻思：“我这是在做一场恶梦啊!很快，我将苏醒过来，发现这全是梦。” 　　翻译是位刚从“外头”来的学生。他不理解怎么会出现问题的。他对我说，“那还不简单，你只要带上一个警卫就行了。” 　　最后，我说：“郭同志，你讲的江西话，我很难听懂。可我能听懂王世富的话，因为他讲的是四川话。我觉得最好还是让他跟我一起走。” 　　这是实话——可也不全是实话。我之所以挑选王世富跟我走，是因为他比起郭生华来要年幼些、弱小些、天真些。 　　翻译向我宣布说：“朱德同志说，你可不能把枪带走。” 　　我在注意着王世富对此有什么反应。警卫员们都非常热爱自己的枪，白天背在肩上，晚上枕在头下，一刻也不离开枪。他们跟其他军队里的勤务员可不一样。他们是经过专门训练后才当警卫员的，在一般情况下他们是不管首长的生活起居的。 　　听完翻译的话之后，王世富就站起来，摘下那装子弹夹的黑色皮带和那枝毛瑟枪，毫不犹豫地把它们交给了郭生华。 　　突然，我感到一阵眩晕，两腿发软，摇摇晃晃地走到床边，躺下去，直到第二天凌晨三点还没有合眼。随后，我们全都起床，到洪洞去搭火车。郭生华过来对我说：“我也要到洪洞去，我到那里跟你告别。” 　　凌晨四点钟，我们在四个骑兵的护送之下出发了。我那匹心爱的云南矮种马走在我的身边，直往我身上靠，想吃点东西。天空没有月亮，星星向寒冷的大地闪着微弱的光。 　　我好象是在这块土地告别似的。我们穿过了一垅垅的冬小麦田和一片片光秃秃的白桦树林。我向前走着，脚下象是发出“再见!再见!再见!”的声音。我精神苦闷，心里难过。 　　现在，我们正乘一辆红十字会的火车离开山西。在临汾，火车停了一天。借此机会，我到一家外国人办的医院看了看，打听他们需要些什么药物。整个列车由最高军事委员会的医生们负责，我了解到现在车上有八名医生，照料、治疗伤病人员——这比以前已经有改进了。天气非常寒冷，可车厢全部没有暖气，灯也不开。我们坐的那节车厢运送的是轻伤病号。 　　贺龙第一二○师的一个女干部跟我们乘坐同一列车。她从西北下来。她在那里做“地方工作”，组织民众，进行抗日。她不知道山西的西北地区究竟有多少游击队。我问：“一万吗?”她答道：“远远不止。”那个地区的妇女很落后；不过她领导的小队在一些地方还能设法把妇女们组成各种小组，帮助游击队和部队缝补、浆洗、编织。这位女干部现在生病，要去西安的医院治病。她身上那套蓝颜色的制服已经褪成了土灰色，随身带着一个不大的灰布包。 　　这位女干部、我的警卫员和我三个人跟一名受轻伤的战士聊了起来。我们站在一扇开着的车窗口，落日的余辉正好洒在同志们的脸上。他们都很年轻、机智、沉着；谈话完全围绕着中国的现状和前途。这位受伤的战士属第四十五军。他是河南人，在长城要塞之一雁门关附近打仗。 　　跟我同坐一列火车的还有一位“井冈山红军战士”。普通的老百姓不懂得那是怎么回事，可八路军就明白他可是一位老红军啊。中国南方江西、湖南两省交界处的井冈山是中国红军的第一个巩固的根据地，是“五个苏维埃区”的中心。井冈山的红军歌曲美好动听；它们唱出了那山峦的雄姿，令人神往。 　　这位同志九年前在井冈山参加了农民武装，很快成了红军。我问他，这九年里他参加过多少次战斗。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然后咝咝地从牙缝里往外呼出。 　　“我可没法回答这个问题，”他说。“打的仗太多了，我哪里记得住。” 　　“那你身上有多少处伤?” 　　“六处，这事我能答上来!” 　　我又问他现在八路军里还剩多少井冈山年代的人。他说，不多了。战争中打死了那么多，活下来的几乎全都担任了领导职务。他自己就是一个情报部门的负责人。 　　在旅途中 山西 　　一九三八年一月五日 　　列车缓缓地向前开动，不紧不慢，悠然自得。昨天深夜大约一点钟的时候，火车停了下来，直到今天下午三点才继续前行——整整等了十四个小时。列车每到一站都要停车；然后，火车头甩开车厢，自个儿在轨道上好象是欢快地跑上一阵。我们弄不懂火车头这么跑的目的何在。 　　今天早晨，我们走出车厢，在下面跑了一阵，想以此来暖和暖和身子。我们用的水都是火车头里的废水。我用毛巾接在蒸汽机排出来的热水下面，就这样洗了洗脸。我们花钱买了些开水和一些“烧饼”当作早饭。 　　晚上冷得厉害，车厢里只有人的身体还能散发点热气。大家站在那里，整夜不停地跺着脚，以此取暖。有四个人就站在我座位边的走道里，整个晚上都在谈论政治、军事问题。其中一个是山西军队里的下级军官，另外两个看起来象是其它部队里的小军官，还有一个穿着军装，可外面套着一件老百姓的大衣，头上戴着一顶皮帽子。他们把国际联盟批了一顿，摆了摆美国、英国的政局，又特别详细地谈论了苏俄的情况。他们还不断地提到日本轰炸机和它们给中国各地城乡带来的灾难。他们说，八路军有办法对付日本人——游击战、运动战……中国就得这么干。 　　今天一清早，有个乘务员模样的人走过来推了一下我的肩头——我想他是出于好奇吧。他问我是什么人，打哪儿来等等，向我提了一连串的问题。 　　我困顿地回答他说：“八路军记者——没有问题吧?” 　　“好!好!”他惊讶地大声叫着，面带笑容地走开了。 　　我们正越来越接近黄河边上的风陵渡。再过一会，我们就可以渡过黄河到达潼关，然后向汉口前进了。一张山西的小报上说，三十架日本飞机昨天空袭汉口，炸死了许多工人。 　　潼关 　　一九三八年一月六日 　　昨天晚上，我们抵达风陵波。风陵波和潼关这古老的战略要塞位于黄河的两岸，遥遥相望。风陵渡城里到处是军人和难民。我们还算幸运，找到了两间很小的屋子——它们在一个窑洞里。其中一间里面没有别的，光有炕，上面刚好可以挤下三个人。我们一行五人，所以另外两人就睡在隔壁一间小屋的木板床上。我们都是八路军——两个女的和三个男的。我们在火车冷冰冰的又窄又硬的座位上凑合了整整一个晚上，现在要是能够伸开腿脚睡个觉，那算是一种十足的享受了。 　　今天早晨，我们在一个很小的用土坯围起来的露天摊子上吃饺子当作早饭。之后，大家背起行李卷，向黄河出发，准备渡过黄河。河面不宽，泥沙淤积的浅滩很干，有的冻得梆硬，但河水仍很湍急，上面漂浮着转动着的冰排。岸边站着几千名准备过河的军人。一连连、一营营的士兵带着他们全部装备，枪支架在旁边，等候分批上船。他们把驮东西的牲畜从半冻不冻的河边赶往河中的浅滩上，那里停靠着许多渡船。岸上还码着一堆堆的后勤物资。小贩们忙着叫卖各种吃食，他们的挑子上喷发出一团团的热雾，飘散在这阴冷的空气里。 　　人们要上船，都得走过一条条的跳板。这些跳板也是零零碎碎地架在那临时打在水中的木桩上。跳板很窄，一直连接到比跳板还要狡窄的船舷上。背着沉重物资的军人和伤病员都得从船舷上通过。在上渡船之前，他们都左摇右晃，小心翼翼地走完四、五条这种跳板。轻伤病号由同伴们搀扶着，在跳板上面一拐一踮地前进，重病号则躺在晃动的帆布担架上由别人抬着走上等在河中的红十字会的渡船。 　　我们等了六个多小时之后，才得以上船。等船的时候，我先在人群里转了一会；很快，我就全力以赴，忙着去帮助那一批批的伤员了。他们躺在网状或布制担架上面。担架直接停放在冰冷的地面上，等待几个小时之后才能抬上有救护设施的渡船。有的伤员身上还穿着夏季的单军装。还有的既没有盖毯子，也没有盖大衣，他们连最普通的棉制服都没有。他们躺在担架上，瑟瑟发抖，低声呻吟。有两个除了伤口疼痛以外，又得了肺炎。他们的担架边沿上粘满了一片片咳出来的粘痰。其中一个还处于半昏迷状态。 　　警卫员和我花了点时间，给伤病员们送些稀粥、开水。他们还没有吃过早饭呢。抬担架的人跟着我们转来转去，可他们要帮助战友，手里却连一分钱也没有。因此，我们买了些吃的之后，他们就帮着拿，然后喂给伤员。他们还到每个伤员的担架前走走看看，帮那些有大衣的伤员把大衣盖好，工作非常仔细认真。 　　当伤病员们被送上几只有医疗设备的渡船时，人们已通知我们一行上另外一条船。我看到伤病员们被安顿在渡船的甲板下面，以避开那阵阵冷风。摇摇晃晃的跳板上走着一长串的伤员，有的躺在担架里，有的由战友半扶着。这些战友对待伤病员真有那种当母亲似的菩萨心肠。伤员走不动了，他们就用胳膊把他们抱起来，让他们在自己的肩上和手臂上休息。这确实是一个动人的场面——穷人帮助穷人，身体好的帮助身体差的，战友帮助战友，彼此相互体贴，互相友爱。 　　另外一个场面也不时地引起我的注意。有头高大的骡子的一条前腿给打断了。那条快要断下来的腿看起来就象一截木头或一块冰似的，只留下一小条皮肉还跟躯体连在一起。这牲口的半边身子浸在冰冷的黄河里，另半边还在泥岸上。它快要死了，静静地把头从地上抬起来，放下去，又抬起来，又放下去，一直处于极度的痛苦之中。它就在人们通过的跳板下面一点一点地逐渐死去。然而，谁也没有对它的头部开一枪，来结束它的痛苦。大家都看到了它垂死的惨状。但是，人类的痛苦是这么巨大，所以没有人会停下来，也没有人会为此发出一颗子弹。 　　我们是早晨七点钟到黄河边的，我们的渡船旋转着渡过汹涌的黄河时已是下午两点了。我们沿着土坡向上爬，就望见潼关四周古老、雄伟的城墙。潼关依山筑城，是通往西北的隘口。这时候，我用照相机拍摄了脚下滚滚的黄河，山顶古老的城墙，还有那城墙边上一排新坟。到处有迹象表明，中国人正在做好各种准备，以全力固守潼关。 　　城墙脚下那一排新坟在我心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久久不能消失。这大概是因为绝大多数的中国士兵阵亡之后，一般都是集体埋葬起来，并不立个墓碑的原故。可是在这里，每个牺牲的战士都有一小块葬身之地，坟头上还树着木牌，写明死者的姓名，生日，阵亡日期——还写着“民族英雄”四个大字。一名普通的士兵，最后为国捐躯，他就是一位“民族英雄。” 　　我们在潼关车站候车的时候，一名铁路宪兵检查了我的护照和军事通行证，看了看我周围的人以后对我说，我不能跟他们一起等在这儿。于是，他把我带到一间陈设得很象样子的特别屋子里，让我远远地脱离那些粗俗的老百姓!能到这样的屋子里来我很高兴，里面还是暖洋洋的；但是，仅仅是为了要把我同中国老百姓分开才让我进到这屋里来，却实在使得我十分不快。 　　在车站月台上，我们看到另一个铁路宪兵正在那里踱来踱去。当我们走过去想打听一下有关火车运行情况时，他正好走过来，站在我的面前。他个子很高，三十四、五岁的光景，穿一身黑色的制服，背着一枚上着刺刀的步枪。他看起来人很聪明，态度友好。我们站在那里，相互笑了笑。 　　“你们是八路军?”他问道。 　　我们说是的。 　　“我听说，八路军打仗可厉害。” 　　“没错。非常非常厉害。” 　　“他们特别勇敢吧?对老百姓也特别好?” 　　我告诉他这是真的，八路军打仗很勇敢，对老百姓很好。我们站在那里，相互微笑着，心里都很高兴。我们跟他又聊了一会，然后，就一道走进了候车室。我们笑着，站在一起，简直不想分手了。 　　到汉口之前 　　一九三八年一月八日 　　昨天晚上，我们在陇海线上的郑州站换车。在快到郑州之前，我们在各个车站的站台上看到许多标语。一条写得很醒目的口号是：“万众一心，奋战到底。”华北和西北是有不少的部队，可郑州附近简直到处都可以看到军人。有四分之三的人似乎都已穿上了军装。 　　郑州车站上有很多难民。他们把全部家当——包括草耙、饭碗等都装在手推车上。难民中有一些男人，但绝大多数都是妇女和儿童。在昏暗之中，他们或坐或站，许多人一动也不动。我看到有两个男的站在那里，就跟两尊塑像那样安静、呆板。他们身上披着长长的白被子。他们这个样子使我想起了美国的印第安人。就在他们的脚边和整个站台上，到处蜷缩着一堆堆身上裹着被子的妇女和小孩。但是，其中有许多人连被子也没有。 　　我们向难民们打听一下。他们全都是河北西部某处的农民。八路军、游击队在他们家乡那一带跟前来扫荡的日军纵队作战。我们还跟一位瘦骨嶙峋，性格倔强的老妈妈进行了一番令人难以忘怀的对话。这位老人身上没穿御寒衣，也没裹被子。她布满皱纹的皮肤跟羊皮纸一样，说话的声音又沙又哑。 　　“游击队正跟日本人在冀西打仗吧?” 　　“没错!”她用了象上冻的河水那种冷冰冰的声音回答我们。 　　“老乡们可遭大罪了?” 　　“没错!罪遭大了!”她表情严酷，似乎再要多说一个字都是多余的废话。 　　“您老多大年纪啦?” 　　“七十二。” 　　“您老是怎么从冀西到这儿的?” 　　“走来的——打十一月底开始。” 　　确实，她的言语、她的声音和她那一动也不动的身影让人感到她具有一种无法描绘的倔强而严峻的性格。到了七十二岁的古稀之年，她还得在北方的冰天雪地里徘徊着。苦难剥夺了她的一切，甚至使她连话也不想多说了。 　　我们在一个裹着被子的妇人跟前停住了脚步。她胸前的被子里面有婴儿在哇哇地哭号；被子边上坐着一个缩作一团的孩子，看上去还不到两岁。我弯下身子，把这小女孩抱到被子里面，还给她裹了裹。这小傢伙仰起脸来，冲我们笑了，笑得跟大人一样，充满着感谢之意。她的小脸蛋很嫩，虽然已经冻得够呛，可一声也没有吭。 　　“今天我们还没有吃东西，就喝了点热水，”一个逃难的农妇对我们说。“我们什么也没有吃，请你们给我们点钱吧。 　　我只带了六块钱。凭我们的军事通行证是否能搭上去汉口的快车还很难说。万一要我们自己花钱买票的话，这六块钱是不够的，我还得向比我稍微富些的同伴借些钱。所以，我不能给他钱。六块钱——要分给几百个人!真是杯水车薪。就这样，我象个悭吝鬼似的，揣着这六块钱，向难民们说明为什么我没有东西给他们。 　　这些天来，在中国要想挤进三等客车就需要有周密的计划。 　　“让咱们筹划一下咱们的行动吧，”我们当中有人带头谈起来了。“火车一来，咱们就把王世富举到肩上，让他从窗口爬进去。然后，咱们再把行李交给他。你帮我从窗口钻进去，你自己到最后再从车厢头上的门口上车。” 　　火车来了，车窗比我们的头顶还要高。每节车厢的两头挤满了你推我撞，相互不让的人群。要挤进这样争先恐后的人群，搞不好就可能被挤伤。所以，我们就把人举到肩上，把他们从窗口塞进去；我自己则等到最后才从车厢头上的门里进车厢。车厢里就跟战场一样，乘客人数比座位数要多三、四倍。走道被乘客、包袱、箱子、盒子挤得水泄不通。人们都得从堆得象一座小山似的行李上面爬过去，可这些东西的主人对此也并不在意。车厢两侧长长的行李架上早已放满了东西——有的东西上面还直挺挺地躺着人。 　　就在这人群之中，由当兵的开道，走进来一户有钱的地主家。这一家子大约有五、六个女的，七、八个小孩，正好都坐在我们位子的对面。那个地主看起来就象个跟皇后坐在一起的土耳其皇帝。当兵的把地主家的行李搬了过来，多得不得了。他们把行李架上别人的东西全都给推到一边或给挪到过道里，把地主家的用品、卧具、衣服、筐子、包裹、箱子等十几件东西一一放了上去，过道空间有三分之一被这些东西堆得满满的。所有的空地堆完之后，地主就吩咐当兵的把剩下的其他东西塞到乘客的座位中间去。接着，他们连招呼也不打，就开始在我的脚上堆起了包裹。至于我们的脚往哪儿搁，他们根本不管。 　　我站起身来，提起放在我脚上的包裹，使劲地往走道那边摔过去，落到了地主婆娘们的脚上。真是岂有此理!这下子把她们搞得惊呆了，因为她们从来也没有料到竟会有这等事情!可是，这并没有使这家人有所收敛，他们回过头把气都撒在其他乘客的身上。乘客们却都默默地忍受了下来，就好象命中注定要遭受一场黄河水灾似的。 　　地主家正在往后方撤退。但是等将来战争结束，穷苦的农民和士兵把日本人打败之后，他们就会慢慢地转回来，想法收回他们的田地——还会想法让农民把一半甚至三分之二的谷子交给他们。 　　坐在这直挺挺而又狭窄的木板位子上谁都无法入睡。车厢里的空气有时候叫人感到恶心。所以我就干脆观察着旁边的乘客，听听他们在谈论些什么。在我们面前的高高的位子靠背后坐着几个军人，正在那里聊天。其中有一个是下级军官。他们谈的是中国政府由汉口撤往四川的问题，以及这件事应该如何安排，等等。 　　警卫员对我说：“他们光议论撤退，也太悲观了。他们为啥只谈撤退，而不谈前进呢?” 　　我听到我背后有人用亲切的声音在说话。我站起身子，回过头去看原来是一个男人正抱着自己的孩子，跟他在说话呢。这孩子刚刚牙牙学语。他爸爸教他的第一句话是： 　　“打倒日本人!” 　　孩子学着用细小的声音重复着：“打倒日本人!” 　　“打倒汉奸!” 　　“打倒汉奸!”孩子的嗓音听起来很尖。 　　再往前，我看到一个母亲和她的孩子。这位母亲真狠。她不断地大声责骂一个三、四岁的孩子，整个车厢都听得到她的骂声。她有一副冷酷得发青的面孔；我看到她照着孩子的脸上狠狠地打了三、四下。她打得太狠了，所以坐在过道对面的一个男乘客伸手把小孩抱了起来。可这位凶狠的母亲追着不放，还直往小孩的脑袋上揍。当男乘客用胳膊护着孩子时，她就打那支胳膊。小傢伙哭得非常伤心。 　　这是我第一回在中国见到有这样凶狠的母亲。在中国，做妈妈的对子女一般都非常温柔，有的甚至还近于溺爱。所以，我想这个女人大概神经不正常，要不然她也许是个后娘。 　　在我们背后的另外一个间隔里，有位中国妇女开始向周围的乘客传布基督教。她一本正经地对大家说，世界的末日快要到了；当前这场战争就是苗头。可是，周围的人并不以为然。于是，她就搬出人死后要下地狱、遭烈焰等等那一套来引起人们的注意。可是，这些话也未能起到什么作用。所以，她又把话转到洋人身上，说什么洋人不让中国人信基督啦，什么洋人千方百计阻挠中国老百姓领悟基督教义的真谛啦，等等。她说到这里，我发现有几个男的笑了笑，打个呵欠，到一边缩起身子，打起瞌睡来。这位信女的兴致被旁人那么冷落了一番，也就只好闭上嘴巴，不再往下说了。 　　中国人是不大热心信仰宗教的。只有到了水灾、饥荒的年头，给那些“诚心相信老天爷”的人们赈济粮以后，再向他们布道传教，才有可能看到成效。今天车上的信女在战争年头向同胞们宣扬基督，可又不拿出救济粮之类的东西来。因此，这些能坐得起三等车的同胞还没有到山穷水尽的地步，是不可能理会她那一套的。 　　今天午夜，我们抵达汉口。拉黄包车的苦力为了多赚些钱，把我们拉在街上转了两个半小时。他们知道我是生人，不认得汉口的街道。过了很久以后，我们来到八路军汉口办事处。这里原来是日本租界，后来由中国人收回，我们走进一间空房间，在地板上铺上褥子、被子，就睡觉了。 　　汉口 　　一九三八年一月九日 　　今天早晨，我到美国驻华大使馆，向使馆报告了武官卡尔逊上尉赴晋北前线的情况。美国大使约翰逊先生没有穿西装而穿一件皮茄克接见我。因此，他向我表示歉意。我也请他原谅，因为我身上穿的是军装，下面还打着护腿，一件本来非常漂亮的大衣也显得又破又脏。跟大使一起参加我们谈话的还有停泊在汉口附近长江上的美国舰队司令佩克生、一位领事官员和一位武官。 　　约翰逊先生询问了有关八路军的情况以及八路军采用游击战、运动战的情况。我们谈到了八路军抓到的日军俘虏情况。我们还介绍了八路军敌工部的工作，对日本俘虏的优待和日本士兵的精神状态。我说，有些日本战俘是非常正直的人，并不愿意打仗。我还叙述了从阵亡的日本军人口袋里或日本战俘那里缴获的日记内容。约翰逊先生听了很感兴趣。 　　约翰逊先生接着向我介绍了中国军队在淞沪附近抗击日军的英雄行为。 　　一个上午就这样在谈论八路军的情况中过去了。我们只剩下很少的时间来探讨中国的一般形势。之后，我询问大使，美国政府对日军击沉班乃岛号军舰采取过什么措施。他说，这件事已经解决，日本人满足了美国方面的条件。 　　从美国驻华使馆出来，我在汉口各处转了转，希望能找到国际红十字会，以便为八路军、游击队申请些药物。可是我没有找到国际红十字会，却来到了中华内地传教团。我向他们出示一些在山西传教的朋友为我写的介绍信。传教团的刘易斯先生马上就陪我上国际红十字会。不过，红十字会星期天不办公，所以我们又返回来喝茶。在这里，我碰到了二、三十位传教士，并给他们介绍了八路军的情况和所需要的药品。这些传教士很多都热心于救死扶伤的工作。他们全都是中国的朋友，深切地同情中国军、民的斗争。有一位上了年纪的韦布小姐告诉我，她是从芜湖逃到这里的。紧接着，她很肯定地对我说，她可不是因为害怕日本人的飞机才撤离芜湖的。她说，芜湖一带到处都在打仗，中国老百姓也开始撤离芜湖，她不愿意别人误会她是因为害怕才离开那里的。“我要跟中国人在一起，”她说。“我们是中国人真正的朋友，现在正是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至于芜湖那边，中国人自己都已跑了，所以，我也就不必留在那里了。” 　　的确，现在正是跟中国人民站在一起的时候!也许，在汉口这里我会有很多工作要做的。 　　 （美）艾格尼丝·史沫特莱著；陈文炳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85.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