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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

（美）艾格尼丝·史沫特莱；梅念

一九二六年七月中旬，朱德小心翼翼地从上海公共租界走向邻近的中国人地区闸北，在那里，中华总工会、共产党、国民党都秘密设有总部。朱德已经和共产党总书记陈独秀谈过一次话，陈独秀要求他再去一次，与国民党和共产党一批负责军事情报的人员开会。南方的革命军已离开广州开始北伐，朱德与各方面军人的多年关系是大有用处的。 　　穿过街头，朱德发现在过去四年之中，中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原来轻视国民党员的外国人，现在一变而为充满恐怖和仇恨。广东革命政府的军队竟然被称为“布尔什维克党徒”和“无政府的暴乱力量。”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也被称为“布尔什维克”及其苏联军事顾问的工具。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内的中文报纸受到严格检查，群众大会、乃至小规模的集会都不准举行，中国人的住所时常被突击搜查，还有人被拉去坐牢。 　　过街时看到英国警官一边咒骂一边撕掉电线杆上国民党的招贴画，朱德笑了一下。不远处，又看到几个警官正指挥手持刷子和油漆桶的中国籍巡捕，把墙上的国民党口号用白漆涂掉。这些口号每天被涂掉或漆掉，可是每天早晨它们又出现在全区的墙上。粉笔写的口号布满于人行道、商业大楼的窗户，甚至外国人的汽车上。 　　四年前他出国的时候，中国人民还忍受着白种人高踞他们之上的处境，穷人被外国人一把推倒在地时，还心存畏惧。现在，中国人可以抬起头来走路，并敢于面对面地看外国人了。工会还是非法的，但工人都已组织起来，工资也提高了——而每一分钱工资的提高乃是用多少男人、妇女和儿童的生命换来的。朱德出国以后，中国各城市有许多中国人死在外国人手里，可是一个新的国家终于在他们的尸骨上站立起来。现在，反对军阀和外国人统治的最后斗争似乎已经在望了。 　　到了闸北的目的地，朱德进了一座房子的前门，又穿过后门，接二连三穿了几个门之后，才到了一间屋子，那里有一群人正等着他。会后离开他们，朱德回到公共租界开始执行被指派的工作。有许多云南老朋友还在上海。朱德找到了他们，开始搜集有关军阀部队的情报。有人把他介绍给南京孙传芳的参谋人员。他跟他们一谈就是几个钟头。这些军官跟自认为一伙的军人谈到一起，就什么都脱口而出。英国人正用军火支持孙传芳，并拨现款来补贴他那批唯利是图、只为饭碗而打仗的雇佣军队。 　　据朱将军说，当时的全盘军事情况是这样的： 　　北京政府由东北军阀张作霖控制，他曾经做过土匪，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协助下，变成了关外的土皇帝。 　　华北的山东省则是“另一个日本走狗”张宗昌的势力范围，他以他的高大、蛮干、家财、妾侍和白俄部队闻名于世。这个人能够在床上搂着姨太太或是抱着一个姨太太放在膝头上接见外国外交官员。作为一个镇压革命的刽子手，张宗昌以他的五十名不同国籍的姨太太而自豪；他有一次走入北京一家外国大旅馆的屋顶花园，后面真的跟着一队姨太太，鱼贯而入。 　　西北的山西省是阎锡山将军中世纪式的小王国，他总是和任何一个能够统治北京的军阀结盟。如果他认为自己的力量已经足够强大时，他也有入主北京的野心。 　　英国人自视为势力范围的长江流域由两个军阀统治着，都受英国人支持。长江下游，包括上海和南京以及江南各省，归孙传芳统治，由此上溯直到四川，是吴佩孚的根据地，他虽被北京政府赶了出来，却又与新贵结成同盟。吴佩孚的僚属唐生智占据湖南，但正与国民党打交道。吴佩孚是军阀中兵力最大的一个，司令部设在武汉三镇，为此掌握着中国最大的汉阳兵工厂。 　　西部的四川省还在刘湘和杨森这两个军阀手中，可是杨森已经被他的盟友挤出重庆，带着十万军队以万县为根据地吃遍川东。既然被他的当年盟友削弱了势力，他便与长江中游的吴佩孚携手，请他保护。 　　杨森曾经与朱德在云南护国军中共过事，后来变节，逐渐转成军阀。朱德赴欧之前，杨森曾向他保证，等他回国之后，杨森的参谋部随时虚位以待。朱德和同志们讨论了他们之间过去的关系后，同志们认定他也许能阻止杨森与国民革命军作战。 　　七月底，朱德结束了在上海和南京的工作，搭船赴四川。途中，他要在汉口稍停，进行某项工作，再继续登程。 　　八月初在汉口上岸，朱德发现全城都在戒严，吴佩孚的军队不分黑夜白昼在街头巡逻，每一个钟头都在搜查餐馆茶馆，遇到逃跑或拒绝搜查的，便开枪射击。长江里的英国军舰派出海军陆战队保护英租界，中国人进出租界都要被搜身。恐怖笼罩着全城，仇恨已发展到顶点。 　　摆出一副高踞于法律之上的阔人的傲然自信态度，朱德阔步街头，丝毫未受检查。他进入一家中国银行，给当地共产党书记、湖北省的劳工领导人留下一封信。第二天，他与一批在武汉三镇负责军事和工人运动的国民党员和共产党员一起会见了这位领导人。他给这些人带来了一项危险的命令：等南方的革命军迫近时，他们要发动一次总罢工，瘫痪交通，并为革命军夺取和占领汉阳兵工厂。 　　结束了在汉口的工作，朱将军继续登程，几天后在川东的万县上岸。在杨森的司令部，他将国民党代表的证件递交给杨森。 　　“杨森对我的接待，好象我是他最亲切、最老的朋友，”朱德冷冷地说。“我没有抱幻想。他象所有的军阀一样，哪一方给钱多，就愿意加入那一方，他以为我是给他送钱来的。他几乎马上就谈到需要钱发饷，其实他的部队在川东一带不但收老百姓的税，而且对过境的所有货物都收‘过境税’。这是当时所有军阀都耍的手法，他手里有的是钱。英国和其他外国船只在长江里有治外法权，中国商人正利用这类外国船只不付‘过境税’。而杨森的关卡人员则到所有这类船上去搜中国货。” 　　杨森向朱德信誓旦旦，说他渴望参加国民革命事业，可是必须有钱发饷。国民党可以给他多少钱?最后，他大胆地提出，莫斯科正在资助国民革命运动。 　　朱德说明他并没有带钱来，而且莫斯科也没有资助国民革命运动，杨森还认为他是在讨价还价。 　　“我能向你提供的只不过是一个确定不移的事实，即我们这方面必然得胜，你如果不参加过来，坚持要打我们，你就毫无前途。”朱德告诉他说。 　　杨森还是不为所动，继续在一旁观望究竟哪一方得胜。一天又一天，朱德跟他谈国民革命运动；一天又一天，革命胜利的消息纷至沓来。北伐军胜利前进，有几十万、几百万揭竿而起的农民和工人为它开路。经过一场徒然无用的战斗，唐生智——吴佩孚在湖南的部属——投到国民党方面。在北方，两年前加入国民党的冯玉祥将军带着他的国民军，与北方军阀作战。冯将军原来信了基督教，教会人士引以为荣，称他为“基督将军”。可是，等他参加了国民党，教会人士和其他外国人又轻蔑地称他为“所谓基督将军”了。 　　华南兴起大规模群众运动的新闻要比当地小军阀倒戈——杨森早就知道他们各有打算——的消息更使杨森不安。农民协会象烈火燎原一样席卷了南方，赤脚的农民用沾着泥巴的大手正把地主赶往大城市，工人们也打击地主，把他们赶往长江上游和下游。这些事情就够那些军阀害怕的了，因为他们都是大地主。 　　杨森总算未派部队去帮助他的盟友吴佩孚。到了九月初，武汉大罢工的消息传来了。工人们挺身战斗并且牺牲了，但革命军跨过了长江，占领了汉口和汉阳，包围了武昌城，而且不久也拿了下来。以“铁军”著称的第四军在武昌和华南其他城市的城墙上写下了该军的番号，其领导人之一，共产党员叶挺，出任汉口卫戍司令，并且把工人武装起来。铁军中其他军官的名字，不论是高级军官或低级军官，如贺龙、林彪①、陈毅和聂荣臻，以及政治工作领导人的名字，如毛泽东和周恩来，在工人和农民中已经家喻户晓了。 　　甚至在铁军拿下武汉以后，杨森还在踌躇不决，朱德不久就找到了原因。从湖南和武汉逃出来的地主和实业家到了他的司令部。带来北伐军内部发生大规模冲突的传说。他们对杨森说，北伐军里有许多军官本身就是地主或地主的子弟，有的则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他们参加北伐，并不是想叫一辈子不穿鞋、不识字的散漫的农民来抢夺和没收他们的土地或其他财产。农民协会在各处成立，接收村庄，而且有些地方甚至没收并分了土地。国民政府反对这样做，可是农民却充耳不闻。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正为农民协会和工会问题与共产党员和激进的国民党员闹意见，还要求取消军队里的政治部。 　　杨森听说，军队中设“政治工作人员”，是从俄国输入的办法，一切麻烦事都由此而出。他们向士兵灌输各式各样的东西，鼓动他们的政治热情，又散布到农村中协助农民组织农会。他们的声音到处都可以听到。他们煽动人们破坏社会秩序，弄得士兵、农民和工人都觉得自己同上流人一样，应该享有各种“权利”。 　　最糟糕的是，许多“政治工作人员”是妇女和姑娘，她们把头发剪短了，穿起军装，跟男人一模一样。中国历史上从来就没有过这样的咄咄怪事，出自名门的女学生居然与大兵们混在一起，宣传“过激思想。” 　　可是这一切很快就结束了。国民革命军内部冲突迭起，四分五裂，蒋介石正要求停止与苏联合作，并把内部分裂的责任推到苏联顾问的身上。孙中山提出了三大政策：联共、联俄、扶助农工。可是，这些地主报告说，国民党大部分“有地位的”领导人都反对这三项政策；这种政策的取消，只是时间问题。到那时，整个革命运动就要烟消云散，法律和秩序就可以恢复了。 　　就在这紧急时分，朱将军说，一艘英国轮船溯长江而上，停泊在万县江面上，杨森的关卡人员照例登船检查。当关卡的船只靠近时，轮船上竟发射过来一排子弹。关卡的船被击沉，船上的人都被打死了。 　　杨森大怒，命令部队占领该轮船。经过一场相当激烈的战斗，双方都死了不少人，才完成这项任务。从这次事件发生时起，朱德和杨森始终是并肩战斗，朱德出主意，杨森照办。 　　善后谈判开始了，可是，正在进行之际，两艘英国炮艇溯江而上驶，打算用武力夺回那艘轮船。它们遇到抵抗后，就把炮口对准万县，一下子炮轰了两个钟头。杨森的地面炮队也还击了。两个钟头的炮轰一共打死五千名中国人，万县成了一片火海。英国人于是抢过那艘轮船，把中国兵抛在江里，启碇开行。 　　“万县事件”的消息传遍了全国。国民党政府发表了一份措词强烈的声明，抗议英国的暴行，各人民团体也采取同样行动，共产党还发表了一篇《宣言》，历数英国的罪行。 　　从他多年来收集和保存的历史文件中，朱德取出了印有中国共产党《宣言》的一页有折痕的纸。《宣言》有一段这样写着： 　　英国早先就有过多次挑衅行为。上海、汉口和广州的大屠杀不算在内，光只从北伐战争开始，英国军队就在广西梧州登陆，逮捕从事抵制英货运动的中国人。……北伐军到达武汉，英国炮艇公然支持吴佩孚，炮击我军。……九月四日，英国炮艇在广州港抛锚，逮捕中国工人纠察队，扣留私人船只，强行运送英货进城……“万县事件”是对中国的第四次干涉行动。 　　英帝国主义不但使用一切手段来扰乱北伐军的后方，而且还采取各种办法来支持被打败了的吴佩孚。为了使北方的军阀能存在下去，并制造中国内部的混乱，英帝国主义给了吴佩孚一千万美元的现款和两千万发子弹。在支持孙将军的同时，它还建议对中国进行武装干涉。英国的地中海舰队早已开到广州。 　　《宣言》在结尾部分号召中国人民起来摧毁英国在中国的经济基础，并给予北伐军以一致的和坚决的支持。 　　朱将军说，“万县事件”的一个“积极成果”，是它迫使杨森投入了革命阵营。大火扑灭，尸体掩埋以后，杨森派朱德到汉口表示要效忠国民革命军。 　　到汉口时，朱德看到了长江江心中的英国战舰，它们的威胁性炮口对准着武汉三镇。与此同时，在英国租界工事后面的英国兵，死盯着学生和工人的游行队伍，只见他们伸起拳头高呼口号：“为万县复仇!抵制英货!收回租界!铲除英帝国主义!” 　　汉口成了群情激昂的大火炉。希望和决心夹杂着愤恨，人民是无所畏惧的。一千名工人经过训练，武装起来，维持秩序，其他没有武装的成千上万的人则抵制英货。不时有工人和学生排成长长的队伍举行示威游行，他们举着旗，唱着歌高呼着口号。 　　朱将军看着他们，感受到气氛的沉重。他回想起辛亥革命，那时似乎全世界都变得年轻起来，充满了新的活力，中国青年甚至认为可以让高山低头，河水让路。他原以为这次革命不同于前次，因为这次革命是以工人和农民为基础的。可是，他在往来于武汉三镇时，不断听到流言蜚语，在这里听到一种传说，在那里又从报上看到一篇报道，出卖革命的幽灵又在他心中游荡，使他感到异常苦恼。他知道，旧军阀永远是危险分子，而现在，新军阀似乎就要在革命队伍内部出现了。 　　他自己出身于农民家庭，自然注意农民运动，这运动已象一股洪流在华南迸发出来，配合着襁褓中的工人运动，这就吓坏于国民革命军的高级将领，他们有的人本身就是地主，有的人则出身于地主家庭，或者是出身于商人和买办家庭。 　　朱将军回想起他读过毛泽东所写的几篇有关农民运动的论文。不久之后，毛泽东便成了朱德的知心朋友，两个人的生活互相交织在一起，以致多年之中，一般人都把他们当作一个人看待。而称之为“朱毛”。 　　毛泽东是一个受过教育的农民，曾在辛亥革命中当过兵作过战，五四运动时在家乡湖南省起过重要作用，他在湖南建立了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学习小组和后来的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毛泽东是一九二一年七月一日举行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之一，中国共产党就是在那次大会上成立的。他学识渊博，思想敏锐，曾经当过报纸和杂志的编辑、评论家和诗人，并且在一九二五年为湖南的第一个地下农民运动奠定了基础。他曾参加过孙中山在广东的政府，在那里创办起第一个培训农民领袖的农民运动讲习所，并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 　　孙中山在广东发动的农民运动渗入了邻省湖南，在广东农民兄弟的鼓舞下，湖南逐渐出现了农民协会和武装的农民自卫团。在北伐前后，地主和当地军阀用封建制度中各种最为野蛮的办法进行镇压。曾经有过多少次激烈战斗，死了成千上万的农民，有些农民组织者和领袖被秘密绑架和砍头，地主们还经常把土匪从山上请来，在黑夜里杀人放火。 　　北伐从广东发展到湖南，队伍一临境，农民就起来解除地主民团的武装，占领村庄，把地主赶跑。国民党虽有土地改革计划——减租和取消高利贷——许多农民协会还是没收和分配了土地，就象中国历史上每一次农民革命一样。朱将军到武汉时，已经有两百万农民参加了农民协会，连同家属，他们代表了至少一千万农民，或相当于全省的一半农村人口。 　　读到毛泽东所写的关于这次大规模起义的文章，朱将军大致看清了将来可能出现的灾难的轮廓。农民运动跟工会一样，遇到的强烈抵抗不仅来自旧的社会力量，而且来自革命军里面的许多高级军官，包括总司令蒋介石；在许多地方，国民党右翼领导人已经开始逮捕和监禁农民领袖。 　　铁军——第四军——占领武汉、当地工人群起协助它前进的时候，这问题到了必须摊牌的阶段。当时，三十万产业工人——相当于三镇全部工人的一半——已由共产党组成了工会。国民党必须有所抉择了。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使得革命胜利在望，但也因此而威胁了国民党的领导权。 　　国民政府正从广州向汉口迁移。指导政府的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则已先期到达，它的主要委员和蒋介石正在举行秘密会议，而蒋介石当时的要求是，群众运动即使不能立即取缔，也要严加限制。 　　蒋介石对于国民党还有许多其他的要求。军队里的政治部——国民党对军人实行监督的政治力量，对于蒋介石和许多其他将领犹如芒刺在背。军队里的政治委员有些象副司令员，有权批准或否决军事命令。这制度是孙中山接受苏联顾问的意见而建立的，其目的就在于防止军阀的兴起，因为过去常有个别将领利用军队为其私人财产，而变成军阀。军队里的政治工作人员有责任在一般科目上教育部队，而且还要讲解革命的纲领、政策和目标。政治工作人员还要动员农民和工人支援北伐，这就唤起了威胁封建社会秩序的巨大力量。军内军外，大部分政治工作人员是共产党员和左翼国民党员。 　　蒋介石因此要求取缔群众运动或“限制其发展”，军队里的政治部必须全部取消，朱将军听说，那是因为蒋介石嫌它干涉军事命令。蒋介石还认为，群众运动，加上政治委员制度，再加上共产党，都是苏联传来的，与中国国情不合。他因此特别指出，苏联首席政治顾问鲍罗廷是万恶之源，是他的主要敌人。他还认为，在鲍罗廷后面隐藏着共产国际——而他一度曾赞誉共产国际是世界被压迫人民的希望。 　　那时候，革命军各个司令部都有苏联顾问。对于他们，朱德不论在当时或者以后的日子里，都不太强调。他在当时没有见到过任何苏联顾问；甚至在以后，他也只远远地看到过和蒋介石在一起的两个苏联顾问。那是一个充满着矛盾和混乱的时代，新老军阀交替上台，他们为了争权夺利而玩弄阴谋和权术。将军倒戈的事层出不穷。朱德还隐约地听到关于共产国际及其在中国的代表之间有矛盾的传说，甚至还听说鲍罗廷和中共领导人，主要是陈独秀，反对共产国际的政策。一个要求在武汉提出来了——朱德也支持这要求，工人和农民应该武装起来，挽救革命，免得从内部被出卖。朱德不知道当时共产国际的政策，但在鲍罗廷支持下的中共领导人拒绝武装工人和农民，说这种行动会分裂与国民党的统一战线。他们怕分裂之势一成，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又占到上风。 　　不管共产国际有过什么建议，朱将军是支持武装群众的要求的。谈起中国历史上这段混乱时期，他把问题集中在土地和农民运动上，认为这是革命的根本问题。朱德是千千万万认为中国问题应由中国人自己来解决的人之一。朱德懂得，不论俄国人作出什么样的建议，革命总不是靠俄国人来策划的。在他向我叙述他的生平的多次谈话中，他不只一次地声明：一九一一年的辛亥革命并不是俄国人策划的，同样，一九一三和一九一五年的革命高潮也不是俄国人策划的。俄国人确曾援助中国，那就是把斗争的方法告诉了我们。可是蒋介石在事实上并不反对外国建议，甚至由外国来干涉中国事务，他在后来的行径就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蒋介石的希望是“外国人代表他和他的阶级来进行干涉”。 　　朱德在一九二六年冬天到达武汉，有一项特别任务须要完成。他曾被派到四川去中立杨森的军队，或者拉它过来参加全国性的斗争。他已经完成了这项工作，现在特来要求允许那支军队参加国民革命。他因此打算见蒋介石，但发现这位总司令“正忙于自己的阴谋”，对这些事不感兴趣。朱德去见老朋友、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从他那里才知道蒋介石不但要求压制群众运动，而且坚持自己的军事战略，反对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的战略。 　　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和国民政府的主要领导人，坚持应该继续北伐，直到打倒和接管北洋军阀政府。占领北京以后，恢复上海这个外国帝国主义的据点，也就水到渠成了。蒋介石则坚持先占上海，然后继续北伐。 　　蒋介石的战略是个“阴谋”，朱将军说，上海是他的老窝，他曾在这个帝国主义的据点当过交易所赌徒，并且参加过地下的青帮，青帮的老头子们个个富有，他们贩卖鸦片和人口，干尽各式各样的罪恶勾当。上海的买办阶级是外国和本国资本的中间人、掮客。地主和官僚与外国帝国主义之间具有千丝万缕的联系。通过这些联系，他们一变而为富商、工厂老板、银行家和外商工厂代理人，替它们搜罗受多年合同束缚的工人。这些买办和他们的外国主子，再加上为买办和外国帝国主义服务的青帮，就是蒋介石能够依靠的社会力量。 　　与邓演达畅谈到这些潜伏着危险的暗流后，朱德觉得以往有过的悲观情绪似乎又向他袭来。在这种失望的不安中，他象一个溺水的人一样，伸出手去用力抓紧他在欧洲学到的社会革命理论。他对自己说，中国人自己就能拯救中国，共产党就是穷人的党。虽然它有革命理论作指导，但不可否认它还年轻，缺乏经验，而且被当时轻易得来的胜利冲昏了头脑。在中国的广大人海中，它不过只有五万党员。共青团的人则更少，实在没有时间去训练他们。 　　他痛心地说，共产党领导人只是因为国民党当权，便在国民党领导之下，匍伏前进，而从不想到在基本的革命问题上，争取自己的领导权。这种“右倾机会主义”政策，是党的总书记陈独秀的杰作，这个人不了解土地问题和土地革命。朱德还说，陈独秀曾一再压制毛泽东提出的“深入开展土地革命、武装工农”的要求。一九二七年五月，在武汉举行的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甚至拒绝将毛泽东的土地计划交付讨论。 　　朱德显然不理睬俄国顾问对陈独秀的影响，他坚持他的论点，即中国的革命必须由中国人自己，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来解决。 　　朱德在当时地位还不重要。他还有事要做。即或这件事可能做不成，但他却是那种不到黄河心不死的人，一定要做到底。邓演达不但同意杨森的军队参加到国民党这一方，而且命令朱德挑选一批约三四十人的政治工作人员，带他们回四川，在杨森的军队里建立政治委员制度。 　　朱将军带着这批政治工作人员动身的时候，正值蒋介石又战胜了国民党中央委员会，顺流而下去执行他的占领南京和上海的计划。朱将军回到万县，立刻到杨森的司令部，交出同意他的军队参加到国民党一方、并委派朱德为国民党正式代表——政治委员——的证书。杨森看到朱德的四十名政治工作人员大吃一惊，等到听说这些人是来按三民主义的原则教导他的军官和士兵时，这一惊更加非同小可。 　　“钱呢?”四顾无人后，杨森向朱德问道。朱德微笑说，没有钱，国民党正在进行革命战争，而且杨森所收的税也足够维持他自己的军队了。 　　一场争钱的冗长辩论又开始了，朱德再一次解释革命所面临的严重财政困难，并且说，他和他的部下，跟所有其他的国民党军人一样，并不拿饷，只有些最低限度的生活费。这时，杨森又接到国民党政府的一道命令，要他调兵去打吴佩孚，协助铁军把吴佩孚赶出湖北省。当天晚上，杨森和朱德又辩论了通宵。 　　至于那些政治工作人员，杨森宣称，他看不出在他的军队里有丝毫用处。他的士兵不需要政治教育；道理很简单，士兵的职责就是接受命令，战死沙场；这些文质彬彬的人，和士兵谈些与他们毫无关系的事，有什么用处呢?这些侈谈民主、改善人民生活的谈论，只能惹出抗命或公开叛乱的事，别无其他效果。而且他也不打算允许农民协会和工会象在华南一样惹事生非。 　　“从汉口来了军事命令，”，朱将军说，“要我必须在政治工作人员问题上，以及我所不能确定应否执行的军事命令上，都作出让步。杨森终于准许我的政治工作人员在他的军事训练团——专门训练低级军官的机构——里教课，但除了民族主义外，其他一概不准讲授。他们不能讲孙中山的其他主义，也不能讲他的政策。 　　“我作了这样的让步以后，他又找借口说他不能够调动部队帮铁军赶吴佩孚出湖北。他最后才调一师人到宜昌附近，却按兵不动。虽然吴佩孚在那里的守军很弱，只要几口唾沫就可以把他们冲到江里，可是杨森连唾沫都不愿吐，反而向我诉苦，说吴佩孚是他的老朋友，曾经帮助他在四川站稳了阵脚；谁也不能打好朋友啊!” 　　深知军阀行动无常，朱德找了一位已经与他建立友情的参谋，和他深谈多次，这才知道原来在朱德去武汉的时候，杨森和吴佩孚的代表曾经开过秘密会议。又过几天，这位参谋在晚间悄悄地来到朱德的住处，要他不要掌灯，只仔细听他讲。他说，杨森已经同意把赌注再次押在吴佩孚身上，同他一起向武汉三镇进军。作为这个步骤的前奏，他还决定先把朱德及其全部政治工作人员杀掉。 　　没等到天亮，朱德就把他的政治工作人员带出万县，穿过山路直奔武汉。十天以后，他们到达国民政府所在地，朱德打了一封电报给杨森： 　　“兹警告，如敢与我为敌，必将全部消灭你们。” 　　可是杨森并不真想与任何人为敌，更不愿意与那支曾经在华南各城市的墙上写下自己番号的部队作战。铁军立刻向军阀吴佩孚开火，把他赶出湖北，湖南也打了一场大仗，吴佩孚损失甚大，从此挺不起腰来。杨森并没有发过一兵一卒帮助他的“老朋友”，只是掉转尾巴，逃回到他一向在那里刮地皮的四川。 　　其后，在混乱的几个月中，铁军回到武汉三镇，蒋介石在上海背叛革命，汉口国民政府垮台，而且有许多政府高级官员暗中顺流而下，投进蒋介石的阵营。杨森也和蒋介石联成一气，眼看着武汉政府逐渐解体，便强占了湖北省几处村镇。他从一个村搜到另一个村，象一头瘦弱贪婪的豹子，凡是农民协会的农民，凡是工会的工人，凡是剪了发的妇女，见一个便杀一个。农民的头颅高悬在坚不可屈的村庄的高竿上，男人和妇女被活埋在山岗中，老百姓家被洗劫一空，晚间，到处都有憧憬自由的农民离乡背井的脚步声。在这次大屠杀中，杨森毫无损失，因为民众还没有武装起来，而铁军则远在江西省，正在为革命而战斗。 　　① 林彪后来堕落成为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反革命两面派、叛徒、卖国贼。一九七一年九月八日，林彪阴谋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失败后，于九月十三日，私乘飞机外逃叛国，摔死在蒙古的温都尔汗。一九七三年八月二十日，中共中央决议，将林彪永远开除出党。——译注 　　 史沫特莱文集（3）/（美）艾格尼丝·史沫特莱著；梅念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85.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