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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传教士插话

（美）艾格尼丝·史沫特莱；袁文等

上海天主教堂里有五个法国天主教神甫和四个修女坐在一起谈话。时间：一九三一年一月中旬。他们从江西省而来。去年十月五日到十一月底他们在江西当过中国工农红军的俘虏。 　　十月五日红军夺取军事重镇吉安，这几个传教士被抓起来了。他们当中的梯尔里神甫同一个朋友是先一天被吉安农民协会抓走的。他一想到吉安事变就非常激动。 　　他说，他和他的吉安天主教会的同事们非常不幸，十月里未能坐上国民党江西省主席鲁涤平坐的军舰逃离吉安。以前红军五次围城他们坐船跑了五次。他们以为这次围城不过是一场虚惊。前几次围城中有一回红军爬上了城头，在吉安市上缴了国民党一团人的械，带上枪支弹药撤退了。 　　谁能梦想到红军能够打破赣江边上城墙那样高，而且河中停有军舰的大城市呢?即使他们驻军吉安城外五座山头上，如果城里没有内应，也是攻打不了那座城池的。鲁涤平不是发表过多少堂而皇之的文告，向地主资本家发誓，保证他要血战到底与吉安共存亡么?他在那些公文上签字盖章之后，便溜下赣江的私人座舰，夸下自己能够兑现他所谓的据坐军舰上炮打赤匪军的海口。 　　十月四日梯尔里神甫和另一个神甫到吉安市商业中心外，靠城墙边的一片稻田地方散步。城里的老百姓全是贫民连鲁涤平的士兵都心向红军，盼望解放他们，对整个统治阶级和所有传教士无不恨之入骨。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而天父天主并不显灵，告知两个神甫，他们对民愤是毫无所知的。突然，一群农民把他们抓住，带到一间屋子里，那里居然是吉安农民协会地下总部。 　　“好呀，来了两个洋鬼子，外国鬼神甫，帝国主义特务!”一个农民盯着他们两个镇静地说：“你们诈骗穷人的钱太多了，现在你们出五万块钱赎金，我们就把你们放了!” 　　两个传教士在江西生活多年，一口江西腔，中国话说得很好。他们究竟如何回答，只有天知道。不过置身在远东殖民地中心上海天主教堂里，安全无虞，算得好汉。好汉不提当年勇，他们大谈特谈当时情况表现非凡，极其勇敢。然而毕竟心有余悸，谈话中间心情激动，有点发抖。他们天不怕地不怕，只怕农民前来抓。一提农民就谈虎色变，世上只有农民最可怕，“农民恨富人，恨白匪，恨洋人，恨传教士，他们恨一切帝国主义分子!”他们解释道。 　　神甫大人们说“白匪”，“帝国主义分子”一类术语用不着解释，因为在中国一切事情红黑分明，不难理解其中内幕。白匪就是南京政府及其一切代理人的同盟者和同情者的意思，帝国主义分子就是侵略霸道的洋鬼子的意思。因为全中国分为红与白两大阵营，作为白匪，中间缓冲的中间团体是没有的，传教士很清楚他们是站在那一个阵营，他们也是白匪，他们之所以被红军捉拿，原因就是这里。 　　农民这样说：“给我们五万块钱赎金，我们就放你自由”。 　　神甫们自我辩护他们是贫穷的虔诚的天主教徒。“我们为天主服务”，他们解释道。 　　农民们对梯尔里神甫的朋友说道：“你呀，我们听说过了，在欧洲大战里做过大官，那你就是一个大阔佬，你杀了许多老百姓，你赚了很多钱”。 　　传教士们还是极力申辩他们没有一文钱，他们的教会也无一个铜板。 　　农民象赶集卖菜一样漫天要价讨价，他们把赎金减到一万五千块，磨了几个小时，便说“不交一万三千块赎金就不放你们走”。 　　他们听着神甫先生的争辩，末了说：“你们今晚就睡在这地板上，好好想一想，要是你们今天夜里不给我们交钱，明天一大早我们就把你们转送给红缨枪队!” 　　神甫先生们一听这话害怕极了。因为他们说的“红缨枪队”就是大多数背着梭标的农民游击队，他们是穷苦农民。正是那些逃亡吉安、拥挤街头的大地主的家奴、佃户和长工。红缨枪梭标队总是在红军前面开路，人类历史上比他们更痛恨地主和压迫者手段厉害的人再没有了。“他们杀富人和传教士!”神甫先生们解释道。 　　两个神甫在农民小屋的硬地上过了一夜，都没有睡着，折磨拷打呜呼哀哉的景像在脑海里跑马。早晨他们又同抓人的讨价还价，赎金减到一万块，他们还是交不出钱。 　　“你们教会里有多少钱?”下午一个农民问他们。“没有!”神甫回答。 　　“你们撒谎!”我们在你们教堂里找到了三千三百二十二块现洋。在耶稣像像龛子后面收藏着! 　　这消息如同霹雷霹顶，言外之意农民协会抄了教堂，发现了钱。 　　几分钟后，他们听到部队行军的整齐步伐声。他们抬头看到小屋门口站着几个身穿中国工农红军服装的战士。 　　我的上帝，万军之主!吉安已被红军打破了!原来，城内白军兵变开了城门。地主、资本家和国民党官僚吓得鸡飞狗跳，四处躲藏，仓惶逃命。吉安市农会工会等群众团体以及白军士兵打着红旗，高呼口号欢迎红军。整个下午召开庆祝胜利大会。晚上又开提灯庆祝大会。吉安城头飘着一颗大五星上有镰刀斧头的红旗。 　　梯尔里神甫一提到那些日子不禁喟然长叹。一个修女说：“红军枪毙了几百富人!”她讲出这个数字时犹豫了一阵，因为她来到上海半个月了，听过中外权威人士的讲话，说有关情况应该怎么说。接着她改正她原来的说法道：“红军枪毙了一万多富人”。“红军在吉安枪毙富人二十万!”梯尔里神甫宣称。他把修女说的数字提高了二十倍。接着他低下头来想了一阵，又把自己宣布的数字增加十万：“红军枪毙富人三十万!” 　　他扫了在场听他说话的人们一眼。急忙补充了一句道：“不过，我认为这个数字包括附近地区被杀的人数在内。” 　　吉安附近地区一年前已经成为苏区，红军为什么突然枪毙苏区老百姓?梯尔里神甫没有说明。他又回到抬头看到红军站在农民茅棚门口时的话题： 　　“那些人是红军政治部的来人。一个会讲法语。红军是一支受过教育、训练有素、非常有纪律的军队，这一点我必须说明。关于那些红缨枪梭标，人嘛，哎哟!我的全能上帝!他们恨死我们了。我们同红军在一起的时候，总感到放心，安全有保障。可是，一同农民在一起时就提心吊胆，惴惴不安。他们就是不背我们的行李，除非他们的上级说了话才背。” 　　政治部来人把天主教神甫从农会手里带回教会里。他们发现没有跑掉的七个教士都成了阶下囚俘虏，难友一共九人。 　　第二天，几个红军指挥员出现在他们面前说：“我们听说你们是医生、护士，真的吗?”“是真的。”俘虏们回答。“很好，派你们到中国医疗队去。赶快把你们要带的东西捆好!马上动身到我们的石洞医院去!” 　　修女和神甫们把最紧要的衣服打好包，红军战士帮忙带走。他们穿过红旗如林、锣鼓喧天、一片口号声的吉安大街，到城外二十里的石洞镇，那里有八百多名红军伤病员躺在医院里。 　　他们走进医院时，赤卫队警卫战士向他们举手敬礼，把他们当作红军首长对待。传教士们成了红军医院的军官，礼节周到，他们必须举手回礼!虽说并不乐意，但恐慌心理没有了。“因为红军是一支纪律严明，训练有素，由受过教育的人领导的军队呀”。 　　“我们的待遇同共产党人一样。”梯尔里坦率地讲道。问他这话是什么意思，他解释道：“我们的待遇同红军其他的人都一个样。生活一样艰苦，大家苦是苦，但我们并不比别人更苦得了不得。我们一个月三块钱收入，供给制，有吃有穿，同红军所有首长和战士们都一个样。同他们穿一样的衣服、吃一样的饭，生活条件都一样。打扫医院擦洗地板的清洁工的收入同我们一样。我们稍微好一些的就是红军战士帮我们背行李。” 　　梯尔里神甫说：“开头红军战士们不大乐意背传教士的行李，说行李该自己背嘛。”但是他们的首长命令他们背，于是他们就背了!命令服从，那些穷人还是听话的!上帝的仆人眉飞色舞，津津乐道这件事。不过他补充道：“那边人人平等，我们不能抱怨待遇，我们待遇很好。” 　　十月中旬，整个医院在一支队伍护送下从石洞逐步迁入苏区。传教士随医院内迁，因为他们是俘虏，而且他们是懂得西医的俘虏。 　　“十二月初，他们在黍龙镇，西药用光了。传教士们不懂中医、不会开处方。看来红军用不着我们了，把我们送到东固山后的一个村子里交给农民们，他们要赎金，我们成了人质。住在山后农民家里，使我们又感到祸福莫测、非常恐惧。”梯尔里说。 　　村子里所有身强力壮的男子和妇女都跟红军一起打仗去了。梯尔里神甫讲道：“白军派出一军人，到处打仗。上海法国总领事到南京要求国民党政府派一军人来救我们。因此村子里的人都上了前线，留下来看守我们的只是些白发老人和黄口娃娃。我们住在一间小屋子里，可以到外面走动买吃的东西。是的，我们用苏维埃钞票，——这儿一张纸票子就是江西农民银行发行的一元钞票。你瞧，一面是马克思和列宁的像。列宁的像活像一个中国人”。 　　一个修女谈到这一段生活，她说：“红军有他们自己的一套制度。他们有学校，学生坐在板凳上，身边放着竹刀、木枪、棍棒，从儿童时期起就对孩子们进行军国主义教育一套东西，真是太可怕了!他们还有教科书和印刷所，他们有各种妇女训练学校。我们被捉以前，他们经常进出吉安到我们的教会里，动员我们的中国妹妹修女们离开我们，到他那边去接受他们那套训练!他们到处搞破坏活动，真是无孔不入!” 　　“你说的这套制度如何解释?”有人问这个修女。 　　“这是苏维埃的政府制度。红军是讲平等，人人一样，待遇相同。他们强迫农民参军，硬叫农民相信平等，他们没收富人的土地，给农民分田分地。他们宣传反对宗教迷信，反对帝国主义和富人。他们无法无天，完全是野蛮人”。 　　“农民分到一块土地完全是出于强迫吗?”有人又问这个修女。 　　“不!不!”她回答：“对农民开头似乎很好，而且农民也似乎喜欢，但是农民太愚蠢，看不出他们一套制度的后果。” 　　“后果将如何?” 　　“后果，请看苏联吧，每个人穷死了，悲惨不幸!再无富人救助老百姓了!” 　　“富人救助老百姓吗?” 　　“富人对我们很好。” 　　“我听说有些基督教徒也讲平等”。 　　“那是不同的!” 　　这个修女一再讲红军可怕、可怕、真可怕。“他们恨富人!……他们恨宗教……他们恨帝国主义……他们恨官!……他们相信平等!……他们是无法无天的野蛮人!” 　　梯尔里神甫讲十二月间两个白军师打到东固那一天的情况。起初，他和另一个教士看见远处山头有两个小黑影子在活动。他们听到军号声，问老军人：“他们是红军还是白军?” 　　村里的老人和儿童在一起听了一会，观望一阵，接着哭了起来：“他们是白匪军，我们都完了!” 　　梯尔里说他和其他传教士走到屋子里跪下来祷告上帝。看来他们并不过分相信上帝的启示，于是他们做了一面白旗子，上面贴了一个红十字。一个传教士走上一座山头把白旗插在军队能见到的地方。 　　“来的要是红军的话，”传教士解释道：“我们就说我们插旗正是告诉村子里没有白军。来的要是白军的话，我们就说感谢上帝我们插旗子是盼望救兵来临。” 　　“白军队伍过来了，他们是白军第十八师张辉瓒的兵。” 　　修女提醒道：“上帝听到了我们的祷告，感谢我主全能上帝，我们才得救了!” 　　神甫和修女们被带到白军军官面前。他们如获至宝!“白军既惊讶又喜出望外，他们知道他们有功，可邀重赏了”。 　　那个修女也讲到白军营救脱险的事，她耸耸肩膀、结束讲话道： 　　“可是谁能料想到正是搭救我们的那个师全军覆没了，大部投到红军那边去了!” 　　梯尔里神甫讲到他和难友们回吉安的情况，沿途乡村十室九空，有的村镇，瓦砾成堆，一片荒凉，不见人影。 　　“吉安一带的老百姓，对于共产主义的热情非常高”。他说：“他们完全彻底赤化了。每当红军占领一个村落或市镇，他们就召开盛大的群众大会宣讲他们的政策和一套制度。他们把大商店字号充公，同时把一切工人的工资提高。白军打过来，他们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在他们撤走以前，召开各种会议，说谁出卖革命背叛红军，他们回来就镇压谁。他们强迫老百姓跟他们一起走。” 　　“你参加过红军召开的那种群众大会吗?”有人问梯尔里神甫。 　　他有点局促不安，说道：“没有。不过大会情况我听说过，红军什么东西也不让我们看!” 　　“老百姓愿意留在敌后帮助红军也不行吗?他们躲藏不住吗?” 　　可敬的神甫承认：“是的，他们心向红军。他们是一些愚昧无知的野蛮人。” 　　梯尔里接着忠告道：“我相信蒋介石会亲自指挥白军围剿红军的。朱德、毛泽东从前只有五百多人很少几条枪。今天他们有十万人，军队半数人有枪。我们知道他们的枪是哪里来的，白军士兵把枪交给他们的，他们的枪都是从白军那里捞到的。打仗前，白军士兵们把政府的计划通通告诉红军。打仗中，他们朝天放枪，实际上投奔过去了。我们十二月到了吉安，鲁涤平跟我们说吉安不安全，赶快动身到上海去。他这样劝告是为了不丢他的脸。其实我们知道，红军已经打败了白军，白军一仗中就损失了七千人!白军其他几个师部队兵变投到那边去了!我们后来听说龙安以北有点‘小麻烦’，事实是红军部队在那边也打败了白军。到处打的热火朝天，白军处处吃败仗。所以我们逃到南昌跑到上海这里来了。” 　　后来，一个红军战士讲红军进军吉安的插曲： 　　“我没有参加攻打吉安的战斗，因为我躺在石洞军医院里，走时正打摆子病得很厉害。进城后我军吸收了几个当西医的帝国主义传教士到医疗队，他们都穿一身乌黑长袍，说一口漂亮江西话。他们的长头发象猴子一样遮盖住他们的脸孔。我们不跟他们讲话，他们也不跟我们讲话，除了必要他们问‘今天您好?’我们说‘比你们要好!’他们是传教士，我们知道传教士就是白军的特务。我们什么都不跟他们讲，因为他们会跟白军报告的”。 　　传教士插话到此结束。 　　 史沫特莱文集（2）/（美）艾格尼丝·史沫特莱著；袁文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85.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