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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美)艾格尼丝·史沫特莱;袁文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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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面前是一片汪洋的丹麦海。冷清清,灰沉沉,广阔无垠,海洋和灰黯的天空融成一片。一只飞鸟,张开两翼,在海上翱翔。 我在这里寄居几个月了,凝望着海——提笔写这一篇人生的故事。我写下的不是一件供人在闲暇时鉴赏的精致的作品,也不是一支能够使人心旷神怡,忘却世间烦恼的乐曲。这不过是在绝望和痛苦中所写的一篇生活的故事罢了。 我描写地球——就是我们全人类由于某种奇遇偶然生存在它上面的那个地球。我描写贫贱的人们的快乐和悲哀,写他们的孤独,写他们的痛苦,也写他们的爱情。 这些日子,我面前的天空,正和我的心情一样黯淡,渺茫无涯——也正和我的生活一样。我活了三十年,这几十年里,我尝遍了苦涩之泉,我曾经恋爱过,在那短短的时间里,痛苦算是离开了我,可是有时候爱情本身就是痛苦的。 我现在正站在一种生活的尽头,快要踏进另一种生活的门槛。我正在沉思,正在估量。我的四周是过去生活的断壁颓垣。如今,认识和毅力代替了盲目的信仰,经验给了我知识,我不再是懵懵懂懂的了,我有了工作,它的范围与意义都是无穷无尽的。这些还不足以抵得过爱情吗? 我注视着水面遐想。我曾经一度这样想:还不如到海底里去寻找我的前途哩。但是现在,我却选择了另一条道路。 我记得母亲有一条百衲花被,是她拿鲜艳夺目的碎布镶成的。她还缝过一条暗蓝色的被。那蓝被,我看一会儿就够了,那百衲花被,我却恋恋不舍地看了又看。对于我,这是一种奇遇。 我将把我这些生活的断片收集起来,缀成那样一条百衲花被,或者刻成一件花样有趣参差有致的镶嵌工艺品——这也会是一种奇遇吧。 死,也会是美的。但我不是那种为美而死的人。我属于为了其他原因而死的一类人——为贫困所折磨,为财富与权威所欺凌,为了伟大的目的而奋斗的人。我们中间也有少数人的死是由于经历了爱情的痛苦或幻灭而感到绝望,但是对于我们大多数人说来,“地震反而开辟了新的泉源。”因为我们是属于大地的,我们的斗争也就是整个大地的斗争。 我有生以来的第一件记忆,是一种异样的爱情与神秘的感觉。我那时还实在太小,所以只能回想起当时的一些感觉——此外什么也不记得了。我记得父亲在睡梦中紧紧抱着我贴在他庞大的身躯上。这究竟是记忆的开始呢……还是一种梦境? 那时候,我顶多不过一岁——因为这时比九十年代中期,我和姊姊安尼在日光和煦的草地一株枝叶扶疏的胡桃树下玩耍的童年时期,还要早得多。父亲在山顶上干草田里干活,我可以听见他说话——声音低沉而柔和。母亲手里提着两桶水,沿着幽长的小径,朝山上我家的小木屋走来。她赤着脚,风卷起那宽大的洋布衣裳,紧紧裹在她苗条的身体上。 你若是从井边再往前走两步,就会来到一条阴郁的,长满了密密的丛林和高高的榆树的沟渠边。沟对岸的远处,一簇簇浓密的小树丛下面,开着一片鲜花,又丰腴又娇嫩,经不起一线阳光的照射。它们一株株独自开放,花枝柔和地摆动着。这些都是花朵的娇柔玄妙的思维啊。在我童年的心灵里,它们都是有生命的;我和它们谈话,我也和草地上胡桃树梢的风谈话。 我们很穷。但是我并不知道。因为全世界好像都跟我家一样——至少密苏里州北部绵延二百英里内的这个世界都和我们一样。一片岗峦起伏、出产菲薄的石田瘠地一直伸出地平线外,接上了太阳落山处的天空。在我们看来,这世界的疆域一边是县城,另一边是密苏里河。北面边界上有一座数百居民的市镇。至于南面边界上——在我父亲的想像中,密苏里河上有一座叫做圣约瑟的神秘城市。然而他是一个充满漂泊者的心情和幻想的人物。人们听他讲那些有声有色的冒险故事,并不一定相信。因为他跟他们不同;实在的,他几乎可说是一个外国人。在我们的世界里谁也不知道他的家世。他们这一家人不是农民,有人说他们不稳定,不可靠——是一群游手好闲的浪人;他们的血管里有印第安人的血液……而外国人或印第安人,你是永远不能信任他们的。 后来,我们这世界的范围扩展到堪萨斯城。这是由于我的一个年轻表兄弟的离家出走,震动了全村。三个月以后,他回来了——变成了一个有教育的人。他已经是个理发匠了……还穿着公司里买的衣裳。 我坐在这里,模糊地想起了爱情……想起了火……想起了红颜色。是那只棲息在我们樱桃树上的红鸟吗?……是那件我小时候穿过的红外套吗?……哦!我想起了,那是很久以前的事: 我正在烧火——一堆可爱的火。我的炉子是石块砌成的,炉壁就是我家那两间木房的板墙。离我烧火的这面墙不远的地方,有两棵高大的柏树,中间挂着一个秋千架。火焰辉煌艳丽地燃烧着;假如不是给我母亲发现了,拿她的钢顶针敲我的头,这火必定会燃烧得更加艳丽。她常常用绷硬的钢顶针敲我,敲得我恼怒不堪。我的艳丽的火,光荣的火,她只要一发现,就要将它扑灭……同时也好象扑灭了我心中的什么东西……火焰闪烁的时候,多么温暖,多么可亲啊!现在我懂得了火与爱的本能之间的精神联系。我母亲却不懂这些,她在学校里只上到六年级。我父亲也不懂——他只读完三年级,他说,这对于一个男子已经够了。只有花花公子和妇女才需要教育哩。 我记得母亲的钢顶针的敲击,也记得那打在身上像小刀一样锋利的树枝。她为什么要时常鞭打我,我不知道,我怀疑她自己是不是知道。她说我玩火,说我撒谎。我看不出这与她有什么相干。她那不愉快的结婚生活一年一年过去,儿女愈来愈多,她鞭打我的次数也愈来愈多了。我原先不知道有时可以还击那些无缘无故打我的人;但是我逐渐明白了,只因为她身材比我高大,她才敢随意摆弄我。我于是急切地盼望长大起来。 她更想出了新的鞭打人的方法:她手里握着树枝站在那儿,命令我走上前去。我哀求,我哭喊,我想逃走,但是最后,我还是不得不走过去。她并不用手抓住我,却逼我自己挑选一个地方站定,任她没头没脑地鞭打。事后,我要是跟一般小孩一样呜咽不止,她就勒令我停住,不然,就要“把我踩到泥里去”。我记得有一回我没有马上停住,她就像老鹰一样扑到我身上乱打——头上、背上、裸着的腿上,一直到我带着创痛和恐惧哭喊着逃出去找寻我的父亲。然而我能向父亲说什么呢?——我还小,说不明白。而且他也不会相信。 我的母亲屡次说我撒谎。其实我并不知道什么叫撒谎。我从来就弄不清楚。我分别不出什么是现实,什么是幻想。我以为,树梢的微风确实带来了许多故事;棲息在樱桃树上的红鸟确实在向我低语;树林中丰腴柔嫩的鲜花对我笑,我也用笑回答它们;田里的小牛跟我长久地谈话。 后来,我终于知道了什么叫撒谎;为要哄我母亲住手,我就撒谎——我说,是的,我撒了谎,请饶恕我,于是她又怪我早不承认,继续鞭打我。不多时以后,为了避免挨打,我学会了只把我认为她要听的事情说给她听。 “我这几个孩子当中,只有玛丽不听话,而且还撒谎。”她常常对客人或邻居这样说。起初,我还因为羞愧而掉泪;慢慢的也就不在乎了;再往后,我竟承认这是事实,连否认也不想去否认了。 学会说真话,这可算是我平生最艰苦的奋斗之一了。凡事不全说真话,差不多成了我的天性。我如今要用痛苦和眼泪来洗涤母亲的鞭挞在我天真的童心上所留下的一切痕迹。她纵然打我,我依旧需要她的爱,只要她对我稍稍和气一点,我便以爱来回报她,因此,直到许多年以后,我才不再期望她爱我。我现在明白了:我的母亲和我的父亲,以及我们的环境,都妨碍着我的爱和生活得到正常的发展。他们要我相信自己是个坏家伙……我也就承认自己是个坏家伙,正如我承认自己撒谎一样;因为他们好像总是不会错的。然而我也曾流过一些永远忘怀不了的眼泪……据说是毫无意义的童年的眼泪,据说是很容易忘记的童年的创伤。哦!我不愿意再回想这些眼泪和痛苦了。 西方涌起了一堆深蓝色的浓云,朝我们这个方向随风飘来。接着云堆变成了阴沉的黑色,一道不祥的黄光从云间穿出,愈来愈大,顺风向前奔驰。我们——六岁的姊姊安尼、才学步的妹妹碧儿崔丽斯和我——惊惶地瞧着这道黄光,因为这黄光是危险的象征。龙卷风刮来了。 父亲和母亲都不在家。安尼喊住我的时候,我正在屋后面玩火。她想拉我们穿过一大片玉米田到远处的一个农舍里去,可是她忽然停住了脚,尖声欢呼起来。我们都抬头张望:在远远的那边,父亲和母亲转了一个弯,正在那条长长的白色的小径上飞奔。他们骑着那两匹父亲常常向人夸耀的雪白的马,跑在即将到来的风暴前面;马蹄嘚嘚地在灰白坚硬的路上奔跑。声音愈来愈响,他们像闪电一般冲进院子,一直冲到屋门前,母亲从马鞍上一跃而下,父亲一步也不停地把马赶进了马房。 我们立刻全都钻进了地窖,父亲抱着床垫、鸭绒被褥和毯子走在最后,手里还拿着一柄斧头,母亲尖声叫他把新缝纫机和自鸣钟——她最宝贵的两件财产——带进来,并且把屋门闩好。大风暴的前锋已经来到我们这里。父亲急急跑下台阶,把地窖门拉下来紧贴平地,把插销闩牢。我们静静地等待着。 地窖里只点了一个灯笼。四周围潮润的空气里,散发着各种各样的气味:泥土的气味,蜜饯水果的气味,甜瓜和苹果的气味,新鲜黄油的气味,陶罐里盛着的厚厚的奶油的气味。在这样的龙卷风当中,躺在这样柔软温暖的鸭绒被褥上闻着,听着,看着,感觉着一切,多么像在野餐啊! 忽然传来了一阵狂风暴雨般的吼啸,同时好像有什么东西落在地窖的门上。 “别动!”我父亲对母亲说。“就算我们给埋起来了,我还带着斧头哩!” “要是什么东西把通风孔堵住了呢?”母亲抬头望着顶棚中间的木头的小通风孔。 “我告诉你,我能给咱们劈开一条出路的。还没有发生什么了不得的事情,用不着你那样慌张。” 我听着他的声音,心里想:有了他,地球上任何龙卷风都不可怕了。 吼啸声还在继续。我父亲的声音从台阶上面通往地窖口的甬道传来。“这并不是龙卷风,”他拔开门闩,从门缝里向外窥探。“屋子并没有被刮走,柏树挡住了风。”长时间的静默。然后,“风势小一点了。没有危险了。” “谁也说不定。” “我可知道。我听说过圣佐地方遭到的一次龙卷风。风把那里的牛呀、马呀、人呀、房屋呀、篱笆呀都吹了起来,扔到好几英里以外的地方。风在田野上一口气扫过了六十英里,人们想用炸药把它轰散。你在几英里以外就能看见它远远刮来,好像一个又长又黑的烟囱。……有一个地方的一所熏肉房给风吹了起来,恰恰落在十英尺以外的地方!在那次龙卷风当中失踪的足有一百人。” 我记得很久以后我曾对一个女朋友说起,有一次龙卷风把我们的熏肉房,连马带牛一起刮走了,不过我们的屋子刚好被抛在十英尺远的地方,明明白白地落在那里!在那次龙卷风当中失踪的足有一百人。我这样对她讲,并且还给她描述那些屋子、篱笆、人、马怎样从天空中落下来,掉在我们四周的情况。 我真不愧是我父亲的女儿! 一群陌生人牵着一匹高大的黑雄马从山那边来到我们农场上。妇女们都不跟男子一块到放马的草地上去,小孩子只准在房子后面玩耍。这样一来,我们偏偏更不肯到房子后面去玩了。我父亲走到母亲这里,拿了几块钱,又回到草地上去。后来,陌生人就牵着雄马走了。一切都那么神秘,一种没有人肯谈论的神秘。 几天以前,一头母牛生了小牛。我亲眼看见了这件奇异的事,并且向我父亲报告了这个消息;但是父亲和母亲却命令我不准再到几分钟以前我还在那里玩过的、那母牛和小牛所在的田场上去。为了怕吃“耳光”,对于我所看见的事情,我再也不敢谈论,不敢问了。 我渐渐知道了性的羞耻和秘密。同时我还知道一些别的事情——雄畜比雌畜值钱,似乎还更宝贵;牡禽比牝禽值钱,人们挑选时也更仔细!当我的小弟弟快要诞生的时候,我们这些小孩子都被赶快送到另一间农舍里去,一切东西都像是盖上了一块又湿又粘的秘密和羞耻的破布。太阳快要落下去的时候,一位妇人带着勉强的欢悦用一种神秘的音调问我们可想要一个小弟弟?好像说是一只鹳鸟送来的。但是这妇人的一个十岁的小姑娘,却很懂人事,她把我们带到鸡舍后面,解释那鹳鸟的故事,讲的时候还夹杂着一些惊人的细节和大量的幻想。 第二夫,我父亲从镇上买了一盒雪茄烟分敬给那些贺客,他们从各地赶来,好像庆贺他成就了什么非常的事业一般。他们把威士忌酒瓶传来传去。生了一个儿子!我觉得自己被冷淡了;我跑到父亲跟前,双手抱住他那柱子似的腿,他摆开我,叫我到别处去。仿佛我有了什么过错……这件事对我刺激太深,使我哭都哭不出来。 “为什么呢?”我再三追问,但是得不到一点答复。 我们的木屋只有两间房间。一间里面铺着我们的两张床;另外一间是厨房和吃饭的地方,又是缝纫室和工作室。一张床是我父亲、母亲和小弟弟睡的,另外一张,是我的两个姊妹和我睡的。 一天晚上,我被一种声音吵醒了,翻来复去总也睡不着。声音又响起来。我提心吊胆地躺在床上,感到一种莫名其妙的恐惧,我虽然紧闭着眼睛,仍然害怕得不住地打战。人生最原始的一种本能以最粗暴的姿态呈现在我面前,在我的心灵上刻下了一幅恐怖而噁心的图画,使我的青春年代蒙受了毒害。从那一顷刻起,我再也看不见那十全十美的母亲了,自此以后她在我眼中变成了另外一个女人。一种又是爱恋又是厌恶的复杂的感情在我内心激斗;现在当她的鞭子打在我身上的时候,只能激起我本能的憎恨。仅仅过了一忽儿,我就听见她讲些不真实的话;我以前在她身上看到的善与美——虽则残忍——顷刻间都消失了。此后一连许多年,她和我总像隔着一条仇恨的鸿沟,互相敌视。她逐渐知道她的命令或要求对我起不了作用,于是她就用父亲来恫吓我。但这样也没有用;因为父亲从来没有打过我,而且我知道他永远不会来打我。母亲有时会犯错误,父亲却永远不会。他只要一开口——我就会服从。我平生唯一的愿望,就是学他的样,把马车赶得和他一样,把草堆聚得和他一样,使我自己像新生的小弟弟乔治一样成为他的骄傲。 有一天,我们坐着运货的马车在高低不平的路上颠簸,小乔治端坐在车床板上,肥胖的腮颊随车子的震荡而不停的颤动。我母亲望着他不住地笑,他看见母亲笑他,泪水就扑簌簌地顺着面颊淌了下来。 “老是朝着孩子傻笑!”我父亲厉声叫道。 我心里觉得一阵难过,就爬到我小弟弟身边,用手臂环抱着他。他蜷伏在我怀里,不再伤心了。父亲看看我们,没有再说什么,母亲也就止住了笑。从那一刻起,我对弟弟乔治的爱超过了一切。 我的外祖母是一个高大结实的妇人,一头稀朗朗的灰发飘散在她的脸上,眼睛黑得像没有月亮的夜晚。她赤着脚走路,抽烟的时候用一根玉米心子做的烟斗,身上穿着一件宽大的长衫。我的外祖父得了肺痨病卧床不起,她便一手来管理他们的农场,同时还管理着五个成年的儿子和八个成年的女儿。她这是第二次结婚,带来了前夫的三个女儿和两个儿子;其余的子女都是我外祖父的前妻生的。和我同年的一个女儿弥儿德理是他们二人这次结婚的果实。 说来奇怪,我这个外祖母,同时也是我的姑母,因为她是反父亲的姊姊。我的外祖父常常抱怨她家世卑贱,尤其反对我的父亲。外祖父似乎本来并没有意思要和外祖母结婚。他们的结合只是一件偶然的事情。我的母亲遇见了我的父亲,差不多是一见钟情;虽然母亲那时不过十七岁,他们却私奔到一个很远的镇上去结了婚。外祖父怒气冲冲地追赶他们,他决不肯听任自己的女儿委身给这样一个人,更不用说这个人还是个半印第安人!他一直追到这个妇人的家里才把他们找到。这妇人是个寡妇,带领着一群儿女,生活极为困苦。我外祖父不幸是个鳏夫,又是个温顺随和的人,于是这个强悍的妇人就把他拖到神坛跟前,迅速稳当地嫁给了他,就像我父亲娶我母亲一样。这样,她也就自然而然成了我的外祖母,这两个家族也就无可奈何地混乱起来了。我一直捉摸不定到底应该叫她外祖母,还是姑母,叫她的儿女表兄弟表姊妹,还是舅父和姨母。我最后决定叫她做马利姑母。 她是个具有男子的体魄和气概的妇人,婚礼一过,就控制了她的新丈夫以及他所拥有的一切。要是她用话不能说服自己的儿女或者他的儿女,她就动手。她的手又粗又大,每天早晚两次挤牛奶的时候,动作和男子一般有力。她提着几桶撇过奶油的牛奶,泼在猪身上;她揉面烘面包的时候,两条胳臂舞动得像蒸汽活塞,湿面在她手掌下发出噗哧噗哧的声音。天蒙蒙亮她便把男人们叫醒,夜里不到她规定的时候不准上楼去睡觉。她指挥众人摘果子——苹果,梨子,桃子,各种各样的浆果,然后指点女孩子们把这些果子装罐头的装罐头、腌渍的腌渍、晒干的晒干,准备过冬。秋天里,她指挥众人宰猪杀牛,然后把肉放到熏肉房里去熏。夏天里,甘蔗熟了,她监督大家把甘蔗割下来,然后在山脚下一个长而矮的糖坊里熬糖。 她把自己经营管理的才能也施展到女儿们的恋爱问题上。她的儿子到别的农场上去求爱的时候,她可惜不能跟了去。女儿们可就不同了。每逢她们的情人来访,她必定亲自检查客厅是否整齐,风琴有没有事前打开,好让那少年知道这是一个不可小看的家庭。她还私下给女儿们许多指示;可怜虫来了的时候,她便亲自锁上客厅门,把我们这些小孩子赶到后院里去玩。等那少年来拜访过多次,她估量着任何人都应该下决心的时候,她便亲自走进客厅去,问他到底打算怎么办。不管什么人,看了她的那种目光,除了光明磊落地说出自己的意图外,不敢转别的歪念头。 她简直像是一支驻在外国的侵略军。和一切侵略者一样,她也是个专制魔王。星期日我们照例都在她的家里——每一个人都认为这是她的家——吃饭。她坐在长桌的这一头,我那唠唠叨叨的外祖父坐在那一头。他们两人远远地相对喊叫;因为桌子的一边坐着八个男人和女人,另一边也坐着同样多的人,中间还挤进了不少小孩。我坐在母亲身边,小心翼翼循规蹈矩地吃着。有一天,外祖母给我切了一块果酱饼放在碟子里,我在饼里发现了一只苍蝇,便把它推在一边。她转过黑眼珠来瞪着我,向我宣布了一条使我终身难忘的戒条: “煮熟的苍蝇是吃不死人的!”桌上的人立刻都肃静下来;谁也不敢说话。大家都望着我,活像我犯了什么罪一样。我想了一想,于是把苍蝇和果酱一块儿吞了下去。 只有两个孩子没有挨过马利姑母的打。一个是弥儿德理,她第二次结婚生的女儿,一个被宠坏了的调皮鬼。她若是看中了我的或别个孩子的什么东西,我们就得给她。她的头发长得又长又密;我的头发却稀稀朗朗地编成一条细细的发辫垂在脑后——很像马利姑母的头发。但是马利姑母总要我们两人站在一块来嘲笑我。 “我将来长大了,也会有长头发的。”我只好这样说。但是她的嘲笑却留下了难医治的创痕。每星期日她总要问我,头发长长了没有。 弥儿德理刚长到摸得着琴键的时候,她就教她弹风琴。音乐唤醒了我内心深处的感情,我常常一个人偷进客厅里去弹琴,弹得很轻,怕给旁人听见。但是这个妇人总会跑到门口来,命令我不准乱弹,否则她就要给我“一巴掌”。 我外祖母从来不碰的另一个女孩子,是她的继女海伦,一个十五岁上下的姑娘,她长着一头古铜色的头发,这里那里还闪着火焰一般的金光。她继母大发雷霆的时候,她却可以不动声色地走来走去,她谁也不怕,向谁都敢公开挑衅。她用一种古怪而又文雅的玩笑来嘲弄我,我掉泪时她还拍手大笑。她的办法是背熟几个长长的生字,然后把这些字用到我身上:“你是一个‘叛逆’”“你是一个‘盗贼’,”或者“你是一个‘不事修饰雀斑满面的小鬼’!”给胡乱起上这些绰号,谁听了能不伤心痛哭呢! 海伦想离家出外去做工。她遍访了邻近的农人,问他们要不要雇女工。她要赚许多的钱,然后拿这些钱来买衣裳。不久,她居然找到了一个位置,跟她父亲闹了几场以后,到底到很远的一个农家去当女佣人了。三块钱一个月——还有增加工资的希望。 ……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从那以后,我却看到她对于美的要求,对于生活的热爱,一步步和丑恶以及一切残害生命的事情走上了同一的道路。我要问,为什么性质相反的东西会手牵手走在一起?为什么那些使海伦显得高人一等的东西反而会把她引到毁灭的境地呢? 今天,一个妇人从我面前走过,她的笑容活像我的一个叔祖母。我有一个姑母笑起来也跟她一样。 有一天,我们围坐在叔祖母饭桌旁。她已经四十多岁了,可是还很漂亮。在她身边坐着一个面孔瘦削的男人;他是一个牧师,请到这样一位贵宾,大家都认为是一种荣幸。他说话的时候,大家都一声不吭恭恭敬敬地听着。他这种制服旁人的力量,使我十分钦佩。我们正要开始吃饭,他却把头朝菜盘低下去,把两只手握在一起。别人也跟着他一样做。他嘴里叽哩咕噜不知念些什么,大家也都闭紧眼睛静听。 “妈妈!”我尖声叫起来,“他在做什么?” “嘘——”她抓住我的肩膀用力摇了一下。 我羞愧得一声也不敢响,只顾吃饭,一面痴痴地望着那个牧师,他吃了又吃,人们仍旧恭恭敬敬地劝他再吃一些。吃完以后,他把椅子往后一靠,张大嘴打了个呵欠,伸了一个大懒腰。其余的男人也陪着他伸起懒腰来,但是如果女人也这样做的话,那就是没有好教养了。 我就这样第一次认识了基督教,也就这样第一次接触了祷告。 这位牧师所以到我叔祖母家来,是因为自从她丈夫犯了杀人罪入狱以后,她在这一带乡村里就出了名。无论什么人经过这所傍山修筑的白色农舍,都想借故进来歇一歇;他们或是来讨一杯水,或是来探问作物的情形,或者干脆就是跑来消磨一段辰光。他们走出去以后便散布些流言蜚语,说她神色如何,又说她讲了些什么话,他们不厌其烦地把她的事情千百遍地传述。 叔祖母和我的叔祖共同生活了好多年,生了七个儿女,也算是一个贤妻良母。我曾经听见母亲和旁的妇人们谈论,说叔祖母怎样常常偷出去会她的情人——他也是个有妻室儿女的人,名叫伍尔夫。他们相好已有多年,一向在小山谷里一片麦田尽头的一间破旧的小茅屋里幽会。她有一对双生子,今年十三岁了,虽然还姓她丈夫的姓,却实在是伍尔夫的孩子。人们都说,谁还看不出来呀!这个家族里就从来不曾有过黄头发。他们一天天把这个故事说得更加详细,更加活神活现,而我就在一旁——偷偷地——听着。我看见一大片金黄色的麦田,麦田尽头有一间小茅屋;茅屋前的麦子全都折断了倒在地上,仿佛有许多野兽曾经不断地在那里滚来滚去。随着故事的发展,那块滚平的地方也愈来愈大。 我叔祖不知用什么方法探听出了那幽会的地方。于是他一连等了好几天——一面等,一面观望。末了,伍尔夫终于来了,赶着车子往镇上去。我叔祖远远看见他走上山坡,便取出事前装好子弹的散弹枪走到路上去迎他。有的人说他曾对伍尔夫说明他为什么要打死他,有的人说,他并没有,只是走上前去,扳动弹机,开了一枪。 他被判终身劳役监禁,宣判的那天,周围许多英里内的农民都赶到县里去旁听。他们去的时候都准备向我叔祖母说一说他们对她是怎么个看法;但是事情适得其反,他们发现她和她的丈夫真可说是患难相共,使他们这些人和整个世界的人都无从插嘴。宣判之后,她平心静气地安慰他;人们听见她对他说,她要为他求赦免,即使耗尽他们历年来的全部积蓄,也在所不惜。 从此以后,她和平常一样,恬静平安地过日子;人们对她献殷勤,她多少有点感到宠幸,同时也多少有点意识到自己的处境令人羡慕。她的儿子们对她总是十分尊重,在田里干起活来,也勤勤恳恳。人们走进门来,总想偷眼看一下她的双生子。她直率地、骄傲地回答人们提出的问题;她正在设法使丈夫获得赦免,而他呢,在监狱里学会了一门手艺。他给她写了许多长信,她也给他写了回信。他的皮靴做得真好,她很有些替他骄傲,说话的语气好像他就在遥远的城镇一家华美的鞋店里做工。男人赞美她,妇女羡慕她。那位以前从来不踏进她家门的牧师,现在没有一个礼拜日不在她家里吃饭;他一面吃,一面和她的成年的儿子谈论农事,满意地倾听着她叙述丈夫制靴手艺的进步。而且,他还用一双色迷迷的眼睛瞅她。 她总是笑嘻嘻的;有人说,不,这不是笑,这不过是一种表情罢了。 收获节的舞会和聚餐一天近似一天了;今年,这个盛会在我们家里举行,几星期以来,周围几英里以内那些雇不起短工的贫农,组成了一年一度的互助组,轮流到各人的农场上去收割。我家是最后的一户。 东方的天空刚刚显出清冷阴暗的灰色,人们就带着妻子赶着车来到我们农场上。他们在这里和另外一群农人和他们的女眷会合;虽然寒气未散,青草还带着又冷又湿的露水,他们的声音却已经充满了快活的期待。 这儿真是妇女的天堂!这些妇女独自跟丈夫在一起的时候,都是唠唠叨叨、毕恭毕敬、傻头傻脑的,男人们也很少说话,偶尔开口,也总是为了维护历代相传的男性的特权。但这时在一大群人面前!你看罢,妇女们把男子支使得团团转!男子们走来走去,叫每一个人看到他们是在受妇女们的折磨!他们一群群站在一张长长的松板台子周围,喝着黑咖啡,吃着松脆的炸腌肉、煎鸡蛋和油炸面卷。接着,妇女们就把他们轰到田里或山林里去,好像她们不下命令男人便不会想到动身似的。 男子们整天在田里做工,在山上伐木。轻微的丁丁冬冬的斧子声飘过日光灿烂的宽阔的林间空地。山林冷清清,土地香喷喷,树叶已经开始变黄。马车把伐下的木料装得高高地拖走;一堆一堆卸在我们房子的北面以及马车道旁边。这是我们冬天的柴料,同时也是抵御凄厉的北风的屏障。 妇女们整天都在削水果、切片、装罐头。中午的时候,斜斜的屋顶上铺满了一层白色的苹果片,晒在太阳里;等到下午,厨房桌子上就摆满了一长排一长排果酱和蜜饯罐头。你看看这些罐头,就觉得自己真的做了不少工作,而不是仅仅散了一天心。因为你若是一连几星期独自住在一个小农场上,除了几个偶然经过你面前,只来得及跟你打个招呼的邻居外,没有一个人可以谈心,那你当然有许多事要告诉别人。各种新发生的风流韵事啦,新的食谱啦,新的服装式样啦,以及谁向谁求婚那种永远新鲜有趣的故事。偶尔讲起一件惨事,大家就能议论一上午。我叔祖母的故事就曾被再三传述。有人说起海伦和她主人家的大儿子山姆·华尔克来往很密。又有人提起另外一件事,那家庭荣誉的保护者——散弹枪——曾经拿到山上一个青年人那里去;但是他后来娶了这位姑娘。有时这群人里有谁谈到一桩稀有的丑事,这厨房里就会笼罩上一阵静默。逢到这种时候,我总被支使到屋外去。有一次,我故意在近处走来走去,于是听到我母亲大声喊道: “强迫她!这话可不能这样说!我不相信!” 饭餐的时候到了,男人们又回来吃饭。饭菜都摆在屋外高大的柏树下用锯木架撑着的几块长板子上。男男女女的血液似乎都奔腾起来。所有权的束缚被遗忘了或者受到了公开的嘲弄。男人和别人的妻子胡调。妇女们昂首阔步挽着别人的丈夫共进晚餐;男人们更当众宣布他们私奔的念头。戏谑,喧笑,混作一团,嫉妒被认为是一种恶劣的破坏礼节的行为。在家里的时候,男人可以恶声恶气折磨自己的妻子,可是在这里,他们却不敢流露半点不情愿。人人都仿佛在重温那一去不复返的氏旅社会的旧梦。 接着,又是工作,继续工作,有时候一天,有时候两天,有时候三天。这种时候,虽然工作很辛苦,却充满愉快和欢乐。尤其是当男男女女在一起的时候,更是兴高采烈。最后,那热闹的晚会来到了。在我们屋外,男人们搭起了一个四四方方的大跳舞台,台上撒着蜡烛屑,光滑得像玻璃一样。 这真是个盛大的跳舞会——了不起的跳舞会!乐队是一把六弦琴和一把提琴。我因为有了这样的双亲而自豪——我的母亲窈窕文雅,我的父亲穿着长袖衬衫站在舞台中央多么漂亮,他叫道: “喂,朋友们,挑选你们的侣伴,跳一个迴旋舞!” 我的父亲是多么神气啊!提琴随着他的号令开始演奏,我的父亲和母亲也随即领着大家跳起舞来。他们转来转去跳着旧式的旋转舞,我母亲的身子稍为往后仰,她那镶花边的裙子临风飘荡,我父亲轻松自如地带着她转圈。我异常兴奋,在跳舞的人群里没头没脑穿来穿去。无论我走到哪里,总能在跳舞台上那一群摆动着的人们之上看见我父亲的头。他摘掉了那顶飘飘然的大帽子,这顶帽子他常常戴得很低,遮住一只眼睛,很有几分文雅风流的气概,为他取得了一个对于妇女是危险人物的名声。这天夜里,月光如水,音乐声响彻青云。父亲在晚上和在白天一样,保持着领导的地位。就是他的衣饰,也使他显得出众:他束着一条五颜六色的宽皮带,配上真银的钮扣。他说这是从圣佐买来的。随便哪一个穿上这样鲜艳的服装都会觉得很不自然。但是我父亲是个很俏皮的人,他敢做人家所不敢做的事。 他一边跳舞,一边唱歌,他一开始唱的时候,跳舞的男男女女就任凭自己随着节奏摇摆起来。他的歌生动地道出了他们的心愿。凡是听过的歌,他都能唱,假如他把曲调忘记了,临时也编得出来。 音乐停止了。接着是一片静寂,这种静寂的原因,常常是由于人们受到了比理性更为深刻的感情的激动。霎时间,我父亲又站在台上了。 “跳四方舞的侣伴站出来!”他叫道,因为入夜不久,跳舞刚刚开始。我看见他走到我那古铜色头发的漂亮的海伦姨母面前,鞠了一个躬。那天晚上,她和她主人的儿子山姆·华尔克从十二英里外赶了马车来参加舞会。据别人说,她“经常和他同出同进”。在这个集体中,一个自己能赚钱的女佣,是很受到别人的尊敬的,说话也起作用。在场跳舞的人都知道她每个月赚三块钱;这从她那高傲的举止以及她对待新情郎的那种无拘无束的态度上,也看得出来。她是可以发号施令的!我父亲选中这样一个重要的女人作第二次舞的舞伴,真是再好没有了。 “对你的舞伴一鞠躬,”我父亲高声喊起来。 舞伴们相对深深一鞠躬。他的声音不时盖过急促的音乐,叫着:“大家手挽手儿转起来!”“太太们在中央,先生们站周围!”“卷一个葡萄藤!”提琴尖声拉出“火鸡在草堆里”的调子,有人开始狂叫。 啊,啊,啊!一个猴儿草堆里藏, 假装看不见他的丈母娘! 其他的人接着合唱: 火鸡钻在草堆里,哈!哈!哈! 火鸡钻在草堆里,哈!哈!哈! 把草堆扒开,把火鸡抓来, 不管怎样, 先唱起一节调子,就叫火鸡钻草堆! 跳舞的人分成两行,我父亲和海伦在两行人中间跳过去,他们的脚步腾空飞舞,海伦的头发映着树枝上摇曳的灯光闪烁。他们在台中央相遇,相对一鞠躬,然后又跳回去;再一次——跳到台中央;再一次——右手边;左手边,绕了一个圈;最后,又回到台中央,他们的脚步轻巧得如同天上的浮云。父亲用双手扶着海伦,海伦像临风招展的鲜花一样不停地旋转。观众中爆发出柔和的掌声,伴着他们跳舞的节奏。 “把你们的舞伴转起来,”喊声又起来了。在下一节舞蹈中,一个赶着一对漂亮的红褐色马来到的人,一下子把他的舞伴扔到半空中,高过自己的头,用一只手臂托着她,她把双手撑在他肩胛上,他团团转地跳,她在他身旁临空飞舞,脸上的表情很庄严,为了他的力气而感到得意。暂时在一旁休息的舞伴们都用赞美的眼光注视着。另一个跳舞者忽然扔开他的舞伴弯下腰跳起“木鞋舞”来,跳得那样好,简直从来没有看见过。他知道怎么跳才能跳得最响。他碰脚跟时“踢踢跶踢跶”“踢踢跶踢跶”的声音几乎把音乐都淹没了。 我在兴奋之中爬到台上,刚巧站在提琴师高高举起的手臂下面。在我前面涌起了海一样一片摇动的腿和舞裙。跳舞停止了……接着是一阵静默……我感觉母亲在背后用力拉我,要我下来回去睡觉。她赶我穿过了那拥挤的人群。到了卧室里,我好容易才爬过一大堆婴孩坐车,跌跌跄跄地跨过地板上草席上一排排熟睡的小孩。我爬到床上在我的两个姊妹身旁躺下,但是母亲一走开,我就又坐起来,侧耳倾听外面传来的低哑的喧哗声、尖利的提琴声、跳四方舞人们的脚步声和指挥舞蹈的喊声。接着,是很长时间的静寂……然后……他们吃夜宵了!子鸡、巧克力饼、肉包子、冰淇淋、世界上一切好东西!一直要继续到东方发白哩。我哭了。连我的父亲也把我丢在脑后了……啊,我是这么小,这么小哟! 冬天,降雪了,盖满了起伏的山丘,沉重地压在草地外边的树林上,宰猪杀牛和熏肉的工作都已完毕,熏肉房里摆着一桶桶咸菜、干玉米和碎肉。盛碎肉的那一个桶刚巧很低,我一伸手就摸得到铺在浮面的葡萄干。地窖里摆满了一行行水果罐头;黄澄澄的南瓜塞满一个墙角。熏肉房和地窖之间有两个松松的土堆,和妇人的胸脯一般;你如果铲掉一个土堆上的积雪,挖开雪底下松动的泥土,就能找到用金黄的麦秆隔开的一层层红苹果。如果你想要包心菜或马铃薯,就可以到另一个土堆里去掘。谷仓里的粮槽中装满了小麦,用手一抓,就像一阵金黄色的雨一样从手指缝里漏下来。上面干草架上,芳香扑鼻、细碎松软的干草一直塞到齐屋顶。那上面终年都像薄暮般的温柔,使人不免要做些奇异不可捉摸的幻梦。 在几个月漫长的冬日里,有许多编织工作可做,我母亲现在有了一架织毡毯的大织机。下午天气如果晴朗,邻近农场的妇女就赶来帮忙缝布条。她们聚集在我家厨房里,找出所有的干净的旧花布和碎布,把它们撕破,剪成狭长的条子,比着原来的颜色,一端连一端缝接起来,缠成几个大球。以后,当我母亲做完旁的工作有工夫织毡子的时候,我就替她把这些布球绕在梭子上。妇女们缝布条的当儿,男人们就在一旁剥玉米,准备冬季的饲料。有时候还举行缝纫互助会,妇女们聚集在几家人家帮忙缝织冬天必须的衣着。男人的工作是将砍伐下来的树木劈成柴料,要是天气晴朗,就去修补篱笆。 拉糖盛会快要来到了,你在几个星期以前就能感觉到。凡是年龄够大能参加跳舞会的青年男女都在作准备。日子一到,人们就把一辆大橇车套上一对或者两对牲口,在车榻里塞满干草,中间放上几块烧热了暖脚用的砖头或石块,再把棉被一直盖到下巴上。橇车在皎洁的月光下滑驶,四处去邀集一对对青年男女。路上遇见别的橇车或雪橇,便高声欢呼,你叫我,我喊你,一同继续前进。大家齐声欢唱,车铃丁丁当当合成一种没有曲调的音乐。最后这批人都拥进某人家的清洁的大厨房,厨房里点着四五盏耀眼的灯,装饰着柏枝和红莓,壁炉中燃着熊熊的木柴,炉灶上热气腾腾,一切都已就绪。 炒玉米花的器具也已经取了出来——一些带长柄的铁丝笼。男男女女都站在壁炉前排成一行,在铁丝笼里扔进一把玉米粒,扣上笼盖,然后把笼子在煤火上前后摇动,直到玉米粒爆裂开来变成雪白的一片。另外一些女人在灶上熬浓糖浆。现在,大家都可以尽情的吃玉米花,爱怎么吃就怎么吃:浇上熔化的奶油蘸盐吃也好;用热糖浆揉成又圆又白的雪球也好。 最后,糖浆熬好了,也尝过了,倒在深口的盆子里凉着。男人女人都去穿上一件又长又大的围裙,样子十分可笑,于是大家一面尖着喉咙狂笑,一面互相帮着把背后的钮扣扣上。然后,在手掌心上塗上奶油,各人挑选一个对手,拿起凉糖浆来放在手心里搓。两个人面对面拉着柔软的糖块,糖块愈凉愈靱,人也愈离愈远,交换着把糖块的两头扔过来扔过去。人们拉着,笑着,又闲谈,又调情。等糖块冷得差不多了,便拿去摊在塗了奶油的盘子或者塗了油刷得雪白的厨桌上,做成各种各样的花式——弯曲的棍子、麻花卷、动物或人、宝塔、数目字或者中箭流血的心。 然后,他们便准备跳舞。舞乐休止的时候,就有人高声喊,要我父亲唱歌。有一次他唱了一首“亲爱的玛丽”。这我记得非常清楚——我的名字不是叫玛丽吗? 我心中有一个秘密,亲爱的玛丽, 爱人呀,我有个故事愿意告诉你, 幽谷里的每一朵雏菊, 都晓得我的秘密, 都熟知我的秘密, 然而我却不敢告诉 亲爱的玛丽。 到我这里来吧!亲爱的玛丽; 亲爱的玛丽,到我这里来! 爱人呀,不是为了 你容貌美丽, 而是为了你可爱纯洁, 我才感到无限的幸福, 我才倾倒在你的裙下, 亲爱的玛丽。 说来奇怪,我竟还记得他的声音,他的表情,和唱歌时候从他嘴唇上吐出来的每一个音节。我记得每一个音符,也记得他的声音如何在每一段的最后一个字上缭绕不绝;我还记得我当时感到忸怩不安。 唱完歌之后,又继续跳舞。半夜的时候以及两三点钟的光景,跳舞都暂时停止,让大家喝咖啡,吃点心。星儿散了,月儿淡了,可是人们仍在跳舞。直到东方渐渐发白,方才停止。于是大家又把马套好,取出橇车里的砖头石块,重新烤热了塞在车上,赶着长途回家。橇车在压平了的雪地上悄然溜过,橇车的铃儿寂寞地丁丁冬冬的响。东方已是白色朦胧,跳舞的人们也都熟睡了。 父亲和母亲正在吵架。他们吵得这样凶,我心里害怕极了。父亲咒骂,母亲哭泣。这是在我童年生活中投进一片阴影的许多次可怕的吵架的开端。 我父亲想要弄钱,他说——弄大笔的钱——只要我们离开这个地方,他马上就能够弄到钱。他要离开这个永远不会有大出息的田庄。我们在那里的生活诚然很苦,但是我现在知道了,那还是正常的固定在土地上的生活。终年辛辛苦苦,到年底能余下几个钱,我母亲也就满足了;但是在我父亲,这样的生跟死也差不了多少,他已经忍受够了。一年到头,只有三四个节日;其余的日子,他就得跟在孤单单的犁杖后面,去耕种那年年歉收的石岩田,光着脚在泥块上跌跌跄跄。他要一年四季都有鞋子穿,我母亲却这样想:既然她能够光着她的脚从一英里路以外的井里一次挑两桶水回来,既然她能够——用她自己的话——像“狗一样地工作”,那么,他也就不应该有什么怨言了。不!他回答说。他不姓加斐尔德,不像她的族人那样都是些满足现状的小气鬼,他姓的是罗泽士!是的!我母亲回答说,他诚然是个姓罗泽士的——他一点一滴都是罗泽士,而她父亲所指出的一切也都是对的——随便什么事情都不能安心做上一年!永远想换口味,永远发牢骚,永远胡说八道,不爱作工只顾唱歌;并且还以为那些辛辛苦苦工作的人们看不透他! 这样一来,可把我父亲激怒了。他说他要离开她,永远不再回来。“到我这里来,玛丽!”他命令道,“到我这里来,乔治!” 他打算带着乔治和我一块儿走! 母亲倒在厨房里一把椅子上放声痛哭。父亲又命令我到他面前去,他还骂我母亲,说她把我和乔治当作狗一般对待!但是那天晚上母亲身上却有一种不知什么力量使我不听从父亲的话。我跑到母亲跟前,把手放在她膝盖上,她的眼泪滴在我手上。 我父亲并没有走,我以为这是因为我不肯跟他去的缘故。但是最后还是他得到胜利,我们全家都迁移了。从此以后我们的根便从土地中拔了出来,我们开始过着流浪的生活,四处寻求那总是可望而不可及的成功、幸福与财富,从那以后我才听到了那句古话:“我所不在的地方,那里才有幸福哩。” 我们坐着篷车一连走了好几天,走过了很长一段路程。篷车里面放着两个床垫和一个烧饭炉子,还有几只盛衣裳和装粮食的箱子。两个床垫是叠在一起的,晚上把其中一个床垫从车里取出来,铺在篷车底下,父亲和母亲就在那里睡觉。我们这些孩子都睡在篷车里面。我们到了一个有森林的地方,就停了下来,不再前进;张起帐篷,支起床架,还用白松木做了一张桌子。我父亲替山上白房子里住的一个人伐木。这位先生有时候也到我们帐篷里来;我母亲称他“老爷”,请他无论如何坐一会儿,等她去给他煮一杯咖啡。他走了之后,她又哭哭啼啼和我父亲吵闹。 这林子里有着千百种的香味。白天,我从早到晚都在寂寥肃穆的树荫底下游戏,脚底下的泥土又松又软,像棉花一般。晚上,我们就用从树林里拣来的松枝生起一堆篝火。我们的帐篷支在一片旷野上,我们吃饭的时候,头上就是蓝色的天空,所以我们的生活中充满了千变万化、奥妙无穷的景象;我们常常谈起遥远的地方;山上那条弯弯曲曲的小路就仿佛一直通到渺茫不可思议的处所。我有时站立在十字路口,凝望着那条像白色的绸带子一般引向世界另一端的大道。有一位美丽的少妇经常骑着黑马从此地路过。她的头发和眼睛都是黑黝黝的,穿着一套黑色的骑装。黑帽子下面露出一张秀丽文雅的面庞。我母亲后来逐渐认识了一些伐木工人的妻子,从她们那里听说了关于这位美丽的少妇的事。她们说:她很有钱,但是曾经被流氓在河上的桥旁边糟蹋过。这事发生在好几年以前;她现在已经二十二岁,可是还没有人愿意娶她,也就是这个缘故! 我听到这情形以后,就时常特地去等候这个少妇过来。真奇怪!没有人愿意娶她,却丝毫看不出她有一点忧愁的样子!她那可爱的面庞显得十分庄严恬静,比我母亲的面孔更加恬静。 第一场雪下过以后,我们就离开这幽静的山林,回到了那土质灰硬的小农场上。父亲和母亲彼此很少说话,母亲常常哭泣。不久,父亲又离开我们出门去,一连几个月没有回家。我们家里冷冷清清,十分寂寞,母亲的眼睛总是哭得红红的。外祖父不时给我们送来一口袋粮食;他总站在厨房里和我母亲谈话。他的瘦削的面孔十分苍白,带着一种男子少有的秀气。他长着黑色的髭鬚;戴着一顶宽边的黑帽子。谈话的时候,眼睛里——多么像我母亲的眼睛——含着责备和怜悯。母亲站在那儿,身上穿着一件宽大的褪了色的印花布罩衫,两手握在胸前,低着头,轻轻地哭泣。 她的眼泪,……是我生命中的阴影! 这一年冬季我进了学校。那单间的、没有粉刷的木板校舍,站立在一个黄泥泞滑的山岗上,离我家很远。教室的一头有一块黑板,我学会了:当我面对黑板坐的时候,正面是北方,背面是南方,而东方在我右边,西方在我左边。现在时隔二十五年,我还总以为北方在我前面,南方在我背后,如果我想弄清楚,就必须转过身子来,让自己觉得又回到了那小小的校舍里面才行。数目字也是些很奇怪的小家伙。“一”字站在一架高高的扶梯的底层;“一百”却端坐在高耸入云的顶上。如果逼我把一个大数目去加一个小数目,我就得一直爬到扶梯顶上,找到那个大数目,把它带下来,坐在小数目的一旁。这种工作又无聊又耽误工夫,而我的先生还骂我笨。 我从一本黄颜色的拼音教科书上学生字,那本书充满了生命,闻起来又是多么新鲜!我夜里总带着它一块儿睡觉。这已经是很多年前了,然而就是现在,那些卷曲的书页还仿佛不受年代的阻隔而散发着香味。 那年冬天,我又懂得了另外一件很重要的事;当我跌交折断了手臂,一些大同学把我送回家以后,母亲看护了我好几个星期;我躺在床上,她温柔地和我谈心,人们也来问候我的病体怎样。可是手养好之后,人们却不再理我了,这使我很失望,很不快活。所以伤好了许久之后,我仍旧喊臂痛。我因此明白了,要是你生了病或受了伤,人们倒会爱你,一旦病好了,人们反而不爱你了。我的心里还产生了一种似是而非的印象——那就是,必须经过痛苦才能得到爱。在我童年时代里,一直被认为是个多病的孩子。 一天傍晚,太阳刚要落山,我正站在那里眺望那坚硬、灰白、幽暗的小径,从转弯的地方驶来了一辆马车。两匹雪一般的白马拖着车子稳稳当当地疾驰,车里隐约坐着两个人。他们来得有如梦幻一般毫无声息,晚霞斑斓的天空衬托着那两匹马昂起的头。嘚嘚的蹄声愈来愈清晰了,最后,马车隆隆地冲进了我家大门,父亲跨过车轮跳了下来。另一个白发苍苍的人慢吞吞地小心翼翼地跟在后头走了下来。他和我父亲两人都穿着从服装店买来的衣裳。我父亲把宽边呢帽遮住左眼,还结着一条随风飘荡的黑领带。他转身的时候,我又看见他那五颜六色的腰带上闪闪发光的钮扣。 我父亲在外面漂流了七个多月之后,就这样又回到了家里。他回来时发现家里又添了一个男孩——丹尼。他带着几匹马到了圣约瑟,不知用什么方法在一个眼科医生那里找到了一个差使。他是医生的车夫,又说他自己也在学做医生。当时中西部的医生往往不是经过大学训练,而是从实际工作中培养出来的。 父亲给母亲带回来一段黑绸衣料,她穿着那套宽大的印花布罩衫、赤着脚站在那里,交叉着手,忧愁地看着这块绸衣料。 “这一下你可不能说我没为你做过什么了!”他对她说。 她没有回答,于是他愤愤地接着说:“难道你连一句好话都不会说吗?” “这料子好看极了,”她回答道,泪珠滴落在发亮的绸子上。 他转身跨进厨房,和白发医生并肩坐下。他们两人把威士忌酒瓶递来递去。 第二天,我听见厨房里有怒骂和哭泣的声音。我战战兢兢地溜到门边,被一种我知道会使我痛苦的事情吸引着。父亲正站在门旁边责骂母亲不该跟医生一块儿喝威士忌酒。他还说了一些别的不可思议的事情,骂她不该那样做。……母亲起初很生气,随后就哭了。父亲还不断地喊叫什么她“和野男人勾勾搭搭”。虽然我年纪还小,我却从他吞吞吐吐的态度里直觉地看出他不仅在信口胡说,便是他自己也知道是信口胡说。他还装腔作势,竭力做出一副气势汹汹的样子。我,十分羞愧……好象是我自己犯了什么过错似的。 母亲说他不该无故冤枉好人。父亲回答道,她居然敢骂他撒谎,得好好给她点教训!于是他回身走到马厩里;几分钟之后,牵着两匹马回来,套在马车上。医生这时正从那小径上走过来,我父亲便走上前去迎接他。接着,他又回到厨房里。 “出去和医生握手道别罢!我的妻子真懂得对待宾客!” 母亲往地上一跪,禁不住放声痛哭起来:“不要走,约翰!不要走罢!想一想这几个小孩,想一想我罢!” 父亲掉头不顾,一迳走出了家门。母亲僵直地躺在地板上,哭得非常凄苦,喉咙都哑了。我赶忙跑到大门口。马车已经疾驰在坚硬灰白的小径上了,两匹雪白的马稳健矫捷地奔跑着,不时把马头昂起自负地朝向天空。 第二年秋天,外祖父把我们一家从农场搬到了一个小镇上,住在这小镇边上一所荒凉的破旧不堪的双间木屋里。屋里墙壁上没有抹灰泥,也没有天花板。站在房子里,能够一直看见屋顶,屋顶上还有许多裂缝,透进一线线亮光来。这很合我的意。房子外面的泥土硬得象烘过的一样,没有草,没有树,也没有花木。这我也喜欢,因为很别致。 母亲现在和我谈起话来,好象对一个朋友谈话一样。父亲不在面前的时候,她一向都是这样。我们一同把她的织机装好,她就着手编织地毯和氊子。镇上的人们不但给她工作做,并且还送给我们好几捆报纸,我们就用这些报纸来裱糊屋子。我们先用面粉和水调了几大盆浆糊;我把报纸摊在地板上,母亲把浆糊塗在上面。然后我们再一起把这些报纸一层一层糊在墙上,这样可以防御冬天的寒冷。我们一边糊墙,一边谈起抹墙的灰泥。我的思想常常会超出现实的范围,现在更集中在灰泥的问题上。我常作梦,梦到母亲出门回来,发现我已经把两间屋子都抹上了可爱的灰泥!她站在前面那间窗户开在墙角上的屋子中央高声喊道: “啊呀!真了不起!这屋子是谁粉的呀?” 于是我望着她苗条的身躯和美丽的眼睛得意地回答说:“我粉的呀!” 梦就这样醒了——我的梦和现实的距离从来没有超越这一步。就是现在——我有时候也还弄不清楚究竟什么是现实,什么是幻想;就是现在,我有时候还会想:也许我会忽然醒来,发现过去的这些年月不过是一场噩梦罢了;因为我们是很难知道哪些东西是永久不变的呀! 母亲和我糊完房子之后——我简直记不得有我的兄弟姊妹在场——我们就设法去把房子周围的坚硬泥土锄开,打算春天时在那里种些甜豌豆。但是这儿的土壤实在太硬太贫瘠了。我母亲渴望地说:要有粪肥就好了。于是我就提着一个粪筐拿着一柄铁铲,沿路去拾粪,心里一面梦想着芬芳的花圃。 现在我们是镇上的居民了,这是很值得骄傲的事;不见得人人都能住在镇上。我们的镇上有一条大街,大街的一边铺着一条木板的人行道。星期日,少女们都在这人行道上走来走去,和那些斜倚在商店门口墙上的男人谈情说爱。另外还有一所我去上学的小学校以及一所母亲称为基督教堂的小礼拜堂。母亲认为我们现在既然住在镇上,就不应该还“粗手粗脚象个野人”。因此,有一天星期日,她就让我们把脚洗干净,跟着她穿过空场到基督教堂去。教堂里的一位妇人送给我们每人一张小画片,上面画着一个穿红袍子的人在对一个小姑娘讲话。这就是耶稣,但是耶稣是什么人,我却从来没有听说过。我只是一味注意那妇人手里握的一包彩色画片,期待她偶尔把画片放下来,遗忘在哪里。我在幻想里看见我们的屋子糊满了画片——一长排一长排鲜艳的红色的画片。但是这个梦也没有实现,因为那妇人始终把画片紧紧握在手里! 几天之后,父亲又回到我们这里来了。他沿着铁道步行,向别人打听到了我们的住所。这一次他没有提起要做医生,要很快地弄许多钱,或者要叫我母亲穿绸着缎的这些梦想。相反地,他的神气十分懊丧。他的漂亮衣裳换成了一件污秽的汗衫和一套藏青的工人服。他那两匹跑得飞快的白马也不见了——到什么地方去了呢?他不肯说。但是在我心目中,他还跟从前一样。他可以忘掉做医生的梦想——但是我不能忘掉。即使在我成年以后,好几次当别人偶尔问起我父亲的职业的时候,我还不由自主地回答说“他是一个医生”。当我突然想起他并不是医生的时候,心头就会掠过一阵奇怪的疑虑——他到底是医生呢,还是不是医生呢;我莫非是作了一场梦至今还没有醒透?我又弄不清什么是现实,什么是梦想了。 父亲回家不到几分钟,他就鬼鬼祟祟地告诉我母亲说他杀了人,一定得离开这个地方,不然被人捉住就要“受绞刑”或者送进监牢去住一辈子。我又看出了他那种吞吞吐吐的神情,感到很肉麻,替他羞愧。我母亲这一回却很坚强很冷静,并没有哭泣。他于是动气了,骂她居然连自己丈夫说的话都不相信!她背过身去,只顾观看门外那片长满丑陋粗韧的曼陀罗花的空地。 “你真不害臊!当着孩子的面讲这样的事情,”她简短地说了一句,隔了一会儿,她又气呼呼地说:“如果你还打算跟上次那样丢下我们不顾,你尽管去,不必找些什么不相干的理由来做借口!” 母亲一句话揭穿了他的把戏,父亲不禁张皇失措。他站在她背后说道,他到西部去可以赚许多钱,然后再来接她跟孩子们!她霍地转过身来,把目光固定在他的嘴唇上。他望着她站立的身影,穿着破旧的印花布罩衫,瞅着她那曾经是那么娇嫩,现在却满是皱纹的面庞。但是皱纹也掩盖不了她的诚意和渴望;那双眼睛依然是那么年轻,那么美丽的蔚蓝色,眼眶上长着长长的丝绒般的睫毛;她的头发又黑又亮又滑润,犹如乌鸦的羽翼。她立在他面前显得多么柔弱啊! 父亲把嘴唇抿得紧紧的、薄薄的,下颚的轮廓十分鲜明——我还没有来得及看仔细,母亲已经倒在父亲的怀里,哭得好象心都碎成了一片片,她那被眼泪沾湿了的脸孔埋在他脖子下面衬衫敞口的地方。 这是我第一次看见他们两人之间的爱情的流露。我跑到后院里,躺在鸡舍后边忍不住哭了起来。什么原因?我也不知道,我觉得很羞愧,怕有人看见会笑我。眼泪止住以后,我就想法编一个故事,万一有人看见我的红眼睛,我就说刚才在路上跌痛了腿!或者说痳症又发了!但是连这样偶然的事我也希望能避免,于是我站起来,借着鸡舍的掩护不让厨房里的人看到,溜到那片空地上的曼陀罗花中间。我在地上平躺了很久,我头上飘摇着曼陀罗花和向日葵,透过花丛看到一片蓝色的晴空,和一朵朵轻轻移动的浮云,那吹着云彩的风背上带有许多的故事。当然,风儿背上是有许多故事的……要是有机会的话,谁不愿意在风儿背上坐一坐呢。 ……第二天,父亲又丢下我们走了。他坐在一辆铁路上的摇车里,车沿上还坐着许多人。我们大家站在铁路上眺望,母亲的面孔显出很深沉的忧愁。父亲不时还朝我们招手。等到走远了,就挥舞他的帽子。我们还在望,直等到他变成了远处的一个黑点子。这时候,我们仍旧竭力睁大眼睛企图看他最后的一眼!是的,他还在那里……霎时间,什么也看不见了……不,还有一个黑点……最后,他终于去了。两条闪闪的铁轨伸向天边,并成了一条直线,翻过大地的尽头……父亲到那里去了……到幸福所在的远方去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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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沫特莱文集(2)/(美)艾格尼丝·史沫特莱著;袁文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85.0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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