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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 奔赴山西前线

（美）艾格尼丝·史沫特莱；袁文等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凌晨，延安广播电台广播了芦沟桥事变的消息。这是日本帝国主义在北平西南十五英里的芦沟桥挑起的划破东方社会新旧世界历史的又一次事变。日军在北平附近的“军事演习”，正如日军如果在纽约、在旧金山附近进行军事演习，会使美国人愤怒一样。中国人民对日寇这一名为演习，实为挑战的侵略罪行是决不能容忍的。七月七日晚上，日军借口一个士兵“失踪”要进宛平县城搜查。宛平县长断然拒绝了日军这一无理要求。日军用这一套“事件”渗入华北，建立傀儡政权并迫使冀东成为非军事化特区。 　　从七号午后到八号清晨，中日战争爆发。日军在宛平在芦沟桥发起进攻，宋哲元将军的二十九路军进行了坚决的抵抗。 　　二十九路军人众一万，是基督将军冯玉祥的旧部之一。他们奋起迎战人数多过两倍的日军侵略者。七月下旬，日军调动八个战时师团和两百架飞机大举入关。二十九路军，包括好几百爱国青年学生在内，浴血抗战，伤亡惨重。 　　即使国民党政府照旧考虑“芦沟桥事件”是“地方事件”，是防共反共亲华友华的“军事演习”，但是日本灭亡中国、侵略亚洲、征服世界的野心再清楚不过的了。蒋介石委员长在避暑胜地庐山伺他的高级官员们争论和战两难的问题。青年学生在延安在西北拿出抗大出版的简明地图走上街头，向群众讲解战事形势，宣传队在大街小巷宣讲抗日救亡共赴困难的道理。 　　全中国发出了要求全力支援二十九路军的呼声。蒋委员长于七月十七日，打破长时间的沉默，发表了他的告全国民众四点声明，说最后关头已经来临，中国决心抗战到底。 　　中国抗战开始了。芦沟桥事变的烽火警报传到延安，延安的锣鼓响彻云天，军号吹响了中国奋起反击的战歌，我站在延安古城的城门口，望着身穿灰布、青布制服的红军男女战士们，一队一队步伐整齐面孔严肃的游行行列走过。他们给我的印象是我这支秃笔难以描绘的。勇敢、沉着、坚定，威武雄壮，不动声色。要自由，争解放，为祖国献身的精神溢于言表。他们在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时候闻报而起，挺身而出，横眉怒对入侵的侵略者，声援前方抗战的义勇军，他们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中国的未来，人类的希望是属于他们的，我能够在这个伟大的历史时刻目睹这英雄的行列，百感交集，实在难得。目睹这英雄的行列，我的个人生活看来碌碌无为实在可耻。 　　八月里，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八路军，三个师开赴华北战场，深入敌人长驱直入轻易夺取的战略城市和关口的后方。抗大的学员们几星期内学完他们的课程，匆忙结业，背起背包在倾盆大雨中离开了延安。由于我的背部受伤不能跟他们一起走，在一批批学员走时，使我心如刀绞非常难受。九月中旬，我还是同一个小组的人离开延安到西安去，一路上有时坐上毛泽东送给我的藤轿子，有时骑上朱德送给我的“云南”小驹，路过西安为的是去西安教会医院用X光透视检查我的伤处。道路陡险，颠簸难行，途程十天抵达三原。将“云南”小驹托人送给在前方的朱总司令。 　　我的背伤经过X光透视的结果，触及经络尚未骨折，筋痛难受，但无危险，医生在我到山西前线之前给我绑扎伤处并嘱我在门板上静卧养病。我在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的一间小房子里眼望庭院，整整躺了三个星期。办事处院子里熙熙攘攘热闹非常，反映出中国正在发生的巨变。每次火车载来一批批刚从狱中释放出来的政治犯，他们面无血色，苍白消瘦，坐牢苦状表现无遗。很多人有肺病，肠胃病，精神分裂症，他们希望能坐上一趟大车到延安去恢复健康，能上抗大或进陕北公学去学习。 　　十月中旬，我和两个中国记者，一个是湖南人周立波，一个是东北人舒群，坐火车去潼关，然后换乘火车去山西省省会太原。中国在奋起抗战中，一切话题集中谈抗日救亡。当我们走过街头前往黄河渡口的时候，看到远处有一个长长的队伍打着军旗，唱着救亡歌子向我们走来。突然间，战争已经临到我们头上的感觉袭上我的心头。渡船在黄河北岸的风陵渡口靠岸，我们想在这个小镇上找一个客栈过夜，但满街都是兵民车马和小商小贩。我们向镇上走去。见到烂泥路边的地上躺着一排排的伤兵，好几百伤兵有的昏迷在地，裹扎的绷带血迹斑斑，有的发黑，惨不忍睹。我们走走停停，跟他们攀谈，有的是一个月前受伤的，挣扎南下，有时坐大车，有的骑骡子。成百上千的死在途中。轻伤拖成重病号，好不容易来到渡口，等待过河再坐火车向东或西行去治伤。他们没有医生护士，也没有陪同人员一路护送。 　　走过这些为祖国光荣负伤、受苦受难、奄奄一息战士中间的时候，我对两位中国记者说：“我们第一个战时报道应该报道伤兵的情况。我将尽我的力量争取国际的援助和志愿援华医疗队前来中国”。 　　我们一行找到了一个小店的一间小房，大家紧紧挤在一条炕上，我的警卫员同志为我在炕前咫尺之地支起了行军床。无人护理的伤兵景象使我不能安睡，黑暗中我听到东北人舒群辗转反侧的唉声叹气。 　　“为什么你睡不着?”我问，他回答说：“那些伤兵都是我的东北老乡。见到他们，使我思念东北的家乡，想起了年高衰老的爹娘。爹娘呵!是死是活我不知道。我怕再也见不到我的二老双亲了。” 　　在这暗暗的长夜里，千百万中国青年有多少在思念他们可爱的家乡和他们的亲人。内心深处怀着无限的悲伤!我躺在行军床上，睁大两眼望着黑夜直到天明。 　　次日，我们在一个拥挤不堪的车箱里找到了座位。晚上，列车才迟迟向北爬行，有一次停在一个小站上很久很久。听到外面嘈杂的人声，我起来下车走到站台上。但见一轮圆月当空，旁边一辆敞车满载几百伤兵，他们有的坐着，有的躺着，没有一隙余地，拥挤不堪。 　　第二天黎明前，我们到达太原，随即步行到八路军办事处。正吃早饭，赶上敌机光临，这是敌人头一次轰炸太原。我们躲进办事处地下防空洞，市内到处有类似的防空洞，各机关的防空洞有几十英尺深。 　　我们一连几天走访了包括山西省主席阎锡山在内的省政府高级军官、军医署长，还有在绥远抗战有功、部队损失惨重的傅作义将军。 　　在旧中国过去的岁月里，背后议论或是书面报道文武官员的真实情况是不礼貌的。在为中国的独立、民族的生存而战的今天更是这样。然而真相大白，很不文明。我们不建立一个新世界则已，要建立一个新世界，必须看到同旧世界相连的一切阴暗的东西。我深深相信，国民党中国政府，当然我们美国政府也一样适用，假如它是一个革命的民主的政府，假如它铁面无情地把那些吹牛拍马、昏聩糊涂的死官僚主义分子消除干净，那它的失败决不致于这样惨重，它的牺牲决不会这样之大。 　　山西省主席兼山西省保安司令阎锡山并不比他手下的文武官僚们特别顽固，他不过是上了年纪，有点糊涂，对日军的野蛮暴行毫无所知。他手下的将官们许多是大地主，他们最关心的是山西省的实业工厂。他们的兵都老了，思想守旧，装备差，不能打仗。日本人对他们的情况一清二楚，打进山西省内以后，采取保护大地主身家财产的办法，收买他们充当维持会的会长。甚至对国民党政府财政部部长孔祥熙博士的太原孔公馆周围驻守重兵，严加保护。日本人对中国的国情是狠下功夫研究过的。 　　山西军队的医务部门是简陋的。我向军医处长提出组织志愿担架队和急救工作者的可能性时，他疑心重重，以为这种搞群众运动的想法是危险的，他三句话不离钱，考虑问题一切从金钱的观点出发。他说他在考虑给伤兵抬担架付款的规章制度，因为除非付钱，否则无人上战场去抬伤兵。 　　太原市内有五个后方医院，军医处长派了一辆汽车送我去参观访问了两个医院。山西省共计十六个后方医院，设备简陋，病人睡在地上铺的稻草上。太原的严重病院例外，病人不睡草窝。这是太原的模范医院，因为院长是北京协和学院毕业的合格外科医师。他每天的工作不少于十八个小时。他有一班人马：十九名不合格的助理医师和十八个合格的男女护士。我访问这个医院时，他亲手治疗一千三百个严重伤病员。医院九月份接受病人五千人次，其中所有最严重的病员送上火车转移到南方去了。这个医院仅有一些最主要的外科医疗器械，没有X光仪器设备，没有止疼剂和破伤风药。给病人输血没有听说过。 　　山西省唯有教会医院有一架X光仪器设备。但它只透视过三十个病人，而这些病人尽是能够付得起透视费的大官老爷。我到这个教会医院去贴腰背痛膏药，并让一个警卫员去检查肺病。外国女医生说：“前线下来的伤兵并不特多，为什么?因为国民党军阀队伍不打仗，见鬼子就同兔子一样飞跑，鸟兽散了。”在争取传教士加入统一战线的时刻，我压抑住胸中怒火，把所见到医院情况告诉了她，从侧面作了一个婉转的答复。 　　我在离开太原到八路军总司令部之前，花了整整一夜时间准备一份关于西北战场伤兵情况的报告。附件中我呼吁外国对华进行医药援助，并且成立确保医药援助的外国委员会国际机构。我把这份报告寄给了《密勒氏评论报》主编约翰·鲍威尔，他发表了这个报告。 　　日军这时正向太原北面二百英里的重要关口忻口关推进，东面向平汉铁路正太线交点石家庄推进。企图两路进攻太原。忻口北线所有国民党军队包括几师中央军在内统归卫立煌指挥。八路军“耍龙尾”，在日军后方或左右两翼进行阻击、攻打日军运输辎重部队和开赴前线的增援部队。我的目的地是到敌人的后方八路军总部驻地五台山去。 　　中国战场这时伸延几千里长，京沪战场上训练有素的国民党中央军和有名的桂系军队联合作战，筑成一条血肉长城，抗击日本帝国主义陆海空三军的联合进攻，同山西战场上的军队不同的是，他们没有大山作屏障而在平原上作战。 　　一道光芒划破了北方的长空，这就是平型关战役。它吹响了中国抗战最后一定取得胜利的进军号角。八路军一一五师部分部队在长城附近五台山的平型关反击日军。各连队得到鬼子要从平型关通过的情报后昼夜兼程两天两夜赶到了关口。休息数小时后，派出快速部队夺取作为后勤据点的五个市镇，游击支队占据山头地势，步步设防埋伏狙击，留一个团守关，迎击来犯之敌。 　　到这时为止的日军，一路只遇到软弱无力的国民党中央和地方军队的零星抵抗，长驱直入如入无人之境，既无坦克也没有出动飞机掩护进军。他们还遇到了西北黄土山陵深谷、道路坎坷起伏的障碍。据守平型关的八路军一团人沿山陵要道设置密集机枪阵地，各个连队占据山头待命出击，山上扔手榴弹，山下打机关枪，放鬼子进入伏击圈一举歼灭。九月二十六日，平型关战斗结束，日军板垣师团一个旅全歼，八路军缴获敌军地图、文件、日记和大量服装，以及军用器械设备等等。我看了一个日俘的日记，有这样一句话：“红军使我头疼，给了我们当头一棒。” 　　平型关战斗之所以震撼中外，意义重大，是因为中国人民军队第一次联合起来军民合作打破了趾高气昂、不可一世、号称无敌的日本皇军的神话。是因为不愿作奴隶的中国老百姓被迫投入了保家卫国的战斗，是因为它证明了即使装备低劣的中国人民军队使用了“人民战争”的战术，是可以而且也一定能够打败武装到牙齿的外国侵略者的。半年后，我在汉口同史迪威上校(后任将军)、和美国驻华使馆武官卡尔逊上校一起费了半天时间，对这次战斗进行分析研究，认为这是一次大捷。 　　时间和空间失去了它的重要性，日子没有计数就打发过去了。十月下旬我和周立波、舒群两个中国记者才离开太原，乘坐八路军卡车前往五台山。上车后一路睡觉，人们提醒我，鬼子飞机夜袭，发现汽车前的灯光就当靶子扫射。我真睡死了，不把扫射当回事。车子终于深入五台山峡谷把我们送到五台县民众动员委员会。身穿制服、热情洋溢的青年们吩咐给我们做一顿好饭，房子里一下子挤满了老百姓。 　　我们花了大半夜时间谈论敌后有关民众动员、群众运动的问题。我看运动好比沙漠中的清水，因为我花了不少时间同太原民众运动委员会打过交道。他们的种种努力都受到大小官员们的百般阻挠，那些官员认为战争只是两军对垒，沙场决定胜负的问题。如果老百姓应该训练武装起来，的确会打鬼子保家乡；但以后怎么办?他们认为，老百姓决不会放下武器，解甲归田，回到战前牛马走的日子里过生活的。 　　太原民众动员委员会转弯抹角地想尽办法试图说服当局大小官员们，动员民众会巩固他们的名誉地位。官员们唯恐变天，也不相信太原会沦陷失守，只让动员太原以外临近战场地区的老百姓召开群众大会，讲抗战的目的。阎锡山迫于形势，成立学生“敢死队”和在山西各地成立军训学校。 　　五台县是八路军唯一深入活动的地区，这里的工、农、学、商、妇、儿童抗敌会组织起来了。在民运工作者的四乡奔走、多方努力下，青年编进了游击队，老年编进了乡保卫团。各个抗敌会共同选出丁县长、县级干部，以代替那些听风就是雨、见敌就逃的县政府官员。 　　天快亮了，我们才请安睡觉，马上又醒了。我们听到了西面传来隆隆震耳的大炮声。我们看到县城一半已成废墟，然后沿着山间小路开始爬山。这是一个风和日丽、景物新鲜的秋天，路上尽是老百姓和大篷车的人流，惟有那远处传来的炮声和空中飞过的敌机，使人感到是在战争中。 　　正午，我们到达一个村子里，它坐落在一个开阔的金色山谷之中。指定我们住在一个石头围墙、玻璃金顶、雕梁画栋的一间大房子里。村子为一片桦树林所遮盖。整个山谷桦树成荫，村庄相连，安乐清静，平安无事。朱德的总司令部设在另一个村子里，一个警卫员骑着我的“云南”小驹，带着欢迎信件飞驰而来。 　　我们住的房子是八路军政治部，住满了指挥员和政工干部，人们穿着缴获的战利品日本军大衣，带着手枪。我们吃着日本人的大菜，开始过豪华的享受生活了。 　　我在这里碰到一个从冀西涞源县来的政工干部。他告诉我，八路军攻克涞源县城时，日寇扶植的伪县长一批汉奸逃进一个意大利天主教堂里藏身。涞源失守后，意大利神父推举那些人作傀儡头目，并帮助日寇征收粮食，成立特务机构。涞源收复后，八路军战士去敲教堂的铁门，神父升起意大利国旗，大叫中意两国政府还保持外交关系，意大利财产仍享有豁免搜查权。八路军向南京国民党政府报告了这件事，但始终没有得到答复。包括意大利神父以及许多外交官在内助纣为虐、与中国为敌的类似案件均未得到处理。八路军战士当时为什么不破门而入抓走汉奸?我问。总部负责人告诉我，他们怕影响两国之间的关系，避免有人挑起争端，说八路军破坏基督教。 　　我在五台山停留了一星期，和朱德谈了一整天，他作了八路军深入敌后同日寇作战的全面报告，其余几天，我和中国两名记者前往山后看青年民兵受游击战争的训练。民众动员委员会会址所在地在一个村子里，整个村庄成了一个训练基地。动员妇女参加训练作的还很不够，不过，随后几星期从延安到这一带来的妇女政工人员大量培训起来了。 　　我亲眼见到了日后把五台山转变成为民众抗日的强大基地的诞生。这个地区成为军政、教育、医务的中心。华北和西北各地的男女青年到这里学习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 　　八路军突然接到向正太线活动配合作战阻挡日寇推进的命令。次日清早，总部和一一五师开始沿太行山南下向正太线进军，这是一次难忘的艰苦转战的大进军。 　　尽管每天快速行军，又冒着敌机轰炸的危险，但是红军纪律严明、秩序井然。我看到了红军之所以产生、成长、壮大的一整套自觉行动的军事制度。部队各连队打前站的政工代表出发先走，我们晚上抵宿营地时，墙上、树上均有粉笔写明各连队住宿的地方。我们到了我们投宿的村子或集镇时，甚至在门上可以见到“记者住此”的粉笔字。按房子大小人员多少分配住房。严格的纪律和对群众的注意事项使得军队同老百姓亲如家人。 　　战士们每天晚上还集合继续听课。一份中日关系历史的教材刚发到了各连队宣讲。每到休息地就听到：“开会!开会!”的锣声和喊叫声。叫喊每个人都要参加群众大会，听报告人讲战争消息和老百姓参加抗战迫在眉睫的必要。政工干部留下来继续作发动群众的工作，同我在五台山所见的情况相同。 　　当我们快接近正太铁路的时候，就听到不绝于耳的大炮声，日寇已攻破石家庄西面娘子关沿正太线向太原推进，敌机向我们俯冲扫射时，我们就地散开；如在村子里，就寻找隐蔽地疏散。 　　以后我们仅在夜里行军。清早，在离铁路十里地以外的村子住宿。许多村庄被炮火炸平，一片凄凉，苍痍满目。但我们在炮火连天声中找得到驻地，白天睡觉。敌人的轰炸机飞过头顶时总使我惊醒，敌机过去后我又沉入睡乡。 　　以后我们又在半夜行军，设法在天亮前穿过封锁线。先一天我在一个大镇子里把我最后的日记书信札记投邮。我担心寄出的东西命运如何，但中国的邮政局还是工作正常，能够办事的机构。无论春夏秋冬，即使战争岁月，邮务工作者鸡鸣而起，孳孳为人民的邮政事业始终坚守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勤劳勇敢地工作。他们有的用两条腿走路，有的推着独轮车，骑着自行车，有的赶着小毛驴拉着大骆驼，或乘车、坐船，用汽车、用飞机投递邮政包裹和信件。可能到得晚些，天灾巨变有些影响。但通邮地区的邮政业务工作总是照常运行。我们处在这样一个兵荒马乱战火纷飞的地区，我的日记、报道与其带在身边不如交邮安全保险得多。越走近正太线，我就终止写日记并且把我随身所有的片纸只字都毁掉。 　　我们眼望着第一道晨光的来临，还没有跨到铁路那边去。我们的前站迷了路，等找到了道路而黎明象一只猛兽威胁着我们。我从来没有这样痛恨亮光，队伍里面不断传出“赶快!赶快!”的慌忙火急的行军命令。 　　好不容易到了铁路边上，但错过了过铁路的机会!我们只好沿铁路小跑了半个小时才找到了一条通向村庄的小路。人们静静地拚命向前赶路。时而气喘如牛地狂奔一阵，时而小跑，时而慢步行走，气呼呼地直喘。他们背负着沉重的枪支、弹带、手榴弹和背包。倒在铁轨旁边的尸体横七竖八到处可见。一个兵在一座桥下睡死了，我们拼命叫喊他也不起来。东面，一列满载货物的火车开来了，车笛呜呜尖叫声未落，我们闪在一边，列车穹隆穹隆飞驰过去了。我看到了火车司机神色严峻的面孔，他望着前面铁路不断发出警号。中国铁路所有职工的英雄主义气概使我起敬。他们朝朝暮暮、日日夜夜、成年累月、无时无刻都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铁路是敌人袭击的主要目标，但他们面对死亡的威胁从不畏惧。他们始终是默默无闻、埋头战斗的无名英雄。 　　我们终于找到了路，叹了一口气向南前进。我们部队的大队人马还在沿铁路线快速疾走，至少得半小时才能转向南下的路，而第一批敌机已经临空。我们跑到地头卧倒疏散。敌机没有下蛋飞过去了! 　　以后十天，八路军沿正太铁路南侧边打边走，敌寇增援部队不断上来，中国军队包括我军在内疲惫不堪，打打停停，艰苦转战，奋起还击。敌人的飞机天天轰炸，有时一小时一次空袭扫射，但始终没有发现我军的军部。一天早晨我去总部找朱老总谈话，只见几百个武装民兵围在那里，许多人穿得破破烂烂，蓬头垢面。一双赤脚，带着妇女儿童，还有一个六十多岁满头白发、身体结实的老太太。他们是矿山铁路工人，他们拿起当地兵工厂的武器，扒铁轨，挖铁路，打游击，许多人英勇牺牲了，现在他们来参加八路军。 　　一场恶战就在我们驻地的山后激烈展开，整整打了一夜，我们听到机关枪嗒嗒嗒嗒刺耳的扫射声。朱德面不改色，威严如神。天亮了，“大胜利”的捷报频传，声震山岳。我和两个记者翻过山坡，赶到战场。 　　山后深谷里一片人喧马叫声，缴获了几百匹满驮日军物资的骡马牲口。我们看着山坡后面一大队头戴鬼子钢盔、身穿鬼子大衣、手持冲锋枪的战士直赶上来了。他们以排山倒海之势，潮水般地从我们身边走过，他们步伐轻快，精神抖擞，欢呼歌唱，挥手致意。这是八路军一二九师部队，几周前在五台山，转战过此上前线的。嘈杂声中我听到有人喊我的中国名字。一个军官向我飞跑而来。我伸出双手迎接他。他就是陈赓。几年前他负伤到上海就医同我在一起谈过工作的红军指挥员。我们简短地交谈之后，他跑下山坡，赶上队伍向战场走去了。自此以后我再也没有见过他。然后我和两个同事深入村子里找日本俘虏谈话，了解战争的各种新奇经验。在一个村子里见到政工人员手舞足蹈地把一大箱子日钞当作胜利纪念品分发给人，任意销毁。我建议他们把日钞送往延安去处理。 　　一连几天，战斗继续打着。我们到指挥所设在山梁上的一一五师师部去观战，俯瞰谷底，鬼子兵如潮水般地通过山涧，敌人的炮兵密集发炮，敌人的飞机在头上不停的扫射肆虐。 　　一个晚上，我站在一座山头上，尘土起处一队八路军战士从深谷上来，经过山头又下到鬼子正在穿过的深谷里去。他们是久经风霜锻炼成钢的人民子弟兵，尽管全副武装随身背负的东西沉重，他们的脚步轻快，走过身边听不到一点儿声音。一个十三四岁的红小鬼背着一个美孚油洋铁桶，里面盛着水，跟在一个扛机枪的战士后面一路小跑着。他那天真烂漫、威武动人的脸蛋和边跑边溅水的油桶的哗哗响声，这真是战地风光的诗画图，给我以永生难忘的印象。是走上战场同鬼子拼杀的战士们的严峻而孔，还有那背着油桶跟着战士跑的红小鬼的欢乐神态，使我深受感动。那孩子背的美孚油桶，是我在中国西北战场上所见到的我的祖国美国人民对中国抗战的唯一贡献。但是，我们头顶上飞过的敌人飞机和扔下来的炸弹也正是美国制造的钢铁化合物的产品啊! 　　日军从晋北晋东两路夹攻夺取了太原。八路军一二九师沿正太线继续深入敌后，展开游击战争。总部和一一五师沿吕梁山脉向晋南移动。每天从容不迫地行军八、九十里，我学到了按劳累计算里程的方法。走六十里路精神还好，后一、二十里真越走越费力。天气转冷，河水结了一层薄冰，有的山头已经积雪。一大早步行很长一段路，脚才转暖，骑在马上，脚又冻僵，还是安步当车行军走路的好。但是也有阳光暖和的日子，大伙兴高采烈，有说有笑。我们利用午间休息的时间，不是找其他连队的战友们谈心，就是同过路的老乡们攀谈了解情况。碰上风雨交加，大雨滂沱，道路泥泞，不能行军的日子就在一个地方暂驻几天，开会学习，训练民兵，发动群众，工作忙得不可开交。翻吕梁山那天遇上暴风雪，天山迷蒙，道路陡滑，泥沙飞溅，身上爬的虱子痒的难受，鞋子上结了凌冰冻疼难熬。一个战士盲肠炎发作蹲在路边。我把“云南”小驹让给他骑。他伏在马鞍上一路呻吟着，大雪齐膝深，骡马颠踬走，乌鸦低空飞，狐兔雪里奔逸。朔风呼啸怒号，我听到如清泉流水的悠扬笛声，它导引着我们斗步步爬上琉璃世界的高山之巅，到山顶上，我看见了长长的行列中一个战士，在双手横吹玉笛一步步的走着。 　　翻到山下，走过洪洞县古城，来到一个平坦开阔的乡村。时已半夜，我们还从这村走到那村，无处投宿。一大早到了一个地主家，门上有“记者住此”的粉笔字。进到屋里，全家正以热菜热饭和备好的酒席等待我们。他家的两个儿子都在延安学习。这一天一夜我们行军十八个小时，走了多少里路我不知道。 　　我们在洪洞县乡下停留了十来天，我骑马到处求借医药物品。各战斗连队向北向东北和西北活动。防备敌人来袭的可能通道，新的参军青年成群结队络绎不绝地找到总部，麦地里黑压压一群群的民兵在进行军事操练。晚上，村子里坐满了一班一班的战士。敌机狂轰滥炸洪洞县城，以为我八路军总部设在这里。 　　十二月下旬，有两个外国人不远千里而来。一个来客是新西兰青年记者詹姆·贝特兰，西安事变时我和他一起在电台工作过。他不脱牛津文化人的习气，还带来一部莎氏乐府全集。道貌岸然使我生气。另一个来客是伊文思·F·卡尔逊中校，美国驻华使馆海军情报武官。 　　我听到卡尔逊来了，决定给他当头一棒，采取敬而远之的回避态度。根据我在中国同我们美国驻华文武官员打交道的经验，他们趾高气扬，不可一世，高不可攀，难以接近。他们把中国人看成是为衣食忙的洗衣婆，店老板。称中国人叫中国佬。总而言之，我并不喜欢美国外交官员吃的基督教那一套。因为我看中国工农红军是一支穷人组织起来的革命队伍，有些美国官员就把我当作一个头放豪光的名妓。特别是日本侵略东北以后，这些美国佬的太太把我看成是红军之花，自甘堕落丧失白种人天下之骄子的尊严的美国生番。 　　一天，我坐在土台上观看八路军两个连队进行一场篮球赛。朱德走到我的身后说：“有一位贵国同胞要见您。” 　　“我早就想能见到您，史沫特莱女士。”卡尔逊中校说。 　　“好嘛，您现在见到我了。”说罢，我扭头转身继续看篮球赛。 　　卡尔逊是一个很瘦很长的个子。但是以貌取人，失之子羽。我同他谈话后发现他跟他新英格兰州当地农民老乡一样倔强老实，他的谈吐简要，有一种纯朴气质，起初我想他很狡猾，装模作样有意来这一套。 　　他是从单纯的军事技术观点来研究八路军游击战争的。很快的认识游击战争不仅仅是一个军事技术问题，而是一个政治教育问题，广泛深入开展人们的生活战斗、牺牲就义的政治教育制度问题。他着手研究这种政治思想制度，很快称之为“道德伦理教条理论”。 　　美国军事专家来到前线，激起了八路军指挥员们的求知欲。专门召开了一次军事会议同他谈话。会议举行了几天，讨论问题深入到假想的日美战争问题。中国共产党人认为，日美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他们在桌上摊开一张大地图，手指头在新加坡到阿留申群岛之间指指点点有几个小时之久。他们的假定新加坡将是英美军队的作战基地，并且相信美国已在阿拉斯加和阿留申群岛设防以备日本的进攻。他们很难作出其他设想，因为到这时为止，他们是高度评价美国军事当局会高瞻远瞩加强战备的。 　　八路军将领们毫不隐讳他们发动群众进行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简要的说明实战情况，避免同优势敌人打阵地战，在敌后迂回活动，对敌人的侧翼或后方发起进攻，切断敌人的交通线，分割敌人，包围歼灭之。他们对敌我双方的优缺点进行分析对比，谈到军民关系问题时说：“我们象大海里的鱼，在群众中自由游泳，我们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并帮助群众自己肃清内奸。” 　　会议几天，我和卡尔逊中校之间开始的友谊，经过战火的洗礼，后来证明这种友谊是我一生中难得的、最忠诚可靠的友谊之一。圣诞节晚上，我在卡尔逊的住处过年，烧咖啡，吃花生，摆龙门阵。他的远祖出生于挪威，他的父亲是康涅狄克州的一个牧师，他的德性秉赋有深厚的家世道德宗教渊源。他的处世哲学深深扎根于美国建国初期的杰弗逊式的民主信仰原则之中。这也许正是他能体验八路军的生活，能呼吸八路军的政治思想、道德教育的空气，并如同自己家里一样无拘无束的根本。他感到探索多少年，走遍天涯海角，终于在这儿找到了中国民主的靠山，他这种看法和其他许多访问八路军的美国记者看法相同。卡尔逊对八路军的观感使我经常想起了《共和国战歌》的两行有名的诗句： 　　“我看到了主的荣光，从天堂降临； 　　他踏平了葡萄酒的窖藏，那儿起愤怒与骚乱的祸根。” 　　一听到这首战歌的诗句，我总是想到： 　　“他为了人们的圣洁而献出生命， 　　让我们为了人们的自由也牺牲生命。” 　　圣诞节之夜，他举起他的搪瓷珐琅咖啡杯并且说道：“艾格妮丝，庆祝圣诞，新年愉快!”干了杯。我也同样端起咖啡杯子放在床边，一起剥落花生。他把咖啡杯子放在床边，从口袋里掏出口琴，吹起了美国海军军歌。接着又吹出：“多可恨呵我要早起床”之后，他笑道：“唉哟!记得我最初听唱这些歌子的时候，真无聊透了!” 　　我们合唱了“黑奴呼天之歌”。接着唱“静静的夜儿神圣的晚上”，没有唱完，因为有些词儿记不起来了。最后，我们起立，合唱了一个我心爱的歌《我的祖国您的儿女》。 　　我们美国人不是以唱歌擅长的民族，从音乐的观点来看我们欢度圣诞佳节这个晚上的乐歌很难说得上欢乐空前，但从朋友共话，在异国过节来说过得不算顶坏。 　　 史沫特莱文集（1）/（美）艾格尼丝·史沫特莱著；袁文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85.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