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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 欧洲的探索

（美）艾格尼丝·史沫特莱；袁文等

货船到达但泽①，我便舍轮登岸，到柏林去寻找印度流亡者们保持的小小办公室。在那里我头一个见到的就是印度革命领袖维云德拉纳什·乔托巴底亚亚。我在纽约时经常听到印度流亡者们谈起他，组织印度流亡政府、建立遍及全球的印度革命活动网的也是他。事实上我之所以被捕坐牢，也正是因为与他和他的战友们的联系往来的关系。 　　机缘迫使我观察维云德拉纳什·乔托巴底亚亚的为人和他过去的生活经历。经过短时间的了解，我同意和他结合，这不是合法的婚姻。但我却用他的姓氏，人们知道我是他的妻子。我们相处将近八年。关系错综复杂，到后来使得我的精神心理病态日益加剧。 　　我是不是爱他?这我并不确切知道。我们分手若干年后记得在给一个美国友人的信中，我回忆分离多年的维云时这样写道：“维云照旧是我感情生活的中心，这使我惊讶莫名，也使我肝火上升。他如果处在危难中需要我去帮助，我是可以赤脚走遍天涯海角去助他一臂之力的。但要我和他再相处一日，可万万办不到”。往事已成陈迹，心病愈合不再求医。时间一再证明，他无疑是爱我的。是我还是别人终不明了个中究竟，因为他对女人过去是少有兴趣的。 　　维云十三年以前同一个信天主教的爱尔兰姑娘结过婚。那姑娘想尽一切办法要他这个异教徒皈依天主均遭到他的拒绝，最后从主教那里买了一张结婚特赦证书，婚礼过后她对他说婚姻附有一个条件，就是所生子女均信天主教。俩人争吵不休，终于比翼分飞，那姑娘出家做了修女，隐居在英格兰一个隐蔽的修道院里。维云好多年来提出他们的婚姻无效的起诉均遭驳回，年复一年，累诉累败，因而我们的结合得不到法律上的承认，以致若干年后，我的美国公民国籍先后两次受到英国秘密警察的挑衅，他们在起诉书中别有用心的诬告我是英属印度臣民。后一次我对美国驻中国的某总领事官员说明我的经历时，他大为吃惊。我说：“我的丈夫同一个天主教修女结过婚，因此他不可能同我结婚，你可以说我是他的小老婆，任随尊便。但我可不是一个英国臣民”。 　　总领事官先生摊开双手，深为失望。 　　维云德拉纳什这个人是印度革命运动地下活动者的缩影。也许他是印度流亡国外致力于革命运动的卓越的领导者之一。在年龄上他几乎长我二十岁，但有一副敏锐清醒的头脑，性格刚毅果断，对敌人象战士般冷酷无情。他面黑癯瘦，一头黑发两鬓斑白，举止庄重，威严可畏，乍一眼会以为他是南欧人，要不就是突厥人或者波斯人。在我的眼里他象迅雷、闪电、暴雨。他对于那些迫使他的祖国屈服在殖民主义脚下的三岛帝国分子的仇深似海，难以探测。 　　他的感情生活的基础奠定于海德拉巴德邦的封建回教徒家里，还得加上他在英国、在欧洲、在近东受过二十五年以上的理智训练。他生于一个诗人、歌手、教育家、科学家人材辈出、赫赫有名的婆罗门望族乔托巴世家。他的一个妹妹莎罗金妮·奈都是女诗人和国大党领导人。他的小弟弟同后来成为一个伟大妇女领袖的喀玛拉·德维结婚。家族血统属于印度雅利安种，文化教养混合印度教、伊斯兰教、英国自由主义三位一体的菁华。维云的父亲先赴英国后到德国学科学，是目无印度阶级种族法规的第一批婆罗门先行者之一。结果遭到婆罗门上层社会的放逐，被迫迁居信奉伊斯兰教的海德拉巴德邦，他成为海德拉巴德邦现代大学教育的先驱。 　　维云在他的父亲和伊斯兰学者以及英国家庭教师的培育下造诣很深。通晓英、德、波斯等语言。他的母亲是一个女诗人，妇女解放的拥护者，伊斯兰教的蔑视者。他从小常听到他母亲一提伊斯兰教徒就嗤之以鼻。潜移默化的母教使他的内心深处产生从不屈服和决不和睦的情操。这只是他内心冲突的各种矛盾之一，并且造成了他的理智和感情生活。 　　维云在德国海德尔堡大学和耶那大学致力于比较语言学的研究。他说一口英国统治阶级绅士们讲的英语，也学过法语、德语、瑞典语，并且多少知道一点意大利语和西班牙语，他在瑞典住过几年不但掌握了瑞典语并且续攻冰岛语。一九二一年我刚到德国不久，他和我作为印度代表团的成员到苏联，他很快俄国化了，一有机会就去找冰岛人、立陶宛人，要不然就去吉卜赛人的帐篷里跟他们会话，对照古梵语对语言学进行比较、研究。 　　维云同尼赫鲁等其他印度上层阶级人物一样，吸收了英国式的自由传统。他把英国一套资产阶级的政治理论运用于印度民族革命运动中，实践结果激起了英国绅士们的普遍愤怒。他们中间有些是正统的婆罗门阶级出身，有些是各阶级出身的人物，都是早期印度民族主义革命运动中恐怖主义分子，也是印度前期的教育家、科学家、艺术家、工会活动家、后来的共产党人。他们用手枪、炸弹、匕首暗杀英国在印度、埃及的统治者。有的被枪毙，有的被绞死，有的被判处无期徒刑，终身监禁。世界上有印侨居留的地方，就有他们一类印度革命党人在进行活动。 　　印度留英学生每年夏天到欧洲大陆度暑假，他们旅欧消假的目的之一总要到维云家里作客。他同留学生们的谈话措词激烈，有些对话甚至不敢外传，因为他猛烈抨击印度教的阶级偏见和伊斯兰教的封建迷信。他当着伊斯兰教学生们的面吃猪肉，当着印度教学生的面吃牛肉。他对信印度教的人说印度敢是“牛粪教”，对信伊斯兰教的人说伊斯兰教是“猪屎教”，他那三寸不烂之舌使得两教信徒惴惴不安。他讽刺某些全盘英化，学诗要学英国诗，印度古诗不念了，唯有英国的月儿最圆亮，甚至以为天堂在英伦，死后升天幽灵也要赴西方极乐世界的留学生。他还百般讽刺那些想在英国殖民政府统治下誓想青云直上的官僚分子。他谆谆教导他的学生，告诫他们不要碌碌无为，象那些书记录事望着时间闹钟、过按步就班、受人尊微的生活。一个人必须战斗，对人要活下去的问题他总用伏尔泰说的“我看没有必要”来回答。 　　他的言行如一。除了一身换洗衣服外别无其它应酬往来的礼服。他那套衣服我总是洗了又洗，补了又补，熨了又熨。至于吃的他根本不讲究。手头有钱随手就给急需用钱的人，因此我们经常负债。钱只是他为祖国的独立而工作的手段。后来我在中国见过许多出身名门望族的知识分子对子女教育所采取的态度，同印度的家族相同。 　　维云德拉纳什转而钻研马克思主义，他认为马克思主义是赢得印度真正独立的指南。最后他参加了共产党成为印度共产党党员。我总觉得很奇怪的是，这一行动对满腹印度三藏经论的他，会有什么新的打算。我也很难想象他在思想上、行动上听从党的指挥紧跟党的路线。他以整个世界为区域，汲取各个世纪的精华，形成他舍身为国的世界观和思想方法。 　　我和维云的同居，一开头就是两个时代、两种文化的碰头。我是一个美国劳动妇女，乱七八糟的商业文明的产儿。他是一个印度婆罗门的望族子弟，玄之又玄加上英国古典传统教育的产儿。他恨英国的一切，但更鄙视用金钱衡量一切事物的美国资本主义。他的思想是现代的，但他的感情却深深扎根于印度教和伊斯兰教的教义之中。 　　他的生活象暴风雨。熟悉了解、影响接触他周围的一切。是他不是我，选择了我们的生活方式，我们的家是印度联合大家庭的小小翻版。印度友人有了病就来我们家里，由我护理，有一回我同时照看过两个印度病人。伊斯兰教和印度教四个种性阶级的人士，象上车站或住旅馆般川流不息地路过我家，歇脚作客。学生们一下轮船就背着行李铺盖、饮炊餐具直奔我们的家。有些学生穿着奇装异服，招摇过市，引人注目。一个学生给自己买了一顶有一球葡萄的女式无边草帽作缠头巾，自以为风流潇洒，我们费了很大的力气才劝说他不要再戴草帽惹人笑话了。 　　我们穷的走投无路，有时揭不开锅，因为维云身无长物。我把随身带来的东西典尽卖完，以度时日。一九二三年年初，德国政府在英国政府的抗议下命令维云离开德国。于是我们经常改名换姓搬迁住处，而我们的债务和困难却成几何级数增加，问题成堆，债台高筑，日子真不好过。有时境遇稍有好转，但新的问题又压得人喘不过气。伊斯兰教徒和他们的半出“深窗”②的妻子有时到我们家作客，有时我们到他们家里包括公开走出“深窗”的人家如印度伊斯兰教领袖穆罕默德·阿里真纳夫妇家去回拜。真纳为人刻薄寡恩、世故圆猾，他是一个大地主，同孟买的一个大资本家百万富翁的女儿结婚。真纳夫人当然不会是一个雌伏深窗、克尽妇道的贤惠太太。她是一个美人，也是一个八面玲珑的交际花。她总是袒胸露臂，上身什么都不穿，随随便便把云纱头巾披在奶罩上。 　　维云对真纳夫妇寄予过希望，想动员他们为印度留欧学生设立一笔学位奖学基金。某次他们前往德国某温泉去疗养，邀请维云去作客，维云兴致勃勃地应约赴会，他们对于学位基金的事毫无兴趣，只是为了消磨时光邀维云去聊天而已。维云可是一个健谈家，而真纳太太则有一个难题需要维云跑腿，解决她在那边买不到而在柏林商店采购的胭脂口红化妆用品。 　　这类跑腿的事务激起了我内心深刻的厌烦，加上家务琐事也使我非常恼火。每逢印度教伊斯兰教过年节时，我们家里总有十来个教友席地坐成一圈，欢度佳节。按照印度人好客的规矩，款待佳宾让客人饿肚皮回去是失礼的，因此长流水的饭菜准备没完没了，尽管我们家徒四壁，但咖喱鸡的香味弥漫全室。 　　维云性情开朗，交游广阔，身体强壮，而我在贫困和复杂的处境下日益萎靡憔悴。人人了解维云，喜欢维云，但知我者寥寥无几，在人们的眼里，我是一个变得越来越古怪的怪物，实际上也正是如此。 　　维云的小妹妹苏哈辛妮从牛津第一次来看她的哥哥，目睹他们兄妹见面的情景，使我感到同维云结合，他的人格高尚，品学兼优过人。他出国以后小妹苏哈辛妮才出生，她的母亲就给她唱催眠曲，讲她大哥流亡国外的事。英属印度政府限令他的父亲离海德拉巴德邦在加尔各答家里终身监禁。苏哈辛妮的童年在多灾多难的悲惨家世中度过。英国警察特务不时闯进她家，翻箱倒柜。折腾抄家，撕破床上的枕头，剖开苏哈辛妮的玩具，搜查她的父亲身上是否藏有流亡海外的儿子的信件或通信密码什么的。她年高的老父在软禁中悲愤去世。 　　苏哈辛妮是一个音乐家兼歌唱家，出身望族，天生丽质，花容玉貌、明眸皓齿，一笑生媚，在她生平第一次站在她大哥面前的时候，兄妹两人泪眼相对，默不作声，苏哈辛妮情绪激动，全身颤抖，维云脸色紧张，内心斗争激烈，近四分之一世纪的漫长光阴过去，家里来了个亲人真作梦也没想到。苏哈辛妮的来到一定使他百感交集，悲情大发，想起了去世的父亲，祖国的乡土，个人长年的流放生活。苏哈辛妮后来成为一个共产党员和工会组织者，回到印度以歌唱家的身份从事革命活动，她深信共产主义思想的信念是在维云的启迪下产生形成的。她那婆罗门贵族出身的花岗岩漂亮脑袋后来能够俯首同贱民阶级出身的贱民们平起平坐，那是难能可贵的事。维云一家学识渊博，出身高贵。破除婆罗门特权的枷锁，父子相承，兄妹相及，献出所学的一切为祖国印度的解放事业鞠躬尽瘁，为流亡者的革命事业全心全意服务。也许，我对于他们兄妹这一类爱国志士的推崇和仰慕，使得我插身其间少有自知之明。在我的眼里，维云热爱祖国，争独立自由的热情感染了同他往来相知的朋友，使他们深受鼓舞，在我们最不愉快的时刻和名义的婚姻生活中使我决心跟他一起的正是他的品德和智慧。 　　我青年时期的种种遭遇，加上飘零德国同维云一起苦海无边的生活，使得我心悸神伤到了精神错乱的边缘。有两次我不辞而别，只身到巴伐利亚阿尔卑斯山中去寻找安息，恢复健康，在那里想好我到印度去的未完的旅程，伦敦的朋友为我奔走想办法弄去印度的护照均告失败。原因是我在美国坐过牢，同印度流亡者联系，在印度报刊上发表过文章，同维云的关系等等。于是我病了，整天昏昏沉沉，不言不语，希图忘却一切，于是我辗转床褥，三年不起，德国最好的神经病理学专家都束手无策，医治不好我的病。神精分裂症使我怕的要命，长夜恶梦使我头脑发胀，有一回我决心自杀了此残生，结果是徒然损伤身体，自杀未遂。 　　一切办法我都试过，全都失败了，有一个朋友给我介绍了一个神经病理学女专家，她同弗洛伊德合作共事过，是柏林法庭的精神病法医，也和柏林大学有联系。用精神分析疗法持续治疗我的顽症两年多，真是苦海无边，痛苦之极!在这一段难熬的岁月里，我在梦魂中眼前经常出现一个幻象：我的掌中托着一个中国小磁玉净瓶，口里总是念念有词地说个不停：“甘露净瓶，美不胜收，净瓶甘露，胜美难收”。突然掌中的净瓶自爆了，磁片落地，幻象破灭。这个幻象日夜烦扰着使我心神不宁，得不到安息。它象征着我的生活，病情有了转机，幻象偶或出现。它萦回脑际使我总忘不了。 　　我的健康恢复过来了，开始教大学生的英语课，重新研究印度史，当了柏林大学研究生院的英语教师，有时也上几节印度史的课，柏林男女演员计划演出一出英国戏剧，我担任演员们的家庭教师，因而同戏剧界人士有了接触，交了不少朋友，有一个醉心于心理学研究的女演员梯娜·杜律克丝就是其中的一个，她是一个很古怪的德国女演员，同干那一行的演员一样家里藏书丰富。在某种意义上说来，她是我的文学、建筑、音乐、戏剧各方面的老师，我们同到奥地利避暑，在那里的萨尔斯堡参加莫扎特节听名曲，以后还同游奥地利和德国南部一带地方，参观了许多历史名城和大教堂古寺院。 　　作为对抗与日俱增、成长壮大的共产主义的一种反动逆流的希特勒法西斯主义正在德国兴起，我们很多人看它不过是风行一时转眼即消的时髦风尚而已。由于忙于生活和恢复体力，我对希特勒的一套主张深感厌烦，没有下功夫研究它。维云德拉纳什有一回到巴伐利亚来劝我和解跟他回去，在返回柏林的途中驻足慕尼黑，出席了瓦格勒的名歌剧“指环”音乐会，晚上，我们跟一些人走进一个大厅，赶巧碰到希特勒正在发表演说，冤家路窄，真活受罪!除了希特勒歇斯底里地唾沫横飞，拳头乱舞，大喊大叫的凶相外，讲了些什么我没有留下一点印象。 　　我的身体好了些，决心挑起另一副重担，即上大学听课并攻读哲学博士学位。我没有大学毕业的文凭，但是根据德意志共和国的法律规定，凡能提出研究著作者，无论男女，假如被认可通过则授予学位。我提交了两篇关于印度史的论文，均发表在德国历史权威杂志上，其中一篇登在卡尔·郝学斐尔教授主编的《地政学报》上。郝学斐尔教授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是一个将军，早在日俄战争时期后，即受巴伐利亚参谋总部委任以军事观察员身份驻日本工作。地政研究所由他主持负责。因为发表了我的论文的关系，我特地前往巴伐利亚阿尔卑斯山他的家里登门拜访他，请他保证让我进入大学。现在清楚了他是推荐希特勒当纳粹党首领的支持者之一，他的研究所当时已成为纳粹党徒们潜伏的参谋总部。给希特勒提供蛊惑人心扇动群众的《血统与土地》一套思想的正是郝学斐尔及其研究所。虽说郝学斐尔教授的夫人是一个犹太混血儿，但希特勒的《我的奋斗》是由许多笔杆子提供材料凑成的一个大杂烩，其中也有郝学斐尔③的份儿。 　　郝学斐尔一帮是宣传妇女劣等的，他为什么刊登我的文章，愿意当我上大学攻读学位的担保人。原因何在!我却不得而知。也许是由于我同亚洲的印度有某些联系的关系。我在印度史论文的前言中谈到统治印度的国家是欧洲的白种主子。显然，郝学斐尔希望同亚洲人取得联系。他邀请维云德拉纳什和我到家里作客不无原因。他的态度生硬呆板，一点也不热情，沉默寡言，待客并不友善，是一个性情孤僻、疑心很重的人。 　　我虽然取得了上柏林大学攻读哲学博士学位的资格，但很快看出没有成功的希望。因为我欠缺科学和数学的基础，赶不上班上其他三四十岁年纪大的研究生。他们大多数都在大专院校和中学任教，回到大学进修，攻取他们最后的学位的回炉生。我一边读书，一边谋生，没有足够的时间掌握语言工具。经过短暂的奋斗，我放弃了梦想已久的博士计划。 　　我指导的柏林大学研究院英语研究班级的闹声，同远处临近的报发机极其相似。各班上的各色人等，自由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共产党人、纳粹党人都有，他们动口动手辩护各自的观点，而纳粹分子感情用事辩护自己的一套胡说。几乎每个班里都有一帮好决斗、满脸伤疤的纳粹分子公开攻击德意志共和国、共产党人、自由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工人和犹太人，一帮纳粹学生有一回在班上攻击我。说什么“让德国人听一个剪短发、吸烟卷的外国女人上英语课，足以证明德意志共和国已经崩溃没落了的事实”。 　　这时，柏林有一批共和党、社会党、共产党的医生组织了德国第一个国家节制生育临床试验班，我参加了这个试验班。玛格丽特·山格尔夫人给我们第一个研究小组提供经费，德国政府不久接管这个试验班并在各大城市成立分会推广节育工作，直到纳粹上台强迫妇女回到厨房里去工作才停止。有一回我同一位女医生和她的丈夫就妇女生育问题发生了一场辩论。男的在公共保健站工作，他主张既然男子可以征集入伍当兵，则女子亦可征集入伍为妓。他歧视妇女的程度同英语班学生中间一些纳粹分子的态度没有什么不同。班上的纳粹学生给柏林大学研究院英语班班主任气势汹汹地发出警告，指责班上开展计划生育的讨论是反常云云。 　　德国人民正在吞食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败的苦果，对战胜征服者们的仇恨之火日报滋长。我们寄居的那条街上天天听到吃不饱饿死人的事，日复一日，月复一月，见到送葬的行列进出那条街上的小教堂。记得一九二三年十二月有一天，一个从法国占领区鲁尔的补鞋匠倒在我家附近的街门口快死了，怀里抱着一个用破烂包卷着只有骨头的婴儿，一群妇女围在旁边七嘴八舌正在议论怎样抢救孩子，我赶忙对婴儿进行护理，直到人们找来城市福利局的人把孩子领走方了。 　　我经常站在杂货铺子的角落里，冷眼旁观那些奄奄一息的工人们为了买两个黑面包，几斤土豆，一斤人造黄油，把一周工资以千万马克计算的德国纸币花得精光。肉和水果是他们不敢问津的。糖买不到，有点糖精也不给工人供应。为了找外币，妇道人家找外侨包伙或寄宿，那些卑鄙下流的外国人干尽了龌龊的勾当。这期间，我见过许多美国银行家、实业家，其中包括大通汽车公司的一个代表在内，他们无不把德国的贫困和艰难绝境当作外国资本投资的金矿，用高利贷牟取财富，他们以极为苛刻的条件要求政治上担保对革命进行镇压，这点局外人无从获悉。后来纳粹分子全凭政治上秘密保证绞杀革命。经济上依靠外国资本家的财政援助则是人尽皆知的事。 　　纳粹运动之所以兴起成长，在于希特勒的国社党分子利用德国人民的普遍悲观失望情绪和凡尔赛条约对德国处理欠当难以接受的条款，剽窃社会党人共产党人的社会革命的理论，高喊复兴德国革命的口号所致。他们拥有来源神秘的金银宝库，同社会党人共产党人进行挑战，力图以阴谋诡计夺取政权。由于党羽力量相当薄弱，便乞灵于政治谋杀手段，他们复活了欧洲中世纪暗杀团的一套手法，他们晚上活动，对社会党人、共产党人、民主教授和犹太人等绑架暗杀。 　　一般德国人谈起国家大事言词激烈，义形于色。尽管如此，他们依旧是一个有纪律受过严格训练的有希望的民族。不过他们的铁血教育也未免太过份了。一个俄国共产党员说，德国工人只能在德国国社党通过了准许工人革命的法律后才敢起来革命。柏林工人在路斯特公园集会举行示威，警察的马队冲散游行队伍时，人们沿街四散奔跑，但不敢踩踏草地一步。 　　至于德国妇女卑微屈贱的德性使我想起了我和维云租赁房间的那个女房东。她的情况可作为一个典型例子来说明问题。她操劳家务，照料丈夫子女的生活，男人打骂她习以为常，有一回把她打得遍体鳞伤，卧床不起，快要断气了。我和维云跑到警察局去报案，警方人员说，警察不断家务事，如果本案中妻方被殴打致死。警方始可按谋杀罪条款逮捕其夫法办。 　　正是由于政治上、思想上的混乱黑暗和战后德国元气大伤，人民在痛苦中煎熬。使得国门半开，纳粹党徒乘虚掩入，在人命危贱、朝不保夕，社会动荡，万方多难的时期，饥饿失望、政治蔽端席卷德国各地。千百万德国人希望休养生息，谁许诺给他们吃的穿的安定和平，他们就跟谁。当然，纳粹提出了种种诺言给人民以衣食住行教养生息暂时安定和太平的诺言，德国人民饮鸠止渴，接受了纳粹的应急一时的药方，同时献出了人为万物之灵与禽兽有别，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个唯一可贵的东西。几年以后我重访德国，听到人们骄傲地说：“希特勒想到了我”。 　　① 但泽就是今天波兰的格但斯克。——译注 　　② 深窗，即指印度种族阶级社会上层妇女起居室内，避见外人的教规制度。——译注 　　③ 卡尔·郝学斐尔(1869——1946)德国地理学者，1887年任陆军军官到印度、东亚、西伯利亚等地活动。1908年受巴伐利亚参谋部委任在日本进行收报工作。1919年起任闵行大学地理系教授。希特勒第三帝国覆亡后他以战犯而自杀。——译注 　　 史沫特莱文集（1）/（美）艾格尼丝·史沫特莱著；袁文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85.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