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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 第一千四百六十九号牌照汽车

（美）艾格尼丝·史沫特莱；袁文等

那是一九三三年的春天，李工程师有一天跟我说，他要去北平会一个正在同日本鬼子作战的东北义勇军的代表。他打算去东北参加义勇军。他请我帮忙为他到北平后找一个安全的住地。我给一个外国友人写了一封信请他到某家外国饭店同李见面。 　　十天过去了，我那位外国友人给我回信说，他一再去约定的地点，但工程师并未见面。我立即断定李已被捕。马上通知了他的妻子和所有他的朋友们立即搬移新居，只有我的住处唯有他一个知道。 　　我正在准备行装离开中国前往苏联，转地治疗我的心脏病，动身前夕，房间里的电话铃声响了，我听到了李工程师情绪激动的声音。他说他刚刚出“医院”，要马上见我。 　　坐待来客的时候，我想来者不善，他当了特务回来了。他提到“医院”的话就是说他已被捕。很少有人能够逃出虎口，即使出来了也罕能得到人们的信任。我和李工程师无深交，但我本能的感到此人可以完全相信。这种本能使我判断中国人是友是敌。正是这种本能使我辞退了我的秘书冯达。 　　李工程师来了，他的头发散乱，衣服不整，脸上有伤疤，情绪很激动。他坐在书桌对面，用流利的英语讲他的遭遇。 　　“我知道您在想我当了特务回来了，请您耐心听听我的经历吧。列车快到北平的时候，两个人上来抓住我，逼我眼他们走。他们说我被捕了，当时和以后都没有给我看过逮捕证。有一个人我认识，他过去当过共青团的负责人，后来叛变当了蓝衣社特务，现在为虎作伥，带人搜捕昔日的同志。 　　“那两个家伙把我带到北平一家人家，问我去哪里。命令我交出同志们的姓名地址。我一口咬定几个月前我已经脱离了共产党，现在是去东北参加义勇军的。当然，当共产党也罢，投义勇军也罢，命运同样糟糕。 　　“他们从我身上搞不到东西，就把我带回上海，要我把上海这边熟人的姓名地址交给他们。我们一到上海，就有一个密探开一辆汽车来按，汽车牌号我注意到是一千四百六十九号。这个密探司机也是变节的共产党人，现在是蓝衣社特务。 　　“他们把车子开到法租界同南道交界的一家肮脏的小客栈‘大东旅社’，那是一个土匪窝，抓进去的男男女女受到严刑逼供直到他们说是共产党才止。然后把人犯移送给警察局。” 　　“他们为什么把你和人们带到那里不交给警察局?”我问。 　　“什么原因我没有听说。我想也许是他们抓到一个共产党就得到一笔钱，所以非强逼人们说是共产党不可。我看到许多特务匪徒进进出出，他们打牌赌博，吵架斗殴。从人们的谈话中间我了解到他们是青帮头子杜月笙的打手，杜月笙是蒋介石在一年以前任命镇压上海共产党人的帮匪头子。从那时起他们放肆和我们暗中作对。 　　“密探们松了我的绑，强迫我看他们拷打人犯。一对夫妇象是穷学生模样，受到密探们的围攻，他们否认他们是共产党。密探们推我上去让他们瞧。我不认识这对夫妇，他们也不认识我。于是密探们让他们“坐飞机”。逼迫他们招供。 　　“野鸭浮水坐飞机”，是一种酷刑。他们把那对夫妇的双手背后绑牢，用一根绳子吊起来悬在梁上。女人马上晕过去了。一个匪徒拿一根木棒直捅悬在空中的男人的肚皮，那人象鼓一样来回震荡，哀号惨叫满口喷血，终于失去了知觉。匪徒们把那对夫妇放了下来，拖到外边。接着又带进来一个要跟他们打架的人。他们把那个人推倒在地按住胸口，用一根橡皮管子插进那人的鼻孔里，然后从皮管灌入屎尿煤油气味的屎尿臭水。那人的肚皮鼓起来了，于是特务们坐在肚子上一下子屁滚尿流，脏水上吐下泻。接着他们又灌。那人又吐，翻来覆去，几个回合，直到那人无声无息直挺在地上，特务们才把他们拖出门外。 　　“特务们逼着我看那些受刑的人，那人见我在场和匪徒们同在一起，当然会把我也看成是狐群狗党一流东西!” 　　“等一下!”我插话问他：“你为什么没有象他们一样的受刑?” 　　“蓝衣社分子对有真才实学的知识分子采取了新的对策，”他黯然神伤，无限感慨地说道：“他们屠杀工人农民，因为他们除了革命无路可走，而知识分子在他们看来可能动摇。或反身投靠当局求得一官半职，或加入蓝衣社充当一名特务。如果拒不投降就会惨遭毒手。他们把我们的同志带到人犯面前当众露相，让人看清面目，即使我们的人能够逃出虎口，再也休想得到其他同志的信任了。他们有时候带知识分子走过牢房，有意让政治犯人看到，再不依靠他们了。 　　“特务们逼令我写信给我的朋友，要他们到公共租界的大东旅社来看我，不然就象对待其他人犯那样对待我，他们极尽恐吓之能事。我希望逃出他们的魔掌，假装同意了。写了两封假名假姓假地址的信。他们把我带到大东旅社一间房子里锁了起来，他们住在隔壁房子里等着。 　　“第一天夜里他们紧紧监视我不放，使我无法逃跑。第二天夜里我听到他们打鼾声，于是我爬到窗口想顺三楼的排水道而下。我的腿刚伸出窗外就听到一个声音，向下一瞧，一个人正从排水道爬上来!那人抓住窗台，轻轻地推开窗门，我看出来他是一个小偷。这时二楼房间里一个女人叫喊起来，小偷还没有进房间就赶快顺管道溜之乎也。顿时吵声大起，这天晚上我又逃走不了。 　　“我的信无法投递，当然无人登门上钩，但是我对监守的特务们说，恐怕是我认识的朋友搬了家的缘故，要不就是谁也不愿意来同我约会。他们大发雷霆把我带回那个特务窝子去，说要清醒消醒我的头脑。进门口时，见到两个密探带进一个模样儿英俊、衣履很讲究的青年人。特务们逼着我跟这人对质，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一个脓包，胆小如鼠，卑鄙龌龊的怕死鬼。在特务们威胁下上刑，他就磕头作揖，直叫招供，出卖他的朋友和同志。以换一条狗命。”那个卑鄙的家伙坐下来全身像筛糠一样直打哆嗦，结结巴巴地说：“丁玲住在金山路，今天晚上同两个作家有一个约会，在她家里会面，他们帮她编辑一份文艺刊物。丁玲是左派作家，不是共产党，不是什么共产党，”他一味坚持说。 　　“且慢!”我喊了一声，说道：“把那家伙的棋样说一下”。 　　他把那家伙的模样描述一番，原来他就是我解雇了的翻译秘书冯达。我在房间里来回踱步，心潮澎湃，很久一阵才让工程师把话继续说下去。 　　“大约黄昏，天也黑了，两个特务和一个司机把我推进了又是那个一千四百六十九号车牌的汽车里、朝那个懦夫叛徒供出的地址开去。四层楼上一个房间有一个女人应声开门，她一定就是丁玲。她一句话也不说，当司机抓住她用绳子绑她时，她的脸色一下刷白，随即被押下楼梯走了。 　　“就在同时，我被推进房间里面。随即见到两个人，一个又高又瘦，神情紧张，一个人矮小个儿，脸色发青。前者背窗而立。一个匪徒向他扑过去时，两人动手扭打起来，高个子太脆弱，他一脚踢倒特务，接着纵身跳上窗台，飞下了四楼。‘哎呀!’特务吓慌了惊呼一声，冲出房门，去收尸体。怕把外国租界发生绑架的事故张扬出去。 　　“房间里面，矮个子和特务也扭在一起，打得不可开交，我拿起一个凳子朝特务的头上狠狠地砸下去。他应声倒地，我转身就跑，飞奔下楼，步出大门，没入人丛里面。在四川路上一家铺子里给我妻子打电话，可没人接，因此我叫您，叫您的电话。” 　　过一阵后他补充道：“这就是我的经历。您当然不会相信我，谁也不会相信的。太古怪离奇了?但我发誓我说的句句属实。” 　　我们对坐，静默不语。然后他对我说道：“请把我刚才给您讲的向我妻子转告，我打算在一家熟人的便宜的客栈里住几天，我的妻子要来看我的话可以派同志监视住我。” 　　“你的妻子也好，你的同志们也好，我一无所知，无法转告!”我对他说：“我搜集故事题材，你讲的故事非常动人。” 　　他低下头过度紧张后的疲劳使他闷不吭气，静静地坐在那里，我知道他讲的一切是真话，像一个母亲知道他的孩子说谎不说谎一样。“留下你住的客栈的名称和地址吧!”我对他说。 　　他写下旅社的地址名称，坐下想了一阵，然后对我说道：“请您转告家里，一星期后的这个时间，我站在凉水井路的大庙前，左手拿一份西文报纸。同志们要是相信我的话，就出来一个同志跟在我的后面，走到一条僻静的里弄去。接近我身边的，就问见过唐朝四骏图没有?我说只见‘三匹马’，就可按上头。” 　　“如果人家不信任你怎么办?” 　　他有气无力地应了一声：“那就请同志们随意处置吧!” 　　“我现在身无分文，”他最后说道。我给了他几块钱，他随即离开了我的住处。 　　几个星期后，我在苏联高加索疗养院的房间里翻阅最近的上海西文报纸，上面有我的朋友杨铨被刺，丁玲和另一个男作家潘梓年失踪的详细报道。关于蓝衣社特务到丁玲房间抓人，高个子作家跳楼坠身的消息则一字未提及。 　　由于杨铨的社会地位和名气声望，他的被刺经过不得不有详细的报道，这是必要的。法租界巡捕当场抓到了两个行凶之后逃跑负伤的刺客。一个凶手死前供认了一切。警方声称他们不能透露幕后负责的主谋罪犯，“因杨案牵连中国政府最高当局”云云。 　　紧接着暗杀失踪新闻之后，“共产党又一暴行”的醒目标题跃入我的眼帘，消息报道说一个以“身入龙潭虎穴，跟踪追捕共党”而著名的国民党情报人员是脱党的共产党分子，所乘汽车开过公共租界宝钗院前时，他和司机当场饮弹毙命，报道说汽车是一辆大型轿车，牌照号码是一千四百六十九号。 　　两年以后，我周游世界又回到上海我的住处，有一天门铃响了，开门一看，李工程师的怪影靠在门前，他一副病容，毫无血色，两目无光，紧紧地盯着我，当我把他扶进我的会客室，帮他解衣上床的时候，他浑身发抖东倒西歪，垂头丧气，左摇右摆。像一个踏遍人生终极旅程，行将止于此矣的人直挺挺地躺下了。我请来了一个医生，工程师在打摆子。心脏病、扁桃腺发炎并发症。满口牙齿坏了，肠道系统还有钩虫病。 　　李工程师卧床不起，望着顶上的天花板有几个星期之久，他的健康情况有了好转，便开始讲他的遭遇。我首先问他两年前那天晚上离开我的住处以后的经历如何? 　　“一星期后”，他接着两年以前的话题说道：我站在凉水井路的大庙门前。离开的时候有一个人跟在我的背后，他接近我问道：“你见到唐朝的四骏图没有?” 　　“三匹马”我回答道。于是我向他汇报了我的情况，接上了关系。他安排我去江西苏区，我党中央已经迁到那里了。我取道海路到了汕头。在汕头碰见一个人，他把我带到韩江一条木船上。艄公并不问我什么，只是把我送到很远一个乡村并交给了一个向导，由向导带路北走进入闽南山区。” 　　李工程师从福建汀州西奔赤都瑞金、受到党中央的审查之后在瑞金附近的红军工厂担任负责工作，因为受过教育的技术人员很少的缘故，工作需要他干什么他都自己动手干，从制造枪炮弹药战争物资到为红军医院筹建制药厂、肥皂厂、事事他都在行。他的讲话包括江西中央苏区各个方面的活动情况、医疗卫生、教育法制、行政问题、矿藏资源、农副产品、书刊报纸等等都谈到了。 　　他的谈话，部分涉及到国民党对工农红军的几次大的军事围剿，也讲到广昌战役的一场恶战。广昌之战，红军损失人众四千，接到集合队伍参加长征的命令时，留下了两万伤员在后。一九三四年九月，十万人开始长征，行军情况仅由高级领导人掌握，他是其中的一个。同兵工厂的熟练工人把机器埋在地下，按照指示集合待命。通过国民党军队的封锁线、秘密突围的长征命令终于下达了。这是国民党军队按德国军事顾问法西斯军官施各特制订的围剿红军计划，红军按中国名叫李德的德国人制定的反围剿路线阵地作战计划失败的结果。李德的军事思想观点和有游击战经验的专家毛泽东的思想对立，但是在当时反围剿战役中李德的观点占据优势地位。 　　李工程师给我讲述了历史上一次绝无仅有的罕见的长征，跨过高山，越过大河，走过雪山、草地，历尽雨雪风霜，出生入死，经过无数次战斗。与世共存，永不磨灭的英雄事迹将永远留传在中国老百姓的心中。 　　他也讲到了万恶的军阀的狠毒狡猾： 　　“我工农红军翻山越岭，走避一空。我们走过无人的村庄，从来没有骚扰过一户人家。我军后面留下了许多伤病号，我得了疟有时候见到以为红军已经过完的乡保长和民团团丁，他们回到村子里抄家烧屋，对老百姓造谣说是红军干的，于是老百姓反对我们了。” 　　“地主武装和国民党兵伏击我军掉队的伤病号。国民党特务穿上我军阵亡战士的服装冒充红军，混入我军队伍，刺探军情。我就枪毙了这样一个特务。” 　　他讲到老百姓的贫困穷苦时说：“贵州老百姓是多么苦呵!记得有一回我走进一家农民茅屋，见到一个老人娘藏在屋子角落里。她跑到外面捉住她家唯一的一只鸡，颤颤抖抖地送给我。我付钱给她时她掉下了眼泪。成百上千的穷人参加了我军。” 　　他讲到反复无常可恨的内奸：“我军进入云南曲靖的时候，一个小学教员率领他的农民游击队欢迎我工农红军，他是上山打游击的司令，因为我害疟疾病到了，部队命令我留下担任他那支游击队的政治教员。我军过后，国民党军队来了，那个小学教员又象他欢迎红军一样去欢迎国民党军队，为了活命我只有跑掉。” 　　他讲到难以置信的结局：“我向北走，路逢土匪，他们剥光了我的衣服，连眼镜也抢走了，我摸到了一座庵堂，庙里的尼姑给了我一件袈裟和七十块大洋带我来到上海。一路上快折腾死了。我的朋友都不知道飘零到哪里了。” 　　他有一回说道：“自从两年前那个晚上我离开您以后，我就开始为您报道记日记，但是长征开始前我把日记连同机器全埋在地下了。” 　　李工程师的病恢复到了能够去旅行时，我资助他去苏联继续治疗和学习。自那以后到如今我再也没有见过他。 　　一个负过伤的红军司令虽在我的住处住了一段时间。承蒙他的帮助，使我能够写作出另一部报道中国人民近半个世纪的战斗生活的史诗。他的名字叫周建屏，红十军建军初期的军长。该军的政治委员和组织领导者是著名的方志敏将军。 　　我久仰方志敏的大名。但无缘识荆没有见过。听到所有红军司令员们的不幸逝世的消息时使我心中难过，而他于一九三三年一月在南昌慷慨成仁、英勇就义的不幸消息给我的印象是最为深刻、永世不忘的。也许，一家外国报纸的记者里克里·徐士科令人可憎的报道方志敏示众的手法使我有动于衷、百感交集吧?徐士科其人以往没有听说过，以后也没有听人提过。可能是某个传教士为了发表文章恶意中伤而取的化名。方志敏不幸被俘的消息传出时，中外反动派、地主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欣喜若狂，掀起了庆祝的浪潮。徐士科的报道腔调，泄露出他自鸣得意、语无伦次的天机，而他的报道内容则记录了他为虎作伥、冒充好汉代言人的可耻供状。据徐士科先生报道：方志敏行经群众集会的广场时，他号召人民起来斗争，谋求祖国的独立和解放；在绑赴刑场临刑前，还向刑警队人员宣传参加革命挽救可爱的中国的道理。 　　周建屏用一种平淡无味、实事求是的态度跟我讲方志敏的英勇事迹。从中可以看出一个中国人民革命的伟大组织领导者的光辉形象。他的牺牲给可爱的中国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失。方志敏之所以对普通老百姓有那样大的神奇号召力，原因在于他光明正大，见义勇为，他事事为老百姓的利益而奋斗不息。他创办了国民小学、农民夜校、扫盲识字班、改良品种农业展览会、采矿局、红军医院和技术学校。 　　周建屏是一个沉默寡言、谦虚谨慎的矮小广西人。贫农家庭出身，五岁丧父，靠母亲为人洗衣度日。行年十岁，入伍当兵，勇敢善战、升任旅长。率一旅人参加红军，建功甚伟。 　　周军长离开了我的住处，前往西北，重返工农红军部队里工作。数年后，因天花不幸去世，时年四十六岁。 　　 史沫特莱文集（1）/（美）艾格尼丝·史沫特莱著；袁文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85.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