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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块指路牌

高缨

世上有无法计算的书籍。有的书给人聪慧，有的书给人技艺，或美感的享受，或逻辑的推理。 　　有一种书，是超越这一切的，它是人生道路上的指路牌——埃德加·斯诺写的《西行漫记》，就是这样的书。 　　《西行漫记》对于我来说，真是太重要了，它影响着我的一生。 　　这是40多年前的事了，往事如烟，却仍历历在目。 　　我的童年是在抗日战争的烽火中度过的。在日寇的狂轰滥炸中我目睹同胞们被撕裂的尸体，在饥寒而屈辱的流亡途中我耳闻老妇幼儿的哀号，又看到了国民党政府的腐败和军队的溃逃……我从小酷爱受难的祖国，也憎恨侵略者和卖国贼。 　　少年时，我头脑里涌上这样的问题——中国的未来该是甚么样？她是生存还是灭亡？ 　　逃难到成都，我在一所小学读书。级任老师名叫丁剑侯，是江浙人，显然也是流亡入川的。他身体壮实，黑黑的脸粗犷又英俊，近视眼没多少光泽，却闪动着刚毅的眼神。有一次上语文课时，他突然以深情的语调讲起故事来了。他说：在中国的西北，有一块自由的土地，那里有一支抗日的军队，住的是窑洞，吃的是小米，但他们平等、亲密而勇敢善战，他们号召老百姓站起来，拿起大刀、红缨枪，去杀凶恶残暴的日本鬼…… 　　这一席话，第一次打开我心灵的窗棂，有如看到大雾中的依稀光明。不久以后，丁剑侯老师突然失踪，一位云南籍的老师悄悄对我说，丁老师是到那个有红缨枪的地方去了。这一切，都令我震动，然而却又是朦胧的，像一个富有诗意的谜一样的美梦。 　　是在1943年，我独自流浪到山城重庆。茫茫人海，窄窄歧路，我唯一的依靠是在当时的中央大学外文系读书的大哥高洪章。中大分校在嘉陵江畔的柏溪。茅草盖成的学生宿舍，每间要住几十个人，像乱糟糟的兵营。大哥把我安置在这里，每日靠他和他的同学从食堂弄些饭度日。大学生们有各种各样的政治色彩，有维护法统的“正人君子”，有专会谈情说爱哼黄色歌曲的公子哥儿，有钻入书堆未老先衰的“夫子”……而我的大哥和他的伙伴们，却是一群朝气勃勃、思想深邃的革命青年。他们公开或秘密地聚在一起，论世界大事，谈国家兴亡，讨论唯物辩证法，研究鲁迅、高尔基。他们提防突然而来的陌生人，却从不回避我。我大睁着眼睛，凝视着点点滴滴的革命真理。 　　我大哥是个好学的人，对于外国文学甚有研究。他感情深挚，非常喜欢音乐。黄昏散步时，他轻声唱着《延安颂》，好像从遥远的地方吹来了早春的暖风……他常常给我找些书看，扩大我的视野，陶冶我的性情。记得在一个炎热的日子，大哥在宿舍外，环顾四周，塞给我一本书，小声嘱咐：“这本书很重要，赶紧看，看完要还给别人；哦，不要当着人看，记住！” 　　这是一本大开本道林纸的书，被撕去了封面，也就失去了书名。我接过书，心里浮上一种神秘感。我跑到江畔的老黄桷树下，坐在岩石上，在膝头打开这沉甸甸的书，一页又一页，一个崭新的世界渐渐呈现在我的眉目间，沁入我的脑海，渐渐忘了我的存在。我看到了陕北的黄土高原，看到亮着灯火的窑洞，看到红军的帽徽，游击队员黑红的脸，红小鬼得意洋洋的微笑和我梦中的红缨枪……一位又一位传奇式的英雄，站立在我的心中，而最令我惊心动魄、神驰意往的，是书中写到的二万五千里长征。每一段叙述，每一个细节都渗入我的心底，化为我的生命。记得书上还有几幅非常粗糙的单线条插图，像小孩画的符号一般，然而这对于我来说，无疑是最为壮丽的历史画卷。 　　我如饥似渴，如痴如醉地读完了这本书。我忽然觉得自己长大成人了，忽然觉得昔日朦胧的梦幻变成了清晰的现实，眼前一片光明，脚下出现一条略——革命的路，我的路。 　　大哥对我说：这本失去封面的书，叫作《西行漫记》。 　　呵，《西行漫记》，革命的指路牌！ 　　就在第二年，在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亲自关怀下，我进入了他所创办在草街子的育才学校。这是一所革命的学校，教师都是著名的革命学者、专家和从延安派来的干部，给我们以良好的教育。1946年初，我们有幸见到了周恩来、董必武、博古、邓颖超、邓发等可敬可爱的革命前辈，我发现他们的形象、他们所讲的革命道理和故事，完全和《西行漫记》所写的一个样！从此，我的革命信仰坚定如铁。 　　就在此时，我的大哥受党组织的派遣，到解放区去了。我们分手在一个晚霞如炽的傍晚，在红岩村十八集团军办事处的石阶前。 　　1947年，我离开学校进入黑暗而复杂的国统区社会，当年即加入中国共产党，从事党所交给的秘密工作。回忆当年，我是那样地忠诚，那样地不要命！在特务的严密监视下运送党的文件，在警察的搜查中印刷党的传单，在一片白色恐怖下去组织群众的斗争……渺小的我，一旦走上革命之路，不知哪里来的那么大的胆子和那么多的聪明。 　　《西行漫记》对我影响很大，但当时却没有记住这本书作者的名字，这大概因为这本书当时没有封面，和它的内容完全吸引了我的注意力。直到新中国建立以后，当我再读这本书，并且读到一些介绍作者的文章时，亲爱的埃德加·斯诺才高高地、生动而具体地站立在我的眼前。我也曾凝视他的照片，陷入往事的回忆，由衷地感激着他。渐渐地，又超出个人感激的范畴，一种强大的国际主义的感情洪流，奔腾在我的血液中。不仅对于伟大的朋友斯诺，以至对美国人民和所有给中国革命以声援的人，我心里都永存着深挚的爱。 　　也有些偶然巧合的事，说来真有趣。 　　开国以后，我走上了文学创作的岗位。30多年来，在我出版的十来本作品中，有一部长篇小说《云崖初暖》(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初版)，就是以红军长征过凉山彝族地区的历史事件为背景的。很难说，这里没有《西行漫记》的潜在影响，因为在我写作过程中，《西行漫记》中最初的单线条插图，不时地晃动在我的灯影下。 　　埃德加·斯诺静静地安睡在中国的大地上，也埋在中人民的心里。他是不朽的，正如国际主义是不朽的。 　　斯诺给了我一块人生的指路牌，他一点也不知道。在今天全国人民纪念他的日子里，我把这篇小小的文章和我真挚的心，当做一束素花，献给他。愿他能够知道。 　　 《西行漫记》和我/中国史沫特莱研究会，中国斯特朗研究会，中国斯诺研究会编.—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