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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贵的教科书

于友

1938年11月，我在长沙参加了名记者范长江创办的国际新闻社，它是按中共南方局周恩来副主席的指示建立的。它的任务是为当时国民党政府的国际宣传处提供有关抗战的通讯稿。我们需要写作外国人看的通讯。这项新工作对我这样的年轻记者还是十分陌生的。 　　1939年春，主持《西行漫记》出版工作的胡愈之同志来到桂林，协助长江同志规划国新社的工作，他为我们捎来了一本《西行漫记》中译本。那书，深红颜色的封皮，大32开。我们这些年轻记者迅速传阅着。书到我手中时，都已有些破损。我一拿到书，就像读什么感人的小说那样快读，这不仅是因为书的内容吸引人，而且因为在我后面等着读这本书的人还不知有多少。 　　尽管我读《西行漫记》有点过于匆促，但我却被深深地感动了，折服了。我读这本书，像许多读者一样，增加对中国共产党和它领导下的军队的认识和敬佩的感情，还增加我从事新闻工作的信心和勇气，也增加了我新闻写作的知识。它成了我学习的一本教科书。 　　《西行漫记》是报导中国革命的，是为外国人写的，因为它破题儿第一遭翔实地报道了中国红军的故事，震撼了整个世界。 　　它以深入的采访、翔实的材料、生动的描述，写出了红军这个集体从一开始就是反对压迫的，指战员都是善良而有抱负的人们，他们上上下下那么齐心，那么平等和友好。它把一件件事情细细说来，使正直的读者们都不能不相信红军是支正义的部队。 　　作者斯诺显然特别注意对中国历史完全陌生的读者讲清事物的来龙去脉，因此他对任何事物都交代它们的背景。这一切有助中国以外的读者充分了解。 　　斯诺这些写作方法特别引起我的兴趣。我觉得我好像得到了一笔享用不尽的财富，我为外国读者，甚至为本国的读者报道，不就可以用这种有说服力的写法吗？ 　　于是，我报导抗战中前方和后方的新事物，尽管自己很激动，也要像斯诺那样沉着地原原本本地用事实说话。 　　我记得我那样写的通讯，被国际宣传处所采用。国标宣传处处长曾虚白是国民党内一个比较懂外事的人，是“半个外国人”、他给长江来信，说他们很需要这样的稿子。学习《西行漫记》使我尝到了甜头。 　　《西行漫记》给我的另一个启示是它通过一个个人的活动、经历、命运来反映陕北那个新天地。红军几十个重要的人物，它都有成章、成段的描写。全书有三分之一的篇幅是写各式各样的人物的。我体会到人是社会活动的主体，先进人物常常对历史发展起着积极的推动作用，写好人物是很有意义的。 　　国民党过去长时期诬蔑党和红军的主要领导人，称呼毛泽东和朱德为“朱毛”，说他们是“杀人放火的土匪头”。可是《西行漫记》对他们进行了真实、生动、详细的介绍，它有力地破除了国民党造了整整10年的谣。 　　以后有很多年，我都努力学着《西行漫记》去写人。记得1941年香港民主人士发起反对国民党迫害进步力量的人权运动，我及时地发表了张学良和马寅初被囚禁的通讯各一篇。据编者反映，读者很感兴趣。抗战胜利后，我在上海几年中间，写了许多新闻人物的文章，发表在《文汇报》等报刊上，用的仍然是斯诺的方法。 　　这几年，我已经退居二线，不断写些人物的回忆录，仍不时翻阅《西行漫记》观赏斯诺记述人物的笔法。 　　作为读《西行漫记》受惠的新闻工作者，我一直感激斯诺，佩服他的勇气和渊博的知识，还一直琢磨着他写作《西行漫记》的动力。今年春天，我读到了斯诺夫人洛易斯·惠勒·斯诺的一篇回忆录《斯诺热爱中国的一生》。她回顾了斯诺写作《西行漫记》的经过，其中有这么一些话： 　　“在斯诺的发展中，中国和中国革命是一个主要的因素。他1928年来到这个‘天朝帝国’，一开始有10年多时间，为她的历史和历史遗产所陶醉，为她的人民和他们的一些所苦恼的问题所吸引，又为大多数外国人所听不到的革命呼声所激动。……” 　　啊，斯诺经历了10年的了解，10年的思考，10年的激动，由此而积累起对中国人民的爱。我终于更加明白了《西行漫记》成功的奥秘。 　　我喜爱《西行漫记》，收集了它的两部英文版本，一部是英国出的，一部是美国出的；也收藏了它的中文重译本。但是，我还渴望着能搜集到1938年出版的中译本，那本最早教育过我的、大32开、深红色封皮的教科书。 　　 《西行漫记》和我/中国史沫特莱研究会，中国斯特朗研究会，中国斯诺研究会编.—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