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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星照耀着我前进

尚作恩

斯诺写的《西行漫记》是使我踏上革命之路的启蒙教科书，使我从“这些是人类历史本身的丰富而灿烂的精华”中，看到了那颗引导中国由黑暗走向光明的红星——中国共产党。 　　日本投降后，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于1946年春天，来到了这塞外古城——齐齐哈尔市，那时我还不满16岁，在中学二年级读书。这是一个硝烟弥漫、战火纷飞的年代。 　　国民党的军队占据了全国的许多大城市和大片土地，东北的四平、沈阳、长春、锦州等一些大城市，也在他们的手中。国民党的军队依靠美帝国主义的支援，猖獗一时。这时齐市人心不稳，一部分人，特别是那些日伪时期的汉奸走狗、暗藏的国民党反动派，气焰也是十分嚣张的。即使是在已被共产党接管的学校里，也有一部分教师和学生公开地赞扬国民党和蒋介石。那时我的心情是徬徨和苦闷的。教我们音乐课的是从延安来的年轻的李尼老师(延安鲁艺音乐系毕业，后任中央民族歌舞团副团长)。他的多才多艺，使我佩服；他那高度的工作热忱、朴素的生活与谦虚和蔼的作风，使我尊敬。当时我是班里的班长、校学生会文艺部长，由于班内和学校的一些文艺活动，我经常向他请教。一天傍晚，在他的宿舍里谈完了工作，将要向他告别时，他却面带严肃的表情问我：“尚作恩同学，你对共产党是怎样看法呢？”这是我十分难以回答的问题，我觉得我还是一个追求真理并愿意为它献身的人，而过去在社会上和家里听到宣扬国民党蒋委员长的事情真是太多了，而今天我对共产党所了解的又是那样的少……李尼老师看出了我的心情，从他的书桌里拿出一本书(当时我觉得他好象早有准备)，说：“这是一位美国人写的书，借给你看，看完了再还我。”这本书陈旧的包皮上面精心地写着四个人字：《西行漫记》。当时我很迷惑，美国人写的漫记能解答我心中的问题吗？李尼老师笑着说：“看吧！回去仔细地看吧！看完了我们再谈。”从他的语气中我觉得这是他心爱的一本书。回到宿舍，在同学们的喧闹声中，我一直看到熄灯铃响。第二天我就利用一切时间，甚至上课时还看，因为它迷住了我，深深地打动了我的心。开始我不是连续的读，而是“跳着看”的。我首先看的是“遭白匪追逐”“造反者”、“贺龙二、三事”、“童年”、“长征”、“彭德怀印象”、“红小鬼”、“关于朱德”等部分，记得当时我就看完了这些，其余的是我参加工作以后才看完的。这就够了，我觉得我看的这些，比政治老师的讲课和学校里的政治报告的内容生动和丰富多了。它使我形象而深刻地认识到共产党的主张，使我看到了毛主席和其他一些党政领导人的伟大而又亲切的形象，使我听到了在那艰难困苦的日子里红区人们的欢笑声、歌声和响亮的军号声，红星照亮了我的心。 　　我终于选择了我要走的路。这在当时谈何容易！一些工商业的人，虽然对共产党没有什么恶感，但是他们都坚决地抱着观望的态度，有的人还盼望国民党来。我的家和所有的亲戚都是属于商业界的人，他们都反对我公开表达的对共产党的看法，有人劝我在学校也不要当干部，不然国民党中央军来了就要遭殃。这时“童年”里面毛主席年青时代为寻求真理而斗争的精神鼓舞着我，“红小鬼”里面的所有的青少年在召唤着我。我瞒着家里所有的人，参加了“新民主主义青年联盟”(共青团的前身)。 　　那时国民党的军队的气焰十分嚣张，到处都传说着国民党军队的“火箭炮”、美国“B29飞机”和“原子弹”的厉害，延安也被占领了……国共两军在四平展开了残酷的“拉锯战”。我的一位姓范的同学参军在迫击炮连任文化教员，当我军第三次攻进四平之后，由于他作战勇敢立了功，被提升为副连长，而在国民党第四次反攻的时候，他英勇地牺牲了。但是，这也吓不倒已经觉悟了的我们。我们响应党的号召，报名到前方去。由于我的年龄小，身体单薄，竟分配我到农村参加土地改革。于是我在父母和亲戚的冷漠中，连一件多余的衣服也没带，背起简单的行李就到了农村。 　　那时虽然我还不满17岁，却被当成一个大人来用。将我派到一个无边的大苇塘边上的前五家子村，担负着帮助农会管理帐目、会议记录、丈量和分配土地、宣传讲解党的方针政策，甚至开路条，向区里写汇报……对我这个在城市长大，中学二年级的少年来说，无论是生活和工作，都是十分艰苦的。但是红星照耀着我，在我随身携带的《西行漫记》的“红小鬼”部分，斯诺有这样一段话：“他们总是愉快而乐观，不管行军的疲乏，一碰到人们问他们好不好，就回答‘好！’，他们耐心、勤劳、聪明、努力学习，因此看到他们，就会使你感到中国不是没有希望的。”读到这里，什么严冬里窗外北风的呼啸声，饿狼的嚎叫声，一个大屋只有我一个人的思念亲人的孤单，都不在话下。特别是斯诺笔下他碰到的那个15岁的瘦少年——一所医院里工作的少年先锋队和共青团的“头头”，他的出色的工作以及他被公认是军队里的演说家之一的讲演才能，更使我羡慕不已，处处都以他为榜样。我想，后来组织分配我做儿童团工作、青年团工作、青年报工作，也和这些有关系吧？ 　　我在农村工作时，曾经犯了一个大错误，使我在40多年后的今天还觉得羞愧。在计算全村每户贫雇农分得土地的方法和各户分得土地的位置的时候，粗心大意，出了错，只得重新来，推迟了老乡们日夜盼望到手的土地的时间。当忙了一天的人们都各自回家之后，我支撑着发着高烧的身子，滴着泪水，在油灯下一直干到天亮。这时我觉得那些“红小鬼”们瞪着明亮的大眼睛，喊着口号为我“加油”。由于没有替换的衣服，而且也没有时间洗，身上长了许多虱子，只得在晚上脱下来，拿到室外去冻。我们把虱子叫“革命虫”。有一天傍晚，区里来通知召开紧急会议(布置全区武装联合扫荡苇塘里面的逃亡地主和土匪)，村农会主任和武装委员由于工作忙，派我去。当我骑马走到苇塘边上一片坟地时，只见那斑斑鬼火在前边打转，马打着响鼻，我的头皮也一阵阵发麻，我觉得一定有饿狼在草地里啃着骨头。往回走是不能的，我硬着头皮打马冲了过去。半夜赶到区里，汗水湿透了我穿的棉衣。 　　土改结束之后，我被留在区里工作，任文教助理员兼儿童团长。在我18岁那年(1948年)，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任团区委书记。1949年调到《黑龙江青年报》社工作。就这样，在共产党——红星照耀下，我由一个普通少年成长为一个自觉地为共产主义而斗争的战士了。 　　 《西行漫记》和我/中国史沫特莱研究会，中国斯特朗研究会，中国斯诺研究会编.—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