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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纪念斯诺逝世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马海德

一九三六年，埃德加·斯诺和我进入了共产党中国这块当时还不为外界所了解的土地。埃德以极端负责和深怀同情的态度把我们的所见所闻多次撰写出来，并且作了出色的说明。我们俩那时都很年青，坐在毛泽东主席身旁，聆听他讲述中国人民面临的波澜壮阔的斗争和问题，以及他们如何争取摆脱国内半封建、半殖民地沉重的压迫和日益加深的外来侵略而斗争。毛主席看清了法西斯主义和日本帝国主义，并且加以反对。 　　埃德怀着对历史深刻的了解，在烛光下一夜又一夜地提出许许多多问题，把毛主席对中国人民的目标和愿望的精辟论述，不辞辛苦地逐字逐句记录下来。我从这几次和其后许多次谈话中，从和埃德一起在中国西北部共产党地区广泛旅行的过程中，了解了中国和共产主义。埃德对这些发人深思的新思想反复进行了思考、研究和琢磨，有时和我讨论到深夜，然后又带着更多的问题去找毛主席或周恩来这样一些同志。他不论遇到谁，从前线的指挥员到大家亲切地称之为“小鬼”的司号兵和小勤务员，从在地里干活的农民到游击队办的小工厂工人，逢人便提出问题。在他所有的提问中，始终贯穿着一条主线，就是这些人为什么这样富有献身精神，为什么他们还具有为全世界人民献身的精神。 　　在中国西北部偏僻的山区寒风凛冽的一天，我和埃德站在一个用木柱支撑的台上，出席一次专为“国际友人”召开的集会。有人告诉埃德说，全体红军战士都到场欢迎我们。但全体人员几乎还没有占满足球场大小的场地。讲话的人一个接着一个地将埃德和我作为国际友人来欢迎。他们指出，我们出席会议表明中国人民的解放斗争赢得了世界各国人民的支持。长矛、火枪、各种外国制造的或老式的步枪，空空的子弹带上挂着土制的手榴弹和地雷，零零落落偶尔有挺机枪、自动步枪或迫击炮——这些就是他们的武器。这支队伍兵力看来很薄弱，只有几千名具有献身精神的男女战士。 　　当那些充满激情的讲话号召解放中国和世界被压迫人民的时候，埃德转身对我说：“他们视天下为己任，真是勇敢无比。” 　　此后的三十六年中，我多次见到埃德。我们俩都是在二十三岁正当成年之时来到中国的。此后又都进而投身于中国人民的斗争，爱上了中国和中国人民。大家都知道，埃德撰写了许多有关中国和中国人民的著作。这些著作本身毋需人们多加介绍。但我还愿提一下给我印象和影响很深的两个特点：一点是他热爱中国人民，关心他们的健康、福利和幸福；另一点是，他满腔热忱地关怀“站在我们一边的人们”。 　　不论是埃德在华居住的年代里，或是他后来访华期间，他一直关心着中国的医疗卫生工作。他不仅想了解医疗卫生的现状，还积极地提出了一些新的设想。早在六十年代，他就曾带来关计划生育、人口控制的资料和文献。他同毛主席和卫生部门的领导讨论过这个问题。甚至在他撰写《西行漫记》的时期，他就曾在保安参观过医院，查问“红小鬼”的饮食和营养情况，探视伤员和外科病房。他让我尽可能给他送一些有关医学卫生的材料。他在医疗界结识了许多朋友，如傅连暲医生，以后又有林巧稚等人。他对根除诸如天花、霍乱、鼠疫和性病等疾病的报道十分感兴趣。中国消灭吸毒和性病的做法深深地吸引了他。他曾向皮肤病和性病研究所副所长戴正启医生进行采访，了解全面的详细情况。他把这件事写进了《大河彼岸》一书。解放后，他先后在北京、上海和广州参观了许多医疗机构和医院。我曾陪同他旅行过几次。他常要我详细告诉他有关我曾工作过的各少数民族地区的卫生工作和根除疾病的情况。一九七一年在埃德的协助下，第一个美国医生代表团应周恩来的邀请访问了新中国，代表团成员有保罗·达德利·怀特大夫、萨姆·罗森大夫、格雷·戴蒙德大夫和维克托·赛德尔大夫。凡是见过和认识埃德的人都被他坦率、热情的性格和对人民真挚的热爱所吸引，他懂得如何倾听别人的谈话，并且具有惊人的记忆力。第二个特点是他在任何时候，甚至在最困难的情况下，都为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和了解献身，并进行不懈的斗争。 　　自埃德的延安之行之后，四十六年来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动荡，起初是日本侵略中国，接着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冷战，和包括朝鲜战争和进而侵略越南和印度支那在内的所谓“美国世纪”。在这期间还穿插发生了以反共作为遮羞布的反对美国人民的麦卡锡运动，以及对中国实行“遏制”政策的歇斯底里反动行径。 　　在这个时期，由于埃德所持的观点，他受到了美国报界和官方极不公平的待遇。但是他顽强地坚持原则，为此，他个人从精神上和物质上都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埃德对中国所发生的事情及其对中美关系和世界局势的重要意义所作的阐述都被忽视了。美国的冷战遏制政策几乎将中美人民之间长期积累起来的友好感情破坏殆尽。 　　作为美国人民优秀品质的真正代表，埃德对此感到十分痛心，并力挽狂澜，奋斗不懈。他竭尽全力，不辞劳苦，坚持不懈地将中美友谊残留未熄的星星余火逐渐收拾、点燃起来。他在世时，看到了自己毕生为之奋斗的中美人民之间的友谊和相互了解开始重新燃起。但是他没有能活着看到两国人民之间友谊的新春开花结果，也没能看到两国政府之间关系正常化。人们不安地看到，围绕着向台湾出售武器问题和其他企图将时钟倒拨的行为，天空出现了乌云。 　　直至斯诺生命的最后一息，我一直守在他的身旁。在斯诺身患绝症期间，毛主席和周恩来派去了中国医疗队，我是其中的一员。在他生命行将结束的最后一些日子里，很多中国朋友常去看望他，其中包括中国大使陈志方，他转交了中国领导人的慰问电。当时的驻联合国大使、现任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黄华也前往日内瓦去看望埃德。黄华和我在《西行漫记》的年代，曾和斯诺在一起。当我们站在病床边时，斯诺开玩笑地称我们三人为“老赤匪”，使大家回想起他的中国共产党朋友们被称为“赤匪”的年月。 　　斯诺具有非凡的勇气、意志和献身精神，他顽强地战斗着。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他仍密切地注视着中国和世界的发展情况，特别是美中关系。只有象埃德这样具有伟大气魄的人，才能超脱他个人的不幸，看到更广阔的天地。 　　斯诺的许多中外故交和亲人现在在北京聚集一堂，纪念这位伟大的作家、记者和中国的好友逝世十周年。让我们借此机会向所有毕生为进步和友谊奋斗、富有成就而又不牺牲原则的人们致敬。埃德加·斯诺就是其中的一个。 　　 纪念埃德加·斯诺/刘力群主编.—北京：新华出版社，1984.8